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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言論空間,知識分子 如何發揮作用?

上大學時正逢台灣學運風起雲湧的年代,某日民進黨發動遊行抗議,台大掀起罷課風潮,教授帶我們走出教室,到廣場圍坐討論言論自由議題。關心政治但從不曾被民進黨論述說服的我,疑惑地問:國民黨固然令人不滿,但我也不同意民進黨的說法,如何認同走上街頭的人?老師回答:你當然可以左右各打五十大板,保持冷漠,但作為知識分子,對於言論自由這樣的議題,應該要有更深切的關懷。因為上街頭的多是草根民眾,但真正享受言論自由的卻是你們這群讀書人。沒有言論空間,知識分子如何發揮作用?

十多年過去了,台灣的民主之路走得跌跌撞撞,制度千瘡百孔,前途曖昧不明,政客目光如豆,嘴臉醜陋異常,再加上經濟倒退,文化鎖國,我簡直想說,令人痛心的事情多,值得驕傲的部分少。但是,如果台灣社會有一樣成就,如果台灣民眾有少數共識,那就是言論空間已比當年開放許多(雖然當權者未曾放棄掌控媒體,雖然空間的擴大並不保證品質的提升),而言論自由作為一個概念,多數人也不認為還有再爭辯的必要(所以,超女來台卻不能開口一事,輿論同聲斥為荒謬)。

言論自由或許是西方價值,但並不妨害它成為台灣經驗最成功的部分

龍應台因大陸中青報《冰點》停刊事件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首先引發一窩蜂的台灣電子媒體以「龍應台痛批馬英九」的奇特觀點解讀此文,後來更在港台報章掀起一場論戰。

眾聲喧嘩中,有人覺得龍應台不該拿西方價值來衡量中國,有人覺得民族大義比個人價值認同重要得多(如陳映真),有人覺得龍以狹隘觀點全盤否定了中國在其他方面的進步(如蔡詩萍),還有人推斷,龍應台「裝扮成正在享受基本人權的高貴模樣」(石之瑜語),其實是為了討好台獨勢力。

加入這場論戰的主角不乏台灣知識界著名的作家、學者,想問的是:如果從支持《冰點》爭取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解讀龍文,它會是一篇複雜到需要你們以此大作文章的文章嗎?

言論自由或許是西方價值,但並不妨害它成為台灣經驗最成功的部分。而如果有人恰好覺得價值認同高於國家認同,他的個人選擇應該受到尊重,更與道德扯不上關係。而即使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陳映真語),這算哪門子人格污點?

龍應台只是再次證明 她是她自己

如果把這封公開信看成龍應台以實際行動聲援大陸媒體的作為,還會不會有所謂「失之簡化」的問題?龍文本為針對特定事件而發的批評,文字再怎麼尖銳,把它詮釋為對中國大陸的全盤否定,本身就是一種誤讀。至於討好台獨之說,龍應台又不是陳水扁,討好台獨所為何來?以她在對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思如何開拓廣大市場,卻選擇公開冒犯胡主席,這才是最令人費解的非理性舉動吧。

在我看來,龍應台只是再次證明她是她自己。從《野火集》到現在,台灣走了二十年,檯面上的人物,夠藍的,成了名嘴;夠綠的,作了高官。大多數民眾也不免在藍綠之間尋找定位。而在每一個爭議中盡知識分子言責的龍應台,到今天依然不藍不綠不左不右,其意識形態實在引人好奇。

觀察久了,發現那不過是一份對公民社會與民主程序的樂觀期許。只要決策過程由民眾充分參與,教科書該怎麼寫?西九龍要怎麼建?北京的胡同該不該拆?乃至於台灣未來是統是獨?都不必預設立場。而沒有言論自由的公民社會,當然是不可想像的。因此,龍應台以行動支持大陸媒體對言論空間的爭取,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不令人意外,但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大部分人可能都沒有這種勇氣,可是,你們的朋友龍應台這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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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

