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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小小時，心情不好的最佳良藥就是把平日積累的零用錢拿去買一堆書，當時一本一百五到一百七的價格，五百元幾乎就可以換到三本愛書。現在，情緒低落到不行時還是亂買書，忙亂時在網路上逛書店，兩千元買將近五本書，虛擬介面導致總有兩本爛書的機率；閒暇時到誠品找新書，再轉戰到唐山、政大書城或水準，折扣價花了我八百元買三本書；有良心也有閒時亂迷路一通到小小書房或果菱，拿多一點錢買可能閒置許久也心儀許久的書。
這些從來都只涉及到場域氣氛、價格和消費的個人經驗，前陣子獨立書店開始推行圖書定價制度修法，激起大量出版觀察者與消費者的討論；另一個消息更直接衝撞到消費者的情緒，就是經營了18年的政大書城位於公館和師大的兩間實體書店，即將在10月底結束營業，身邊有人沮喪或者有人笑說：「老闆沒良心，把我們這些習慣的消費者丟下不管。」門口那一疊《破報》到底該移址何處也讓人傷透腦筋。就在傳言紛紛擾擾說政大書城經營者李銘輝將轉型網路書店經營時，《破報》記者與輝哥為此在大熱天下聊過一回，理解了書城之難，卻也同時異常清晰地懂得，企業體與獨立書店面對的未來是如此懸殊...
18年的書城歷史轉移
一提起營運了18年的政大書城，大家直接聯想到的就是折扣低廉，無論是假日或平常日，總不會出現門可羅雀之景，為何會在去年年初重新裝潢過後不久的此時，選擇將公館與師大的書城收起，成為眾書友揣測營運狀況不佳的原因。在與李明輝見面前，我試著辜狗輸入「政大書城」，出現的連結多半是「不敵網路」或「棄實就網」等關鍵字，但在與輝哥聊天過程中，令人意外地他這麼說道：「網路只是副業，我只是投資不插手經營...主業還是實體書店，我不過是把台北的營運成本拿到二線城市的兩間書店和花蓮...之後等到樣子確定，大家絕對不會說我沒有良心...」
從事書店經營已屆四十年的輝哥，無論是18年前位於政大校園內的書店，或12年後在師大的店面，彼時開展都還在台灣出版業興盛之時。提起過往的出版業榮景，輝哥說道，從解嚴前戒嚴法與出版法的限制，人民飢渴需要資訊的心態使出版業蓬勃發展，伴隨著當時升學主義，教科書支撐著書店成為主要獲利來源，乃至於解嚴後資訊爆炸，「從經營管理的書籍，到心理學、科文類別，都帶動了整個出版業，當時在政大經營書店很好做...」而這種榮景到了2000年後，開始出現改變，包含閱讀習慣的改變以及網路書店的興起，終至2004年命定了出版業者走下坡的方向，輝哥回憶著：「以雜誌來說，以前一年會出現十幾種新的雜誌，到2004年之後，爆發力整個消失，不只新雜誌很難出現，連舊的都一一消失...」
儘管如此，政大書城的營運仍未遭遇困難，即使在書店生存戰的今日，靠著「行有餘力再行開店」，買厝不租房的穩扎穩打，李明輝只要抓著17%到18% 的獲利，營運便沒有太大問題，加上背後提供書籍的大盤商折扣較低，因此持續提供低折扣的吸引力，政大書城仍舊得以在商場上站穩腳步。但在此之後，輝哥接著說：「其實我的書城理應不該受到影響，但可能是人的惰性，走入書店的次數減少，這兩年的業績滑落15%到20%，當然還沒有賠錢，但每個月都滑落的狀況，加上（師大店）營運成本太高，每個月人事費和其他開銷平均70萬，算一算一個月收入三十萬，要調漲薪資根本不可能，再加上只要來個小意外，像是火災或甚麼，我就要倒閉了...」因此，李明輝在兩個月前毅然決議將台北兩個書城收掉，一方面投資博客來網路書店前總經理張天立的新網路書店，一方面將實體書店重心移到業績持續成長的高雄兩間店面，並企圖在「沒有任何一間像樣的書店」的花蓮開闢新據點，「台東都有誠品，花蓮卻連誠品或金石堂都沒有；誠品沒有去花蓮，我可以去...我想至少可以享受漫活和另一種層次的文化水平。到二線城市創造在地文化，對我來說還是服務人群。」
折扣烽火連天，圖書定價制的未來何在？
