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蠟筆小新》漫畫系列成名的日本漫畫家臼井儀人，日前失足墜谷過世，消息傳出後，讓喜愛他的讀者相當震驚。台灣各媒體即時刊出一張有一頭捲毛長髮、圓胖臉、上嘴唇還蓄著一撮鬍子的中年男子照片，說此人即是臼井儀人。由於臼井在日本從未曝過光，更遑論為讀者簽名，因此很少人看過他的廬山真面目。初看這張照片時，我嚇了一跳，「他是臼井儀人嗎？怎麼變成這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疑問？主要是臼井曾於1995、98年兩次來台舉行簽名活動，當時我是《民生報》文化版記者，曾近距離看過他，並拍了照片，怎麼看那個捲髮男都不像是斯文男臼井儀人。
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
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三十幾年前拿到博士後回清華大學教書，在保守的校園裡，他是第一個教授穿著喇叭褲站上講台，學生稱他「喇叭褲」教授；進交通部，他堅持電信自由化，打破中華電信壟斷；接任華人科技界組成的玉山科技協會，他第一個率團訪問中國大陸；進入外雙溪東吳大學，他不從流俗，把東吳定位為「教學性」大學，而不是熱門的「研究型」大學……。
五二○後接任行政院長，大陸諸多政策開放多少？產業政策如何？政府管多管少？不得而知，但從劉兆玄過去經歷看來，可以知道劉兆玄會創意不斷，帶出嶄新局面。不管你同不同意他。
(Read More...)
公館台大附近的巷子一向很熱鬧，擠滿了攤販、學生、小孩、小狗，從某間地下室的素食餐聽跑出來以後，蔡明亮和我很快地打了招呼，就開始一起和李康生在街頭賣《幫幫我愛神》的兩大疊預售票券，還有幾位自願加入的學生。在街頭上打開那張桃紅色海報，上面有著這幾年大家很熟悉的李康生的屁股和半裸的尹馨，蔡明亮攔下路過的人，笑咪咪地問對方，「請問你要不要來看我們的電影？」以前訪問過的其它國外知名導演，有的說在拍片的空檔喜歡到哥本哈根去寫劇本，有的說可能會去別的歐洲城市策展，蔡明亮也常常當國外影展的評審，但是近七年來，他更常在大學校園作一場場免費的演講，只要老師們願意讓他低調地賣票。蔡明亮說，當然他也希望在創作和創作之間，可以做些別的事情，「但是現在不作，以後會更辛苦」。
(Read More...)
編按：8月25日中午，作家黃春明參加中國時報【開卷】舉辦的「2007啟蒙假期‧與藝文前輩共餐」活動，與徵文得獎的小朋友輕鬆會面。黃春明暢談自己的成長經歷，藉由他豐富多彩的童年、閱讀和寫作，鼓勵孩子在生活中思考、勇敢追求夢想。這是【開卷】每年暑假特別設計的禮物，不僅獻給得獎人，也獻給全台灣的小朋友。以下是黃春明的口述──
頑皮也是學習
我像你們一樣大的時候，沒有這麼漂亮的衣服穿，也沒有這麼多的學校功課要做，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玩。我有多頑皮呢？說個故事你們就知道了。我讀羅東國小的時候，學校旁邊有一條河，河上有個擋門，有時候開，有時候關，如果剛好潛水游過擋門下邊，就常常被卡在那裡游不回來了，很危險，所以學校禁止我們去那邊游泳。
我四年級時，有一天自習課，我聽到「自習」兩字，就等於聽到「去玩」。我帶了4個同學去河邊游泳，我們都沒有手錶，一玩，忘了時間。老師找不到人，就想到，啊，這個黃春明這麼皮，一定是去游泳。
(Read More...)
採訪趙自強是很特別的經驗，尤其跟大多數人一樣，在非常熟悉他喜感逗趣的形象，以及迷糊又親切的「水果奶奶」孩子王之後，怎麼也沒想到，趙自強聊起自己的「黃金10年」時，竟然先從「工業革命」、「剩餘價值」、「馬克斯」這些左派理論的關鍵字開始......
誇張搞笑的肢體表情中卻可以交錯著深思又批判的眼神，這是跟螢幕下的趙自強對話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感受。
從「熱血青年」到成為演員，到創立「如果兒童劇團」，成為孩子心中最好的朋友，舞台上總是帶給別人快樂的趙自強，如何思考自己的生涯？
(Read More...)
七月二十六日，彎彎部落格的到訪人次破億。
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在短短不到三年內達成，這也意謂著，平均每天有近十萬人次，在彎彎的部落格流連。
網路趨勢觀察家劉威麟（Mr.6）形容：「這是一個『超英趕美』的紀錄，彎彎部落格中虛擬的人物形象和真實的情感表述，打中了三十歲以下人們的情緒表達缺口。」
(Read More...)
夏老大，本名夏延德，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在高雄出生、長大；雄中畢業後，進入交大航海輪機系，但在系上發現了對程式的興趣，出國唸書時轉攻Computer Science。
同學們對夏老大充滿敬意絕非沒有原因，不論是上他的計算機概論或電資導論課，他電腦1010世界裡，總有關懷與督促我們的人生哲學隱藏其中，偶爾夾雜其中對社會政治不滿的比喻讓人莞爾。
六位記者在大運會時與夏老大的午間對話獨家曝光，讓我們一起打開夏老大神秘的面紗，認識你所不知道的夏老大......。
(Read More...)
核心價值：身為Google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的李開復，在與中國學生的交流中，發現了他們成長過程中的迷茫，於是他開始了幫助中國青年學生更好成長的公益事業，把大量的私人時間和精力奉獻給了中國學生，故有人稱其為「校園教父」。
(Read More...)那年詩人胡品清從巴黎經由曼谷來到台北，在松山機場，我是陪同覃子豪師的接機人之一：因為剛從詩壇起步，有些自卑，所以我站在人後，幾乎不被人發現。
品清先生穿一襲細花洋裝，緩緩步出海關，在較遠處，我看見她與子豪師、邦楨先生及其他幾位接機人握手寒暄。她儀態非常嫻雅，戴著一付淺色墨鏡（以後數次見面，她都戴淺色墨鏡，聽說是眼畏強光），身材嬌小，聲音低沉，給我的整體印象並不深刻。
當晚她進住位在新公園一側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我沒有參加在招待所擺設的晚宴，也沒有向品清先生道別，就回營地了（那時我的身份是尉級軍官）。
●
品清先生要來台灣，並到文化學院教授法文的訊息，是在子豪師那兒得知的，而她的翻譯詩作，則是早些時候在「藍星詩刊」讀到的。我被那優雅典麗的文字所吸引，曾問子豪師這位譯者是誰：其時，子豪師已與品清先生多次通信並結為文友。有詩友說，子豪師對品清先生有特殊感情，我不相信，因為這一年的子豪師，已經有一位年輕紅粉知已，並且還保持與另一位女性文友通信論詩與藝術。但言者口氣肯定，多位子豪師的老友似乎都信以為真。
品清先生從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入住文化學院學人宿舍，不常下山，與子豪師以乎也沒有特殊接觸，但她的譯詩常在「藍星」與讀者見面。倒是邦楨先生念及品清先生隻身在台，常利用假日，邀請品清先生下山參加一些交誼活動，特別是聯勤美軍招待所與忠孝西路美軍俱樂部的周末舞會。（邦楨先生當時官拜上校又是小主管，且略識英文，所以進出軍方俱樂部不受阻礙）有一回，我路過台北市忠孝西路，巧遇邦楨先生與品清先生相偕而行，邦楨先生把我介紹給品清先生，品清先生笑說：
「那天在松山機場入境大廳看見一個小小人影，是你嗎？」
我點頭稱是，品清先生繼續說：
「後來怎麼不見了呢？」
我說我是軍人，要準時歸營。
「那麼你怎麼不歸營呢？」品清先生側臉問邦楨先生，他一時語塞，我搶者回說：
「彭先生官拜上校，我是最低階軍官，所以待遇有別。」
這次偶然相見，我發現品清先生十分親切近人，但以後多年，我們並沒有機會見面。我則讀她的譯作與創作，加深了對她那種極特殊很浪漫氣質與唯美詩觀的印象，她可以說是詩的美文的領路人：在她出現台灣詩壇之前，那種典雅、秀麗的唯美詩風尚不多見。但是，讀多了，似乎也會產生過度淒美的印象，而有時不忍讀下去。
子豪先生於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日去世，從松山機場接遠來客人到告別人世，他與品清先生少有往來，所以有人說，他們兩人有某種情愫滋生並相惜相繫，實是一種誤解；也許彼此賞識才華有之，因而相惜，談不上兩情相繫。此事，我雖為局外人，但在子豪師生命最後一年，我從經常由林口到台北市新生南路探親請安，到病後服侍期間，均未聽他談及品清先生。子豪師去逝後，我們整理遺物，亦未發現品清先生從法國寄來的信（所謂「美麗的情書」），不知已被人處理，還是子豪師早先已親手毀跡。
不論如何，在詩壇，這段往事應只是一則佳美的傳言而已。
我與品清先生一次較正式的相見，在子豪師去世十餘年後，約在民國六十九年春天。我應好友梅新之邀上華岡文大中文系談現代詩的抒情性，題目很廣泛，為了便於同學吸收並作筆記，我選了弦、鄭愁予、蓉子、胡品清四位的作品為例，一一切入「抒情性」這個主題；因此得向四位詩人 請教。弦與鄭愁予、蓉子三位因常有往來，沒有親訪，品清先生那兒則非親訪討教不可，所以請梅新代約時間，就在那天上午八點到九點半在品清先生寓所進行訪談。
●
品清先生熱情款待，準備了咖啡、清茶、小西點。訪談十分順利，談到「淒美」的浪漫，先生略作沉思，然後指正說：你可以說淒美，但面對事物與景象的永在的真實，這就得把人性聯繫上去，因此，在詩中，在藝術與音樂中，淒美是根本的、宿命的表現之一。
我誠摰受教，告別時，品清先生問結婚沒有，我說已婚，品清先生從身後櫃子上取出一件東西說：送給你的夫人。我一看，是一只精緻的小瓶，裡面是香水。這時我才發現，品清先生在房內多處，擺設了各式各樣精美，造型奇特的香水瓶，她不待我問，就解釋說：
「我喜歡這些瓶子，百看不厭！」
對我來說，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嗜好。後來，聽去過品清先生寓所朋友說，她蒐集的香水瓶更多也更美。
慢慢的，我體悟出來，品清先生對各種式樣香水瓶的嗜好，頗有些「孤芳獨賞」的味道；品清先生的少女時代，是一位活潑浪漫的新時代女性，修讀法文，更吸收了法國文化的先天浪漫特質。後來她負笈法國，與一位法籍軍人（曾任駐中國及泰國武官）戀愛、結婚，成為各地及巴黎社交界的一員，自然另有一番人生樣式。然後婚姻生變，來到台灣，情感生活令人莫測，但文學生涯，則豐富多彩，這就又是另一番樣式了。到晚年，總不免感嘆身世際遇，作品雖達到一定程度的化境，卻缺少一位最貼心的人，將它惜之愛之，珍之藏之，這便進了「淒美的浪漫」之境，別有一番滋味了！
>>>>2006/10/20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在中國具有傳奇經驗的卡瑪（Carma Hinton）昨晚抵達台灣，將發表她有關於文革、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兩部紀錄片。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有其世界性的意義，任何社會都可能表現出惡的一面。以下是卡瑪的專訪摘要：
問：有關於文革的紀錄片您命名為「八九點鐘的太陽」，這是毛澤東對於年輕人的形容詞；但影片內容又提到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破滅。片名和內容其實就充滿了衝突……
答：「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很直接的取自於毛澤東的語錄，片子是以青年人的經歷，是四九年前後出生的一代人的經驗；毛澤東講年輕人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的身上，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對毛澤東充滿信任，所以很直接引用成片名。但雖然毛澤東說年輕人是太陽，其實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是太陽，所以，引用這個片名本身也是一種反諷。
問：這部紀錄片從被處死的「人權先驅」遇羅克、毛澤東秘書李銳和其女兒李南央、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遺孀王光美三個家庭出發。您認為這部影片可以對台灣民眾認識文革有怎樣的影響？
以人性看文革 學習歷史教訓
答：這三個家庭代表不同的意義。從政治階層來看，劉少奇是最高階層，遇羅克則是資本家的後代，屬於最低階層。李銳和李南央的故事可以從四○年代談到八○年代，時間的跨距相當的大。在劇情的安排上，我們避免採取編年史的做法，而是希望從人的心理、人性的角度去看文革。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有世界性的意義。
文革中展現出的瘋狂、偏執、不寬容，並非共產黨特殊的表現，任何地方都可能表現出惡的一面；當任何團體、社會面臨到外部威脅，往往都展現出惡的一面。而不同的制度對「惡」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並不保證惡不會發生。例如希特勒、麥卡錫也都表現出惡的一面。文革時期的中國，對整個人類都應該是一種反省，也應使人引以為誡，才會得到比較深刻的歷史教訓。
問：「你所看不到的六四天安門」也有許多有別於其他觀點的角度？
打倒強權之前 先要設計制度
27歲的陳士駿(左)在一年多前，還是個欠卡數纍纍的年輕人。參與創辦YouTube後，來自台灣的他一夜致富，讓人羨慕。
有趣的是，他起初只是為了給朋友之間提供一個分享錄影片段的場所，沒想到網站卻在短短一年裡成為網民的回憶儲存庫和作品發佈場所…
如果你問身邊的青少年、學生們，他們最愛瀏覽的網站是哪一個，大多數會毫不猶豫的回答：「YouTube！」
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YouTube的「出身」非常平凡，也相當貧寒，只能形容為兩位好友的突發奇想。
最近搜索界巨龍Google出價26億新元收購這個網站，更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創辦人之一陳士駿，這個曾經背負一身卡債的台灣小子如何成為「鹹魚翻身」，成為現代男版的「灰姑娘」。
一年多前還欠無數卡債
一年多前，參與創辦YouTube來自台灣的陳士駿還是個欠卡數纍纍的年輕人。
現年27歲的陳士駿於中三那年和家人一同移民美國，高中後進入香檳伊利諾州大學修讀計算機科學。最後一個學期，他受聘於拍賣網站eBay旗下的網上付款公司PayPal，期間認識香檳伊大校友賀利和卡裡姆。
2005年1月，陳士駿和賀利相繼離職，且身上背負鉅額信用卡卡債。去年，陳士駿和賀利在一個朋友的晚會上拍攝了一個視頻錄像，他們想在網上與其他朋友分享這個錄像，可是卻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網站將錄像放上去。於是，他們決定自己創建一個網站，讓自己和朋友們能夠方便地分享各種視頻錄像。
兩個年輕人的原意是為了給朋友之間提供一個分享錄影片段的場所，沒想到網站卻在短短一年時間裡成為網民的回憶儲存庫和作品發佈場所，特別是在年輕人中的影響力尤其廣泛。
爆紅了香港『巴士大叔』和『新加坡女生』
能說一口流利京片子的紀錄片製作人卡瑪．辛頓（Carma Hinton），有一段傳奇的人生旅程。中國大陸變色那一年（一九四九），她生在北京，一九七一年才回到美國。卡瑪的故事必須從她的左派父親韓丁（William H. Hinton）開始講起。
韓丁十七歲時獲哈佛大學錄取，但卻申請延緩入學，以打工方式遊歷世界一年，歷經日本、朝鮮、中國東北、俄國及歐洲。在哈佛讀了一段時間覺得志趣不合，所學無用，便轉學到以農科出名的康乃爾大學，而使他成為農機專家，一生與農為伍。韓丁於一九四二年讀了美國左派記者史諾（Edgar Snow）剛出版的描述中國共產黨興起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眼界大開，思想大變。他說這本書使他從一個和平主義者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好奇歐吉桑 要來遊台灣嘍
聽說妹尾河童十月三日至七日來台訪問，他的讀者格外興奮！這種興奮，與其說是得見這位日本當代最有名的舞台設計師、河童流俯瞰圖畫法創始人、暢銷書《少年H》作家一面，還不如說是終於可以親眼「窺看」江湖傳聞已久的「好奇歐吉桑」———「看慣了，就會看漏了。只要靠得近，一定看得到。」這是河童名言，如今有機會靠近看，且是新鮮看，讀者們當然不會、不願看漏了！
說河童是「好奇歐吉桑」，真是一點兒也沒錯。關於他的「好奇」妙事一籮筐。登門入室窺看、測量名人雅士的工作室、書房，又寫又畫成了《工作大不同》也就算了；好奇別人家廁所跟自己家有何不同，相撲選手、建築師、女演員……家裡的廁所有何特異之處，於是四處要求相識或不識者開放廁所給他看，「躲在天花板上」（指其俯瞰圖畫法）又寫又畫出《廁所大不同》，那也只能說，「歐吉桑，你真是太神奇了！」
碰到會打人的老師考試，
就交白卷抗議
從小聽到大 郎祖筠看吳兆南 像神一樣
說到「妙語如珠」，許多人記憶裡響起的是「吳兆南、魏龍豪，上台一鞠躬！」一九九九年魏龍豪猝逝，吳兆南半年裡收了六個徒弟，成立「吳兆南相聲劇藝社」，一肩挑起傳承這說唱藝術的重任，號稱「天下『吳男』事」。可這群大男人的團長，卻是大女人郎祖筠。
「我接團長第一個任務，就是拿著鞭子，要求大家排戲。」郎祖筠的演藝事業橫跨舞台劇、電視、電影、廣告、廣播，還自創春禾劇團從事表演教學。拜心中的相聲之神為師，是圓夢，也有為老幹添新枝的使命感。
吳兆南已八十三歲，記性超強，還能背新段子，開口絕無冷場。他說自己眼力還行，只要有燈就看得見，真沒有老花眼？「買不起眼鏡啊！」
問：聽說吳老師本來是念經濟系的，怎麼走到相聲這條路？
郎祖筠（以下簡稱郎）：從小愛玩……
吳兆南（以下簡稱吳）：我念的是北平市中國大學。那時候，家裡問我考什麼系啊，我說「唱戲」，根本鬧不清它有幾科幾系。我哥哥念政經系，我也跟著報考，考試時，分成了政治系和經濟系，我就抓鬮，念了經濟系，想經濟系大概是管鈔票的吧。
在學校我辦了「國風報」，報影劇新聞的，整天不是聽相聲就是跑戲院，你說能好好上課嗎？
我到台灣，可以說是冒名頂替，冒充空軍眷屬來的。那時有廿多個空軍太太要到台灣，都是小姑娘、千金，沒出過門。先生出任務了，她們沒人照料啊。我哥哥的連襟看上我了，他認為起碼我是一個好人。
那是民國卅七年年尾，我就伺候他們廿多個出來了。
郎：所以您做過導遊啊？
吳：全陪！我廿二歲半，在家裡沒事幹啊，跟家裡說了，就去北平空軍基地搭飛機。空軍太太們特別拜託：「您可得照顧我們，沒出過門啊。」我說：「知道，我也沒出過門！」哈哈。
飛到漢口待了幾天，就聽人說：「北平丟了。」只好逃到台灣來。我最早在基隆管海水浴場，關門打狗，小販不准進來，我賣香菸、麵條，生意挺好。當時一元新台幣換四萬老台幣，我那帳本一天都是幾千萬。可是到了秋天，完了，不許游泳了，我只好參加光榮平劇社，唱戲去。
後來我陪馬繼良唱戲，就是元大馬志玲的父親。他在廈門街有塊地，叫螢橋樂園，有人演話劇、唱大鼓、變魔術，沒對口相聲。他說，你常說笑話，一定會說相聲。我說管飯就行。
問：郎祖筠也是小時候就喜歡相聲？
郎：我從小聽師父的相聲集錦、選粹，和弟弟、爸爸，都是聽著睡覺的。我弟小學一年級，聽到會背，他什麼段子不背，背了「什麼大、什麼小」，裡面有點小不雅，「那媳婦兒乳房大、奶頭小」，我媽就抓狂了，氣到把錄音帶銷毀。我是這樣聽大的，師父對我來講，簡直像神一樣。
吳：最早我們相聲段子的來源，是腦筋裡的記憶。我一個人說了一個禮拜，沒得說了，掛榜招賢，找來陳逸安、魏龍豪，湊成三個臭皮匠。我九歲開始聽相聲，他們也這麼聽，我們互相切磋，記起了卅段，不久進了正聲廣播電台，「上台一鞠躬」，就這麼來的。真虧心，在廣播裡說了好久，一回也沒鞠躬過。
那時片紙隻字都沒有，沒人可問、沒有書，我們三個人瞎編，由一句編成一段，從四方變五角，五角變六角。
「如果人生是趟旅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跟團』嗎？傻呼呼地跟著團走， 結果永遠看不到期待的風景。那麼，這趟旅行，豈不無聊透頂？」
人類建立了制度，努力維持制度運行，然而，制度的種種標準規範，卻又回頭主宰著眾人的行為與想法。那麼請問，人與制度的關係，究竟是大於、等於，或著小於？
在創作時，侯文詠屢屢企圖為此找到正確解答，但聰明如他，至今也尚未能夠解開這個「迴旋邏輯」似的詭譎習題。《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兩本小說，分別討論醫療、教育的制度問題，隨著情節發展，大快人心的結局幾近呼之欲出，這才發現，其實主角終究還是迴旋於制度之內。或許，侯文詠真的難以找到萬無一失的標準答案，於是只能留下無解之解。
即便，他已證明了自己的確能夠脫離制度。
