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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的行為裡，相互的加害與受害經常發生，因此道歉與寬恕遂變得十分必要。但道歉與寬恕言之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這也是直到現在，「道歉學」才開始逐漸形成的原因。

原本去年四月說不要再寫書的大前研一，眼見全球金融海嘯衝擊而來，去年年底，應出版社之請，又一口氣出版了四本新書。

雖然說話直接、特立獨行，大前其實是一個熱心腸而又有紀律的人。每日早上五點起，就在住家樓下的辦公室，認真研究分析日本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苦口婆心地發表意見，希望日本改善。

長年來往日台，他對台灣也十分有感情，提出台灣應開始規劃成為一個適於人居的「生活者大國」，不要像日本一樣，只有「產業」思維，而不為最終的對象──人民的生活著想。他認為許多已發生在日本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也很值得台灣參考。

他指出，許多亞洲人對領導人的期望與要求都太高，才選上來，就扯後腿，並沒有給他們充分機會好好表現。他認為馬英九是不錯的領導人，他玩笑地說，不然他隨時都願交換：「我給你麻生，你給我馬英九。」

行政院長劉兆玄大熱天到立法院備詢，立委體貼他，要他脫去西裝上衣，也算支持馬英九總統「節能減碳」的政策。但立法院長制止他，認為在「國會殿堂」應維持適當的禮儀。

委員和院長因此發生口角，行政官員左右為難，新聞界熱鬧了兩天，事情「照例」就此結束。在亞熱帶的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究竟應怎樣穿著，才算簡便舒適，才能節約能源，才算合乎禮數？這麼重大的民生問題，就再沒人過問。既未聞「國會殿堂」中有人倡議，也未見行政部門有何籌謀，而社會輿論似亦無任何反映。

一切都是如此順理成章
    　那年，手機都還沒普遍流行起來。不在家時還要不漏掉電話，只能靠答錄機。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從美國回來沒多久，帶回了一架老答錄機，就裝上了。秋天時節，一次回家答錄機裡有來自市長競選總部的留言，問我可不可以去幫忙站台講話，我沒多考慮，就去了。

    　後來兩個月內，答錄機經常有同樣的留言。我甚至沒有回電話，就照著留言上講的時間地點，直接去了，跟我一樣年輕、甚至比我更年輕的工作同仁，就把我帶上台，等輪到我拿麥克風講話。

    　一切如此順理成章。甚至連在台上用帶點結巴地使用台語，而且穿插幾個興奮吼叫的句尾高潮，這些完全違背平日說話習慣的，也都如此順理成章。沒有什麼猶豫，不需多加討論，大家好像早就在夢裡還是哪裡，預習預演過這些事了。

日前媒體報導，民進黨政府拼台灣入聯，竟公然把入聯的宣傳戳章蓋到私人信件上，引發在台外籍人士的強烈不滿，認為此舉無異是侵犯人權。該名外籍英文教師接著直陳，官方大張旗鼓做出來的英文文宣問題叢生，根本不對。這兩巴掌打在執政當局的臉頰上，也令我們平民百姓感到顏面無光。

陳水扁任內的最後一次國慶，竟然吝於讓「中華民國」四個字登上具國家象徵的總統府塔樓。台灣現今嚴重的內耗與分裂，正是這種不顧一切，選舉利益至上的扭曲心態所造成！

    陳水扁終於講了句真話：「明年三月後，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陳水扁這句預言，等於換個方式轉告華府：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入聯公投根本不會過，就算入聯公投過了，台灣反正也進不了聯合國，所以一切「還是會回到原點」。換言之，照陳水扁這般篤定的表態，那麼不僅華府不必擔心，北京也不必窮緊張，唯一需要問詢的反而是：台灣人陪著玩這一趟「入聯公投」究竟是所為何來？難道就只為一圓陳水扁個人一場「不可能的夢」嗎？

    陳水扁總統這趟出訪中美洲，似乎一路諸事不順，效果更是憂多喜少。過境外交從一開始就玩不成，灑大把銀子卻連個起碼象徵回饋都掙不到，臨到與媒體互動暢談的還是「內政」，而且同樣是火力四射，完全沒讓人意外！

    從就任總統以來，陳水扁就熱中出訪，尤其是能讓他過境美國的中美洲友邦，更是頻頻登門的對象。但七年下來，過境待遇和台灣的外交局勢卻是日走下坡，他的元首外交也從風光得意到灰頭土臉。這趟所謂畢業旅行的出訪更形同雞肋，為了面子還得勉強作樂在其中狀，真實情況卻讓人笑不出來。

台灣有一百位教授組織百人生產力論壇，因為他們看到台灣的生產力不斷衰退，希望謀求補救的辦法。其實補救的辦法非常簡單，而且婦孺皆知，那裡用得著一百位教授去討論？人多嘴雜，談不出所以然來是可以預見的。

在談到台灣的民主政治時，人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可能是立法院不斷上演的肢體衝突與打鬥場面、選舉中的抹黑與攻擊、「三一九槍擊案」、電視節目中的毆打事件，以及政治人物與官僚系統中此起彼伏的貪瀆弊案等。

最近坐公車都避免經過信義路一段，因為看到搭著鷹架，圍著布幕的中正紀念堂就覺得很難過，好像看著一個綁著去砍頭的人，你明知他無辜，卻沒有力量去救他，你的良心又不允許你視而不見，只好選擇逃避，不經過這條路。雖然政府保證不會偷偷摸摸換掉名字，但是因為跳票次數太多，你已不相信這個政府的任何承諾了。 其實，看到「偷偷摸摸」這個詞你就該生氣了，政府是公權力，做事應該是光明正大的，只有壞人才要「偷偷摸摸」，怎麼我們的政府都是用偷偷摸摸這種見不得人的手段來造成既成事實，逼老百姓事後認帳呢？

    台灣每達選舉就會去玩「改名」「正名」等符號象徵的遊戲。這是「符號動員」。它就像用符治病，雖然虛幻，但也像大補帖一樣，最有實效，這也是從中正機場改名、中華郵政改名、一直到現在中正紀念堂改名，樂此不疲的原因。

    前一陣子網路上流傳著一個笑話：「據說草山行館被燒毀的那晚，許多國民黨的大老都夢到蔣介石對他們說：『Ｘ的！走了三十幾年，竟然沒人燒一棟像樣的行館給我！不過今天終於收到了，而且還是完完整整的草山行館！俺真是太高興了！』」

陳總統昨晚拋出「四要一沒有」重大宣示，為原本已硝煙味濃厚的二○○八總統選舉，投下新一波爆炸話題。宛如當年前總統李登輝在連宋扁競逐總統大位前，拋出兩國論一樣。不參選的，才是真正選戰的主角。

特別費案，馬英九被起訴了。法律分析的部分，筆者已曾撰文指出，起訴或不起訴其實存有很大的心證空間，從種種的跡象顯示，檢察官用了對馬英九不利的標準作出判斷，起訴的結果並不意外。而在檢察官公布起訴書後，馬也迅即作出了辭黨主席並參選二○○八年總統的宣示，也算是對支持者的一種積極回應。

自首報告
當二○○六年底馬英九的特支費成為一個司法事件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首長特支費中不需收據的那一半，可能並非首長薪水的一部分而是公務費，不能匯入個人薪資。馬英九，可能因此被檢察官起訴。罪名，可能是貪汙。

1985年5月，下台多年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突然寫信給當時的財政部長貝克，要求取消政府派給他的特勤保安人員，理由是：「這樣可以替聯邦政府每年省下三百萬美金。」

尼克森此舉，引起許多討論，當然有不少人稱讚他幫納稅人荷包著想的出發點，也就有人擔心起，曾經在「水門案」中掀過如此風潮，也讓眾多民眾厭惡的尼克森，一旦身邊沒了特勤保安人員，會不會遭遇危險？

「水門案」中也曾積極參與追究尼克森責任的《紐約時報》，特別鄭重其事用社論表達了他們的立場，社論中支持取消尼克森身邊的特勤人員，因為：「有誰會想要去暗殺一個曾對大法官和國會發過假誓，又公然說謊的前總統呢？」

《紐約時報》果然對尼克森極不友善。不過真正的重點在，這篇社論明白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價值概念──有些人是不值得以暴力相對待的。

沒有人會懷疑《紐約時報》贊成或鼓勵暴力，《紐約時報》毋寧是要用暴力報復作對照，點出一種更強烈的情緒，那就是對一個人輕蔑與不信任到達一定程度時，就不會也不需要訴諸暴力解決了。那樣的人，不再能激起憤怒，只能引來訕笑；那樣的人，也就不會有遭遇暴力的危險了，因為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讓人忍俊不住，油然在心中回應：「怎麼有人會相信這樣的話？怎麼有人會同意這樣的做法啊？」既然沒有人會相信，沒有人會同意，那麼，不管他在什麼位子上，這個人能有什麼影響力？對沒有影響力的人，我們會氣得咬牙切齒，不惜用暴力手段來對付他嗎？

不會的。暴力沒有那麼廉價，憤怒也沒有那麼廉價。誰會要去暗殺一個反覆說謊，而且每次說謊都被輕易拆穿的人呢？誰會要去暗殺一個無法解釋自己貪腐行為，卻還能冠冕堂皇大談「反貪腐」的人呢？誰會要去暗殺一個永遠前言不對後話，以至於講話都失去意義的人呢？

弔詭地，挑釁別人信任感的行為，如果做到極端，反而不再會激起憤怒與暴力。憤怒與暴力來自於受騙的感覺，也就來自於信任的基礎──「我相信你，你怎麼能騙我？」可是如果信任的基礎完全喪失了──「唉，你再騙嘛，看還有誰相信你？」──時，憤怒就消失了，暴力衝動也隨而煙消雲散了。

因為這樣的道理與觀察，我一點都不擔心，台灣的政治局勢裡，會有什麼暴力的威脅。唉，情況已經壞到讓人憤怒不起來，只能輕蔑地苦笑的地步了，不是嗎？

>>>>2006/10/12 聯合報 聯合副刊

有一天聚會，有朋友秀了一本書，書面是紅色，書名只有三個字，他將第一個字遮起來，第二、三個字是「語錄」，我戲稱該書為「紅語錄」。他告訴我這本書是由一群學者所撰寫，他們看不下去政治人物的胡言亂語，認為有權力的政治人物的言行都應該接受人民的評斷。

書中收集了一百三十餘則「失言錄」，編者指出針對這些失言錄，都一一加以糾正或引申。其目的相當用心良苦，不要低估這些語錄的「嚴重性」及「錯誤性」。認為如果人民讀了這些語錄，還不能感受到事態嚴重之警覺與憎惡，那什麼人都可以騎到人民頭上…。有位朋友說，講幾則「語錄」來聽聽，就知道是在批評誰了。

首先，關於媒體二則，「媒體有時扮演製造業或修理業」、「媒體報導引起大眾關心恐慌」。書中評論：媒體如果不報導，社會大眾如果不關心，那就天下太平了？

其次，高官子弟一則，「當台灣高官子弟是不幸的事情」。書中回應：「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也有過類似的感慨，對女兒說：『來世莫生帝王家』。」

另外，送錢收不收一則，「送錢給你們要不要收？」再者，經費隱藏一則：「經費預算沒有隱藏意圖，若真有隱藏就發現不了，若發現了就不是隱藏。」書中回應：「吐血」，「任何人都沒有隱藏通緝犯的意圖，因為如果隱藏了就發現不了，若發現了就不是隱藏，所以刑法上不該有隱匿犯人罪」。

不少朋友說：書皮是紅色的，讓人想到紅衫軍，批判的都與當下時政有關，當然是在批判阿扁總統。錯了，這本書出版於十四年前，批判的是執政的國民黨之行政院長郝柏村。書亮出來，果然是十四年前一群澄社學者編著的「郝語錄」。一時間，大家愣在當場，有點時空錯亂，為什麼過了十四年，掌權者有那麼多相似令人錯愕的「語錄」？

首先，十四年前，國民黨獨大的威權時代，官大學問大，所以有這些語錄。十四年過了，台灣已擺脫威權進入民主化，為什麼還發生同樣的事件？遇到問題就引爆族群，如「中國人欺負台灣人」，「北部人與南部人」。要跟親民黨合作就喊出「任內不會推動更改領土的憲改」、「正名制憲是自欺欺人」。更叫人憂心的是連應該雄壯威武、護國衛民的國軍竟然也被這種風氣影響，為了能放假，賣力對總統喊出「大帥哥」、「你是我的巧克力」，乖乖隆個冬，這算啥？這些怪異語錄是民主的倒退，人民不要低估這倒退的「嚴重性」及「錯誤性」。

其次，現在的知識分子呢？在十四年前威權時代，都有知識分子敢挑戰權威，現在的知識社團呢？最後，最近許多政治人物，經常被批判，被要求不該有「雙重標準」。準此，當初撰寫及支持以「郝語錄」批判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人，是不是也該以同樣標準批判當下的執政黨。要知道，「知識分子」與「御用學者」的差距就在是否「雙重標準」，人民及歷史都會記載下來！雷震、陶百川有知識分子的骨氣，歷史也記載下來，台灣的其他知識分子該如何面對歷史呢？

>>>>2006/10/09 聯合報 民意論壇

命名如同一根神仙棒，掌權者隨手一揮即可改頭換面。中正國際機場改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行政院展現空前行政效能，從陳水扁總統在凱校演講宣示更名之後，一個月不到，行政院會立即通過，機場立即換牌。

對扁蘇來說，機場更名案是最簡單不過的「重大施政」，但政府作為不能老愛搞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應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國際機場作為國家門面，我們到底要向國際社會，傳達什麼樣的訊息與意象？

我政府依據國際慣例，指全球機場均以地方名馳名全球航站，又以漢城改為「首爾」，作為中正機場「正名」的正當性。不過，「改名」只是一場「贏家通吃」的遊戲，絕對不可能皆大歡喜，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意。

畢竟，國際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是有選擇性的，雖然壓抑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名稱，但也凸顯日本殖民的地名色彩。因為，早期原名為桃仔園的「桃園」，是日本殖民時期正式敲定下來的地名；何以民進黨政權專挑與中正、中山、建國等有關的名稱改名，反而對松山、岡山等日本地名視若無睹？

命名、權力與國族認同，其實是三位一體的象徵。蘇貞昌走馬上任以來，對外號稱「實事求是」內閣，但不應掌握命名權之後，侷限在阿Ｑ式「精神勝利法」的符號遊戲。

從半年前開始，行政院首度跳過內政部，自行通過三一四定為反侵略日，因中共去年當天通過《反分裂法》，要國人引以為戒；蘇內閣日前也表示，要為外籍配偶正名；最近，則是要把中正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這些都不脫玩弄「符號遊戲」的風格。

號稱「實事求事」的蘇內閣，到底做了多少實事，要帶領我們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對於他信誓旦旦要改善的治安，是否能負責的檢視。如果無法解決當前關鍵的外交、兩岸、內政等問題，何妨也改個名吧，乾脆換成為「精神勝利」的蘇內閣，如何？

>>>>2006/9/7 中國時報 特稿

才說過「很多的報紙我不看，很多的電視我也不看」的陳水扁，昨天又說金孫趙翊安很討厭記者，看來媒體真的讓第一家庭從老到幼的成員看不順眼。

另一方面，陳水扁卻連夜把原定隨團前往諾魯的部會首長拉下專機，只為空出機位讓電視記者能夠隨行採訪；一場外交出訪之旅，卻把記者看得比閣員重要。

看似矛盾的場景與談話內容，充分顯現陳水扁的真實想法：扁討厭監督政府施政、揭露第一家庭不當行徑的媒體，但需要能將他風光出訪傳回台灣的媒體；換言之，在扁眼中，媒體只能是彰顯、營造其正面形象的工具，卻不准當發揮第四權功能的公器。

陳水扁擔任立委期間是「媒體寵兒」；當選總統之初，媒體一面倒地正面報導，也沒有聽到扁質疑媒體不符新聞專業。如今，媒體報導國務機要費報假帳、吳淑珍未依法申請珠寶等事實，只因對第一家庭不利，扁這才跳出來指控媒體抹黑、造謠。

今年六月陳水扁為了回應國親兩黨推動的罷免案，刻意安排一場不准記者提問的「向人民報告」，擺明是要透過媒體來「對人民洗腦」。當時扁聲稱會再安排與記者碰面並接受提問，兩個多月過去了，他不但沒有實現承諾，還持續單向傳播，而且在「利用」媒體的同時，又把媒體批得一無是處。

總統如果認為媒體報導不實，絕對有機會及空間逐一澄清疑點，但扁卻只用一句「媒體抹黑」來回應。如今到了國外，扁甚至把不懂世事的孫子抬出來批判媒體，就是不敢交代扁嫂的珠寶那裡來的？引發質疑的國務機要費帳目又是怎麼一回事？

