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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題目，想必不少人覺得驚訝：不是都說馬英九清廉嗎，他怎麼會收紅包？或者，也可能有人逆向思考：是誰收了馬英九的紅包？　紅包有各種物質層次與情感意涵，常常呈現熱鬧歡悅的喜劇。紅包也可能沉淪到罪惡與罪犯的深淵，呈現人性貪慾的悲劇。在講究禮數的東方社會，每天不知有多少紅包穿梭於不同的時空，從這裡到那裡，從這雙手到另一雙手。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送過紅包也沒收過紅包，那個生命是無情的。因為每一個紅包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情的故事」。這裡的兩個，是馬英九的紅包故事。

    　「美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Ｓ．安德森，出生於貧困家庭，十四歲就離開學校，到處打工。後來積了些錢，開了一家小型的油漆廠，自任經理。四十歲那年，有一天突然丟下他的工廠，他的家，帶著簡便的行李和不到十塊美金的現款，從故鄉俄亥俄跑到克利夫蘭，替廣告社撰稿，開始寫小說﹔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麥克斐遜之子》。安德森的每篇小說，都是「靈魂的探究」，他獨創的小說風格，對後來的佛克納、海明威，都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時報系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四十歲那年立志辦報，創設了《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據說全部員工不足三十人，有時余先生還親自騎腳踏車送報。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如今《中國時報》成為台灣第一大報，報系員工超過五千人。

    　四十歲，曾經扭轉了歷史上、現代史上許多人的一生，使他們以圓熟的智慧、堅忍的毅力，為時代締造各種深具影響力的貢獻。基於這個認知，今年適逢《中國時報》創報四十周年，「人間」副刊乃策劃了「四十歲的心情」專欄，邀請各界菁英四十人，抒發他們的四十歲經驗、看法或心得，於七月三十一日開始刊登，獲得許多讀者的共鳴。」

    　上面的幾段話，引自我為《四十歲的心情》所寫的書序〈閱讀《四十歲的心情》的心情〉，發表於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間」副刊；十月二日即是《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我是「人間」主編。

    　「四十歲的心情」推出之前，我與「人間」同仁擬了一份當時年齡四十歲左右的各界菁英名單，開始分頭邀稿。在四十個菁英名單裡，只有六個人那年恰好四十歲﹔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人類學家胡台麗，攝影家阮義忠，「勞動黨」主席羅美文，散文家阿盛，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暨台灣人權促進會總幹事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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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稿是一門精細的功課，有時寫幾封信或打多少個電話也未必能竟其功。譬如我向馬英九邀稿，起先也是遭到婉拒的。那年七月上旬我打電話去他家，說出我的名字之後，竟聽到他說：「我是看妳的小說長大的耶。」我心裡暗自想著我有那麼老了嗎﹖也暗自做了一下算數和回顧：我比馬英九年長六歲，二十歲即來台北做職業作家，青年期的確發表了不少小說；那時馬英九還是中學生，他那句話似非言過其實。於是釋然答道：多年忙於編務，已經好久沒寫小說了，「現在打電話來也是編務，是來請你寫稿的。」

    　我說了邀寫「四十歲的心情」緣由後，他委婉的說，過幾天就要出國，最近工作比較忙，「恐怕沒空寫哦，對不起啊。」我問他去哪裡，他說去美國加州參加「浩然研習營」。不過他又說，很巧合的，七月十三日四十歲生日的下午，正好輪到他報告「台灣的政治改革」，由盧修一與劉興善兩位立委講評。我說，那出國回來再寫啊，把這一段也寫進去，他仍然沒有應允，謙稱文筆不好，「人間副刊名家那麼多，我怎麼好意思在那裡寫稿啊？」

    　七月三十一日，「四十歲的心情」開始登場，第一天推出歌仔戲天王楊麗花〈一個廣闊的人生高原〉，人權醫師陳永興〈反省與告白〉，木刻家吳榮賜〈不認輸的意志〉﹔八月一日推出東海生物系教授林俊義〈為大學說幾句話〉。那時馬英九已返台，我又打電話給他。他說看過他們四人的文章，「看了很感動，台灣同胞真的都很有心，也都很努力﹗」我說，「你也一樣啊，而且你今年正好四十歲，更應該寫。」他仍然說剛回來比較忙，「讓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過了一周再打去，他說，已經開始構想，但是，「很怕寫不好讓妳失望啊。」又過了一周，他說，已經開始寫，因為公務繁忙，只能吃過晚飯後在家寫，進度很慢，「再給我幾天時間好不好？」

    　九月初，馬英九的稿子寄達「人間」辦公室。就一個文學編輯而言，收到一篇好不容易邀到的文稿，也像是收到一個情意深重的紅包，當晚即打電話去道謝，並特別謝謝他對我的家鄉雲林縣的關懷。九月十一日，馬英九〈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在「人間」副刊發表。提到雲林縣那段是他就讀大學的時期：

    　當我們發現雲林縣台西鄉的農民每天收入只有六元台幣時，我們開始籌組「社會服務團」，要做「百萬小時的奉獻」。而當其他的大學生在忙於檢討別人的時候，我也曾算過：一個公立大學的學生，每翹課一堂課，國家就要浪費新台幣十七元左右，幾乎是雲林農民每天收入的三倍！（當時牛肉水餃一個五角，一菜一湯的客飯只要八元。）