「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
1997年，侯文詠36歲，毅然辭去台大醫院主治醫師的工作。「我應該可以繼續往上爬，至少，可以混個醫學院教授來當。」他預想著自己在醫院制度之內的未來，一條恐怕沒人願意放棄的路，「但我很清楚，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因此我必須跳開。」
要跳開的不只是醫院制度，還包括了整個社會體制長期型塑的刻板價值，「在我的老家，有人當醫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說到作家，恐怕沒人理你。」以此延伸之後，你會發現侯文詠竟也擺脫了父母的期待，即便這份期待包含了絕對的溫柔，但誰說不是一種最強大的制約力量？
依據侯文詠的記憶，關於「離開醫院」這個念頭，他至少想了十年之久，「我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才確定自己累積了足夠的實力和經驗。在我眼裡，這些實力和經驗就像籌碼，一疊疊地累積，終於足夠讓我擺脫重重制約、換得自由。」
原來，侯文詠是個會「算計」的傢伙！「我常在想，當了這麼些年的醫生，寫了這麼些本書之後，究竟，這些籌碼能為自己的未來兌換什麼？」1997年，當侯文詠再次算計這個問題時，腦海浮現出了兩組選項：A、榮耀與權力；B、更多的自由時間。當然，他選了B。
「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拜託，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
「一方面，我本就渴望更多的自由時間；另一方面，如果我不跳開，那麼，我恐怕會成為集名醫、名教授、名作家於一身的『典範』，而在我的觀念中，這種典範，其實只是一個『社會要的謊言』。」
「典範是社會要的謊言！」話似乎說得重了些。他解釋，普羅大眾所期待的典範，其實只是社會制度底下的一個樣板，藉此，狹隘地定義了何謂「成功」。人們渴望成功，開始循著體制內的階梯努力攀爬、競爭，甚至鬥爭。然而，這塊樣板是如此高高在上，於是，體制內的多數人，窮其一生心力恐怕都無法享受成功的喜樂，「你想，這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生啊？」
至於那些制度外的「份子」，下場並沒有好到哪去，因為他們棄離了多數人的標準，於是，也就像是一種尋常社會裡的不正常，一種畸形，成了遭到摒棄、遭到漠視、不被關心的一群。「如此看來，制度顯然存在許多違反人性的晦暗，而制度裡的每一個人、每個典範，就組成了共犯結構。」
「所以，你們今天來採訪我，拜託，不要把我寫成值得效法的典範，真的，其實我也很俗、很普通，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準時收看白色巨塔！」忽然，沉重的討論裡，蹦出一個侯文詠式的幽默。
「決定寫長篇小說後，我開始重組拼圖，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表達的核心價值。」
沒錯，在離開醫院工作之前，「侯文詠作品」就是風趣幽默的代名詞，其所展現的搞笑程度，幾乎可以用「境界」二字形容。《頑皮故事集》、《淘氣故事集》、《烏魯木齊大夫說》，乃至於《大醫院小醫師》、老婆系列等，無一不是在極具喜感的詼諧筆觸之下，提供讀者一個笑看世事的新鮮角度，也為讀者營造一個樂觀開朗的處世空間。
於是，當《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忽然用了這麼赤裸深沉的手法，毫不留情地揭開制度面的暗瘡之後，人們難免開始懷疑，「他發生了什麼事？」一向幽默風趣的侯文詠，對這世界的觀感改變了嗎？
「觀感、態度、角度，什麼都沒變啦！」侯文詠開始解釋，無論是搞笑或者深沉，其實，創作的原點多半還是回到開宗明義的那個大哉問──人與制度的關係。「如果有變，那就是我的自由時間變得更多了，多到可以開始創作長篇小說。」
或者應該說，侯文詠前、後期的作品，雖然呈現方法大異奇趣，但實則具有一貫的本質。「過去的散文、短篇故事，就好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圖，在決定寫長篇小說之後，我開始蒐集、重組這些拼圖，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要表達的核心價值，而它的樣貌，自然也就不會只是一塊拼圖而已。」
可以想像，當我們把許多荒誕的情節彼此相連，赫然發現原來整個世界都很荒誕，那麼，就算還能笑得出來，恐怕，也是基於一種黑色的幽默。如此思考之下，「頑皮故事」裡面小小男主角為了獲得上台表揚機會的怪誕做法，加上「烏魯木齊大夫」對那個準備革命的考生所提出的搞笑建議，好像真的也就形成了《危險心靈》故事背後的真正核心。
「如果制度有生命，人的思考就是DNA，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
「除此之外，剛好，我也認為在當前這個環境當中，小說對社會的影響力是最深刻的。」侯文詠表示，相對於散文或短篇故事，在長篇小說的結構裡，作者的形象可以藏到深處，相反的，故事主角的形象，則更容易投射在讀者的內心，產生共鳴。
「沒錯，《白色巨塔》與《危險心靈》的結局都是無解，但是透過無解，才能讓讀者開始獨立思考。」侯文詠開始闡述自己的創作企圖，「我相信人的心裡都有分辨善惡的能力，因此，當制度裡的人開始受到小說引導，能從更高的角度觀望制度全貌，開始思考何者『當為』或『不當為』之後，制度的樣貌自然也會開始改變。」
「如果制度有生命，人的思考，就是這個生命的DNA，畢竟，是DNA決定了生命的樣貌啊！」侯文詠或許已經不當醫生，但跳脫了醫院制度的他，卻能從更高的位置執行手術，試圖為這生病的制度，徹底改造DNA。
侯文詠再次開始扳著手指算計起來：「兩本小說的讀者差不多有六十萬以上，改編成電視節目後，不是我臭屁，但我想收視觀眾應該會有百萬以上，你想想看，台灣的人口並不太多，這場DNA改造工程，贏面其實不算小哩！」
「如果人生是趟旅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跟團』嗎？」
嘴巴上說沒有答案，但是擺明了，侯文詠正在努力證明人的價值絕對可以大於制度，成功的定義也絕對不會只是制度內的那個樣板。侯文詠舉例：「蔡康永的父親過世時，康永哭得非常傷心，據他說，他最感念爸爸給了他絕對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往往是不被社會制度的標準所認同的，「你看，這是一個成功的父親，但成功的原因是脫離體制的。」
再想想，何謂成功的人生？「對我來說，成功非關成就，只要能夠享受生命，永遠保持熱情與好奇心，就是成功。」侯文詠強調，每個人都該思考「自己是什麼」，在自己的內心裡，找到一個最讓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然後勇於追求，即便這方樂土似乎並不屬於制度的象牙塔內。
「當然，我並不鼓勵每個人都自我放逐，也不是鼓勵大家衝撞制度。」侯文詠試圖找個具體而適當的比喻，為「人」與「制度」的關係做個結論：「如果人生是趟旅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跟團』嗎？」如果覺得導遊安排的行程合你胃口，保持熱情跟下去吧！但若明明想去別的地方，卻又不敢走自己的路，「傻呼呼地跟著團走，永遠看不到心裡期待的風景，那麼，這趟旅行，豈不無聊透頂？」
>>>>2006/9月號 ３０雜誌
喜歡「小太陽」林良的人請舉手！1、2、3、4、5、6、7、8、9……可以說，從年紀最大的大朋友1年級生到年紀最小的小朋友9年級生，凡看過他寫的童書、聽過他講的故事，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喜歡他們家那三個小太陽、喜歡他們家那隻白狐狸狗斯諾，更喜歡他永遠的笑咪咪，永遠的和藹親切，永遠的好爸爸模樣，永遠的……不曾皺過一次眉頭；而林良則說自己是一個「永遠讓步的人！」
和諧溝通 生氣不發作
民國13年出生，今年82歲的林良，面帶優雅笑容，用他一貫平和的語氣說：「人與人相處，不論是親情，愛情，友情，那個關係就像一個珍貴的古董，一旦打破雖然可以再黏好，但是已經無法恢復原狀。所以，要珍惜，不要隨便破壞。」他說，人難免會遇到不開心的事，「我的方法就是彼此和諧溝通，凡事好解決。也就是說可以生氣，但不要發作；如果要發作，也要用不傷害對方的方式發作。」
要生氣很容易，可是要控制不發作，很難吧！
林良說：「生氣的時候就喝水不說話，保持沉默，和平的離開，或者明天再發作、下星期再發作！也許等到明天、下星期就不生氣了啊！生氣發作會破壞和諧傷害別人，等到後悔就來不及了。」
林良說了一個故事。美國南北戰爭時，北方軍隊原本有機會拿出全副力量追擊南軍，控制戰局，但是因為北方將領一個猶豫，不敢追擊，於是給南軍一個整理殘局、捲土重來的機會，以至於後來戰事再起。林肯當時寫了一封信痛罵責備這位將軍，但他只將這封信放在抽屜裡，從未寄出去。
這個故事不僅讓年輕時的林良深受感動，也讓他從此領悟到「生氣不發作」的可貴。因此，他一直把「保持和諧、不發作傷害別人」列為做人處事的目標。
生活飲食 不刻意定原則
施明德發起「倒扁行動」，每人要繳百元承諾金，湊足一百萬人，就走上街頭；短短七個工作天，人和錢都超過原訂目標。無論就方式、參與人數、金額、和速度，這次動員都創了空前的記錄；在台灣政治史上，也必然留下很特殊的一頁。
施明德登高一呼，就風起雲湧，聲勢沛然莫之能禦。民眾熱烈響應，固然反映蓄積已久的怨氣、怒氣；然而，如果不是由施明德發起，其他的人會有同樣的號召力嗎？──譬如，如果由李遠哲、李登輝、宋楚瑜、連戰、乃至於馬英九，作同樣的號召，會有同樣的反應嗎？我很懷疑。
說來奇怪，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施明德已經「壞、壞、壞，連三壞」──最近三次參選，連續失利三次；可是，為什麼這位過氣的政客，卻能觸動社會大眾的心弦，促使百萬人起而行呢？施明德，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
我認識施主席已經好幾年，一起吃飯喝酒聊天的次數，即使沒有過百，至少也有幾十次。平心而論，我不能說，自己很瞭解施主席。不過，相處時的一些點點滴滴，也許能烘托出他的某些面向。
他失望、落寞、憤怒的表情，我曾經看過。那是二○○四年立法委員選舉，他在台北市北區參選；結果，十個當選名額，他得票排名第十三，高票落選。當天下午六點左右，就知道開票結果。主席當時的表情，反映他的心情；他覺得意外和不解，這是歷次選舉他投入最多的一次，但是卻得不到選民的青睞。事實上，選舉結束之後，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他都抑鬱寡歡，眉頭深鎖，臉上有一種被刺痛、被傷害、被打垮的神情。
當然，我也曾看過，施主席笑逐顏開的表情。心情平復之後，主席又一如往昔。杯觥交錯間，講到有趣、特別是自己得意或出糗的事，他開懷大笑；兩眼瞇成一條線，而且線條往外延伸──真正的眉開眼笑。
最特別的表情，是他發表給陳水扁的公開信之後，第二天，我到「 施明德基金會」去看他；在川流般、接連不斷的媒體採訪之間，我們簡短交談。當天，他穿著黑色、深條紋的西裝，裡面是小圓領的藍色襯衫。臉上的神情，摻雜著凝重、嚴肅、有一點點肅殺之氣；有點像是一切就緒、即將上場的拳手，準備肉搏廝殺的那種神態。
施主席的有些作為，只能用不同流俗來形容。有一天早上，他在餐廳邊吃早餐，邊看報紙。剛好，有一則新聞是關於許文龍，還附了照片。主席怒從中燒，端起杯子，把咖啡往報紙上一倒。
侍者趕忙過來擦拭，施主席掏出拾塊錢，要賠那分報紙。侍者連聲說「不用」，而且會立刻換上一分報紙。主席堅持要賠；他說，自己把咖啡倒在許文龍的照片上，是故意的，所以一定要賠，即使只有區區台幣十塊錢。因為，他很不齒許文龍的作為；他覺得，這位紅頂商人，永遠都是趨附執政者的當權派，無論是在台灣或大陸，也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而且總是振振有辭，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
另外一次，我們約好在啤酒屋小聚；我晚到，坐在主席旁邊，在座的都是企業界人士。主席遞給我一張名片，說名片主人提供消息，有一支股票即將大漲，從二十幾塊一路漲到四十九塊；名片背後，有這個股票的號碼。
我已經很久沒有買台灣股票，所以不以為意；過了幾個星期，想起這件事，找到那張名片，打電話問證券業的朋友。果不其然，那支股票一路狂飆，最高漲到近五十元左右，現在已經跌回二十元上下。顯然，施明德有很多民間的朋友，有「好康的」事，都希望和他分享。可是，利字當頭，主席不為所動，我有點好奇；後來主席投資指數期貨，而且頗有斬獲，我才想清楚原因，其實很簡單：他不買股票，是有意避嫌；如果買股票賺錢，別人會說他靠內線獲利。買股票指數的期貨，是硬碰硬的功夫，毫無內線消息可言。
歷史人物裡，文天祥有浩然正氣，而孫中山的人格自然偉大。我沒看過文天祥或孫中山，也不清楚浩然正氣和人格自然偉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過，由施明德身上，我倒可以感覺出一種人格特質── 對於自己，他有很特別的自我期許；動靜之間，都很自在，有一股內在的韌性。似乎有某種信念，一直支持著他。
以施主席一路走來的軌跡，到底要怎麼幫他定位呢？他的一生裡，在獄中度過二十五年；出獄後，經歷幾次起伏；最近三次參選，又一敗再敗；日常生活，似乎又和常人無異。不過，他當然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不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他有點像是一位演員，但戲路有限；他用幾十年的歲月，慢慢等待機會，希望等到適合自己瑰蜇X。
當沒有合適的戲碼時，他就賦閒；偶爾，也打打零工，活動一下筋骨、吊吊嗓子、票票戲（參選立委之類）。但是，他真正想演的戲，是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能粉墨登場，喚醒民眾，引領風騷──二十七年前高雄事件反國民黨時，是如此；現在百萬人倒扁，也是如此。如果一輩子沒有合適的戲碼，他就老兵不死、逐漸凋謝。放眼台灣和華人世界，施明德這種「演員」，大概絕無僅有。
施明德曾經表示，等他過世之後，希望在墓碑上刻三個字：奉獻者。然而，這三個字現在已經被濫用，混濁不堪。依我淺見，無論這次倒扁運動的結果如何，無論將來兩岸關係的世紀大戲裡，他能不能因緣際會、再次登場，突破僵局；當他謝幕時，他的墓碑上，可以無愧於天地、簡單的鐫刻這三個字：施明德──其他的字眼，都不足以描述這位特別的歷史人物、台灣之子！
>>>>2006/8/24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馬克‧吐溫創造了兩個頑劣的小孩，一個叫湯姆‧索耶，一個叫哈克伯理‧芬……
人人說馬克‧吐溫（Mark Twain, 本名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是幽默大師，那是因為他善用滑稽突梯的語言嘲諷世相，又因為他的生計包括了演講，因而有很多機會使出逗樂聽眾的本領，嘻笑怒罵，留下大量名言雋語。然而馬克‧吐溫連樂觀的人也不是，他幼年喪父，失學而必須去當印刷學徒，歷經世態冷暖；處在南北戰爭前的美國，他也看見種族的偏見和白人行為的墮落，又不耐於教會的庸俗，傳教士的偽善。這些都是他機巧百出、口誅筆伐的目標。
馬克‧吐溫創造了兩個頑劣的小孩，一個叫湯姆‧索耶（Tom Sawyer），一個叫哈克伯理‧芬（Huckleberry Finn，暱稱「哈克」Huck）。如今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有人認識他們。但是以他們為名寫成的書，卻也是少有的，從問世到現在一百多年來，每個時代都有人杯葛或禁讀的童書。美國仍有圖書館迄今不准以哈克為主角的《頑童歷險記》（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1885）上架，最大的理由是這本書種族歧視和教壞囝兒大小。
《頑童歷險記》裡面出現了兩百多次現在已成語言禁忌的nigger（黑鬼），黑白兩方都覺刺耳。故事裡除了小孩，也幾乎沒有形象正面的白人，他們不是想搶小孩錢的酒鬼，就是盜墓賊、殺人犯、江湖騙徒……這不是歧視白人嗎？贊成禁這書的人說，小孩在書裡讀了兩百多遍nigger，關上書你能要他不講嗎？書裡的小孩逃學、撒謊、講髒話、抽菸，全是壞榜樣，能讓孩子看嗎？這些爭議，從1885年書一出版就沒停過。
但另一方面，《頑童歷險記》被認為是第一部以美國口語寫成的小說，證明最俚俗的美國英語也可以成為上乘創作語言。海明威甚至說，所有的美國現代文學是始於馬克‧吐溫的一本書，Huckleberry Finn！帶壞小孩嗎？雷根總統有相反的意見：「我多希望我們的學校能教給孩子，像哈克在小木筏上優美地航過密西西比河一樣的能力，航過他們的人生；教會他們像哈克一樣痛恨偏見、愛周圍的人，尤其是愛他的大朋友Jim。」──Jim是哈克所救的一個黑人奴隸。事實上不待鼓吹，《頑童歷險記》從121年前出版，就是熱銷書。美國公共電視在公元2000年作過估計，這書在全世界已有超過六十種譯文，七百種以上的外文版本。
以另外一個頑童湯姆為主角寫成的《湯姆歷險記》（1874）就沒這麼大的爭議。主要因為湯姆生長在正常溫暖的家庭，他的調皮搗蛋是一個「正常」小孩的調皮搗蛋。《湯姆歷險記》裡幾個場景已成經典，一個是他被大人指派粉刷圍籬，為了偷懶，竟然誆得路過的小朋友把蘋果送他，換取粉刷圍籬的工作。湯姆不但自己逍遙，還賺了蘋果。另一個可愛的插曲是湯姆喜歡新轉學來的同班女孩，有日女孩不小心撕壞老師寶貝的書，老師興師問罪時，湯姆很英雄地說是自己撕的，結果捱了老師狠狠幾鞭子。過後女孩感激地對他說，「湯姆，你怎麼能這麼高貴！」把疼痛一下全忘掉的湯姆，回家的路上經過一個池塘，對著池裡自己的倒影也問：Tom, how could you be so noble!
《湯姆歷險記》是溫暖有趣的童書，《頑童歷險記》卻是公認的偉大經典，且超越童書，傳達成人一樣受教的真理。哈克不像湯姆，他沒有家沒有母親，父親是酗酒的無賴；他不但沒機會受學校教育，也沒家庭教養可言。這個講髒話的小鬼是街坊所有父母的頭痛，卻是他們的孩子的英雄。在《湯姆歷險記》裡他只以湯姆好朋友的配角身分出現，到了《頑童歷險記》，哈克開始挑大樑演出。馬克‧吐溫其實把自己成長的經驗和人生的信念都藉這個十三、四歲的小霸王來表演；給了他自己自幼熟悉的密西西比河作舞台，融會了混雜黑人口語方言的聲音情態作他的發聲。書是以哈克為第一人稱敘事的，讀者因此有機會看這樣一個語言沒有章法顧忌、不避俚俗，心性上迷信又機智，本質裡則溫厚、充滿正義感的少年，表演他的流浪和冒險。
使哈克的歷險臻於偉大，是因為我們知道他的局限。他所處的環境是以黑人為奴的，奴隸並且在法律上屬於他的買主，哈克自然也習慣於周遭的人怎樣對待黑人，他甚至被灌輸了幫助黑奴逃跑會下地獄的觀念。但當他無意間發現了逃跑藏匿的Jim，跟Jim建立了友誼，他的人格當中的善念和是非判別，使他進入心理掙扎，這是一個美麗的過程，而哈克所作的決定必需以一路的木筏溯河、風聲鶴唳的艱險來完成。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哈克看到一個搶匪被誣陷為殺人兇手，雖然挺身作證將冒著被真兇報復的危險，哈克還是挺身而出。而因為是第一人稱，我們只須面對過程和它的完成，沒有說教沒有自矜。這是《頑童歷險記》敘事策略的動人之處。馬克‧吐溫在故事裡教給「囝兒大小」的，絕對遠遠抵銷了他讓哈克有血有肉地抽菸、講髒話的壞榜樣。
馬克‧吐溫十幾歲就發表作品，但《頑童歷險記》出版時他卻已經五十歲了。他顯然不是只為寫一本感動人的故事，而是他的人道信念在人生歷程中終於累積到要發而成為這樣一個作品的時候。1860年代馬克‧吐溫曾在舊金山擔任報社記者，對當時白人任意欺凌當地華人的現象便一再為文發不平之鳴。他的人道精神顯然一以貫之，而少年哈克，正是他半百之際終於召來負載這個精神的血肉。百餘年的爭議依然不能搖撼哈克伯理‧芬的經典地位，原因正在於這個不朽的頑童，具備鋼筋銅骨，代表了人道永恆的價值。
He pitches with a sense of purpos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Yankees’ Chien-Ming Wang, celebrity and earning potential grow with every ground ball. The better he pitches, the better he can take care of his family in Taiwan.
