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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作的起點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應該是龍應台前一本書《目送》的續篇吧！對於父母生命經歷重啟好奇，意外發現自己對於父母活過的時代，那些時代具體且戲劇性的痛苦悲涼如此陌生，進而承認自己長時間對那些時代那些痛苦悲涼抱持冷漠冷淡的態度，出於接近懺悔的心情，投入了一趟歷史探尋追索的旅程。
這趟旅程，容易開始，卻很難抵達終點，因為途上到處是分岔歧路，到處是考驗。龍槐生經歷過的時代與痛苦，很多其他人都經歷過，藏在祕密的記憶與紀錄中超過半世紀。他們其實早已經想講了，只是找不到願意聽的人，所以很容易這個人牽那個人，這段記憶牽那段記憶，一個荒謬戰亂的巨大網絡就編織起來了。
這個網絡巨大無比，顯然遠超過龍應台出發時原本的想像。有空間上的廣袤，還有時間上的糾纏縱深。每一個時空的點，都通向另一片看不到邊際的複雜人與事交錯情境，如此誘人，卻又如此駭人。裡面應該會有無數的故事藏著，然而幾乎每一個故事，都以離亂、血腥、傷亡、眼淚乃至流乾了的眼淚為主題的。
更艱難的，由離亂、血腥、傷亡、眼淚乃至流乾了的眼淚組構成的故事巨網，拒絕被用簡單有條不紊的方式整理呈現。這些故事之所以藏了將近 60年，就是因為它們無法被納入兩岸歷史整理出來的方便敘述與答案裡。既有的歷史答案，不管中國唱的「主旋律」，或台灣講的「生聚教訓」，前提都是先分清楚敵我，都是講我們如何打敗敵人，或被敵人騙了以致失敗的過程。可是龍應台陷身進入的巨網，卻在敵我之前，甚至是敵我之外，無從分辨敵我的。
對於真正活過1949亂局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痛苦，絕對不是打仗中誰贏誰輸，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與周圍環境的關係，自己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明天又會去哪裡，要做什麼樣的事。今天的「國軍」打了一場敗仗後，明天就變成了「共軍」，回過頭來打「國軍」。今天田裡的小莊稼漢，明天就被綁上了船，送到遙遠的地方，幫助綁架他的人打仗，對抗對面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為什麼經過8年辛苦抗戰，中國卻從來沒有產生精采傳世的抗戰文學作品？其中一個原因在：抗戰一結束，就立刻爆發了混亂內戰，同樣是戰爭，內戰對人在精神與意識上產生的折磨，遠超過抗戰。抗戰中有明確的敵我，有明確的是非，一下陷入內戰，本來堅強的是非對錯全混淆了，被內戰折磨過的人，再也無法回歸簡單樸實的敵我是非觀念書寫抗戰了。他們的精神狀態被快速拖入一種迷離中，無法再用這樣的迷離回顧記憶抗戰了。
內戰記憶其實主宰了半個世紀海峽兩岸許多人的生命判斷，可是那真實的記憶、真實的混亂、真實的痛苦，卻無法明說表白，必須壓抑藏在意識底層，或者藏在與事實有著巨大距離的官方說法裡。
龍應台的書，釋放了這些壓力記憶，也就碰觸了那個巨大的離亂之網。網太大太密了，使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能只寫1949的中國，而是從抗戰寫到50年代，從中國寫到台灣、香港、南洋乃至澳洲，原來那麼多不同來歷的人同時被捲進互相傷害的關係裡。
這不是一本「歷史之書」，因為龍應台不是要排比事件的來龍去脈，不是要解釋因果。她寫的，毋寧是一本讓走過那個時代的人，有機會同聲一哭，用哭聲洗鬱，同時逼迫後來者聽到他們哭聲，不能再冷漠以對的「贖罪之書」。
>>>>2009/8/30 中國時報 開卷周報

