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言論空間，知識分子 如何發揮作用？ 上大學時正逢台灣學運風起雲湧的年代，某日民進黨發動遊行抗議，台大掀起罷課風潮，教授帶我們走出教室，到廣場圍坐討論言論自由議題。關心政治但從不曾被民進黨論述說服的我，疑惑地問：國民黨固然令人不滿，但我也不同意民進黨的說法，如何認同走上街頭的人？老師回答：你當然可以左右各打五十大板，保持冷漠，但作為知識分子，對於言論自由這樣的議題，應該要有更深切的關懷。因為上街頭的多是草根民眾，但真正享受言論自由的卻是你們這群讀書人。沒有言論空間，知識分子如何發揮作用？ 十多年過去了，台灣的民主之路走得跌跌撞撞，制度千瘡百孔，前途曖昧不明，政客目光如豆，嘴臉醜陋異常，再加上經濟倒退，文化鎖國，我簡直想說，令人痛心的事情多，值得驕傲的部分少。但是，如果台灣社會有一樣成就，如果台灣民眾有少數共識，那就是言論空間已比當年開放許多（雖然當權者未曾放棄掌控媒體，雖然空間的擴大並不保證品質的提升），而言論自由作為一個概念，多數人也不認為還有再爭辯的必要（所以，超女來台卻不能開口一事，輿論同聲斥為荒謬）。 言論自由或許是西方價值，但並不妨害它成為台灣經驗最成功的部分 龍應台因大陸中青報《冰點》停刊事件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首先引發一窩蜂的台灣電子媒體以「龍應台痛批馬英九」的奇特觀點解讀此文，後來更在港台報章掀起一場論戰。 眾聲喧嘩中，有人覺得龍應台不該拿西方價值來衡量中國，有人覺得民族大義比個人價值認同重要得多（如陳映真），有人覺得龍以狹隘觀點全盤否定了中國在其他方面的進步（如蔡詩萍），還有人推斷，龍應台「裝扮成正在享受基本人權的高貴模樣」（石之瑜語），其實是為了討好台獨勢力。 加入這場論戰的主角不乏台灣知識界著名的作家、學者，想問的是：如果從支持《冰點》爭取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解讀龍文，它會是一篇複雜到需要你們以此大作文章的文章嗎？ 言論自由或許是西方價值，但並不妨害它成為台灣經驗最成功的部分。而如果有人恰好覺得價值認同高於國家認同，他的個人選擇應該受到尊重，更與道德扯不上關係。而即使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陳映真語），這算哪門子人格污點？ 龍應台只是再次證明 她是她自己 如果把這封公開信看成龍應台以實際行動聲援大陸媒體的作為，還會不會有所謂「失之簡化」的問題？龍文本為針對特定事件而發的批評，文字再怎麼尖銳，把它詮釋為對中國大陸的全盤否定，本身就是一種誤讀。至於討好台獨之說，龍應台又不是陳水扁，討好台獨所為何來？以她在對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思如何開拓廣大市場，卻選擇公開冒犯胡主席，這才是最令人費解的非理性舉動吧。 在我看來，龍應台只是再次證明她是她自己。從《野火集》到現在，台灣走了二十年，檯面上的人物，夠藍的，成了名嘴；夠綠的，作了高官。大多數民眾也不免在藍綠之間尋找定位。而在每一個爭議中盡知識分子言責的龍應台，到今天依然不藍不綠不左不右，其意識形態實在引人好奇。 觀察久了，發現那不過是一份對公民社會與民主程序的樂觀期許。只要決策過程由民眾充分參與，教科書該怎麼寫？西九龍要怎麼建？北京的胡同該不該拆？乃至於台灣未來是統是獨？都不必預設立場。而沒有言論自由的公民社會，當然是不可想像的。因此，龍應台以行動支持大陸媒體對言論空間的爭取，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不令人意外，但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大部分人可能都沒有這種勇氣，可是，你們的朋友龍應台這樣做了。
＞＞＞＞2006/3/13聯合報聯合副刊
- 3月 13 週一 200623:44
齊湘◎讀龍應台公開信論戰有感
- 3月 07 週二 200623:32
趙誠◎言論是社會公平公正的起碼條件
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 最近發生的《冰點周刊》事件，是中國新聞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若干年來，大陸當局壓制輿論，整肅媒體，已經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冰點》事件是一次大爆發，表明有良知的中國人已經不甘於逆來順受，任人宰割。由共青團中央出面宣佈《冰點周刊》停刊整頓以後，公開站出來仗義直言、據理力爭的不但有李大同、盧躍剛等《冰點周刊》的當事人，也有李銳、朱厚澤、胡績偉等十三位中共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還有一批《冰點周刊》的作者和讀者。其中，臺灣作家龍應台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發表的文章，入情入理，擲地有聲，不但獲得了中國大陸公?的高度評價，同時獲得全球多數華人的熱烈讚譽，直接促進了事態本身的轉化。大陸當局礙於輿論壓力，只好倉促決定《冰點》有條件復刊。 在這個過程中，海內外的知識界本該同出一心，共促文明。然而，我們卻讀到陳映真先生的《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批評龍應台的文章輕率，並為大陸當局封殺輿論辯護，不能不讓人大跌眼鏡。 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發展中國家發展 是一種遁詞 陳映真先生是臺灣前輩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因言獲罪，繫獄多年，按理說，對言論自由的可貴和箝制輿論的可恥應當有深刻理解。但陳先生卻對龍女士希望中國當局順應世界潮流，開放言論管制的主旨視而不見。陳文一面批判壟斷資本主義，批判西方是假民主，假自由，真野蠻；另一方面，卻維護那些無視人權的專制國家的價值觀，為那些製造大屠殺和種族清洗的政權申辯。其理論既有傳統的共產主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原教旨批判，也有後現代的薩依德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看似振振有詞，離開了人權這個現代文明的基石談主權，談文化多樣性、不同價值觀，必然要誤入歧途。 現在有一種理論，說發展中國家不能發展的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讓這些國家發展，這是一種遁詞。當今世界，凡是尊重人權，重視教育，實行民主法治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不起來的。南北韓原來基礎相似，因為選擇的制度不一樣，現在已是天淵之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和聯合國推動的反殖民化行動，世界已基本上消除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幾乎所有原殖民地國家都獲得了民族獨立。