最近發生的《冰點周刊》事件,是中國新聞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若干年來,大陸當局壓制輿論,整肅媒體,已經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冰點》事件是一次大爆發,表明有良知的中國人已經不甘於逆來順受,任人宰割。由共青團中央出面宣佈《冰點周刊》停刊整頓以後,公開站出來仗義直言、據理力爭的不但有李大同、盧躍剛等《冰點周刊》的當事人,也有李銳、朱厚澤、胡績偉等十三位中共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還有一批《冰點周刊》的作者和讀者。其中,臺灣作家龍應台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發表的文章,入情入理,擲地有聲,不但獲得了中國大陸公?的高度評價,同時獲得全球多數華人的熱烈讚譽,直接促進了事態本身的轉化。大陸當局礙於輿論壓力,只好倉促決定《冰點》有條件復刊。

在這個過程中,海內外的知識界本該同出一心,共促文明。然而,我們卻讀到陳映真先生的《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批評龍應台的文章輕率,並為大陸當局封殺輿論辯護,不能不讓人大跌眼鏡。

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發展中國家發展 是一種遁詞

陳映真先生是臺灣前輩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因言獲罪,繫獄多年,按理說,對言論自由的可貴和箝制輿論的可恥應當有深刻理解。但陳先生卻對龍女士希望中國當局順應世界潮流,開放言論管制的主旨視而不見。陳文一面批判壟斷資本主義,批判西方是假民主,假自由,真野蠻;另一方面,卻維護那些無視人權的專制國家的價值觀,為那些製造大屠殺和種族清洗的政權申辯。其理論既有傳統的共產主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原教旨批判,也有後現代的薩依德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看似振振有詞,離開了人權這個現代文明的基石談主權,談文化多樣性、不同價值觀,必然要誤入歧途。

現在有一種理論,說發展中國家不能發展的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讓這些國家發展,這是一種遁詞。當今世界,凡是尊重人權,重視教育,實行民主法治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不起來的。南北韓原來基礎相似,因為選擇的制度不一樣,現在已是天淵之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和聯合國推動的反殖民化行動,世界已基本上消除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幾乎所有原殖民地國家都獲得了民族獨立。獨立後的國家,有的拿了國際援助,卻發展不起來,其原因就是自己觀念落後,制度失調,內部不同族群矛盾不能化解,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以色列資源匱乏,卻在沙漠中獲得發展:許多產油國除了有錢,一無所能,公民社會建立不起來,婦女不能享受教育,不能享受政治權利。而同樣的世界經濟秩序,為什?東亞一些國家發展的很好,而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還不如殖民統治時期。近鄰緬甸就是一個典型。所以把自己不能發展的原因完全歸結為國際資本,不能成立。陳先生在當代國際政治問題上,用新舊左派觀點一味反美、反西方,失去了客觀尺度,按自己的情感需求來編排歷史和現代問題,但為中國當局打壓公民言論權辯護時,卻引用亨廷頓的理論,理證中國在人均GTP1000美元左右時,當局應採取高壓。這種邏輯,令人吃驚。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不論批判西方主流政治時多?尖銳,一旦涉及中國壓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無不持批評態度。像陳先生這樣公然認同當局高壓政策,實在少見。

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

陳先生強調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並不錯。龍應台也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不能回避的事實是,強力集團利用權力致富,形成的新的兩極分化。這正是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結果。媒體不能批評社會強勢集團,正是權力不受公民監督的表現。況且,如果不是毛澤東等領導人瞎指揮,使鉅額資金付之東流,中國的經濟早該起飛。何況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原始積累,中國農民付出了外界難以想像的巨大代價。連已故中國領導人葉劍英一九七九年國慶講話都承認比起中國人民付出的,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夠的。原因何在?就是社會完全失去言論表達的空間,當政者無須面對社會輿論,承擔的最低的道義責任。

陳先生可能在臺灣感受不強烈,在大陸的過來人都知道,沒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的民意的表達,就不會有文革路線的徹底破?,就不會有大量平反冤假錯案,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時的這些政治上的大舉措,都是以民意為基礎的。所以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更何況自古中國人就有「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以言」的訓誡。

