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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團結工聯運動剛剛開始，1979年三月，布蘭迪斯在日記中寫著：「社會厭惡政府當局，但卻充滿了無力感。人民依然有所顧忌──薪水、住宅、小孩要上大學、休閒旅遊、日常生活。這些顧忌就足以讓民眾心存畏懼了。」

還好，無力的波蘭社會，得到了一劑幸運的強心針。曾經擔任過波蘭格拉高夫主教，剛當選的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回到波蘭訪問。在教宗到訪前幾天，波蘭上上下下流傳著恐怖的預言──數萬名農民將湧入首都華沙，帶來「疾病、排泄物和屍體」。幾千民眾將在群眾推擠間遭到踐踏死亡。不過，當那天真的到來，預言並沒有成真。

布蘭迪斯記下了：「路上行人有一種不一樣的行走方式，步調與節奏都不同於以往……群眾緩慢地移動，沒有人互相碰撞，大家都讓路給別人。」現場完全看不到警察，「為數如此之多的群眾互相打氣，對自身龐大規模的感動強化了自信與力量。」另外一位波蘭作家瓦倫諾維茲則直接了當地說：「大家變勇敢了！」

若望保祿二世在波蘭發表了演說，演說中避開了對共黨政府的直接挑釁。然而，教宗看來平淡無奇的演說，卻給波蘭社會帶來了壯闊的波瀾。波蘭人民在教宗的語調中，聽到了一種波蘭官員從來沒有的東西──真誠，代表自己，而不是代表某種官方謊言說話，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用課本上規定的陳腔濫調說話。還有，教宗肯定基督教信仰，也就清楚指出了一件事實──共產黨的無神論，不是唯一的真理，在共產黨意識形態之外，存在著別的道理，別的思考。

若望保祿二世回到格拉高夫那天，有三百萬民眾參加了他的戶外彌撒。因為教宗訪問，西方媒體群起注意波蘭狀況，而三百萬有序不紊，莊嚴寧靜的群眾，震駭了去到波蘭的媒體記者。波蘭在那一瞬間，成了世界的中心，每個波蘭人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那一瞬間，國家權力，相較於群眾，相較於外界的助勢，變得不再重要，而且，那一瞬間創造出來的空間，由三百萬人定義的空間，完全不受國家法令規範。波蘭人不害怕了，他們發現，沒有國家的介入、幫忙，他們還是可以完成很多事，甚至能夠完成更多國家做不到的事。

團結工聯運動，在教宗訪問後，正式成長為讓波共害怕，最終將波共趕下台的巨大力量。

朋友問我覺得「倒扁」靜坐活動少了什麼？翻出波蘭的歷史資料，我的答案是──少了一個讓群眾可以感覺到自己是世界中心的事件，一個能夠吸引更多外界眼光注意台灣的機會；當然，更少了三百萬，而不是三十萬，有信仰、為爭取實踐信仰而上街頭的群眾。

>>>>2006/09/14 聯合報 聯合副刊

二○○五年初的寒冷夜晚，無名小站的站長群簡志宇、林弘全、邱建熹三人拖著疲累步伐，在夜半時分爬上一棟四層公寓的加蓋頂樓，準備鑽入橫在簡陋客廳地上的三綑睡袋。當時他們只想溫暖地睡上一覺，誰也沒想到，當時看似落魄的他們，創造了今日台灣流量第二大的網站，僅次於成立已有九年的台灣知名網站雅虎奇摩。

無名小站，一個結合部落格、網路相簿、社群和電子布告欄（ＢＢＳ）的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目前擁有二百五十萬有效會員，會員人數每天以五千到一萬人的速度增加中。

每天牽動二十萬名網友的心
根據Alexa網路流量資料，無名小站的全球平均排名已晉升為第三十二名。無名小站的流量超過了全球最受歡迎的相片網站Flickr（排名四十），也超過了美國網路元老ＡＯＬ（排名三十六），和ＣＮＮ網站的排名在伯仲之間，勝過日本的樂天市場和Livedoor，也強過Digg。

締造這項台灣驚奇的，是六個不到三十歲的七年級生，而整個無名小站的使用者，也有六○％是年齡在十六到二十四歲的七年級生，再加上八％的八年級生。

這樣一個由年輕人搭建起來的Web 2.0網站，如果晚上忽然當機一小時，估計有二十萬個年輕人手足無措、失魂落魄而不曉得該做什麼好。當然就更別提這樣的超人氣網站，已經吸引廣告客戶的目光，今年營收將上看兩億元台幣，預估其中有五成來自廣告收入。

無名小站是在二○○五年初決定商業化的。頂著光頭，綽號小光的林弘全，現在是無名小站的產品發展事業部協理，說起那時，「因為熱水器裝在室內，窗戶不能關，我們就像在戶外睡覺的感覺，早上醒來，感覺胸前一片露水，起床後手腳僵直，又立刻趕往辦公室去修改程式。」

靠著天時．地利．人和竄起

「如果人生是趟旅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跟團』嗎？傻呼呼地跟著團走， 結果永遠看不到期待的風景。那麼，這趟旅行，豈不無聊透頂？」

人類建立了制度，努力維持制度運行，然而，制度的種種標準規範，卻又回頭主宰著眾人的行為與想法。那麼請問，人與制度的關係，究竟是大於、等於，或著小於？

在創作時，侯文詠屢屢企圖為此找到正確解答，但聰明如他，至今也尚未能夠解開這個「迴旋邏輯」似的詭譎習題。《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兩本小說，分別討論醫療、教育的制度問題，隨著情節發展，大快人心的結局幾近呼之欲出，這才發現，其實主角終究還是迴旋於制度之內。或許，侯文詠真的難以找到萬無一失的標準答案，於是只能留下無解之解。

即便，他已證明了自己的確能夠脫離制度。

「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

1997年，侯文詠36歲，毅然辭去台大醫院主治醫師的工作。「我應該可以繼續往上爬，至少，可以混個醫學院教授來當。」他預想著自己在醫院制度之內的未來，一條恐怕沒人願意放棄的路，「但我很清楚，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因此我必須跳開。」

要跳開的不只是醫院制度，還包括了整個社會體制長期型塑的刻板價值，「在我的老家，有人當醫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說到作家，恐怕沒人理你。」以此延伸之後，你會發現侯文詠竟也擺脫了父母的期待，即便這份期待包含了絕對的溫柔，但誰說不是一種最強大的制約力量？

依據侯文詠的記憶，關於「離開醫院」這個念頭，他至少想了十年之久，「我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才確定自己累積了足夠的實力和經驗。在我眼裡，這些實力和經驗就像籌碼，一疊疊地累積，終於足夠讓我擺脫重重制約、換得自由。」

原來，侯文詠是個會「算計」的傢伙！「我常在想，當了這麼些年的醫生，寫了這麼些本書之後，究竟，這些籌碼能為自己的未來兌換什麼？」1997年，當侯文詠再次算計這個問題時，腦海浮現出了兩組選項：A、榮耀與權力；B、更多的自由時間。當然，他選了B。

「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拜託，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

「一方面，我本就渴望更多的自由時間；另一方面，如果我不跳開，那麼，我恐怕會成為集名醫、名教授、名作家於一身的『典範』，而在我的觀念中，這種典範，其實只是一個『社會要的謊言』。」

「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話似乎說得重了些。他解釋，普羅大眾所期待的典範，其實只是社會制度底下的一個樣板，藉此，狹隘地定義了何謂「成功」。人們渴望成功，開始循著體制內的階梯努力攀爬、競爭，甚至鬥爭。然而，這塊樣板是如此高高在上，於是，體制內的多數人，窮其一生心力恐怕都無法享受成功的喜樂，「你想，這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生啊？」

至於那些制度外的「份子」，下場並沒有好到哪去，因為他們棄離了多數人的標準，於是，也就像是一種尋常社會裡的不正常，一種畸形，成了遭到摒棄、遭到漠視、不被關心的一群。「如此看來，制度顯然存在許多違反人性的晦暗，而制度裡的每一個人、每個典範，就組成了共犯結構。」

「所以，你們今天來採訪我，拜託，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真的，其實我也很俗、很普通，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準時收看白色巨塔！」忽然，沉重的討論裡，蹦出一個侯文詠式的幽默。

「決定寫長篇小說後，我開始重組拼圖，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表達的核心價值。」

沒錯，在離開醫院工作之前，「侯文詠作品」就是風趣幽默的代名詞，其所展現的搞笑程度，幾乎可以用「境界」二字形容。《頑皮故事集》、《淘氣故事集》、《烏魯木齊大夫說》，乃至於《大醫院小醫師》、老婆系列等，無一不是在極具喜感的詼諧筆觸之下，提供讀者一個笑看世事的新鮮角度，也為讀者營造一個樂觀開朗的處世空間。

於是，當《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忽然用了這麼赤裸深沉的手法，毫不留情地揭開制度面的暗瘡之後，人們難免開始懷疑，「他發生了什麼事？」一向幽默風趣的侯文詠，對這世界的觀感改變了嗎？

「觀感、態度、角度，什麼都沒變啦！」侯文詠開始解釋，無論是搞笑或者深沉，其實，創作的原點多半還是回到開宗明義的那個大哉問──人與制度的關係。「如果有變，那就是我的自由時間變得更多了，多到可以開始創作長篇小說。」

或者應該說，侯文詠前、後期的作品，雖然呈現方法大異奇趣，但實則具有一貫的本質。「過去的散文、短篇故事，就好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圖，在決定寫長篇小說之後，我開始蒐集、重組這些拼圖，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要表達的核心價值，而它的樣貌，自然也就不會只是一塊拼圖而已。」

可以想像，當我們把許多荒誕的情節彼此相連，赫然發現原來整個世界都很荒誕，那麼，就算還能笑得出來，恐怕，也是基於一種黑色的幽默。如此思考之下，「頑皮故事」裡面小小男主角為了獲得上台表揚機會的怪誕做法，加上「烏魯木齊大夫」對那個準備革命的考生所提出的搞笑建議，好像真的也就形成了《危險心靈》故事背後的真正核心。

「如果制度有生命，人的思考就是DNA，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

「除此之外，剛好，我也認為在當前這個環境當中，小說對社會的影響力是最深刻的。」侯文詠表示，相對於散文或短篇故事，在長篇小說的結構裡，作者的形象可以藏到深處，相反的，故事主角的形象，則更容易投射在讀者的內心，產生共鳴。

