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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看過一篇轉貼的文章，內容大抵如下：有三位總統，第一位和女人的關係糾葛不清，第二位是老菸槍，第三位則是菸酒不沾，標準的好好先生。然後文章要我們選一位理想的總統，幾乎所有看過的人都投給第三位。 

答案揭曉：第一、第二分別是公認的偉大領袖，羅斯福和邱吉爾，第三位則是讓六百萬猶太人生靈塗炭的殺人魔王──希特勒。

內容的真實性，我並不曉得；但我知道，這篇文章對我的震撼度，不亞於近日來風起雲湧的挺扁或倒扁運動。因為它告訴我與課本上完全相反的論點：如果要從一個人做小事情的態度，去推他做大事情的格局，是行不通、而且無解的。

期望他成為 澄清吏治的范仲淹，很難嗎？
 從「台灣之子」阿扁的生平事蹟看來，他似乎會是一位帶領台灣邁向光明的領導人。他出身三級貧戶，理應懂得均富之道、經世濟民之可貴；他的妻子殘障，他理應懂得照顧與同情弱勢者；他是台灣第一位、也是唯一未畢業即考上律師執照的大學生，所以被認定是擁有天賦、能力卓越又富正義感的律師總統。閱讀完他的故事，我震驚，一位可以在半夜抱老婆如廁的好男人，也是縱容家人報假帳、炒股票的平凡人；一位在美麗島事件不畏威權政府，為犯人辯護甚至坐黑牢的的正義使者，也會是掌權後對威權政府有學有樣，甚至於公開嗆聲︰「為什麼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的雙面人。

我不懂，我們沒逼他像林肯、曼德拉一樣理念正確，人格超群，但期望他成為澄清吏治的范仲淹，很難嗎？我質疑，中國人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見微知著」、「以小觀大」的精神，到底對還是不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希特勒和阿扁的私生活，簡直是政治人物中的奇葩，值得當做歷史課本的正面教材，好好歌頌一番。於是選民依據他們的生活面進而認可他們的政治層面，接著依傍以上的說法，投票給他們，到底又錯在哪裡？如果答案還是肯定的，那麼唐太宗刺殺手足，不減其盛世英主的美名；柯林頓桃色醜聞纏身，魅力與才幹依舊被人讚揚，豈不是與答案矛盾嗎？

有一個人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被警察攔下來，警察說你超速了，要開罰單，他憤怒地大聲抗議，前面那部車子也超速，為什麼你不把他攔下來開罰單？

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別人發現指出的時候，往往有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極力否認：「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沒有超速。」「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個地方。」要證明自己沒有犯錯，還可以有不同的策略：一個策略是引用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清白：「我從來沒有聽過那個地名，我怎麼可能去過那個地方？」「我是留美博士，我怎麼可能偷這種小東西？」另外一個策略，是用大聲音、大動作來抗議，用力把桌子一拍怒氣沖沖地說：「我怎麼可能會偷看你的檔案？」帶了大批人馬到法院按鈴申告：「某某人的不實言論，有損我的清譽，告！」有一句老話說：「理直則氣壯。」這句老話可以倒過來應用變成「氣壯則理直」，只要我敢大聲疾呼，我自然就是對，就是沒有犯錯了。還有一個策略是發誓、發重誓、發毒誓，「如果我偷了你家的老母雞，讓我天打雷劈，斷子絕孫。」更會鄭重其事，到廟裡在菩薩面前，斬雞頭，指天發誓：「如果我拿了不義之財，我全家死光光。」發誓的邏輯是：假如一個人不怕天打雷劈，不怕全家死光光，他自然就沒有犯錯了。古希臘的一位雄辯家說過：「法律不允許一個人為自己作證發誓。」正是一語中的。