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 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

陳先生認為中青報《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新京報》等媒體,其言論傾向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更是令人錯愕!即使馬克思本人,也從來沒有否認過自由價值的可貴。難道自由只屬於資產階級,其他人都不要自由嗎?我看真真不要人民自由的是專制主義、獨裁主義。事實上,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直接導致中國的市場經濟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陸新聞狀況多少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能夠關注農民工人等群體,並努力為之代言的,不是官方直接掌控的《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正是被陳先生視為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新京報》以及過去的《南方周末》等媒體。正是這些報刊,報道了當局故意隱瞞的個案,為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代言,才引起了當局的打壓報復。他們密切關注中國的維權問題、生態問題、愛滋病人的困境、農民子女的教育、學術界的腐敗、百姓看病致貧、上訪者的苦難, NGO的艱辛。大陸的工人、農民把這些報紙當作自己的代言人,陳先生卻說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以善意理解,也只能說他對中國大陸的情況太隔膜了。

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 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

至於袁偉時教授的文章,在當代中國絕非無的放矢。感情是感情,史實是史實,不能因為感情而改變史實,這是中國史學最應繼承的優良傳統。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最近,北京大學武際可教授的新著《近代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就講了明清以來不少傳教士在中國真誠傳播近代科學的故事。所以,對於傳教士不能以偏蓋全。傳教活動是一種文化交流。為什?達摩來中國傳佛教禪宗成為美談,玄藏去印度取經、鑒真去日本傳教,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亮點,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傳播近代科學、傳達外部世界的知識、幫助中國修曆法、辦學校,就是侵略?傳教士中真誠幫助中國人的為數不少。如上海傳教士步惠廉在抗日戰爭中重返中國上海幫助中國人,南京的貝拉修女在日軍大屠殺時,保護了數萬中國婦女免遭姦淫。

在今天,世界走向一個新的全球共同體的地球村時代,全面正確地認識歷史,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

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 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

何謂文明,何謂野蠻,本來不難判斷。但近些年來,有人用文明、文化的多樣性,故意把文明與野蠻之區別混淆了。所以,保護文化多樣性不能沒有底線。決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運動,也是一種文化觀念,我們今天可以接受嗎?那些有違當代人類的公認價值觀的的宗教和思潮,那種非我即敵的不寬容的理念應該與時俱進,而不是以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口號下,讓普世價值去適應他們。至於歷史上,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用野蠻手段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這是全人類都應該反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各種立法,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準則。從根本上說,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國內政治矛盾可以找到和平的方法解決,在國際上也不可能衝擊現行世界文明進程。同樣,一個尊重人權的宗教和政黨在國內外社會生活中,也不可能對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造成困難。當今世界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包括許多國家的國內問題都與人權狀況有著直接關係。人權是否落實是檢驗一個國家文明還是野蠻的試金石。

在中國大陸,落實人權和憲法賦於的公民權是社會和諧轉型的根本之道。決不是陳先生說的一千美元左右就應該一味專制。印度現人均不足一千美元,國內民族宗教之多令人目眩,可從英國人走後,近六十年來,一直實行政治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並沒有成為大亂之國。事實上,拉美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有的早已越過人均一千美元,有的不足人均一千美元,但社會矛盾仍然尖銳,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專制政體下積累的矛盾。民主憲政才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而言論權和公民的其他權利正是社會公平和公正的起碼條件。不知陳先生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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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這並不意味,這兩篇文章,不值得讀。

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辭語犀利,出手簡明俐落,繼續擅長引發話題,當然是篇好文章。

陳映真跟龍應台「商榷」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同樣延續他的「陳氏風格」,一貫的綿密辯證,長篇敘述;不嫌繁瑣的剖析資本主義民主腐敗歷史,在文采吸引力指數上,不免遜色。