    小時候養蠶，好奇地把蠶繭剪開，看到裡面褐色的蛹，心想那繭不過是個小房子，沒有必要，於是把蛹放在小瓶子裡，只是試了好多次，都成為「死胎」。     後來才聽人說，蠶在變成蛾後，會吐出一種酸性的汁液，把繭腐蝕出一個洞，由那裡鑽出來。那個洞很小，蛾子必須用力往外擠，就在這擠的過程中，可以把體液推向翅膀。翅膀才能展開，也才能羽化。     我沒查考這是不是真的，只知道自己前幾年養螳螂的時候，看那螳螂不吃不喝好幾天，好像瘦了一圈，然後倒掛在枝子上蛻皮，從背上一個小小的裂縫鑽出來， 只見牠擠壓扭曲掙扎，好像有著無比的痛苦，但是痛苦過去，當牠再度展翅，就一下子變大了。 經歷疼痛化育真愛
    「人為了站立，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最近看生物學的書，談到人為了站立，頸椎不得不往前移，頭不得不往後挺著，加上腦子大、頭重，所以容易有肩頸痠痛。又因為直立，上半身的力量加在下半身，造成腰痠和坐骨神經痛的毛病。     更糟糕的是為了直立行走，人的兩條腿不能距離太遠，骨盆不能太寬，造成生產時骨盆得打開，而有被撕裂的疼痛。     書上還說，其實每個人都是早產兒，就算足月，也是早產。因為女人骨盆太小，沒辦法等胎兒長大，就得生出來。所以牛羊才落地就能走，嬰兒卻要過一年才能走；牛羊生下來不哭，人卻要死命哭。     也正因為媽媽生孩子時有被撕裂的痛苦，孩子又在未成熟前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母體，也有被撕裂的痛苦，所以人是所有生物中最疼孩子、最黏媽媽的。

Tony：我覺得，阿嬤像一本書，隨便翻開，就是一個祕密，一個故事。
Yuki：早前，阿嬤若感覺孤單的時陣，就會小聲唱給自己聽，唱唱咧，眼淚流流咧，又擱是一天。

多年以前我曾經在一個人生的年表裡寫下類似的話：1955，四歲。阿公背我去九份昇平戲院看新劇。回程大雨，在有應公祠避雨。阿公用外衣披蓋著我。我聞到阿公脖子和頭髮上汗水的氣息。雨停的時候，我看到茶壺山頂有雙層的彩虹。長大後才知道那叫「霓」。至今，卻從未再見過。看過這段文字的朋友都罵我臭彈。「四歲......就記得那麼細哦？靠，還那麼文藝？你有沒記錯啊？」個人腦袋裡的事他人無法置喙，故無從爭辯。其實，我記得的更細。那個黃昏的溫度、遠雷的聲音、雨下在芒草坡上的氣味......即便現在想起都彷彿當下。我還記得手上抓著一塊豬肝，嘴裡頭豬肝的滋味。那是散戲之後一向寵我的阿公在戲院外的麵店買的。記得麵店外的見本櫥上吊著一把青蔥，白綠鮮明，引人食慾。至於當天舞台上演的是什麼劇目......老實說，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有點混淆。好像是一個壞人闖入一間大宅（當然是布景！），他跳窗出來之後，火焰從窗口冒了出來。（那個年代竟然就可以造出這樣的特效！）

從2000年的《哈利波特》開始，再到2004年的《達文西密碼》奠基，
長篇小說2006年百花齊放，在企業界形成一股慢讀浪潮。
即使動輒400、500頁的篇幅，還是讓人欲罷不能一頁接一頁讀完，並且有滿滿的飽足感。     2006年是台灣出版界的長篇小說年。     在出版業只要銷售超過1萬本就堪稱暢銷書的慘澹時局下，《風之影》《追風箏的孩子》《歷史學家》等動輒數萬本、數十萬本的銷售佳績，樹立新典範。     「與效率反其道而行」「不重結果，享受過程」的長篇閱讀魅力也席捲企業界人士，讓台灣的閱讀品味與國際「慢讀」風正式接軌。     2006年夏天，原本已數十年不看長篇小說的奧美整合行銷集團董事長白崇亮，在一次前往加拿大的飛行途中，因為出版社的強力推薦，心念一動，告訴自己：「一定要試試看。」隨手將《風之影》這本近600頁的小說帶上飛機。     這個動念為白崇亮帶來一趟意外的心靈奇異之旅，比真實的旅行還精采，即使飛行中未能把書看完，返國後，他仍願意花三個星期的時間，當做床頭書，細細品味後半段的情節。     提起這個「美麗的意外」，白崇亮雙眼晶晶發亮。他形容，在長篇閱讀中，他就如海綿般慢慢將作者以文字構築的情感、思想、意識吸納到心裡，然後自己心中的繁瑣俗務也點滴流出，整個人得到淨化。     「這種心思的『流入』『流出』才是真正的休閒，充滿趣味，」白崇亮說，小時候閱讀《水滸傳》《基督山恩仇記》的熱情全都回來了。