小邰 阿Ken 悶鍋師徒 搞皮箱哲學
電視節目「全民大悶鍋」政治模仿秀是當代台灣的消氣丸，甚至紅遍兩岸。悶鍋的靈魂人物邰智源、阿Ken是一對師徒檔，邰智源演什麼像什麼，阿Ken則常演他旁邊的小跟班，沒有幾句台詞，但僅用眼神就讓人絕倒。
紅花綠葉 超有默契
沼澤裡飛起的鴨子，群槍圍而射之，獵人在交火間暴露也發現彼此各異的位置，「蠻有意義的現象是──真的有一個華人世界的論壇出現了，這是很值得關注的。」作家龍應台坦然笑著：「我願意當那隻鴨子！」
從野火到冰點，龍應台一再處於火線之上，新書《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收錄近三年發表的文章，不論造成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被迫停刊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為冰點請命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的公開信〉、上月底為台灣發動罷免案而寫的〈今天這一課：品格〉，篇篇都有爆炸性的威力引發爭議討論無數，餘波猶在迴盪。
最好的讀者是李登輝
「最好的讀者是李登輝吧。」龍應台笑了。
李前總統在罷免案後，轉交龍應台這篇文章給陳水扁總統，有希望陳總統自我反省的意味。對此，龍應台頗表讚賞，指出，她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曾兩度為文批判，「他會欣賞這篇文章，表示這個人還蠻有氣度的。」至於李登輝此舉的真正動機為何？龍應台認為「陰謀論」大可不必，強調應就事論事。
「其實，寫這篇文章，我會自己笑自己。」龍應台說，台灣走過50年威權統治、20年的民主道路，如今竟回到小學老師在新生入學時所教的第一堂課，要誠實，不義勿取，很是歷史反諷。
在此文之後，龍應台未再面對台灣媒體，但在香港的一場記者會中，一家台灣電子媒體報導龍應台對親綠學者倒扁的看法，強調她認為「學者應中立」；龍應台為之氣結錯愕，「學者要獨立，不是中立，中立不是和稀泥嗎？！」她指出：「學者必須獨立，要提出見解，不盲目跟隨群眾好惡、不受個人利益所左右。」
「我給這些學者鼓掌都還來不及呢！」龍應台說。
兩邊發言換來四面楚歌
美國故總統尼克森曾說：一個好的政務領導人，必須具備有三個條件，頭腦、膽識與一副好心腸，三者缺一不可。
政務領導人有腦有膽卻無心，這是獨夫；有腦有心卻無膽，這是懦夫；有心有膽卻無腦，如果不是莽夫，就是笨蛋；或者根本是層次不夠，其實祇是一個「科長」，這種風格若無限放大，祇是頭一味衝撞、沒有目標與方向之蠻牛，也許勤奮，但沒有格局與願景可言。
前新聞局長姚文智，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行政裁量」為手段，又是撤照，又是自行解釋法令來查陸資，搞到媒體個個雞飛狗跳，建立他「天下第一勇」之名聲，也算得上有膽有腦，但權謀過甚不安好心，搞到現在為了「龍祥」、「東森Ｓ台」的國家賠償問題與究責成了新閣難題。
蠻牛上陣
每天都興奮地忙東忙西「到處衝」，官員都怕酒窩消失、沉下臉的蘇貞昌一開罵，誰也消受不了
前行政院長蕭萬長，三十六年豐沛的公務歷練，勤於向專家學者請益，對國家大政方針自有見地，早期率先提出亞太營運中心、後又推動兩岸共同市場，都讓許多學者，包含國際的專家呼應和研究之，算得上有腦；而出身自貧困果農之家，處理林園事件夜宿溝通，也是有心人。但他擔任閣揆期間，對李登輝、蘇志誠和劉泰英等唯唯諾諾，被公然羞辱遞出辭呈又不了了之，因無膽被媒體普遍譏評為「阿信內閣」、「政壇老三」。政黨輪替後，在國民黨內受盡排擠，又無膽加盟李登輝和陳水扁多次邀約，終究落得現在之「清涼自在」處境，朝野都無影響力。
就任已一個多月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常掛在嘴邊的「老鷹哲學」很有名，也就是：「該衝就要衝，不能衝時就不要衝，否則撞到玻璃帷幕會昏倒，就會『衝過頭』。」上任行政院長後，蘇貞昌就像喝了「蠻牛」一樣，每天都興奮地忙東忙西「到處衝」，政府一出事，蘇揆衝前線，膽氣很夠，一個多月以來，精力充沛，更逼得底下人都得把自己變成「衝衝衝」，每個官員都怕酒窩消失、沉下臉的蘇貞昌一開罵，誰也消受不了。
首次立院施政總質詢，蘇貞昌更說：「不能為人民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是政府的恥辱。」急民之所急，也是個有心人，但一個多月的運轉下，蘇式風格，能讓人民看到行政院是個有「腦」的機構嗎？
早出晚歸
蘇貞昌每天都準時七點半進辦公室，所有人也祇好跟著早到，到了晚上七點多，還可以看到鄭文燦趕著去院本部開會
蘇貞昌的勤快在歷任閣揆中少見，接任行政院長適逢農曆過年期間，所有人都還在放大假，他大年初三就跑到行政院辦公，院本部的相關人士知道後，直呼這個年假都過得挺不好受的，急急忙忙趕回上班。春假過後後，蘇貞昌每天都準時七點半進辦公室，所有人也祇好跟著早到，以便供蘇貞昌「隨傳隨到」。
老闆「精力過人」，屬下當然也皮繃得緊緊，從周一持續到周五，無論是閣員或幕僚都會累，卻無法好好度過周末，因蘇貞昌周末卻照舊開工，甚至比平常還早到辦公室。內閣官員無奈地形容：「感覺院長每天都很興奮，我們也祇能跟著衝衝衝。」
一位內閣官員更指出，他曾在早上七時左右就接到蘇貞昌的電話，才知道蘇貞昌從家裡出門到行政院的路程裡，已經開始在用電話「盯梢」了。甚至還在內閣人事徵詢期間，當時，剛被內定為新聞局長的鄭文燦尚未就任，前晚因參加尾牙在眾人力拱下多喝了幾杯，結果，第二天比蘇貞昌規定的上班時間晚到近一個小時，當時蘇貞昌就板起臉孔，冷冷地說：「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另一方面，蘇內閣對上、下班時間則似乎「沒有概念」，到了晚上七點多，還可以看到鄭文燦抱著一疊公文趕著去院本部開會，幕僚私下也說：「九點前能結束工作就要偷笑了。」
過年期間，因碰巧發生許多重大治安和公安事件，讓要求在第一時間掌握資訊的蘇貞昌相當無法忍受。亞力山大出現公安事件時，蘇貞昌雖然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卻不知傷亡情形、發生原因，也無法掌握後續處理情況。那時，蘇貞昌等了五分鐘後，忍不住立刻打電話給秘書長劉玉山要求改善，才掛完電話，蘇貞昌又補了一個電話給內政部長李逸洋，講的還是同一件事。
該罵就罵
蘇貞昌對閣員十分不留情面，人在外頭，就在外頭罵，人在質詢台上，就在台上罵
除了要求底下人第一時間回報，蘇貞昌更討厭回報時沒有三句話就進入重點，他會抬起頭，將眼睛瞇成兩條細細的縫，從其中射出銳利的眼光看你，免不了又是一頓痛罵。據瞭解，李逸洋在執行「清源專案」前，曾為了設計這個專案的名稱和口號，拖緩了計畫的執行，當時蘇貞昌就把李逸洋叫過去劈頭就罵：「不用管口號是什麼，我要的是數字和績效，要怎麼有績效？就從失竊率和銷贓管道兩方面去查，雙管齊下，我不信成績出不來。」
過去謝長廷擔任閣揆時，若對閣員有所不滿，通常祇會把閣員叫來叨唸幾句，不會在公開場合讓閣員難堪，但蘇貞昌對閣員卻十分不留情面，人在外頭，就在外頭罵，人在質詢台上，就在台上罵，有時還和閣員「隔空」擦出火花。
諸如最近蘇貞昌針對北、桃縣缺水事件，在媒體前怒罵水利署長陳伸賢、水公司董事長徐享昆，還嫌經濟部次長侯和雄簡報內容不足；對於金管會主委龔照勝在院會中沒有就立委質詢做出明確回答，蘇貞昌在一旁也不緩頰，反倒轉頭「訓誡」龔照勝，還對比龔照勝和李逸洋的答詢態度，要龔「多學點」；而教育部長杜正勝和詩人余光中互批，蘇貞昌看了也很不滿，還在院會上數落了杜正勝一頓。
儘管某些事情確實是閣員表現有問題，但蘇貞昌檯面上這樣不給閣員台階下的作風，已經引發一些部會閣員的不滿，有閣員抱怨：「要刮人，也不要在這麼多人面前吧！」
再如像是中油油價調漲、ＥＴＣ等爭議，蘇貞昌雖不將自己擺在前線，但也盡量由副院長蔡英文、政務委員林錫耀等人「代勞」，這陣子油價成為國內焦點，令蘇貞昌不悅，什麼各有職權就擺一邊，甚至連「市場法則」也拋開，行政院不但出面滅火，把已經邁入民營化的油價主導權收回行政院決定。
上緊螺絲
院本部的官員，天天早上看報紙討論當天施政重點，然後，分別下達指令到各部會，部會根據上層指令再動作
因此，在蘇揆意志下，蔡英文主導的「財經小組」就要求新任經濟部長黃營杉，對於電價、水價、糖價等議題，不論市場是否已自由化，不管是否已經破壞了二十年來的「自由化」政策主軸，經濟部硬是要全部收回主導權，台電、水利署、台糖最近還接獲經濟部及國營會的公文「警告」，在行政院的「財經小組」要求下，不准就價格對外發言，行政院本部一切都一把抓，經濟部的專業都全部退位，自由化經濟方針也不談了，部長已淪為是奉命行事的科員了，也難怪，最近經濟部許多官員都自稱自己是在「經濟科」上班。
但蘇貞昌可管不了這許多，在「強幹弱枝」思維下，他「上緊螺絲」力道依然十足，也讓院內近來冒出不少「東施效顰」的「小蘇貞昌」，院本部的官員，天天早上看報紙討論當天施政重點，一開就是兩、三個小時，然後，分別下達指令到各部會，部會根據上層指令再動作。
於是，一個有趣的場景，在許多部會都發生了，每天一大早，各部會部本部擠滿了大小官員，全都在等待行政院的指令，但蘇貞昌看報紙可是很仔細的，往往「輿情」一談就兩、三個小時，部會就待命著兩、三個小時，也是拚命看報紙，揣摩院長可能會對哪些新聞關切，忙著找資料，以免待會兒接到院長的電話，不要因準備不周而又挨一頓罵。
這情境，說好聽是人人上緊發條，但卻有許多隱憂正逐漸發生，首先，並不是每個閣員和幕僚都能夠像蘇貞昌一樣，每天像是喝了十幾瓶的「蠻牛」精力無窮，就有閣員也私下抱怨，老闆每天「衝衝衝」，底下人疲於奔命，簡直忙到快虛脫。
聽候指示
蘇貞昌逼得愈緊，各部會愈沒有自主性，所有一切日常運作全等院本部指示再行動
要怎麼辦？精力有限，一天也不是四十八小時，最聰明的「策略」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許多部會已經學會了放下手邊的工作，等著上面指令再動作就好，於是，蘇貞昌逼得愈緊，各部會愈沒有自主性，所有一切日常運作全等院本部指示再行動，十幾萬的公務員，變成都要等著中央指令，不動不錯，少動少錯了。
一資深閣員核心幕僚指出，這是由於蘇貞昌是個「靜不下來」的人，祇要遇到事情，往往就一個電話撥給部會首長。如果部會首長可以在第一時間，回應蘇貞昌所有的問題，讓他獲得圓滿答案，就不用直接面告蘇貞昌。然而據瞭解，多數的情況是，由於部會首長通常都不會太清楚一些細節，或是對蘇貞昌的指示，一時無法提出具體的評估，這時候，蘇貞昌會直接「請」部會首長帶著相關資料，直接到行政院「報到」，大家來當面討論。
部會首長對於接到蘇貞昌的電話，總是顯得壓力緊繃，深怕一個不小心，又得跑一趟行政院，畢竟一趟路程往返，祇會讓自己原本排訂的行程延誤，而耽誤了辦公時間，但一切都無法預測，更不敢到處跑自己的行程，最好就是待在辦公室中，免得院長找不到人，或是已經離開台北市視察業務，卻又得一路狂奔趕回院長室。
不過到了政院，部會首長還是通常也沒有說話的分，因為蘇貞昌通常就直接要求各部會首長「照著辦」，連過去蘇貞昌最機伶的幕僚廖志堅，對於一項決定，「挑戰」蘇貞昌十次，通常也祇有一、兩次能改變蘇的意志，何況這些和蘇貞昌還在彼此熟悉的閣員們，怎敢逆龍鱗？
戰戰兢兢
官員都在等指令，好像都成了「科員」了，蘇院長則像極了「蘇科長」
內政部長李逸洋近來就因為蘇貞昌一句「拚治安、救卡奴」，隨即挪出了一支部長室電話，設置二十線自動跳號的「不當討債檢舉專線」，並召集二十名各單位同仁輪流接聽，從早到晚都有專人替民眾服務，每周七天不休假，同時，部長辦公室內原本接待外賓的沙發椅，也被一張架設申訴專線的辦公桌給取代，足可見蘇貞昌意志的驚人，讓一大批內政部的文官全部放下原本的職掌，全投入一個專案在努力，部長室因此像是民眾陳情中心。親民是夠親民了，但內政部長和一個小科員有什麼差別呢？內政部不是還有社會福利政策要研擬、或者是都市計畫與國土計畫要規畫嗎？這些問題，蘇貞昌目前沒注意到，所以，內政部各官員也不這些「非當務之急」擺在工作重點了。
即便不用跑行政院，蘇貞昌也有可能「親臨」至各部會首長面前。據瞭解，北、桃縣發生缺水，經濟部當天下午得知也回報給政院，蘇貞昌知道後，匆忙和黃營衫聯繫，但黃營衫對此事後續情況的回報卻「ㄌㄧ ㄌㄧ ㄌㄚˋ ㄌㄚˋ」，蘇貞昌趕忙叫次長侯和雄到政院做簡報，侯的簡報也十分含糊，蘇貞昌十分不耐，後來就自己撥了很多通電話，但也問不到確實的情況，於是蘇貞昌匆忙南下，親自站到第一線，也「順道」痛斥了幾個官員。
但二月二十六日，原本侯和雄與水利署官員可是把重點放在可能在五、六月間將發生的「竹科缺水」問題，對經濟部來說，一相關官員就很不滿地問：「水利署與水公司已經在處理了，也很急著處理了，但難道院長罵一罵，濁水就會清？」經濟部更在乎的是，竹科的廠商用水量極大，一旦缺水對台灣經濟的損傷可大了，所以，二十六日，侯和雄與水利署特別帶著媒體去視察寶山二水庫，除了盯進度外，也是想讓竹科業者安心：政府很重視竹科缺水問題，而且已經在處理了。但蘇揆一發怒，侯和雄等所有官員都被要求到板新水廠去挨罵，這一個視察團就在「家裡沒大人」情境下，由一些小科員領軍，變成一日遊，看看水庫風光，然後跑去採蕃茄了。
但是，蘇貞昌似乎還是沒有管這些，他一個人狂熱地幹這個、拚那個，每天被刮、被操、被盯的內閣們如履薄冰，每個部長都像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小科員，每一天戰戰兢兢地在度日，問題是，「衝過頭」的蘇貞昌，能讓這個蘇內閣「戰鬥」多久？
因為所有的部長都愈來愈小了，他們不需要規畫政策方針，也沒時間視察屬下成百上萬的各官署業務，都在等指令，都忙著跑院本部，好像都成了「科員」了，蘇院長則像極了「蘇科長」，政府又何必需要分官設職，擺上十幾萬個公務員呢？一個行政院的國家機器這麼大，卻都祇等著中央的一個人意志在運轉，在滅火，讓人不禁憂心，這樣幹，能撐多久呢？
我在舊曆年的大年初一去訪問了村上春樹，「生」的村上跟在照片上或是七、八年前一度在電視上看到的村上沒有很大差異，還是很年輕而且跑步保持的身材，令作為女人的我都很羨慕呢！純真的童顏裡，除了 25 年來直線上升的成功帶來的自信之外，也還是有透視世界、預知時代的尖銳、冷酷蘊含其中，當然他也是細緻而體貼的男人，村上的人跟作品的一致性，沒問題是 100 ％！
因為讀了許多他的小說、散文集，所以跟他見面，對他是比較不公平的，因為我自覺是去見很熟習的人，但是事實上他對我一無所知，這是所有名人的困惑吧！他是在明處，而我是在暗處，這也是我後來整理訪談稿，沒有用對談方式，而是用問答方式的原因，對象是村上春樹，所以一點也不委屈，而且我自認是代表台灣的村上迷去專訪他，雖然我不是重度的村上迷，不過是村上迷無誤，他的作品，不論是什麼形態的，都是我的愛讀物。
另一方面，同樣作為作家，村上是日本最近 20 幾年來最為成功的一位作家，不僅作品銷售幾千萬本，而且也是日本影響力最大的作家，至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呢！他讓廣泛的年齡層的讀者跟他在他的春樹世界裡冒險，每個人都為他的比喻而感嘆，「這種時候就想這樣說」，敏銳的同時又有滲到內心淡淡的悲哀，同時又預言了時代，什麼樣的讀者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他又幾乎不將自己暴露在媒體前，是充滿神秘感的作家，作品是廣角的，但是又有無限可以討論的深度內涵，加上原本是「日本的春樹」，現在已經成了「世界的村上」所以現在身為專業作家的我而言，非常羨慕，如果作家能當到這樣的程度（這樣的幾分之一）大概會覺得人生無憾吧！
當然我也有我私下的企圖心，像是希望能透過這次專訪，讓他對台灣有興趣，而到台灣來訪問，也很希望從跟他接觸的時間裡體會到作品中所無法體會到的人性、或是文學家的魔力，也就是希望能邂逅 100 ％ 的村上春樹。
二月九日那天我在南青山訪問村上，或許是我已經有一年多不曾拿著錄音機去訪問名人了，或許是因為對手是村上，而且村上至今沒有如此正式接受採訪過，村上在華文世界的迷非常多，村上又是第一次正式接受專訪，責任重大，非常緊張，原本我就是到清晨才睡的夜貓人，所以出門去採訪之前，也就乾脆沒睡了，朋友都說「反正妳是靠腎上腺素行動的人」；因為約定時間只有一小時，我很擔心他在一小時內不會及時開懷暢談，還好一開始就很進入狀況，而且延長成完整的 90 分鐘，其間我連水都捨不得喝，擔心整個問答情緒因此降溫下來。
當天村上有點感冒，喉嚨有點疼，不過他也 90 分鐘都沒休息，非常誠懇地回答我的問題，事後聽到錄音帶或是看到專訪的朋友都說，村上春樹好可憐，被我壓榨了這麼多答案出來；朋友說，「記者是狼，文人是羊」，我雖然已經轉業成作家，但是當了記者太多年，所以是批上羊皮的狼吧！這次專訪，自己覺得還不錯的一點是發揮記者本事，讓對方多說點話，而不是一直說自己的想法；當然這不是只是我的本事大小的問題，而是村上本人的想法有所改變所致，他所以如此坦誠，是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想法改變，他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出去，將自己擁有理想的那種感觸，傳承給以後的人，他不再像以前一樣，不再有意無意地用面紗將自己矇罩起來了。
我也想到，還好我也是作家，雖然不是能跟他對等的作家，但是我也寫了些文學評論，所以還算懂他的作品吧！如果過度站在記者立場的話，就會變得太矮小，所以這次的工作還算是適合我，正好在記者與作家之間，因為有些創作經驗是我自己很想問他的。
專訪全文共達 13000 字，分成兩部份， 6000 字登在博客來，其他則在人間副刊連續三天刊載，人間主編表示這是破天荒的事，這是對村上也是對我最高的尊重；我覺得這是因為村上太豐富了，讓我覺得我必須將全文都整理出來吧！
因為 9 日當天，村上說自己身體狀態不好，拍出來一定會是很累的樣子，所以答應我如果一週後康復有元氣時，可以帶攝影師去拍；也因此我 17 日又再度見到村上；我告訴村上 9 日的訪談幾乎全文都會登出，他說「那要很長的篇幅」，開始拍照時，他說「我生平最討厭拍照」，不過我跟攝影師都覺得他其實連被拍都充滿自信，在很短的二、三分鐘內可以做出許多表情；他雖然很不喜歡被拍，而且希望背後是毫無一物的，甚至有他的音響當背景，他都不願意，這種只希望讀者從文字了解自己本心的習慣，他一直都有的；但是當我要求他至少站到陽台來拍個全身照，或是跟我合照，他居然很樂意，反而是我很緊張，所以拍出很僵硬的自己來。
整個訪問中，我覺得他對於自己的作品最近在美國得到很高的評價非常開心，或是在美國現在能用英語在名校演講幾十分鐘也有點得意，我想那是因為日本有些文學評論家喜歡將他的特殊的文體，歸諸於「美國化」的影響，但是他知道他的作品是絕對日本的，也因為連美國文壇都承認他作品的卓越以及後現代的預言性，自然打破這些無聊的說法。
還讓我很感動的是，雖然春樹世界裡的人物都很虛無（近年來這種趨勢有些改變）背景裡有跟主角的「我」的意志無關的爵士樂播放著，各種固有名詞無秩序地呈現，更凸顯外表沒有任何特徵的「我」的被動性，然後又發生相當唐突的事件，讓主角的虛無更為加深，恍惚與虛無交錯，所有讀者都因為這樣的氣氛而進入一個冥想世界，陷入不可思議的氣氛；但是事實上村上本人當然一點都不是如此虛無的，如果自己也跟著虛無，是無法構築這樣的一個奇妙的世界的；村上本人勿寧說是相當勤奮的，所以可以擁有許多的「我」，這個部份很像日本作家；雖然他很珍惜自己寫作小說的機會，寧可如好酒般慢慢發酵、醞釀，但是他並沒有閒著的，他的其他散文著作量、翻譯的奇幻小說也都相當驚人。
不寫小說時，也每天寫作好幾個小時，所以這樣偉大的作家的誕生以及持續領時代風騷不是偶然的；這讓我安心，相信在作家道上剛出道不久的我，雖然起步晚了些，或許努力也是能補足笨拙的；不過因為他自己很努力，所以乍看非常溫柔的另一面，應該也是相當嚴厲的呢！只是他現在覺得自己是必須負責的大人，對於全是虛擬兒女的讀者有超級耐心，像是「海邊的卡夫卡」問世之後，他收到來自全球各地無數的 email，他居然回了 2600 多封，這種精力、毅力以及耐性真是非凡的。
村上是對自己的集中力、毅力以及體力都非常有自信的人，大部分的事只要想做，都能做到，事實上也真的都實現了；他對於現實的操作是有很強能力的人，所以在成為作家之前他跟妻子開過爵士俱樂部也很成功，然後生活細節上他自己一個人到無人孤島很久也不會餓死；但是跟他的作品一樣，他並不會只是滿足於一個世界，除了「這邊的世界」之外，村上也還有另外一個「那邊的世界」。
村上知道現實世界可能因為什麼現象，而讓地與圖完全反轉，讓自己擁有一切化為無意義，他像是小說中的「我」一直在兩個世界的疆界上走鋼索，他並不會想要去掌控任何一個世界，他永遠讓二個世界並存，接受二個世界並存的痛苦以及神奇；就像現在他要為日本社會的各種喪失而煩惱，而想要提供暗示；然後還是不時要思考死的問題，不過我的感覺的事，他的青春時代遭遇過親愛的人的死亡的衝擊，經過這麼多年，已經淡化了，在作品裡陰影逐漸稀薄化了，或許如他所說，有如奧姆真理教事件或是地震這樣更大死亡、喪失，涉及宗教或是自然不可違逆的力量時，村上已經發現「這是沒有勝者或是敗者的戰爭」，是非常無力，真正的無奈出現，也因此改變了他許多。
以前的村上讓我覺得跟「我」一樣，是經常去新的場所、入手新的生活然後得到新的人格，「我」是自覺有諸多欠缺；不過現在的村上則讓我覺得比較明確，比較不會讓讀者跟他一起直沈溺在自己紡出的幻想而無法脫離出來，他會出示一點點方向性，那當然表示他自己雖然也在摸索，但是從過去的人生經驗，已經比自己年輕時有把握多了；當然或許也因為他說自己「有點年紀」，所以脫離幻想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很誠實地面對這樣的感覺。
雖然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虛無叛逆的作家的妥協，不過我倒覺得村上不是妥協，反而是覺得過去自己擁有叛逆、虛無的夢、幻想是很不錯的，很想告訴現在什麼都喪失掉的年輕人。
此外，村上討人喜歡的將每日重複的日常一一發現其中奧妙，日本文學家如此細膩地描述飲食等日常，大概除了立原正秋之外也很少見，這或許是因為他是位有自炊能力的男人；雖然他沒提，我猜想他現在應該是一位不做作的講究食材來源以及做法要接近自然（無人工添加料、健康飼育）的慢食主義者吧！他像是《afterdark》裡的高橋吧，雖然有現實數位能力，但是卻想努力配合瑪麗維持類比的古老美好的感覺吧！
這本書跟過去的作品風格、文體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否因為是出道２５年而意氣奮發有一個大轉變呢？
問：「afterdark」在日本推出來時強調這是你出道２５年的紀念作品，你是因為這本書跟你過去的作品風格、文體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否因為是出道２５年而意氣奮發有一個大轉變呢？還是這是出版社後來加上的說法呢？
村上：這當然是出版社自己加上的說法，我自己只是跟平常一樣地寫作。那只是我一直都做的事，也就是想寫的新的、不同的東西，並非因為意識到２５年所以改變，我在寫一個新的主題時，都會想要嘗試新的寫法或寫新的事物。
問：不過作品本身的確看到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放棄「僕（我）」的第一人稱，而用三人稱（複數人稱）法等，單單文體便很不同呢！
村上： 是的，這是我首次在長篇小說中用三人稱的寫法，像「海邊的卡夫卡」是一半第一人稱，一半三人稱，這次想試試看全部三人稱寫法。
問：那是只是當作一種寫作手法來嘗試，還是有別的想法？
村上：用一人稱的話，觀點有限，像是用「私（我）」、「僕」只有一人，無法從很多角度去觀察，但是用三人稱的話，就可以有各種不同角度、觀點、方向，人稱改變的話，故事情節的前提會改變，而情節前提改變的話，人稱自然會改變，這跟雞與雞蛋的問題一樣，何者為先很難說，是很自然的，可能是因為想寫這樣的故事，結果就變成三人稱，同時也可能是想用三人稱來寫而變成如此的情節。
我的情形，是寫非常長的小說，還有這種不是非常長的長篇，以及短篇小說三種，而最能嘗試實驗性寫法的是這稍微短些的「中」程度的長篇最能自由表現，我在「afterdark」之中是要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寫，也就是嘗試過去沒有寫過的方式。
這部「afterdark」被認為很像是電影，是腳本般的作品，這是你最先就意圖如此表現嗎？
