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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這個冷戰時期的標誌正式倒下，為一個世界被分為東西兩大勢力對峙的時代畫下句點。當年一堵牆隔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20年過後，只見當時領袖因促成劃時代的改變而名留青史，失落在歷史鴻溝中的，卻是東德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柏林圍牆倒下20週年後，東西德之間的分岐依舊：東德人的選舉偏好不同於西德人，收入比較少，比起西德人來說，也較悲觀。
「許多東德居民感到非常受挫。」人權運動人士慕勒（Rainer Müller）向《媒體交流新聞社》（Inter Press Service, IPS）表示。慕勒於1980年代晚期，居住於東德大城來比錫（Leipzig），是推動和平革命，導致社會主義獨裁政權終結的民眾之一。「我們以為革命成功後，我們會躋身天堂。」慕勒說，「在1989年，什麼的事好像都有可能。」
在信奉社會主義的東德，各個城市都灰濛濛地頗為詭譎嚇人；商店門口總是擠滿了大排長龍的人們，等著搶購稀少的香蕉和咖啡等貨品；相比之下，資本主義西德的財富似乎就像是一個美好的承諾。「不過，我們的期望太高了。」慕勒說。
雖然今日到東德的旅客看見的都是光鮮亮麗的市中心，充滿著源源不絕顧客的購物中心以及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這些表象卻都只是海市蜃樓。東德仍舊需接受來自西德的大筆財務援助。單單在2008年，東德就接受了西德大約8百億歐元（約新台幣3兆8千億元）的金援。東德境內的失業人口達12％，西德則是 7％。平均下來，一位普通的東德勞工比其西德的同業薪資少30％，這個鴻溝近年來並未縮小。「東德急需能夠帶來高收益的企業總部進駐。」海爾經濟研究中心（Hall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IWH）的總裁布倫（Ulrich Blum），在柏林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德國最重要的股市指數、法蘭克福DAX 30中，沒有一間公司將總部設在佔德國總人口20％的東德。德國目前人口約有8千2百萬人。然而，在和平革命的過程中，東德人不僅僅從這個國家的西半邊引進了資本主義，同時還學習了民主制度。
與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統治下所進行的的社會主義式荒誕選舉不同，現在東德人民有權利自由投票，不再有秘密警察去壓迫和囚禁反對勢力了。「我很開心我的孩子能在一個自由國度長大。」慕勒說。「我們想要自由，我們也真的得到了。沒人說這不需要個人責任即可達成。」在今年9月27日德國的聯邦大選中，德國左派黨贏得了幾乎3分之1東德人的選票，該黨繼承過去統治東德的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路線；但在西德地區，該黨奪得的席次卻微乎其微。同時東德選民投票的人數也遠比西德來得低。
阿倫斯巴赫民意調查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Ifd）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發現，3分之2的東德居民認為東西德間的岐異多於共同點。很大一部份的東德人認為他們是東德人，而不是德國人；而在西德，絕大部分的居民認為他們是德國人，而不單單是西德人。德國主要的保險公司，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 Deutschland，AG）也發現西德人較為樂觀。在2009年9月，有55％的西德人對他們的未來感到自信，然而卻只有42％的東德人能樂觀地向前看，但今年的數字已比一年前有所進步。