另外一個相當現代化的策略，就是冒一個險，主動接受測謊機的考驗。用機器測謊開始於十八世紀，它的基本原理是當一個人說謊的時候，呼吸的速度、脈搏、血壓、汗水和唾液的分泌都會改變，所以當一個人回答一個問題的時候，如果這些指數沒有明顯的改變，你就不能指控他說謊了。到底測謊機有多可靠，爭議還是很多，因此有些犯了錯的人，還是相信他可以在某個程度內控制自己的心理，騙過測謊機。其實，中國古代也已經知道測謊機的基本原理，審理案件的法官會讓嫌犯在嘴裡含著一把米，然後當著他的面敘述他被控告的罪行，因為當一個人情緒緊張的時候，唾液的分泌會減少，所以在罪行敘述完畢之後，如果嫌犯嘴裡的米還是乾的話，那他就是有罪了。

當一個人犯了錯誤，被別人發現指出的時候，第二種反應是：我的確是做了，但是我認為那是正確的，合乎正義的，合法的，我沒有錯。「打他一拳，只是要提醒他講話小心一點。」「我的理解，紅燈是僅供參考之用，我有急事，所以才闖紅燈。」狡辯也好，強辯也好，只要把造反說成有理，那麼造反就是無罪了。尤其是在法治的社會裡，只要你出得起最多的錢，請得到好的辯護律師，能夠在法庭上講得頭頭是道，那你肯定就是無辜的了！

916台灣挺扁活動在凱達格蘭大道收場，主辦單位宣稱有15萬人眾參加，鳥瞰照片中密密麻麻的人頭，與施明德領導的反貪腐倒扁活動相較，聲勢也不致太弱。

然而，一場如此大規模的集會活動，居然給人虛空飄浮的感覺，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倒頗罕見。

當然是訴求的正當性問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便難以激勵人心。916活動的主題雖是“救台灣”，目的其實是挺扁，乃不待言而人盡知。

然而，當前形勢下的台灣，若要靠陳水扁當權來救亡圖存，未免匪夷所思。其實，誤台、害台甚至斷送台獨前途的，正是失德無能、貪腐的陳家政權。扁弊案纏身引起社會公憤，如果以這種人物作為領導台獨運動的領袖人物和希望所寄，不啻緣木求魚，是將台獨運動自我污名化的不智之舉。

台聯黨精神領袖李登輝“怒不可遏”地禁止黨部高層及公職人員參加這一場集會，應該是最好的註腳。李登輝認為，916已經變調為民進黨的挺扁大會，因此必須劃清界線。此已清楚地揭示了李登輝反扁的立場，為916集會蒙上陰影。

夜已深，凱達格蘭大道卻城開不夜，靠近景福門這端更是熱鬧非凡。但見一干群眾聚嘯街頭，對著繞過景福門的街車倒豎拇指，齊聲高喊「阿扁，下台！」如果車上的人也跟著倒豎拇指，群眾可就更high了，簡直像一群街童快樂得不得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群眾是瘋了還是突然返老還童？如果反貪倒扁運動是台灣目前最火紅的民主必修學分，這一幕群眾抗爭「變為街童兒戲」般無厘頭窮開心的集體興奮，又標示著一種什麼樣的民主經驗？

我聯想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我們每個人都把自身和一切權力交給公共，受共同意志（general will）之最高指揮，我們對於每個分子都作為全體之不可分的部分看待。這種訂約行為，立即把訂約的個體結合為一種精神的集體。……並由是獲得統一性共同性，及其生命與意志。」

我知之矣！原來凱道群眾對著街車齊聲高喊「阿扁，下台！」是一種盧梭式的訂約行為。「訂約」不一定要書寫繁文細則，一句口號、一個手勢、一個頓挫的節奏，都可以是最原始的盟約，使不相干的路人立即結盟為一種精神的集體。偶然行過的街車則如同是對盟約的公開見證，如果車上的人也作出相同手勢，那表示他也立即加入這精神的結盟，獲得集體性共同性的生命與意志。

我想起小學生開同樂會的兒歌：「當我們同在一起，其快樂無比！」為什麼「同在一起」就可以「其快樂無比」？社會學家涂爾幹指出，集體意識的形成是一種出神忘我的集體興奮狂熱，「集體性」本身就是「神聖性」。所以「同在一起」可以「其快樂無比」，因為「同在一起」喚起了集體的興奮狂熱，體現了盧梭式的「共同意志」。