政大書城業績下滑卻每個月依舊維持有三十萬左右盈餘的同時，獨立書店卻需要想盡辦法舉辦課程、讀書會、座談會、放映會，以吸引多一些人走進去。就在打開博客來五折到七五折的廉價書價使人趨之若鶩時，卻也讓消費者忘了書籍高訂價的不合理，甚至出版業以書養書、業務主導選書、編輯專業退位，以至爛書充市的文化崩盤危機。除了網路書店，便利商店、量販店的分食，導致複合式經營的中小型書店立足點率先被啃食，而獨立書店在前陣子推動的「反折扣戰、推動圖書統一定價制」活動，主要師法德國、西班牙、法國等圖書統一定價的理念，試圖在台灣出版折扣殺紅眼的當下，衝出一條生路。
由此向下，似乎指涉了政大書城的折扣吸引力，乃是屠殺獨立書店生存權的一環。然而詢問了輝哥，他的答案竟然是：「很多人都以為我在破壞市場價格，其實我是在捍衛我的工作權。」原來最早進入政大校園開設書店時，合約上明白就寫著，必須賣得比其他書店都便宜，「就是誤打誤撞變成這樣的經營模式，到後來不賣便宜還被消費者告...」靠著背後大盤商的低價折扣，以及無須負擔租金和裝潢費用的策略，政大書城歷經了18年的時間成為一個企業體，與獨立書店面對不同的未來考量之時，卻至少是個有良心的經營者。不同於一般雇用工讀生節省人事費用的經營手段，政大書城的工作人員都是正職員工，更甚，在兩間書城結束營業後，「員工也保證不會失業...員工跟你同樣享著幸福賺的錢，事情才會順...」
就在網路書店引爆的折扣戰成為書店經營困難的眾矢之的時，李明輝選擇轉移政大書城的實體所在地，並至少保存了員工的工作權。然而實際上，除了折扣的表面癥結，出版業逕選普世熱賣重點書、實體商店主銷新書的策略，才是真正成為文化累積逆走和閱讀需求貶值的核心要點。李明輝就直接說道：「台灣的問題主要不在折扣，而是人民不讀書，圖書定價根本不可能成行，因為根本沒有條件。」輝哥舉例，政府每年圖書標購案，競標者總是以55折到58折投標，轉向出版社要求45折或5折的價格供貨，「否則就刪單改買狗屎給政府准」，導致優良產品邊緣化，好書進不了圖書館。輝哥憤怒地說：「為何政府的錢不賺？如果政府圖書標案有明確性挑書，不是拿一千萬給你標，說這本沒有拿其他兩折的爛書來補，甚至與標案書籍不符得扣押標金，台灣閱讀人口和習慣就不會是現在這樣了！」倘若連政府圖書標案皆如此，我們有甚麼餘地希冀台灣能夠像日本有遠見地立法維護人民讀書與文化接觸的權利？甚至捍衛出版品質與書店經營的未來大道？
>>>>2010-08-19<破報>復刊624期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會的基礎，那麼文化政策在政府的運作中又佔了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你問一個總統候選人他的經濟政策是什麼，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問他的外交政策、國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衛生政策、醫療政策、兒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從容應答，因為他的幕僚讓他事前做過功課。可是如果請他談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會支支吾吾答非所問，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邊緣化，讓我想到在台北市府為文化爭取預算的經驗。每年五月間，市府內部要開始編列下一年度的預算，所有的局處首長坐立不安：經濟不景氣，市府歲收減少，預算要裁減。那麼，該裁減誰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發？警察的防彈衣裝備是否可以不買？消防車是否壞了不補？醫院是否可以減少護士？勞工失業救濟是否停發？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財政局長、主計處長像判官一樣盡量保持面無表情，怕傷了同仁感情；各局處首長則個個面色凝重，如臨大敵，用盡力氣去爭取、保護自己那一塊的預算。有一年，當社會福利預算被縮減時，社會局長當場痛哭出聲。     　我所面對的，是一個很多人心裡想著但隱忍不發的一個想法：