問：這部「afterdark」被認為很像是電影，是腳本般的作品，我自己作為讀者而言，好像是還沒完成的電影，因為鏡頭還一直在動，所以會跟著動，雖然最後讓人安心下來，不過過程有點不安定，跟以前的小說不同，好像很難一開始就投影到小說中的人物，很難一開始就將感情移入其中呢！這是你最先就意圖如此表現嗎？
村上：我不是意圖如此表現的，我只是寫我想寫的，結果就變成如此；當然習慣我過去文體的讀者，可能會有點違和感，覺得不安定，但是這是自然形成的，對我而言是非常自然的寫法，怎麼說，這是無可奈何的吧！我也是會逐漸變化的，如果老是做同樣的事，我也會生厭的呢！
大家都說「afterdark」是很像電影般的，但其實「電影般的」是很不同的，我所認識的電影導演也讀了，表示非常有意思，雖說看起來像是「電影般的」，但是作品本身並非就能拍成電影，我也覺得如此，我原本就不是要創作成什麼「電影般的」，我在我自己的內心裡組合拼湊起影像來，但這與電影不同，這是小說，雖然是有點像電影的形式，但是本質上是非常小說的，擁有小說的結構；而且觀點換來換去，是無法順利便轉成電影的，小說寫的是比較內心層面的事。
問：最近在日本也才開始上映的美國影集「２４」是從許多不同角度描寫一天裡發生的事，所以有不少讀者認為「afterdark」是在幾個小時裡，每一時點不同場所、人身上發生的事，或許因此讓人覺得很像電影吧！
村上：我沒看過那個影集，我想這也是所謂「同時進行」的表現法，此外還有電腦繪圖（Computer Graphic）、影像處理等虛擬（virtual）的表現，我還滿有興趣的，虛擬影像畫面的轉換跟電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比起寫實的電影戲劇，我喜歡前後顛倒、左右互換的事，而且非常喜歡呢！
透過小說中的人物的口中會提出一些結論，都是相當積極向前，光明開朗的，這也是你有意識的安排嗎？
問：我自己讀「afterdark」，或是前次大作的「海邊的卡夫卡」，跟以前的作品，很不同的地方是許多對於青少年如１９歲的女主角瑪麗等，關於性愛（sex）等問題，透過小說中的人物如蟋蟀等口中會提出一些結論，都是相當積極向前，光明開朗的，這也是你有意識的安排嗎？
村上：我是全然沒有這樣的意識的；我從去年１２月到今年１月寫了五篇的短篇小說；以前寫的短篇是「神的孩子都跳舞」，那是六個短篇，前後相距４年都沒有寫短篇，這次重新再連續寫了五篇短篇的最大感想是，寫短篇時自己要寫什麼非常清楚，但是寫長篇的話，自己想寫什麼則不知道；寫短篇時，一套一套地換，觀點改變，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長篇是不同的。
如妳所說，我現在的小說跟以前比起來，現在會在提示一個新的方向後才結束；的確，我以前的小說是什麼都放置不管的，包括我自己、小說主角以及讀者都棄置不理，恍惚不知往何處去，但是現在的我則開始負起點責任來，給予些線索、提案，讓小說中的人物、讀者可以去嘗試看看。
現在妳用了「結論」、「解答」這樣的字眼，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方向性」，也就是在什麼都沒有的地方，提示或許那邊會有一光明，去那邊或許會有什麼，留下一點這樣的暗示，這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旦注意到時，便自然如此的。
這或許是因為我已經寫了２５年，有某種程度已經有點年紀了，而覺得不能不負點責任，或是覺得自己不能不準備點類似答案的東西吧！
我的讀者最多的是２０代（２０－２９歲），主要是１０代後半、２０代至３０代前半，也就是我的孩子的世代，以前我剛開始寫作時，我的讀者是跟我同一世代的人，但是現在幾乎都是下一個世代，當然跟我同世代的人也還讀我的作品，有的家庭是父子、母子一起讀，不過大部分是年輕人，對於這些讀者是否跟以前一樣都棄置不管可以嗎？開始會這麼想，如果是同樣年齡的話，那就跟我很平等，什麼都不想，不會有問題，但是現在則會比較會慮及年輕讀者了；我自己已經有相當的人生經驗，這些經驗，只是些微也好，總該讓渡到下個世代，我開始會認真這樣想。
我自己沒有小孩，讀者就是我的虛擬的孩子呢！
不過雖說如此，我不是要得出結論、答案的，而是故事裡有某種程度的方向性，我自己並不喜歡將道理強加在別人身上的。
「afterdark」寫的是１９歲、２１歲的主角的故事，你在寫的時候是如何去塑造形象呢？
問：這次「afterdark」寫的是１９歲、２１歲的主角的故事，上次寫「海邊的卡夫卡」主角是１５歲，跟你實際的年齡有一段距離，你在寫的時候是如何去塑造形象呢？
村上：「海邊的卡夫卡」裡有中田出現，大約６０歲，跟１５歲的孩子算是取得平衡，不過這次是１９歲的女孩，對手則是２１歲的男孩，為什麼呢？都是年輕人呢！我自己今年５６歲，過去寫的小說主角都是２０幾歲、３０幾歲的第一人稱的「我」，不過我也慢慢覺得寫那樣的世界萌生倦意了，而想自由地寫吧！那要寫什麼，可以寫比我自己年長的、跟我自己同年代的或是寫年少的，結果是寫年輕人，不知道為什麼，我如果寫跟我自己同年代的人，大概會缺乏真實感吧！
問：那可能是因為你遠比實際的年紀年輕多了吧！
村上：我對於年紀大的人或是跟自己的同年代的人比較沒興趣，而想寫年輕人；我自己不覺得去寫１５歲的少年卡夫卡沒有什麼不自然之處，我是小說家，所以我一旦開始寫，便會進入１５歲的世界裡去；此外，在４０年前，我也曾經是１５歲，我會回憶、想像那時的自己，是很自然地寫出來，並沒有故作年輕或有勉強之感；在現實的世界或許無法做到，但是在小說寫作上是非常自然的；同樣的道理，想要成為１９歲的女孩子，只要努力拼命便能成功，這是成為小說家最有意思的地方吧！要當什麼人就當什麼人，像是想成為獨臂的人、罹患癌症的人、蕾絲族的人等，可以設身處於各種狀況，我覺得自己已經能夠很高明地充當各種人，所以也才會最近開始想用三人稱來寫作吧！以前或許不是那麼擅長，但是現在已經比較能掌控了。
問：你最近寫的短篇，我在三月號的「新潮」已經讀到第一篇的「偶然的旅人」，是「東京奇譚集」之一，寫的五個短篇則一人稱多，還是三人稱（複數人稱）多？
村上：三篇是三人稱，二篇是一人稱。
問：那是三人稱比較多呢！
村上：如果全用三人稱，那也會覺得厭倦，所以就又會想用一人稱；不過三人稱可以寫各種人的事，非常有意思。
在寫「afterdark」的時候是否也有許多的自己投影其中？
問：你這次在寫「afterdark」的時候是否也有許多的自己投影其中，像是小說中的高橋、蟋蟀，是不是有比較多的你自己呢？
村上：是否比較多，我自己並不清楚，寫小說就像是自己的影子慢慢分散出來般，我自己會開始喜愛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人物，雖然小說裡也有些很差勁的人物，如白川；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我投影其中。
問：雖說如此，我覺得「afterdark」裡並沒有絕對惡的人存在。
村上：白川是有問題的人，而且是非常有問題的人呢！
問：小說的結尾時，結果瑪麗姊妹是和解了？
村上：是的，各種事都有朝好的方向邁進，小說留下這種可能性而告結束。
問：你的小說每次都有人死亡，不過這次卻沒有人死，頂多是姊姊惠麗在生死之間掙扎，這算是很特別的？
村上：的確沒人死呢！我想不必每次都寫同樣的狀況吧！像這次我開始寫時是想迴避性愛（sex）與暴力，「海邊的卡夫卡」以及「發條鳥年代記」都含有強烈性愛與暴力的因素，所以我這次是讓性愛與暴力在小說時段的外圍發生，像是白川對中國女孩施加暴力的事件，是在事後才知道，以及中國黑道將可能會對白川施加報復性暴力的部份，這也是在小說結束之後或許會存在；性愛也是，在小說本身並沒有出現，這是我的初衷，只讓性愛與暴力出現在隱含的部份，而不作實際的描寫。
我其實是很不喜歡描寫性愛、暴力場面，如果能不寫就不寫，但是物語欠缺性愛、暴力很難成立，性愛場面並不易寫，所以能迴避最好，不過寫長長的故事時不寫是不行的，但是這是環繞我們的世界裡所必然有的，像是前些時日日本發生的奈良幼女誘拐殺人事件、愛知乳幼兒無區別殺人事件等，所以無法從我們的世界將性愛與暴力除去，這是我們所背負的大問題。
問：在「afterdark」中背景是東京澀谷，出現了二位１９歲的女孩，原本引起的聯想是會與吸毒、援助交際有關，不過事實上瑪麗並非如此，而是很認真嚴謹的女孩，不過中國女孩則是娼婦，寫的時候就有想讓二者呈現鮮明對照嗎？
村上：我並非有對照的意思；這是寫澀谷沒錯，不過我是早睡早起的人，深夜的都會，我一次也沒有去過，到底是什麼回事，我靠想像非常吃力呢！
問：真的，難以相信？我正好相反，經常都是日夜顛倒的，所以書中出現的Ｄenny’s我也常去，所以知道你描寫的氣氛是非常傳真的，你為了寫這小說總還是去過幾次吧？
村上：沒有，我一次也沒去過呢！我全部是靠想像的，現在大家都說夜裡的澀谷是很恐怖的；我倒是學生時代曾經在新宿歌舞伎町打工到天亮，所以對於夜世界還滿有概念的。
問：不過那個時代歌舞伎町沒有現在這麼恐怖吧？
村上：不，那個時代也已經相當恐怖了，或許比不上現在。
問：是在Ｇolden街那頭嗎？
村上： 不，是在西武新宿車站這頭，所以是比較複雜的地方；因為還有學生時代的記憶，所以在天亮之前的狀況，我有明確的輪廓、形象的。
問：實在是太厲害了，因為跟現在的夜世界是異常逼真的；這次「afterdark」裡跟以前作品，我覺得很不相同的，是這次是描寫相當日常的世界、身邊的事物，非常寫實，比較沒有出現寓言性的部份？
村上：這次是只有姊姊惠麗睡覺的房間的鏡子的另一頭算是非現實的世界，其他妹妹瑪麗所處的世界則是普通的、現實世界，這當然是我意圖如此安排的，讓現實與非現實對照，不過最後瑪麗也決定回家找姊姊，兩人的徬徨到最後重疊在一起。
問：也就是你一貫所寫的「這邊的世界」、「那邊的世界」？
村上：是的，像其中的白川則是在兩邊的世界裡都留下陰影，在姊姊的世界裡，在妹妹的世界裡都使惡了。
在「afterdark」裡，你對自己所創造的角色，最感興趣的是誰？
問：在「afterdark」裡，你對自己所創造的角色，最感興趣的是誰？
村上：我自己最感興趣的是像瑪麗這樣１９歲的女孩，到底在想些什麼，我一直在想她到底在想什麼，可是到最後我都無法了解，這是很微妙的事，如果我對瑪麗這樣的女主角的事知道得太透徹，結果寫出來的東西將不成為小說，但是如果太不清楚的話，則對讀者欠缺說服力，這方面拿捏非常困難，不過我寫一寫，就會很想去好好愛瑪麗呢！
問：只有對瑪麗有特別的感情嗎？
村上：我將感情移入於瑪麗，同時也移入於她的對手的男孩的高橋，高橋一直拼命想勾引瑪麗，關於這點，我在自己的內心裡牽扯拉拔，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同時知道雙方的心理的話，那就沒有這樣來來去去的拉拔，因為對兩邊的心理狀態都不是真的很有把握，所以會努力想要跟瑪麗打招呼、勾引她，然後瑪麗也不知道高橋想要什麼而有相當的戒心，兩人彼此對對方不了解，我自己也對雙方在想什麼不知道，但是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做什麼，所以這是寫小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很極端地說，寫小說好像是在玩撲克牌等牌戲，雖然是一個人在玩牌，可以看兩個人或是好幾個人的牌，但是看到這邊的一手牌時，便會完全忘記其他人的牌，小說家必須在腦裡能自動操縱才行；普通的人則無法忘記，看了自己牌，也知道對方的牌，那樣遊戲便玩不下去了。
所以將腦裡分割的作業過程是很重要的。
問：所以瑪麗與高橋也才能很對等地互相牽引拉拔一番吧！「afterdark」是瑪麗這樣的女孩在幾個小時內因為遇到高橋、遇到賓館女經理、遇到同齡中國娼婦、遇到蟋蟀等，所以人生在幾個小時內突然改變，這也能當作一本人生啟蒙（initiation）小說來看，afterdark的這幾個小時，也等於是瑪麗的成長儀式？
村上：嗯，我想任何人的人生都是如此，誰都有改變自己人生的一天吧！對她而言，這是改變她人生的一天，我是有意如此寫的。
書中也出現中國娼婦、中國黑道，跟華語圈顯然有很大的關係，這是跟你過去的經驗有很深的關係吧？
問：書中的瑪麗是讀橫濱的中華學校，最後去北京留學，薰曾經巡迴到台灣、香港表演摔角，書中也出現中國娼婦、中國黑道，跟華語圈顯然有很大的關係，這是跟你過去的經驗有很深的關係吧？
村上：是的，我是神戶出身，那裡也有中華學校，身邊也有中國朋友，因為有此環境，所以寫的非常自然；不過事實上我對於中國黑道並不是很清楚，但是關於這方面已經有非常多相關的書，所以得到些啟示；實際上現在各處的中華學校都有許多日本人在上，我聽說有此事，覺得很有意思，以前並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瑪麗在日本社會體系裡並不是適應得很好的，因此並沒有許多選擇，去任何私立、公立學校，結果都很重視形式，所以只好讓她去日本的外國學校或是乾脆讓她去外國，這樣她才能比較自在地成長，我自己也是很不喜歡學校的人，很能理解瑪麗的感受，所以對這樣的女孩很感興趣，讓她成為一位身在日本，但是卻很會說中文的女孩，我會覺得這樣很有意思。
問：小說裡出現幾句中文，是你自己寫的嗎？
村上：不是我自己寫的，是中國朋友幫我的。
問：結果最後你讓瑪麗到北京去留學了，畢竟你覺得還是讓她遁脫到外國去比較好嗎？是不是因為覺得日本社會很閉塞所致？
村上：我倒不是這樣想的，我是覺得在年輕的時候去外國是很不錯的經驗，我覺得這樣對瑪麗比較好，她到外國去吸吸不同的空氣，因為她整個人心緒都還很僵硬，所以如果去海外的話，會對她比較好，所以讓她出國的；反正她已經交到一位男友，而且還願意等候自己，不是還滿不錯的嘛！
問：瑪麗看起來是跟數位很無緣的analog（類比）式的人，是不是因此高橋最後表示要寫像古老小說裡的長長的信？高橋也還是有點古風的好青年，還有寫信的自信呢！你寫的溝通媒體的種類雖然也出現了手機，不過看來你還是比較喜歡非數位的媒體？
村上：這是因為瑪麗看起來不喜歡手機、email的人，高橋其實是什麼都行的人，他只是在配合瑪麗而寫長信，這也不壞啊！
你說過「日本現代生活裡已經欠缺聽爵士樂的必然性」，但是你在書裡放了這麼多的爵士樂，是故意如此做的嗎？
問：這本書從書名開始，到內容裡全篇都充滿了爵士樂，而且還出現了爵士樂的酒吧，我記得你說過「日本現代生活裡已經欠缺聽爵士樂的必然性」，但是你在書裡放了這麼多的爵士樂，是故意如此做的嗎？
村上：我非常喜歡音樂，音樂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在寫文章的時候，腦裡很自然地響起音樂來，而非故意要讀者去聽這樣的音樂。
問：結果是你的這本書雖然沒有附上卡帶等，但是像是已經附上了般。
村上：我覺得是很自然地出現音樂的，尤其像高橋本身就是搞音樂的人，音樂當然更跟著文章響起來。
村上春樹從一九七九年六月發表「聽風的歌」得到群像新人文學獎之後，開始了他的寫作人生，現在正好是二十五週年，村上在接受專訪中回憶說：「出道當時，我便知道我能成為更為全面、更有水準的作家的！」現在村上不僅建立了「春樹世界」而且成為「世界的村上」，村上的文學不僅預知時代，村上也預知了自己，這樣的村上春樹，其實隨時在求變，今後他要往那裡去呢？他是如何寫小說呢？他對想要寫小說的人有何建議呢？如果他不當作家的話，他會做什麼呢？
二月九日，村上春樹於東京南青山的工作室首次正式接受來自台灣的獨家專訪，誠懇地吐露自己二十五年創作的心路歷程，每一字句，對於剛寫完長篇小說初稿的我都充滿刺激，我大概是最幸運的受益者吧！村上說「每個人都有改變人生重要的一天」，或許作為作家，二月九日也是我重要的一天吧！我代表村上迷邀請他來台灣訪問，他顯示相當積極的意願，三月起即將到美國哈佛大學任教一年的村上，或許很意外地哪天會出現在台北街頭呢！
這幾年來，台灣生育率的下滑速度，就像坐雲霄飛車一般，以這個速度向前，到了二○五○年，台灣將減少五百萬人口，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少了五百萬人的台灣，產業結構將進行大挪移、少子化勢將引發新一波失業潮；而人口老化之後，十五大行業崛起，每個人都應檢視自己是否會被淘汰，積極做好退休的準備！
清晨七點，八十五歲的陳老先生起個大早，坐著電動輪椅到了國父紀念館前的麥當勞，從前路邊的停車格，現在已變成了輪椅停放區，他把輪椅停好，進了麥當勞，叫了一份「老人餐」，這時候，幫他服務的是七十歲的服務生，走到用餐區，一些老朋友們都在這裡用早餐。
陳老先生年輕時沒有生孩子，現在一個人過生活，日子挺孤單的，以前人們常說的含飴弄孫，他從來沒有嘗過那滋味，連孩子都沒有的他，更別提有孫子可以陪伴了！平常就靠老友們一起作伴打發度日。
沒有小孩的麥當勞
陳老先生這一代年輕時，人人都不想生小孩或只生一個，現在情況則更糟糕，每年全台灣只生下六萬個嬰兒，與幾十年前，每年生四十萬個嬰兒相較，實在少得可憐。人口銳減下，台灣只剩下一千七百萬人。
這時候，每個人平均壽命高達八、九十歲，老人愈來多了，但是小孩卻愈來愈少。走在路上，碰到的都是老人，十個裡面就有四個老人，公園裡少了小孩子嬉鬧的笑聲，醫院卻擠滿了看病的老人。
以前，小孩愛去的玩具店不見了，被各種新興的老人玩具店給取代、各級學校與幼稚園早就關了大半以上，四分之一的房子沒人住、馬路上往來的車子稀稀落落，連高鐵車廂都空蕩蕩的，台灣從南到北，暮氣沉沉。
老人多於小孩的社會，產業跟著變動，連麥當勞都不得不轉型做老人生意，老人餐取代兒童餐，百貨公司裡，嬰幼兒專櫃大幅縮水，老人用品就占了全部樓層三分之一，老人專用馬桶、手機、老人愛聽的懷舊CD，連內衣專櫃都設置了老人專區。
一連串的改變，出乎你我的想像！這是三、四十年後台灣的景象。
危機已悄悄降臨
在台灣出生率猛然下滑的情況下，台灣人口結構的老化速度令人擔憂。事實上，台灣的人口危機已經悄然上演，只是感受到的人實在太少。《今周刊》實地訪查各個相關產業發現，少子化、人口老化的威脅已經逼近。
等不到產婦的婦產科醫師
在台北市士林區開業的王尊彥婦產科醫師，當年被尊稱為「王一刀」，如今「王一刀」的手術房長年沒有使用，空氣中飄著霉味，手術袍早就丟到一旁。等不到產婦上門，「王一刀」被迫退出婦產科，轉型做美容。
王尊彥醫師很得意過去在婦產科的光榮事蹟，但談到目前婦產科醫師的處境，神情卻顯得有些落寞。他說，過去在榮總時，一天看個三百個病人不稀奇，民國七十一年的「尊彥診所」開設時，生意好到不行，連診所還在裝潢時，就有病人要求要他開刀，一天還開了三個。
婦產科生意一蹶不振，為了轉型求生，王尊彥現在幾乎已經放棄婦產科生意，轉而和朋友在台中合資開設抗衰老、慢性病及醫學美容完整醫療中心。
關門的幼稚園
至於幼教產業，這幾年也是一蹶不振，原本在土城開設幼稚園的江秀美，去年忍痛將經營十年的幼稚園結束掉。她感嘆：「幼教業已經成為夕陽工業！」今年四十三歲的江秀美，十年前在貿易公司做到經理職位，後來，為了協助另一半，她辭去工作，專心和老公一起打拚，經營幼稚園。
十年前，她的幼稚園人數高達一百二十人，收入營運狀況都不錯，但是這幾年來，招生下滑速度驚人，去年結束營業前，只剩下五十個學生，才不過短短十年時間，學生少了一半以上，投入好幾百萬元的資金，幾乎已經沒有利潤可言，她看到出生率急速向下的趨勢，決心退出幼教產業。
幼稚園結束營業後，她又回到貿易公司工作，卻只能從職員做起。十年時間不算短，江秀美認為，如果可以重新來過，或是及早發現少子化的人口趨勢，她就不會走這麼一遭，「我覺得過去十年是白過的」。
招不滿學生的國小
早晨七點半，台北市士林國小門前，小學生在晨曦中魚貫進入學校，一年一班老師華秀鈴正忙著一天課業的開始。走進教室，只見教室後頭空了一大半。這班總共只有二十八個學生，再走到一年級的其他班，學生人數也都在三十人上下。
華老師說，二十年前，每班學生都有五十人左右，但是這幾年來每下愈況，學生人數一年比一年少，小班制自然形成，這學期學生還減了一班。士林國小是百年老校，很多鄰近地區的學生跨區就讀，它的招生狀況如此，其他學校就更不用說了。
「照這種情況下去，會不會擔心失業？」老師不假思索的回答：「當然會！」但是華老師畢竟已經教了二十年，情況還算好的，她很擔心現在還有很多念教育系的畢業生，他們未來的飯碗在哪裡，誰也不知道。
拿不到教鞭的老師
生育率屢創新低的威脅，其實早已經在教育界蔓延開來，已有十多年教學經驗的張東美，目前沒有正職教師的工作，處於失業狀態。談到目前的教師市場，她感慨地說：「我覺醒得太慢了，早就應該讓自己探出頭來，看看外面市場的變化。」
張東美從文化大學美術系設計組畢業之後，花了很多心思，一心想在教育界發展，考上了教師執照後在私立學校任教。時間久了，覺得學校每年一聘實在太沒保障，只好出來考正職教師的缺額。但環境已經不是想像中的那樣！由於社會少子化的趨勢，很多學校根本不缺老師，讓她考了多次，都是石沉大海。
為了生計，她只好試試到業界找工作。「Front Page你懂嗎？網頁會不會設計？」面試人員一連串幾個和設計軟體有關的問題，把張東美問得啞口無言。想來想去，的確爭不過剛畢業的年輕人，只好回去重操舊業，忍受沒有保障的代課工作。
結束營業的嬰幼兒用品店
除了教育界，幼兒用品市場也首當其衝，最先感受到少子化的威脅。
十二年前，蔡聰仁在台北南京東路上開了一家上百坪大的嬰幼兒用品店。當年店裡請了六位店員都還忙不過來。「那時，一天上百個客戶進門很平常！早上十點半店門一開，錢就像是水龍頭流下來的水，嘩啦嘩啦的，想關都關不掉。」蔡聰仁說著說著，眼神飄得好遠，昔日美好時光彷彿仍在眼前一般。
近幾年，一切都變了樣。蔡聰仁無奈地將過去曾創下月營收上百萬的店結束掉。午后時分，他一邊聽廣播，一邊等生意上門，苦心撐住惟一剩下的一間店。「轉業或其他的我又不會。」蔡聰仁自己很清楚，在出生率狂瀉的年代裡，經營不下去，除了關門之外，別無他法！
「誰會想到小孩子會在十年間一下子少掉那麼多？」十五年前蔡聰仁是「高峰百貨」、「萬客隆量販店」嬰兒用品的獨家代理商，在輝煌時期，一個月可以有上千萬元進帳，「現在，一天有十位客人上門就不錯了！」他說，嬰幼兒用品店的景氣只能用「慘」字形容。受波及的不只有蔡聰仁而已，台中一名王老闆，在短短四年間收了五家店，發跡於台中的「小鍋牛」也在不景氣的衝擊下，關了四家店。
生育率最低 台灣做先鋒
台灣在二十年前每年出生嬰兒四十萬，到去年驟降為二十二萬七千人，幾乎整整少掉一半，今年一到十月，台灣總共只有十八萬五千多名新生兒，預估到年底，全年出生嬰兒在二十二萬名上下，出生率再向下探底，總生育率（每名婦女一生中所生子女數）在一．二上下徘徊。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老化第一名的國家，但是它的出生率還維持在一．三，連一向最不愛生小孩的法國，在政府的強力鼓勵下，去年總生育率回升到一．九的水準，台灣則是持續向下，與義大利並列為出生率最低的國家。
長期推計台灣人口的經建會人力資源規畫處專員王玲指出，最近幾年，面對出生率的數字，「我很Shock！每年數字都超乎意外的低，只能以狂瀉而下來形容。」 她說，一個國家的出生率應維持在二．一，才能維持人口自然替代，出生人數等於死亡人數。當出生人口不足時，這個國家人口會呈現負成長，也就是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長此下去，人口老化會愈形嚴重。
若未來總生育率持續惡化到一以下，估算到二○○五年，台灣人口將呈現負成長，到二○五○年，台灣就只剩下一千七百多萬人，足足少掉五百萬人。
有人也許會慶幸的說．「台灣人口這麼多，密度這麼高，人少一點有什麼關係？」但是問題不在人數多寡，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人口結構。
台灣未來人口結構將呈現倒金字塔形狀，也就是一千七百萬人中，十五歲以下人口只占六％，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勞動工作人口只剩下五四％，比現在少掉近二○％，老人人口則高達四成，約七百萬人。
人口老化 直追日本
尤為甚者，目前台灣平均是每七．六人扶養一個老人，到了二○五○年，則是每一．四人扶養一個老人，對所有人而言，未來負擔將更為沉重。
美國紐約聯邦銀行董事皮特森在「老人潮」一書中指出，老化趨勢下，未來十年已開發國家工作人口都將縮減，屆時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許多的「工業化」國家將面臨長期蕭條或GDP（國民生產毛額）滑落，這對房地產、商業、投資、基礎結構、資產總值、甚至對國家的防衛都會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