陳水扁曾讚許「媒體發揮為民喉舌功能」，如果他真心相信自己說過的話，就請回國舉行記者會，對有關第一家庭操守的疑問提出完整說明。

>>>>2006/09/05 聯合報 直言集

「人生真是有夠爛！」
是無言以對時唯一的詩意公式

    台灣是個舉世少見的是非錯亂地帶，因而我們在談論問題時，總是充斥著一堆鄉愿式的，圓滑但又自認聰明公正，事實上則是等於甚麼也沒有說的空洞虛浮概念和語詞。

    我們一碰到重大問題，就祭出「不要政黨惡鬥」這個萬靈丹，就是已頻繁到讓人厭煩的新八股。凡事都推給「政黨惡鬥」，這是多麼安全的批評方式啊！當人們一說「政黨惡鬥」，他就似乎成了公正的第三者，而且又免除了就事論事所必須擔負的風險。「政黨惡鬥」這種說詞是高明的修辭談話術，它把本來有是非的問題，經過一陣鄉愿式的塗抹而變得是非消失。各打五十大板的結果，是讓那本來應打一百大板的賺到了五十大板；而不應挨板子的，則輸掉了五十大板。這種鄉愿，造成的結果是惡人欣喜若狂，而善人則心裡悲傷。

    「政黨惡鬥」這種鄉愿式的談問題方法，一方面當然脫胎於我們社會那種凡事和稀泥，不管對錯，而想討好所有人的文化習慣。而到了近年，這種談問題的方法更被當權者悟出了奧妙，於是一出了問題，立即祭出「政黨惡鬥」，「藍綠對決」這種說詞，於是對錯是非立即被轉移了焦點。而一次次的錯誤，一次次的危機，也就靠著這個萬靈法寶而輕鬆過關；反正有了再大的錯誤甚至違法亂紀、貪腐無能，只要有人批評抗議，「政黨惡鬥」這種說法就是貼給別人的自救標籤。

    除了傳統的和稀泥文化，以及統治者的權謀，使得一有事情就不實事論事，而將問題往「政黨惡鬥」上去扯之外，近年來我怐懋|的許多名流也學到了使用「政黨惡鬥」這個萬靈丹的竅門。於是一遇到事實上是有是非對錯的問題，他們畏懼於在是非對錯間做選擇，因為這可能會得罪狠而敢拚的一邊，於是遂自然而然往最安全的「政黨惡鬥」上做文章。一句「政黨惡鬥」，掩蓋掉了天下多少黑暗！孔子說：「鄉愿，德之賊也。」這可真是至理啊！當代美國保守法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教授波斯納（Richard A.Posner）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的研究》裡指責一個名流批評家那種無是無非的懷疑心態時就明白指出：「事情絕非總是零亂不堪、斷斷續續、漫無目的、無聊透頂、荒謬可笑的，事實是斬釘截鐵那樣清楚的。」

    我對近年來不論是非，動輒用「政黨惡鬥」來模糊問題，並藉以閃避自己批判責任的人已反感至極，因為那是自覺或不自覺在替惡人張目的說問題方式。

    台灣沒有「政黨惡鬥」，只有失政亂政與貪汙腐化。如果反貪罷免就是「政黨惡鬥」，那麼鞏固緘默，一團和氣，才是應有的態度嗎？看著又有人在那裡假裝公正用「政黨惡鬥」這個奇怪的觀念看問題，台灣之所以是非混亂，惡人囂張，良有以也！

上電視作秀是他們，政黨惡鬥是他們，貪腐最烈的行業也是他們。

二十世紀的九○年代後，美國思想家拉希（Christopher Lasch）積極鼓吹「恥」（shame）的意識，拉希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世人幾乎在各個領域裡都不再談論「恥」。

甚至，有許多新興的理論還會強調：認為「恥」是建構在他人規範的基礎上，本質是對人的一種壓抑，所以改用「自尊」（self-esteem）或「尊嚴」代替了「恥」，但拉希卻發現新的問題發生了：當人們不再以「恥」當自我要求的道德標竿後，將會漸漸失去了對自己的責備，「自尊」就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寬縱，人們對自我的期許與規範，將在自我的寬縱中墮落懈怠；而當集體的人群也都不再有「恥」，將會造成整個社會道德都輕飄如絮，一切都沒有標準，祇要對我有利，做什麼都可以了。

拉希的理論指出，一個知「恥」的人，總會嘗試在自己和他人之間尋求連結點，但當人們祇知道「自尊」，或者動不動搬出「尊嚴」當成一切的藉口，他其實已經把自己給膨風起來了，特別是一個每天把什麼什麼「尊嚴」掛在嘴上的人，往往是天底下最最「自私」的人。人若無「恥」且「自私」，當他犯了什麼錯事，侵犯到他人利益的時候，他必定會繼續編造出各式各樣地說辭來誆騙世人，反正每一件事都可以透過一陣喧嘩、一陣狡辯、一陣掩蓋，就可以煙消雲散。

要是社會文化不對這種態度加以制裁，甚至還「讚許」這是「有彈性」的話，更會產生一種錯覺：既然祇要抵死不認錯，甚至將錯就錯，什麼問題都可以「頭過身就過」，外人統統沒皮條。在這種鄉愿文化下，「自尊」膨風到極致，就是一種「愈錯愈勇」的霸道了。

面臨危機 》》台灣黨政到了全面潰堤的臨界點

台灣人民最近對於這種「愈錯愈勇」的霸道都不陌生。對美的過境安排不滿意，陳水扁總統的「興揚之旅」就是高揭「尊嚴」的招牌，演出全球僅有的元首「迷航記」；而在民進黨內，原本民進黨一向驕傲的「黨內民主」初選機制，被質疑是為「北謝（長廷）南葉（菊蘭）」而量身訂製的做法，讓全世界都知道一心要參選台北市長的沈富雄黯然退選，高雄的陳菊也因此陷入困境。

不祇如此，二○○三年那一段令台灣人民至今仍刻骨銘心的ＳＡＲＳ傷痕，當時的政府挾緊急危難需求，沒有具體計畫就大手筆要了五百億元的人民血汗錢，當做抗煞的特別預算。三年將過，這筆錢在抗煞期間，已經運用了兩百二十九億九千九百六十七萬四千元，帳目至今不清已錯在先，剩下的兩百多億元鉅款，在這三年，還持續發生被行政院各部會假藉名目挪用去「補助傳統市集」、「警察加班費」、「緊急抗煞費用拿來買冰箱與冷氣」、還有文建會拿去贊助歌仔戲……等現象，被立院預算中心調查羅列出弊端叢生。

台灣，已面臨一個可能會大潰堤的危機了。執政者分明已「迷航」，但看著他在哥斯大黎加的媒體茶敘時的「堅韌」表現，「千錯萬錯，就是阿扁沒錯」的辯解，已呈現出他仍將孤注一擲的決心；而在執政黨內，看著曾有「憨牛」之稱的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在辯解初選爭議時不再敦厚，也會耍嘴皮的宣稱沈富雄與陳菊也是「強棒」時，反映出的是民進黨內的民主機制在強人意志下，正在面臨崩壞；上行下效，當然各部會也毫無忌憚的濫發公帑，「照顧」特定廠商，大家一起發「國難財」。

在這種「祇要我有利，有什麼不可以！」的「愈錯愈勇」風氣下，台灣的黨政危機，已到了將全面潰堤的臨界點……。

「迷航」之旅 》》領航者以「我」思考而非「我們」

各種即將衝擊的危機中，陳水扁總統的「迷航」帶給台灣的後遺症，特別需要嚴正面對。所謂外交也者，顧名思義就是跟「外人」打交道，「外人」當然有他的利益要考慮，也有著他該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的優先順位。

而在台灣的國家生存危亡因素中，外交與國際因素一向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關鍵：要不是韓戰爆發，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早就到北京就任了；要不是所謂的美帝和蘇聯的「東西對抗」，台灣成了防線一環，美國第七鑑隊才因此保護台灣海峽；同樣地，要不是為了「聯中制俄」終止越戰、周恩來和季辛吉的「乒乓外交」也不會撞出火花；要不是為了中國的經濟利益，柯林頓也不會在舉世都譴責的「六四血案」後，積極拉攏中國，進行對中國之「和平演變」。

說穿了，在國際關係中，祇有「現實主義」和「實力主義」在當道，搞外交的人並沒有「我」這個單數字，祇有「我們」這個複數字。因為沒有一個在國際上活動的分子，可以「唯我獨尊」，祇想到自己的「尊嚴」，全然不顧其他「玩家」的「利益」和「尊嚴」。

但陳水扁和外交部長黃志芳與政府高層中卻口口聲聲辯解，這次「迷航」之旅政府沒有錯，甚至連「龜兒子」都出口了！顯現出在這些「領航者」心中，一切都是以「我」在思考，沒有想到國際關係中的「我們」在哪裡？

尊嚴受損 》》人民該問孰令台灣淪落至此局面

台灣禁得起這種「挑戰美帝」的「勇」嗎？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不管大家喜不喜歡，基本上就是個「一超四強」（超：美國，四強：中國、歐盟、俄羅斯和日本）的國際格局。美國是世界唯一獨強，常常被稱為是「美帝」，台灣長期以來在實力不如人之情況下，政府選擇「抱美國大腿」一直是個合乎理性，而且是不得不選擇的國家策略。

其實，美國總統小布希上台後，這幾年對台灣確實也不錯。阿扁在媒體茶敘時拉出十二年前李登輝時代的往事，說他是不願意和李登輝一樣穿拖鞋和睡衣，所以才選擇「西行」，並藉此強調「不影響台美關係」。但當時李登輝首創「過境外交」，抗議行為換來了李登輝「康乃爾」之行的重大外交成果，是「從無到有」的開創過程。而陳水扁曾經大啖牛排、遊冰河、接見數十位美國政商領袖，小布希原來可是把阿扁當成「好朋友」在對待的。現在換得祇准「加油」，的確是「尊嚴」受損，「從有到無」，何以致之呢？阿扁卻沒有說。

其實，外交就像交朋友一樣，如果你每隔幾天就給朋友出個狀況，經常叫他替你擦屁股收拾殘局，久而久之，再好的朋友也可能因為煩不勝煩，而懶得再理你，甚至棄你而去。小布希為什麼會棄扁而去，為什麼美國國務院會發展出「切割」阿扁與台灣的新手法？站在阿扁說的「總統代表台灣」論點上，美國的作為看似不堪，但把時間軸拉開到這六年來看，台灣人民更想要問的問題是：孰令台灣淪落到如今不堪的境地？

低頭聽命 》》中國絕不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

這幾年以來，民進黨政府領導人一直熱中玩所謂的「邊緣策略」、「烽火外交」，吃定美國一定會被拖下水，以為美、中絕對是「對抗」關係，獨派一向有想要挑動美日極右派幫忙打一場台獨戰爭的幻想，但在這次的「迷航」中終於有如氣球般破裂。往後，台灣躲在美國背後扮鬼臉、吐舌頭，甚至虛張聲勢的遊戲將是到了演不下去的地步。以後台灣還能靠什麼外援去對抗中國呢？總不能改拉攏利比亞這種類型的國家吧。

現在老共學乖了，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反擊；中國從「改革開放」後，自信心變強。一九九九年，江澤民開始喊出「大國外交」，中國開始學習如何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胡錦濤主政後，務實主義的「清華幫」確定當前中國的國家發展核心策略是：發展綜合國力，中國各領域可以成長的空間還大得很，不需要急著和「美帝爭霸」。

所以中國的對外戰略高喊：「彎弓不射箭」：架式擺出來，但不挑起戰火；「鬥而不破」：和美國有所競爭，但絕不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祇要「周邊有事」，中國都會向「世界警察」美國申訴，自己不出手，避免讓美國抓到擴張的實證，證明中國「願意遵守以美國為尊」的世界秩序，也讓美國為了證明自己確實是國際老大哥，且「有情有義」，在決策時也被迫要給中國這個已擺出「低頭聽命」姿態的小老弟一個交代。

玩掉自己 》》阿扁內心想法老美一清二楚

中國不給美帝找麻煩，坦白說國際關係往往和黑道幫派相似，新興的「幫派老大」表明了繼續尊敬「教父」，兩大體系也當然暫時以相安無事共處。反而有一個「小幫派」成了「教父」的痛腳，老美被台灣政府逼得每次都得回應，從一邊一國、公投、正名、催生新憲到台灣不是美國的一州、終統論、制新憲等，阿扁一開口，美國國務院就被迫非表態不可，好像美國老大哥的國務院平常都閒得沒事幹，祇忙著台灣事務而已。

外交是現實主義當道，更要衡量自身的實力。台灣不斷給老美找麻煩，吃遍天下無敵手的「美帝」怎能忍這口氣，難道他們真的會永遠無怨無尤地承擔下去嗎？當然不可能。

更嚴重的是，美國政客本就是最會搞「扭轉」的祖師爺，前國務卿季辛吉更是開宗始祖，他們怎麼可能白痴到不知道台灣的許多事後動作，例如趕快派人去美國說明，或是改口說「誤會一場」，其實都祇是在做扭轉而已。阿扁和民進黨的心裡真正在想什麼，老美其實比台灣民眾還更清楚，也被老美這些扭轉師兄們冷笑在肚裡，但阿扁還是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在關公面前耍大刀，現在終於把自己給玩掉了。還在誇言「尊嚴」，其實，阿扁回國後，美國必定會有更難堪的報復動作，不然，「美帝」豈不被世人看破，終究祇是「紙老虎」一隻！

「要尊嚴」 》》證明台灣已經走不下去的地步

但從阿扁的談話中，他似乎還未察覺山雨欲來的壓力，還以為他能繼續如同過往，每次試探美國的底限後，祇要發覺情況不妙，都可以「扭一下」、「轉一下」就可以過關。

就以在哥斯大黎加時而言，看著阿扁硬生生要湊過去和美國第一夫人蘿拉「寒暄」的電視畫面，聽到民視新聞記者現場越洋描述：阿扁要拍合照，蘿拉愣住，倒退兩步才答應拍照的場景；再看看電視上，阿扁硬生生擠過人群靠過去拉著蘿拉手不放的畫面，對照著蘿拉和其他各國貴賓主動攀談的畫面，然後再看著阿扁用母語開記者會，大談「尊嚴」……這個自稱是「代表台灣的總統」難道不知種種情景，祇是讓台灣人民看了之後，心情複雜到不知還能再說些什麼嗎？

而更嚴重的問題是，老朋友翻了臉，要復合一向更困難；因為交往愈深，恩怨糾葛愈多。這次台、美關係牽扯到如此之僵，台灣以「拚外交」、「要尊嚴」為名的方式，也被證明終於走到了再也走不下去的地步。之後，在軍力不如人、經濟不如人、和美帝關係也不如人之下，真要去對抗中國，如果依然還是祇誇言「尊嚴」而不是體會拉希所言之「恥」的重要性，尊重國際上大多數「外人」所遵守的合理規範，反而繼續沉醉在「愈錯愈勇」的盲動下，真不知，台灣還能剩下些什麼呢？

>>>> 新新聞週刊1001期

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整個台灣似乎處於在無政府狀態，政府為何失靈？民主出了什麼問題？面對嚴峻的挑戰，台灣需要什麼再起的力量？

楚漢相爭，兩軍相持不下。項羽做了一張高腿案板，把劉邦的爸爸太公捉來，像豬肉一樣放在案上，向劉邦喊話：你快點投降，否則我就把你爸爸放在鍋裡煮了。

想不到劉邦回答說：當年我們一起革命，曾相約結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若煮你爸爸，別忘記分一碗湯給我喝。

項羽明知劉邦胡扯，但也沒轍，只好把太公放了。

劉邦的爸爸當然不是項羽的爸爸，這既不是倫常事實，也悖於邏輯推理，它是典型的「政治語言」。

政治語言有幾點特性：

第一、 煽動性：要能把聽者的情緒挑動起來。（是啊！項羽好沒人性，居然要殺害情同「自己爸爸」的人。）

第二、 模糊性：因為它是摻水的話，不能說得太清楚。（「我爸爸就是你爸爸」？有點像，又不太像。）

第三、詭辯性：真理只有一個，歪理卻有十幾個，要能活纏死拗到底。（並非同胞手足，也未義結金蘭，但「相約為兄弟」，那就是兄弟。）

後人讀史到「分一杯羹」，往往大吃一驚，劉邦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劉邦怎麼說不出來，根據司馬遷《史記》所載，劉邦「好酒及色」，且又「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根本是一個市井無賴。這種人，不重誠信，無視顏面，只要對自己有利，什麼話都說得出口。

台灣這些年，「政治語言」烽火燎原，把這個國家都快烤焦了。當家作主的選民如果再不提高警覺，不會分辨，繼續讓政客「損民以逞」，將來可能要集體殉葬。

這類語言太多了，揀幾個重要的來說：

「外來政權」：祖籍台南縣的人，當了台北市長，算不算台北人的外來政權？林義雄最近說：「外來政權並不必然專制腐化，本土政權也不必然民主清廉。」是則沒有外來政權之說，只有專制腐化和民主清廉之別。

「愛台灣」：檢驗的標準，應該是為台灣做了些什麼，而不是大言炎炎說了些什麼。民進黨曾做民調，問受訪民眾哪位國家領導人對台灣最有貢獻？結果從不標榜自己愛台灣的蔣經國，高於愛台不離口的李登輝。李國鼎、孫運璿愛台灣，替台灣賺錢；有些人說愛台灣，是愛拿台灣的錢。