倒扁靜坐群眾，今晚移師台北火車站。凱達格蘭大道，則由民進黨人申請路權使用。不同立場群眾，你進我退，倒也都遵守了民主政治基本的規則，這是好事，值得為兩方鼓掌。

今晚移師台北火車站的倒扁群眾，預估30萬。明天挺扁的支持者，動員10萬人，雙方比人氣之餘，情緒的對峙，意外的衝突，才是周休二日大家最該關注與克制的事。

倒扁，固然有廣大民意基礎，可是，倒扁畢竟不是幾天內就能達成的目標，要長期抗爭，除了現場士氣須時時鼓舞外，很顯然，「說服力」更為迫切。亦即，怎麼讓全台灣更多民眾，願意積極行動，表態倒扁，讓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感受到無以掙脫的壓力，這是「倒扁總部」要打持久戰，非做不可的嚴肅要務。

這種嚴肅的說服力，還有其他目的。首先，對企業界，對仍在觀望的民眾，一套嚴肅認真的說服力，可以解消他們的疑慮，並增強倒扁總部本身的道德自律感，讓倒扁的正當性更趨完整，而不至於因媒體的捕捉花絮新聞，轉移了倒扁運動的嚴肅意義。

另外，認真嚴肅的說服論述，還可以做為號召民進黨內天王們思索「後扁佈局」的依據。情緒的咒罵，煽情的痛斥，爽則爽矣，卻只能亢奮倒扁群眾自己，對爭取盟友，擴大倒扁正當性，助益不大。當施明德公開呼籲呂游蘇謝要站出來時，這只是道德召喚，下一步，必須用嚴謹論述，去論證「天王倒扁」的必要性。

波蘭團結工聯運動剛剛開始，1979年三月，布蘭迪斯在日記中寫著：「社會厭惡政府當局，但卻充滿了無力感。人民依然有所顧忌──薪水、住宅、小孩要上大學、休閒旅遊、日常生活。這些顧忌就足以讓民眾心存畏懼了。」

還好，無力的波蘭社會，得到了一劑幸運的強心針。曾經擔任過波蘭格拉高夫主教，剛當選的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回到波蘭訪問。在教宗到訪前幾天，波蘭上上下下流傳著恐怖的預言──數萬名農民將湧入首都華沙，帶來「疾病、排泄物和屍體」。幾千民眾將在群眾推擠間遭到踐踏死亡。不過，當那天真的到來，預言並沒有成真。

布蘭迪斯記下了：「路上行人有一種不一樣的行走方式，步調與節奏都不同於以往……群眾緩慢地移動，沒有人互相碰撞，大家都讓路給別人。」現場完全看不到警察，「為數如此之多的群眾互相打氣，對自身龐大規模的感動強化了自信與力量。」另外一位波蘭作家瓦倫諾維茲則直接了當地說：「大家變勇敢了！」

若望保祿二世在波蘭發表了演說，演說中避開了對共黨政府的直接挑釁。然而，教宗看來平淡無奇的演說，卻給波蘭社會帶來了壯闊的波瀾。波蘭人民在教宗的語調中，聽到了一種波蘭官員從來沒有的東西──真誠，代表自己，而不是代表某種官方謊言說話，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用課本上規定的陳腔濫調說話。還有，教宗肯定基督教信仰，也就清楚指出了一件事實──共產黨的無神論，不是唯一的真理，在共產黨意識形態之外，存在著別的道理，別的思考。

若望保祿二世回到格拉高夫那天，有三百萬民眾參加了他的戶外彌撒。因為教宗訪問，西方媒體群起注意波蘭狀況，而三百萬有序不紊，莊嚴寧靜的群眾，震駭了去到波蘭的媒體記者。波蘭在那一瞬間，成了世界的中心，每個波蘭人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那一瞬間，國家權力，相較於群眾，相較於外界的助勢，變得不再重要，而且，那一瞬間創造出來的空間，由三百萬人定義的空間，完全不受國家法令規範。波蘭人不害怕了，他們發現，沒有國家的介入、幫忙，他們還是可以完成很多事，甚至能夠完成更多國家做不到的事。