20年前，當東德執政黨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以及其惡名昭彰的國安局秘密警察機關史塔西（Stasi）終於向東德人民屈服時，慕勒就在現場目睹歷史。 1989年10月9日，7萬名東德人湧進來比錫，要求和平和自由；當時超過8千名的秘密警察並未被要求去鎮壓這場和平示威。「我們曾有願景。」慕勒說。「到最後，其實還蠻值得的。」
在1989年11月9日，象徵德國分裂長達28年的柏林圍牆倒下。1989年12月22日，柏林最有名的地標布蘭登堡再次開放給行人通過。1990 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員，東西德正式統一。根據阿倫斯巴赫民意調查研究所調查，在柏林圍牆倒下的20年後，3分之2的東德居民，仍相當高興在長達40年的分裂後，德國重新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上圖)柏林圍牆興建始於1961年8月，是二戰以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圖片來源／www.cs.utah.edu）
(下圖)柏林圍牆倒下之日，德國青年聚集歡慶歷史性的一刻。（圖片來源／www.yaf.org）
>>>>破報 復刊586號 2009/11/13 - 2009/11/22

在人類的行為裡，相互的加害與受害經常發生，因此道歉與寬恕遂變得十分必要。但道歉與寬恕言之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這也是直到現在，「道歉學」才開始逐漸形成的原因。
因為，人對別人造成傷害而道歉，有許多前提。古代君尊臣卑，官大民小，在上位者犯錯而傷及小民，傷害了又怎麼樣！你能奈他何？只有到了民主時代，不道歉可能會失去選票，道歉這種價值才逐漸進入了歷史的時間表。但儘管有了道歉這種價值，但要有權者真心誠意的道歉，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真正的道歉要像負荊請罪的廉頗一樣，他做了傷害藺相如之事，遂自己背著荊棘藤條向藺相如下跪，要打要殺隨你便。西方學者說「真正的道歉是無武裝的捨棄自己」，這種事情除了廉頗外，沒有第二個。
於是，在世界上真正看到的只有「儀式性的道歉」，犯錯者放下身段，向人鞠躬道歉。在當今政治人物裡，美國上一任總統布希最擅此道，他任內犯錯最多，「道歉」已成了他的口頭禪。美國學者即表示，他在說「我道歉」時，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都道歉了，你們給我閉嘴」；當代美國哲學家尼克史密斯（Nick Smith）在《我錯了：道歉的意義》裡就指出，世上絕大多數道歉都是這種型態，它是一種「廉價容易的道德主義（Facile moralism）」。
要做錯事傷害到別人的人道歉，真是太難了。他如果真正的承認錯誤，可能會受到政敵或受害者不可預期的攻擊或求償，因此他只能說道德性的「我道歉」，而不能說有法律意義的「我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災難，由於認錯的後遺症難以預測，一定要事情過了幾十年，才在後代人手裡認錯道歉，後代政治人物也因此而獲得掌聲。二次大戰時美國將日本僑民關進集中營，要到了雷根時代才認錯補償。在道歉認錯行為裡，只有產業界表現較好，由於它因果清楚，廠商生產不良商品而使人受害，負責的公司多半願意收回商品並道歉補償；而在政治上，道歉認錯縱使到了今天仍極罕見。
然而，認錯道歉固極困難，但人類犯錯而傷害到別人，要改正這一切，其實還有其他更好的途徑，一是贖罪，二是昇華，這都是把傷害超越到更大的福祉與願景中。
例如，中國唐代的李世民，他以手段極為罪惡的「玄武門之變」取得政權，他弒兄殺弟逼宮父親，道德上犯了大罪，但也正因這種罪惡感的良心不安，遂使得他把一生都當做贖罪的修行。他用賢人，鼓勵百官犯顏相諫，最後是一雙血腥的手開創了人類史上少見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把「贖罪政治」發揮到了從未曾有的高度，我不知道「八八水災」的因果，但馬總統最好把它視為自己應擔起責任的一種政治之罪，將剩下的兩年多變成是「贖罪修行」。