「台灣優先」、「對等尊嚴」：地球上芸芸眾國，誰不把自己的國家列為優先？大陸也視他們的利益為優先。台灣肆應這樣的環境，首在努力建設，充實力量，國家才能挺立於世界，說話也才有人聽。如果國勢疲弱不振，在國際上到處碰壁，領導人又魯莽滅裂，屢陷國家於困境，且無人品誠信，不受人信賴尊重，演說稿要先送人家審查，說錯了還要受人家斥責，這往哪裡「優先」？又有何「尊嚴」可言？

「主流民意」：當局要「廢統」，謂「國統會和國統綱領違反主流民意」。根據《中國時報》事前民調，百分之卅二的人反對「廢統」，百分之廿一的人贊成；《聯合報》事前民調，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認「廢統」不符合國家利益，百分之十二表示肯定。但執政者理都不理這些民意，說廢就廢了。

陳水扁總統日前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訪問時說，百分之七十七的台灣人民反對統一。這數字應是可靠的。但有多少人反對台獨，有多少人希望維持現狀，阿扁卻避而不說。

台灣「主流民意」的「主」，是「主」政者的主。

「拚經濟」、「拚治安」、「拚……」：都是大話、假話，他們只在拚權力、拚斂財、拚連任。

「政治語言」之為害，使台灣族群失和，兩岸緊張，社會不安，建設廢弛，百姓生活愈來愈困苦。人民自救救國，首要戳穿「政治語言」的荒謬性和欺詐性，以輿論和選票約束政客，要他們正心誠意回到為民服務的正途來。

請記住，劉邦的爸爸不是項羽的爸爸。說這話的人必另有圖謀。

說兩個都還健在，時代都離現在不遠，許多人都還記憶猶新的行政院長級人物的故事，行政院長蘇貞昌可以比較比較，探索思考。

身先士卒

除了主流媒體的聲音，地下電台的另類看法，蕭萬長也一樣重視而且從不輕忽

第一位叫做蕭萬長，和蘇貞昌在「後陳水扁時代」卡位戰中接任一樣，蕭萬長也是在「後李登輝時代」卡位戰的氛圍中，接下了行政院長。當時由於連戰因「白曉燕案」聲望重挫；宋楚瑜也因「凍省」下定決心要走上一條不知會如何發展的「自己的路」。所以蕭萬長接任之後，挾著三十六年的行政歷練，與財經圈豐沛人脈及民間高聲望，蕭萬長積極想要在閣揆位置上，創下耀眼政績成為自己更上一層樓的資本，而當時，各界對蕭萬長也頗有寄望。

當時的蕭萬長，深知閣揆這位子對他前程的重要性，和現在的蘇貞昌一樣是卯足了勁在幹。所以蕭萬長也是一切都身先士卒的，各部會不論大小事，蕭萬長很勤快，他每天一大早就廣泛閱讀報紙，和幕僚洽商，大大小小事他都有想法，辦公室裡的傳真機永遠都有他信賴的「專家學者」給意見，辦公室的電話也永遠有一些「朋友」和他反映民意。而他的辦公室主任胡富雄的辦公桌旁，更是總有擺著收音機，除了主流媒體的聲音，地下電台的另類看法，蕭萬長也一樣重視而且從不輕忽。

專業領導

各部長反應慢了點，出了事媒體報導後還沒處理，蕭萬長的關切馬上跟進，要部長立刻補資料

和現在「好為部長師」的蘇貞昌一模一樣，自己「準備得很充分」蕭萬長也是常把部長找到辦公室來當面「口試」，部長準備不周或還想不清楚，老蕭就面授機宜一番，頗有「專業領導」的氣勢。同樣的和蘇貞昌對閣員很嚴厲般，「微笑老蕭」起初對部屬卻一點都不會微笑的，各部長反應慢了點，出了事媒體報導後還沒處理，蕭萬長的關切馬上跟進，要部長立刻補資料，做說明，當時許多部會首長可是很怕蕭萬長不厭其煩之「叮嚀」的。

不讓蘇貞昌專美於前，當時的蕭萬長也可都是身先士卒衝在第一線，上任不滿一個月，中油出現工安事故，經濟部長王志剛還沒出面，蕭萬長就已經有所反應了，東南亞出現經濟風暴，還沒燒到台灣，蕭萬長的辦公室早就已經跳過相關單位，多次找專家學者開應變會議了。對於這麼一個勤勉肯出面的閣揆，百姓當然滿意，因此他的聲望在掌政初期居高不下，常是七成以上，在高民意滿意度的激勵下，蕭萬長對閣員愈來愈嚴厲，一度還要研考會每周都要進行好幾場民調，還會新聞局匯整所有媒體報導，以供他替各部長「打成績單」，做為內閣改組的依據。

忙著滅火

天天都在危機處理，結果天天都有新的危機要處理

但好景不常，不到幾個月，蕭萬長就嘗到苦頭了，因為凡事都是院長衝在第一線，媒體和民眾的口味變大了，祇要有事，都要行政院長出面，祇有行政院長處理了，才算政府重視到民瘼了。結果搞到蕭萬長變成每天要馬不停蹄到處滅火，天天被各種事件牽著鼻子走，不但行政院施政步調被拉扯，各部會也都被危機處理搞亂了所有施政優先順位，終於滅火滅到來不及了。

因此弄到老蕭自己苦不堪言，當時他和他的核心幕僚們就多次埋怨：每一天都要「滅火」，施政的步調全「亂」了，沒有了「一致性」和「規畫性」，「天天都在危機處理，結果天天都有新的危機要處理」。

其實，蕭萬長和他的僚屬們並不是不知道該幹些什麼事，也不是不知道什麼事情才是對的，但一開始就急著搶第一線，結果搶掉了所有部長應有得職權，不斷站在第一線的結果，蕭萬長內閣後來換來的是「災難內閣」之譏，高聲望的滿意度在幾次危機之後，突然崩解，直到他卸任前，都很難回到六十分。

科長格局

江丙坤隨身帶筆記本，喜到哪裡聽到有問題更一定記下來，回到辦公室也一定會親自交辦

另一個院長級的人物是閣揆呼聲一直很高，卻已經多次擦身而過的江丙坤。江丙坤雖然在仕途上，一直是和蕭萬長亦步亦趨，但坦白說，早期政壇從來都不看好江丙坤有朝一日會成為閣揆，總把他視為是一個盡心盡力、執行力強的專業官僚，但視野和格局都不足以成為掌政者。

早期的江丙坤一直有一個封號：「江科長」，他對經濟部內大大小小的事都嫻熟，每一個事情都親力親為，經濟部每一份交到他辦公桌上的公文，承辦官員不論大小，江丙坤都規定必須用鉛筆在公文右下方寫下姓名與電話號碼，因為祇要發現有問題，或者不周延，一定會接到江丙坤親自打來的電話，和現在個性急，每天「奪命連環Call」部長的蘇貞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和蘇貞昌一樣，以「執行力」著稱的江丙坤早期也是一個喜愛站在第一線的政務官，他隨身帶有筆記本，喜歡到第一線去找問題，到哪裡聽到有問題更一定記下來，回到辦公室也一定會親自交辦，之後，還會不斷地追蹤進度，所以，當江丙坤擔任經濟部長時，民調資料中，聲望也高常在七成以上，是繼孫運璿和趙耀東以降，經濟部聲望最高的部長之一。

儘管江丙坤有高聲望，但李登輝和連戰原本卻不願意讓江丙坤負擔起更大的政治責任，其中，除了「戒急用忍」和李登輝不同調外，江丙坤因此被冷凍了一陣，後來李、江誤會冰釋，李登輝一度還想讓江丙坤取代徐立德。但是，和蕭萬長不一樣，李登輝並沒有安排江丙坤參選，或者歷練黨務與擔任政治性的陸委會主委。據瞭解，李登輝、連戰是覺得江丙坤「格局不夠」、「就祇是科長思維」，所以，江丙坤在一九九六年內閣改組時，因此成了中華民國政府第一位不兼任政務委員的經建會主委，政治前景走到盡頭。這位「陽春主委」當時苦悶極了，多次就想要賦歸，趁還有精力時到民間企業闖蕩算了。

幡然醒悟

科長要有「膽」，敢去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政務官則是要有「腦」，他要想的是整體的發展

直到一位曾和孫運璿時代一起「拚經濟」的財經耆老一席話，點醒了江丙坤，這位耆老說他告訴江丙坤：「政務官和事務官不同，科長是要身先事卒，重視執行效率的。」但政務官之所以不同於「科長」，科長要有「膽」，敢去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政務官則是要有「腦」，他要想的是整體的發展，想像未來的格局，預估三年、五年以後可能要面對的挑戰，提前準備，規畫好政策，一個天天跑在外面的政務官，將會造成腦中想的都是已經發生的問題，都祇能做滅火的工作。

江丙坤於是想通了一件事，就是政府有三種類型，一種是「未來式」的政府，這種政府是有長期的眼光，雖然不能預見未來一定會發生的事情，然而祇要願意，都可以整理出未來最關鍵的變數，有心的人都可以控制好這些在舊結構冒出來的新現象，用腦理解舊結構的強度，與新現象的力道，事先規畫出種種選擇，未來演進的軌跡將可以胸有成竹，好整以遐地進行政策準備。

第二種叫做「現在式」政府，就是忙著解決當下的問題，是一個「挑戰與回應」的政府，有了挑戰馬上動員解決，忙得不可開交，但已無遐思考下一步要怎麼走。第三種則是「過去式」政府，龐大的國家機器通連管道已經失聯失序，所有的問題都是爆發了，見報了，相關決策者看了報紙才知道，而愈是看重媒體，愈是把媒體報導話題當成施政第一順位的掌政者，將使政府永遠祇能在追趕著層出不窮的問題，火氣再怎麼大，個性再怎麼急，都是在危機處理，未來的規畫已經無力處置了。

肯幹實幹

一個人想要掌握一切，一個人就要解決一切，祇有愈來愈焦頭爛額，愈來愈多危機要處理

想通這個道理的江丙坤，於是一改他衝在第一線的風格，他用了足足十個月的時間，除了一些視察與請益及例行公務與會議外，就是窩在他的辦公室內沉思、看資料，把所有政府的施政計畫都羅列出來，拿出一張Ａ４紙，每一天，每一刻就是嘗試要把所有的大政邏輯地放在同一張紙上，找出所有的對應與關聯性。

經過這十個月的苦思和用功，江丙坤還真的可以用一張Ａ４紙就可以完整描述起台灣的發展藍圖了。光有「執行力」的「江科長」也因此成了過去式，開始具有「思考力」的江丙坤的格局和思考層次已非吳下阿蒙，因此被連戰視為接替蕭萬長的閣揆人選，政黨輪替後，多次成為民間與企業界「夢幻閣揆」的候選人，陳水扁也多次嘗試找他入閣。雖然因為外在的政局，江丙坤終究祇是閣揆候選人而已，但他在企業界與一般民間的聲望，依然比已經替換過好幾回的任何閣揆還高很多，就算是現在，一談起國家的發展及對策，江丙坤依然是信手拈來，侃侃而談。

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如走馬燈般換了五任閣揆，蘇貞昌知道，所有的人民也知道，蘇貞昌要是挺不住，民進黨也將沒有人可以組閣與掌政了。面對著「最後的王牌」的冠冕，蘇貞昌當然急，急著要做出績效來；蘇貞昌也應該會怕，怕一出事，就會被政敵反撲，打倒趴在地上再也不能翻身。

但天下事從沒有「急」就可以解決的道理，帶領龐大行政機器施政，更不可能靠一個人的努力，就輕易可以創造奇蹟，因為天下事何其多，所以才要分官設職到需要十幾萬公務員。但忙著衝衝衝的蘇貞昌，一個人想要掌握一切，一個人就要解決一切，祇有愈來愈焦頭爛額，愈來愈多危機要處理，蕭萬長就是先例。

所以，蘇貞昌恐怕需要稍微喘口氣，想一想蕭萬長與江丙坤的故事，將會發現，真正能「做實事」的竅門，其實不難，而且，根本不必動不動就衝上第一線，發怒也從來不是解決問題之道。

　許多人說，現在的高雄市就像一名少女，還很年輕，有無限的可能。

　「台北很好玩，但不好看，」這是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對台北市所下的註解。

　最近，「星際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在亞洲找尋設立動畫工作室的地點。許多城市向他提出誘人的條件，包括政府行政效率高、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成本低廉等，希望吸引這位電影大師的青睞。然而，盧卡斯卻選擇一般人不認為有創造力的城市——新加坡。

就政治面來講，台灣的大環境就是一個與國際社會脫軌的環境，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一個是梵諦岡（其為聯合國永久觀察國，一樣隸屬於聯合國的體系）另一個是台灣，但因政治因素特殊，上網流覽聯合國官方網站，非會員國（Non-member）一欄只列舉了梵諦岡不見台灣蹤影，因為在目前國際社會上，台灣還是未獲大部分國家承認的國家，即使被承認，也只能是說不出口的精神上承認。

是不是台灣的國際空間被打壓太久，連民眾也日漸習慣於這種處境，自外於國際社會，對於國際事務麻木不仁了呢?

我贊同龍應台女士的論點:國際化可能不是劍拔弩張的「去中國化」，反而是把「中國化」當作一種全球優勢來吸納融會。泰國在農曆年節期間打出口號，歡迎大家到泰國過農曆新年(Chinese New Year)吸引全世界大批觀光客;韓國在幾年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為韓國的文化資產，此舉引來中國當局的強烈反彈，韓國人說的很妙:端午節雖然經由中國傳入，但是這麼多年下來早就成為韓國文化的一部分，當然是韓國的文化資產。據了解，中國知道韓國這個舉動之後也開始加緊搜集資料，不讓韓國搶走中國傳統的端午節慶。泰國和韓國自古皆為中國鄰邦，受到中國文化深度薰陶，但是他們巧妙地將文化中包含中國文化的部分發揚光大，但同時又不忘維護自身文化，所以最近韓國將帶有貶抑意味的首都漢城改名為首爾。日、韓發展圍棋文化多年，成功推動圍棋職業化，圍棋在台灣一向是小眾人口，近年來才廣受歡迎，推究其原因卻是一部來自於日本的漫畫「祺靈王」。反觀台灣，缺乏泰、韓、日本巧妙運用文化中的中國素材成為競爭優勢，反而是一直在「中國化」「本土化」的窠臼思維泥沼裡空轉，相較於泰、韓，台灣的文化脈絡裡，具備更深層廣泛的中國文化因子。別人能，台灣真的不能嗎?