    講兩個真實的故事。有個新聞同業，駐外。每次回台灣，別的不重要，先買「綠油精」。因為國外沒貨，所以一買都一大包。也不是仙丹，也不治啥病，也別以為他工作繁重，隨時得提神，都不是。他知道自己用這玩意用出癮頭了。隨時都得拿出來抹一下，身上的綠油精味道，濃到不行。他還自招，他家裡的味道更濃，終年不散，朋友上門都勸他。沒用。沒安全感。

    還一個，當過兵的可能都有這經驗，我也遇過。那時部隊駐地偏遠，阿兵哥一有小病小痛，看病挺麻煩。營裡配了個醫官。藥全在個小藥箱裡頭。真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就偷笑了。醫頭跟醫腳的藥，根本沒差。他說，他也沒辦法，就這幾種藥，吃了、抹了他保證不出事，他都當安慰劑用。
 
    阿扁前幾天回官田，這也沒什麼。人不親，土親嘛。菲律賓的馬可仕、伊拉克的海珊、秘魯的藤森，垮台前躲哪裡？都是回老家。就算這些貪瀆者、獨夫現在早已失權、失勢、失去生命，但是，他們的故鄉到現在依然「挺馬」、「挺海」、「挺藤」。雖然證實「罄竹難書」，但就是「音容苑在」。你不可能期待這些人像西楚霸王項羽那樣「無顏見江東父老」，自刎烏江。

    阿扁在官田講了一拖拉庫話，其他的不管，但他說的「三個運動」還是得當回事兒關心。三個運動是：一、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二、催生台灣新憲法；三、追討國民黨黨產。各位有沒有一點點被「柔性恐嚇」到的感覺？這「三個運動」讓我想到前面兩個故事。這是阿扁，或是民進黨的「綠油精」，把「綠油精」當萬應居家必備良藥。也像是阿扁開給支持者的醫官藥，反正，不管遇到什麼問題，就是這三帖。這幾年看下來，可以確定，藥箱裡沒其他藥了。

    追討黨產，可以。怎麼追，追什麼，講清楚，一動一動做。不過，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催生台灣新憲法，這就不是單純內部消費問題。修憲，當然要經過國會，加入聯合國，關乎條約權，也要經過國會。還不只國會，最重要的，這都會碰觸「四不一沒有」，「一沒有」已經在年初被阿扁給吃了，剩下「四不」，阿扁不久前也才剛發過重誓說不會碰。要如何在最後二十個月當四十個月做？能不能把這些獨派天符搞出名堂？先不管了，重點是，只要阿扁再度拿新憲、公投、台灣國當護身符，那就會像易經裡的卦辭：「羝羊觸藩，羸其角。」意思是說，公羊魯莽瘋癲，衝撞圍籬，結果，羊角卡在籬巴上，進退不得。

    倒扁不退，阿扁就開始當瘋羊。未來二十個月，鐵定又是沒完沒了的政治動盪。這「三個運動」，既是阿扁的綠油精，獨派的安慰劑，也是對反扁人士的柔性恐嚇。要倒扁的，還得想想，羊又開始裝瘋了，該怎麼處理。

台灣百多萬民眾支持的倒扁運動愈演愈烈。按照二十分之一的如此的人口比例，如果這場“倒總統運動＂發生在美國，就是相當有1500萬的美國民眾在支持彈劾一個美國總統。按照洛杉磯泛藍人士楊華沙的看法，如果美國發生二十分之一的公民的連署倒白宮運動，“那個總統早就下台，抱頭鼠竄了”。　

施明德，一個被淡出政治舞台的英雄，再度成為英雄。他再度在媒體和民眾輿論的聚焦下，他已經遭受到兩個前妻和自己女兒的“背叛”。他冒著政治風險甚至個人人生風險，在六十耳順的年代，他不僅不耳順，行為也充滿青年的動力。卓越的政治人物不屬於他自己，他屬於台灣孕育改革和革命的新群眾浪潮。

具有政治家風範
施明德的革命美學是一種道德風範，他呼應民眾內在呼喚的政治抉擇，他把民眾內心焦灼變成政治熱情，這是他作為政治家的過人眼識和魔術手段，他具有政治家的風範。施明德是具有超越性的人。