「沒錯，《白色巨塔》與《危險心靈》的結局都是無解，但是透過無解，才能讓讀者開始獨立思考。」侯文詠開始闡述自己的創作企圖，「我相信人的心裡都有分辨善惡的能力，因此，當制度裡的人開始受到小說引導，能從更高的角度觀望制度全貌，開始思考何者『當為』或『不當為』之後，制度的樣貌自然也會開始改變。」

「如果制度有生命，人的思考，就是這個生命的DNA，畢竟，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啊！」侯文詠或許已經不當醫生，但跳脫了醫院制度的他，卻能從更高的位置執行手術，試圖為這生病的制度，徹底改造DNA。

侯文詠再次開始扳著手指算計起來：「兩本小說的讀者差不多有六十萬以上，改編成電視節目後，不是我臭屁，但我想收視觀眾應該會有百萬以上，你想想看，台灣的人口並不太多，這場DNA改造工程，贏面其實不算小哩！」

「如果人生是趟旅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跟團』嗎？」

嘴巴上說沒有答案，但是擺明了，侯文詠正在努力證明人的價值絕對可以大於制度，成功的定義也絕對不會只是制度內的那個樣板。侯文詠舉例：「蔡康永的父親過世時，康永哭得非常傷心，據他說，他最感念爸爸給了他絕對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往往是不被社會制度的標準所認同的，「你看，這是一個成功的父親，但成功的原因是脫離體制的。」

再想想，何謂成功的人生？「對我來說，成功非關成就，只要能夠享受生命，永遠保持熱情與好奇心，就是成功。」侯文詠強調，每個人都該思考「自己是什麼」，在自己的內心裡，找到一個最讓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然後勇於追求，即便這方樂土似乎並不屬於制度的象牙塔內。

「當然，我並不鼓勵每個人都自我放逐，也不是鼓勵大家衝撞制度。」侯文詠試圖找個具體而適當的比喻，為「人」與「制度」的關係做個結論：「如果人生是趟旅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跟團』嗎？」如果覺得導遊安排的行程合你胃口，保持熱情跟下去吧！但若明明想去別的地方，卻又不敢走自己的路，「傻呼呼地跟著團走，永遠看不到心裡期待的風景，那麼，這趟旅行，豈不無聊透頂？」

>>>>2006/9月號 ３０雜誌

    講兩個真實的故事。有個新聞同業，駐外。每次回台灣，別的不重要，先買「綠油精」。因為國外沒貨，所以一買都一大包。也不是仙丹，也不治啥病，也別以為他工作繁重，隨時得提神，都不是。他知道自己用這玩意用出癮頭了。隨時都得拿出來抹一下，身上的綠油精味道，濃到不行。他還自招，他家裡的味道更濃，終年不散，朋友上門都勸他。沒用。沒安全感。

    還一個，當過兵的可能都有這經驗，我也遇過。那時部隊駐地偏遠，阿兵哥一有小病小痛，看病挺麻煩。營裡配了個醫官。藥全在個小藥箱裡頭。真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就偷笑了。醫頭跟醫腳的藥，根本沒差。他說，他也沒辦法，就這幾種藥，吃了、抹了他保證不出事，他都當安慰劑用。
 

幾次受邀評審大學或高中的文學獎，都有不同的收穫，也從投稿作品的題材與風格裡，看出新世代文藝青年關注當代作家的趨勢。 

有別於網路文學裡大量充斥的腦殘式校園愛情，「為賦新辭強說愁」是校園文學獎作品的最大特色，可能是年輕作者最擅長的展演。若非參與評審，我絕對想像不到現代青年的煩惱如此沈重。回想起十年前自己還是高中時認識的那些文藝青年，他們的作文簿裡也是「感時花濺淚」的高感度憂鬱，想必這種歷久不衰的愁緒，是世世代代文藝青年的傳承的火炬。

那麼，如何燃煮愁緒呢？大家有志一同的，都以「成長」當作大宗題材，在筆調上，文學一哥駱以軍是競相模仿的對象，其次是朱少麟，偶而出現幾篇用大陸腔調說話的文章（文藝青年們，我們這裡沒有人這樣說話！）。若在作品堆中看見模仿我的語言句型或出自我小說台詞的變形，我就會犒賞自己一天的好心情。

此外，魔法師、騎士、半獸人、妖精、吸血鬼構築的奇幻世界是校園文學獎第二大宗。線上遊戲的「元素」取代了真正「奇幻的想像」，魔獸世界跟天堂兩款遊戲都劇烈影響創作的樣貌。可以看得出大家對於設定職業與種族非常有興趣，也迫不及待在文章中穿插大量的註釋，告訴讀者某個發生在異世界裡的歷史事件是怎麼回事，讓角色唸出長達百字呢呢喃喃的咒語更是一種寫作時尚。文學來自生活中的所見所為，每個世代都有不同的養分，六年級世代如我被大量漫畫與電影所飼養，七年級八年級的文學則多了線上遊戲餵食，採用線上遊戲的元素進行寫作一點都不奇怪，但如果作品只是一昧地複製遊戲裡的故事動線，很難產生新意。

相形之下，武俠小說就相當罕見了。魔法勝過內力，騎士帥過俠客，我多少感到黯然銷魂。偶而驚鴻一瞥，我都會精神抖擻。

雙胞胎的題材也屢見不鮮，最常看見其中之一宰了另外一個取而代之、多年以後真相大白。或是雙胞胎從小失散，帶著各自的命運相逢，這命運通常是象徵光明與黑暗。應該看得出來我在諷刺吧？最浮濫的作品要開創新意也最困難，所以未來還是想看見雙胞胎題材的大破大立。

妙的是，傳統名校的校園文學獎作品最是四平八穩，筆調細膩很有技巧，擅長提煉題材，但在創意的表現上反而不如一般學校文學獎裡天馬行空的大膽，也就是說，前者好程度，後者卻更好看。我猜，大概是彼此對評審的喜好壓寶不一吧？

文學獎有時評審只我一人，那很好辦。若達三人時大家得親自到場討論並頒獎，慣例是所有評審所見略同，畢竟作品好就是好、糟就是糟，到場只是決定名次的差距。有一次而第三位評審給的分數幾乎與我跟另一位評審大相逕庭，他認為的好作品我幾乎都看到恍神，我忍不住問他標準在哪。他認真說道：「我比較喜歡意義不明、容易看不懂的文章，因為比較有思考性。」我大駭，又問：「那你最後有看懂嗎？」他答：「並沒有。」我只能在心中吶喊：「天啊！那就很可能是寫不好啊！」

我很喜歡當面告訴所有參賽者我的感想與建議，甚至把我劃滿紅線與標示好句子的稿件交給他們紀念。但也有驚嚇時刻。某次評審中部某文學獎後，一位作品得到低分的作者立刻跑到我前面，咄咄逼人要我給個「她能滿意」的答案，我詳細舉列我的看法，但她隨即一一反駁，好像是我無法理解她的文章精髓，搞得我汗流浹背。其實文學獎是互相比較產生分數高低的，最好的、又不傷人的回答似乎是：「分數會低不是妳寫得不好，而是別人寫得比妳好。」

>>>>2006/9/10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有一首詩被剪貼在我早年新詩教學的講義裡，詩題叫〈優伶〉，作者註名是鄭愁予。但始終未見收錄於鄭愁予的任何詩集或詩選中，包括堪稱定稿的《鄭愁予詩集Ｉ》（收到1968年）、《鄭愁予詩集II》（1969~1986），以及1993年出版的單行本《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均無該詩的蹤影。由於詩作本身是鉛字打的，顯然是報章雜誌剪下影印的，作者的名字卻是我用手寫補上去的，時日一久，不免心生猶疑，自己都開始踟躕該詩是否鄭氏本人所作。近年雖與鄭前輩有數面之緣，但皆在餐會或參訪途中，當時並未想起此詩。

今年四月，得一機緣，前往兩廣邊界的信誼市參與有關鄭氏詩作的研討會，方有較長時間與之略有互動。由於路途遙遠，來回皆夜睡於改裝成臥鋪的遊覽車上，窄擠而難翻轉，顛簸近十小時，鄭氏夫婦及←弦均高齡七十餘，皆未叫苦，讓港台隨行的中生代詩友、學者也只能將就假寐，一副「甘之如飴」狀。由於來回行程緊湊、馬不停蹄，一直要到臨別晚宴前夕，酒酣耳熱，鄭氏仍正一路忙著賦舊詩，與寫古典詩的香港文友相與唱和，眼看再不把詩拿出來相詢，可能又要失之交臂。我將那張舊得有點發黃的講義攤在他面前請教他，他先是一驚，然後相當興奮地說：「有兩首詩發表後，始終找不到，這是其中一首。」

至於年代，他說記不清了，應是在文革（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末期第一次天安門事件（1976年4月5日，屠殺約二萬人）之後。當晚我即將另一份影印稿給了他，隨即被大陸詩友要了去。詩壇皆知鄭氏行事殊異，不輕易答應讓人收錄任何詩作於大小詩選中，該夜他一高興，即一口氣就讓聯文收了他許多詩到幾本選集中，我也趁此良機，請鄭氏允許將〈優伶〉收到一本新編的讀本內。

此〈優伶〉一詩雖是鄭氏多年前舊作，今日重讀，依舊是語語凝練、字字珠璣，反諷與幽默兼具，可深切體會到詩人對「在上位者」把「人民」經常掛在嘴上，心裡卻完全沒有「人民」的那種「痛心疾首」的感受。由於「失傳」近三十載，有必要「重新出土」一下， 現抄錄於下：

〈優伶〉 ◎鄭愁予

———在一個有偉大人民的國度中，

他曾經耕種……

而人民卻在陽光中取走了溫暖。

他想吃 人民從鹽中奪取了鹹

他想睡 人民從夜中奪走了黑暗

他想死 人民從血中奪走了紅

喜歡「小太陽」林良的人請舉手！1、2、3、4、5、6、7、8、9……可以說，從年紀最大的大朋友1年級生到年紀最小的小朋友9年級生，凡看過他寫的童書、聽過他講的故事，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喜歡他們家那三個小太陽、喜歡他們家那隻白狐狸狗斯諾，更喜歡他永遠的笑咪咪，永遠的和藹親切，永遠的好爸爸模樣，永遠的……不曾皺過一次眉頭；而林良則說自己是一個「永遠讓步的人！」

和諧溝通 生氣不發作
民國13年出生，今年82歲的林良，面帶優雅笑容，用他一貫平和的語氣說：「人與人相處，不論是親情，愛情，友情，那個關係就像一個珍貴的古董，一旦打破雖然可以再黏好，但是已經無法恢復原狀。所以，要珍惜，不要隨便破壞。」他說，人難免會遇到不開心的事，「我的方法就是彼此和諧溝通，凡事好解決。也就是說可以生氣，但不要發作；如果要發作，也要用不傷害對方的方式發作。」