獨立後的國家，有的拿了國際援助，卻發展不起來，其原因就是自己觀念落後，制度失調，內部不同族群矛盾不能化解，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以色列資源匱乏，卻在沙漠中獲得發展：許多產油國除了有錢，一無所能，公民社會建立不起來，婦女不能享受教育，不能享受政治權利。而同樣的世界經濟秩序，為什?東亞一些國家發展的很好，而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還不如殖民統治時期。近鄰緬甸就是一個典型。所以把自己不能發展的原因完全歸結為國際資本，不能成立。陳先生在當代國際政治問題上，用新舊左派觀點一味反美、反西方，失去了客觀尺度，按自己的情感需求來編排歷史和現代問題，但為中國當局打壓公民言論權辯護時，卻引用亨廷頓的理論，理證中國在人均GTP1000美元左右時，當局應採取高壓。這種邏輯，令人吃驚。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不論批判西方主流政治時多?尖銳，一旦涉及中國壓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無不持批評態度。像陳先生這樣公然認同當局高壓政策，實在少見。 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 陳先生強調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並不錯。龍應台也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不能回避的事實是，強力集團利用權力致富，形成的新的兩極分化。這正是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結果。媒體不能批評社會強勢集團，正是權力不受公民監督的表現。況且，如果不是毛澤東等領導人瞎指揮，使鉅額資金付之東流，中國的經濟早該起飛。何況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原始積累，中國農民付出了外界難以想像的巨大代價。連已故中國領導人葉劍英一九七九年國慶講話都承認比起中國人民付出的，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夠的。原因何在？就是社會完全失去言論表達的空間，當政者無須面對社會輿論，承擔的最低的道義責任。 陳先生可能在臺灣感受不強烈，在大陸的過來人都知道，沒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的民意的表達，就不會有文革路線的徹底破?，就不會有大量平反冤假錯案，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時的這些政治上的大舉措，都是以民意為基礎的。所以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更何況自古中國人就有「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以言」的訓誡。 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 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 陳先生認為中青報《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新京報》等媒體，其言論傾向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更是令人錯愕！即使馬克思本人，也從來沒有否認過自由價值的可貴。難道自由只屬於資產階級，其他人都不要自由嗎？我看真真不要人民自由的是專制主義、獨裁主義。事實上，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直接導致中國的市場經濟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陸新聞狀況多少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能夠關注農民工人等群體，並努力為之代言的，不是官方直接掌控的《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正是被陳先生視為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新京報》以及過去的《南方周末》等媒體。正是這些報刊，報道了當局故意隱瞞的個案，為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代言，才引起了當局的打壓報復。他們密切關注中國的維權問題、生態問題、愛滋病人的困境、農民子女的教育、學術界的腐敗、百姓看病致貧、上訪者的苦難， NGO的艱辛。大陸的工人、農民把這些報紙當作自己的代言人，陳先生卻說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以善意理解，也只能說他對中國大陸的情況太隔膜了。 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 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 至於袁偉時教授的文章，在當代中國絕非無的放矢。感情是感情，史實是史實，不能因為感情而改變史實，這是中國史學最應繼承的優良傳統。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最近，北京大學武際可教授的新著《近代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就講了明清以來不少傳教士在中國真誠傳播近代科學的故事。所以，對於傳教士不能以偏蓋全。傳教活動是一種文化交流。為什?達摩來中國傳佛教禪宗成為美談，玄藏去印度取經、鑒真去日本傳教，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亮點，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傳播近代科學、傳達外部世界的知識、幫助中國修曆法、辦學校，就是侵略？傳教士中真誠幫助中國人的為數不少。如上海傳教士步惠廉在抗日戰爭中重返中國上海幫助中國人，南京的貝拉修女在日軍大屠殺時，保護了數萬中國婦女免遭姦淫。 在今天，世界走向一個新的全球共同體的地球村時代，全面正確地認識歷史，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 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 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 何謂文明，何謂野蠻，本來不難判斷。但近些年來，有人用文明、文化的多樣性，故意把文明與野蠻之區別混淆了。