美國南北內戰，一國分成兩邊，殺成一團，誰對誰錯已爭之無益，林肯不去爭論孰是孰非，也沒有要任何一方向另一方致歉或相互道歉，而是認為這乃全體美國人未能奉行上帝之道的結果，最後他把兩邊的傷痛全都被「民有」、「民治」、「民享」新願景所包羅。當代道歉哲學家格里士渥（Charles Griswold）認為，這是一種「不必誰向誰道歉的和解」，也是一種「昇華」。用哲學語言來說，這乃是將錯誤與傷害包裹進更宏大願景與許諾裡，使一切憤怒能統合進未來的福祉中，犯錯也才會被寬恕。
「八八水災」發生迄今已逾兩個星期，救災善後做得如何，人們自會有評價，而我關心的則是從廿八日以後，我們的領導人已由「馬解釋」變成了栖栖皇皇的「馬道歉」，而在同時則是由於政府依然混亂，已有水災、疫災、政災三災合流的趨勢。在這危機其實已更大的時刻，我們的領導人切莫以為趕道歉行程真的會有效。他真正需要的，或許是以贖罪的急迫感為動力，對可能合流的三災做出真正有效的領導，並替災後台灣畫出更好願景吧！
>>>>2009/8/25 中國時報 南方朔觀點

原本去年四月說不要再寫書的大前研一，眼見全球金融海嘯衝擊而來，去年年底，應出版社之請，又一口氣出版了四本新書。
雖然說話直接、特立獨行，大前其實是一個熱心腸而又有紀律的人。每日早上五點起，就在住家樓下的辦公室，認真研究分析日本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苦口婆心地發表意見，希望日本改善。
長年來往日台，他對台灣也十分有感情，提出台灣應開始規劃成為一個適於人居的「生活者大國」，不要像日本一樣，只有「產業」思維，而不為最終的對象──人民的生活著想。他認為許多已發生在日本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也很值得台灣參考。
他指出，許多亞洲人對領導人的期望與要求都太高，才選上來，就扯後腿，並沒有給他們充分機會好好表現。他認為馬英九是不錯的領導人，他玩笑地說，不然他隨時都願交換：「我給你麻生，你給我馬英九。」
以下為大前研一採訪紀實：
問：應該如何投資或是建設，讓國家成為「生活者大國」，更適合居住呢？
答：日本政府有一個心理障礙，就是認為政府應該發展產業。他們做得過度了。
從公民角度重新建構政府
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國民優質的生活，安全、舒適的生活，這是政府的第一要務。
日本的政府，思考仍是「產業、產業、產業」，我們有厚生省（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但是這個部會是為醫生、醫院設立的，不是為了病人。我們有農業部，卻不是為了服務我們的胃，而是為了漁夫、農夫服務的。教育部是服務老師的，不是為學生、家長而設。
這是日本政府的產業思維。日本政府的架構組織，是為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人所設立，而不是為了服務的對象。
現在，是該轉換政府思維的時機。政府應該想著二十一世紀，如何鼓勵學生學習，如果有不適任的老師，就應該開除。我認為日本人民應該要求，要過好的生活。我們值得過上好的生活，政府也應該提供好生活的服務，不再從教師、醫生、農夫、漁夫的角度建構政府，而是以公民、消費者的角度思考政府架構。
過去二十年，日本政府並沒有改變。我們有一批教育菁英，卻沒有人說政治家應該將日本政府轉變為服務日本人生活，所以選舉是沒有用的。我們有民主黨、自民黨，但是他們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
改變一切以「產業」為依歸的思考模式
問：你對日本的建議，台灣也適用嗎？
答：是的，台灣的發展比日本晚幾年，所以台灣也將面臨日本的問題。
我對日本人做了很多分析，我希望讀者會享受理解日本國民心理的過程。這不代表日本是個愚蠢的國家，但讀者將會理解，為什麼日本成為如此封閉內視（inward-looking）的國家，在這世上沒有擔當更積極主動的角色。
在某個程度而言，這將會幫助台灣想清楚未來。
台灣政府也是以產業思維主導政策，一向也是「產業、產業、產業」。然後企業西移中國了，那台灣還剩下什麼呢？
台灣必須改變，將自己變為夢想中的生活之地，開放自己，譬如讓日本年長者也樂於長居，這樣一來，資金會流入。