要生氣很容易，可是要控制不發作，很難吧！

林良說：「生氣的時候就喝水不說話，保持沉默，和平的離開，或者明天再發作、下星期再發作！也許等到明天、下星期就不生氣了啊！生氣發作會破壞和諧傷害別人，等到後悔就來不及了。」

林良說了一個故事。美國南北戰爭時，北方軍隊原本有機會拿出全副力量追擊南軍，控制戰局，但是因為北方將領一個猶豫，不敢追擊，於是給南軍一個整理殘局、捲土重來的機會，以至於後來戰事再起。林肯當時寫了一封信痛罵責備這位將軍，但他只將這封信放在抽屜裡，從未寄出去。

這個故事不僅讓年輕時的林良深受感動，也讓他從此領悟到「生氣不發作」的可貴。因此，他一直把「保持和諧、不發作傷害別人」列為做人處事的目標。

生活飲食 不刻意定原則

命名如同一根神仙棒，掌權者隨手一揮即可改頭換面。中正國際機場改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行政院展現空前行政效能，從陳水扁總統在凱校演講宣示更名之後，一個月不到，行政院會立即通過，機場立即換牌。

對扁蘇來說，機場更名案是最簡單不過的「重大施政」，但政府作為不能老愛搞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應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國際機場作為國家門面，我們到底要向國際社會，傳達什麼樣的訊息與意象？

我政府依據國際慣例，指全球機場均以地方名馳名全球航站，又以漢城改為「首爾」，作為中正機場「正名」的正當性。不過，「改名」只是一場「贏家通吃」的遊戲，絕對不可能皆大歡喜，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意。

畢竟，國際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是有選擇性的，雖然壓抑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名稱，但也凸顯日本殖民的地名色彩。因為，早期原名為桃仔園的「桃園」，是日本殖民時期正式敲定下來的地名；何以民進黨政權專挑與中正、中山、建國等有關的名稱改名，反而對松山、岡山等日本地名視若無睹？

命名、權力與國族認同，其實是三位一體的象徵。蘇貞昌走馬上任以來，對外號稱「實事求是」內閣，但不應掌握命名權之後，侷限在阿Ｑ式「精神勝利法」的符號遊戲。

從半年前開始，行政院首度跳過內政部，自行通過三一四定為反侵略日，因中共去年當天通過《反分裂法》，要國人引以為戒；蘇內閣日前也表示，要為外籍配偶正名；最近，則是要把中正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這些都不脫玩弄「符號遊戲」的風格。

號稱「實事求事」的蘇內閣，到底做了多少實事，要帶領我們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對於他信誓旦旦要改善的治安，是否能負責的檢視。如果無法解決當前關鍵的外交、兩岸、內政等問題，何妨也改個名吧，乾脆換成為「精神勝利」的蘇內閣，如何？

>>>>2006/9/7 中國時報 特稿

從一本攝影集子裡看到這張舊照片，大跨頁，一張臉，小學生學造句如果不知「歷盡滄桑」何所指？一臉深摺子硬肉、短髮亂長鬍渣子不剃、眼神不見底的模樣就是。攝影家寫了幾行文字，那年已是中國第五代成名導演的田壯壯，還在被禁止從事電影工作期間，到其他導演朋友拍片現場探班，攝影家隨手按了幾下快門，成了傑作。旁白還說，官方後來發給恢復工作證明文件，田壯壯裱了起來，掛在牆上。

一九九二年殺青的「藍風箏」，官方審查不通過，九三年在東京影展得大獎，中國代表團退席抗議，事情鬧大了，田壯壯被判「三年不許拍電影」。從此十年沉默，直到重拍費穆的「小城之春」，田壯壯才再用電影說話。這樣的像是拿手術縫針將一個電影導演的嘴縫住的刑罰，十三年後的今天又再發生，以「蘇州河」成名的第七代導演婁燁，新作「頤和園」未獲官方審查通過，參加坎城影展，婁燁被中國電影局處罰五年內不得拍片。

兩個月前，台灣清華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辦了一個小型的「中國影展」，使「藍風箏」初見天日，在台北市和新竹市各有一次「海峽兩岸」公開首演，數百觀眾反應熱烈，田壯壯寫實的語言十多年後在海峽彼岸依然能發出感人的力量，市民與學人也曾共同探索，那讓統治者非得強行禁制抹去的人民共同記憶是什麼？

田壯壯在拍攝「藍風箏」之前，他的前輩老師就曾一再提醒，「拍什麼都行，就是別拍『十七年』。」但田壯壯，一個電影作者，最難抗拒的誘惑，就是說自己的成長故事，那剛好就是中共從建政到整風、反右、直到文革開始的那十七年。當權者已將文革浩劫的禍首定為四人幫，你若要追問那惡的源頭，回想一步一步時代怎麼荒謬的走來，成長的任何記憶都是揭露。人民的記憶就是當權者的禁區，田壯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其實，從藍風箏以後，張藝謀的「活著」、張元的「過年回家」、婁燁的「蘇州河」、姜文的「鬼子來了」、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接連被禁，表面的理由都是「違規參賽」。二○○一年王小帥被當局「停止在中國電影集團參與一切創作、製片活動」，最慘的當然就是婁燁這次「五年內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業務」，同時受處罰的還有製片人耐安，「頤和園」及其所有收入被電影局查封。

我沒看過「頤和園」，讀過坎城影展期間三十多篇西方影評，基本因為在亞洲週刊上看到評論家林沛理痛罵坎城影展主席王家衛「趨炎附勢、明哲保身」，不肯幫「頤和園」一把，讓已陷入險境的婁燁在國際影壇有一線生機。「頤和園」是講九十年代三個中國大學生的愛情故事，西方影評拿來和貝扥魯奇「巴黎初體驗」並論，明寫「性與愛情」的覺醒，暗喻一場政治革命的許諾與失敗。婁燁說，「頤和園」是純愛電影，而「六四」就是「一次戀愛的感覺」。沒錯，婁燁拍的就是「天安門世代」的成長記憶，性命交關的愛情。

又一個電影創作者的生命被判禁梏，你會問，也該問，為什麼他們還要以影犯禁，不休不止的說自己成長的故事？

>>>>2006/9/7 中國時報 A4 獨立評論

我家附近有阿多咖啡店，我經常去光顧，因為店名雖然叫阿多，客人卻遠比星巴克少。咖啡店一定要人少咖啡才煮得好，而且貝果不容易被別人捷足先登搶走。

貝果從前譯作去水麵包圈，現在好像都改譯為貝果，我以為今譯較佳。去水麵包圈聽起來就很難吃，不如貝果既有貝又有果（雖然其實兩者都沒有）。星巴克沒有貝果，這是阿多咖啡店另外一大好處。由於客人少，這家咖啡店每天只預備個位數的貝果，帶甜味的大約四五枚、帶鹹味的只有兩三枚。女生大都偏愛甜貝果，但是我總覺得鹹貝果才是真正猶太貝果。鹹貝果有許多種，阿多只預備黑芝麻貝果和亂世貝果各一枚，因為顧客往往也只有兩位，一位是我，另外是位熟女。

我比較喜歡黑芝麻貝果，上面厚厚一層黑芝麻，如果兩面烤得焦黃塗上牛油，真是比燒餅還好吃。亂世貝果上面則亂七八糟黑芝麻、白芝麻、大蒜等等什麼都有，也沒什麼不好，就是口味比較鹹。亂世貝果的英文名字是Everything Bagel，我稱之為亂世貝果，因為亂世就是這樣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亂世貝果必須塗上厚厚一層奶油乳酪遮過鹹味才好吃，這就是節食的人不可置身亂世的道理，但是人往往身不由己。

熟女和一般女生不同，她不愛甜貝果，也喜歡黑芝麻貝果。每天我倆比賽誰先到阿多，有德者居之。熟女其實是個小老太婆，但第一搞不好她比我還年輕，第二稱為熟女比較富有想像空間。我說熟女，您馬上就會有浪漫聯想，說不定還羨慕我可能有豔遇。我說小老太婆，您連眼皮抬都不抬，人就是這麼現實。所以日本人創造出熟女這名詞是有道理的。從前的報紙，女子被謀殺一定稱為豔屍。其實屍體何豔之有？刺激人們SM的幻想罷了。

今天熟女的桌上一杯黑咖啡一盤黑芝麻貝果，看到我進門就對我嘻嘻笑，我知道又輪到我吃亂世了。坐在阿多咖啡店裡，冥想人生的悲歡離合。這家阿多喜歡播放義大利歌劇。年少無知時自以為有深度，喜歡聽交響樂，現在反而喜歡歌劇，因為終於明白人生的悲歡離合就如歌劇情節般亂七八糟，人聲也比器樂好聽。以前總以為我們的上一代什麼都經歷過，現在覺得我們這一代更加幸運。能夠享受到兩大改變溫度的偉大發明（冷氣機和微波爐）不說，歷史正以加速度進行，在現今世界上找得到過去歷史的每個片段，這也就是我說的全史的概念。

全史不只是指時間而言，也指空間上的展開。例如阿某之亂起自宮中，這是過去中國歷史常有的情節。又如某嫂周圍的三姑六婆可能是貪弊的溫床，貪弊案在某種程度反映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對立。歷史上的南北戰爭都是工業北方對農業南方，三姑六婆和南北戰爭其實極有關係。又如有人認為某某某的能力似乎較差，但是正好可成為第一代開國之君之後的守成之君。歷史上所謂文景之治、平章之治都是這樣的治世。另外一個講法是老子說不敢為天下先，某某某最好的辦法也是不敢為天下先。這麼說來，今日台灣的亂世正是中國歷史的微型再現了。

我常常思考為什麼有的時代人才輩出，有的時代則沒有人物只有怪物？我的答案是不同的時代實現了不同的競爭理論。至少有兩個競爭理論。操縱學大師韋納的競爭理論：一池青蛙，一蛙鳴則眾蛙鳴。武俠小說的競爭理論：一籃子毒蠍，只能鬥出一隻最厲害的毒蠍。一池青蛙同步培育但是彼此不衝突，遇到類似的挑戰就有類似的反應，這是人才輩出的時代。一籃子毒蠍彼此衝突自相殘殺，所以只有一隻最厲害的毒蠍出線，例如阿某就是一籃子毒蠍鬥出的最厲害的毒蠍。這是兩個競爭理論不同之處。台灣的政治環境，使所謂的民主政治變成一籃子毒蠍鬥爭的環境。這政治環境不改變，將來還是一蠍獨大，不會眾蛙齊鳴。如何創造同步培育但是彼此不衝突的環境？地方太小是問題：池子太小青蛙只能相殘。菁英政治也是問題：菁英就是可能成為有權有勢者接班人的候補，所以自以為是菁英的知識分子和準知識分子不可能造反，嘴裡說說做做樣子而已。兩岸三地倒有可能實現韋納的競爭理論，可惜台灣人目前聽不進去，再回頭已百年身。