陳映真吃虧的是,龍應台的觀點,能巧妙獲得來自東西方自由主義者,以及反中國,或反中共陣營的聯合掌聲。亦即,龍應台的發聲,占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擁有「政治正確性」優勢。反之,陳映真的觀點,雖可獲得華人世界造成《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書籍風行的部分支持,然而,畢竟因為「全球性左翼的退潮」,以及中國共產政權的「政治不正確性」,而難以獲致等價於龍應台得到的喝采。

在我看,無論贊同龍應台或陳映真,都不過是「再複製一場論戰熱」,於「中國問題」的思索,未必有意義。我的「有意義」是指,不再重複過往「理念之爭」,不再陷入「以個案推論全體」的粗糙論證,而是找出認識問題的新角度,然後定位「動態的中國」,提供新的改變它的方法。

藝術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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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年少時「悲劇」的感動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眼睛貼著一個個方塊字,久久無法離開。多年之後,我可以確認,那是我成長期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起點。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的心緒,毋寧比較接近文章裡的「悲劇」感動,完全無法反駁文章的論點。

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或至少是動搖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導致天經地義瓦解的力量,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信念,以及信念背後的強烈感情。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尤其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清楚揭示了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溫情原則,書前一篇〈閱讀此書應該具備之信念〉,曾經是我們少年友朋間彼此流傳背誦的文字。

也是這個時候,意識、觀察了當年浩浩湯湯席捲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潮流。那個社會、那個時代,如果要選擇關鍵字來描述的話,一定是「我們的」、「中國的」、「中國人」。寫中國的詩(不是西洋詩的移植翻譯)、唱我們的歌(不是美國「熱門歌曲」的無意識翻唱)、尋找中國的社會科學以及中國的道路。

在如此時代氣氛下,我放棄外文系,進入歷史系就讀,胸中繼續燃燒著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熱情。內中有一種天真的英雄主義情緒作用著,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多麼落難倒楣啊!被欺負被侮辱被踐踏還被輕視遺忘,正因為中國文化那麼苦澀,所以我們才要跟它不離不棄,要不然我們跟那些現實功利的人有什麼兩樣?站在富人、權力者旁邊的,永遠成不了英雄,只有選擇和倒楣可憐的人並肩共其痛苦的人,才有機會當英雄。我年少的心靈中一直有著這樣素樸的正義感為其基底啊!

轉化成一種點滴式 理解的知識態度

不過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大大改變了。大學四年級,自覺折磨卻又無法逃避地,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而重讀《國史大綱》時,寫了長篇的閱讀札記。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這是錢先生認定的中國史學最大的光榮、最深刻的價值。然而,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我在札記中掙扎地寫下:錢先生相信中國歷史都在那兩千多年的史書文字材料裡,讓他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更不應將中國歷史化約成文人建構的「大傳統」,拒絕、否認了其他「小傳統」的存在。

我必須告別《國史大綱》、告別我曾經深情投注學習的中華民族主義史學,因為我想認識「真實的中國」,不只是文人大傳統裡呈現的那個中國,而是包括藏在考古、民俗、田野材料中,各式各樣「小傳統」交織而成的複雜中國圖像。我們過去說。「大傳統」中整理歸納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特色,往往不適用於眾多繁雜的「小傳統」事實,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用「大傳統」概念否認「小傳統」的存在事實。

告別《國史大綱》的同時,我熱情地閱讀、吸納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著作,在《歷史主義的困窮》裡我學到了波普主張的「點滴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並將之轉化成為一種「點滴式理解」的知識態度,尤其是看待中國歷史的態度。我努力說服自己,任何對於中國的全稱式理解,都不可能對。我們需要保持「拆解」的習慣,把中國拆開來一塊塊地理解、一塊塊地描述,或許有一天,「點滴式理解」累積夠久了,能有機會重新拼湊一個巨幅中國圖像;不過反正我們當下沒條件想到那裡去。現實當下,真實中國只存在於「點滴式理解」、碎片小圖像裡。

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

花那麼多篇幅敘述自己過往的轉折,為的是要說明:我看到龍應台和陳映真的論辯,發生在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上。

請循其本。事情的起源是中國大陸近來連續幾樁媒體言論緊縮的變化,以及為了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遭到停刊。