長期關懷台灣文化生態的作家龍應台，既曾經擔任過首任台北文化局局長（約四年），卸任公職後講學香港（約三年），再返回台灣任教於清大，並創辦基金會，積極從事國際交流，邀請各國文化界人士來訪，與台灣互相認識。這樣豐富的文化實務經驗，以及多元的，包括兩岸三地華人和國際文化相異的體驗，讓她對於「文化政策、文化資源」感受尤其深刻。在新舊政府交替，政經議題沸沸揚揚之際，文化層面幾乎乏人問津。我們特別從今起刊載龍應台的文化議題專文，分兩部份，今明發表第一部份，下週一推出第二部份「文化政策，為什麼？」。 ──編者冬夜清晨三時，台北
    　曾經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做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麼？」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以官員身份踏進台北市議會，開始了長達四個月的質詢期，每天坐在議會裡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總是在半暈眩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原是台大教授，他說他的症狀是胃絞痛，嘔吐。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變得迫切了，因為預算必須完成「三讀」通過，一月份開始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後一兩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審查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在這個過程中，五十二個議員可以分批輪流上陣，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每個局處的首長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     　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清晨三點鐘，我突然發現「龍應台局長」被喚上了質詢台，為台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麼叫做文化？」

2007年的台灣出版業，可說是有史以來最慘澹的一年。台灣出版產業繁榮了五十年，大概再也沒有哪一年，比這個即將過去的2007年景況更糟的了。不論是2003年的SARS危機或去年的消費者信心危機，都沒有像今年這樣給予出版產業沉重的打擊。表面上看，書市的暢銷書不斷推陳出新，本土作家也屢有佳作，但整個產業事實上已經面臨冰河期的威脅。以下年度大事回顧貫串整個出版產業與讀書生活最嚴重的問題，有些可能積習已久，到今年正式爆發，有些則是發生不久。無論如何，這些事件牽動了整個產業，影響更是方興未艾，尚未終止，未來幾年我們將會看見這些事件持續影響整體產業的興衰。一、翻譯書全面搶占暢銷書排行榜
不論任何書店（實體或虛擬）、任何榜別（文學或非文學），每一期的暢銷榜上，翻譯書都占有一半以上的名次，小說類排行甚至高達九成以上。全年總銷量最驚人的書單，也毫不意外，全數由翻譯書包辦。最暢銷的本土著作銷量大約只有最暢銷的翻譯書五分之一不到，台灣書市全球化的程度，已經追上電影市場；任何在國際書市走紅的暢銷書，很容易在台灣衝上排行。然而依照筆者2005年的統計，台灣每年引進的翻譯書大約只占全年出版總量的25％左右（見《老貓學出版》一書〈2004年台灣新書市場初探〉）。25％的書種卻占有50％以上的暢銷榜名額，翻譯書在台灣書市的競爭力由此可見一斑。台北書展基金會在新任董事長林載爵倡議下，努力推動本土著作發展，預計在明年頒發首屆「書展大獎」，為本土作家創造聚光舞台。希望這樣的努力可以讓台灣早日度過暢銷榜好萊塢化的命運。二、行銷格式化，選書輕量化