所以，保護文化多樣性不能沒有底線。決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運動，也是一種文化觀念，我們今天可以接受嗎？那些有違當代人類的公認價值觀的的宗教和思潮，那種非我即敵的不寬容的理念應該與時俱進，而不是以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口號下，讓普世價值去適應他們。至於歷史上，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用野蠻手段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這是全人類都應該反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各種立法，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準則。從根本上說，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國內政治矛盾可以找到和平的方法解決，在國際上也不可能衝擊現行世界文明進程。同樣，一個尊重人權的宗教和政黨在國內外社會生活中，也不可能對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造成困難。當今世界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包括許多國家的國內問題都與人權狀況有著直接關係。人權是否落實是檢驗一個國家文明還是野蠻的試金石。 在中國大陸，落實人權和憲法賦於的公民權是社會和諧轉型的根本之道。決不是陳先生說的一千美元左右就應該一味專制。印度現人均不足一千美元，國內民族宗教之多令人目眩，可從英國人走後，近六十年來，一直實行政治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並沒有成為大亂之國。事實上，拉美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有的早已越過人均一千美元，有的不足人均一千美元，但社會矛盾仍然尖銳，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專制政體下積累的矛盾。民主憲政才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而言論權和公民的其他權利正是社會公平和公正的起碼條件。不知陳先生以為然否？
＞＞＞＞2006/3/7聯合報聯合副刊
- 3月 03 週五 200623:44
蔡詩萍◎現象 常常比文明或野蠻稍微複雜一些
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 2月 23 週四 200623:42
楊照◎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年少時「悲劇」的感動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眼睛貼著一個個方塊字，久久無法離開。多年之後，我可以確認，那是我成長期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起點。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的心緒，毋寧比較接近文章裡的「悲劇」感動，完全無法反駁文章的論點。 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或至少是動搖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導致天經地義瓦解的力量，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信念，以及信念背後的強烈感情。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尤其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清楚揭示了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溫情原則，書前一篇〈閱讀此書應該具備之信念〉，曾經是我們少年友朋間彼此流傳背誦的文字。 也是這個時候，意識、觀察了當年浩浩湯湯席捲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潮流。那個社會、那個時代，如果要選擇關鍵字來描述的話，一定是「我們的」、「中國的」、「中國人」。寫中國的詩（不是西洋詩的移植翻譯）、唱我們的歌（不是美國「熱門歌曲」的無意識翻唱）、尋找中國的社會科學以及中國的道路。 在如此時代氣氛下，我放棄外文系，進入歷史系就讀，胸中繼續燃燒著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熱情。內中有一種天真的英雄主義情緒作用著，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多麼落難倒楣啊！被欺負被侮辱被踐踏還被輕視遺忘，正因為中國文化那麼苦澀，所以我們才要跟它不離不棄，要不然我們跟那些現實功利的人有什麼兩樣？站在富人、權力者旁邊的，永遠成不了英雄，只有選擇和倒楣可憐的人並肩共其痛苦的人，才有機會當英雄。我年少的心靈中一直有著這樣素樸的正義感為其基底啊！ 轉化成一種點滴式 理解的知識態度 不過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大大改變了。大學四年級，自覺折磨卻又無法逃避地，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而重讀《國史大綱》時，寫了長篇的閱讀札記。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這是錢先生認定的中國史學最大的光榮、最深刻的價值。然而，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我在札記中掙扎地寫下：錢先生相信中國歷史都在那兩千多年的史書文字材料裡，讓他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更不應將中國歷史化約成文人建構的「大傳統」，拒絕、否認了其他「小傳統」的存在。 我必須告別《國史大綱》、告別我曾經深情投注學習的中華民族主義史學，因為我想認識「真實的中國」，不只是文人大傳統裡呈現的那個中國，而是包括藏在考古、民俗、田野材料中，各式各樣「小傳統」交織而成的複雜中國圖像。我們過去說。「大傳統」中整理歸納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特色，往往不適用於眾多繁雜的「小傳統」事實，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用「大傳統」概念否認「小傳統」的存在事實。 