東吳大學國貿學系副教授鍾俊文指出，人口成長明顯減緩，必然降低經濟成長率。因為經濟成長率大致上等於人口成長率加上每人GDP成長率，如果台灣人口成長率降為零，則經濟成長率至少較過去十年降低三分之一。依推計，台灣人口最快在民國一○五年就會達到零成長，因此可預期的經濟成長萎縮，就在眼前。
日本是「少子化」與老化最嚴重地區，日本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日本學者認為，少子化代表消費的萎縮，少子化社會所需要的牛奶、糧食、衣飾、服務必然減少，使經濟成長動力受挫。經過一段經驗與研究，現在越來越多日本學者相信，日本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應歸咎於日本的少子化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總生育率為一．三，仍高過於台灣的一．二。
現在政府也注意到少子化與老化的嚴重性，內政部長蘇嘉全認為，少子化造成國家競爭力降低，試問「沒有人要怎麼跟人家競爭？」內政部將於明年三月要提出人口政策白皮書，同時也要首度喊出「三個孩子恰恰好，二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來鼓勵生育，藉此遏止出生率下滑的趨勢。
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台大兼任教授孫得雄教授則提出警告，如果出生率再不回升，現在一年生二十萬個小孩，再過二十年，就掉到剩十萬個，到民國一四○年，全台灣每年就只生出六萬個小孩，到這一代之後就算真正絕後了，台灣不需要戰爭，最後也會走向亡國。
少子化將引爆失業潮
事實上，生育率屢創新低、人口快速老化的危機已然浮現，本刊實地訪查發現，與嬰幼兒相關的行業首當其衝，現在或不出幾年內，將首先面臨人口危機，估計因此而失業的人數將超過百萬人。
這些行業包括婦產科、小兒科醫師、嬰幼兒用品與服飾業、孕婦市場、幼教業、中小學教師、周邊影響的行業其實更加廣泛，包括糖果、零食、玩具用品等，都將受到衝擊。
婦產科診所受到的衝擊最為明顯，中華民國產醫學會理事長李茂盛指，這幾年下來，全國的婦產科所已經從一千八百家，減少為一千二百家，足足關掉六百家。衛生署核准一年培育八十四名婦產科專科醫師，但是卻只來了三十個醫學生。長庚醫院副院長謝燦堂是婦產科專科醫師，他說，以前大家是擠破頭想當婦產科與小兒科醫師，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願意來這兩科了。
至於教育產業，根據統計，九十三學年度國小一年級新生入學人數銳減三萬七千餘人，共五百四十班，減少師資需求九百五十人，由於學校招不滿學生，教育部估計在四年內縮減中、小學與幼教師資四千五百人，未來減少的幅度會更驚人。教育部發出的警訊，不僅意味著近三萬名「準教師」找不到工作，三年內，就會出現正職教師被「資遣」的夢魘。
另外，幼稚園從南到北都呈現招生不足窘境，被逼關門情況嚴重，以台北縣新莊為例，在新莊榮富國小附近經營幼兒美語幼稚園的陳慧娟說，在她的幼兒園方圓五十公尺內，原本至少有十家幼稚園，這幾年來陸續關掉一半，目前僅剩四、五家。
少子化趨勢下，嬰幼兒服飾業也無法倖免。麗嬰房總裁林泰生指出，嬰幼兒服飾從過去一千二百家，減為五、六百家，至於尿布市場，在三年內市場由五十億元掉到四十二．五億元，嬰兒奶粉則從一百億元掉到八十五億元。百貨公司嬰幼兒專櫃，平均營業額下滑二成；連孕婦裝七十億元的市場，現在也掉了一半。
這是現在的景象，隨著少子化、老化愈趨嚴重、以及人口銳減的情況下，未來影響所及的產業還包括了房地產、汽車、交通運輸業，例如鐵路、捷運、高鐵等、能源，例如石油、加油站、電力、水力供應等，以及所有內需產業都會受到衝擊。
多數人對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並無切身之感，就像水煮青蛙，等到危機臨頭，已來不及因應。
老化社會崛起的新商機
台灣人口結構改變之下，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吳榮義預言，台灣產業將進行一次大調整。勞動力人口大幅減少，將導致生產力萎縮，直接衝擊經濟與產業發展，未來服務業將取代工業，成為最發達產業，估計將占所有產業的八、九成以上。
而為了適應老人需求，金融、科技等產品都必須做調整，未來所有與食衣住行相關的消費性產業，都必須逐步因應老年人口增加的需求。最近三星與Nokia相繼推出適合中高齡使用的大鍵盤手機，結果大賣，就是一個例證。
撰寫《抓住3000億老人商機》的理得商機智庫執行長李文龍表示，隨著老年人口增加，老人商機未來將無限蓬勃，老人最重要的活動是休閒，未來旅遊市場會愈來發達、目前在美國，最貴的豪華旅遊行程都賣給老人；還有，老人不方便上街購物，網路與宅配市場會比現在更興盛。
其他的商機還包括老人安養與照護產業、抗衰老、美容市場、健康食品、殯葬業、老人懷舊商品、老人再教育、老人日用品與輔助用品（如輪椅或拐杖）等，甚至老人結婚市場，都因六十歲以上離婚人口上升而大為發達。
如果說人口老化是一場空前的危機，那麼在危機與新機會崛起的同時，你掌握到先機了嗎？
麗嬰房做了政府該做的事
十月初，麗嬰房在台北市君悅飯店舉辦今年秋冬童裝發表會，麗嬰房總裁林泰生在表演結束後，接受《今周刊》獨家專訪時透露，麗嬰房將率先鼓勵生育，女性員工只要生第二胎，每月可獲一萬元補助，共補助一年，相當於一個小孩補助十二萬元。
經營童裝生意三十四年的林泰生，早在十年前就看到國內出生率下降的現象，他積極轉型因應，除了前進中國之外，同時在產品上面做改變，一方面增加產品項目，讓產品多元化，現在又增加兒童休閒服裝新通路「open for kids」，並自創品牌。
由於轉型因應得宜，這一路走過來，業績不降反升，算是逆勢成長的案例。不過，這二年來出生率實在降得太快，「我們在擔心」，所以才決定在政府之前提出企業內的鼓勵生育措施，希望發揮拋磚引玉作用，林泰生估計一年將增加四百多萬元支出，但如果可以有效鼓勵員工生第二胎，就值得了。
台灣的收視率調查，世界第一「複雜」。廣告主藉由「保證CPRP」制度，形成最有力的買方市場；媒體惡性競爭的結果，卻是踐踏創意、鼓勵羶色腥，台灣媒體如何掙脫這個弱智的共犯結構？
「電視是個神奇世界，能在電視圈工作是很驕傲的事，」資深電視製作人王偉忠說他愛極了電視。小時候看隱形人、群星會、上官亮叔叔，就連「好吃呀，好吃呀，凍凍果」的廣告都影響他一輩子。
在早期還沒有收視率的時代，電視還有哲學與藝術的要求。王偉忠說，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創意豐富，也勇於嘗試，那種氣氛很吸引人。然而到了收視率主導的年代，電視圈開始以數字為導向。電視製作人會拿著新聞排單表或是劇情變化來對照收視率。收視率代表市場「看不見的一隻手」。更荒謬的是，收視率不僅宰制了電視人，也全面主宰電視廣告的交易機制。收視率以客觀外衣呈現，卻包裹著電視台與廣告主之間，一場不公平的交易。
台灣特殊的電視生態，造就了台灣獨特的收視率調查文化。台灣的面積不大，人口高度密集，電視頻道數多達上百，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有八五％，更是世界之冠。「台灣的收視率調查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尼爾森行銷研究公司公關經理王道平一語道破。
收視率的高低變化，與國內有線與無線電視勢力消長有關。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間，有線電視收視率已達六五％，但在一九九五年以前，有線台的收視率不到一○％。極致傳媒大中國區董事長劉篤行說，對比台視、中視、華視老三台的僵固，有線台爭取廣告的野戰經驗顯得靈活很多。當時不少廣告主擔心蓋台、不能定頻等因素，總是拒絕上有線頻道的廣告，於是有線電視台就用「保證CPRP」來度過最慘淡的電視經營時期。
所謂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指的是廣告成本除以收視率後的每個收視點成本。以廣告主立場來看，當廣告成本固定時，如果收視率愈高，CPRP就愈低，就代表成本效益愈好。收視率若低，CPRP就高，就表示成本高。在CPRP概念出現前，電視台賣的都是廣告秒數，收視率只是參考；現在則是在賣收視點，收視率成了主宰一切的匯率。於是廣告就只看「量」，而完全不考慮「質」。
「把『CPRP』制度帶到台灣來，我也有一點責任，」BBDO廣告公司亞太區董事長蘇雄提到民國七十八年他在智威湯遜任職時，曾經在台灣第一個媒體集中購買案中，首次提出CPRP的概念。
使這概念更廣為主宰一切的是，民國八十二年台灣開放有線電視競爭。已有七年廣告經驗的梁富廣在有線電視台成立後，擔任超視的銷售顧問，為了生存，梁富廣進一步提出「保證CPRP」辦法。亦即廣告主先下單，如果收視率不足，電視台就只按比例收錢，或是將收視率補足才收錢，對廣告主非常划算。
收視率計價方式賤賣電視
「那時反映不錯，雖然錢賺得少，但廣告都來了，」現任富網公司總經理梁富廣說，他把消息放給幾個大的廣告主，很多友台也漸漸跟進。從此廣告購買與收視率綁在一起，到今天都還是電視廣告最主要的交易方式。收視率的計價方式埋伏了電視台未來的危機。台灣上百的頻道數分攤之後，已形成低收視率現象，收視率被稀釋，用「保證CPRP」去爭取廣告客戶的支持，對客戶有絕對的保障，但對電視台卻是一種賤賣。
根據廣電人公司行銷研究部副總監黃聿清統計，在接受調查的七十個頻道共約一千五百個節目中，收視率超過一的節目只有八十個。「其他一千四百二十個節目都在小數點以下，而且有相當比例節目的收視率是近乎零，」黃聿清解釋。
電視台在「保證CPRP」辦法下苦不堪言，前民視總經理李光輝說，很多節目的收視率都是零。收視率零不表示沒人看，而是因為尼爾森的抽樣所致，但在「保證CPRP」下，卻是一塊錢也收不到。又因為收視率等於廣告收入，電視台對收視率愈來愈斤斤計較，尼爾森亞太執行總監張小玲指出，台灣是採用「保證CPRP」最嚴重的國家。尼爾森公布的收視率原以小數點以下一位數計，但民國八十七年時，尼爾森應電視台客戶要求，將收視率增加到小數點以下二位數來計算。
因為頻道競爭太過激烈，收視率的些微變化都被認為有意義，電視相關業者個個神經緊繃。但與美國相較，尼爾森在全美的收視率調查不過五千個樣本，只有全國性調查才採用「個人收視記錄器」的調查方式，調查時間單位則是十五分鐘；「州」的地方調查仍然採用日誌法，收視率一週才公布一次。反觀小小的台灣，收視率動不動就是全國性調查，還每天公布一次，公布的最小單位竟是以每分鐘計。收視率調查必然會有誤差，但是台灣因為競爭過於激烈，誤差範圍內也是錙銖必較。
台大政治系教授洪永泰認為，如果以尼爾森所宣稱的六千四百個收視個人、最大抽樣誤差約正負一．二三來看，「差距在二．四六範圍內的排名毫無意義。」但是長期以來收視率的相關行業從來不用統計解讀數字，似乎沒有人願意知道真相。更荒謬的是，收視率調查公司更配合電視台進行收視率排名，目前尼爾森提供八十名的排名，廣電人則是提供一百名排名。電視台為了爭排名，竟將同一個節目切割成幾個部份，以近乎灌水方式佔據排名，讓收視率競爭更加惡質化。
削價競爭，惡化媒體生態
在收視率主導下，台灣電視完全任由市場供需原則操控。在電視媒體開放前，是媒體主導的賣方市場；解嚴後跨國廣告資金進入台灣，不但改變廣告公司內部組織，媒體購買業務也紛紛由廣告公司分出向外獨立，以集中購買方式展開另一波競爭，形成最有力量的買方市場。
「目前最有影響力的不是媒體，而是媒體購買，」精英公關顧問公司執行長嚴曉翠認為，媒體購買對媒體具有呼風喚雨的力量。《動腦》雜誌社長王彩雲也說，媒體購買公司原也負責媒體企劃等業務，但在CPRP遊戲規則下，變成只在乎如何向電視台殺價，以取得最便宜的價錢。如今這場交易更將數字遊戲玩至極致。「媒體購買證明自我能力的方法就是把廣告變成『比價』，而非『比質』。於是廣告主向購買公司施壓，購買公司就去壓迫媒體，」蘇雄痛批廣告主常指派採購部門殺價與壓低成本。大家都在削價競爭，根本不在乎廣告創意，媒體生態就愈來愈惡質。
更要命的是，廣告主的收視率思惟竟是以廣告本身的人為考量，而非建立在節目收視率上。因此廣告主只在乎廣告時段有多少收視率，根本不管節目好壞。傳立媒體董事長陳韋仲評估，節目與廣告收視率的落差為三成，一般看廣告的人比看節目的人少掉三成，以此計價，電視台等於少賺三成。
按理節目製作單位應專注把節目做好，觀眾在廣告時間轉台，並非節目的錯，但廣告收視率的計算方式卻讓電視工作者承擔一切責任。陳韋仲說，已有電視台業者要求回到節目收視率的計算基準上。甚至，廣告收視率還斤斤計較到每一分鐘。凱絡媒體服務公司執行副總經理朱詣璋指出，廣告主會找廣告破口的收視率，以八點檔為例，在八點十五分的破口中有三分鐘廣告，廣告主還要再細分每一分鐘不同的廣告收視率，「老實說不能這樣，」朱詣璋說，鑽牛角尖到這個地步，電視台已經不知在做什麼了。收視率前後造成兩個致命的專業失誤。首先是因廣告主與較低的廣告收視率扣連，直接掐住電視台的經營命脈，對電視台形同綁架。
其次則是電視台倒果為因，衝收視率讓電視台出現制式思考，不僅製作成本愈壓愈低，節目內容經常依附清涼養眼的檳榔西施、辣妹、名模、影視紅星等譁眾取寵。就算一時贏得收視率，整個社會卻賠上品味低俗的龐大成本。電視台變得一窩蜂，就連跆拳金牌選手也被搶得四分五裂。「他們可以在雅典打敗世界的跆拳高手，但是卻打不過台灣演藝界與媒體界的瓜分與拉扯，」王偉忠非常感慨。電視更可以為衝高收視率扭曲事實。談話性節目為了收視率，就極力拉攏衝突性高的基本教義派，在立場上不是藍得徹底，就是綠到不行，台灣等於天天被撕裂。今年總統大選的開票報導，電視台更在收視率支配下集體作假，聯合演出電視作假灌票事件，電視台公信力已經完全破碎。
廣告主不應罔顧社會責任
電視台競相沉淪，觀眾只好消極關機。然而，浮濫的收視率計價制度，卻讓電視斷送最後一線生機。收視率讓廣告主、廣告代理、媒體購買、媒體彼此互相纏綁，沒有人跳得出來，在電視遭致嚴重批評時，這些相關行業皆已身不由己地成為媒體弱智的共犯結構。要重振媒體專業，首先電視台自須深刻反省。陳韋仲認為，電視台必須長期培養收視群，才有活路。但諷刺的是，炒短線的羶色腥節目不斷受到社會譴責，卻因為收視率高反而廣告不斷。握有資源的廣告主等於間接助長電視的羶色腥，這使得廣告主的角色極具爭議。
既然收視率呈現市場導向，電視全靠廣告收錢，廣告主的主宰力量這麼大，怎能罔顧社會責任？「廣告主協會」理事長高志明則認為，目前最大問題在於台灣的總廣告量根本養不起那麼多的電視媒體，媒體又沒有退場機制，才會令這個問題如此嚴重。另一方面，儘管收視率問題叢生，但台灣竟有不少電視頻道，可以不理會收視率的考驗，反而將節目廣告化，把時段賣出，做減肥、美容等廣告性節目。業者中飽私囊，新聞局的制裁顯得軟弱無力。
單以「節目廣告化」現象為例，民國九十年時，新聞局糾舉有線電視業者「節目廣告化」案例共有五十一件，緊接著處罰案件數卻一直降低。九一年時只有十九件，九二年時更只剩六件。雖然電視時段廣告化的現象有增無減，新聞局在有關「節目廣告化」的罰款卻急遽下降。民國九十年時總共為一千六百餘萬，九一年時降為三一五萬，九二年時更降到九十萬。民國九三年即使節目廣告化的處罰案件有六十二件，但罰金也不過四百九十萬。新聞局執法如此不力，頻道業者何懼之有？
「台灣這麼亂，就是因為頻道太多，」已有太多電視相關經營者紛紛指出，台灣頻道進場門檻太低，又缺乏退場的準則機制，使得亂象橫生。在接受訪問時，新聞局長林佳龍指出，他了解民眾籠罩在電視羶色腥的感受，新聞局除繼續按照廣電法罰款外，明年初電視台換照時，將設定一定比例進行淘汰。「凡是怪力亂神被加重扣點的頻道，都將列入重點處理對象，不再給予執照，」林佳龍強調。一場收視率荒謬劇，方便了交易作業，卻賠上大眾的文化品質與人民的視野；自認符合科學與客觀，卻犧牲了哲學與創意。
收視率神話存在十年，也禍害台灣電視與台灣社會十年。台灣的電視、社會要更好，難道還要死守殘缺的收視率神話？
9月2日，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以罕見的高分貝公開呼籲，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中山及中央等研究型大學必須擴大招生，才能紓解高科技產業的人才荒。
隔天，經濟部立即回應，推出「擴大碩士級產業研發人才供給方案」。除了今年國立大學要試辦增加招生200位，未來3年，每年還再增加招生1,600位，總計會增加5,000個碩士班畢業生。
不只如此，經濟部長何美玥更提出「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的構想。由企業開需求，並保證晉用七成以上的碩士專班畢業生，經費則由政府和企業共同籌措。
經濟部工業局估計，未來會增加培訓5,000位高科技產業研發人才，企業也會增加研發支出近700億元。
為了解決科技產業的人力需求，政府推出的藥方一帖比一帖猛。然而企業久旱求甘霖的急切，超出想像。
政府猛加量
星期五，何美玥的發言才剛見報，「今天就接到企業打來的電話，」星期一下午，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吳誠文邊放下手邊電話，邊對來訪的記者說。
初步構想的背後，其實牽涉很多複雜的配套。作為交大負責推動「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的窗口，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張錫嘉不諱言，仍有很多問號等待釐清。譬如，學校跟企業誰有課程主導權？甚至，對學生來說，「『聯發科保證班』該如何與『交大正規軍』區隔？」
各種增加人才供應的方案紛紛出籠，然而台灣的科技人才教育，真的只有「量」的問題嗎？
今年台灣科技系所的畢業生突破8萬人，創下歷史新高點。事實上，因應科技產業的快速成長，近年來大學新增系所的重點，幾乎都集中在電子、資訊、工程領域。每年學生人數的成長率超過10％，也大幅領先其他學科。
只是，「好的畢業生太少，」一句話，明基電通人力資源協理童文池道破企業主思考的核心。
企業只要好學生
企業爭的，只是每年國立大學畢業，帶著「品質保證」的數千人。對於佔全體八成的數萬人私立學校畢業生，既不滿意素質，也不放心賦予重任。
「我們只缺頂尖那些人，但操作面的人才不缺，」童文池說。面對愈來愈多「沒聽過」的學校，明基索性在內部把學校分成A、B、C、D四級，依此敘薪。最近人資還特地對各部門提出要求：「要找好學生」，研發型工程師只鎖定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的畢業生。
童文池持平地說，雖然私立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態度，有時反倒比較好，但是說到專業知識、思考力與創造力，國立大學仍然略勝一籌。企業不得已，只能把學歷作為篩選的第一道關卡。
做為研發單位第一線主管，同時負責華碩內部的「新生訓練」，華碩電腦研發副總經理沈振來對於整體人才水準的下降也深有所感。「我們只好靠教育訓練補強，」他略帶無奈地指出。
合格的比例太少
今年6月，沈振來針對去年進入華碩的「一年級生」考試，要他們各自選擇主機板相關的主題報告，由沈振來在台下發問。結果，依他標準「合格」的，「20個裡面不到5個，」沈振來評估。
有些知名企業，甚至傳出說法，直接要人力銀行略過私立大學畢業生的履歷。
大學無量擴充，對應的評鑑與市場機制卻付之闕如，是造成企業不信任私立學校的主因。不少專科改制成的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學生報到率不到五成，迫於經營壓力，學校根本無法淘汰學生。簡單地說，「就是用錢換文憑，」一位國立大學教授毫不留情面地批評。
但是企業眼光只聚焦在金字塔尖端的結果，不但把公私立學校的差距拉得更大，更讓台灣的科技教育出現很多前所未有的奇特現象。
被視為「菁英代表」的國立大學科技系所學生，每個人都是炙手可熱的「商品」。企業捧著現金、股票三顧茅廬，「拜託」他們去上班，唸書反而不見得是最重要的事。
前段班：沒畢業，先簽約
國防役就是這波搶人大戰的前線。
本來出處只限於工研院、中科院等研究機構，服役期間長達6年的「國防工業訓儲役」，5年前開放民間企業申請，時間縮短為4年後，不但企業趨之若鶩，更因為學歷、成績是錄取與否的要件，幾乎八成名額都落在台、成、清、交等重點大學的理工系所畢業生上。
以往每年只要到了二、三月，開始申請國防役，校園裡就氣氛浮動。理工科學生之間見面的話題，不外乎是：「你簽約了沒？」
然而前兩年開始，為了先聲奪人，開始有企業「偷跑」，提前到前一年10月鳴槍搶人。明明國防役員額都沒公告，企業不惜先沿用去年數字，提前辦說明會，私底下找學生面談。一家偷跑開了先例後，其他人都不得不跟進仿效。
於是，10月，學校下學期剛開學，學生剛從碩一升上碩二。畢業論文題目還沒定，能不能畢業也不知道，就得先面臨要不要簽約、跟哪一家企業簽約的抉擇。
對教授來說，這儼然是一種新興的教學壓力。許多教授不約而同表示，萬一學生程度不夠，來不及畢業，趕不上服國防役，自己就像揹上「毀人前程」的十字架。一旦學生抓住這個理由求情，也難以拒絕。
「事實上我是蠻掙扎的，」清大電機工程系教授柏振球不諱言。他的想法也代表大多數老師的心聲：「除非學生真的程度很差，多半會略為放寬標準。」
不僅企業搶人搶到老師要放水，太早要學生做決定，也讓學生還來不及分辨自己適不適合做研究，就直接投身業界。
「反淘汰」現象
關於出國留學人數銳減，可能造成的知識與人才斷層，已經是長期以來引人憂心的話題。但目前國內科技領域博士班出現的「反淘汰」現象，同樣不容忽視。「現在唸博士班的，反而常是因為找不到好的公司，不見得是一流學生，」清大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吳誠文指出。清大電機資訊學院一年畢業300多個學生，博士班一年招收5、60名，「大部分都是外校來的。」
碩士與博士各有所長。「碩士班會的是解決問題，比較難發掘問題，但這是博士班要做的，」吳誠文說。從國家整體的角度看，如果長期缺乏優秀人才投入高階研究，一樣會喪失競爭力。
冷門的東西沒人做
除了國防役提早成為企業爭奪人才的灘頭堡，透過產學合作與捐款，更密切地與學校互動，更是不少企業想在菁英人才戰中勝出的長期策略。
企業的捐款手筆愈來愈驚人。最近的例子，包括去年聯發科捐款交大一億台幣，成立「交大聯發科研究中心」。至於台大電機學院大樓旁，廣達電腦捐贈的七層樓「電機資訊大樓」與華宇電腦的「德田館」也都已經完工。新穎的建築外觀，成為台大後段校園新的注目焦點。
密切的產學合作，本來有助於促進產學交流、學生就業；企業贊助也能舒緩大學自籌經費的壓力。但是研究型大學畢竟負有開創前瞻性研究、培育未來產業種子的使命。如今卻有與企業走得太近的隱憂。
「漸漸感覺我們的研究所變成『職前訓練班』，」台大電子工程學研究所所長闕志達憂心地說。而且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碩士班，連博士班也是。
「台灣冷門的東西沒有人做，」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張錫嘉觀察。雖然國外知名學府如美國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也都以「產學共同體」著稱，但國外企業規模大，較願意贊助未來性、長期性的研究計劃。不像多數台灣企業重應用，花了錢就要有立即成果。
如果說，國立大學的問題癥結，在於如何與企業維持最適的距離，既能提供業界需要的人才，又能延續自身的研究能量。那麼把眼光下移就會發現，私立大學的處境有如天壤之別。
主力學生乏人聞問
譬如國防役，元智大學研發長張百棧用「擠破頭」來形容。去年元智大學學生申請國防役的錄取率是十二分之一，也就是60個學生申請才取5個。元智因為辦學績效良好，分配名額還在私校中排行居前，其他學校名額更少。
企業捐款也是。對於企業獨鍾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是否因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當然，當然，」中原大學工學院院長鄧治東連說了兩次「當然」，頻頻點頭。中原的校友捐款，「目前百萬級的有，偶爾千萬的，上億的沒有，」鄧治東算來，因此積極推動院務之外，他的角色，也包括激勵更多校友回饋母校。