本年幾乎所有暢銷榜的書種，都依循雷同的模式出版、上市、進占排行榜。這些書仰賴大量的國外銷售成績、讀者和媒體口碑，加上基本的預購、試讀、通路推薦（或精選），嫺熟操作行銷工具的主流出版社，就容易取得銷售成績，因而使通路與作者（含版權代理商）更願意與具有操作實績的編輯部合作，台灣開始朝向大型出版社占據主要市場資源之路前進。

　　根據中時記者丁文玲報導，繼城邦集團旗下約三十家出版社的書在金石堂書店消失後，「包括正中、聯經、立緒、寶瓶、文經社、聯合文學、女書文化等近兩百家出版社的書，也暫停對金石堂供書。」供應商連手抵制通路商，這在出版產業上是史無前例的大事。 　　圖書產業和所有其他產業一樣，上下游廠商間的交易折扣上基本上是處於零合狀態，折扣降一分，書店就多一分毛利，出版社就減一分收入。但在正常情況下，雙方都明白沒有對方的支持，最後的營業產值不會實現，因此彼此會走向雙贏，共存共榮。 　　然而一旦產業環境劣化，供給大於需求，市場均衡失守，通路開始發現他們憑空擁有了夢寐以求的地位，不純是因為他們經營成功，而是因為供需失衡而讓他們占有了買方市場的優勢。通路為王現象不只在百貨、量販、便利店發生，同樣也在圖書業出現。 　　我們看通路力量最強的產業裡，通路對上游供貨商幾乎是予取予求的，上架費、物流費、廣宣費、改裝費、責任業績、抽成保證，供應商幾乎沒有談判餘地，愛來不來，你不同意的話，多的是別人搶著接受我的不平等條約。 　　市場優勢實在太好用，書店業者根本不可能為了維護產業和諧，而放著威力強大的武器不用。所以這些年來，連鎖書店進貨折扣逐年下降，延帳情況常年上升，各種變相殺折扣的名目如物流費、特展折讓、文宣費、大量進貨退趴等，不斷推陳出新。演變的最高峰，則是「銷結制」的誕生。書有賣才結帳的「銷結」制度（相對於傳統進貨減退貨的「月結」制），確實是書店業者「善用」市場優勢的威力武器。這個制度深深擊中產業上下游的要害關鍵。 　　如果銷結制全面施行，所有書店門市的存貨成本，將全數轉嫁由出版社承擔。書店將不花一分一毫，就可以坐擁全店存貨，大做無本生意。還不止於此，本月售出，現金入袋，月底對帳，次月開票，票期三個月到六個月。書店可以盡享所有現金實利的好處。 　　生意做到這種程度，簡直是占盡所有便宜了。然而市場地位如此不均衡，多年來上游出版業者始終敢怒不敢言，換得通路步步進逼，最後的結果就是產業鏈終於在最脆弱的地方繃斷，這是上個月凌域停業事件的結構原因。繼之而來，十六家經銷商的聯手抵制，則是長年積怨之下的反應。一個出版產業的內部風暴，終於成形。 　　出版產業一向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佼佼者，然而經由一次跳票事件，竟然引發了業內少見的聯合暫停供貨，可見上下游的交易關係的不良，已經到何等嚴重的程度了（不然業者不會用自己的營收來搏命演出）。對讀者而言，這件事情的影響可能不是很嚴重，一個地方買不到書，換一家書店就是；但對產業而言，這件事的爆發卻可以是影響深遠的大事。 　　通路即使占有優勢地位，也不應該濫用力量，對供應商施加不平等的交易條件。過去這個概念可能只是表面文章，不需當真，現在則是所有經營者必須念茲在茲、奉行不逾的信條。因為太強勢的不平等交易，最終是會反噬自身的。這一次業內上下游每個環節的主事者都應該真正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不是一家兩家的經營問題，而是供需雙方是不是真正視對方為互利共榮的合作夥伴。