    我們在那個潮溼多蚊蟲的地下室角落開會、寫稿、編報、彈吉他、戀愛和失戀。偶爾為了一些抽象籠統的主題陷入冗長的激辯，偶爾呆呆坐著什麼都不做，耽看樓梯間玻璃窗漏下來的那方陽光在牆面緩緩掃過。    「你們你們，你們不能在椰子樹上釘東西！」從行政大樓跑出來的女人說。她跑得很喘，講話上氣不接下氣。      「我們沒有釘，我們用膠帶貼，應該沒關係吧。」我說。     「不行不行，每個人都像你們這樣亂貼還得了！你們再亂貼我要叫警衛來了。」     「好啦好啦。」我和ＳＹ只好把那疊傳單放回腳踏車籃子裡， 不情不願地離開。騎到路口，我們回頭看了椰林大道一眼。每隔一株椰子樹，便貼著一幀約翰．藍儂長髮披肩滿面髭鬚的黑白肖像。我和ＳＹ貼了大半條椰林大道，總有幾十張吧。兩大排的藍儂像，看起來還滿壯觀的。     「這樣也可以了啦，意思到了。」我說。     「是啊。剩下的我拿回宿舍發，沒關係。」ＳＹ微笑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笑起來總是帶著一種無辜而認分的表情，彷彿在說：既然這樣那只好笑一笑了。整整十年後一個晴朗的夏日傍晚，他告訴我他得了血癌的時候，也是帶著這樣的笑容。     貼傳單那天，是藍儂被歌迷槍擊身亡十二週年的忌日。前一天晚上，我從平裝版《藍儂自敘》最後一頁找到他最帥的那幅頭像，然後略事加工，標上生卒日期，做成底稿，準備拿去影印兩百張。左看右看，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於是補上一行小野洋子悼文裡的句子：「有一陣風永不寂滅」（There is a wind that never dies）。     這張傳單並不是要推銷什麼活動，只是想在這個日子有一點兒表示。再過幾個月我就要畢業了，想在校園裡做點什麼，機會也不多了。我和ＳＹ從新生南路側門的海報牆開始貼，沿著運動場一路貼到舊體育館對面，再彎到小福對面的布告欄，最後騎回校門口，從椰林大道的第一株椰子樹貼起。

九月九「倒扁紅潮」由街頭群眾運動蔓燒擴延成為全民聚焦的政治事件，不但本地媒體馬拉鬆動員，更吸聚國際傳媒關愛的眼神。「紅潮」活動浪頭日前暫且休兵，蘊蓄下一波撲高的能量；然而活動形成的漣漪效應，卻在冷颼颼的書市強力發燒。 聯合報社新聞攝影集《百萬紅潮──2006凱道公民運動》搶在雙十「天下圍攻」活動高潮關鍵時點後問世，首刷五千本十天熱賣一空，「許多讀者都是一百本、兩百本的買」；文學出版老招牌爾雅，也破天荒推出創社三十年最有政治氣味的倒扁浪潮書《命運，非關命運》，「平常文學書首刷印一千五百本就差不多，這本書大膽印了三千本。」新書上市十天，立即收到店頭缺書補貨通知，爾雅發行人隱地還在觀察，是否要緊急加印。出版新聞攝影集，替現場存真，為歷史留記錄 
「這次出版《百萬紅潮》純由新聞角度著眼，並沒有特殊針對性。」統籌《百萬紅潮》編務的《聯合報》副總編輯羅國俊說明，報社對「影響社會未來發展」的重大新聞事件，向來有出版新聞攝影集慣例，替現場存真，為歷史留下記錄。「像是八九民運後，聯合報出版了《天安門一九八九》；九二一震災後，《震殤》攝影集也如實存證了災難對台灣土地的斲傷與民眾投入重建的勇氣與決心。」事實證明，被踩熄的八九民運火種餘燼猶存，替中共改革開放的轉向預留伏筆；台灣人或許淡忘了「九二一」土地動搖的驚怖，但逢豪雨必爆發的土石流，猶如長夜後糾擾不去的夢魘。出身採訪主任的羅國俊，對新聞事件的後續影響力，有敏銳嗅覺，「這次『百萬人倒扁』的性質和組合方式，不同於以往的民主運動或群眾運動。」台灣歷來群眾運動，多由政黨或政治勢力在背後操控，「這次活動完全是群眾自發，沒有經過組織動員」。活動訴求跨越黨派、意識對立，羅國俊指出，在「建立清廉政治」的正面訴求之外，「活動把『禮義廉恥』、『反對貪污』這些淡忘了或視為迂腐的核心價值當成口號重提，喚醒民眾。」勤懇打拚的庶民容顏，從各自的生活軌道被召喚出來
羅國俊直指台灣社會經過十幾年的民主化過程，已出現危機。有選舉、政黨輪替等民主形式，「但民主義理的價值，沒有進入生活，變成每個人不可改變的DNA。」盤踞凱達格蘭大道的公民發聲運動，正是試圖重建已喪失的民主核心價值，「預告台灣政治發展將進入新階段」。