不知不覺一枚亂世貝果已經吃完，這就是我的早餐加午餐。我向熟女揮揮手，不帶走一片乳酪：再會，明天再看鹿死誰手，黑芝麻貝果究竟被誰吃到，亂世貝果究竟落誰家？

>>>>2006/9/6 聯合報 聯合副刊

頑童張大春 被編輯老婆退兩次稿

翻譯／黃榮棋

1909年，古巴西洋棋王卡帕布蘭卡（Capablanca）在一場表演賽中，一人獨對數十位業餘棋士。卡帕布蘭卡在棋桌圍成的圈子內走著，依序輕瞥每個棋盤兩、三秒之後，下了一步，而外圍的業餘棋士則等棋王在所有棋盤都下了一步之後，開始沉思回應之道。比賽結果一面倒，棋王贏了全部28局。這場表演賽是卡帕布蘭卡巡迴比賽中的一場，他連贏了168局。

他怎麼會下得這麼好、這麼快？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他能想幾步棋呢？據說卡帕布蘭卡是這麼回答的：「我每次只會想一步棋，但總是正確的一步。」

卡帕布蘭卡短短一句話，正是後來心理學研究花了一世紀才得到的結果：西洋棋大師（chess master）比新手強的地方，主要在最初幾秒的思考。這種知識導向的快速感知（perception），有時稱為統覺（apperception），在其他領域的專家身上也看得到。就像大師記得住比賽中下過的每步棋一樣，訓練有素的音樂家也經常可以記住只聽過一次的奏鳴曲樂譜。而且就像大師能在瞬間想到最佳棋步一樣，有經驗的醫師有時也可以在看了病人幾眼之後，就做出正確的診斷。

不同領域的專家，如何擁有如此非凡的技巧呢？其中有多少是天生的？又有多少是密集訓練的結果？心理學家在研究了這些西洋棋大師之後，找到了答案。這類研究在一個世紀中累積下來的結果，產生了一個新的理論，可以解釋心智是如何組織並提取訊息的。更甚者，這項研究可能還對教育工作人員意義重大。也許棋士用來鍛鍊技巧的方法，也可以用在課堂上，教導學生的閱讀、寫作與算術。

認知科學的最佳研究對象：西洋棋
人類的專業技術始於狩獵，這項技巧攸關人類祖先生存。經驗老道的獵人不僅知道獅子曾待過的地方，也能判斷出獅子會往哪兒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福勒頓分校的波克（John Bock）說，許多研究指出，孩童成長的過程中，追蹤技巧會以「線性方式一直增強，直到30多歲才停止」。腦外科醫師都不用訓練這麼久。

如果無法證明自己具有遠遠超越新手的優勢技巧，就不能算是個真正的專家，充其量不過是個有證書的外行人罷了。當然囉，這類人比比皆是。20年來的嚴謹研究指出，專業選股投資人的投資不比業餘人士來得成功；著名品酒師的品評能力也與村夫差不多；而擁有一疊證書的精神疾病治療師，也不會比認證較少的同業，更知道怎麼幫助病人。毫無疑問，像是在教學或商業管理的領域中，的確有專家的存在，但也經常難以測量，更不用說去解釋他們的專業能力從何而來了。

但西洋棋技卻可以測量，並且能將棋技分解、個別進行實驗測試，也很容易在自然環境（比賽廳）中觀察。正是這些原因，讓西洋棋成了檢驗思考理論的最佳單項實驗，有人稱之為「認知科學的果蠅」（果蠅是生物學重要的實驗動物）。

比起其他的遊戲、運動或競賽活動，西洋棋技的測量更進一步。統計結果可以用來評估棋手最近與先前的表現，再根據對手的程度，來決定勝局的機率。統計結果得出的選手評分，能夠預測比賽結果，而且出奇地可靠。如果甲選手的評分比乙選手高出200分，甲選手就有75%的機會贏乙選手。這樣的預測適用於排名最前面的或是一般的選手。蘇俄西洋棋特級大師（grandmaster）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的評分是2812，若與評分2616、排名第100名的荷蘭西洋棋特級大師亭曼（Jan Timman）較量，將有75%的勝算。同樣的，在美國的賽場，評分為1200的中等程度棋手，在面對評分為1000（排名約為後40%）的棋手時，也一樣有75%的勝算。評分制度讓心理學家可以用專精程度、而非名聲，來評估一個棋手，同時也可以針對特定的棋手，追蹤其職業生涯的棋技變化。

認知科學家會選擇西洋棋當做研究模型，而非撞球或橋牌，有另一個理由：西洋棋的名聲。用德國詩人歌德的話來說，是「知性的試金石」。長久以來人們將西洋棋大師的棋技歸因於其魔法般的心智能力，而最厲害的表現，則是進行不看棋盤的盲棋。1894年，共同發明第一個智力測驗的法國心理學家比奈（Alfred Binet），要西洋棋大師描述他們是如何下盲棋的。比奈原先以為大師運用腦中幾近真實的棋盤影像，但不久後他就了解到，大師在下盲棋時，所「看」到的東西要抽象得多。大師看到的不是騎士（馬）的鬃毛，也不是木材的紋路，而是騎士與其他棋子的相對位置的全盤概念。這與通勤者對地下鐵停靠站的內隱知識（implicit knowledge）是類似的。

下盲棋的大師還提供了另一項知識的細節，這是有關目前的棋局與曾經下過的棋步中，重要部份的記憶。我們或許可以說，大師多少記不得士兵的確切位置，但他可以從典型的開棋策略開始（開棋部份已研究得相當徹底，沒有多少種開棋走法），找出士兵應該出現的位置。或者他可以記得之前棋步的邏輯，例如推敲著「前兩步沒有逮到主教，表示士兵一定擋在前面」。大師不見得需要時時都記得所有細節，因為他可以透過組織良好的連結系統，重建任何特定的細節。

當然，如果擁有這種複雜結構的知識，不僅可以解釋下盲棋，還可以解釋大師的其他能力，像是計算棋步與計畫策略，那麼西洋棋的專業知識就不會是依靠天生的能力，而是特殊的訓練。荷蘭心理學家德葛魯特（Adriaan de Groot）自己是西洋棋大師，1938年，他利用荷蘭舉行的一次大型國際比賽的機會，比較了世界頂尖特級大師、一般棋手、有實力棋手後，也證實了這種想法。他所用的方法是要求比賽選手針對該場比賽的一局棋，描述他們的想法。他發現，西洋棋高手（expert，大師的次一等級）的確要比棋技較弱的選手，多考慮了幾步棋，但大師或特級大師所考慮的棋步沒有再增加。一如卡帕布蘭卡所說，棋下得好的選手考慮的不是更多棋步，而是更好的棋步。

最近的研究指出，德葛魯特的發現，也取決於他所選定的棋局。比起業餘選手，需要全面精確計算的棋局，更能讓特級大師大展身手，他們會深入探討各種棋步可能產生的變化。可以推論，有經驗的物理學家也許偶爾會比物理系學生考慮較多的可能性。不過就這兩者而言，專家依靠的比較是自己知道的結構性知識，而不是原本就比較強的分析能力。面對一盤高難度的棋局，較弱的選手可能會考慮個半小時，往往想了好多步棋，卻又錯失了該下的棋步；特級大師卻可以一眼看出來，完全不必刻意分析。

德葛魯特也讓受測者檢視一盤棋局一小段時間之後，要他們憑記憶將棋局重新排設出來。執行這項工作，就可以看出新手與大師之間棋技的差別。初學者即使是看了30秒鐘，還是只能記得極少數的棋子位置，而特級大師只看了幾秒鐘，往往就可以正確無誤地排設出棋局。這種差異代表著某種特殊的記憶，專責棋賽中經常出現的棋子位置。這種特殊的記憶必然是訓練的結果，因為西洋棋特級大師在一般的記憶測試結果，並不會比平常人好。

橋牌選手記得住許多比賽的牌局、程式設計師寫得出大量的電腦程式、音樂家記得住很長的樂曲片段，都是類似的能力。這種特定領域主題的記憶能力，很明顯就是證明專家存在的標準測試。

專家比較依賴結構性知識而非分析能力，也在一個罕見的案例研究當中得到證實。一位姓名縮寫為DH的選手原本實力不強，但在九年內，成為加拿大1987年的頂尖大師。美國弗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查尼斯（Neil Charness）指出，DH的實力雖然增強了，但不是因為他能更廣泛的分析棋局，而是對棋局陣勢及其相關策略的知識大幅增加的結果。

窺探專家的記憶方式

才說過「很多的報紙我不看，很多的電視我也不看」的陳水扁，昨天又說金孫趙翊安很討厭記者，看來媒體真的讓第一家庭從老到幼的成員看不順眼。

另一方面，陳水扁卻連夜把原定隨團前往諾魯的部會首長拉下專機，只為空出機位讓電視記者能夠隨行採訪；一場外交出訪之旅，卻把記者看得比閣員重要。

看似矛盾的場景與談話內容，充分顯現陳水扁的真實想法：扁討厭監督政府施政、揭露第一家庭不當行徑的媒體，但需要能將他風光出訪傳回台灣的媒體；換言之，在扁眼中，媒體只能是彰顯、營造其正面形象的工具，卻不准當發揮第四權功能的公器。

陳水扁擔任立委期間是「媒體寵兒」；當選總統之初，媒體一面倒地正面報導，也沒有聽到扁質疑媒體不符新聞專業。如今，媒體報導國務機要費報假帳、吳淑珍未依法申請珠寶等事實，只因對第一家庭不利，扁這才跳出來指控媒體抹黑、造謠。

今年六月陳水扁為了回應國親兩黨推動的罷免案，刻意安排一場不准記者提問的「向人民報告」，擺明是要透過媒體來「對人民洗腦」。當時扁聲稱會再安排與記者碰面並接受提問，兩個多月過去了，他不但沒有實現承諾，還持續單向傳播，而且在「利用」媒體的同時，又把媒體批得一無是處。