台灣也有很好的科技基礎，要讓科學家、工程師也能從全世界飛來台灣工作。台灣可以將自己發展為適於生活的國家。要吸引傑出的工程師來台灣研發、科學家來做研究，我認為台灣必須聚焦於舒適的生活環境，因為這是中國大陸要花上很久時間才能趕上台灣的。
所以台灣的未來，如果現在就計劃，可以朝生活大國方向邁進，而不是從中國吸引製造產業回流。
下一個五年、十年，台灣應該專注於提供舒適、安全、吸引人的生活環境，打開大門，歡迎外國人來定居，錢也會進來。
台灣需要更多基礎建設
問：你認為什麼構成舒適生活的要件？
答：以政府而言，政府至少必須擔保你衣食無缺。國民自然而然就會花錢消費。
問：台灣政府正在學習日本政府二十年前做的事：零利率、投資公共建設、鼓勵人民消費……。
答：我認為，台灣的確需要更多基礎建設。台灣基礎建設的腳步是緩慢的，像是把河川清乾淨、淨化空氣、清理海岸等等，在創造安全、乾淨、舒適的生活環境上，台灣應該加碼投資。還有也應該都市更新。
我上回到台灣坐了高鐵，非常舒適。但是在日本，你知道的，新幹線是從九州到北海道。台灣只有一條高鐵。高雄只有兩線的地下鐵。大阪有相當複雜的地鐵系統，東京更是被綿密的地下鐵系統覆蓋，任何地方地鐵站都是十分鍾步行範圍內，十分方便。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政府也應該針對郊區住宅區重新規劃，目前台灣郊區和市中心的交通十分不便。在戰前，日本就發展了地鐵、高鐵，所以，日本中產階級崛起的祕密，是郊區的開發與鐵路的民營化。
變成國際化的學習之島
我認為台灣也可以參考日本，讓人口可以更均勻分佈，更舒適地居住、通勤工作。這個對台灣政府來說，還是一項大挑戰。
但是如果現在就開始構思，不只本國人，如何讓外國人在台灣也住得更舒服，表示你要建設不同的宗教設施、多語言學校。這樣將會讓台灣成為人發展學習的地方。讓外國人在台灣可以學到中國的、學到日本的、學到全世界。
台灣必須變成很國際化的島嶼，建構遍佈台灣島的學習社群，這將是很好的競爭策略。千萬不要跟中國、越南競爭。
問：但是台灣正面臨經濟衰退，大家都相當擔心台灣的未來……。
答：我並不為台灣擔心。台灣人最大的問題是，總是擔心自己。事實上，是台灣幫助中國成功，台灣對日本來說也是好客戶，台灣還擔心什麼呢？如果台灣被趕過了，當然要很擔心。
台灣政府千萬別為了創造工作而創造工作，像歐巴馬這樣。如果台灣朝生活者大國前進，工作機會自然就會產生，別擔心失業率，用公共預算來降低失業率是最不自然的方式。我對台灣很有信心。
問：但是很多人認為台灣缺乏領導力，領導人也沒描繪願景？
答：你們有李登輝與馬英九。你如果看看日本政治家，我會說，你為什麼還擔憂呢？我隨時願意和台灣交換國家領導人，我給你麻生，你給我馬英九，哈哈……。
我認為馬先生是很有能力的，非常聰明。我認為，台灣人民藉由讓馬英九當選，表達了人民信任他的判斷。
問：現在馬英九的支持率（二八％）很低……
答：是的，但是日本首相麻生的支持率也只有一九％。總是這樣，我也不懂南韓的狀況，每個人都要把李明博拉下馬，但是在一個國家，你無法開除一個總統，在南韓，人民就是和這個總統結婚五年。人民倒不如授與他權力來好好施政，是不是？
讓他好好演出一場吧
我不認為馬先生是個壞人、或是有什麼不良意圖，我認為他是非常聰明的，所以我會說別管那些枝微末節的事了，就讓他好好演出一場吧！因為他是少數亞洲領袖中還能對自己國家做出貢獻的。我對他很有信心。
我認為，他對於開放兩岸是做得很好的，這是早就該做的，這是必須的步驟。前一任台灣政府並沒有做好。我會說，就讓他好好執政，看看他能端出什麼成果。
我會建議，他應該對於日本多花一點時間，因為台灣可以從日本學習很多經驗。馬先生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像李登輝一樣在日本深植人脈，但是我知道以馬先生的知識包容度，是很容易在日本結交新朋友的。
我認為他應該多花一點時間在其他亞洲國家身上，而不是只專注在中國。如果人民不喜歡他，下次選舉還有機會，但到選舉前，給他機會好好做事。
我認識很多亞洲領袖，我必須說，恭喜你們，你們有一個好的領導者。給他機會，讓他做他想做的事。
問：日本經濟已經壞了十七、八年，你怎麼看日本經濟，未來將會變好嗎？