在一件事上,我完全同意龍應台,那就是用政治力量箝制言論,以及用政治力量傳播仇外的意識形態,是件錯誤的事,這樣的作法違背了兩三百年西方啟蒙理性主義,好不容易建構起來,並說服許多人信服的文明標準。而且,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什麼人(美國總統布希),為了什麼緣由(遂行攻打伊拉克的侵略意志)做同樣的事,都同樣該被反對、被譴責。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是非價值與文明理性,對我而言,相信對龍應台也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龍應台雄辯行文中也顯得如此理直氣壯的,對我就沒那麼明白了。那就是:《冰點》事件等同於胡錦濤與胡錦濤路線,因此「『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

龍應台問:「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文章中的問句,是「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問法本身也就預示了答案酖酖中國是虛偽的,中國做不到或不願做自己對外推銷的進步形象。

於是《冰點》事件先上綱成胡錦濤路線,又再度上綱成對中國的評斷了。那當然是嚴厲的評斷。作為一種書寫策略,我能體會龍應台的用心,上推到胡錦濤就可以把對《冰點》的評論,個人化感情化為對胡錦濤的喊話;嚴厲指責中共「虛偽」,可以刺激中國「假戲真做」,從假進步變真進步,假文明開放變真文明開放。

差異的背後 驚人的相似

不過,讓我不安,或許也同樣讓陳映真不安的是,這樣的策略就架空了、扭曲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龍應台自己問的:「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陳映真文章一開頭就不客氣明言,他認為龍應台「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而他接下來提出的是他自己認定的另一種中國面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換句話說,陳映真不滿龍應台批判、刻畫的中國圖像,而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提出另一個中國圖像對抗龍應台,說:「你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中國!」

反覆閱讀龍、陳兩篇文章,我確認了兩件事。第一件,龍、陳兩人的差異,其實不是據以評價中國的標準的差異,而是對現實中國描述上的差異。第二件事,藏在兩人差異的背後,是驚人的相似,兩人都用「整體」的眼光在看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

因為有自己過去在中國知識上的掙扎歷程,我無法用這樣的「整體」理解中國、討論中國。中國,尤其是目下變動如此快速,卻又沈積眾多歷史弊病的這樣一個中國,不可能「非此即彼」。如果關鍵真正在「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那麼我只能有一種態度:中國,可能既是龍應台憂心的,也是陳映真歌頌的,更可能在他們憂心與歌頌的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甚至矛盾衝突的面貌。

在最古老與最前衛之中,
點滴聚攏複雜的中國圖像

這正是今天中國議題帶來的最大困擾,卻也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知識課題。和其他社會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美國)相比,今天的中國最缺乏一致的、可掌握的形象。我們可以同時在中國找到最古老與最前衛、最落後與最先進的現象。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正是這種多元多樣的複雜混亂,讓對中國的討論,常常雞同鴨講,對不上話頭。

怎麼辦?我能想到的畢竟還是只有回到耐心的「點滴式理解」路子上。我們必須學習壓抑用全稱、巨視角度談中國的衝動,必須學習犧牲部分透過全稱、巨視行文能夠達到的修辭效果,具體、明確地將要討論的中國現象定位清楚,不讓它漫散飛揚。一點一滴,讓我們累積對中國的區域知識(local knowledge),再看看未來這些區域知識會舖排成什麼樣的新拼圖。

如果不扯胡錦濤,不用單一事件規範中國社會個性,那麼我們需要怎樣的背景來瞭解「冰點事件」?把這些背景點滴聚攏了,會不會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有限但紮實的「冰點事件」區域觀點呢?

這是我希望從龍、陳對話中可以刺激出的中國討論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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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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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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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僕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淚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志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無法避免的?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為什麼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冊,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於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潛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為,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為借口,伙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並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裡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於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為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准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只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盡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卻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決,直至兵戎相見。

  二是《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於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借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為開端的慘痛教訓。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於戰爭過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准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並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卻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准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余三艘掛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面,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為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麼重要,乃至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錯,能算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嗎?如屬後者,是奉了什麼樣的命令?