台北吃得到中國各省的美食和台灣本土料理，台灣的飲食文化資產之豐富獨步全球，不管是東北的酸菜白肉鍋、山東水餃麵食、四川麻婆豆腐、台南的鱔魚意麵和新竹米粉，都已經成為台灣飲食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化與本土化也可以不要劍拔弩張和睦相處，兩者並非有你就無我、非贏即輸的零和局面。政府近來大力提倡創意文化產業，在全世界日益重視中國文化的今日，如何發展出融合中國化與本土化的創意文化、端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台灣製造」佳餚，以迎接國際化潮流，考驗著所有台灣人的智慧。

海峽兩岸若想在世界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中求生存發展，就應尊重這些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寬容……這些普世價值，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雖有盈虧之時，一直是存在的，可惜人們往往要在天災人禍的風雨過後，才會再驚覺地仰望之。人類世界文明重建和海峽兩岸的未來，都還在等待月明之時。

■雅典在哪裡？

    雅典奧運才剛過去不久，龍應台卻問大眾說：「請問雅典在哪裡？」我們可不要急著搶答說：「雅典在歐洲、在愛琴海邊、在希臘」。這一問題的答案背後，有著更多的問題在等著我們。

有兩位哈佛大學的研究生訪談百位知名教授，請問有那些書曾經對他們的人生或治學發生過思想開竅的作用？百位教授列出的五百多本書單被編成《哈佛書架》，其中提到最多次的是《聖經》和《莎士比亞著作》，緊接在後的是荷馬的史詩《依里亞德》（Iliad），「木馬屠城」的故事，就是脫胎自《依里亞德》。荷馬的史詩，人物出入於希臘神話和歷史傳說之間，呈現了歷史的壯美和命運挑戰的悲歡，可說是一部西洋的《封神榜》，對西方文化的歷史觀、英雄崇拜、宗教信仰起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以《依里亞德》為典型的希臘文明是歐洲文明的源頭。

雅典因神話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而得名。今天人們到雅典，飽經滄桑的神殿、城牆、石柱……就在眼前和腳下，似乎是走進一個古希臘文明的現場。如果我們認知到「雅典」做為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文化符號。龍應台的一問「雅典在哪裡？」也可說是推著我們再去問：「西方文明的發源在那裡？」，「智慧、和平的女神在那裡？」，「東方文明有沒有出現過一個雅典？」

■一個字說二十一世紀: interdependence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二月底來台，以〈擁抱人類共同價值：共創二十一世紀的安定與繁榮〉為題發表演說。在明星式的迎送後，台北的人們可還記得，這位本年度訪台最重要的外賓談話裡，最重要的訊息是什麼？是反恐嗎？是南亞大海嘯的善後嗎？是兩岸關係嗎？

柯林頓說：「二十一世紀可以只用一個字來做最好的概括；這個字不是『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對多數人而言，僅限於經濟面的涵義。我以為更恰當的字眼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因為『相互依存』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甚至也可以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的雙重意思。簡單地說，就是我們不能脫離彼此而生存。」

人人都說國際觀，可是什麼是我們首先應有的國際觀？柯林頓捨「全球化」不用，而強調以『相互依存』來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性。簡言之，能源、食物、環境、人口諸問題和永續發展的要求，都向世人警示了宏觀視野的必要性和建立全球公民意識的迫切性。

■宇宙論有什麼用？

    在一場「我們的宇宙」的演講提問中，一位學生問教授：「台灣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那麼多，我們學宇宙論有什麼用？」

這麼說吧，自古以來，人類對科學和人生的追問，都從仰望星空開始。天文學從日升日落的觀察，行星軌道的計算，宇宙膨脹的發現，再進而探索宇宙創生之謎。回顧宇宙論的發展，可以提示我們，如何由觀測現象去建立一個學問體系，如何從散亂的小拚圖去摸索、排列出宇宙全景的拚圖，天文學的研究使我們對世界有更宏觀的視野。人類可以了解宇宙，使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和生命的價值有了特殊的意義。

■經典和人文教育

    這位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錢致榕，他說，四十多年前他從台大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念物理研究所，教授建議他去修humanities的課，humanities一般是指文史哲、藝術的人文教育；狹義的說法，是指古希臘羅馬的語言、文史、哲學。他當時大表訝異。教授對他說：「我以為你是中國人，這道理你應該懂的。」他依建議去修了這門課，二十年後，他同樣要求子女，上大學一定要學古希臘羅馬史。

為何在西方的人文教育中，古希臘羅馬史的學習被認為是必要的，連念物理的博士生也建議要選修？這對思惟的發展有何助益？台灣大學劉廣定教授曾指出，民國十七年，陳寅恪在北京圖書館看了清宮舊藏的滿文版《幾何原本》後，再比較其他譯本，發現其內容都比西方的原本為簡略，有所刪節，而指出「夫歐幾里得之書，條理統系，精密絕倫，非僅論數論象之書，實為希臘民族精神之所表現。此滿文譯本及數理精蘊本皆經刪改，意在取便實施，而不知轉以失其精意。」

陳寅恪研究文史之餘，也注意到西方科學精神源出有本，有其邏輯系統，不能只學其枝節表象。《幾何原本》的條理系統，來自希臘民族精神的思惟，應追其本源。可以說，近世歐洲的數學、物理科學能建立發展成一完備的系統，更進而發展出工業文明，是有其哲學文化基礎的，凡欲追求學術自立者，對此宜有深刻認知。一個民族和個人的思想特徵，都是由文化環境所鑄造的。科學、藝術、宗教、法律……一切人類社會進步的成就，都有人類精神奮鬥的血淚在裡面，對這些精神、思想的探索，才是人文教育的精要所在。

■傾斜的文明榜樣？

    九一一事件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文化衝突的警訊，科技發展的方便性，反使人類自我毀滅的能力日益增大。以往的世界經濟成長，很大的一部分是靠一個「過度消費」的美國在帶動，當美國的經濟成長漸露疲態時，人們轉而期盼中國、印度的市場崛起，能再帶動全球經濟的榮景，這是一種合理的打算嗎？其他國家有條件去重複美國的發展模式嗎？

一位香港詩人旅遊義大利後作成短詩〈比薩斜塔〉說：

迢迢千里，自東而西，只見一個，斜的榜樣。

據說，伽利略從比薩斜塔上，將重物往下一丟，證明了不同重量的自由落體有相同之加速度，提供了牛頓力學的發展基礎，西方科技於斯大進。伽利略被判了絞刑，比薩斜塔做為一個科學史象徵留存，成了觀光景點。法顯、唐三藏西行求法，帶回了佛教經典，使佛法大興於中土。百年的歐風美雨，驅使了更多人向西方去尋找進步的道路，到頭來，是否找到什麼真經寶典？或竟只是看到一個傾斜的榜樣？

■再起樓台待明月

    鴉片戰爭後，道光皇帝歸咎林則徐，將他革職發配新疆。林則徐在邊疆興修水利、開闢屯田，在伊犁時寫了「偶然風雨驚花落，再起樓台待月明。」送給友人，他痛心整個民族面臨驚世變局，災難臨頭，預感將來風雨過後，唯有發展出新的文化思維，中華民族才有再起之望。

經過近半世紀的對峙，兩岸之間有交流合作，也有漠視、對抗和打壓。一位企業家長期關注台灣企業的全球化布局，若有所悟的指出：台灣廠商在許多國外市場的經營和品牌開發都做得很辛苦，吃過許多苦頭。大陸反而成了許多台商還能「游刃有餘」的地方，主要並非技術優越或策略高明，而是相當成分上，佔了「語言文化」的便利和一點民族情感的因素。無論兩岸關係如何發展，台灣人對此應有一點謙卑的認知。

要朝現代化發展，海峽兩岸必須認知到世界是一體多元、和而不同的事實。做為全球注視的可能衝突點之一，海峽兩岸的交往，是否能從情感糾結的反應進入到理性智慧的處理，貢獻一個寬容和解的典範給世人？也許我們可以從愛因斯坦這一位和平主義者學到一點啟示，他在〈反對製造氫彈〉一文說：「歸根究柢，人類的和平共處，首先是靠相互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一種互讓關係。」兩岸之間如果多發揮「善解方便」的精神，互動言行上多一點善意的解釋，做一些互讓一步的措施，達成「海峽不再戰，兩岸共繁榮」，才是安定發展的保障。

柯林頓強調的「相互依存」能夠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共同價值嗎？十年前，東協各國集會於吉隆坡，設立「人文奮鬥獎」，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致詞說：「當亞洲對世界經濟及全球安全秩序做出貢獻時，它們必須積極參與全球文明重建工作。」文明重建是一個「再起樓台」的過程，全球文明重建必須合乎某種普世價值觀。海峽兩岸若想在世界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中求生存發展，就應尊重這些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寬容……，這些普世價值，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雖有盈虧之時，一直是存在的，可惜人們往往要在天災人禍的風雨過後，才會再驚覺地仰望之。人類世界的文明重建和海峽兩岸的未來，都還在等待月明之時。

為什麼沒有人談論國際化？

中國通過了「反分裂法」，表面上，進一步壓縮了台灣的活動時空，但其實，是箝制不了人們的時間與空間想像的──除非我們妄自菲薄、自我設限。在長期的政治競逐，所帶來的精力和智力耗損之下，台灣人逐漸失去宏觀的環球視野、文化氣度。作家、評論家龍應台，特別針對此一現象，撰寫此篇長文，不只探索整體背後的社會原因，也做了精闢的分析和建言，值得讀者再三思索「台灣」所身處的位置，以及因應的方向。

──編者

「天下」雜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個「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得到這樣的結果：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個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隨便哪一天，隨便哪一個新聞頻道，台灣人每天看見和聽見的新聞基本上只有三種：瑣碎的口沫橫飛的政治新聞，刺激的姦殺擄掠的社會新聞，還有大量的低智商「雜碎」新聞──小孩吞了一打釘子、女人的腿被緊身牛仔褲磨傷、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黃牛會笑、豬會爬樹、小偷偷了女人內褲摔了一跤……

如果瀏覽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電子報，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台灣國內新聞的翻版，也就是說，所謂「國際新聞」其實大半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

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

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

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

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

紐約警察受雇作槍手殺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時間上外國媒體，譬如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

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

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

或者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匯報」：

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

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

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國際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藝術的國際新聞，譬如專訪聯合國的經濟學家，評介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古巴的音樂。

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全面地缺少國際面向：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不是姦淫擄掠的聳動「雜碎」就是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毫無深掘，更無討論。

從香港機場飛到桃園機場，感覺像從城裡到了鄉下。旅客少，顯得機場空蕩蕩的。檢查護照時，香港機場的「訪港旅客」那一行永遠大排長龍，持身份證的香港本地人卻是寥寥可數。台北海關則剛好倒過來，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外國訪客很少，因此人們直接在生活裡接觸或接待外國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觀光客不熟悉台灣，國際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罕來台灣。假設布萊爾或者席哈克會來，那麼透過起鬨的媒體，人們也會對英國和法國多了點認識。假設曼德拉或者安南會來，那麼小學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點歷史和聯合國究竟放在哪一國。但是這些人都不可能來。

假設我們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訪外國，那麼隨著他們的攝影隊伍，人們或許對華沙或索非亞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會增加一點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點的認識，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去。

正常的國家裡一定會有的正常的國際交往，以及因為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識積累，在台灣，有一片空白。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裡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體緊緊跟隨，但是這些鏡頭對準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臉，而領導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對著鏡頭談的還是台灣國內的事。多少人聽說過瓜地馬拉市曾經是一個藝文薈萃、思潮發達的文化重鎮？多少人知道中美洲這些窮國有著強大的藝術原創力，有著驚心動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們的龐大記者團、攝影隊，對這些國家既沒有認識，也沒有興趣。小而窮的邦交國，只是台灣玩弄內部遊戲的政治道具。

台灣有多少大學生瞭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而美國不簽，中國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希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他是否能以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一五計畫──走在街上的人們，有幾成的人聽說過？幾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是的，我無法忘記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亞海嘯剛發生，死亡的人數每一天以萬計增加。抱著嬰屍哀慟的母親、眼光茫然的稚齡孤兒、浮腫變形的屍體、惶惶然在屍堆中尋找親人的家屬……幾十萬人的頓時喪生，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一年的除夕，雖然倒數、香檳、音樂和葡萄酒可能依舊，但是人們在點燃的燭光裡有淚光，在慶祝的情緒理有沉靜的收斂，在碰香檳的祝福裡同時對倖存者致上關懷。全世界都在哀悼，因為那沙灘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內。深重的劫難和哀傷把地球變成一個緊密牽手、同舟共濟的小村。

除夕夜，我搭黃昏的班機從台北飛回香港。南亞海嘯使香港人全城震動，老婆婆們都排著隊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為了悼念死難者，他們取消了所有原來預定的活動。

那晚的電視鏡頭怪異極了；當全世界都在為南亞數十萬死者肅穆下來的時候，台灣卻是一片無憂的歡騰。從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長在炫亮的舞台上說話，興奮的年輕人在擁擠的廣場上歌唱，一片舉國歡躍。

巨大的死難，撞擊了全世界、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但是台灣儼然在這「全世界」，在這整個「人類社區」以外。

我看著螢幕，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快樂的、幸福的表情，聽著記者們誇張的、溢美的聲調，心底一片冰涼。

不，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國民黨統治時期，海岸線和港口是管制區域，飛機場是軍事重地，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第一次接觸外國的人。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的無知為基礎。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背對大海，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熱，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到民進黨的內視心態，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到長期受中共的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人類社區」的圈外，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就長成這樣一個社會：政治領袖沒有國際格局，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向國際學習，人民對國際社區徹底陌生。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但是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原生物種的絕滅……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

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後果好像是，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歡，不是台灣人冷漠，而是，在長期的隔離下，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一份子的意識了。

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最嚴重的傷害。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十足地蠻勇，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對文化創造力的「盆栽效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奪權的遊戲中，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

一種中共發起、世界配合的「隔離」政策，持續加溫中，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

台灣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學英語運動」；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說法更是直接從陳水扁的口中說出。英語運動鋪天蓋地，漢語都還講不好的幼兒開始上密集的英語課。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報紙。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週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三月十二日的新聞主題之一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危機處裡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在在都凸顯全球的貧富差距，因此富國對窮國有協助的義務。薩賀斯批評聯合國做得不夠。

由南亞海嘯引出全球貧富問題，由貧富問題引出對聯合國計畫的檢驗。緊接著中學生會看到這樣一個對照表：

一月二十七日的「世界經濟論壇」給了台灣一個驚嚇。論壇公布的「環境永續指標」全球排行，台灣在全球一四六個國家中，竟然排名倒數第二。「怎麼可能！」是多數人聽到成績的反應。面對公諸於世的事實，令人不禁要問，「台灣怎麼了？」

　白雪之外，這裡簡直是世界名牌的展場。一月二十七日在瑞士的Davos（達弗市），「世界經濟論壇」討論非洲貧窮的會場，一字排開的是全球最有錢、有權的領導人：微軟創辦人蓋茲、Ｕ２主唱波諾、英國首相布萊爾、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還有南非總統穆貝其、奈及利亞總統歐巴桑秋。

　經歷許多大場面的蓋茲也帶著自覺，對隔壁的布萊爾快速閃過一笑。

　在全球領袖都整裝肅容，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世界的時候，台灣的形象卻大受打擊。大會開場前，台灣就已經被定位為全球一四六個國家中，環境倒數第二差的地方，排名第一四五。

　二○○五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環境永續指標」（ESI，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全球排行中，台灣只領先被布希總統稱為是流氓國家代表的北韓。連貧窮的蘇丹、戰亂的伊拉克、全球耗油量最大的中國大陸，環境指數都比台灣好。

　「這些國家工業化的程度都不及台灣，他們不僅污染比台灣少，自然資源也比台灣多，」製作報告的美國耶魯大學「環境法律與政策中心」主任艾司提（Daniel Esty）在瑞士達弗市接受《天下雜誌》的獨家專訪時指出，「台灣雖然有錢，但是對環境的關注上卻表現不怎麼樣。」

環境的平衡計分卡

　世界經濟論壇在進行全世界競爭力排行調查多年後，自二千年開始推動環境永續調查。跟著平衡計分卡的觀念，由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發展的環境永續指標，用五個面向來比較各國的環境面貌：衡量自然環境是否良好的「環境體系（system）」、與人口密度對比的「環境負荷力（stress）」、衡量人民受害程度的「人類受害程度（human vulnerability）」、檢驗公私部門回應環境挑戰能力的「社會回應能力（social & institutional capacity）」，及接受國際監督的程度「國際參管（global stewardship）」。

　每五個面向下，又有三到六個指標（indicators），合起來共二十一個指標，這二十一個指標的分數比重一樣。每樣指標下，又有多樣細項（variables），合起來共六十七個細項。

　對照全球環境永續指數第一名的芬蘭、人口密度也相當高的日本，他們的五大面向，分數表現都相當平均，但是台灣的表現，卻相當不平衡。

　五大面向中，台灣的環境體系（system）排名為全世界最後一名。由於先天上台灣的人口密度高，加上資源匱乏，使得土地利用、生物多樣性、空氣品質、水質、水量等各項分數，表現都不佳。

　第二大項與人口密度對比的「環境負荷力（stress），台灣則是全世界倒數第三。這是衡量每單位個人使用的土地、所排放的二氧化硫、每公頃土地個人肥料、農藥消耗量、個人分配森林面積等。分數低與台灣人口密度高、產業發展密集、污染管制表現成效不佳等都相關。

　研究團隊也將同類型的人口密度高、環境負荷壓力也特別高的國家放在一起相比，以日本為首、台灣為尾，之間有義大利、印度、孟加拉、南韓等，雖然有的人口密度比台灣還高（如孟加拉），但環境表現仍然不錯。可見人口密度高，不一定可以當成表現不佳的藉口。

　原本嚴重的環境負荷壓力，加上颱風、土石流、地震所造成全球第一高的「環境引起的天災傷亡率」，讓台灣在第三大面向「人類受害程度」項目上分數也難看。排名世界第一百二十四名。

　面對惡劣的環境條件、人口壓力、國際孤立，台灣社會的回應能力算是表現最好的一個項目，排名二五。分數高與細項中衡量台灣政府的法規、執法、科學研究投資等細項，分數都表現不錯有關。但衡量到能源、與資源的使用效率時（eco efficiency），拿了嚴重的負分。

台灣的管理沒見到效果

　最後一大面向的「國際參管」，台灣也表現平平，排第九五名。這是因為台灣缺乏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因此在國際合作、降低全球溫室排放的承諾、對鄰近國家的環保承諾上，也都拿了負分。

　「我們都知道台灣在『國際參管』的項目上很吃虧，」耶魯大學的艾司提承認。

　「雖然台灣政府想要努力，但是顯然沒有見到效果，」艾司提在達弗市大排場的口號、宣言盛宴之後，安靜地說，「未來，私人部門（產業等）還需要更努力。」

　在新任行政院長謝長廷宣布上任同時，國際上給台灣丟了這樣難堪的困境。

　但環境永續指標的調查，並非完全沒有爭議，前幾年調查結果公布後，曾經引起許多國家的抗議。例如新加坡因為排名落後，新加坡政府曾經提出正式抗議，並表明自二○○二年起不再參加。

　三年前，南韓在同樣的排行上拿了全球倒數第八。為了雪恥，南韓環境部仔細研究排名落後的原因，不僅邀請「環境永續指數」研究團隊的代表到首爾（漢城）去跟政府、產業、民間團體、學術界的代表見面，哥倫比亞大學調查負責人馬克．拉瑞（Marc Levy），還因此去了韓國兩次。韓國更派兩名專家到美國學習「環境永續指數」製作的方法。