答：我認為日本人的集體智慧將會式微，日本單獨公司、企業都會不錯。日本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幾乎是零。這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生產了這麼多產品，包括任天堂，不只是豐田汽車和佳能相機。
但是，做為一個國家，日本的智商是很低的。集體智商幾乎是零，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及官僚不希望人民思考，加上大眾媒體也非常糟糕。作為一部機器，日本注定要衰敗。
這是為什麼我說，如果你想要擁有獨特的生活，你就必須在群體之外，你必須自己思考，所以你才不會依靠群體替你做判斷，你將會有自主的判斷和思考能力。
問：如何提高社會集體智商？
答：昨天，我才從教育部拿到許可來興建（網路教學）大學，這所大學將訓練出十萬個不同的大學生，這樣日本就能改變，雖然這將會花很長的時間，但是或許每年兩千名的畢業生，將像我說的，會有獨立思考能力。
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我的結論是，不要再等待政府，我們自己創造吧！以我的年齡，我也許能參與前十五年，但是我將創造奠定出課程和這所大學的精神。
這十萬大學生可以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工作。我將教導他們領導力、教育、問題解決方式、語言技巧、還有融入社會的能力（social fitness）。學生將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工作。
我已走了很長一段路，而我決定，我要創造可以改變這國家的人才，我將把這群我訓練的人貢獻給企業，而這也是我對國家的貢獻。（王曉玟整理）
>>>>2009/02 《天下雜誌》 416期 

行政院長劉兆玄大熱天到立法院備詢，立委體貼他，要他脫去西裝上衣，也算支持馬英九總統「節能減碳」的政策。但立法院長制止他，認為在「國會殿堂」應維持適當的禮儀。
委員和院長因此發生口角，行政官員左右為難，新聞界熱鬧了兩天，事情「照例」就此結束。在亞熱帶的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究竟應怎樣穿著，才算簡便舒適，才能節約能源，才算合乎禮數？這麼重大的民生問題，就再沒人過問。既未聞「國會殿堂」中有人倡議，也未見行政部門有何籌謀，而社會輿論似亦無任何反映。
定下神想想，這種現象，不就是所謂的「清談」嗎？歷史書翻到魏晉南北朝，一定會看到這一章，大標題寫著：「清談誤國」。
「清談」由「清議」轉化而來，而「清議」則來自「清流」。東漢末年，士大夫自視清高，同類相聚，或討論學術，唱和詩文，或議論朝政，臧否人物，「清流」於焉成形，「清議」自此開始。但所談所論者多空而無物，就成了「清談」。魏晉之際的士族，樂此不疲，成了社會的風尚。
這些人不僅在野時以清談博取浮名，即使入朝為官也「不改其志」，身居廟堂之上，心在山林之間，以示不同流俗。於是社會上有一大群只知放言高論的知識分子，政府裡有一大批在其位卻不謀其政的官僚。當此時際，社會靡爛，民生疾苦，這些人「周旋於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結果國家就一個接一個亡了。
從歷史回到現實，台灣這十幾年來，也陷於「清談」之中，就不知將來是否也會「誤國」。
一個討論最多也最無成效的清談題目，自非「台灣獨立」莫屬。台灣不是應不應獨立的問題，因為法理上並無定論，中國大陸也不會同意；而是怎麼獨立的問題，要獨立，自須內謀國力之充實，外結友邦之呼應，到時才有可能。但台獨人士在這些事情上全無興趣，只知挑撥民情，鼓動民氣，以遂其政治利益。
革命獨立，需要偉大而堅強的領袖。大國獨立，如美利堅者，有華盛頓；小國獨立，如新加坡者，有李光耀。這樣的領袖人物，既有賴自身的修持，尤需要群眾的擁戴。台灣若有意獨立，誰來領導？我們只見獨派人士彼此攻訐，相互毀滅，從來未見做任何一點想要獨立的正事。徒有空言大話，於獨何補？
獨立之大事尚且如此，其餘更無論矣！於是成年累月的爭辯一些空議題，結果內耗空轉十年，使台灣一蹶不振。
政黨輪替，原以為大家會汲取教訓，總結經驗，好好洗心革面，為台灣「打拚」了。但不料故態絲毫未改，清談誤國依舊。新政府百事待舉，國會不質詢國政，不審理法案，卻咬住「綠卡問題」糾纏十幾天，只圖能上電視就好。