總統如果認為媒體報導不實，絕對有機會及空間逐一澄清疑點，但扁卻只用一句「媒體抹黑」來回應。如今到了國外，扁甚至把不懂世事的孫子抬出來批判媒體，就是不敢交代扁嫂的珠寶那裡來的？引發質疑的國務機要費帳目又是怎麼一回事？

陳水扁曾讚許「媒體發揮為民喉舌功能」，如果他真心相信自己說過的話，就請回國舉行記者會，對有關第一家庭操守的疑問提出完整說明。

>>>>2006/09/05 聯合報 直言集

畫家董小蕙（1962--）在今年9月個展前夕（8月15日深夜）遭竊賊侵入畫室，將其數年來以老院景觀為創作主題的水彩畫心血60餘件一竊而空，這是畫家最痛苦的夢魘。根據入侵的各種跡象，偷竊者未曾翻檢各處，直接找到水彩畫位置並挑選其中精品整批拿走，且對其他物事不顧；這顯示出竊者不但是繪畫內行且曾經來過畫室，同時也必然看過這些畫作。由於畫家為人低調，出入畫室且看過這批畫作的人十分有限，因此讓畫家備感傷害。畫家痛心無奈之餘，提筆寫下了這封令人動容的信。所有被偷的畫都只剩圖檔，包括文中的這兩幅。（編者）

台北又下起雨來，院子裡滴滴答答，成串的水珠從空中、從葉片上滑落下來，庭前的雨篷奏起了樂章，配合著雨的節奏，我在窗前剛剛畫好一張水彩，是一張灰色調子的院落景致。濕濡的水分還在自動渲漫著，急急簽上日期，我想記錄這一刻的所有存在，我也想告訴這位小偷先生，你偷走的那批畫作雖令我痛心不已，卻也令我盡量在傷痛中激勵自己有更強的創作意志，希望能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說起來，這些水彩作品是我多年辛苦的結晶，我喜歡水彩，它是那樣感性那樣自由，我珍惜對於水彩創作當下的那份最直接最真誠的感受，我不會輕易勉強自己一定要有什麼風格或時下所謂的專業技法，多年來我只是畫我自己的感動，所以從來也沒有正式發表過。如果你想從水彩畫家的名單中去尋找，一定找不到我的名字。最近幾年，我為了記錄這座即將消失的老院子，我用即興快速的水彩為媒材，發了狂一樣天天工作，從2004年歲末至今（2006年夏天），不斷地在陋室裡揮灑著汗水。我的內心既急切又平靜，急切地想要捕捉住眼前的景色，而又平靜地享受繪畫與觀看的過程。小偷先生，如果你喜歡我的作品，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給我讚美？你知道你取走的那一疊作品，是我在這兩年工作中最喜歡的部分？我想你知道，因為成疊作品中我自認為尚可觀的畫作，都在半夜被你挑走了，為什麼當面你不給我鼓勵，卻要用這樣「特殊」的方式傳達你的欣賞呢？

因為你是破門而入，我知道你不會開鎖，所以你不是專業小偷；也因為你挑走了我最喜歡的作品，所以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位頗有專業能力的同行。我要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代？是小偷都有了品味？還是表面上有品味的人其實也可能是個不折不扣的偷兒呢？不免對人性的複雜產生一連串的問號。喜歡藝術的人，起碼應該是個正派的人，而更應該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我的水彩值不了什麼價錢，所以我想不通你偷走我的作品有什麼用處？或許你只是想要借看一下，也許你看膩了，可以用任何方式還給我，讓它們回到我的身邊，但請你千萬不要破壞它們，我真切地懇求，像一位母親以如焚之心，懇求綁匪放過她的孩子，因為孩子還沒有長大。這些作品是我個人的歷程，它們還在成長發展之中，它們甚至都還沒有取名字。

小偷先生，你知道你也丟失了一樣東西在我這兒嗎？你雖順利竊取我的心血結晶，但卻丟失了你的「良知」。如果有最後的審判，那一天你是聽不見天使之歌聲的；不僅如此，依照你現在的品格，我相信你也不會知道什麼是世間的美好，上帝可能忘了給你這一份禮物吧！

朋友們同情我的遭遇，只能勸我再畫就有新的作品。話雖如此，不過許多感覺與時光是不能取代的。小偷先生，你知道我當時是在什麼樣的處境中畫下那些水彩的嗎？因為老院子即將由政府收回拍賣，我白天找房子準備搬遷，夜間在醫院照顧罹癌的親人，每天進進出出，只能利用零碎的時間畫畫，而水彩就是最方便的材料，它在艱困的時光中陪我走過來，這也是我最不捨的原因。一般來說，我是個樂觀又容易釋懷的人，東西丟了我不會心疼，因為現代人擁有太多不必要的身外之物，許多東西其實可有可無；但我是個重感情的人，當一樣東西被賦予了一段感情或意義，它們在我心中就是無價的，是不能取代的，這樣的心境，就是我一切繪畫主題的由來。由於對情感的珍惜，牽引為對物象的觀照，再發展為形式的敘述，它們便成為了繪畫作品。小偷先生，如果你真的愛藝術，你實在不該偷拿別人的作品，因為那些東西對你來說只是身外之物，你何不好好地用「心」去觀賞這個世界，去感受你自己的周遭呢？從你在我家犯罪現場的痕跡顯示，你是個心思極為細密又聰明的人，你有這樣的天資，應該正派經營，絕不可昧著良心，因為天理昭彰，因果自有報應。對你我而言，生命都需要勇氣，一種對自己誠實的勇氣。

現代人很少寫信了，沒有想到我竟對一個陌生的你，寫了這封長信，向你吐露我的心聲，只是我不知道要寄到哪裡。院中的雨尚未停歇，窗外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被雨洗淨的芋葉在昏暗色調中，更顯翠綠。

p.s. 警方已在偵查這起竊案，如果你能早日將作品還回給我，我也立即撤銷案件。

>>>>2006/09/04 聯合報 聯合副刊

白色巨塔 影射台大醫院？
【記者黃玉芳/台北報導】

北韓為什麼那麼多難民？
由於缺乏集體農業技術而導致的糧荒，並在數年來的惡劣氣候條件下逐年加劇。自 1995 年以來，北韓人民的生存主要依賴國際糧食援助來維持。根據世界糧食組織 1997 年的調查， 北韓 12 個省份中有 11 個受到乾旱襲擊，北韓境內 70%的玉米毀於乾旱。同年 9 月，美國援 助組織“世界觀察”（the US Aid Group World Vision）曾沿中國邊境，通過對經常到北朝鮮 旅游的觀光客和對北朝鮮難民的採訪，完成了一項艱難的調查。這項調查顯示：15%的北朝鮮人已經死於當年 6 月份以來的飢荒。這個慈善機構表示，因為害怕報復，400 名被採訪的 人中，只有 33 名同意回答問詢。“世界觀察”的副總裁安德魯．納奇奧斯（ANDREW NATSIOS）通過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說向世界發出警示說：“死亡的可能數字接近一百萬到 兩百萬，最少有五十萬人已經死亡”。 究竟有多少北韓人死於飢荒？沒有任何可能從北韓 政府那裡得到確證。記者們只能另謀他途。一位曾經撰寫過 50 年代末中國大飢荒的《南華 早報》的記者，賈斯珀．貝克爾（JASPER BECKER），為了調查 1997 年北韓大飢荒的死亡 人數，曾經對橫越圖門江的北朝鮮難民作過採訪調查。他的調查結果顯示：這個國家的兩千 三百萬人中，至少一千萬已經死於飢餓。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將近半數的人口已死於飢荒。 了解這個情況，則可以理解為什麼北韓難民源源不斷湧入中國邊境省份，寧願遭受中國當局 慘無人道的遣返待遇而在所不惜。

北韓難民順利逃到南韓後如何？

台灣百多萬民眾支持的倒扁運動愈演愈烈。按照二十分之一的如此的人口比例，如果這場“倒總統運動＂發生在美國，就是相當有1500萬的美國民眾在支持彈劾一個美國總統。按照洛杉磯泛藍人士楊華沙的看法，如果美國發生二十分之一的公民的連署倒白宮運動，“那個總統早就下台，抱頭鼠竄了”。　

施明德，一個被淡出政治舞台的英雄，再度成為英雄。他再度在媒體和民眾輿論的聚焦下，他已經遭受到兩個前妻和自己女兒的“背叛”。他冒著政治風險甚至個人人生風險，在六十耳順的年代，他不僅不耳順，行為也充滿青年的動力。卓越的政治人物不屬於他自己，他屬於台灣孕育改革和革命的新群眾浪潮。

具有政治家風範

一顆人頭靜靜懸在那裡，面色沉重卻又，輕盈。

一道陰影稍稍遮住頭顱的光線，陰影的源頭探問似的晃動了一下，人頭穩穩的點頭答覆。

家暄醒來的時候，天還沒亮得完全，她還記得剛才作的幾個夢，冷氣的嗡嗡聲還有打呼聲讓夜燈下的氣氛更顯寂寥，她懷疑這是讓她整夜都無法徹底入眠的原因。特別買來的那本旅遊雜誌已讓泡麵的熱氣蒸得皺皺的。因為是爸爸同事家經營的民宿，所以找都沒找就決定了，如果以五星級制來劃分，這間民宿似乎連一星級都沾不到邊哩；墾丁的酷暑，即使到了夜晚也讓人渾身發汗。家暄想起昨天晚上一家人去逛夜市，回來民宿的路上又讓海風吹得渾身黏答答的，所以她一到民宿就衝進房裡，把冷氣的溫度盡其所能的調到最低最低，但廉價又老舊的冷氣只是無力的嗡嗡嗡的響著，像鬧脾氣的孩子般使勁抽動它的身軀表示抗議。家暄一直不喜歡噪音，對她而言，噪音就等同於虐待，世界可以安安靜靜的最好，特別是放榜了以後。今天卻不知道為什麼，輾轉反側地容忍起這刺耳的聲音了。

首先，我得承認我很佩服這北一女學生的勇氣，也很肯定你獨立思考的特點。當下在報紙上看到這一篇文章，篇名的確是很吸引人─〈遠離桃花源〉，我眼睛的目光也不由自主的從未讀完的文章飄移過去；滿懷著期待，卻在閱讀完之後，落空了，文章中嚴厲的批判與挑釁，也促成了我為此文的動機。

喜歡
片段中，有些散落

冥王星(Pluto) 被“踢”出太陽系，我們從小被灌輸的天文知識突然瓦解。一般人還不覺得怎樣，天文愛好者恐怕覺得晴天霹靂。

當一些原本被歸類為事實的事實不再是事實的時候，我們的信念、概念、觀念、理論，以及態度，都隨之崩潰。冥王星離我們太遠，效應還沒有那麼直接。如果生活中的一些事實突然不再是事實，我們會怎樣？