春節期間，難免多吃了一些不該吃的東西，使人消化不良。更使人反胃的，是看一些政治人物的「走春」。他們「走」到哪裡，都有一些群眾高呼「張總統」、「李總統」。喊的人油腔滑調，大賣不負責任的順水人情，在誠實世風日趨低下的台灣，倒也罷了。怎麼被喊的人竟然能當之無愧的，當仁不讓的，又意氣風發的接受了，而沒有半點勸阻，半句駁正，甚至半分不悅呢？總統，是國家元首，頂尖的名器。「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孔子早就這樣說過了。被群眾呼為「張總統」、「李總統」的那些人，都是大學法政系畢業的高材生，還有留洋的，平常言必稱美國，以與美國人來往為榮，演講文稿要先送美方審閱，連出國訪問也力求在過境時讓飛機輪子一親美國土地的芳香，以如此的密切關係和嚮往之情，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必然相當了解，也理應見賢思齊，請問：美國總統選舉，有誰在當選之前，更不要說在黨內初選之前，更更不要說在聲明參加黨內初選之前，被人呼為「總統先生」的？若有人真這樣喊，他一定是個白癡。若被喊的人欣然接受，他一定是個大白癡。大白癡不能當總統，他就出局了。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名實之間的邏輯性和嚴肅性，古聖先賢已有很多教誨：「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宋史》），「名偽必敗」（《明通鑒》），「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莊子》），「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管子》）。某些人要「去中國」，可以；要「去中國文化」，也可以；但其中的真理卻不能去，因為真理無國界，無族界。當然，真理可能有「人界」，在今天的台灣，與某些人談真理，也許是不合時宜的了。只是不談真理也不能淨談鬼神吧？「列位總統」走春，人人都到廟裡，都到神像前，都焚香頂禮。他們祈禱什麼？國泰民安嗎？國泰民安是治國的理想境界，大海航行靠舵手，要國家領導人拿出政策方針來。可是「張總統」、「李總統」告訴過老百姓他們要怎樣當這個總統嗎？他們說過怎樣使國家撥亂反正嗎？他們提出過如何使台灣的經濟恢復正常嗎？如果要台獨，那也沒關係，但有沒有人清楚昭告台灣民眾獨立的具體方法和步驟呢？也沒有啊！那麼他們在鬼神面前說些什麼呢？漢文帝將放逐長沙的賈誼召回，在半夜裡以待賢士之禮接見他，但卻不問生民疾苦，不問治國大計，只問鬼神之事。唐代詩人李商隱感慨賦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但今天台灣的某些政客，恐怕連鬼神都無心問，而是在那裡裝模作樣，念念有詞，唬弄老百姓。老百姓被唬弄，說得苛刻一些，也是咎由自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直選十一年了，政黨輪替也七年了，看看國家弄成了什麼樣子？除了失業率和燒炭自殺的人數與日俱增外，其他經濟的、社會的有意義的指標大概都是下降的。可是老百姓似乎不在意這些啊！政客在選舉時只要能大言炎炎，只要向對岸吼幾聲，只要稍稍撩撥一些族群和諧關係，選票就來了，治國多累啊，誰願意幹傻事？至於有一天老百姓會受累，可是「末日」不還是沒到嗎？那就讓大家蒙著眼睛過日子吧，也許真能船到橋頭自然直呢！西方有云：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在沒有遠見的地方，人就沉淪。）什麼地方會沒有遠見呢？當某處總統一大堆，鬼神一大堆時，恐怕就是了。
>>>>2007/03/08 聯合報 聯合副刊

聽到林義傑長跑穿越撒哈拉沙漠時，筆者還在飛機上，不論是機上的中文報紙，或是機場巴士裡的電視新聞，給筆者的印象都是：一個台灣勇士孤獨的背著國旗，寂寞的在沙漠裡「為台灣而跑」！等回到家中，發現英文新聞都沒有提到所謂「台灣精神」，反而清楚寫著共有三名跑者參與此壯舉；更重要的是，這活動是由影星麥特戴蒙發起，目的是為慈善機構「非洲之水」拍紀錄片募款，在非洲提供乾淨水源。我們的新聞怎麼了？為什麼完全聚焦在所謂「台灣之光」上面？我們的閱聽大眾怎麼了？有幾個人關心林義傑究竟為何而跑？台灣的邦交國多在非洲，因此林義傑在非洲長跑格外有意義，若台灣真關心非洲的黑朋友，就應立刻傚法其他國家，宣佈跨國慈善捐款可抵稅，用實際行動支持林義傑這項長跑活動的真義。從林義傑的相關報導就可看出我們國際觀之狹窄和偏頗，拿時間與空間的座標為喻，台灣人的眼界似乎出不了腳下的原點；可是，對外面的世界不瞭解，又對歷史沒興趣，怎能看清未來要走去哪裡？