國立與私立學校的資源差異愈來愈明顯，對學生來說，意味的是：同樣拿著電機、資訊的畢業證書，有人奇貨可居；有人卻只能在茫茫職海中，尋覓生產線上的基層工作。
這種工作機會與人才培育的失衡，應該如何打破？
提昇二、三流人才
除了擴增國立大學招生的數量，私立大學需要更多的關注。元智大學研發長張百棧認為，像經濟部提出的產學碩專班構想，合作對象應該是私立大學。因為，一流人才大家都想要，但要改善現狀，「應該從如何加強設備、加強師資，提昇二、三流人才，給他們更多機會著手。四流人才，就讓他們自動淘汰，」張百棧指出。
國防役制度的改革是另一項當務之急。讓企業過早搶訂人才，不僅帶給學校「殺雞取卵」的壓力，另一方面，許多企業也開始抱怨，由國防部統一分配員額的合理性與公平性。台積電人力資源副總經理張秉衡就曾建議，取消國防役分配制度，讓學生自由選擇。
不過，從國防部擴大國防役員額，甚至計劃納入生命科學、文、法、商等科系研究生的走向來看，似乎與企業的期望有距離。
就在各種人力方案大幅佔據新聞焦點時，「供不應求」與「供過於求」的兩極化現象仍持續在台灣科技人才市場發酵。「大家都只看2、3年後的事，沒有人在看2、30年後的事，」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張錫嘉有感而發地說。
科技人才的的教育問題，需要的不是目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支票，而是放眼未來的長期規劃。否則類似今年監察院彈劾教育部的大學擴張政策，或許幾年後，監察院又要再度彈劾產學政策。
只是，學子青春不等人。
台灣失衡的科技教育搖籃，孕育出升學、就業的難題，最後承受苦果的還是莘莘學子與台灣的人才競爭力。
台灣媽媽龍應台vs.德國兒子華飛
作家龍應台應香港大學邀請擔任客座教授，住在面海的宿舍裡，每到日落時分，她喜歡帶著書本坐在陽台，放眼往來頻繁的巨輪和遠處縹緲的大嶼山，享受燦爛霞光的無限華麗。最令她珍惜的，是十五歲的次子華飛從德國飛來，與她共度這兩年時光。
一九九九年，龍應台告別婚姻，也暫別兩個兒子華安和華飛，隻身到台北主持文化局。媽媽對兒子的思念，沒有一日稍減；但媽媽不在身邊，反而催化了這對兄弟獨立自主的成長速度。再見面時，龍應台為自己和兒子在彼此生命中的缺席而懊惱，但兒子彷彿轉眼間的成熟茁壯，又令她滿懷驕傲。
從兒子口中，龍應台一再被提醒，母愛的施與受之間，感受是如此差異。凡事呵護孩子的龍應台，只能提醒自己要配合孩子的成長步調放手。聽著華飛自信綜論世事，龍應台又欣慰母子間對許多問題的關切，是如此貼近。
有位德國人父親的華飛，非常重視隱私，破例和媽媽一起露面。他說，以後要寫一本「你所不知道的龍應台」，保證會暢銷。以下是龍應台和華飛的「相對論」。
離婚離德
飛：不喜歡她回來，愛管我
龍：我變外來者，不回去了
問：妳覺得媽媽在一九九九年離開德國回到台北，是正確的決定嗎？
龍應台（簡稱「龍」）：華飛，記者的這個問題包含兩部分，一是媽媽離開了婚姻，一是媽媽離開你們和德國到台北去。其實是有關係的。
華飛（簡稱「飛」）：（點頭）是正確的。
問：你可感覺到媽媽因為婚姻的問題，那時候不太快樂？
飛（點頭）：是。
問：但是華飛並沒有捨不得媽媽離開你們？
龍：他可能不太記得了，每次我去德國看他之後，再分離的那一或兩周，他的情緒都會很不穩定，變得很像小孩子。（華飛搖頭）嘿，你在搖頭？
飛：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妳一段時間沒回來，一回來就要管我，把我的生活弄得很亂。我不是不習慣媽媽離開，而是不喜歡她回來。
龍：我後來也不願意回去，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媽媽回來了，就得把原本的生活、朋友都放掉，和媽媽在一起。我變成外來的打擾者。所以後來變成他們來台北。每次送他們到機場，我都哭得很難過，但他們都沒有哭過。漸漸他們長大了，覺得這種分離太淒慘，華安去機場前三個小時就一直告訴我：「媽媽，妳等一下不要哭！」
電話傳愛
飛：要踢足球，每天接很煩
龍：媽媽難免問些無聊問題
問：媽媽在台北一千多天，每天打電話給你和哥哥。你們會很期待這每天一通的電話嗎？
飛：不會，很煩的。其實三天、兩天接一次電話還可以，每天接就太多了，問我吃飽了嗎？學校怎麼樣？都一樣的內容。
龍：那段時間他們在長大，走向青少年。我到底是媽媽，難免問些無聊問題，像刷牙之類的。有一天，是你還是哥哥發email給我，裡面寫：「媽媽，刷牙了沒？有沒有和別人吵架？」開始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問些這麼奇怪的問題？後來想通了，那是在諷刺我，真是大吃一驚。他用這種方式提醒我，如果大人不喜歡被問的問題，就不要問他。我發現，他正在變成大人。他們後來也告訴我，電話要講快一點，因為要去踢足球。我反而很安慰，不再因為不在他們身旁而愧疚。但我對於華安還是有遺憾，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分開之後突然長大了，從此他會進入大學、就業、成家，一起生活的機會不再有了。但這就是人生，我必須接受。另方面，老天又對我很好，十四歲以後的華安我不認得，但十四歲的華飛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和華飛相處時，了解十四歲孩子的反應，就會想到他哥哥，哦，原來我離開的時候，華安是那樣子的。
台灣媽媽
飛：妳是真的不太了解小孩
龍：感情停留在離德那一刻
問：在德國，你朋友的媽媽都是德國人，但你媽媽來自台灣。有什麼差別？
飛：最大的差別，當然是我比較懂亞洲，知道兩個文化，別人只能了解一種文化。還有，別的媽媽比較了解小孩，妳是真的不太了解小孩。
龍：你說我不懂你？一般德國媽媽比較懂孩子？
飛：有些事妳不了解，因為妳是台灣來的。在台灣像我一樣大的時候，妳一定整天只有讀書。爸爸比較懂，因他在德國讀書，和我的情況比較一樣。
問：你們這一年多一起住，有不適應的問題嗎？
飛：有！（龍驚呼：有啊？是什麼？）我一來，你就要抱抱、摸摸。（龍：哈哈哈哈，抱抱摸摸…）很奇怪啊，一個媽媽抱一個十四歲的人。（問：在西方，親子間的擁抱很平常啊？）對啊，小孩到十歲還可以，十一、十二歲以後，太大了啦。
龍：唉，這對我很不容易適應。我對他的感情，停留在我離開德國那一刻，當時他是個小小孩。一下子十四歲，不能抱了，真痛苦。
飛：她還會很嚴格管我，管我什麼時候刷牙、什麼時候上床。其實我四年都自己生活了，不明白她為什麼管我。不過，一起生活，還是可以的。
父子關係
飛：如果成績爛，只跟爸講
龍：爸爸太鬆了，幾乎不管
問：是不是有些事，華飛以前會和爸爸談，不和媽媽談？
飛：當然有。（龍：例如什麼？談汽車？）不只汽車，像經濟問題；還有很多生活的事。如果我在學校得到一個很爛的成績，只會和爸爸講，不會和妳講。爸爸就會說，下次考好點就好了。和媽媽說就完蛋了，因為妳會過了一年還記得，一直念，說我將來一定找不到工作、會餓死掉。
龍：我覺得爸爸太鬆，幾乎到了不管的程度…喂，你說我管太多，是因為你不知道亞洲母親怎麼管孩子。你怎麼不說你同學的韓國母親是怎麼管的？
飛：我為什麼要和他們比？
誰是小孩
飛：妳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
龍：克制母愛，接受他獨立
問：媽媽是不是有的時候，比你們更像小孩？
飛：對。有時候走在路上，好像我在帶一個小孩。在香港住了一年，錢還分不清楚，要坐巴士還要我告訴她，這是十塊、這是一塊。我覺得妳很像是小紅帽。
龍：小紅帽？你覺得媽媽很好騙？（華飛點頭）
問：那你知不知道，媽媽經常寫文章批評別人？
飛：知道啊。
龍：可是這樣兩個形象怎麼調和？
飛：在普通的生活裡面，妳像小紅帽；可是在文學裡面，妳又是很棒，什麼都懂。妳好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不是現實的世界。
問：小孩子愈來愈成熟，是不是分離的時間也愈來愈近了？
龍：他很決斷地告訴我，再陪我在香港一年，明年八月要回德國去，我尊重他的決定。我明白，可以和孩子朝夕相處，就是這最後一年。我珍惜每一天，過一天少一天。他是一個十五歲青少年了，他對自己獨立性的要求愈來愈高，我就要克制母愛，在疼愛孩子的同時，學習接受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這當然很讓我黯然神傷，因為人生過程就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自己的父母親會過世離開，孩子也很快會長大離開。
陪媽住香港 體驗中華文化
問：華飛為什麼到亞洲來？
飛：是哥哥和我談話，讓我知道這是重要的經驗，可以學中文，了解不同的文化，也經驗一下香港。
問：你想來是因為可以和媽媽住在一起？
飛：不太有這樣的想法。（龍：哈哈，破滅了！）
問：妳希望孩子來亞洲，得到什麼？
龍：每個文化都有一扇門，我希望他來亞洲，找到了解中華文化的鑰匙。在每個人的一生中，如果可以掌握更多鑰匙、打開更多門、了解更多文化，人生會更豐富。
我是很希望他來亞洲，但不能說服他，畢竟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要離開熟悉的朋友和足球隊，是很難決定的事。但哥哥華安就能理解多認識一個文化的重要性，說服華飛來香港。
華飛現在有的時候良心發現，就會說，媽媽，感謝妳讓我有機會，可以生活在亞洲。
問：你看過媽媽寫的書嗎？
飛：（搖頭）我認識的字還不夠。她離開德國，到台北文化局以後，我才知道她很有名。以前知道她寫書，但不知道有那麼多人看。
問：有沒有聽過媽媽演講？覺得怎麼樣？
飛：很多東西我都和她討論過。我知道她要講的東西，所以覺得她一直重複在講，聽很多次以後就覺得無聊。不過她的演講還是很不錯。有時候我有不同的看法，聽完了會討論。
龍：在香港他聽了好多我的演講。他是一個早熟的小孩，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談，包括北京的奧運、上海的都市規畫、美國和伊拉克的戰爭、中國新聞自由和人權等。從前我們就談很多問題，只是沒有這麼深刻。這對我也是新的經驗，看著一個年輕的心智慢慢在開啟。
問：你對台北和香港有什麼不同的印象？
飛：我沒有真的在台北住過，但如果比較起來，我會喜歡住台北，因為台北是一個比較溫暖的城市，有人情味；香港人好像只想到賺錢。文化方面，當然是台北比較好。可是看城市的硬體，道路、交通啊，香港是世界一流的城市。
問：看了今年香港的遊行嗎？
龍：我們一起參加香港的七一遊行，也參加紀念六四的活動。他今年三月廿七日，還曾經到台北總統府前廣場看台北的遊行。我覺得這些對他也是一種歷史教育。
飛：香港的遊行很安靜，比較沒有激情；台灣的遊行非常熱鬧。香港不是很自由的地方，連選特首的自由都沒有；還有很多人怕共產黨，要講很多共產黨的好話。台灣人比較關心政治，是因為台灣人有這樣的自由。
問：你如何看待台灣和大陸的關係？
飛：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是民主自由，我贊成台灣和大陸變成一國。但台灣不可能和一個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變成一國。
龍：華飛很注意這個問題，一方面他有機會了解大陸和台灣，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德國小孩、不是美國小孩，他有東西德合併的歷史經驗。他對什麼是民主自由和共產政權的對比，以及統一、獨立這些問題，都很敏銳。我相信，台灣也沒有人贊成在目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下統一，所以這個問題的關鍵在北京，要看共產黨如何改變。
另一方面，對我而言，統一和獨立都不是最高的價值，例如說，過去兩蔣時代，為了統一而犧牲了民主自由，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但現在政府也不能玩同樣的把戲，以獨立的目的，傷害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側記》跟屁蟲蛻變 媽捨不得放手
集醫師、副教授、知名作家於一身的侯文詠，七年前推辭了眾人豔羨的醫師名銜，只保留最素樸的專業寫作。他為何選擇離開體制？這些日子以來，他又有哪些轉變和體悟？
他是台灣暢銷作家中，「最少被罵的一位」，皇冠出版集團負責人平鑫濤曾經語帶肯定地問他，為什麼像瓊瑤、古龍等暢銷作家，無一倖免於嚴厲的「衛道人士」，或是酸葡萄批評家的砲火，獨有他這麼幸運？
黑瘦結實、身材比想像中略矮小，侯文詠骨碌、靈活的雙眼，罕見地透露出「萬物靜觀皆自得」的禪意。
知名度最高的醫生作家
「命好不怕運來磨」，43歲的侯文詠從小至今，依照社會主流價值的標準，其人生、事業、家庭的順遂美好，幾乎是令人嫉妒了。當醫生念到醫學博士，在醫學院也被聘為副教授，且是台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娶牙科醫師的妻子，也是知識份子型，完全尊重丈夫「棄醫從文」的決定；寫作更不用說，暢銷，但不膚淺，十多本著作佳評如潮。
「在我學生時代，剛好是一群醫學生充斥在文壇舞文弄墨的，成為當時所謂的文藝新秀，從莊裕安、我自己（王浩威）、陳克華、到侯文詠，雖然在不同醫學院，卻剛好依序排列，各差一屆密切銜接。」知名精神科醫師兼作家王浩威在為侯文詠的《白色巨塔》作序時如此肯定他，「當然侯文詠是知名度最高，讀者群也遠超過我們三人的總數。」
嘗試為受苦的族群發聲
聽起來不像是自我臉上貼金，侯文詠自己說：「台灣讀者真的要把我寵壞了，寫這個也賣，寫那個也賣，連錄製給小孩子聽的《歡樂三國志》有聲書，都大受歡迎。」語氣比較像一個真的感恩於萬物有靈的宗教慕道友，發願要行善。
是的，侯文詠當下最樂意做的，除了正職寫作外，就是「發揮善的影響力」。於是他參加「反冷漠運動」，而且想貢獻他最擅長的「天生說書好手」寫作才華，解放台灣一大群受苦已久的族群：「升學工業」體系裡的所有人（尤其是孩子）、執著於聯考分數最高的醫生們（特別是其中愛名利又漸漸忘掉史懷哲初衷的人）、不能出櫃、且認同混淆的邊緣人等。總之，所有弱勢、被消音（silenced voices）的浮游群落，似乎都可以在侯文詠的書找到安慰。
心境淡泊生活隨意
不寫作的時候，侯文詠是一個「生活者」。他像一個明末小品散文家那樣寫意的生活，食衣住行皆講隨意，一家人開車去環遊台灣，刻意走非主流旅遊路線：從宜蘭大同四季部落進去中橫，避開蘇花公路，又走到台東池上鄉，被一個做社區營造的「大地飯包」米商梁正賢感動，叨叨絮絮交代他一定要遠離台北，才會快樂，才會看到台灣原來有這麼多富有生命力的善男子、善女人。
也許是因為「無所求」的淡泊心境，當了七年專業作家後，侯文詠氣色好極了。每天早晨，他在大安森林公園慢跑，不再算跑幾圈只算跑幾分鐘，路線隨便，如行雲流水，沒有勝負之心；他開始專門鑽樹下偏僻處，當陽光穿過濃密樹蔭，滲漏的光影彷彿黃金篩過綠葉。他說世界如此美好，台灣如此美麗。
生平第一次，他不要再競爭。「過去遇到挫折，我總是說『為什麼大家沒有看到我總是比別人多二、三倍的努力？』現在我知道，就是因為我比別人多兩、三倍的努力，才刺激了別人坐立不安！」
鬆綁自己棄醫從文
侯文詠鬆綁了自己，不想追求卓越。1997年，他拋棄了醫生的桂冠，成為素樸的寫作者──雖然還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暢銷作家。
首度，他也不再思考書籍票房和毀譽，他為台灣孩子而寫，他為困在「白色巨塔」的一流教學醫院的資深醫師而寫，他要說出他們的痛苦。但他的「放下執著」，才真正造就了他的大作家格局。
《危險心靈》，一本為全台灣受困在升學主義樊籠的小孩、家長、老師和校長而寫的書，乍讀的人會以為侯文詠在升學議題（或是更廣大的教育改革議題）上，會是所謂「人本教育」一派（也就是比較像史英那派的，比較同情小孩的），批判老師和學校的。
事實上，侯文詠對升學工業的系統性問題，並沒有簡化為粗糙的二分法：改革者或被改革者；他的思考可能是，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可能是莫名其妙的「社會體制」──也就是一套無所不在、規訓人類價值和行為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包括「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念，包括所謂「必要之惡的聯考」（因為最公平）。
公平不見得就美好，就像幸福是要自己定義的。36歲那年，侯文詠拿到博士、升任副教授之後還是不快樂，他決定要「追求自己下半輩子的幸福」，辭掉眾人豔羨的台大麻醉科主治醫師，變成專業作家。除了妻子，所有人都詫異，尤其是侯文詠的母親充滿遺憾的口氣，「早知道你要當作家，小時候就不該阻止你讀閒書。」公務員出身的父母，不太能想像「作家這個自由業」。
走出白色巨塔系統困局
但是，不離開體制他不快樂，他再也受不了「教學醫院」這座「白色的權力巨塔」了。「四年下來，看過四、五百個癌症末期的病人，當他們的人生只剩下幾天，每一個人的人生選擇和正常人是很不一樣的。」雖然癌末病人的故事都非常感人，但是經歷過四、五百次死別，那種情感的重荷，讓侯文詠快不能做自己。
《白色巨塔》原是自我療傷之作，反映出醫院裡扮演上帝救人角色的大醫師，原來都是人，有喜怒哀樂、有悲歡離合，最重要的，還有世俗最醜陋的權力鬥爭。
但是王浩威認為，侯文詠的真正企圖不止於此，他似乎想討論系統性的困局，也就是法國解構學派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書中的全新歷史詮釋：社會像不像一座十九世紀法國的「圓塔型的監獄」（panopticon），目的是要達到「充分監控的效率」？因為《白色巨塔》題目本身的隱喻或是小說內容背景，「恰好」和傅柯有了某種程度的一致性。
王浩威進一步分析，「醫院講究客觀和科學的醫療人員，層層相疊的人際關係都是以巧妙的方式達到全面監控的效果，讓身處其中的任何人，即使是不可一世的天才，也都不得不地像是遭了催眠一般，失去了任何的個人自由意識。」
浮世繪反璞歸真
於是，在充分反思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之後，我們看到了反璞歸真的侯文詠。今年他推出了極短篇，以「十九世紀的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的法國莫泊桑為師，短小精悍地寫了60篇「浮世繪」，再度發揮他「天生說書人」的優異稟賦，他一系列故事的終極主題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對此不笑復如何？
那個永遠拿第一名的南部糖廠長大的好學生，那個天生有彩筆、甚至遙擬天才女作家張愛玲的同名作品〈我的天才夢〉裡的瘋狂寫作者，終於走出困擾他人生40年的「名韁利鎖」的「繭」。
現在的侯文詠，看起來幾乎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了。
【持續3件事，做個80%侯文詠！】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像侯文詠那樣，把世俗的好東西都一網打盡，成為自己的履歷表；但只要持續做到下面三件事，即使無法達到百分百，你還是有可能成為80％的侯文詠。
1.閱讀 侯文詠是瘋狂的讀書人，書房裡擺滿了永遠看不完的書，書讓他解悶，讓他找到更高層次的處事智慧。例如《親愛的老婆》第一集便透露出，他當年追求妻子，經常要苦等，但是一書在手，經常就忘了等候之苦。
2.善解 有些事不能抵抗，譬如當兵，就得認命，好壞都是一天。凡事往好處想，人生起起伏伏，倒楣的事總是會遇到，如果你不似憂鬱症者時時想找死那樣悲慘，不妨學學侯文詠的態度，輕鬆以對。凡事只看好的那一面，也許有時被人笑天真又何妨。「我們家每一個人都很搞笑，做父母的EQ一定要高。」
3.寫作 侯文詠從軍時當醫官。「整天在馬公機場，等飛機摔下來，結果只發生一次！」天天在馬公機場飛機起降噪音的轟炸下，度日如年，結果誰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年在《中華日報》寫〈吳姊姊說歷史故事〉的主編吳涵碧，輾轉打聽到他在澎湖，便飛去遊說他為小朋友寫故事；侯文詠認為寫作是樂事，一口答應，反而寫上了癮，終究從《頑皮故事集》《淘氣故事集》發展出《離島醫生》《親愛的老婆》，成為他的第二專長。
「我想，我不再漂泊浪遊了。這裡是一個什麼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發現，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地方。如果我擔心死後，其實這是多餘的。這裡也有一個可以舒適仰臥看天的墓地。老貓阿盛也都躺在這裡哪。」──這是黃春明於1974年為他的小說集《鑼》所寫的自序，30年後問黃春明還這麼想嗎？他點點頭。
30年，許多人事已非。黃春明去年失去了摯愛的么子黃國峻，在1974年陸續為黃春明出版《鑼》、《莎喲娜啦，再見》的遠景出版社發行人沈登恩，也於數月前辭世。
30年，卻仍許多事物不變，黃春明依舊堅守寫作崗位，當年相濡以沫的文友縱使盡皆白頭，也還執著文學一如當時年少。
許多文評家大多認為，寫作《鑼》、《莎喲娜啦，再見》時期，堪稱黃春明寫作的高峰期。盡管〈鑼〉、〈莎喲娜啦，再見〉分別在1969年、1973就曾發表於《文季》，但從1967年黃春明開始將他平常講述的動人小人物故事寫出來，自〈青番公的故事〉開始進入了他創作的巔峰期，直到1977年9月鄉土文學論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他所發表的〈我愛瑪莉〉，整整10年間，黃春明的創作刻畫了一部台灣從農村社會過渡到工商業社會的生活史，筆尖所及俱是社會脈動。
壯盛之年的黃春明創作如許澎湃，以致曾有文學評論認為他的文章簡直是用「噴」出來的，如洶湧江河之勢無可阻攔，「寫作過程中，彷彿作者就無暇顧及他的文章了。」
事實上，1966年與妻子林美音辭去宜蘭的電台工作來到台北，黃春明打入台北藝文圈的同時，也背負著創作、生活兩頭燒的重擔，兩個孩子都還年幼，黃春明寫〈鑼〉當時，他一度辭掉廣告公司工作，和父親、妻子住在圓環附近賣便當。
寧夏路22號。他們都記得黃春明寫作的小桌板正對著人家後院，大雜院的人只能使用公共廁所，早上買菜、傍晚買肉，便當一個6元，最多可賣200個，好強的黃春明還把便當賣到他意見不合而離職的廣告公司，「故意讓他們看我在賣飯包」，鋁鐵便當盒天天回收，黃春明夫妻一個洗便當盒，一個寫小說…，說起當年，一家子都興沖沖翻起老照片，要展現一下當時的環境如何克難拮据。
照片中的人卻都是幸福笑容滿溢，那是一種充實生活的證據。
1974年，黃春明在何凡、林海音家中，與余光中夫婦、殷張蘭熙、簡靜惠、張系國、隱地等文友留下文壇著稱的「何家藝文沙龍照片」；1974年，愛拍照的黃春明為家人留下許多平淡卻溫馨的家居照。
30年後，長子黃國珍指著《莎喲娜拉，再見》封面上那個詭異的白色臉孔大爆秘辛，說他在孩時拿著鉛筆，在黃春明所畫的那張油畫的眼皮處寫了「大」、「小」兩字，仔細端詳，果然約略辨識得出來。
黃春明沒打這個闖禍的小孩，甚至也沒再企圖塗飾油畫。他們不以為意，甚至想不起來有沒有留下30年前珍貴的第一版《鑼》、《莎喲娜拉，再見》，可能唯一僅存的《鑼》則放在宜蘭而非台北，一家人笑了起來：「以前哪會想到有這麼重要！」
《鑼》、《莎喲娜拉，再見》其實並非黃春明所出的第一本書，只不過，早先出版的《兒子的大玩偶》，當初只拿了仙人掌出版社所付的稿費而已，後來又得花錢和水牛打版權官司；至於日後的《兩個油漆匠》不但拍成電影也曾被譯為日、韓版，但韓國版也是一角錢都沒拿到。
對黃春明而言，《鑼》、《莎喲娜拉，再見》於1974年由遠景出版，沈登恩是第一個以合理制度對待的人，自此開始，他每個月總能從遠景拿到所應抽取的版稅，黃春明的妻子林美音說，沈登恩生前或許債主不少，但從沒少過他們一毛錢。
甚至有一回，沈登恩連跳兩次票，林美音上門懇談，強調這筆錢對他或許是九牛一毛，卻是黃家生計重要來源，不管拿得出多少甚至分期都好，都請他務必給付，沈登恩當下連絡各地門市，調現金回來。
說起沈登恩，黃春明夫婦都大感惋惜，想起他當年大學剛畢業，騎著車好幾度上門到黃春明北投家中，要求出版黃春明的書，甚至說了這樣的豪語：「出你的書，不賺錢也應該要出！」衝著這句話，也得讓他出，最重要的是，「在那個時間點，他站出來了。」