如果，我是說“如果”：

登陸月球是假的：如果當年登陸月球的錄影母帶再找不出來，幾十年來的種種懷疑和猜測可能都將得到平反。若登陸月球只不過是電影人當初測試特效的結果，那我們是不是都應該重新舉頭望明月，再度將月球的種種故事，包括後羿嫦娥的浪漫愛情重新編寫？

麥克傑遜是白人：那他的“變白” (辯白) 不僅情有可原，而且非常惹人同情。若他多年以來的“漂白行動”原來不過是恢復原本的清白，我們是不是可以對他寬容一點，少嘲笑一點，為他的音樂貢獻而對他尊敬多一點？

貓王／瑪麗蓮夢露／李小龍／鄧麗君／張國榮／梅豔芳仍然在世：若他們只不過是為了不想歌迷影迷見他們白了頭，不讓自己的皺紋有機會在媒體前曝光，不願再成為眾人的焦點，而宣佈死訊。如果這些早逝的超級巨星都在世，我們或許也就無法對他們有那麼多的懷念和愛戴——所以他們都不在。

吸煙有益健康：若真有這麼一天，這將是當今全球最具震撼力的發現。可以想像，全球經濟大混亂，中國煙民狂歡，所有冷氣場所辟專門煙區(包括飛機) ，全世界的醫生得重進學堂。首當其衝的是煙民，將受最大重創，因為香煙價格將比現在還貴上很多倍。

禽流感是科學“外泄”：一場科學實驗室的意外，家禽成了代罪羔羊。這是非常普通的電影情節，難道沒有人懷疑過？

電腦病毒／解毒一家親：為了促銷各種解毒軟體，於是製造各種電腦病毒。好聽一點叫“解鈴還須系鈴人”，複雜一點叫做“好人也是我，壞人也是我”，難聽一點叫“商場上最惡毒的兩頭蛇”。居然也沒有人懷疑過？

魚尾獅是真的：新加坡的地位會不會因為這只獨特的四不像而升級？山尼拉烏他馬當年是否曾經因為說他真的看見魚尾獅 (而不是獅子) 而被人嘲笑，被人當成瘋子？當全球環境如此嚴重污染，當生物科學研究如此“倡狂”，魚尾獅並非沒有可能。萬一我們真的在新加坡水域發現魚尾獅，我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即刻登記註冊另一個新加坡第一。

登陸新加坡的不是萊佛士：萊佛士當年必定有很多隨從，第一個踏足登陸新加坡的團員可能未必是他，首先出主意建議把新加坡發展起來的會不會另有其人？如果本該名留青史的是他的跟班，萬一我們找到歷史證據，新加坡河畔的萊佛士塑像怎麼辦？

武則天是男扮女裝：在幾乎不可能的封建時代稱皇，若有考古學家敢敢證明武則天其實是男扮女裝，她將是本地變性藝人謝季、性感女神河莉秀、脂粉拳王諾童(Nong Toom) 、主持天後利菁等一度性別混淆的藝人的祖師爺。

最真的愛是謊言：當有分離才有想念，當思念總在分手後發生，“欺騙是為了奉獻，有謊言才有真愛”也就不足為奇。當最善意的謊言代表最真誠的愛，我們就可以完完全全，實實在在感受到“打是疼、罵是愛”的真諦。

>>>>2006/8/30 新加坡聯合早報 副刊

    我有一位至交，因他行事低調不愛出風頭，且隱其名，以「冷伯」稱呼。
    冷伯暗戀104查號台小姐，很久很久了。有天，他終於壓不住心底的祕密，跑到好友范正志家向他吐露：我覺得104小姐的聲音很迷人，每次都會引發我的遐想，常常只要查號小姐溫柔地對我說「你好，請問要查哪裡」，我就會忘掉我要查哪裡，或者等她告訴我號碼後，我為了要好好跟她說聲「謝謝，再見」，為了要聽她說聲「不謝，再見」，我都會忘記號碼是什麼。

日前，文彩青少年版刊出北一女高三生的〈遠離桃花源〉一文，我的國文老師特別在課堂上朗讀了它。縱使我坐在最後一排、和脫離已久的國文課幾無交集──仍舊被那些批判性的語句、挑釁的字眼吸引，並且，很情緒化地，竟打從心裡激憤起來──就像聽到有人在背後汙辱我死去的老友一般。

不意外地，國文老師折服於這位同學絕佳的文筆、清晰的思路及流暢的表達能力，大大讚美一番，就下課了，似乎從未懷疑一篇好文章的觀點也許仍存在討論空間。 

在這方面，北一女中的同學說對了，我們的教育只是不斷灌輸「沒得商量」的「既定事實」，而非「歷史的詮釋」。

以中國文化重心──儒學為例：孔子是至聖先師，孟子一脈相承。論語是經典，楊朱學說及墨翟是「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這些「事實」並不容討論空間，你只能複誦並全盤接收。（我曾在一篇作文中質疑後世是否高估孔子其偉大的程度，卻拿到極低的分數，以及顯然不太欣賞的幾句批評），而國文老師看來是延續了這種「傳統」，對這位同學的說法照單全收了。

正如首段我聽到文章的第一反應，雖然我欣賞這位同學的獨立思考，卻不能苟同其觀點。〈遠離桃花源〉這篇文章倘若屏除表面字辭的矯飾，我只看到一種──全然的傲慢，居優勢者的傲慢。

試問，你可以想像因為沒有顯赫家世背景，而被人看不起的感覺？你能處在陶淵明的境地，然後在朝廷取得一席之地？你全篇極盡尖酸刻薄、挖苦諷刺之能事，貶低陶淵明的才德、品格，並勉強承認他的「文學家」身分，在在只表示你是那種看到「失敗者」（就目前社會的定義而言），便理所當然把他的失敗歸咎於自己不夠努力的那種勢利眼。也許有人沒遭遇過什麼挫折，沒什麼要求不能如願，這一輩子都居要位，使人豔羨，閃亮耀眼。

然而，退一步想，處在你的地位，你大概也真的無法理解，一個人放著好好的官不做，照你所說的「可造福一鄉一里又可養家糊口，何樂不為？」卻棄官歸隱山林的這種「愚行」。誠然，這種處世哲學並非每個人都可接受。它可以是某些人的理想，又可能遭某些人嗤之以鼻；它能被推崇為「高潔」，也能被詮釋為逃避。或許，世上因為存在這些對立，才達成平衡。

我要表達的重點是，這位同學，你太偏頗了，口氣太自以為是了，論調太自我中心了。我承認教育制度的僵化和樣板，也能理解你的氣憤和不耐，然而，在你攻訐的同時，請先撇開自身的成見，為那個「不能為自己辯解的人」真正設身處地考慮。

走筆至此，腦海中浮現的是希臘雅典時代的榮光──蘇格拉底，他在廣場的演說，不知震懾多少人的渾沌心靈。據說，他的妻子對他老往外跑的行為也不是很滿意……。

>>>>2006/8/30中國時報 浮世繪 文彩青少年

>>>>延伸閱讀《 羅晴◎遠離桃花源 》、《 范綱皓◎讀〈遠離桃花源〉有感 》

牙醫老婆一句話 侯文詠棄醫從文

孩子在五六歲這個階段能夠忽然發展出種種令人傷心的頂嘴語法，不仔細聽，聽不出來他們其實沒有惡意──他們祇是把父母曾經發表過的「反對意見」推向不禮貌的極致。頂嘴是一種具有雙刃性的革命。一來是孩子們透過語言的對立來確認自我人格的過程；二來也是考驗父母師長自己的正義尺度：我們會不會終於沉不住氣、還是用了不禮貌的方式來教導孩子們應有的禮貌呢？

台灣這些年來的大環境在極悶與極躁之間擺盪，有人說是藍綠兩極，有人說是統獨兩極，有人說是中台兩極，依我看，沒那麼偉大的極，就是頂嘴品質不佳所造成的「返童」狀態。其中最困惑的，應該就是在這幾年中開始養兒育女的父母──拿我自己來說罷：我總不能翻過臉去指出陳水扁還真是個王八蛋，而又翻回臉來跟孩子說不能夠口出惡言。然而說來慚愧：我就是這樣幹的！

有一天張容問我：「你罵陳水扁算不算頂嘴？」

我一時為之語塞，想了好半天才說：「那是我自失身分，你不要學。」

過了好些天，張容和妹妹頂起嘴來越發俐落了。我發現他們使用的語言未必祇是從父母對公共事務的抱怨嗆聲而來，他們可以自行從相聲、卡通、童話故事裡搞笑的橋段甚至驚鴻一瞥的新聞報導之中撿拾出他們所需要的「頂嘴零件」，再提煉出一種熟老而堅硬的語氣。

「難道」是其中一個萬用的零件，屬於修辭學裡「夸飾格」的領字。「難道我要一直睡一直睡都不起來嗎？」「難道我甚麼都不行玩嗎？」「難道我不想吃都不可以嗎？」──是誰發明了「難道」這個幾乎沒有意義卻絕難對付的語詞？

「哪有」是另一個。意思就是「我睜眼說瞎話」。明明說錯了或作錯了甚麼，即便是當下大人一糾正，孩子會立刻報以「哪有？」這時你若是指責他說謊或狡辯，少不得一場嚎啕，他變成強勢受害人，焦點便模糊了。

還有「才怪」，這兩個字真是「才怪」了，你緩步穿越過一群小孩子，在嘰嘰喳喳如雛鳥兒爭食的稚嫩嗓音之中，此起彼落的第一名一定是「才怪」。我有一次問孩子的媽：「是你經常說『才怪』、『才怪』嗎？」她說：「才怪呢！」

我開始懷疑是因為父母之間毫無惡意的拌嘴卻「示範」了一種「柔性無禮」的言談模式，於是祇好更積極地跟孩子解析「頂嘴」的內容，看看是不是起碼能讓「頂嘴」既鍛鍊異議的思辨品質，又不那麼觸怒人。 當我在跟張容解釋「翻案」的意思的時候，他妹妹也湊過來聽，還一面說：「你應該等我來了一起講才對。」我當然樂意重新講一遍：「翻案」是個生命還很新鮮的語詞，明朝以後才出現的語彙，意思是刻意把大家熟悉、認可而且習以為常的話拆開來，從相反的方向去推演出不同的結論。

比方說：《孔子家語》上說：「水至清則無魚。」可是杜甫的詩卻故意說：「 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古來都說孟嘗君善養士，可是王安石偏說他也就祇能養一群雞鳴狗盜之徒。這些都是「頂嘴」，然而卻是翻高一層認識理路的頂嘴。