    　雲林是農業縣，主要作物為稻米、蔬菜、水果，是台灣最窮的縣。台西鄉靠海，土地鹽分過高，甚至連農業也難以發展，是雲林最窮的鄉。作為雲林子民，讀到這一段自是十分感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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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春天，雲林子民的兒子準備結婚，我又打電話給馬英九。那時他擔任法務部長，想必公務更為繁忙了。

    　「這次不是來請你寫稿，」我說：「是想請你做證婚人──」

    　我的話還沒說完，電話那端傳來了笑聲。

    　「我的年齡──」他遲疑的繼續笑著﹕「做證婚人，好像不大合適吧？」──那年他四十五歲。

    　不過他仍禮貌的問我是為哪家的新人證婚？我簡單介紹了吾兒吾媳的學經歷和吾媳的家世背景。聽到吾媳出身於法律家庭，其父擔任台南高分檢檢察長，他的語氣轉為親切，電話裡又傳來了笑聲：「哦，原來妳要和李檢察長結親家啊﹖每次我去台南視察，李檢察長都幫我很多忙，他真是一個可敬的長者，恭喜妳啊，婚禮是在哪一天？」

    　婚禮的前一天是周末，我打電話說準備次日請人去接他，電話那端又傳來了笑聲：「我又不是小孩子，幹嘛要人接﹖我自己來就好。」

    　三月五日中午，馬英九準時到了希爾頓三樓寶島廳。賓客陸續抵達，看到他都又驚又喜，爭著和他握手，合照。婚禮進行時，要在結婚證書上用印，他說沒經驗，不知道要帶印章，悄聲對李檢察長說：「你回法務部開會時再帶來讓我補印。」

    　不過他的證婚人致詞倒不像沒有經驗，而且是有備而來。他讚揚李檢察長，「一向奉公守法，法律見解非常高超。」他引述胡適的治學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是，在婚姻生活中，最好是大膽的信任，小心的假設」，才能「互愛互信互諒」，建立長久的夫妻關係。他也說了三句祝福的話，以最後一句最富笑果。他說，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面臨人口危機，新婚夫婦應有憂患意識；「舉一反三，應該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而且，時間不可以拖太久。關於這一點，台南高分檢要列入考核。」賓客聽到這句都笑翻了，想不到平時電視裡那個不茍言笑的法務部長，私下裡會說出這麼幽默的話來。

    　筵席開始後，他和同桌的林海音談《城南舊事》，與何凡談他的專欄「玻璃墊上」，對於其中提到的一些民生議題，熱切的向何凡請教與討論。但是吃完兩道菜後，他輕聲說對不起，有事要先告辭，我一時有點驚慌，因為那天該給的各種紅包我都託六妹保管，本想筵席結束才致贈給他。等我去鄰桌向六妹拿了紅包走到電梯口，親家已陪他先下去了。我搭電梯到了一樓，卻不見他們的人影。還好親家下來找到我，說馬英九到二樓去了，他太太和小孩在那裡等他。我們到了二樓西餐廳，他有點靦腆的向我們介紹太太和兩個女兒，並且解釋說，平時太忙，沒空陪家人，「禮拜天一定要陪她們吃吃飯聊聊天。」我怕打擾他們團聚，趕緊拿出紅包請他收下，他卻一再推辭不收。我說這是台灣人的禮俗，福報會回饋給新人，而且紅包禮絕對沒有違反公務員收禮標準，請他務必收下。他發現旁邊的客人頻頻轉頭注目，惟恐過度驚擾，這才十分勉強的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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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紅包的故事，早已成為歷史。三月二十二日馬英九獲得勝選那晚，我找出〈反哺的一代〉重讀，也把《四十歲的心情》各篇再瀏覽一番，不禁覺得歷史如旅人，腳步繼續行走，也覺得歷史像鏡子，映照各種旅人的身影。與馬英九同年的陳菊，在《四十歲的心情》裡寫〈不會滾動的石頭〉，詳述前半生投入反對運動的心路歷程，其中兩段最能突顯她的形象與風範：

    　「當同齡的女性徜徉在父兄、伴侶的呵護中時，我卻在恐懼、壓迫中成長。如果一個人因年齡而有青、中年階段性差異，我認為自己是從十九歲的青年期就開始有中年的負擔和沉重。……

    　真的，四十歲的心情有些複雜，雖然尚未視茫髮蒼但難免有「中年的哀愁」，十九歲時見聞到的不公與不義，竟用了二十一年的歲月來抗爭，使我體認到實現美好理想的道路是曲折漫長的。……」

    　如今，陳菊於二○○六年底當選高雄市長，馬英九則於今春當選總統。一個成了民進黨總統敗選後黨內最有權力的女人，一個成了國民黨勝選後最有權力的男人。在〈反哺的一代〉中，馬英九對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環保等議題都有其理念闡釋與省思，彷彿那時已開始描摹一幅縮小版的治國藍圖。尤其是文化，他希望「尋回失去的人文價值，進而整合與光大我們的文化理想」，讓台灣不再被國際媒體稱為「貪婪之島」，而應是「優雅之島」，中華民國不再被謔稱為「賭場之國」，而應是「文化之國」。這個四十歲時的理想，當選了總統的馬英九想必沒有忘記吧？「優雅之島」，「文化之國」，應該是他上任後努力送給我們全民的最重要的紅包。我們等待著。

>>>> 2008/4/9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