愛德蒙松（我的愛）回巴黎去了。
她動身的那天早晨，我陪她去車站。我提著她的行李。到了月台上，在敞開的車門前，我想擁抱她，卻被她輕輕地推開。車廂門一扇接著一扇地關上。
列車開走了，像一件被撕破的衣服。
我在旅館裡過了好幾天，我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我感到自己正在發燒。夜裡，我感到額頭陣陣刺痛，眼睛發燙，像被開水燙傷一樣。房間裡一片漆黑，我疼痛難熬。痛苦似乎是我生命存在的最後保障，而且是唯一的保障。
我難受極了──最後，我還是去醫院拍了額頭和鼻頭部位的X光片。我得的是鼻竇炎。替我看病的醫生對是否採用刺穿手術還拿不定主意，他只是對著強光燈看我的X光片。最後，他認為還要根據病情發展的狀況，再拍一張面部的X光片，過幾天再通知我。他說，不排除進行開刀手術的可能性，但只是輕微的小手術。

「冰點」這兩個字本來是三浦綾子的代名詞，是因為龍應台才讓它跟李大同與盧躍剛這兩個名字、跟中國媒體與政治這樣的現實，產生了新的聯結。但當龍應台向胡錦濤喊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那天，台灣媒體爭相報導的卻是「龍應台痛批老長官馬英九」，爭相追問的卻是「國青團該不該出個像共青團那樣的胡錦濤」，冰點、李大同、盧躍剛通通加起來也不如一個馬英九；每個人祇聽到「台北權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嘆」，每個人都在遙望北京的背影自我洩慾。 二○○五年十月初的事：早上睡過頭，匆忙從薄扶林大道香港大學宿舍趕到赤臘角機場時，原以為一定趕不上班機，沒想到飛機誤點，反而偷得浮生片刻閒。悠悠哉去機場書店逛了一圈，買了本書，再走去機場「星巴克」的咖啡座，點了杯咖啡，隨意翻讀剛買來的書。 書是董橋的「甲申年紀事」。 每次看董橋文章，都會感嘆自己患了貧血症，才、學、識、情樣樣貧血。醫學上，貧血是小毛病，但才、學、識、情的貧血卻像絕症，讀再多書，寫再多文章，就像吃再多補藥一樣，依然藥石罔效。 看「甲申年紀事」時，亦復如是。從第一頁小引裡的一句話：「亂世文章可怒不可怨，宜悲不宜愁：怒則發憤，怨是小氣，悲而能壯，愁必纖弱」開始，就一路感嘆不已。 翻到書後面「龍應台看海的日子」那篇，本來無聲的感嘆竟不自覺化為沉重的一聲嘆氣：「台灣的國民黨已經吊著歷史的尿袋坐在院子裡打盹；執政民進黨一味吞服台毒的春藥遙望上海的背影自我洩慾；香港剛剛變成四九年十月之後頭幾年的大陸」，「這一刻，龍應台彷彿五十多年前流亡南下的讀書人，香港彷彿亮著風燈的客棧…靜夜裡偶爾傳來的幾聲咳嗽，撩起的也許是江南故人多病的惦掛；天亮後幾個頑童喧鬧的爭吵，聯想的也許是台北權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嘆」，真是字字句句血肉豐沛啊。 董橋叫龍應台師妹，他這個師妹從台北辭官後就南飛落腳香江，「看海的日子」中董橋寫的「望海的樓台」，就是龍應台這幾年的棲息地：「沙灣徑二十五號」；這是她寫信的地址，專欄的名稱，辦沙龍的聚會所，有一天也許會成為一個代名詞，文化地標的代名詞。 巧的是，看董橋這本書之前三十幾個小時，我就坐在沙灣徑二十五號的客廳裡。當天，主人邀請了二十多位客人，除了香港本地外，分從北京、廣州、吉隆坡、新加坡、台北前來，大家圍成一圈坐而論華文媒體的未來，十幾個小時輪流不停地各言爾事也各述爾志。 我就是在這場被龍應台事後形容為「繁花亂插」的沙龍型聚會中，初識李大同與盧躍剛。 我對大陸媒體的「異議人士」一向有興趣，對「中國青年報」裡常搞「文字起義」的老牌異議人士李大同與盧躍剛，當然也略知一二；平常我雖然不習慣也不擅長沙龍式的坐而論道，但那次匆匆趕赴沙灣徑，有很大的因素是想見見這兩個「造反派」。