「你說甚麼我都聽不懂。」張宜嘟著嘴、彷彿受盡了委屈似的──這是我家頂嘴之學的另一招。

「你這樣算不算頂嘴呢？」我開玩笑地問。

「不算！」張宜大聲了許多。

「我覺得你這樣已經很接近頂嘴了。」

張宜還想說些甚麼，可是忽然停了停，眨著眼想了想，說：「你想害我頂嘴嗎？」

>>>>2006/08/29 民生報 認得幾個字

他擁有一棟屋齡三十年以上，二層樓的小房子。一樓是狹窄的客廳、巨大的水族箱，和爬滿油污的廚房。陡峭的木板樓梯通往跟閣樓差不了多少的臥室，裡頭沒有床，只在木製地板上鋪了一張竹蓆。低矮的天花板從眼前一直降低下來，房間底端最後只剩下一公尺左右的高度。站在門前，三面牆壁緊緊堆滿了雜物，包括損壞的老式巨型音響、黏滿老鼠屎的單人沙發、被汙物塗滿整個半球的地球儀，和許許多多，隱藏在陰影與封塵的記憶角落的物品，這些都是他的財產的一部分。

果發已經蹲在這裡許多時了。

她稍微移動麻了的腳，一種怪異的感覺馬上在腿部漾開，像一群肥大的棘蟻在血管裡鑽蠕前進。果發其實很喜歡昆蟲的，想到棘蟻令她稍微感到安慰。

《暗戀桃花源》演出第四次了，還不算中間的電影拍攝。再次撰寫文章，「我還能說什麼？」我可以重複回憶那創作過程中一切的辛酸與成就感，當年所有夥伴的同心協力，以及那特殊時代所給與的特殊靈感，但那一切似乎都已經說過很多次。我可以說明這次和明華園合作的興奮，他們團體所帶來的活力，而他們的演出多麼符合我當初（最當初！）對「桃花源」演出風格的期望。這些，也都在不同的媒體中說過。想來想去，我決定寫的是以下，關於悲劇、喜劇，快樂，忘我。

腦神經科學家
前兩年我在美國加州，剛好我的朋友，《僧侶與哲學家》作者馬修‧李嘉德（Matthieu Ricard）也在灣區。這一位修行人正在參與一個腦神經科學實驗計畫。計畫的目的是要更深入了解人是否真的可能「快樂」，從腦神經科學的觀點，有沒有可能規範出「快樂」和「痛苦」的明確定義？以一位禪修多年的藏傳佛法僧侶身分，馬修每天要到實驗室，身上掛上三百多條感應線，然後需要他進入禪修狀態，來測試腦神經波動。科學家會試圖干擾他，甚至於曾經在他的耳邊開槍，看看他的腦波會有什麼反應。

明顯的，透過多項實驗，馬修的腦波在受干擾或威脅的時候，與其他實驗對象的腦波呈現完全不同的波動形態。心靈禪修確實影響了馬修的生理反應。更有趣的是，禪修的境界符合科學家在數據上所定義的「快樂」。

這項計畫後來在美國《時代雜誌》作封面故事，馬修邀我到主持計畫的科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在柏克萊山上的家作客。艾克曼一生都在研究人類臉部表情與情緒之間的關係。他跟我說他幾十年研究的結果認為，人的臉部肌肉擺成什麼姿態會直接影響情緒，於是，如果我們硬將一個人的臉部扳成微笑的姿態，不久之後，他會比較快樂；相反的，把他的眉毛皺起來，不久之後他會開始感到煩惱。

這個話題太吸引我。多麼微妙的因果關係！到底是裡面在影響外面，還是外面在影響裡面？還是這兩者有一種神祕的相同性？

我跟艾克曼說，我曾經創作過一部舞台劇，叫作《暗戀桃花源》。這一部戲是把兩個劇團擺在同一個舞台上，一個在演一齣悲劇，一個在演一齣喜劇。

希臘「悲」劇

施寄青經歷了四年鄉居生活，她以過來人的心情提醒：如果不是碰見好鄰居，她大約會做逃兵，逃回紅塵中，因為－－鄉居大不易....

每個人都很好奇，像我這樣的公眾人物，怎會在退休後隱居山上，而且是遠離台北。當初只想做陶淵明，從未想過這可是個極其奢侈的夢，近幾年來，心力交瘁，鄉下居大不易。

這年頭想過田園生活的人還不少，大家都太天真了，鄉下的土地仲介個個是舌燦蓮花，弄個歐美式的木屋別墅，建在峭壁上，外面加上寬敞的露台，坐在露台上，手中一杯咖啡或香茗，望著四面青山綠野，好不愜意。心想：白天看山看藍天，晚上星斗滿天，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哇塞！幸福透了。

很多人便在美景當前的誘惑上，很衝動地買了，還委託仲介業者代辦建木屋別墅。等屋子建好了，所有的問題都接踵而來。

許多都市來的土包子都是受害者
首先是農發條例規定興建農舍，土地面積不得少於零點二五公頃（七五六坪），而且是農牧用地。林業用地不能蓋，我們這些都市人哪懂土地地目有這麼多，什麼山坡保育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等，只管地點好不好，風景美不美。

能不能蓋房子除了看地目，還要看坡度，三十度以上不能蓋，仲介往往偷偷將地剷平，來個先斬後奏，就看縣府主管單位認不認這個賬，結果受害的是我們這些都市來的土包子。

買了地還不能先蓋，土地過戶與設籍都得滿兩年才能蓋，蓋之前還要申請簡易水土保持、農業使用證明等繁瑣的手續。除了要應付難纏的官府外，若想蓋房子、種樹、做水土保持的駁坎以及各種水電工程，我們這些外來者全成冤大頭，甚少人沒被坑過。

保證給你種大樹，結果種的全是小苗，小苗也罷，還種死不少，花錢受氣的事不只一樁。有人請水電師父來施工，開價上萬元，讓人為之氣結。

鄉下人把我們當成肥羊宰，在我們還搞不清狀況時，狠狠削我們。日後還要跟他們當鄰居，有夠傷感情的。

更多人在搞不清狀況下，買了沒有聯外道路的地，為了出路，花更大筆錢買路。

鄉下很多地方沒有自來水，山區完全靠山泉。賣地的只管賣地，賣完拍屁股走路，沒有水源或進住居民太多導致水源不足，那是你家的事。

即便水源足，由於管線拉得很長，三不五時水管斷裂或堵塞，就得爬山涉水去查問題所在，白天還好，晚上發生問題，只好坐等天明想辦法。

山區還容易斷電，只要大風吹斷電線，就得摸黑過活。

你的鄰居是誰很重要

人氣高不代表「受歡迎」，倫敦托莎夫人蠟像館裡排隊等著和布希拍照的觀光客是一拖拉庫，但半數以上的人是做勢槍斃他。

倫敦的托莎夫人蠟像館以精巧的蠟像重現各時代著名人物，包括：甘地、邱吉爾、希特勒、瑪麗蓮夢露、卓別林、黛安娜王妃等等，而世界各國領袖包括：布希、布萊爾、江澤民也都入列，超過300尊的蠟像就在你身邊，栩栩如生的模樣，會有不少驚喜。

我承認，我對「假」的東西沒有興趣，尤其是假人，假人對我冷酷，我當然也回以漠然，但既然朋友們都要去參觀，我也就盲從跟隨著了；這一跟，跟出了些有意思的事情；假人雖然假，但去觀賞假人的卻都是真人，真人在假人面前更真實了。

先說人氣高的蠟像吧，想當然爾是當紅的湯姆克魯斯、布萊德彼特；知性一點的是美國大導演史帝芬史匹柏，「遠古」時代的瑪麗蓮夢露那經典的裙擺飄飄畫面重現，也是一垞的觀光客等待和她拍照。

我是「壞小子」詹姆斯狄恩迷，當年的少女被他迷得團團轉，我沒趕上他的年代，卻因為愛上海報中的他，因此看了不少有關這位憂鬱王子的傳紀；找了半天，沒有，很失望，突然在夢露旁邊看到一矮小男士，原來這沒人搭理的蠟像就是詹姆斯狄恩。

這蠟像也太不像了吧，狄恩憂鬱的氣質不見了，那對動人的雙眸在這蠟人臉上竟然變得頗俏皮，更慘的是，沒人認識狄恩，他一個人站在性感的夢露附近，竟然像個小囉囉，幸好這只是蠟像，否則我會當場狠狠大哭。

接著就是各國領袖高峰會的場景，布希與布萊爾並列，中間是講台，供觀光客對著兩位領袖左擁右抱，喔，不，我說錯了，是提供高度讓人方便揍他們、捏他們，甚至槍斃他們的墊腳台。

有一群老中青的中東人站上去，拍照的是個歐巴桑，孩子們很興奮，比出勝利手勢，這位媽媽表情凝重，嘰哩呱啦說了半天，小孩比畫了好一會兒，最後，小朋友舉起手，做出槍斃布希的手勢，媽媽笑了，立刻按下快門。

讓我們來猜猜媽媽對小孩說了什麼？算了，甭猜了，想也知，大概是：「這是美國總統布希，他是大壞蛋，破壞我們的家園，殺了我們的同胞，就是他，孩子們，記住，就是他，來吧，斃了他。」媽媽按下快門時露出滿意的微笑。

別以為只有中東人和布希有愛恨情仇，連老美自個兒都不喜歡他，好幾個壯漢一站上講台就是做勢拉扯布希的耳朵，我還聽到一個老美說：「這就是我們那個笨蛋總統，來來來，和渾蛋拍個照，做個紀念。」至於大陸人則是說：「摀住布希那張爛嘴。」然後卡擦。

對了，「足球金童」貝克漢的蠟像呢？想當年他正當紅時，其蠟像可熱門哩，怎麼世界盃足球賽後卻消失了？幾個女生聚在一起討論，結論是：「他是隊長，帶領輸了足球盃，怕他的蠟像被砸，所以乾脆放到倉庫裡。」反觀放置魯尼的蠟像的位置好顯眼，小朋友都搶著合照。

最後，大家核對「成果」，每個人都和假人拍很多照片，我卻是拍了很多布希被槍斃的鏡頭；還有個女生秀出貝克漢的蠟像照片，哇，原來他還在啊，小女生說：「是啊，他被丟在一個很偏僻的角落，我找好久才看到。」蠟像是假的，但活人的現實卻是真的，原來，貝克漢似乎也和狄恩一樣被當成小囉囉處理了，這就是現實的社會。