  復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麼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鹹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後,他更具體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余,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鹹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況,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蔔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恆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為這麼幾點:

  1.鹹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2.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並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為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鹹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制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為

  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以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強占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此外的論述只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只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

  義和團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系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勛,也不能回避它的這些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況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卻偏偏閉口不談。

  教科書也談到拆毀鐵路。它是怎麼說的呢?“1900年6月……八國侵略軍2000多人,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從大沽經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拆毀從天津到北京的鐵道,奮起狙擊侵略軍。侵略軍在廊坊一帶被義和團包圍,死傷多人,狼狽逃回天津。”如此說來,拆毀鐵路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實際情況怎樣?

  1900年5月28日(陰歷五月初一),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余裡沿途鐵道車站橋梁並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線又阻……至長辛店線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線,被匪徒砍斷,所有電均被阻滯。”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於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應急行動。同時,這類行動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發現像。也就是說,這是蓄意破壞財產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說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勛。從時間看,西摩爾軍從出發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間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毀鐵路、電線,焚燒車站、搶掠財產的急報,已紛至沓來。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

  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於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余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於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拏獲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來,一並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為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跡”。當時的報刊還報道:“寓晉西人,得京師亂耗。群求毓賢保護。不料竟誘聚而殲之,且手刃數人焉。”

  毓賢的行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進取的頑固分子,都是傳統文化中最落後、野蠻的成分的繼承者,這類頑固官僚趁機為非作歹的事例不勝枚舉。例如,輔國公載瀾是奉旨會同載勛、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的宗室,其殘暴就不讓毓賢:“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眾都視為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跡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他們大都死於義和團之手。至於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殺。奉天(遼寧)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眾”。

  “受害最烈”的北京,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法國天主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剛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嘩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後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余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疏入,獄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點中,團匪燒大柵欄德記藥房,延燒糧食店、燈市街、觀音寺、珠寶市……共計店鋪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會救火”。這個京師最繁華的地區於是毀於一旦。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後果之一。

  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

  三、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只字不提!

  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鬥,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並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內多擄架勒贖之案,直與盜匪無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眾多大臣只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於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60年後,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

  為了決定和戰大計,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和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折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制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凶狠的執行者。

  四、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於謙廟。為了學習於謙的愛國精神,1900年4月,義和團進城後,把神壇設在這裡。”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強附會,要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裡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麼?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塗。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麼兩句話:“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眾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卻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

  首先要問:西什庫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期間,從1900年6月13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毀,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況下,固守反抗屠殺,於理於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為虐。含糊其詞,仿佛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歷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20世紀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為對國恥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制”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於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6月21日宣戰後的“偽詔”。迫於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轉圜”余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致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強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醜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

  出現這些現像與中國長期處於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面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像破裂,大量民眾在生死線上掙扎。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況歸罪於“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於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況的主要根源?

  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況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凶狠了,這等於什麼都沒有說。經過長期、復雜、反復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況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只能歸結為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系,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20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於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辟前進道路,更是頭緒繁復。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個流行多年為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岳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不但4億5千萬兩賠款(相當於當時將近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制造了海蘭泡和江東64屯慘案,7000多中國人被殺,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占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後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占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並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為“補償”!

  有人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麼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岳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並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為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只是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歷史鏈條。說得更准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強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眾性啟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准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線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後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志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後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巔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

  2000~2001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強烈抗議。這是伸張正義的鬥爭,而且這是20年間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現新修教科書歪曲歷史,一再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公憤。這一日本思想文化領域的頑症,促使許多人形成一個極為深刻的印像:日本人缺乏懺悔意識。人們還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死不認罪的現像?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我們的近代史觀也有類似的問題。當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決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可以說,國民性是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為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為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決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淨化能力的強弱。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定勢。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麼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為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卻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民族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強、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為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強主導下形成的,不利於弱國和貧苦民眾。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於弱國和多數民眾。

  19、20世紀中國人干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為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為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

  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

  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後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

  上述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麼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於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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