電視是助長「清談」風氣的最大推手。新聞界本有責任引導和協助公眾深入觀察社會問題，冷靜思考國家處境，但部分媒體未能善盡其職責，尤其電視台，看看各家的「談話節目」，有水準者少，搧風點火者多；今天，同胞二三其心，社會矛盾日甚，一個分裂的台灣，別說獨立了，能活下去就不容易了。
南宋詞人汪元量，飽經世亂，目睹興亡，乃有蒼涼惋悒的詞風。他的代表作〈鶯啼序‧重過金陵〉有句云：
清談到底成何事？
回首新亭，風景今如此。
楚囚對泣何時已，
嘆人間，今古真兒戲！
今天生活在台灣的人，不知後人會否嘆其「兒戲」。

一切都是如此順理成章
    　那年，手機都還沒普遍流行起來。不在家時還要不漏掉電話，只能靠答錄機。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從美國回來沒多久，帶回了一架老答錄機，就裝上了。秋天時節，一次回家答錄機裡有來自市長競選總部的留言，問我可不可以去幫忙站台講話，我沒多考慮，就去了。     　後來兩個月內，答錄機經常有同樣的留言。我甚至沒有回電話，就照著留言上講的時間地點，直接去了，跟我一樣年輕、甚至比我更年輕的工作同仁，就把我帶上台，等輪到我拿麥克風講話。     　一切如此順理成章。甚至連在台上用帶點結巴地使用台語，而且穿插幾個興奮吼叫的句尾高潮，這些完全違背平日說話習慣的，也都如此順理成章。沒有什麼猶豫，不需多加討論，大家好像早就在夢裡還是哪裡，預習預演過這些事了。
    　應該是在士林國小，講完話下來碰到了高中同學高志鵬，他也在陳水扁辦公室工作。沿著士林國小的跑道，我們東說西說，說大學畢業後的彼此經歷，說說高中老同學的近況，甚至回憶起當年在建中籃球場上的球賽，就是沒有多談政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都沒多說。     　應該是在青年公園，碰到段宜康。他遠遠叫了我一聲，我跟他擺擺手，說：「加油！」     　然後在東湖國小，碰到馬永成。我跟小馬提了，我從美國回來後，在東湖住了一年，他馬上問我跟東湖這邊的居民講什麼比較好？我說大家關心交通問題，民權東路要趕快打通，最好還能另外規劃道路，讓汐止那邊的車，不必都擠窄窄的東湖路出來．東湖國小學生太多太擁擠，也是個討人厭的問題。

日前媒體報導，民進黨政府拼台灣入聯，竟公然把入聯的宣傳戳章蓋到私人信件上，引發在台外籍人士的強烈不滿，認為此舉無異是侵犯人權。該名外籍英文教師接著直陳，官方大張旗鼓做出來的英文文宣問題叢生，根本不對。這兩巴掌打在執政當局的臉頰上，也令我們平民百姓感到顏面無光。 這位外籍英文教師批評得中肯有理。蓋戳政策粗糙，公道自在人心，我不予置評，但針對英文的問題，我有話要講。入聯文宣上的 UN for Taiwan 除了文法不對之外，語意也同樣令人費解。「聯合國」的英文要有定冠詞 (the United Nations)，縮寫時定冠詞一樣不可省 (the UN)，此為其一。當然，「聯合國」作為形容詞用時，定冠詞就可以拿掉 (如 UN peace-keeping force「聯合國維和部隊」)，若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定冠詞則純屬語意上的特指。除了這個文法上的錯誤之外，語意上的扭曲看來更加嚴重。UN for Taiwan 的確就是「聯合國送給台灣」之意，就如同 a gift for you 意為「禮物送給你」。UN for Taiwan 原本要力推台灣加入聯合國，反而成了「聯合國送給台灣」，文法錯誤，語意錯置；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成了國際上的笑柄。正確的說法 UN Membership for Taiwan，究竟是哪位「高人」授意，拿掉了關鍵的 Membership？當然，標語力求簡短響亮，可是連所訴求的對象──不諳中文的外籍人士──都跳出來講他看不懂時，我們自己人關起門來努力推敲解讀，有什麼意義？ 文法錯誤 只好硬拗
政府花了大把的公帑，在此新聞事件之前卻沒有看見任何人公開指出這個離譜的錯誤，相關人士在「東窗事發」之後選擇顢頇地搪塞，我們看不到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該有的擔當。