　之後，南韓政府也擬定一份策略計劃，目標就是改善南韓在幾項國際知名國際排名上的表現。其中針對「環境永續指數」排名所做的改善，就是針對水量、水質的改善，並且增加跟國際組織的合作。

　經過三年努力，南韓正向上提升到一二二名。中國則排名一三三。

　「全世界都希望參與一些比自己更偉大的事，因為我們擔心自己給下一代留下什麼記憶，這是我希望下一代記得我的方式，」在世界流行搖滾界已經呼風喚雨、移山倒海的Ｕ２主唱波諾，在「世界經濟論壇」的討論中指出，他反而更希望自己身後跟「改善非洲貧窮」之名掛在一起。

　政府除了拚經濟，拚民主外，也需要考慮把台灣環境全球倒數第二的污名，重新改寫。

當伊索匹亞的排名都勝過台灣時，台灣的環境警報已徹底響起。在「全球競爭力」排行中，今年台灣排名世界第四；對照倒數第二的「環境永續」成績，極端矛盾的指數讓人錯愕。台灣為何落後？面對難堪的數字，台灣應該如何翻身，給自己一條永續的道路？

　永續台灣」叫得響亮。但「世界經濟論壇」日前公布全球「環境永續指標」調查報告，卻把台灣的環境永續力評比為全球倒數第二，「連非洲的伊索匹亞都比台灣好，」這份已經在網路上無遠弗屆的調查報告，一大早就急壞環保署官員。

　台灣的情況非常弔詭。已成功建立富有形象的台灣，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排行中，今年台灣排世界第四，僅次於芬蘭、美國、與瑞典，堪稱是世界重要的經濟力量。

　「競爭力指標」（ＣＣＴ）的全球排名一向令國人感到驕傲。但今年首次將台灣列入排名的「環境永續性指標」（ＥＳＩ）的調查結果，卻讓民眾感到錯愕。台灣在經濟發展與環境品質間的強烈落差，值得此刻正忙於招兵點將的謝長廷新內閣進行更深層的思考。

　多年來，部份環境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某種對應法則，即所謂的「顧志耐曲線」。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葉欣誠說明「顧志耐曲線」，是環境經濟學中很重要的一條曲線，指的是當經濟發展到某個程度時，就會將資源轉移到環境問題上。即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和環境表現，通常會呈正向關係。

台灣積極爭取加入ＥＳＩ

　從二○○○年開始進行的ＥＳＩ，開始將全球的環境永續現況進行國家排比。不管是ＣＣＴ、還是ＥＳＩ，都被認為是重要的國際指標，兩個數據間也被認定具有一定關係，台灣在ＣＣＴ的排名已是世界領先地位，卻一直未能被列入ＥＳＩ的評比。

　部份台灣學者因此覺得這種情況相當可惜。葉欣誠等人基於學術研究立場，在二○○二年時，就曾在ＥＳＩ工作小組的協助下，自行計算台灣的ＥＳＩ分數，並進行排名。

　根據葉欣誠比對的結果，台灣在二○○一年一二二個國家中，排名第五八，連新加坡都在台灣之後；二○○二年一四三個國家中，排名第一一九名，即使第二年較差，仍然領先南韓的一三六名。台灣排名雖然落後，但在這兩年台灣均超越中國大陸與其他若干亞洲國家。

　當時「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祕書長劉銘龍根據葉欣誠的發現，曾經與葉欣誠合開記者會公布結果，呼籲台灣社會重視這項國際研究。劉銘龍說，在記者會召開前，他們曾經要求ＥＳＩ確認其中的數據資料，那時。ＥＳＩ對台灣就有印象。

　為了爭取與國際接軌，近幾年台灣學界、環保ＮＧＯ團體、相關政府官員，都一直嘗試與ＥＳＩ等相關學者聯繫，要求將台灣列入評比中。可能是因為各方的努力，今年台灣首度列入調查，在國家層次上並未受到矮化，不料卻出現「倒數第二」等令人發窘的調查結果。

水、土地、空氣落後國際

　行政院研考會主委葉俊榮目前亦擔任「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他分析今年ＥＳＩ的排名時談到，在被評比的五大面相中，台灣在「國際參管」的排名固然不好，但也有九十五名，「可見國際參管情況不佳，並非是台灣評比低的最主要原因，」葉俊榮認為是與水、土地、空氣有關等項目降低了台灣的分數。這是因為台灣先天存在許多經濟與社會壓力，使得環境壓力相對增大。

　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王俊秀亦是「民間永續發展促進會」召集人，他認為台灣排名落後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台灣有好幾個城市都市化太嚴重，許多措施常是治標而未治本，在政策做法上，本身就不永續。王俊秀說，環境永續也會受到政治影響。國內政治上不安定，幾年來政策跟著執政者變動，不可能永續，這對台灣的人民和土地都很不公平；兩岸不穩定也會導致部份民眾的「旅館心態」，這對環境保護影響都很大。

　而在細項部份，台灣因為人口密度高，分數都偏低。在「降低空氣污染」方面，計算標準是以每平方公里五人以上的「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硫氧化物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使用交通工具車輛數」來計算，在這個項目上，台灣是全球最後一名。

　歸納來看，台灣在「環境體系」大項排名最後一名，在「降低空氣污染」的細項上也是最後一名。同樣受到「京都議定書」關切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問題，在台灣愈來愈嚴重。

　「二氧化碳產生量一直跟著台灣的國民所得走，」台大環工所教授於幼華指出，二氧化碳問題非常嚴重，台灣一直做不到節約能源，企業界非常不環保，台灣許多企業都是耗能的產業，就連光鮮亮麗的電子新貴產業也是非常不環保，科學園區的上游都是重金屬工業。

　據統計，台灣從一九九○年到二○○三年，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大幅增加一倍有餘，每人平均排放量，從一九九○年的五．五七噸，成長到超過十一噸。台灣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已佔全球一％，名列世界第二二位。

　溫室氣體問題日益嚴重，但在部份台灣產業界，卻還瀰漫一種心態，認為台灣並非「京都議定書」會員國，因此可以不用理會這個國際公約，更讓台灣的環境永續亮起紅燈。最近代表台塑企業爭取雲林大煉鋼廠的集團顧問郭炎土就表示，「台灣不是會員國，人家根本不要我們加入，被劃在中國那邊更好，發展中國家反而配額更大。」

　也因為這樣，當身兼「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前行政院長游錫?在內閣總辭前，快速通過台塑集團在雲林的鋼鐵廠投資案，以及中油公司興建石化科技園區兩項重大投資案後，台灣的環境永續工程，也再一次受到重視。

　於幼華認為，台灣應該嚴肅面對國際評比的結果，台灣有許多政策長程來看都是不永續，台灣內部的環境指標系統同樣顯示遠離永續，「如果把台灣地下水、地層下陷都算進去，台灣一定是最後一名，」於幼華認為。

　不過也有專家質疑，ＥＳＩ的調查，研究架構本身就存有偏見。於幼華指出ＥＳＩ是一傾向西方價值的調查；葉欣誠在統計分析後發現，這項調查對地狹人稠的國家普遍不利，亞洲國家更是明顯偏低。以環境負荷來看，排名在前的都是人口很少、土地面積很大的國家，他們的土地負荷自然較低。

　王俊秀則指出東西文化差異的因素，他指出，西方觀點以密度低為適合人類的最佳狀態，但東方卻喜愛人口密度高的熱鬧生活，密度低反而對東方人的生活不利。

　「西方的密度研究在東方社會都是負面影響，用在西方就是正面，」王俊秀說。

數據統計與世界脫軌

　除此之外，台灣在數據資料的明顯不足，也是構成排名不佳的因素之一。行政院環保署科技顧問室顧問曹賜卿指出，總計在七十六項評分項目中，六十個細項有台灣的資料，有十六項ＥＳＩ未取得台灣方面的資料，因此有七項資料是由ＥＳＩ自行推估，但仍有九項還是沒有任何資料。

　曹賜卿說，「環境引起的天災傷亡率」這個細項，台灣因為資料空在那裡，結果就被打成一百四十六的最後一名。但脫離國際社會太久的台灣是否能夠提供正確且能與國際接軌的資料，也不免令人憂心。

　ＥＳＩ在報告中說明他們的資料主要來自「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等管道。劉銘龍說，他很擔心台灣到底能不能提出相對應的資料，因為這幾年國內資料在建立時，不論是單位與定義都忽略要與國際接軌，國際組織要尋找台灣的資料時，只好到「聯合國」、「世界銀行」去找。

　「台灣從未查證聯合國等資料是否正確，那些統計資料是對是錯並無人管，」劉銘龍說，現在必須講求國際化，台灣在這方面是明顯落後。

　對於這個問題，葉俊榮也深有同感。他指出，台灣或許在經濟類的資料已經做到國際化，但因為退出聯合國太久，其他很多統計資料均未能達到國際化，這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葉俊榮說，ＥＳＩ大量仰賴聯合國等資料，但聯合國內有許多是替代性資料，這些資料其實並未受到驗證。

　因此葉俊榮強調，「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將藉此機會，與環保署研究成立專責小組，並將仔細檢驗與比對聯合國的資料，以找出問題癥結所在。

　永續台灣，非一蹴可及，在此次排名倒數的震撼之後，更重要的是須反省永續台灣的實質意涵。

政府拖累企業,台灣價值打5折　現在應該閉嘴,幹活!

研究員◎許瓊文+賀先蕙+楊少強

打拚了一整年，衝出6％的成長率，台灣經濟今年幹得漂亮。然而，7年來最好的一年，卻得到最差的成績單──股市本益比創歷史新低、債信的評等展望由穩定轉為負向。為什麼？罪魁禍首指向龜步、搞錯方向的政府。

十二月十一日，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沒有人注意穹蒼中有何異象——那是古代君主做的事；相反的，整個台灣島上的大小城鎮，都在燈火輝煌中，熱切觀察現代的政治意向——選票——如何揭示當今政權的治亂更迭。

第六屆立委選舉選票一張張開出，象徵民進黨當選席次的一○一大樓一層層點亮；然而最後，陳水扁政權卻拿到一張令他跌破眼鏡的成績單——立委選舉，泛綠沒有過半。

泛綠沒過半，意外嗎？如果你循著一些數字，往裡探去，就不意外。

在外，連續四年獲選為「亞洲區最有影響力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在十一月三十日把台灣的評等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向」；在內，台北股市整體的本益比到了十月底，只剩下十一．七倍，較年初的二十六、二十七倍，整整腰斬了一半以上。

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不是將創下民國八十七年以來最好的一年，甚至預估超過六％嗎？

為什麼從國外專業評等機構的眼中看，卻是灰色的台灣？

標準普爾主權及國際公共融資評級分析師沙克斯(Philippe Sachs)的解釋是：一，台灣的結構性財政赤字擴大，已經使政府的財務靈活性轉弱。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趨於緊張。

評等展望，看待一個國家的償債未來性。台灣的評級雖然還在AA-，不過因為赤字與政治風險而被看壞了，也就是說，箭頭是向下的。一位大型金控董事長表示，台灣評等展望被調為負向之後，進來的外資立刻變少，國際銀行間美元拆款(美元資金調度)成本隔天就漲了○．○五個百分點。「拆帳成本上升，銀行一定轉嫁給企業。結果是企業的資金成本墊高，國際競爭力下降。」

成本墊高

年息能蓋兩棟台北一○一

影響有多大呢？根據中央銀行統計，截至今年十月為止，國內全體銀行的企業外幣貸款餘額為六百四十一億美元，大約新台幣兩兆多元。如果年利率全部墊高○．○五個百分點，每一年要平白多付出一千多億元利息。這筆錢，幾乎可以再蓋兩棟台北一○一大樓，或是興建信義、松山線兩條捷運。

這位金控董事長解釋，企業要在國際間發債、借款，都得依據企業的信用評等來定價。根據專業規範，國家評等一定高於個別企業評等，再好的企業，評等也不能高於國家。因此，當國家被調為負向，意味企業評等也會被調降。「國家競爭力下降，結果是企業價值打折，」他沉重地說。

「這個負向，好像是我們的主權出了什麼問題一樣，應該要嚴肅看待。」永豐餘集團、台北商銀董事長何壽川也不諱言指出，未來企業海外籌資已經變成負向了，因為國際的專業經理人一定要照著這個指標來操作。

「我們大概太幸運了吧！」台灣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林水仙指出，這個問題最近沒有特別被炒起來，主要是因為美元在大跌。利息上的損失可以從匯差上賺回來，所以問題的嚴重性被overshadow(遮蓋)了。

「但是我們不可能永遠這麼lucky。What is 政府doing，去預防被進一步降等？」林水仙指出，Ｓ＆Ｐ(標準普爾)很清楚的指出兩件事，一個是我們的政治風險，「我們有沒有去跟人家溝通，說我們不會有那樣的問題？」另外一個，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在惡化當中，雖然數字比日本好很多，「但是，你(政府)在導往一個錯誤的方向，你在做些什麼努力？」

股市跌掉三兆元

足以打消政府歷年債務

再看經濟的領先指標——股市表現，也會發現一個與今年經濟成長率完全悖離的現象——股市本益比創下歷史新低，從年初的二十六、二十七一路俯衝，到十月底，已經腰斬一半以上，只剩下十一．七。

利多不漲的背後，就像原本你可以賣一百元的東西，投資者只願意用一半的價格五十元來買你。究竟台灣的價值打折，問題出在哪裡？

原因，還是出在政治。今年台灣股市最高點出現在總統大選前，三月五日的七一三五點，到了八月五日最低點五二五五點，整整五個月間，台灣股市市值從十五兆多一路盤跌到十二兆，跌掉三兆多元。

這筆流失的鉅款，足以再打造三個像新竹科學園區(竹科三百九十三家廠商實收資本額共約九千九百餘億元)一樣規模的未來明星科技產業；若是拿來償債，也大致可以打消政府歷年所累積的債務餘額(但不包含國內信託基金債務、自償性公債等隱藏性債務)，如果送給大家，甚至足以讓全體國民把欠銀行的房貸統統還清。

「股市全面下跌，本益比偏低，表示存在一個『系統風險』，」擁有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的政大財務管理系副教授吳啟銘表示，這其中固然有公司治理不佳、員工分紅問題沒有解決、台灣看不到下一個明星產業等經濟面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問題。「未來不明朗，企業還在停聽看，」他說，像台積電、聯電閒置資金太多，不投資就沒有成長，本益比自然不會高。「本益比十一，幾乎是零成長的概念，也就是股市對企業未來沒有任何成長的預期。」

明星產業折翼

低本益比逼面板廠出走

和評等展望被調為負向一樣，本益比偏低，也對台灣產業籌資成本造成重大影響，尤其是非常依賴外部資金的面板業者。

例如友達今年六月在美國發行三千萬單位的存託憑證，原本市場預期定價起碼比國內股價溢價一○％，結果沒想到最後只溢價一．四七％，而且比友達已經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ＡＤＲ要折價四‧六四％。H股價來說，比較十二月十二日的收盤價，友達ＡＤＲ硬是比ＬＧ飛利浦低了一九％。

「台灣未來最有希望的明星產業將會在這一波受到最大傷害。」吳啟銘表示，情況再不改善，將會逼得他們出走，到海外掛牌。

股市低迷，證券業也是受害者。一位不願具名的大型券商總經理抬起頭看著電視牆上的指數變化，中午十二點半了，才三百多億元的成交量，無奈地搖頭說，現在成交量差很多，不靠新產品、期貨、選擇權，根本活不過來。「靠舊的攏翹去(都死去)：自營，翹去；經紀部門，翹去。越大的team越翹啊！」他嘆氣：「全世界資本市場都在創新高，只有我們在低本益比。怎麼辦？」

政府拖累台灣企業，其實是早已存在的事實，只是過去都隱藏在整體國家競爭力之後，執政者刻意報喜不報憂，因此沒有被廣泛注意而已。(見第一百二十頁表一)

政治穩定排名

落後中國大陸、俄羅斯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ＩＭＤ公布的「二○○四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台灣的商業效能排名全球第七，是所有子項目當中最為出色的指標。台灣在專利生產力(全球第一)、信用卡持有率(全球第一)、高科技出口表現(全球第五)，企業適應力及企業家精神等多項競爭力指標，排名都晉升全球前十大之內，充分展現民間的競爭實力。

但是政府效能卻相形失色，在接受評比的六十個國家與經濟體中，排名第十八。以政治穩定性為例，台灣在二○○○年的排名為第四十名，二○○四年卻退步到五十四名，落後於俄羅斯甚至中國大陸(第四十七名)。政黨對決導致的社會撕裂，也使我國在「社會凝聚力」這項，落居在第四十九名(中國大陸列在第十九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Forum, WEF)二○○三年十月底公布國家成長競爭力排名，台灣在一百零二個國家中排名第五。強項大都在民間的科技部門，例如，手機的使用排名第一、專利效用排名第三、薪資和生產力排名第四……。