媒體亦隨波逐流，國際新聞往往只剩下兩種，不是瀛寰搜奇式的零碎報導，就是戴著「草根色」的眼鏡，把「無關」台灣的部分過濾掉的新聞。筆者查詢剛揭曉的柏林影展，卻幾乎找不到國內的報導，因為台灣沒得大獎，新聞就懶得報了！長此以來，我們根本不知道別人已經進步到什麼地步，發生亞運金牌目標打對折的誤判，或是國片到了世界各影展繞一大圈仍空手而歸，也就不足為奇了。缺乏國際觀的現象發生在學界就更令人莫名所以，現在網路發達，全球資訊都在指尖的滑鼠下面，國際觀應該非常靈通，可是就在春節前，我還批改了幾篇弄不清拿破侖是哪個時代的卷子，也遇到托我在曼谷購物的商科老師，竟然不知亞洲各國貨幣已升值大半年，台幣得倒貼才換得到等額泰銖的情形。以林義傑的新聞來說，又有多少人喊得出另外兩名跑者的名字？遑論「非洲之水」和類似的非政府組織。說實在的，台灣把「綠色外交」、「永續發展」等標語喊得很響亮，但當國外的組織身體力行，發起替非洲找水源的活動，台灣卻冷落了活動的主旨。林義傑已返台，媒體炒作的方向不外乎大英雄一路上聽什麼歌解悶啦？穿什麼鞋啦之類！然而，「究竟為何而跑？」將是我們問自己、問媒體、問林義傑的重要問題！ >>>>2007/02/26 聯合報 民意論壇

過年，看到親友都要說些吉利的話，我們最喜歡講的是恭喜發財，可見中國人過去多麼渴望過富裕生活。現在絕大多數人已不再講恭喜發財了，但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國家未來經濟好轉。要將經濟弄好，應該是全民共同的願望。要搞好經濟，該怎麼做，卻好像沒有一個全民的共識。我們不妨看一看全世界經濟非常好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工業技術水準高。要評估一個國家的工業技術水準，不能從能不能生產某種產品來看，而要看能不能自行製造並設計生產這些產品所需要的儀器和機器、關鍵性零組件、關鍵性原料，以及自行設計生產的製程。以面板而言，我們的機器、關鍵性零組件和關鍵性原料，都來自外國。我們雖然一直以半導體工業為榮，但生產半導體的儀器全部來自外國，在我們生產半導體以前，這些國家已經賺走了大把的銀子。我們的面板顯示器工業情況差不多。再以我們的手機為例，手機裝配也許不需要太多非常精密的儀器，但是手機內部的關鍵性積體電路，卻幾乎全部來自外國，我們不能充份掌握有關射頻的技術。不僅此也，有時我們還要向國外購買軟體。試想，我們的手機能有高利潤嗎？我們號稱是資訊大國，我們卻正在向印度和埃及買軟體。這實在是我們應該感到慚愧的地方。為何我們技術落於人後，我有些想法：一、我們幾乎沒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我們只求「新而求新」。舉例來說，手機裡有一個中央處理機，這個中央處理機來自英國；這一類的中央處理機，政府曾經投下大筆資金發展過，但雛形完成就放棄了。政府的高級官員不喜歡我們研究員將研究成果一再地改良，而要求他們去做另一個新奇的研究。最後結果是：我們什麼都不會，我們什麼都不精。那家英國公司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發明，他們只是一直在改善成品，現在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的這類中央處理機，都是他們生產的。

    在競爭激烈的日本文壇，作家要闖出名號絕非易事。從另個角度來看，或許正是因為讀者的嚴厲要求，亦可說是因為閱聽者水準如此之高，才逼使作家們不得不練就寫實主義的超強功夫，來說服或滿足讀者的需求。    在書籍的分類上，小說通常被歸入fiction，這種歸類法大致不會引起太大爭議。有趣的是，日本讀者看待對這種「虛構」的內容，卻帶著嚴厲的目光。姑且不說作家本身是否感受到這種壓力才練就出寫實的能耐，大多數日本作家大都以此自我要求，努力回應讀者的期待。換句話說，他們在虛構內容的同時，又得兼顧場景的真實，那種習慣用「本小說情節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的遁詞，在日本似乎很難全身而退。  貴志祐介