告別《國史大綱》的同時，我熱情地閱讀、吸納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著作，在《歷史主義的困窮》裡我學到了波普主張的「點滴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並將之轉化成為一種「點滴式理解」的知識態度，尤其是看待中國歷史的態度。我努力說服自己，任何對於中國的全稱式理解，都不可能對。我們需要保持「拆解」的習慣，把中國拆開來一塊塊地理解、一塊塊地描述，或許有一天，「點滴式理解」累積夠久了，能有機會重新拼湊一個巨幅中國圖像；不過反正我們當下沒條件想到那裡去。現實當下，真實中國只存在於「點滴式理解」、碎片小圖像裡。 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 花那麼多篇幅敘述自己過往的轉折，為的是要說明：我看到龍應台和陳映真的論辯，發生在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上。 請循其本。事情的起源是中國大陸近來連續幾樁媒體言論緊縮的變化，以及為了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遭到停刊。 在一件事上，我完全同意龍應台，那就是用政治力量箝制言論，以及用政治力量傳播仇外的意識形態，是件錯誤的事，這樣的作法違背了兩三百年西方啟蒙理性主義，好不容易建構起來，並說服許多人信服的文明標準。而且，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什麼人（美國總統布希），為了什麼緣由（遂行攻打伊拉克的侵略意志）做同樣的事，都同樣該被反對、被譴責。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是非價值與文明理性，對我而言，相信對龍應台也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龍應台雄辯行文中也顯得如此理直氣壯的，對我就沒那麼明白了。那就是：《冰點》事件等同於胡錦濤與胡錦濤路線，因此「『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 龍應台問：「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文章中的問句，是「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問法本身也就預示了答案酖酖中國是虛偽的，中國做不到或不願做自己對外推銷的進步形象。 於是《冰點》事件先上綱成胡錦濤路線，又再度上綱成對中國的評斷了。那當然是嚴厲的評斷。作為一種書寫策略，我能體會龍應台的用心，上推到胡錦濤就可以把對《冰點》的評論，個人化感情化為對胡錦濤的喊話；嚴厲指責中共「虛偽」，可以刺激中國「假戲真做」，從假進步變真進步，假文明開放變真文明開放。 差異的背後 驚人的相似 不過，讓我不安，或許也同樣讓陳映真不安的是，這樣的策略就架空了、扭曲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龍應台自己問的：「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陳映真文章一開頭就不客氣明言，他認為龍應台「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而他接下來提出的是他自己認定的另一種中國面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換句話說，陳映真不滿龍應台批判、刻畫的中國圖像，而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提出另一個中國圖像對抗龍應台，說：「你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中國!」 反覆閱讀龍、陳兩篇文章，我確認了兩件事。第一件，龍、陳兩人的差異，其實不是據以評價中國的標準的差異，而是對現實中國描述上的差異。第二件事，藏在兩人差異的背後，是驚人的相似，兩人都用「整體」的眼光在看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 因為有自己過去在中國知識上的掙扎歷程，我無法用這樣的「整體」理解中國、討論中國。中國，尤其是目下變動如此快速，卻又沈積眾多歷史弊病的這樣一個中國，不可能「非此即彼」。如果關鍵真正在「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那麼我只能有一種態度：中國，可能既是龍應台憂心的，也是陳映真歌頌的，更可能在他們憂心與歌頌的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甚至矛盾衝突的面貌。 在最古老與最前衛之中， 這正是今天中國議題帶來的最大困擾，卻也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知識課題。和其他社會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美國）相比，今天的中國最缺乏一致的、可掌握的形象。我們可以同時在中國找到最古老與最前衛、最落後與最先進的現象。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正是這種多元多樣的複雜混亂，讓對中國的討論，常常雞同鴨講，對不上話頭。 怎麼辦？我能想到的畢竟還是只有回到耐心的「點滴式理解」路子上。我們必須學習壓抑用全稱、巨視角度談中國的衝動，必須學習犧牲部分透過全稱、巨視行文能夠達到的修辭效果，具體、明確地將要討論的中國現象定位清楚，不讓它漫散飛揚。一點一滴，讓我們累積對中國的區域知識（local knowledge），再看看未來這些區域知識會舖排成什麼樣的新拼圖。 如果不扯胡錦濤，不用單一事件規範中國社會個性，那麼我們需要怎樣的背景來瞭解「冰點事件」？把這些背景點滴聚攏了，會不會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有限但紮實的「冰點事件」區域觀點呢？ 這是我希望從龍、陳對話中可以刺激出的中國討論風格。
點滴聚攏複雜的中國圖像
＞＞＞＞2006/2/23聯合報聯合副刊
- 2月 20 週一 200623:34
陳映真◎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 1月 26 週四 200623:37
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 1月 11 週三 200623:51
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僕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淚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志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無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