黃春明早期的書，封面都用他所畫的油畫，《鑼》是一隻怪異的五指之手，正是他在書中自序所提到的小男童的手。
「有一次路過這個小鎮，我在菜市場的角落，看到這麼一隻手；一隻像極象形文字『手』字的手。」，這個十歲左右的男童把他的手當著搖鼓，不停正反正反地搖動乞錢，過了些天，男童把他的手彩了顏色，聽說是個酒醉的油漆工，替他出的主意。
「從此我就留在這小鎮。後來我認識了那個油漆工，他不喝酒的時候，是一個老實人。當然，我也認識了這個小男孩和其他鎮上的人；像打鐵的憨欽仔，全家生癬的江阿發，跟老木匠當徒弟的阿倉，妓女梅子，廣告的坤樹。還有，還有附近小村子裡的甘庚伯，老貓阿盛，青番公等等。他們善良的心地，時時感動著我。」
村子和小鎮確乎存在嗎？黃春明這篇動人的自序曾經感動了青年張大春，他在1979年掛著相機走訪宜蘭，滿心以為可以找到那個小鎮，才了然小說的虛構與真實的渾沌茫昧，張大春在《小說稗類》、「將信將疑以創世———一則小說的索隱圖」中提到這個日後倍覺珍貴的經驗：「黃春明戲弄了我好幾年。非常珍貴的幾年。」
而張大春究竟真的曾經試圖尋找過黃春明小說中的小鎮？則又是另一則虛構真實的玩味記事。
無論如何，黃春明說，他的心情一如當年。
一個小鎮也是一個世界，而他構想著另一個延伸的世界，所有小說中的人物都回到那個小鎮，死去的都復活，老去的彷彿青春，白梅、憨欽仔、老貓阿盛，又聚回永恆的小鎮，既荒謬又現代的「老人系列」小說，可惜寫了萬餘字又斷了，黃春明可是連小說的名字都想好了哩──「夕頭卡在那山頭。」他哈哈笑起來。
這是二○三五年美國芝加哥，由科幻大師艾西莫夫的小說「I, Robot」衍生的好萊塢新片─「機械公敵」想像出來人「機」共存的世界。在當中，機器人清掃街道、大樓廁所、收垃圾，在壽司吧切壽司，忠心陪伴孤單老人。這幅畫面，彷彿古希臘城邦世界的再現，只是由機器人取代了古時候的奴隸，為城邦的子民提供低層勞務服務、讓人類得以專注於知識工作。
機器人、外星人以及生命科學，可說是科幻世界中最歷久不衰的三大主題；從「駭客任務」到「魔鬼終結者」，從「變人」到「ＡＩ人工智慧」，每隔一段時間，不論是文學、電影或漫畫形式，機器人成為人類僕人的夢想或「惡夢」，就會重新對大眾文化洗腦一次。
不過這個夢，距離實現還有多久？
在西方及日本，尤其在機器人學界，科幻作品經常是培育機器人學家的豐厚土壤。以最尖端的美國及日本而言，科學家之所以投注終身熱情於此，多數在成長階段都深受科幻作品影響。
基礎：美國有艾西莫夫，日本有手塚治虫
美國有奠定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科幻大師艾西莫夫，以及諸多機器人科幻電影，包括拍攝「機械公敵」的導演亞歷士普羅亞斯都自承，高中沒念畢業，即受艾西莫夫影響。科幻作品對日本的影響更加深遠。
一九五一年漫畫家手塚治虫創造的原子小金剛，以至於其後的鐵人二十八號、機器貓小叮噹等等，從研究人員的年齡，就可斷定鼓動其研究熱情的偶像為何。「機器貓小叮噹可以說是兒童版的科幻作品，」葉李華說。
更重要的是，科幻世界想像的機器人世界，在二十一世紀開始，正以相當快速的速度，在人類科技世界中實現。卡內基．美濃大學機器人研究所教授漢斯．摩拉維克（Hans Moravec）是機器人學界大師，他曾在八○年代機器人研究一片悲觀時，正確預測機器人將因電腦連網，而有突破性進展。
摩拉維克不改其樂觀想法指出：遲至二○一○年，機器人至少可以具備像老鼠一般的適應力，二○二○年，則將有猴子般的想像力，二○三○年則就將具備如人類般的推理能力。因為諸如電腦運算、人工智慧等多項攸關機器人發展的科技，在過去十年有長足發展，二十一世紀開始，人們重新評估機器人產業的未來性。
日本更是早就將機器人產業，視為這一波消費電子需求疲軟後，第一波具有「殺手級應用」的產業。
發展：歐美喜非人形機器人，日本愛服務型
在一九八三年，日本政府即啟動官方的「極限作業機器人計畫」。二○○一年經濟產業也正式宣布執行「Robot Challenge計畫」，計畫中包括要修改法律，允許機器人合法地在醫院等地工作。韓國政府緊跟在後，在二○○三年也將機器人產業列為未來十大重點產業。目前機器人產業全球僅約五十億美元，其中以產業機器人占大多數。
不過，腦筋動得快的商人，瞄準的不再是產業型機器人的未來，而是服務及娛樂型機器人的前景。根據國際機器人聯盟（ＩＦＲ）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的預估，二○○三年到二○○六年，服務型機器人將增加至二百八十二萬台，是二○○二年的四．五倍。在此其中，又可再度看出，美國與日本在發展方向上的不同。
整個社會熱烈擁抱機器人的日本，對服務型機器人的未來相當樂觀，預期在二○二五年，機器人產值將達八兆日圓（約合新台幣七百五十億美元），其中非製造用的機器人達八成。機器人大幅進駐人類生活，包括醫療用能夠幫病人翻身、提醒吃藥的醫療用機器人，撫慰人類情感、可與人互動的娛樂用機器人等。
相對而言，歐美比較重視不會取代人工作的機器人。在歐洲，汽車工業在使用機器人時，經常要與工會協商，因此，發展家用智慧型家電，而且非人形機器人，反而較能獲得青睞。其實機器人的發展之路，已經走了很長一段，中間也經過灰暗的日子。一九五○年代，隨著電腦及電晶體的發明，物品微小化成為可能，產生一股研究機器人的熱潮。
第一個成果，即是由美國Unimation公司研發成功、卻在日本發揚光大的產業機器人。只能做單一功能，嚴格來說並不是一般定義下機器人的產業機器人（見名詞解釋），隨後被大量運用在汽車工業。二十年前，從工研院分出來的盟立自動化，是國內少數有自製產業機器人能力的公司。董事長孫弘表示，早在一九七○年代，發展在汽車底盤塗膠、電鍍都是機器手臂負責，「拿塗膠來說，機器人塗均勻又很快，比人工要好。
此外，電子業也早有許多製程都改為機器人操作。孫弘舉例面板廠，尤其玻璃的尺寸越來越大，從拿玻璃開始，到最後人工包裝出貨前，中間的流程幾乎都得靠機器人操作。不過，「產業機器人趨飽和」幾乎所有的市場研究都指向這個結論。
產業機器人之所以趨於沒落，一方面是需要用機器人從事的產業有限，二方面是，它們都不像H心目中的機器人「機器人只能用在做重複性動作，而且動作不能太複雜，」工研院機械所研究員賴幼仙說。
然而，隨著電腦運算技術不僅大幅躍進甚至超過人類智能，例如ＩＢＭ的深藍電腦，以及包括機構、人工智慧、電子電機等科技的進展，也讓這項整合性的科技，越來越有發展的可能。其中，尤以日本人形機器人艾西莫（ASIMO）的「起步走」，讓人感覺一道強烈曙光，也讓國際間機器人產業的競賽更為激烈。
艾西莫是由日本本田汽車自一九八六年開始，耗費十億美元研發的人形機器人。日本研究人員就堅持，要能為人類所用的機器人，一定要是人形才能適應人類居住環境。而艾西莫帶給機器人學界最大的意義，就是機器人可以直立走路。
交大電機與控制工程系教授楊谷洋指出，以大腦及軀體來畫分機器人在科技層面實現的難度，美國在大腦的人工智慧上較為領先，日本則因長期的製造優勢，在軀體方面機構與電子整合度上，明顯占優勢。
「就像動物界中，除了人能直立行走之外，貓狗等動物多半無法直立行走；艾西莫能直立行走，在人形機器人的研究上是一個里程碑，」楊谷洋至今仍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為了怕研發成果外洩，艾西莫雖然大受歡迎，目前本田仍不打算出售這個只有小一學生高、能上下樓梯自行開門的小可愛。僅以出租一天兩百萬日圓的模式，讓艾西莫與人類接觸。
艾西莫的下一步是什麼呢？電腦技術的飛快發展，二十一世紀機器人的演化能不能真的如科幻小說那樣，擁有如人類般的軀體與心智？甚至，像出現機器統治人類的噩夢？
事實上，如果從機器人變成人的角度來看，實現的時間恐怕還遙遙無期。理想中機器人至少要具有兩個能力。一是像人一樣，擁有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及嗅學等五感，以感知環境。另外就是，在感知環境後，隨時判斷從環境所接收到的訊息，快速反應。
這在實驗室內都難以做到，何況是實驗室外？以艾西莫來說，靈巧度距離一個「擬真人」的階段還十分遙遠，包括指揮樂團、握手、跳舞等多數的反應，仍仰賴事前輸入的程式。更何況機器人要能跟人類互動，不令人心生恐懼，本身對環境的的「順服性」是一大挑戰。
賴幼仙以電影「機械公敵」場景——機器人倒垃圾的場景而言，至少可看出三個目前達不到的地方。比方說，垃圾筒大小不一，機器人無法決定要用多少力接住垃圾筒；路面陡峭程度不同，機器人行走時會絆倒；而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大人或一個小孩把垃圾筒交給機器人時，機器人要如何判斷多使點力，還是少使點力？而且手臂、手腕、手指間的搭配是什麼？更何況，即便是最先進的機器人，在價格與效能上，仍比不上人工。一個機器人起碼要價二萬五千塊美金，相當於一輛房車的價格，多半是由研究團隊買走。而且機器人經常故障。日本一橋大學的機器人實驗室研究生就抱怨，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每天修理它。就連只能執行單一功能、最多只能稱之為智慧型吸塵器的Roomba，雖然是ＭＩＴ研究團隊商業化的代表作，號稱可避開桌腳、自動設計路徑清掃，甚至會自動搜尋插座充電。但家庭主婦也抱怨死角經常掃不乾淨，而且地面稍有不平則無法移動。更何況一個要價約莫新台幣八千元，全球的銷量自然令人失望。
矛盾：人類怕被取代，卻願用機器改良身體
不過，從ＭＩＴ獨立出來的iRobot公司總裁布魯斯也指出，機器人難以普及，不是科技進展的問題，而是人類根深蒂固不想要一個可能取代人類、甚至超越人類能力的「非人」。
葉李華指出，人形機器人的特徵就是有跟人一樣的外型，「人類一張開眼睛，就會主動搜尋人形，所以，不知不覺就會以對人方式去對待他，就會又愛又恨。本身也寫科幻小說的匹茲堡大學電機系教授張系國以人怕鬼這件事，來說明人類對機器的畏懼。他分析人之所以怕鬼，是因為分析鬼的特性，一是鬼像人，二是鬼可以跟人類一樣進行思考，第三則是鬼看不到，所以能力上比人類強。
人類懼怕一個可能取代他的物品，這是根深蒂固難以改變的事實；然而有趣的是，因為人類會有長生不老的渴望。「就像戴眼鏡可以增加你的能力一樣，如果植入一個機器可以讓你更強壯，而且很安全，你做不做？」張系國笑著說：「我年紀大了，我很關心這個。」
如果不定義機器人必定要是人形機器人，很多科學家相信，將機器植入人體，使人「進化」成為「人機合體（cyborg）」，相當有可能是機器人科技重獲資本家青睞的最大推力。
布魯斯在《我們都是機器人》一書中，描述他在實驗室看到的一個有趣場景：「最近，我在等電梯時，碰到我實驗室的一名研究員，他的雙腿截肢，膝蓋以上全是人身，以下則是機器人。那對金屬大腿就是一種原型機器人，關節裡填滿了磁阻液、單電路板電腦、電池組、連接器，還有線材四處晃動；完全看不到抗菌的封包，所有東西都露在外面，一目瞭然……」
「研究人員把晶片植入動物體內（有時是人體）的肌肉裡，讓神經元成長，與晶片相連。人類和機器的直接神經介面，已經開始出現……」布魯斯認為，現代人也越來越能接受動手術來改良身體，將會是人機合體開始演化的起點。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大學的室友當中，有一位同屆的聯考狀元，然而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卻是李遠哲，而不是那位狀元。學校成績與日後成就，究竟有無正相關？
去年出版市場出現一本書《怪招老爸狀元郎》。作者序聲稱：「這是一位天才老爹使盡種種心機，使出式式『賤招』，幫助自己資質『並非頂尖』的兒子，成為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度大學入學指定考試，第二、三類組雙料狀元的故事……。」這本標榜「如何打造狀元」的書，在狀元老爸以名嘴姿態游走校園、電台下，一下子賣了六千本。
台灣的社會價值一心追逐學校成績，但回頭檢視昔日聯考的狀元，當年「最厲害」的考生，他們的將來也會一路領先嗎？
台灣學術界未曾針對狀元做過相關研究。民國六十一年以後，聯招會更以保護隱私為由，不再公布榜首姓名。只有零星的狀元新聞，在放榜熱季偶然出現報端。
《商業周刊》整理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完整的歷屆榜首名單，以各資料庫、搜尋引擎、電話追蹤調查，發現當年狀元許多都在國內、外學術界發展，如周芷任教於美國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李弘祺、康明昌、曹恆偉任教於母校台大；少部分服務於公務體系，如鄭安美是倫敦台灣貿易中心負責人、薛瑞元現任衛生署醫政處處長；或自行創業，從事醫師、翻譯等自由業；也有少部分或因出國、或走入家庭而無法追查下落，隱沒於芸芸眾生中。
個別來看，當年狀元多數是一般人陌生的名字，只有少數是名人，包括前中央銀行副總裁陳師孟、ＳＯＧＯ百貨董事長鍾琴；學術界有何文壽取得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企業界則有杜俊元創設華泰電子、矽統科技，並曾捐地、捐款給慈濟超過二十八億元。
學非所長
不了解自己，追隨熱門科系
但是放眼台灣，無論政壇的陳水扁、馬英九；學術界的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企業界的郭台銘、林百里，沒有一位是當年的聯考狀元（只有陳總統「摸到一點邊」——他是當年法律系狀元）。
為何資優的聯考狀元，會淹沒在芸芸眾生中，面孔逐漸模糊？
原因之一，所學非所長。「榜首一定相當資優，不可能死讀書而有這樣的成績，」師大教育學院院長，國內資優教育權威吳武典表示。至於日後成就則很難講，關鍵在於他們選擇的最熱門科系，不一定是自己最大的興趣與能力。
在台灣，除了像李遠哲在高中就立志從事科學研究，放棄保送台大醫科，一般孩子選什麼科系，多半依循社會價值而定。「成績好的先考慮從醫，其次的念理工，再下來是法商，排在最末的則是文科，」民國七十五年的北一女甲組狀元黃宗慧說。另一位聯考狀元、現任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弘祺，回憶高中時期就讀台南一中的情形：「台南一中有八○％的學生被期望從醫。」於是，資優的聯考狀元把人生道路放置在社會價值的棋盤上 。
單一舞台
台灣只給文字、數字家空間
原因二，在升學主義盛行的台灣，教育體系篩選出的「出類拔萃者」，其實只是一群「文字與數字的在行者」。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賈德納（Gardner）經過多年研究，提出「多元智能」理論。他認為，學校一直強調的邏輯數學和語文，並不是人類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例如：建築師及雕塑家的空間智能比較強、運動員和芭蕾舞者的肢體運作智能出色、公關需要很好的人際智能、作家則需要內省智能。他提出人類智能的八個範疇，分別是語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自然探索。
以此觀點對應昔日學校成績未必第一名但已成為今日社會狀元者，可以發現他們的多元智能通常很早就被啟發，也就是所謂的環境影響力。
國際華裔名建築師貝聿銘「空間智能」的啟蒙，來自上海第一座二十六層建築。當時貝聿銘只是個上海富家少爺，每個週末都要驚奇地看著那棟大樓往上冒。「它（大樓）帶給我的興奮，就如同今日的年輕人看待登陸月球一樣，我決定這就是我所要做的。」他在傳記中這麼說。而十三歲喪母的貝聿銘，在金融巨子父親貝祖詒再娶之後，就常與祖父、叔祖住在蘇州的家——中國名園「獅子林」，中國庭園「將大自然的一切，萃取出如詩歌般的精華」，對他日後的建築風格自然產生莫大影響。
「自然觀察智能」最好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國黑猩猩保育專家珍古德，也在五歲的時候，因家人遷居鄉間以避大戰烽火，而有機會觀察到母雞下蛋。那一天，她失蹤了大半天，全家出動搜尋，等到快天黑了，她才「頭髮和衣服上都黏著稻草，疲倦的眼睛卻閃閃發光」回到家。「她剛花了五個小時蹲在不通風的雞舍裡，但結果十分值得，她完成了她的第一個動物研究。」她的母親在《大自然的女兒》一書中寫道。珍古德因為有這樣一位了解她、尊重她，也懂得引導她的母親，才能在痛恨上學的情況下，仍發展出優異的寫作能力，為日後在非洲森林高難度的自然觀察，準備了記錄與表達的工具。
在此情況下，如今在台灣社會上有耀眼成就的，許多都是日後轉換跑道的結果。
舞蹈界的林懷民與羅曼菲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林懷民大學念的是政大新聞系，羅曼菲則是台大外文系。林懷民是以「家庭革命」爭取自己在舞蹈的空間，羅曼菲則有一雙對她完全接納的父母，當她大學畢業，想到美國過兩年單純的舞者生活時，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大學都畢業了，還要怎麼樣嘛！」
羅曼菲回憶高中的生活，一心準備考大學，連下課、洗澡都在背單字。考上台大後，「兩個」羅曼菲開始在消長，一個「她」是外人羨慕的台大外文系學生，另一個「她」則快樂的流連於社團生活。「大學跳舞倒不是為了上台，而是很想知道怎麼控制肢體，把那個力量找到，對身體掌握得更多。」羅曼菲比喻，就好像她以前喜歡數學，很想把那個方程式解出來的好奇心。
後來，羅曼菲選擇舞蹈，她在美國舞團像「求道」一樣專心習舞，並拿到舞蹈教育博士學位，回台灣後擔任過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並多次在雲門擔綱演出重要舞碼；現在，她的重心則放在帶領「雲門舞集２」、「越界舞團」和教舞、編舞上。回頭看人生，台大外文系那張文憑，對她的事業其實沒太大意義。
成功條件
情緒與人事智能必備
更進一步探討賈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其實就算進入適合本身智能的領域，每個人仍然有不同的成就表現。吳武典指出，最終的關鍵是「非智力因素」。他以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推孟針對加州資優生的追蹤研究指出，情緒穩定（心理健康）、社會適應（人際關係、合作能力）、上進心（企圖心、成就動機）等因素，直接影響智力相同者的事業成就。
「最重要的是情緒與人事智能，」吳武典說，擁有這種智能的人，較能自我省察和自我肯定，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適應社會群體生活，也比較容易在社會上嶄露頭角。「可以說是成功人生的核心條件，也是其他智能的催化劑。」
然而有人考第一名，就有人考最後一名，學生學會的是競爭與對立。六十三年榜首馮賢賢就說：「北一女高中三年，同學之間完全沒有互信，前幾名的學生尤其彼此猜忌，根本沒有學到如何與人相處。」
至於企圖心，「這一項對女性最不利，研究發現，女性成就因此遠低於男性，差距高達八倍。」吳武典說。對照商周的＜聯考榜首追蹤調查＞，其中至少有八位女性在榮登狀元榜之後，在所有搜尋引擎與資料庫中，都查不到任何一筆相關資料，最大的可能是畢業後結婚生子，隱入家庭。
當科學家
需兼具三項人格特質
一般認為科學家成就與智商有高度相關，然而根據加州大學西蒙頓教授針對傑出科學家進行研究，發現他們的成功包含三個要素：強烈的企圖心、中上的智力，以及「內向性」的人格特質。
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博士，現為高盛投資公司大中華區資產管理部負責人粟耀瑩，就是一個因了解自己的性向而生涯大幅轉向的經典案例。
媽媽是教育博士洪冬桂，從小就是資優生的粟耀瑩，十六歲考上台大物理系，十九歲大學畢業前，以幾乎滿分的成績，到清大研究所修完公認最難念的量子物理學和相對性天文學；當時已連續四年獲得「朱經武獎學金」的她，「認為自己此生一定會拿到諾貝爾獎。」
二十歲，粟耀瑩進入諾貝爾獎得主密度最高的加州理工學院，研究跨生物與物理領域的「蛋白質工程」，卻在苦讀六年，做出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成果後，被指導教授收購專利，而公司的股份，她一點也沒有。
那時，從來沒有想過現實問題的粟耀瑩，發現一個加州理工博士根本不值什麼錢，此外，她也發現自己的個性喜歡和人打交道，「做研究太孤獨了」。成長過程中完全沒有商業背景的她，開始看華爾街日報，發現「原來我的性向是喜歡從商的。」
一旦發現自己真正的志趣，博士論文得到美國學術獎的粟耀瑩，立刻「壯士斷腕」，擬訂計畫積極轉戰華爾街，先後進入ＰＩＭＣＯ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麥肯錫顧問公司、高盛公司，取得她所需要的經驗與資歷，以便日後「在生物科技方面創業，或是效法巴菲特，找到好的投資夥伴，一起收購物美價廉的公司。」現在的粟耀瑩，在高盛亞洲總部負責近十億美金的業務，正朝她未來的人生目標邁進。
科學家需要內向的人格特質，那麼企業家呢？
在《商業周刊》一份＜學業與事業相關度調查＞中，就針對國內上市櫃公司負責人發出問卷，請他們評估自己事業成功的相關因素。
當企業家
人格特質比學業表現重要
總計收到一百四十四位董事長與一百八十八位總經理的回覆。結果發現，九成以上受訪者認為，他們的事業成就與「人格特質」的相關度最高；相對的，卻不到一半認為與學業表現的相關度高。
至於是哪些人格特質，輔大心理系教授丁興祥曾以傳記資料分析的方法，做過「當代台灣傑出企業家的成長環境與創業發展研究」，研究對象包括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張忠謀、施振榮……等十四位第一代企業家，這群商場上的狀元。他發現雖然他們的出生年代、學歷、產業別有諸多不同，但人格特質仍出現許多一致性，例如強烈的創業動機（具冒險性及挑戰性）、執著的信心及意志（抗拒創業挫折）、將企業視為終身職志、有團隊合作的創業精神等。
美國華頓商學院最近則和電視新聞節目「夜間商業報導」共同評選過去二十五年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領導人，葛洛夫、比爾‧蓋茲、威爾許分列前三名。節目評論道：「儘管他們的性格都不一樣，卻有個共通點——韌性。他們對事業有長期願景，並願意承受、克服動盪時局下的高低起伏。」
其實，冒險心、專注、韌性，是所有社會狀元共通的特質。在企業界如此，在學術界如此，在藝術領域也一樣。
李遠哲曾說：「我這一輩子有很多挫折，好像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挫折中掙扎出來的。如果你有很堅強的意志，現在想不出來，明天睡醒再做、再深入的去探討，便能解決難題了。」
在小野寫的《美麗的圓——李遠哲的故事》中，大學時代的李遠哲，已經決定將來要作一位傑出的化學家。大一暑假，他沒有回新竹老家，和學長張昭鼎（生前是中研院原分所籌備處主任）找了一本原文版的熱力學，輪流讀、輪流講、拿著英文字典慢慢查。辛苦的把一本書講了一大半。從那個時候開始，李遠哲就自己摸索，像探險般走進未知的分子世界，終於他設計出質譜儀，研究出分子相互碰撞時產生的反應，得到諾貝爾化學獎。
冒險性格也是，羅曼菲談到即便是一個優秀舞者都必須具備敢冒險的特質，否則在那裡斤斤計較會不會跌倒？永遠安安分份地保護自己，就沒有人想要看你跳舞，因為「舞要跳得好看，就是像在懸崖邊，快要掉下去又還沒有掉下去的那一剎那。」
偏偏這些成功的特質中，除了專注，冒險心和韌性（受挫力），通常是學校狀元最弱的一環。
社會狀元為何能超越聯考狀元？創造力研究者西蒙頓（Simonton）在他的著作《天才源泉》中，更進一步回答了這個問題：「要在學校中取得高分，往往必須在待人處事方面高度符合常規」（他指的是壓抑自我意願、興趣和感受），「而成績差的聰明人恰恰相反，他們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喊，做他們覺得有趣和正確的事情。」
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喊，探索自己，才能完成自我。因為「每一棵樹都跳自己的舞，唱自己的歌。」（美國國家公園之父謬爾名言）
＞＞＞接著閱讀
(Read More...)