安德烈‧柏納（Andre Bernard）、比爾‧韓德森（Bill Henderson）／輯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1818年出版。 退稿評語：如果閣下要我們買下這本書的話，我們寧願用同樣的價錢把書退回去──只求您打消這個念頭。 ●詹姆斯‧巴拉德（J. G. Ballard）──《超速性追緝》（Crash），1973年出版。 退稿評語：這作者沒救了──看心理醫生也沒有用。 ●賽珍珠（Pearl Buck）──《大地》（The Good Earth），1931年出版。 退稿評語：遺憾的是，美國大眾對任何有關中國的事物都沒有興趣。 ●伊爾文‧史東（Irving Stone）──《梵谷傳》（Van Gogh），1934年出版。

張教授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們大家都十分尊敬的老師，他在微生物學上的成就，可以說是數一數二者，他的專書，也被大家列為經典之著。張教授終身投入教育，桃李滿天下，我們這些和微生物有關的人，多多少少都應該算是張教授的學生。
張教授身體一直很健朗，可是畢竟歲月不饒人，張教授近年來健康狀況大不如前。去年曾經有過一次住院的紀錄。今年，他再度住院，可是他的情形每下愈況。張教授是個頭腦清楚的人，當然知道他的大限已到。他是一個非常開朗的人，也有宗教信仰，所以他對死亡很能接受，他說他也沒有什麼財產要處理，但是他十分想念他的學生，有些學生一直和他有聯絡，也都到醫院來看過他，但有好多學生已經很久沒有和他聯繫了。
張教授給了我一份名單，全是和他失聯的學生，要我將他們一一去找出來，一般說來，找尋並不困難，大多數都找到了。有幾位在國外，也陸陸續續地聯絡上了，有些特地坐了飛機回來探病，有些打了長途電話來。在這一份名單中，只有一位學生，叫做楊漢威，我們誰都不認得他，所以我也一直找不到他。後來，我忽然想起來，張教授一直在一所兒童中心教小孩子英文和數學，也許楊漢威是那裡的學生。果真對了，那所兒童中心說楊漢威的確是張教授的學生，可是他國中時就離開了，他們也幫我去找他，可是沒有找到。
就在我們費力找尋楊漢威的時候，張教授常常在無意中會說：「第二十一頁。」晚上說夢話，也都是：「第二十一頁。」我們同學們於是開始翻閱所有楊教授寫過的書，都看不出第二十一頁有什麼意義，因為張教授此時身體已經十分虛弱，我們不願去問他第二十一頁是怎麼一回事。
張教授找人的事被一位記者知道了，他將張教授找楊漢威的故事在媒體上登了出來，有很多電台和電視台都做了同樣的尋人啟事。這個記者的努力沒有白費，楊漢威現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