    兩年前，擅長寫驚悚小說的日本作家貴志祐介來台宣傳新作「玻璃槌子」。我做為翻譯過他兩本暢銷小說的譯者，在簽名會後，有機會與他聊談創作甘苦談。我問他，在寫小說的過程中，最擔心什麼事情。他回答說，首先他最在意專屬編輯的看法。當專屬編輯覺得小說中有不妥之處，或寫得枯燥乏味引不起讀者興趣的時候，就會「建議」他重寫那個段落。他對這些要求還可接受，最恐怖的是，文中若涉及專業知識，還得請專家過目，沒有得到專家的首肯，就算你苦讀資料自認為寫得精彩的部分，到時候都得重新改寫，直到讓其他專家們讀來滿意為止。     在「玻璃槌子」中，有描寫日本建築法規的細節，在此之前，他已下過苦功，讀了不少資料，當他誠惶誠恐地將寫好的稿子請建築師審閱後，最後還是因為「與事實有出入」，又重新改寫。他表示，這種要求雖然嚴苛，但從某個角度來看，對細節更完美的把握（至少在日本是如此），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其實，他在「黑暗之家」和「第十三個人格」小說中，所引用的犯罪心理學，都具備相當專業水準。寫驚悚小說的作家認真到這種地步，大眾小說家同樣有此認知。 松本清張
    松本清張成為社會派推理小說家巨擘之前，寫過純文學的作品，小說「某『小倉日記』傳」曾獲得第28屆芥川獎。他在「發掘昭和史」和「古代史疑」以及「遊史疑考」等書，已展現出深厚的考據功力，在寫推理小說時，依然體現出追求真實的精神。

法國詩人
派屈克‧於埃
寫了一首長詩，
爭取金氏世界紀錄
爭取世界性的金氏世界紀錄已成為當今的一種時尚。有廟宇製造出一個可供數百人分食的紅龜粿，爭取打破金氏世界紅龜粿最重的紀錄，第二年便有另一廟宇製出一個更重的來打破；比賽熱狗的長度，比賽壽司的長度，幾乎每年都有這種瘋狂，倒也平添一種不甘寂寞的熱鬧氣氛。 文學作品必須慢工才能產出細活，不是只要材料充足、人手多便可創造奇蹟，因此文學作品可以爭取諾貝爾曠世大獎，以質取勝，而不會去比重、比大、比長。但是最近一位法國詩人派屈克‧於埃（Patrick Huet）在一個半月之內寫了一首長詩，而後又花一個月把詩抄到一匹布上，長度幾近一公里，需要用拖車幫忙才能把布捲展開。這首詩將以「世界上最長的詩」去爭取金氏世界紀錄。這首詩稱作〈對世界回聲的希望〉，共計7547行。其特點是以「隱題詩」（藏頭格）寫成，將每句詩的第一個字母連在一起，便是共計三十條的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全文。詩人稱「此詩出自我內心的壓力。一種火一般的表達慾望。我想說的是，在難以數計的世世代代裡，那摧殘著人類的大苦大難」，這首長詩曾於8月4日在法國東南部尚皮耶的一處賽車場內展出。為昭大信，並請來法定公證人到場公證。世上最古老的
印度史詩
《摩訶婆羅多》，
計共二十萬行
這首長詩如以詩建構的創意而言，確實前所未有，且以三十條的〈世界人權宣言〉作藏頭詩，難度極高。但詩人的大志是要以「世界上最長的詩」去爭取金氏世界紀錄，這就難免會難達願望了。如以詩的長度來爭取，世界上萬行以上長詩比比皆是，荷馬的兩部史詩，《伊利亞德》計15693行，《奧德賽》計12105行。但丁的《神曲》分三部寫成，每部三十三篇，詩句分三行一段，〈地獄篇〉計4720行，〈煉獄篇〉計4715行，〈天堂篇〉計4758行。《神曲》三篇合計14193行。歌德的《浮士德》也有12110行。而如果拿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來比，史詩計有十萬頌，每頌係以雙行排列，計共二十萬行，相當於荷馬兩部史詩的七倍多。《摩訶婆羅多》是無數的知識河流彙集而成的浩瀚海洋，有古印度的百科全書之稱。這位三十歲的法國年輕詩人的七千五百行詩是無法與這些已成經典的長詩爭勝負的。他的長詩破金氏紀錄之夢究竟能否達成，就看主辦單位採取什麼標準。譬如久遠的史詩不算，或者拿最新創作來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