台灣的弱項，則大都是公共部門：政府財政收支排名為世界第七十九、銀行的健全性排名第七十三、經濟展望排名為第五十七、司法體系的效率排名第四十六、媒體自由的排名第四十四、政府降低貧富差距的努力排名第三十九、司法獨立性排名為第三十七……。從這些名次可以明確看出，台灣的成長競爭力受到政府拖累，否則整體排名還會更高。

對此問題，部分學者認為責任不全在政府。「國家方向都沒有共識，如何解決政府效能的問題？」專長政治經濟學的台大政治系教授蕭全政認為，台灣政治問題不在技術，而在結構。「政、經結構改變需要時間來『橋』，需要耐性，」因此他認為，「過去幾年在空轉、內耗」的說法，不盡公允。「這個階段，經濟沒有倒退就已經不錯了。」

台灣被孤立了

沒有國家敢跟我們作朋友

為了台灣的主體性，或許台灣人民願意在總統大選時給李登輝與陳水扁多次機會，讓國民所得趴在地上十年不動也在所不惜(見圖二)。然而這次立委選舉結果顯示，中間選民的「台灣主體意識」，還沒有演進到願意為此把自己推到戰爭的剃刀邊緣。

民進黨立委林濁水選後就檢討說，(國營事業與外館)正名、(更改國文與歷史)教科書、黨徽、國徽問題，民進黨老是要硬幹，結果一直將好球做給對方打，同時也流失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要的是什麼？

過去一向支持民進黨的澄社，今年七月十一日發表二萬五千字的「檢驗民進黨執政四年改革成效」報告，對民進黨政府提出罕見的嚴厲批判。報告中指出，扁政府過去在教育、金融、媒體、憲政、社會福利、兩岸經貿、生態環保等七大改革「都交了白卷」，甚至成為改革的阻力。

內政如此，對外的國際關係更令企業界憂心。

一位大型券商總經理表示，前陣子他去泰國參加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舉辦的國際CEO Dialogue(對話)。有人問李光耀，李顯龍訪台遭中共抵制事件，對你的影響如何？

李光耀回答：國家之間，還有利益的底線，那底線若被觸到，其他的利益是可以通通推翻的。

中共就是這樣。這個底線你一碰到，再好的朋友也不原諒你。他突然很清楚瞭解到這個。

聽到李光耀的說法，這位券商總經理很無奈地說，「每個國家都怕碰這個底線，所以我們被孤立了，沒有國家敢跟我們作朋友了。」

漠視中國崛起

等同自斷國際價值鏈

「台灣內部有西瓜效應，在國際也有，那叫『贏家通吃』。」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江岷欽說。

看在企業家的眼中，「東協這次會議，不『上車』的人，以後就會很糟糕了。」何壽川觀察到，「所以大家都爭著要去照相，印度啊、紐澳啊，你可以看到，主角是中國大陸，他幾乎是dominate(主宰一切)，鏡頭的焦點，都在他身上。」

何壽川認為，標準普爾把台灣展望調為負向，就是一種反映，「表示你沒有辦法在區域中，play一個真正經濟體的角色，這對台灣企業是很不公平的。」他說，台灣傳統的產業，都已經做到一定的規模了，要繼續發展，一定要走出去，「在區域性的經濟裡，我們要做什麼？你連在區域都不能扮演，你怎麼扮演global的角色？」

吳啟銘也指出，在這一波全球股市的輪動中，台灣股市沒有跟著漲上去，可能意味著台灣在國際分工當中沒有占到一席之地。

跟國際股市比起來，台股的漲幅落後太多，美股今年大約漲七％，匯率和台灣同樣升值的日本及南韓股市，今年來漲幅分別為一三％及八．九％，只有台股指數在年初的原點附近徘徊，市場主流的電子股指數更出現一成以上的跌幅。「這是不是意味台灣在國際分工的價值鏈上，已經被脫了鉤？」

漠視中國崛起，拒絕國際區域化趨勢，使台灣與國際脫鉤，也致使民進黨這次立委選戰與多數民意脫鉤。

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曾有名言：「人類若是天使，則政府無存在之理由；天使若統治人類，則政府無制衡之必要。政府的組成，是以人類統治人類，一方面需要有能力統治人民，他方面要求政府能夠自我節制，這是民主的困境所在。」

政治、意識形態、價值對決！數字告訴我們，現實告訴我們，未來也在警告我們，這個國家因為政治付出龐大的代價。夠了！該是閉上嘴巴，捲起袖子，幹活的時候了。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當時，台塑集團的總營收只有新台幣5000億元左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總營收增加一倍，挑戰兆元大關。反觀新政府執政以來，台灣經濟平均只成長了2.6%，2001年甚至首次出現負成長。

年屆九十的王永慶帶領五十年的台塑老企業，屢創集團營收新高。

    而曾經是四小龍之首的台灣，卻在執政四年的新政府帶領下，成長落居四小龍之尾，面臨產業空洞化。

    走過半世紀的台塑王國，就像台灣經濟成長的翻版，台塑曾經因為台灣的成長而壯大，但現在台灣的成長卻落在台塑之後。

    王永慶的台塑能，為什麼新政府不能？

三十年前開始的六輕

    早在五十年前，政府利用美援扶植國內產業，取代進口產品的時期，王永慶就展現出獨到的遠見，接手永豐餘第一代創辦人何義不敢要的PVC（聚氯乙烯）。

    此後，王永慶幾乎掌握了台灣戰後每個轉型的契機，不但推動所屬企業新的發展層次，同時也提升了台灣的競爭力，精準的眼光不下於任何一任的財經首長。

    1965年美援停止，在此之前，政府開始採取鼓勵出口政策，取消外匯管制、把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由24.78元貶為40元。王永慶立即在1965年成立石化三次加工的台化公司，生產紡織所需的化纖，搶搭紡織出口的列車。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化原料價格暴漲，王永慶即向政府爭取設立輕油裂解廠，穩定原料供應。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政府仍遲遲不肯批准裂解廠建廠，為就近取得便宜且充足的原料，王永慶開始在海外，特別是石化大國──美國併購原料廠，展開台塑全球布局的腳步。

    1979年政府擬訂「十年經建計畫」，開始發展資訊產業。但在科技產業上，王永慶走得謹慎，直到1984才投入印刷電路板，這還是衡量南亞已經具備生產特殊玻璃纖維的能力，才進一步發展銅箔基板。

    新政府推動生技產業，台塑生醫則在2003年10月成軍，主攻健康食品和化妝品，這也是台塑首度直接面對消費者。台塑生醫的誕生為王永慶的石化王國，搭起一條通往品牌行銷的橋樑。

    從台塑成長的歷程，可以看到領導人的遠見對組織轉型壯大的重要性。例如，當六輕建廠時，南韓石化上游產品乙烯的年產量已經擴充到五百萬公噸。2001年，當六輕完工時，大陸正在推動第十個五年計畫，針對關鍵的化纖原料，大規模擴產，產量由四百八十六萬公噸增加到2004年的一千三百八十萬公噸。

    僅僅四年的時間，王永慶的遠見和決斷力讓台塑營收成長由5000億元倍增到近兆元，同時也讓台灣保持競爭優勢。

    由於六輕及麥寮汽電共生廠加入油品供應及發電，即使台灣99％以上的能源倚賴進口，即使核四遲遲無法完工，台灣油電價格在亞洲都偏低。

    台塑的影響力不只展現在石化本業。1976年長庚醫院創立之初，台灣醫療設施嚴重不足，平均每萬人僅有十七張病床，遠不及現代化國家的每萬人四十張病床。在擁有七千五百張病床的長庚醫院加入後，2003年台灣每萬人病床數增至六十張以上。

    當國內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超過7％時，2001年初，台塑集團創設慢性病醫院、護理之家，並籌設養生村照顧老年人。

    相較王永慶的步步為營、有計畫地擴張版圖，忙於選舉的新政府似乎提不出台灣前景的藍圖。

忙於選舉的政府

    前中鋼董事長趙耀東雖然退休多年，但仍非常關心台灣經濟前景，經常要求幕僚蒐集現任財經首長的言論，希望從中瞭解政府施政的願景。

    但令趙耀東失望的是：「看不到任何願景。」他認為，「沒有願景」是台灣當前最嚴重的問題。

    從政府遷台後就一直參與重大財經決策的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形容當時的文官，是「負責任，有擔當，凡事不推諉；工作務實，絕不好高騖遠；辦事講求效率，絕不拖泥帶水。」

    美援在1965年7月停止，但1959年底，政府已訂定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並在1960年9月通過「獎勵投資條例」。隨後台灣經濟轉型，但政府早在1966年就創設全球首例的「加工出口區」；1979年研擬科技發展方案，隨後陸續建立新竹科學園區、工研院，推動科技產業發展。早在二十多年前，政府就已經打下高科技產業的基礎。

    葉萬安遺憾地指出，新政府未能及時決策，政策搖擺不定，引發社會不安，主要就是新政府不尊重基層公務員，一上台，就批評事務官不合作，重挫文官士氣。「核四、整頓農業金融的中斷，也顯得新政府缺乏魄力，」葉萬安說。

    新政府執政以來債台高築，中央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4.5％，快速攀升到2003年的31.3％。而錙銖必較的台塑卻是一步一腳印，從「成本控管」中，累積凝聚出它的核心競爭力。

    曾經在美國管理台塑ＪＭ塑膠管公司的淡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定國指出，王永慶講的成本控管是「剝五層皮」。不只是泛泛計算公司的成長和營收，而是層層深入分析，連生產一磅塑膠管要幾分錢的電費、水費、工資，都一一計算出來。

全台最打拚的企業家

    以1980年代初接管的美國ＪＭ塑膠管公司為例，原來每磅塑膠管製造成本13美分，公司一年虧1500萬美元；台塑接手第一年，成本降到一磅8美分，就賺500萬美元，第二年降到5美分，更是賺進1300萬美元。

    台塑並且把成本控管落實到工程發包程序，日後行政院公共工程統一發包中心，就是參考台塑範本。

    陳定國強調，台塑的成本控管是因為王永慶以身作則，才真正貫徹。

    他回憶指出，王永慶在與人談話時，習慣拿前一個人給他的名片當便條，記錄對方講話的內容，以節省紙張。

    即使大家所熟知的王永慶毛巾操，其中也有王永慶的成本控管進化論。

    王永慶最初是靠打高球、游泳來練身體，但覺得太浪費時間，就改為跑步和毛巾操。後來，陳定國半開玩笑地向王永慶說，他從佛學大師南懷瑾那裡學來一套甩手操，連毛巾都可以省下來。沒想到，王永慶竟然就改學甩手和打坐，真的「連毛巾都省下來」。

    忙了七十多年的王永慶現在還是台灣最打拚的人。夫人李寶珠說，他們家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有人醒著」，因為王永慶每天清晨十二點半就起床運動。

    和桐集團董事長陳武雄說，王永慶是他最佩服的台灣企業家，就是因為他是台灣最打拚的企業家。

政客與經理人的區別

    陳武雄回憶二十年前有一回和王永慶談事情，告了一段落，王永慶就起身離開，留下幕僚與他繼續談，隔了一段時間，王永慶再回到房間，先詢問幕僚談話的進度，然後接著再談。陳武雄發現，同一時間，王永慶是分別和七、八個不同的人談事情。

    如今，將屆九十高齡的王永慶仍然往返兩岸，不只蓋醫院、電廠、碼頭，甚至還打算開煤礦。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政客和經理人的不同，是政客可以不顧對選民的承諾，當選後的行為可以和承諾不一致。經理人則必須兼顧現在和未來，不能只顧眼前績效，而讓公司後繼無力。

    從企業管理看政府行政，杜拉克痛批曾經帶領美國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羅斯福總統是個「非常糟糕的行政官員」，因為他的決策「並沒有以顧客願意負擔的價格，供應顧客需要的商品和服務。」

    曾經公開說「王永慶可以當經濟部長」的前監察院長王作榮也提到，王永慶並沒有把「愛台灣」掛在嘴上，而是實實在在地生根台灣，理性經營；台灣領導人李登輝、陳水扁的腦筋卻沒有用在發展經濟上，而是花在政治鬥爭上。

    人民就是國家的顧客，老是說「人民是頭家」的新政府，是否應該向王永慶這種經理人學習呢？

【１】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裡，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裡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裡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黨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２】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裡？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裡，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凌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３】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盡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４】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裡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事件今昔

「六四」轉眼已十五個年頭，那駭人的一幕幕始終揮之不去，但友人告訴我︰今天北京城內已換了場景，當年坦克集結的公主墳變了容貌，群眾濺血的南池子上了新妝，至於天安門廣場上則舖了如茵的綠草，襯托著前方歷經七百年興衰卻不動如山的紫禁城。

不過，天安門事件的受難家屬仍持續向海外寫信控訴，去年因為公開SARS疫情受到海內外敬重的蔣永彥醫師，則不斷呼籲為「六四」平反。當年陪同趙紫陽到廣場探視學生的溫家寶，如今已貴為總理。雖然他重申中共中央已對「六四」做出結論，不過語氣神色已由其先前的肅殺轉為安撫。至於李鵬，原本在回憶錄中重提此事，以澄清自己的歷史角色，但此書遭中共中央阻止出版。六月一日，中共外交部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為「六四」定位，雖然不再像九十年代直呼「六四」為「反革命暴動」，但實質上仍然沒有真正的反省。

 兩岸民主對話的必要

十五年來，英九每年必定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今天，希望藉這個機會與大陸愛好民主的朋友們進行對話。首先，我們在台灣看得很清楚，你們幾乎都走過充滿烏托邦激情的青春歲月，不斷摔跤，又不斷追尋。直到今天，你們仍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批判眼前的政治迫害，包括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對言論自由的箝制，最近被判五年徒刑的旅美民運人士楊建利，就是顯例。你們也提出開放各級公職人員普選的主張，同情香港人民的民主要求，並且為台灣可貴的民主經驗辯護，認為那為全體中國人帶來了希望。此外，我們也認識到，今天大陸主流知識分子的民主見解已經超越了過去，體會到單憑更替上層建築（如憲法和權力結構）是無法實現民主的，民主的本質是包容異見的生活方式，是需要政治人物長期正面示範才能養成的生活方式。最近大陸學界興起了一場辯論，究竟是魯迅的疾風暴雨還是胡適的春風化雨更能真正去除民族的陋習，更能符合善良心性的長期培養？因此多數知識分子主張︰大陸民主化固然百廢待舉，現階段應先推動法治建設才有助於長遠民主政治的實現，也才是務實的作法。

 台灣民主的成敗經驗

在此，英九也願回顧台灣的民主經驗。台灣在定期選舉、新聞自由與政黨輪替方面上，確實比大陸先走了一大步，但是這一次總統選舉卻暴露了許多的問題︰民眾情感被撕裂、行政中立被扭曲、在上者視法律為無物等等。事實上，我們已經聽說，台灣這次大選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民主憧憬是一大打擊，不少人信心動搖了。在台灣，我們當然失望，但不絕望；我們當然灰心，但不死心。所以，我們要說，請你們不要動搖，因為台灣還保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對民主仍有絕對的信心，對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酖司法酖也還有高度的期待。我們正認真檢討到底問題出在那裡？在過去好幾次選舉中，英九被對手高分貝地罵成「新賣台集團的棋子」或「香港腳走香港路」，彷彿頸上被掛了牌子拖到群眾面前批鬥，批鬥者同時又嘶喊著「自由」與「人權」（最近又加上「深化民主」）。當時只覺得那是對手個人的失言，不過當這一次同樣的嘶喊鋪天蓋地而來時，英九有了更深的體會。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文化竟然輕易地被煽動憎怨的口號所擊敗，以致沒有能力在殺氣騰騰的民粹操弄中看見威權的再現。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它發生，卻沒有能力阻止。我們必須反省：是否因為在野陣營在國家願景與民主論述上並未提供更好的選擇，而在面對嘶殺聲時無力反制？  

權力制衡的必要

這裡，英九要先為目前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講一些公道話。民進黨從在野時代的「黨外」起，確有許多為民主理想奮鬥犧牲的志士仁人，從受到誤解扭曲到受到尊重信賴，從而取得了今天的執政地位。不過我們也要強調，早年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也曾都有為了自由的信念獻出生命的前輩，不過執政後卻也都曾出現嚴重走樣的現象。這意味著，真正的民主檢驗不僅在於在野時期的奮鬥資歷，更在於取得權力之後對待異己的態度。歷史上，國、共兩黨都曾把政治對手當敵人甚至叛徒看待，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共當局迄今猶未改變。令人詫異的是，最近台灣的執政者似乎也嘗試跟進：大選後一週在街頭抗議選舉不公與真相不明的合法集會，竟被說成是「七日流產政變」，就是一個令人警惕的信號。這便有賴於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制衡，這個機制的哲學設定在對權力的不信任，任何當權者不管有何等輝煌的過去，都被自動當成潛在的濫權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與監督。正因為缺乏有力的制衡，我們才會看一些曾為民主奮鬥人士在取得權力後往往出現向人民討債的傲慢，並萌生一切歷史從他開始的飄飄然，從而想自己量身制訂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人類近代史中，所有的獨裁者最早幾乎都是清新的改革者，?o個變化有著類似的過程。所以強化對當權者的制衡與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法治建設首先就是在要求政府的施政必需恪守憲法與法律，政府帶頭違法等於是鼓勵民眾玩法，這正是今後台灣在野人士自我警惕的監督目標。近年來我們還學習到，制衡與法治不能建立在仇視和對立上，因為那會破壞基本的理性與責任，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困境，反在客觀上助長玩法濫權所需要的情緒操弄，造成反效果。