>>>>2006/8/25 中國時報 生活新聞

龍應台以她一貫犀利的文筆，寫出的文章非常流暢，文章的題目也好極了－－搞不好這是阿扁最後的一課呢！但是她這篇文章有個最大的問題：「陳水扁這一課誰出題？」

誰出題太重要了！搞研究的朋友也都知道，一個成功的研究就是問了對的問題。龍應台的「陳水扁這一課」，出題的好像是阿扁嘛！阿扁出的題原型是這樣：「你們人民敢搞群眾運動，最後就會流血。看到拒馬的利刃沒有？你們再搞，就請你們嘗試利刃的滋味。怎麼樣？你們選擇群眾運動，還是體制內改革？」

如果題目是這樣出，答案的確只有一個。有誰希望流血動亂呢？所以只好接受龍應台無可厚非的答案：「這一百元的廉價革命我不玩。」

但是這只是一種出題法。以龍應台的聰明智慧，一定可以想出其他出題的方法，下面提出的只是其中的一種。如果出題的是人民而不是阿扁，應該是這樣：「我們當然不希望流血，但是也嚥不下這一口氣，倒扁非倒不可。還有別的方法沒有？」

我所希望看到的，是一向走在人民前面的龍應台往這方面思考，帶領大家走出一條不同的路。誰說群眾運動只能有一種玩法？阿扁當然是儘他所能裝神弄鬼嚇唬人，也把不少人嚇到了，包括龍應台和李家同在內。所以龍應台不肯捐一百元，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有人問我，要不要捐一百元給施明德搞廉價革命，我也是不肯捐的！但是如果有人問我，要不要交一百元承諾我有倒扁的決心？我一定會交！（請注意我說的是交錢，就像交訂金，而不是捐錢）。我所理解的問題是後一種提法，我想一百萬人裡絕大多數人都是這種理解，而不是第一種提法。

再回頭談基本問題的提法。龍應台也說過，台灣搞民主是第一次，所以一切都在摸索嘗試。她說的對極了。所以現在搞倒扁也要有創意一點才行。誰說最後一定是宮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的英雄式對決？另類一點行不行？誰說群眾運動不能搞笑？誰說群眾運動不能是歡樂的嘉年華會？我請大家設想如下的一種情況：不論阿扁走到那裡，大家都是一陣哄堂大笑，他就等於倒了！我們可以把阿扁笑倒。《國王的新衣》不正是這樣嗎？阿扁和施明德也許都是上一個時代的人，龍應台和部落格的各位都是未來時代的人，一定可以看出這正是一展身手的好機會。

最後要提一個問題：怎樣才算倒扁成功？除了他辭職之外，我們如何知道倒扁已經成功？還有別的提法嗎？這個問題也關係到群眾運動的走向。總之，可走的路確實很多。我誠懇希望龍應台換一種提問題的提法。現在的提法是阿扁的提法，能不能從人民的角度另類思考呢？

>>>>2006/8/25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我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總是希望身邊有些可用的故事，可說的人物，這樣教起來會親切一些，體會可以深刻一些。但自己的人生有限，朋友總是那些文人圈子的，說話文謅謅，很難讓他們看見另一種人生。可現在，我確實覺得很慶幸，難得我們活在當下，那些典型人物都出現了。

像那個說「施明德最好二十五年前就被槍斃」的傢伙。去年連戰赴大陸時，他開記者會鼓動群眾去包圍，沿高速公路飛車，衝入機場鬧事。後來這些人被起訴，也要起訴這個煽動的民代，他居然說：「他們是自己去的，跟我無關。」這孬種，只有莎士比亞的鬧劇才寫得出來的小丑，居然敢出來指著施明德說：「他最好早就死去。」

想想施明德，當初美麗島事件的時候，還是最後一個被抓。當那些沒經驗的受難者害怕驚嚇的時候，他用不在乎的微笑，用視死如歸的昂首，面對著槍斃的威脅，讓大家安下心，讓美麗島還維持最後的尊嚴，讓鎮壓者因為他的自尊，而感到理虧虛心，讓未來的孩子知道不必畏懼權勢，我們有良知、骨氣為伴。

施明德和那個不配在我文章中出現的名字，一個是不要命的，一個是不要臉的。能夠強烈對比到這個地步，真是非常好的典型人物，再好的文學家，都不好意思寫到這麼低級啊！我真的感謝這時代，讓我大開眼界。

施明德的兩個離婚的女人，也是一絕。他們心中一直有恨，因為他們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他們的愛情，來自一個革命者，浪漫激情，至死方休。這是最棒的愛情。但婚姻的幸福，卻絕對不可能來自革命者。革命者充滿自由浪漫情懷，寧願選擇在世界流浪，他們對死無所畏懼，但比死更可怕的是：生活於平庸無聊之中，過一種機械式的生活。但偏偏，女人愛到極致而想擁有的婚姻，正是如此。而一旦革命者回歸平庸生活，與常人無異，也就沒什麼可愛的了。這時不是男人離開，就是女人不愛。

這種婚姻註定悲劇。不是因為施明德可惡，而是革命者只能是最好的情人，最爛的丈夫。不覺悟這一點而早早想開，只悲劇般的自怨自嘆，這是人生的悲哀，何必自苦、苦人呢？分離反而是一種解脫。

另一個大開眼界的，是「今上」之無恥，確實古今中外歷史上少有。以前我們讀「禮義廉恥」一點感覺都沒有，還覺得特別封建，特別無聊，而且考試還要背，那是「意識形態奴化」的工具。

現在才知道，人啊，要無恥起來，可以到達什麼程度。人性的惡，人性的善，是如何在一念之間，演變出天地的差別。而它只是一開始存念不同而已。一如施明德與陳水扁，義利之辨，最後竟有如此大的差異。

有一天，朋友忽然背出了以前公民課本裡有關禮義廉恥的定義。我聽了，若有所悟，寫出來大家分享一下：「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現在，我彷彿有一點了解了。

>>>>2006/8/25 中國時報 獨立評論

台灣的人，氣已氣得差不多了。而在憤怒的同時，更深層的應該是悲傷。

而我們又怎能不悲傷呢？當我們看到防火牆一塊塊被砌好，他已能得意的說「司法燒不到我」；當他們鋪天蓋地大動員清算抹黑叛徒施明德，搞到最後他竟敢公然殘酷的宣稱「不用寫求饒信給我」；除此之外，一大堆讓人不知如何說起的謊言，如「阿扁下台，共產黨就來」居然也會由以道德見稱的挺扁大牧師口中跑了出來。所有的這些，都是公然的玩法弄法且以此沾沾自喜，同時也是陰鷙殘忍以及說謊騙特性的顯露。當我們看到這些畫面有如走馬燈般一再出現，難免懷疑起來，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民主？當我們的政治連最後那一層人性面具都已可公開的撕下踐踏，我們留給未來的將是多麼可怕的荒蕪？權力再大，也不能大過最底限的道德與人性啊！

目前倒扁聲浪日盛，我衷心祝願這些心聲能被國際社會聽聞，也希望這種聲音能打動綠色政治人物和群眾未泯的良心。因為從一個更深的義理來看，倒扁的意義打從一開始就已超過了倒扁本身，而是在替台灣守護住最後的道德淨土，讓台灣從這裡重新開始。

由倒扁的道德與人性意含。這時候讓我們來看那個很有一點浪漫書生氣，但卻為世所重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睿智觀察與反省力行了。哈維爾在「後共黨時代」出任元首，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後共黨時代」的民主化絕對不是新樂園，而是更大的失樂園，因為當過去的威權專制扭曲了人與社會，驟然的民主化只會讓道德荒原上長出新莠草。這也是他在後期以國家的「道德守護人」角色自居的原因，他厭惡意識形態和權謀實用的政治，主張善良正直人性的復歸。哈維爾沒有留下偉大的建設，但他的道德與人性啟示都更可供子孫們分享，他在〈失樂園〉一文其中說道：

「當自由回到一個道德混亂的社會，必然會產生一些事務，這是我們預料中的。但產生的事務卻比任何人預見的更嚴重。形形色色，凡是想像得到的惡習慣，像一個巨大光團般眩目的爆炸開來。…的確，社會解放了自己，但某些行為比原來在枷鎖之下更糟。…還有更嚴重危險的症狀，各民族間的仇恨、猜疑、種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跡象；惡毒的煽動、陰謀、故意撒謊、搞政治權術，純然為了某種利益而進行毫無節制的，輕率的鬥爭，對權力的熱中，赤裸裸的野心，各種想得出的狂熱。」

「後威權時代」的政治，因而是道德與敗德的競爭，是誠實善良人性的被喚醒，「精神革命」的重要性甚於一切。否則，我們不但回不到樂園，反而更可能掉進新的深淵。也正因此，倒扁運動其實更應稱為台灣道德的重生運動啊！

>>>>2006/8/25 中國時報 南方朔觀點

蔣介石的舊部雷震先生，於五○年代末期在他宣揚自由民主理念的「自由中國」中，展開對獨裁政權的批判；同時結合本省籍的政治人物推動組織新黨。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被捕。

兩天之後，雷震從獄中送出第一封家書，指示雷太太宋英女士透過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負責洽商政治解決」。解決方法是「我不參加反對黨、自由中國社改組…希望我今後脫離現實，過一點寫作生活。」一周之後，雷震送出另一封家書：「向總統疏通，可用我的名字寫信給他，以政治方法解決。…新黨我不能參加，希望他們成功。」十天之後雷震再度囑咐宋英女士，「政治解決，除總統外，恐要和經國談談…這裡雖然特別優待，如果要住上一二年，也是無法下去的。」信尾特別交代：「絕對秘密看完燒去不可留」。

如何看待雷震、金恩暫時的軟弱
在黨外運動興起前，雷震的行動是當時台灣陰暗長夜中的唯一曙光。雖然微弱、也持續不久，可是卻讓兩個族群的人同感驕傲。他對獨裁統治的反抗也持續啟發後來的世代。我們如何看待他暫時的軟弱？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在運動初期的某天晚上接到恐嚇電話。當時家人都已熟睡。這個電話讓金恩幾乎崩潰。他唯一的念頭是如何離開運動，而又可以不顯示懦弱。不久之後，他跪在廚房禱告。「上帝，我要做一件對的事。可是，我卻如此的懦弱，我的勇氣逐漸失去。我不能讓別人知道…可是我又沒有能力獨自面對。」不只是那個孤寂的夜晚，金恩後來承認，好幾次的牢獄經驗中，他都曾經在牢房中暗自哭泣。

大多數人 在當時選擇沉默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