他超越權和欲（金錢欲與性欲）構成的現代政治的陰影。台灣展現有序與失序，自鳴清高的文人埋怨台灣是失序的社會，失序的人心。施明德心中自有序，他的運動，讓台灣民眾，充滿批判精神，充滿革命欲望。追求變動，這就是序，這是人類不斷發展的大序。

倒扁無論成功與否，施明德都將為台灣政治史、文化史以及精神發展史劃下一個歷史的重大標記。

龍應台以她一貫犀利的文筆，寫出的文章非常流暢，文章的題目也好極了－－搞不好這是阿扁最後的一課呢！但是她這篇文章有個最大的問題：「陳水扁這一課誰出題？」

誰出題太重要了！搞研究的朋友也都知道，一個成功的研究就是問了對的問題。龍應台的「陳水扁這一課」，出題的好像是阿扁嘛！阿扁出的題原型是這樣：「你們人民敢搞群眾運動，最後就會流血。看到拒馬的利刃沒有？你們再搞，就請你們嘗試利刃的滋味。怎麼樣？你們選擇群眾運動，還是體制內改革？」

如果題目是這樣出，答案的確只有一個。有誰希望流血動亂呢？所以只好接受龍應台無可厚非的答案：「這一百元的廉價革命我不玩。」

但是這只是一種出題法。以龍應台的聰明智慧，一定可以想出其他出題的方法，下面提出的只是其中的一種。如果出題的是人民而不是阿扁，應該是這樣：「我們當然不希望流血，但是也嚥不下這一口氣，倒扁非倒不可。還有別的方法沒有？」

我所希望看到的，是一向走在人民前面的龍應台往這方面思考，帶領大家走出一條不同的路。誰說群眾運動只能有一種玩法？阿扁當然是儘他所能裝神弄鬼嚇唬人，也把不少人嚇到了，包括龍應台和李家同在內。所以龍應台不肯捐一百元，完全可以理解。

我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總是希望身邊有些可用的故事，可說的人物，這樣教起來會親切一些，體會可以深刻一些。但自己的人生有限，朋友總是那些文人圈子的，說話文謅謅，很難讓他們看見另一種人生。可現在，我確實覺得很慶幸，難得我們活在當下，那些典型人物都出現了。

像那個說「施明德最好二十五年前就被槍斃」的傢伙。去年連戰赴大陸時，他開記者會鼓動群眾去包圍，沿高速公路飛車，衝入機場鬧事。後來這些人被起訴，也要起訴這個煽動的民代，他居然說：「他們是自己去的，跟我無關。」這孬種，只有莎士比亞的鬧劇才寫得出來的小丑，居然敢出來指著施明德說：「他最好早就死去。」

想想施明德，當初美麗島事件的時候，還是最後一個被抓。當那些沒經驗的受難者害怕驚嚇的時候，他用不在乎的微笑，用視死如歸的昂首，面對著槍斃的威脅，讓大家安下心，讓美麗島還維持最後的尊嚴，讓鎮壓者因為他的自尊，而感到理虧虛心，讓未來的孩子知道不必畏懼權勢，我們有良知、骨氣為伴。

施明德和那個不配在我文章中出現的名字，一個是不要命的，一個是不要臉的。能夠強烈對比到這個地步，真是非常好的典型人物，再好的文學家，都不好意思寫到這麼低級啊！我真的感謝這時代，讓我大開眼界。

施明德的兩個離婚的女人，也是一絕。他們心中一直有恨，因為他們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他們的愛情，來自一個革命者，浪漫激情，至死方休。這是最棒的愛情。但婚姻的幸福，卻絕對不可能來自革命者。革命者充滿自由浪漫情懷，寧願選擇在世界流浪，他們對死無所畏懼，但比死更可怕的是：生活於平庸無聊之中，過一種機械式的生活。但偏偏，女人愛到極致而想擁有的婚姻，正是如此。而一旦革命者回歸平庸生活，與常人無異，也就沒什麼可愛的了。這時不是男人離開，就是女人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