 民主是競爭 不是鬥爭

這便是我們清楚的信念︰雖然民進黨心口不一的兩岸政策，是台海安定重大變數，但民進黨並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在民主跑道道上平行競爭的夥伴。未來四年，台灣可能面臨憲政體制的重大變動，我們並不畏懼這樣的挑戰；相反地，我們將做好必要的準備，在歷史傳承、民主內涵、本土價值、文化認同、憲法精神與政治現實等所有領域上，與民進黨進行重要的辯論。我們將努力在理論與實踐上提供正面的價值，既不著眼於選票，也無關辯贏辯輸的問題，而是透過一場又一場高素質的辯論過程，建立台灣公共政策辯論的理性文化。英九相信，一個具備理性、法治、責任等素質的民主台灣是絕不可能閉塞自己的心靈，絕不可能把自己帶入險境的。  

兩岸民主的前提是和平

此外，我們也將以同一個標準來面對海峽兩岸關係，我們期待與大陸的朋友在歷史、現實等課題上進行對話，我們雙方雖存有歧見，但仍應共同促進兩岸的民主與和平。最近香港直選特首的提案被否決，使得中共原先對港人的承諾跳票，也使得原先就違反台灣人民意願的「一國兩制」，更失去了最後一點說服力。在此，英九要鄭重呼籲，大家對民主還是要有信心；同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請你們都不要支持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因為戰爭只會激發人性最醜陋的一面，招來見獵心喜的野心家，留下無法彌合的傷口；相反地，我們可以共同扭轉局面，各自進行長期的民主建設，讓後代子孫感念我們，而不是責備我們。

「六四」終將平反

最後，在「六四」十五週年的今天，英九堅信「六四」未來終將獲得平反，因為沒有一位當政者願意或者能夠背負血腥鎮壓的沈重包袱（十多年來，國民黨政府誠心平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案件與「美麗島事件」的努力，可供參考）；相反地，為「六四」平反將成為重要權力的來源，因此只要權力生態具備，「六四」就有了平反的條件。然而這正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身為民主的象徵，「六四」絕對不能只是「權力的來源」，我們在確立人權價值的同時，也將與你們共同追求長治久安的民主文化。近年大陸有「和平崛起」的主張，英九以為「崛起」並不必然代表受人尊敬，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生命力來自於讓人欣賞喜歡，而不是讓人害怕厭惡。「和平民主」才將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成就，也才是兩岸趨同的歷史選擇。

細細拜讀了龍應台女士的大作「超越台灣主義」（五月七日人間副刊），真是感觸良多。最深的感觸是，誤解比了解多得很多。我很感激「人間」願意提供版面，允容像我這樣的意見，可以在這個溝通平台上，與每個不一樣的思維與心靈交流。也許激起不同的看法與反應，但是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出發點，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深愛我們的國家與土地──無論你是支持藍或綠。也是基於這一點，我深深感謝龍應台女士的賜教。但是，因為龍女士對本人的文章「創造文化想像」，或者本土論述的誤解很多，容我進一步說明，就教龍女士與讀者。

的確，誠如龍女士所言，錯綜的歷史與複雜的情感，很難以簡單的公式定之。過於理性的論述，也同樣無法處理人們非理性或纖細情感的一面。如果從比較人性與生活的面向走入，或許才能看清，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或者多近。想像中的差距，只是存在於想像，抑或是事實；想像中的差距，在文字與心靈的碰撞過程中，會更巨大還是更縮短，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想很想與你對話。

其實，我並不是民進黨人。我的文化論述只代表我自己，或者部分與我有同樣想法的人，並不代表民進黨。我不同意你將我的論述當作是民進黨的文化論述。不過你文中對於「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的反駁論述方式，實在過於簡化，讓我覺得有受傷的感覺，所以必須再次說清楚。

中國文化烙印年輕歲月

歷史不是死的東西。我們經歷其中，生活其中。每個歷史年代，每個時代氛圍，都曾經佔據或深深影響了我們的生命。回頭看剛剛走過的二十世紀，尤其是後半個世紀，對我們而言，那不只是歷史，那可是我們的青春歲月，是我們的悲歡年華，是我們無法抹去的記憶啊。

作為一個長期受國民黨黨化教育薰陶長大的人，作為一個曾經聽到「龍的傳人」歌曲都會掉眼淚的人，作為一個讀到余光中的詩句「究竟你從哪一個朝代走來」都會深深動容的人，龍女士也許可以了解，中國文化想像，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影響有多深。這些，都是我年輕時代的烙印。我依然記得，聽到那首歌與讀到那些詩句時，空氣中的味道，以及當時心情的波動；我也依然記得，當我們國家宣布退出聯合國時，我激動的在校園裡東奔西走，找尋每一個可能的音訊與消息。

如今，這些東西會因為我的台灣意識的成長而一筆勾銷嗎？當然不可能。那些曾經觸動我心靈的養分，也是形成現在的我的因子，我怎能就此抹去？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只是，就只是生命走到了某一天，二十六歲的某一天，我決定要把心中「夢幻的中國」輕輕的放下，開始一步一腳印的去接觸和了解，腳下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這個決定，也因此影響了我後二十年的人生。

然而，我並不是從事政治運動而開始改變想法的。二十六歲那年，我在朋友的帶領與鼓勵下，開始攀走台灣的高山與山地部落。走得愈多了解愈深，我的心裡愈虛弱。我不能原諒自己，對於腳下土地與山水幾近無知的知識；我不能原諒自己，傷懷中國文化卻對原住民文化和他們生活困境的漠視。

我並不想談太多自己的故事。我只是想藉著自己的故事告訴龍女士，我們應該屬於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走過相同的黨化教育與時代背景，只是因為個人因緣際會的不同，我走進了黨外運動甚至後來的民主運動。這些機遇，使我比較有機會接近與了解民進黨的人士與其思維。

台灣意識不等於排斥中國文化

大部分的民進黨人士，確實比較有批判性與反省能力。只不過，在與國民黨的權力糾葛與政治鬥爭過程中，他們絕大多數的才華與精力，都耗費在政治權力的較勁和國家體制的辯證、建構上，使得他們對於文化議題的關注與論述，顯得比較貧瘠與空泛。簡單式的政治口號，往往容易操作與動員，但是口號的後遺症和後作用力，也會使他們自己受傷。當然，更無法處理潛藏於人民內在的複雜情感與不安。我想，這是民進黨政府以後應該去努力的部分。

不過，我所認識大多數有濃烈台灣意識與本土情感的人（比較有反省意識者），是沒有省籍情結或者強烈排斥中國文化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或排斥，其實是因人而異。如果，文化代表的是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其實在台灣，中國文化已經深深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肌理之中，成為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以我的夫婿辜寬敏為例，在家裡，我們使用的語言也是國語閩南語並用。書房裡他的藏書，又以中國古典漢書（日文著作）居多，對於中國古典的掌握，他也遠遠超過我。曾經陪伴他多年的床頭書，也是他最喜歡的著作，就是「老莊思想」。此外，無論走到世界各地海角天涯，旅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汲汲尋找中國料理店。當有機會我在海外的國際宴會場合上，代表國家穿上旗袍時，外子與我都認為，旗袍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服。外子強烈的台獨思想，並不影響他對於中國文化中比較美好部分的了解、認知與欣賞。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實況。

我想我們比較在乎的是，在建構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中，我們非常擔憂國家認同的錯亂、擔憂「中國人」與「台灣人」的錯綜糾葛、擔憂公民認同與血緣認同的混淆，最終會影響我們的人民，對於國家主權定位的判斷與認知；尤其，對岸的中共政權又對我們國家懷有領土的野心。這些不安，同樣會讓我們感覺，國家認同的異中求同與整合共識，已經有燃眉之急。

但是，我也深深了解，島內仍然有許多人，對於「中國與中國人」的複雜情感，並不能輕易的一刀兩斷。有些人是生長於中國大陸，有些人則深受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這些日積月累的纖細情感，已經進入到生活層次與文化紋理中，絕對無法以割腕斷臂的方式絕決處理。

本土化並不是去中國化

二○○○年五月初，我與外子隨訪問團前往華盛頓。抵達當晚，有三百多位的台僑設宴款待我們一行人。晚宴進行期間，我偷偷觀察在座的每位僑胞，他們張大熱切的雙眼，仔細聆聽訪問團成員所帶來故鄉台灣的消息。凝望那一張張熱情的臉龐，我深受感動，可是卻有另一個聲音，在心裡悄悄升起。回到旅館後，我才告訴外子內心的感觸。我說：「當我看到這些台美人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可是心中所思所念的，依舊是故鄉台灣的一切，這讓我想起在台灣的第一代外省人。將心比心，我們應該要更體諒和了解，他們對於故鄉中國的懷念與情感。」外子點點頭深表同感。

許多民進黨友人，在建構台灣成為主權國家的過程中，的確有太多的政治論述、太少的文化關懷與思索。使得許多政治改革工程的推動，被簡化或誤認為是連根拔除的去文化工程。所謂「去中國化」就是一個被過度簡化誤用的例子。

我想，「去中國化」是政治人物所使用的簡化語言（無論正反雙方），那是搶奪政治資源和版圖時，所創造出來的政治辭彙。中國文化，已經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恆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連根拔起的。我也不認為，所謂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本意就是「去中國化」；更精確的說，應該是讓台灣「正常化」。

核心價值是永遠的追求

對於龍女士將我的文化論述，以簡單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感情＝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來理解，我覺得非常遺憾。龍女士一向痛恨別人以簡單的口號來壓迫或曲解你，可是，你不也正在使用同樣簡單的公式與邏輯思考來曲解別人嗎？

檢驗一個人是否「民主或反民主」，不能以血緣、文化來界定，我想，這是民主的ABC，也是基本文化素養；我也不認為，「愛台灣」可以量化為政治正確的度量計或電擊棒。對於過於簡化使用的「政治語言」，我同樣深惡痛絕。

至於龍女士所擔憂，「如果台灣主體性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對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治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是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我想，這是對追求台灣主體性的人的嚴重誤解。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面對選後總統府前的抗爭行動，另外一半的綠營支持者，選擇克制情緒壓抑情感，自始至終絕不走上街頭。這難道不是因為這些人珍惜疼愛台灣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以壓抑自己人性中的忿怒不平，來捍衛這些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

波蘭裔籍的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曾說：「沒有共同體的自由，是瘋狂；沒有自由的共同體，是奴隸。」對於雲遊四海、世界為家的高級知識分子而言，並不一定需要國家認同的共同體。但是對於一般常民百姓，他們是需要熟悉的空間或國家共同體，讓他們可以擁有安身立命的棲所。然而，在形塑共同體的過程中，的確要容許更大的想像自由，包括找尋與確立核心價值的想像自由。這個核心價值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更廣泛的共同體的。

往牆上敲出第一擊

至於，台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的壯大，其實是台灣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個愈民主化的國家，一定會愈在地化與本土化。社區意識與公民意識的逐步抬頭，會促使在地人開始重視與建構自己的在地文化，當然就會進一步牽動本土意識的強化。現在，我們全國各個執政縣市，拚命在創造自己在地的文化特色，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當龍女士指責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具壓迫性時，你可曾記得，五十年來國語與中國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強勢與優越？你可曾記得，我們小時候因為說台語或客語而被罰錢的受挫經驗？你可曾記得，大學時代操南部口音講一口台灣國語的男生，如何受到女生的鄙視與看輕？這些點點滴滴，都是我們的成長烙印與記憶。為什麼台灣意識的強化，就一定會成為「福佬沙文主義」與壓迫中國文化？五十多年強勢的中國文化在台灣，難道不也是一種「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過度簡化的語言或邏輯推論，可能會對他人造成誤解或傷害。我想，這是我們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應該深深警惕的。

福佬族群或客家、原住民族群，對於本身文化語言的長期失落，以及近幾年來的重拾信心，是經過漫長時間的尋覓、煎熬與等待，其間的心酸、驚恐與掙扎，實在難以言喻。如果龍女士不能以平等心與同理心去了解和體會，也許會讓我錯以為，龍女士所擔心失去的，恐怕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一種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希望，這只是我的誤解。

所有的誤解，都起因於不了解。所有的偏見，也可能因為築起了高高的心牆，不進入別人、也不容許別人進入。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曾說：「恐懼是一道牆，沉默也是一道牆。可是當我們往牆上敲出第一擊，一切將有所不同。一旦牆被貫穿，他的陰影就不再那麼可怕了。」溝通與交流，是往牆上敲下的第一擊。我也深信，一旦牆被貫穿，一切將有所不同。

誤解，也可以是了解的開始。文化想像也許有誤差。想超越偏見與誤解，是寫這篇文章的想像緣起。一切的起心動念，只因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只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無論你支持藍或綠。

養豬戶的女兒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魚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做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所親近的世界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簡單的公式簡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書長王美琇女士用「兩種文化想像」來解釋台灣目前的社會分裂來由（「人間」副刊幾月幾日）：一種是「蔣氏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我是中國人。」另一種就是「從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灣之所以發展出民主，就是由後面「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體想像，與長期黨外政治運動相結合，而迸發出推動台灣向前邁進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礙這種能量向前邁進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蔣家政權官方」操弄所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想像共同體」。

    既然民主的障礙來自「中華民族的文化想像」，作者認為，「要消除台灣內部盤根錯節的族群問題，以及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共同體』，並且盡一切努力去創造何謂『台灣人』（當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像。」

    這是一個線條分明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未來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這條方程式刪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會」了。這幾乎就是近數年來民進黨執政的思維主軸。再度獲得執政權，民進黨人已經提出要以文化論述來「形塑」台灣文化，這個公式因此值得我們探討。

    公式總是有幾分道裡的，但是容易失之簡單，套在錯綜的歷史和複雜的情感上，就會簡化了真相。譬如說，所有對中華文化或民族有所認同的，都是國民黨愚民的結果嗎？不見得。台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幾百年期間，漢文私塾和詩社就很發達，異族統治時，「中華民族」情緒更是一觸即發。讀一讀熱愛台灣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據時代的詩吧：「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流過幾千年在我的血液裡……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喊叫／還我們祖國呀！」或者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家國興亡有遺恨／子孫不肖負前功。」

    很多人，或許在歷史的演變中拋棄了這種認同，但是也有許多人保留了這種認同，可能由於「蔣氏政權」的洗腦，但也可能由於他喜歡唐詩宋詞，因為他嚮往大山大水，因為他對傳統戲曲情有獨鍾。就好像今天對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見得都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腦一樣，文化情感是極其複雜的東西。那麼不管什麼原因保留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視為違背「台灣主體性」，被排除在台灣的烏托邦之外呢？茄萣鄉的漁民、老兵、原住民、大陳婆婆、鄉下警察，因為歷史經驗不同，心中的「文化想像」可能有層層紋路齒牙交錯，他們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權利做自己的堅持呢？誰又有資格去規定他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想像？

    共識，是要有的，但是共識的達成，是經過自然而平等的溝通交流，還是由現在新的政權「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地長期形塑台灣的民族想像」？

將畫布弄乾淨

    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曾經提出警告。引用柏拉圖的話，他說，想要建造國家、改造人民的激進主義者「將城邦與人民的性格當作畫布」，掌權後「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將畫布弄乾淨。」什麼叫「將畫布弄乾淨」？就是「根除各種現存的制度與傳統」，必要時，「以整肅、下放、驅逐、殺戮來進行『清除』」，激進主義的結果，巴柏說，通常是生靈塗炭。

   巴柏在一九四三年所說的話，預告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實驗的慘烈悲劇。烏托邦的信仰者往往也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理想的激情，使得他們容易為自己的信仰赴湯蹈火，也嚴峻要求他人生死以赴。同時因為深信烏托邦目的的絕對崇高，所以採取的手段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就不重要；換句話說，目的的崇高性可以批准手段的卑下，可以豁免對手段的懷疑。

    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在「畫布」上不符合這種「文化想像」的，要徹底清除，印上「正確」的符號。而「正確」與否，由黨的「文化論述」來定。

    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台灣人」變成圖騰崇拜

    王美琇的文章說，「如果『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我們必須重新形塑什麼是『台灣人』？有關『台灣人』的文化想像是什麼？……什麼是『台灣人』的精神象徵與文化傳承？……唯有我們讓這股形塑『台灣人』的文化力量，成為社會主流價值，政治力最後才會靠攏過來。」

    使我沈思的是，「台灣人」三個字本身有任何意義嗎？「台灣人」比「毛利人」、「菲律賓人」、「日本人」多一點什麼天賦異稟嗎？為什麼說「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為什麼不說「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或甚至說「對世界第一高樓的迷戀」，而是──「台灣人」？「台灣人」難道已經成為圖騰，成為價值符號？