暮春初夏，豔陽下的台北城已經一片燥熱。
四月二十七日這天下午，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勤樸樓的禮堂內，八十張小黑板一一架起，等待一百五十六名考生分批接受「板書」檢定。
鈴聲響起，只見全場考生執起粉筆，掄起板擦，開始照著考題──一首五言律詩，又寫又擦的奮戰。十分鐘過去，卻還有人緊張得連這四十個字都沒抄寫完。
「老實說，這次辦理國語文會考和板書檢定，是被逼的，」主考官語文系主任馮永敏忙著四處巡場，一句句清脆的標準國語中，透著無奈，「現在家長學歷高，去看孩子上課，第一個就是挑老師的錯字，不然就是嫌老師字寫得醜，一下就打破他的權威。」
同一天下午，台北新店溪畔的世新大學後校門口，中文系同學擺了一個糖葫蘆小攤子，一支支由草莓、小番茄、芭樂串起，裹上晶瑩糖衣的糖葫蘆，分別象徵愛情、單戀與友誼，生意十分興隆。一位長髮女孩在教室門口接到一支草莓糖葫蘆，小卡片上的詩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映入眼簾，她臉上的笑靨，比糖葫蘆還甜。
「這個禮拜是學校的中文週，我們從禮拜一開始辦各項活動，至少讓中文變成學校的焦點，引起同學的興趣，進而形成風氣。」中文系系主任洪國樑說。
有鑑於大一學生的語文程度普遍低落，台中的東海大學中文系從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立「大一國文教學改進委員會」，打算縮小班級人數，以加強學生的寫作訓練。
儘管方法不同，這幾所學校的目的卻是一致——搶救中文。
現象 國文能力差，作文甚至連題目都不懂
「很多人說我們的孩子英文不好，我看他們中文更糟，可以說是江河日下！」擔任大學兼任教授的台北市長馬英九，皺著眉頭說了一個真人實事的笑話。「有一次考試，我要學生扮演內政部長，寫信給民眾。他竟然開頭就寫『親愛的某某』，最後簽完名還寫一個『欽此』，把自己當皇帝了！」
北師院語文教育系教授陳正治也有類似經驗。有一次他參與警察特考閱卷，作文試題「反省」，竟然有兩百多人大談「反對省政府」，「審題都審錯了！我們只好把這些笑話拿來調劑無趣的閱卷工作。」
往下延伸，似乎問題更嚴重。台中縣豐原高中就曾傳出學校段考時，許多班只有六、七名學生及格——這是過去不及格的人數。至於作文，不僅談不上「起承轉合」，連段落都不會分；考題要求作文字數不得少於六百字，學生寫兩百字就交卷，原因是「寫不下去」。「國文程度惡化問題值得重視，」該校國文老師一致認為。
「台北市實施國語文教育之現況分析」調查發現，竟然只有不到一半的老師認為，學生的閱讀能力在「良」以上。學習成果最好的是注音符號，超過八成在「良」以上，至於聆聽、識字寫字、說話方面，只有略微過半的老師認為達到「良」。
「這些都還是很粗略、主觀的調查；我們需要教育部集合語文、心理、教育各方面專家，趕緊將國文科學習能力指標、測驗工具發展出來，讓我們瞭解現在學生的國文能力，究竟弱化到什麼程度？」曾到大陸考察的馮永敏說，中共教育部、勞動部發展出多套類似全民英檢的漢語能力測驗，全國工作人口，包括教師都須通過考試。
台灣的客觀評量不可得，那麼分析大學入學考試國文成績，應可獲得「近似」客觀的結果。
擔任多屆大學測驗「國文科閱卷總召集」的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表示，過去只有五、六萬考生參加大學聯考時，他很容易挑到「標準卷」，也就是讓所有閱卷老師參考的Ａ等卷；但是現在十二、三萬人應考，反而不容易再看到那樣令人驚喜的文章。
「當然偶爾還是有比以前好的，但情形越來越少。」何寄澎手抱前胸，慢條斯理的分析：以前二○％非常好，五○％中等。現在呢，很好的只有一成不到；語句都寫不完整的，增加到四○％左右；剩下來中等的，內容還算通順，但是毫無創意，欠缺自我思維、理性感性的表現，每篇內容看起來都一樣。
何寄澎說，他注意到前一陣子張忠謀在公開場合講到中文的重要，認為是台灣人才的競爭優勢。他感慨的跟學生說，「連張忠謀都知道中文的重要，但是張忠謀所不知道的是，台灣的中文已經沒有優勢了！」他苦笑著坦承，這樣說當然有點危言聳聽。正確地說，優勢還在，三十歲以上的文字工作者，他們的中文還是很好。「但是年輕人這樣的中文，還有什麼優勢？」
弔詭 全球都在學中文，台灣優勢變弱勢
台灣流行歌、連續劇等娛樂產業，之所以能在華人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所憑藉的，就是台灣人的中文能力——女作家瓊瑤以她細膩文雅的對白、迭宕曲折的情節，吸引了六億大陸人口觀看她的連續劇；台灣從一九七○年民歌時代培養出來的詞曲創作好手，二十年來，更讓台灣成為華人音樂的「研發中心」：王菲、孫燕姿、那英、李玟等香港、新加坡、大陸、美國的華人女歌手，都是在台灣「打造」成功，才紅回自己的出生地；阿妹、周杰倫台灣「土產」，更是紅遍全球華人市場。
從廣告、電影等文化創意產業來看，台灣的文字能力、文化內涵，也遠遠勝過其他華人地區。「大陸的電影譯名常常被台灣人當成笑話講，」暢銷作家吳淡如一次在她主持的廣播節目「好時光」中，舉了許多例子，像是大陸把電影「魔戒」（King of The Ring），譯成「指環王」；「梅崗城的故事」（Kill a Mochingbird），譯成「殺死一只知更鳥」。
如今在高科技、腦力服務業等領域，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中文能力也越發重要。張忠謀提出「中文優勢論」，日本經濟專家大前研一也認為，語文是台灣在中國大陸崛起時代，很重要的先天優勢。中國大陸快速擴張的製造業，非常缺乏專業的支援性服務。台灣則有語言上的優勢，又有製造業的底子，可以在教育訓練、環保顧問、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搶到黃金機會，這也是新加坡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
世界聞名的企管顧問公司麥肯錫，就為兩位大師的觀點作了最佳例證。其官方網站徵求人才的網頁上，註明：「在邀請求職者進行面試之前，我們可能會透過電話評估某些求職者的中文能力。每一位求職者都必須具備流利的中文能力（我們對「流利」的定義，是指除了讀寫能力之外，還能夠以中文主持業務會議）。」
美籍公關專員王磊智以頗為流利的國語解釋，麥肯錫台灣分公司的客戶除早期較多外商，絕大部分都是本土企業，有時台灣的顧問也要到大陸支援專案。「採訪、蒐集資料、跟各階層員工談問題、開會、寫報告，都要用到中文，所以中文的溝通能力很重要。我們的應徵者中，很多在台灣出生、美國長大的小留學生，公司希望他們加入之前，就具備很好的中文表達能力。」
「我們必須承認，二千三百萬的人口不可能構成多重要的國際舞台，但是大陸有十億人口，可以制定規格，我們只有跟隨的份。」大學時代擔任過詩社社長的台新金控財富管理事業群總經理林克孝指出，華文教育中，我們還是最接近大陸的，香港人不看封神榜、紅樓夢，但是台灣人可以跟大陸人談這些。如果我們好好發揮中文優勢，可以扮演國際「超級大班」的角色。
韓國人就非常明白這一點。韓國經濟學家認為，韓國靠美國市場成長的日子已經過去，要想開展第二春，非強化韓國人的中文不可。韓國第一學府漢城大學的中文系報考率，已超過英文系。目前韓國有四十萬人在學習中文。
更重要的指標是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簽署總統令，批准中文和英文在道路標牌和政府公文中使用。這是自一九六八年韓國明令禁止使用了長達兩千年的中國文言文以來，首度對漢字正式解禁。評論者則認為，漢字如果持續在公開場合使用，最終會出現在所有的政府公文和社交場合中。
中文成為這個世紀的強勢語文，已經不是英國語言學家葛拉鐸說說而已了；《亞洲週刊》報導目前已有八十五國，近三千萬外國人在熱學中文。中、日、韓、越、星等五個使用漢字的亞洲國家，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合作制訂電腦漢字編碼的統一標準，使一份漢字文件在不同語文的作業環境下都可以打開，沒有亂碼。現在已經完成了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個漢字，實現了全球中文資訊「書同文」的夢想。
弔詭的是，中文如此重要，但在「最有主導資格」的台灣，卻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隱憂 閱讀能力下降，表達內容貧乏
客觀來看，影音時代「電視取代閱讀、電腦取代書寫」乃全球趨勢，台灣自不能置身於潮流外。在輔大教授「電腦網路與後現代文學」的陳徵蔚指出，人類的紀錄工具一直在演進，現在從手寫進入更貼近思考速度的敲鍵時代，「年輕人因此常寫錯字，是不可能避免的趨勢。」他認為，隨著影音紀錄、傳輸工具的發明與進步，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性會逐漸抬頭、與文字能力並駕齊驅。許多學者也認為，寫錯字還不算「大惡」；比較嚴重的是閱讀能力的下降，與表達內容的空洞。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徐國能認為，以前有很多不識字的文盲；現在則有很多受過教育，卻沒有閱讀能力的現代文盲。「許多先進國家為了重建國民的閱讀能力，『經典再閱讀』成為重要風潮；」他說，但是在台灣，教育部規定的課程綱要中，古典文學的比例卻逐漸下降。「你要去推中國經典再閱讀，馬上就會遇到很多政治上的反挫。」
中文閱讀力的下降，也間接影響到學生的數學力。台北補教界數學名師沈赫哲就曾表示，現在的中學生數學不好，其實是國文不好，連應用題所敘述的情境都看不懂，如何談計算。不只數學老師頭痛，生物老師也傷腦筋。受邀為新版教科書提出改善意見的生物老師，就有許多位表示「文字太深，現在的孩子看不懂」。十年教改，確實使台灣在本國語文教學上，遭到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的考驗。
有二十年教學經驗的中壢國中國文老師李威娜表示，現在小學課程以活動、學習單為主，孩子習慣以三言兩語打發作業，非常不利傳統語文教學。有些作業要求上網找資料，學生更是直接下載，連字都不必寫了。
危機 中文能力退步，將造成文化空洞化
教改之後，各級學校國文科的教學時數、課程分量也都大幅縮減，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是如此。「我（代表大考中心）去跟高中老師開會時，聽到的全是抱怨，越是好的學校，國文科越不受重視，變成孤兒。」曾任台大、世新文學院院長的世新中文系教授黃啟方說。
小學的國語課從十年前的每週十堂課，變成每週五堂。馮永敏觀察，「時數減少，第一個犧牲的就是老師自己最不擅長的書法，和批改費時的作文。」作文，反映的是邏輯思考能力。如今作文能力下降的後遺症已逐漸顯現，孩子多跳躍性思考，無法條理分明地陳述事實、闡述問題。以後，怎麼在職場上推銷自己的策略？
時代價值觀改變，台灣急於與世界接軌，一般家長也只能順勢而為。國語日報作文班以前是家長的最愛，學生上課人數經常超額。國語日報董事長林良記得，十幾年前家長為了替孩子報名，排隊隊伍經常在大樓外繞圈子。如今，美語補習班已經成為許多家長的第一選擇，連課後學習加起來，台灣學童學英文的時間已經超過中文。
長年關心人文教育的師大美術系教授何懷碩痛陳：為何母語文重要？因為語文就是思想，一個民族處事做人的觀點、看待自然與生命的基本態度，都蘊含在語文裡。母語文沒有建立好，將使自己的文化空洞化，未來整個世代素質下降。「競爭力不是減低，而且是喪失。」他說，文化殖民地不可能有獨特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只好成為強勢文化支配下的「奴工」。
「政治是一時的，語文才是永久的，」何懷碩強調，「台灣就算要獨立，也絕不能放棄中文。」他認為，中文上接五千年典章智慧，橫連全球十幾億人口，再透過翻譯，不斷加入全球新的語彙、觀念，成為包容量無限的優勢語文，這是任何一種方言無法比擬、取代的。
「其實中國的經史子集，換成現代語彙，就是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高雄醫學大學國文助理教授李玲珠指出，要加強人文素養，捨中國古典文學而何求？
為了提倡中文，得過多項文學獎的徐國能在中國時報開了「中文正紅」專欄，但他感覺，看的還是少數原本就關心中文的人。中文，並沒有從海外紅回台灣。莫非當代台灣，中文真如「花鈿委地」？如「一枝向上天借來的彩筆，疲倦了，傾斜了」？
如果你曾經是侯文詠的讀者，相信你很難不隨著他文字裡的真誠，翻飛舞動著那些翩翩的想望。
不論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小品，還是反應深沉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透過他的作品，你總是能找到一股堅定的力量，支撐著你重新鼓起勇氣，好好去追求你原本已經不存希望的那些夢想。
身為一個擁有如此神奇力量的作者，他是怎麼升級自己文字和心靈力量的經驗值呢？他又是如何豐美自己的生命，進而灌注豐沛的功力給予廣大的讀者呢？
●創作是釀造一瓶芳醇甘美的葡萄酒
小學開始，他就是個四處投稿的小小作家，並曾是《王子》雜誌的小記者。
大學畢業，他出了第一本書《七年之愛》，成為一位文藝風格的年輕校園作家。
接著，《淘氣故事集》、《大醫院小醫師》、《親愛的老婆》、《烏魯木齊大夫說》、《皮故事集》、《離島醫生》……幽默風趣、文字淺白、令人笑中帶淚的精采作品，讓他成為本本熱賣的天王級暢銷作家。
後來，他一改詼諧輕鬆的作風，近期的作品《白色巨塔》、《我的天才夢》、《危險心靈》，轉而為深沉的自我剖白與社會寫實風格，依然受到讀者的廣大迴響，並引起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
但是，在用一連串的作品深深撼動人心之後，他又親身示範了一種完全違反社會利益原則的驚人之舉：棄醫從文，放棄高薪待遇的醫師工作，全心全意投入文學創作。
創作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樣無法割捨的重要性，讓他義無反顧的選擇把全副心力完全投入，甚至用整個生命去追求？
生性幽默風趣的侯文詠，說起『創作』這回事，卻是相當誠懇而嚴肅的：
『創作對我來講有一點像是生產葡萄酒那種釀酒的過程。我的創作很難來自於靈感，很多都必須來自於生活。以前年輕的時候你是充滿了想像，可是年紀大了，你又充滿了歷史跟生活的經驗。那些東西它不會一下冒出來就變成故事，但是有些時候，為了某些緣故或是某些生活的經驗，會讓我好像想起什麼事，然後它會為我開出某些通道，引導我走到某個地方去。而在那裡我會發現說，喔，原來這裡有一瓶我十年前放在這裡的酒，已經發酵了。
所以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觸動了我記憶中的某些想法，然後我知道它對了，就慢慢的把它挖掘出來。而且我強迫自己不要快，因為我覺得「快」太像這個時代了，這個時代所有東西都是快速、快節奏的，而我覺得寫作它之所以會不一樣，它可能必須有抵抗時間或是抵抗節奏的那種信念或是方法，才可能有比較好的東西端出來。就跟釀酒一樣，它就是需要某種最原始的一些時間或是什麼來釀造。我想寫作很多的價值，也是出現在這個地方吧。
現在日常生活的節奏我也試著緩慢，甚至刻意讓自己再慢一點。以前我的節奏其實是很快的，可是我覺得那麼快的節奏實在不太適合寫作，因為如果一個人的心裡有很多的空間，你就可以裝很多的東西很多的情感，可是如果你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就什麼都裝不下了。』
因此，侯文詠總是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好好的、慢慢的去寫一本書，宛如細心用歲月釀造一瓶芳醇甘美的葡萄酒。
●創作要面對自己內心的真誠
侯文詠的作品總是充滿真誠動人的力量，原來追溯到釀造這瓶葡萄酒的原始素材，果然也是粒粒皆精選的上等『真誠』葡萄：
『我覺得你自己要創作一個東西，要能找到一個比較貼近你內心想說話的方式，而最難的部分會是在於你到底要選擇什麼去說。到現在這個階段，我會特別在意我要說的話是不是忠實於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我自己想說的，或是我在說的時候是不是違背了自己？還有當我開始這樣做的時候，我是不是有足夠的意志，或是這個我想說的話，是不是有足夠的吸引力吸引我，讓我可以用一年到兩年的時間，每天和它相處？如果我不選擇一個我真的很在乎的東西，可能就好像跟一個討厭的人談戀愛談一整年那種感覺吧。
我現在其實很懷念寫《白色巨塔》跟《危險心靈》的那個時刻，雖然很辛苦，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光很好，因為當時是毅然決然、完全沒有任何猶豫和害怕去寫的。而當我真的很重視我的作品的時候，每次看自己的作品，就好像會知道我是誰，那個時候我在哪裡……這種從作品裡找到自己的感覺，有時候甚至會比我活生生的活著，都還要再深刻一點。
年輕的時候，我曾經為了想寫一些鄉土文學的東西，跑去華西街看妓女的生活都是怎麼樣的，結果不但眼鏡被妓女們搶走，最後這些「經歷」也沒有造成什麼好的小說。而後來我寫作也有一個觀念在改變，就是我沒有辦法去寫那些跟我生活週遭不相干的事情。所以我開始從大學的生活寫起，寫完之後又寫自己實習醫師的生活，然後寫當醫師的生活、當兵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都是我碰觸得到的、跟我熟悉的、或是這個時代的東西。我想一個作家要寫好的作品，還是應該要寫跟他生命有關聯的、他所在意的那些人或者是事情，也因為這樣，他才會有自己很大的特色。』
侯文詠也曾經想學張愛玲的風格，想學海明威的風格，然而越是學別人，越是找不到自己的風格。終於，他發現對自己真誠，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才是最重要的：
『後來慢慢回過頭來，我反而想去深深的挖掘自己內在的東西，從我自己去發出聲音來。因為這會比我去體驗一些我所不熟悉的事情，還更真實一點。而且我覺得只要你誠懇的告訴自己想寫的是什麼，讀者一樣是可以接受你的。像我寫到《白色巨塔》的時候，裡面沒有一個笑話，跟我以前的風格完全不一樣了，但是台灣的讀者真的很nice，還是容許我這樣亂搞！所以寫完這篇我就跟自己講說，只要是自己真心想寫的東西，實在是沒有什麼不能寫的。』
或許正是這樣吧，當侯文詠甚至忘記了自己有什麼風格時，竟看見有人在網路的討論中說：『這篇東西真是標準的「侯氏風格」。』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讓作品自己發揮影響力
在《白色巨塔》還沒出版之前，大家都覺得送紅包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有很多醫生不收，病人也會說『這是一定要的啦』逼著他收，因為他們需要這樣做來得到安心的感覺。『這是一個大家的共犯結構。』侯文詠說。
就連他自己，都曾經發生過一件『離奇』的紅包案：
有一次他在台大醫院探訪病人的時候，一個病人塞紅包給他，侯文詠直說不要，於是那個病人叫他的家人小孩通通出去，再繼續進行塞紅包的猛烈攻勢。侯文詠眼看病人相當執意，也只好撂下『狠』話：
『我絕對會把你當做親人一樣照顧的，你不用這樣子！』
聽完這句話，那位病人果然把紅包收起來了，並且把他的家人小孩通通叫出來，還跟他們像公佈答案一樣的宣告：『他沒有收啦！』
『哎呀，我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收的啦。』病人很開心的說著。
接著，簡直像有預謀一般的，病人拿出一本侯文詠的書請他簽名！
『我書裡面寫的，難道你們都不相信嗎？』快被嚇傻的侯文詠問他們。
『沒有啦，這是一定要這樣子的，是我們的一種禮貌啦！』喜孜孜的病人天真的回答著。
『還好我真的沒有收過任何一個紅包，』侯文詠彷彿仍在冒著尷尬的冷汗，『但是在《白色巨塔》出版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就算仍然有醫生在收，有病人在給，大家都已經理解這是見不得光的事情，這種力量從某個程度來講可能是用革命也行不通的，但是因為大家都發揮了這種看不見的影響力，事情也就開始改變了，而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很珍貴的價值。』
至於討論教改疏失的《危險心靈》，更是引起各界廣泛的討論。
侯文詠說：『其實在寫《危險心靈》的時候我也會害怕，本來以為會有家長或老師罵我，甚至我的小孩去讀書也可能會被找麻煩。但是後來我擔心的事情都沒有發生，反倒是有老師會買書去送給其他老師，互相提醒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而且還有國中請我去跟老師演講，這真是我之前也沒料到的結果。』
對於自己的作品發揮如此深遠的影響力，侯文詠表示：
『我想這是因為書裡有一種正當性的標準在裡面，它並不是靠我個人力量賦予的，只是放在那個地方，經過所有人的討論，群眾自己就會產生一種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我越來越覺得人的內心有一種善良和真純，而且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他內心的這個東西還是會存在。所以如果你是站在那個良善與真誠的部分，你就是站到了人內心裡面真正最強而有力的部分。人可能會被現實或什麼事情逼迫，但是永遠都會渴望這種光明。我覺得一個作家到最後可能要把自己忘掉，因為你也不過是有歷史以來那麼多的過客之一，也許作家只是把他感受到的光，轉為大家也可以看到的形式。這也是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一直相信而且越來越純粹的部分，而這個力量也讓我覺得不管在寫什麼，不管在做什麼，我會想盡辦法保持在這種標準。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那是我內心真正喜歡，並且感到舒服的東西。』
●學會面對真實的自己
《白色巨塔》和《危險心靈》，把真實的世界整個掀翻，把許多人不敢講的真心話大聲的說出來，雖然侯文詠自己也曾擔心會被罵得很慘，但是後來什麼事也沒有。然而你知道嗎，當年侯文詠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卻曾經結結實實的挨了罵：
『當時跟我同期的像是張曼娟啊、彭樹君啊，我們幾個都是大學剛畢業就出書，而她們幾個女生是第一次把照片放到封面上，當然我是沒有這樣做啦，因為那時候出版社老闆看了看這幾位文藝美少女，再看看我，就跟我說「侯文詠，你可以不用上封面！」後來我們的書都賣得很不錯，甚至比很多文學界的大老都還要好，但是清一色全部挨罵！罵什麼呢？罵我們這些人是「標榜著美色，但是沒有實質內容、只寫愛情的年輕作家。」可能因為我們幾個人都是年輕的校園作家，而且我的名字在不知道的人看來，有點像是「趙詠華」那種女孩子的名字。我的作品《七年之愛》其實是講醫學院的，可是書名聽起來好像是一個愛情長跑了七年……所以，我也被罵了！我自我安慰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啦，至少人家說我還有美色！好笑的是，時勢所趨，過了很久以後，當時在罵人的作家，或者是罵人的評論家，他們自己出書也都用照片當封面！』
雖然那次侯文詠明明沒放照片卻白白挨了罵，但是在成為知名暢銷作家之後，他的照片不但常用在宣傳上，甚至還曾被放到大型看板上。對於這一點，他也曾覺得矛盾。如果自己重視的是內在真實的東西，這種把你打扮得光鮮亮麗，甚至有些虛假的照片大量曝光，會不會傷害了什麼真實的東西呢？
『這些年我比較能輕鬆看待究竟有沒有放照片這回事了，我也學會了怎麼跟自己的名氣相處。我覺得你根本不要再去想說銷售怎麼樣，包裝怎麼樣，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東西夠不夠好，因為你寫的東西是最重要的，那個是最本質的。我覺得這件事情想清楚以後，對我來說後面的事就會比較簡單，自己也會比較舒服了。』
在面對自己的真實，並了解自己的真心之後，真的，就沒有什麼事情好擔心的了。
正如《我的天才夢》裡面所說的：『一個人生命中能達到最了不起的成就，無非就是發現自己，並且勇敢的成為自己。』
侯文詠說：『我自己希望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當然我也在寫作的過程當中，追求這些對美好生命的想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讀者在我的作品裡看到了這些東西，並因此激發了他們對於某種信念的堅持。但後來有人告訴我的確是這樣子，我自己也因此而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是不是有所謂真善美的存在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發出這樣的聲音，也有人呼應我們，我們因為彼此的這種看見，然後相信了這樣的事情，知道自己的這種想法並不是那麼孤寂的。然後，我們會一起堅信這樣的生活方式，堅持自己也可以過著那樣美好的生活。
『我覺得只要你講的是正面的東西，時間都會讓這個正面的東西慢慢被肯定，並漸漸被社會的力量重視與接受。我相信時代應該是不斷在進步的，它本身應該會有一個positive thinking（積極正面性思考），我不認為這個時代會發展到一個很墮落的地步，因為人類的時代永遠會有光明，雖然走了幾千年以來也發生過不少戰爭，可是這個文明是不會被毀滅掉的。所以如果我們不要去為了某種自己的利益或者什麼因素，只是單純的順著人類的這種人性去走，那麼人類天性中一些善良的東西就會跟著展現。』
侯文詠就是這麼的『真』。
寫作是來真的，生活是來真的，他帶給大家的夢想與希望，也都是來真的……正是因為這種對真、善、美的堅定信仰，侯文詠和他的作品似乎也散發著某種明亮溫潤的光澤，並使他和讀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親密。他就像是一位現代的『光明教主』，即使是最破敗腐朽的廢墟，他也能夠從裡面挖掘出一點兒光亮，並讓大家都看到、都相信這些光亮的存在。儘管忙亂的世界依然紛紛擾擾，儘管浮動的人心依舊飄飄盪盪，只要你依然堅信真誠與善良，你也可以看見黑暗角落中的光亮，激發出一股讓生命美好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