    處理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對他的國家做過同樣的提問：「我經常在想，是什麼讓美國這塊土地顯得特別？」他的答案是這樣的：「林肯曾經說過，判斷一個人蘊含的美國成分多寡，不是憑他的家譜，而是看他對美國的理念所信奉的程度……我們不是單一種族，不屬單一血統，不講單一語言。憑藉著對民主政體、宗教自由、資本主義，以及讓每個人選擇支配金錢之自由經濟體系的堅定信念，將我們牢牢地拴在一起。由於對生命和法制的尊重，讓我們成為美國人。」

    在民進黨的文化意識裡，判斷一個人蘊含的「台灣成分」多寡，卻恰恰是看「家譜」、看「土地情感」、看愛不愛「台灣」，而不是看愛不愛「公平正義」、愛不愛「法治人權」。「愛台灣」曾經是奪取政權的手段──作為口號，它有號召力，因為它有正當性：面對國民黨長期的而且與台灣現實嚴重脫節的大中國意識形態，突出台灣主體性是歷史的必要，情感之所趨。但是「愛台灣」從口號變成命令，從命令變成國家標準，有如竄出了實驗室的科學怪物，開始吞噬它所碰觸的一切。一個為矯正國民黨的偏頗而用的手段，變成了終極目的本體。而目的又被賦予道德崇高性，去合理化卑下的手段，譬如指控不同意見者為「賣台」。

    「愛台灣」成了掌權者的道德電擊棒。

核心價值在哪裡？

    如果在「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之中，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制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被視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如果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霸道，我們所使用的是一樣狗血噴頭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的優越性何在？如果在宣揚「台灣優先」的同時，外籍勞工被虐待、大陸新娘被歧視，前線情治人員被背棄，政治不「正確」者被排擠，這個「台灣優先」能被我們的良知接受嗎？如果統一無法保障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反而使這些價值屈服在所謂「國家的利益」之下，那麼統一為我們所不願，但是，如果因為台灣獨立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而在追求偉大的過程中，誠信、正義、公平、寬容等等原則必須被犧牲，那麼台灣獨立又是為了什麼？它難道不是一場自己背叛自己的偉大？

    「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定義如果是狹隘閉塞、黨同伐異的，那麼我一定是一個異議者。如果台灣的國家，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民主國，變成一個壓迫性格的「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政體，那麼我就是一個誓死的反對者、叛國者，因為我相信，不容許自由心靈存在的國家，就不配讓我愛，不管它的名字是「台灣」還是「中國」，不管它有幾斤幾兩的「土地情感」。

    在奪取權力的努力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急速地從挑戰權威轉向為鞏固權力服務，把文化內部所有的壓迫簡單而廉價地解釋為族群壓迫、「外來政權」壓迫，敵我之分，從來不去審視、不去面對自己的信仰滋長出來的壓迫的本質。不敢誠實面對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實和挑動「族群對立」都是以假治假。現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權，民進黨中的諤諤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復心靈自由，找回當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於人民，在撲天蓋地、國家欽定的「台灣主義」狂熱中，冷靜深沉比什麼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價值，讓我們用核心價值去批判台灣、去檢驗所有神聖的謊言吧。台灣不值得愛，如果它不容許人們不愛它。

　  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她說，在亂象背後，台灣人正在尋找真實的自己，正在建立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

　  看後，心都酸了。那香港人呢？香港應該是什麼？香港人那真實的自己在那裡？

　  我從來不知道「真實」的自己在何方。四十多年了，我對「身分」依然感到困惑。

美國綠卡

　  我在香港出生，少時拿的是英國海外公民護照。這小黑本的封面與一般英國護照無異，但卻只能讓我成為英國二等公民，沒有自由進入英國國境的權利。

　  我在香港成長，可是，我的家人卻常常提醒我，香港，不是長住的地方。

　  在七○年代中期，美國的親戚積極的為我們一家辦移民手續。在十三歲那年，我發現口袋裡多了一張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綠卡」。拿著這卡，每年暑假的例行公事，是飛去美國報到。

　  不要搞錯，那不是遊山玩水。入美國境前後，母親總是心情忐忑：如被移民官發現我們根本沒有在美國居住，綠卡被收回，那如何是好？

　  於是，入美國境成了迂迴的旅程。我們會先飛到溫哥華，再開車到西雅圖，那時的美加邊境很寬鬆，隨便看看證件就放行。母親這幼稚的一招，竟多次奏效，暪天過海。

　  讀大學那幾年，是真正住在美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拿著綠卡入境，感覺上身分終於比較「對口」，對這張卡，也有了交代。

　  八四年，決定回港工作，也順便告訴母親，我要放棄綠卡了。每年到美國起碼兩次，太累，又整天提心吊膽，值不值？

葡國護照

　  苦心的母親再次為我的「身分」擔憂，運用她的母性智慧，想起了自己戰時在澳門出生，於是奔跑港澳之間，一年半載後，拿回「葡籍」身分，好為她的子女申請做葡國人。

　  一天，我走進美國領事館，自豪的把綠卡還給了他們，結束了十多年的美國永久居民身分。

　  與此同時，我口袋裡多了一本葡萄牙護照。那年葡國剛加入歐盟，我拿著這個新的身分，在歐洲自由穿梭，通行無阻，相當寫意。九零年夏天，我到了里斯本機場，隨著人潮排在「本國人」的隊伍裡。輪到我了，入境官員看我一眼，再看看我的護照，嘰哩咕嚕講了一堆葡文，任憑我想像力無限，也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

香港特區護照

　  我抱歉的用英文說：我的家人來自澳門。講完後，羞愧得臉紅耳熱，好像這本護照根本不屬於我，只是像異形般，不知怎的竄進了我的身體，成為「我」的一部份。

　  九七回歸。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的民選議員不能擁有其他國籍或居留權。我在九八年決定參與立會選舉，匆忙的把所有與「外國」有關的身分都扔掉。

　  放棄了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拿回一本香港特區護照，心裡竟覺得很舒泰，很踏實。那感覺是奇特的，好像是有那個地方終於認同我了，而我也愛這地方，你情我願，理所當然，不是被人莫名其妙的強加於身上。

　  是我把身分浪漫化？為身分問題想那麼多，是自尋煩惱？身分，只是政治性的劃分而已。若人的心中沒有界限，就沒需要劃清。

　  對，在一片沒有界線的土地上，身分不是議題，身分甚至不會存在。

　  可是，現實歸現實。我相信，與我一樣被身分問題糾纏的香港人多的是。

究竟我們是誰？

　  少時，常識科教我們認識香港，可是只停留在冷冰冰的政府架構層面，沒有心靈的悸動。身分的認知和探討更是忌諱，學校不願提，我們也想不起要問。

　  當年的中學中史科，每年念幾個朝代，到了中五，剛巧讀完清朝，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課程結束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學校不教，也不需要考試。

　  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來說，那是很大的一片空白。太多的白，就是無知、愚昧、狂妄，慢慢就變成囂張的井底之蛙。

　  傳媒也明白，那一片空白無論如何都不能碰。於是，電視就趁勢為我們提供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無厘頭」節目，讓我們消磨時間，用感官刺激麻醉自己，不用動腦筋多想。

　  中國在旁邊，我們卻不理解她。

　  今天，二○○四年，我會說，我是「中國香港人」。可是，我仍未深入認識中國，那我如何做一個「中國香港人」？

　  鄧小平曾說，回歸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可是，回歸七年，「生活方式」這四字被矮化，只被狹義的解讀為資本主義的風花雪月：馬照跑，舞照跳，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我們珍惜的「生活方式」還有那些？

公民社會路更遠了

　  這裡的財團老闆常恐嚇民主派：香港再亂，我們撤資，移民，到時你們不要叫我們回來。這心態確實很普遍。有一天，若香港再住不下去，有能力的人都已替自己買了雙重、三重保險。

　  香港只是個過渡的機會平台，不是他們的至愛。

　  當然，每個人對「身分」的體會有所不同。習慣了逃避的會說，管我是誰，總之我有錢，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吃喝玩樂就行。

　  那你要公義嗎？你要自由、民主、法治嗎？這些是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要捍衛這些，我們願意付出多少？

　  龍應台說，「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

　  每個香港人，或多或少都有身分的困惑。「一國兩制」畢竟是個過渡性的概念，有一天，我們的「身分」又要面對改變。

　  亦因如此，在下一次的大變之前，我們不願多想，默默接受這「兩頭不到岸」的狀態，甚至自嘲的玩弄身分的曖昧。

　  若香港永遠是個「在過渡中」的城市，怎樣建立共同核心價值？

　  這麼說，香港民主必經之路的起點，仍離我們很遠。公民社會，就更遠了。

　  不久前我第一次見到久仰的「龍旋風」。在老成都一個破落的茶園中談到台灣大選，龍應台說她決不可能接受、也認為沒有台灣人願意接受大陸共產黨體制的統治。我說我更加不願意。說的時候，我們坐的老竹椅開始吱吱嘎嘎發出聲音。接下來快一個月，台灣這張竹椅發出的搖晃聲更是驚天動地，連我一些研究憲政的學界朋友都擔憂台灣會大亂，甚至台海一戰都可能難以規避。這個擔憂看來已經過去，但華人世界對台灣民主引發的爭論，特別在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一文現世後，吱吱嘎嘎的聲音卻越發鬧熱了。尤其在大陸，一面是學界普遍給予台灣民主「民粹化」的評價，一面卻是民間輿論異常「民粹化」的炮轟龍應台。

　  這個吊詭使我必須補充龍應台的一個觀點。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的威脅和異化作用有兩個，一個是她文中指出的共產黨極權政治。有人說大陸已經算「開明專制」，這說法並不矛盾。因為開明是市場領域的開明，專制是政治領域的專制。我們沒說大陸是極權經濟，但大陸的確就是極權政治。瞭解大陸黨治模式走向的人知道，大陸最近兩年、長一點講是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極權政治絕不是越來越鬆，而是愈演愈烈。什麼是哈維爾講的「後極權」，「後極權」是說極權體制的效果越來越差，不是說它越來越開明。因為能力和欲望是兩回事。

共黨不放棄沒落國家邏輯

　  另一點是龍應台沒提及的，就是大陸同樣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台灣民主迄今為止的最大成就，是民主化已經不可逆的奠定了台灣人嶄新的「政體認同」。全球化和其他一些因素，在政治上導致了一個「後民族國家」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國家認同從「文化認同」逐步轉向「政體認同」。國家首先是政體之下的國家，不是文化之下的國家。同種的文化和歷史糾葛，就一定要求同一個國家，這種原先振振有辭的國家邏輯開始變得脆弱和不講道理。

　  台灣民主是華人世界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政治成就，這使大陸的「一國兩制」徹底成為一個烏托邦。但大陸官方和相當一部分民間不願承認這個現實。因此台灣民主今天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大陸民主化之前共產黨不會放棄台灣，放棄沒落中的國家邏輯。但大陸未來的民主化如果也被民粹主義駕馭，大陸還是同樣不會放過台灣。我贊同台灣的獨立政體，但我可能比台灣人更瞭解這個冷酷的、來自民族國家理念和地緣政治格局的現實。台灣的和平獨立是可能的嗎？我的回答可能。但台灣目前在陳水扁的引導下完全走錯了方向。因為台灣絕不可能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和平獨立。台灣要有耐心，要回到關注大陸、彌合族群的路上。一面累積政治成就，一面促進大陸民主化，到時再以聯邦主義框架整合台海政體認同，才可能在未來作和平的去留決定。我認為這幾乎是台灣唯一的選擇。我同意龍女士說要給台灣民主時間，理解它不可避免的困頓。也對台灣大選紛爭最終守住理性，讓全世界鬆一口氣這一層表示極大的敬意。但我認為台灣民主的第二個、也是最嚴重的困境，是民主壓倒了憲政，在制度轉型上業已走上一條歧途。

勘訂權力的範圍

　  因為單純的民主制只能給出權力的來源，並不能勘訂權力的範圍。而且還會衍生出另一個更需要制約可欲範圍的物件，那就是民意本身。台灣民主化的亢奮點，一直以來過分停留在國家領袖的直接選舉上。但元首的直選只有在兩種憲制結構下才是安全和必須的。一是去選舉被牢牢鑲嵌在三權分立模式中的「實君」，一是去選舉超越在三權分立模式之上的「虛君」。否則，國家元首的民意基礎越強，在民主制的邏輯下就反而越增添權力的合道性。天上地下只有這一個人是全體公民投票出來的，其他任何權力和機構都會在政治合法性上比他矮半截。這就越發使元首的權力不容易被制衡，並且阻礙其他權力尤其是司法權的崛起。這樣在民主與憲政的訴求之間產生了撕裂。而當年修憲時的在野黨，和執政黨一起同意繼續擴張總統權力，這在人類民主史上也是罕事。

　  這樣一個民進黨今天還能繼續操弄台灣百年悲情，撕裂族群，一味哄騙民意。我冷眼旁觀只有兩句話，台灣的民主成就固然偉大，台灣的憲政前途卻實在堪憂。

　  但台灣還可以選擇，可以繼續從民主走向憲政。十七年了，我堅信台灣已為自己贏得了選擇的權力。

編案：選前充滿激情，選後爆發紛爭──台灣的民主難道是倒退的？充滿危險的？對照新加坡的威權體制，以及中國的共產專政，我們敢說：台灣是全世界最勇於實驗自由民主制度的華人地區。作家、評論家龍應台 ，旅居香港，心繫台灣，於全世界都在注目、指點我們的此刻，發奮執筆，「為台灣民主辯護」！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沉，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於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嚮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

　台灣政府在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扞格，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屨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闔，相較於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於低效率。

　台灣國會裡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髮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民主制度裡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惡凌駕專業判斷，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於政治「台灣化」這三個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彷彿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台灣的亂象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註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註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裡，可不可能讀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裡突然亮了燈。你看見窗格裡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見，也不可能知道，一離開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麼說什麼。你的視角，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裡。

　華人世界看台灣民主，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在那方格裡，我們看見陳水扁舉著拳頭嘶吼，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看見立法委員帶頭衝法院，看見打架、流血、絕食。在那一小方格內，我們聽見「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為台灣人民擋風、擋雨、擋子彈」、「衝進總統府」等等充滿煽動煽情、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面，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

　縱深之一：為什麼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勝敗都等四年一決；台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是華人文化裡缺乏理性嗎？

　不，是階段的不同。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兩百年的實踐經驗，今天兩黨之爭只是政策之爭，屬於執政的技術層面。台灣民主，從解嚴的一九八七算起，只有短短十七年。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於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意義不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別忘了，美國為了對於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隸制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凡是從專制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對被扭曲、被偽造的歷史，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權的國民黨、集權的共產黨；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華民國、文化的古老中國──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糾纏在台灣的深層意識中。未來怎麼走取決於過去怎麼解釋，那麼過去怎麼解釋？不同來歷的台灣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為集體經驗不同，痛點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對於「台灣應該是什麼」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

　如果你知道，尋找、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如果你知道，台灣人在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四十年軍事戒嚴，而此刻還面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自由第一次來到，而且只有短短的十七年，十七年中沒有軍事政變、沒有流血暴動、沒有強人獨裁… …，你會怎麼說呢？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裡看見警察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五十萬人上廣場，心中怒火狂燒，可是行為理性溫和，秩序井然，對於民主真相的要求，卻又堅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五十萬人，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衝上街去叫囂對抗。三月二十七日可以說是台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啟。更何況，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人們血脈賁張，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我們沒有看見暴民，沒有坦克，沒有街頭的火焰沖天。

　是的，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我仍然看見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裡

　在那一小方格裡，很多人以為：那就是民主了，選舉投票、國會爭執、萬人抗議，很聳動，很刺激。你或許羨慕它：我們，門兒都沒有。你或許排斥它：太亂。

　可是我想告訴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義，在那小窗格以外，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裡。

　是民主，使台灣變了。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歷史重要，因此歷史街區得到保存；族群意識高漲，弱勢的權力──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帳；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分；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裡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裡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裡，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裡。

被「綁架」的感覺

　我無意說，台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

　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不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他，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綁架」的感覺，不好受。

　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麼驗票，比四年前多出一百五十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戴著防毒面具跳舞

　台灣的民主，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裡想要長得正長得直，像戴著防毒面具跳舞，像穿著防彈衣游泳，像綁著腳鍊賽跑；而你說，十七年太長？台灣民主是個「國際笑話」？

　我說，十七年太短；我說，台灣的民主不是「國際笑話」，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我說，台灣人很了不起。

　二○○四年的大選，是民主退步嗎？或許，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被嚴重懷疑。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進一步退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進退轉折之間，走勢向前，就是進步。二○○四年的台灣，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但是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衝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執政黨，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台，因而被迫謙虛懷柔，難道不也是一種獲得？

　這些日子，台灣人心情確實沉重。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麼脆弱。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歷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脅，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悲情可以奪權，如何執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癒合？與中國的關係，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對話？面對半國人民的敵視，何以治國？

　民主，其實就是維持清醒，不間歇的與強權的角力。對台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塗地，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知識分子又怎麼找到位置，重建反對力量？理性、寬容、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如何從草根培養？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沉，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