類似的問題真是不勝枚舉。遠的不說，就拿前兩年觀光局為了觀光客倍增計劃所做的文宣為例，政府砸重金搞行銷，竟弄出一個四不像的假英文 Taiwan Touch Your Heart「台灣觸動你的心」來，直述句不像直述句，祈使句不像祈使句。學者專家引經據典，直陳這句英文文法錯誤、不知所云，相關單位找不到台階下，最後竟理直氣壯地硬拗說「沒有問題」，這樣一句笑掉內行人大牙的菜英文，就堂而皇之地充斥於機場、車站、商店、旅館、對外文宣中，真是讓人懷疑，政府裡面沒有夠格的英語顧問了嗎？還是外行領導內行，顧問的專業意見也被自以為是的決策者否決掉了？
看來，台灣學生的托福、多益、雅思等英語測驗的成績亞洲倒數，似乎還情有可原。政府搞出這些笑話，能不感到羞愧嗎？還有什麼立場要求我們的學生？

陳水扁任內的最後一次國慶，竟然吝於讓「中華民國」四個字登上具國家象徵的總統府塔樓。台灣現今嚴重的內耗與分裂，正是這種不顧一切，選舉利益至上的扭曲心態所造成！ 很少有一個國家，像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這般亂糟糟。正式國名之於民進黨政府，一方面是保障台灣不被中國侵犯，讓綠營可以穩當執政的金鐘罩；一方面又是每逢大選就被拿出來當稻草人追打，作勢要終結的選舉造勢工具。 這種愛恨交雜的情緒，用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扁政府不喜歡「中華民國」，政府發言人甚至公開揚言，中華民國 現在是存而不論；又不能不靠「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來保護。 大家心知肚明，「中華民國」哪天真的不見了，台灣再花十倍、百倍軍費買飛彈、大炮，全民都去當兵，只怕都不管用。這四個字保護台灣的效力，至少抵得過美國的幾十艘航空母艦。 扁政府二○○四、二○○八公投綁大選，不管事前多猛，如何衝撞美國，衝到紅線之前，還是捧著「中華民國」四個字，乖乖踩煞車。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扁政府聲稱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砸了幾千萬、上億做廣告，令深綠為之鼓舞，美中緊張兮兮。 其實，把一層又一層的包裝紙拆開，根本就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假議題，台灣的國名是什麼？還是「中華民國」。 「台灣」與「台灣國」一字之差，相距千萬里，扁政府「以台灣之名入聯」喊得再大聲，還是不能也不敢拋棄「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但為了打贏選戰，又要極盡所能去鄙視、汙名化這個國家的名字，其間的矛盾與扭曲，無以復加。

    陳水扁終於講了句真話：「明年三月後，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陳水扁這句預言，等於換個方式轉告華府：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入聯公投根本不會過，就算入聯公投過了，台灣反正也進不了聯合國，所以一切「還是會回到原點」。換言之，照陳水扁這般篤定的表態，那麼不僅華府不必擔心，北京也不必窮緊張，唯一需要問詢的反而是：台灣人陪著玩這一趟「入聯公投」究竟是所為何來？難道就只為一圓陳水扁個人一場「不可能的夢」嗎？
    一場「入聯公投」的操作，弄得兩岸關係再度緊張，美台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今天還有兩波民眾要為此上街頭遊行，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先前釀成這一切的主事者卻告訴大家：「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這句實話，不僅是出賣了那些熱心上街遊行的群眾，也赤裸裸地出賣了台灣的利益。     千萬別低估這波「入聯公投」對台灣的負面衝擊！它不僅是挫傷了美台的實質關係，也刺激北京加緊外交封鎖的步伐，更致命的是，它給國際社會上了寶貴的一課，即台灣的公投其實是打一開始就是玩不成的，超高難度的通過門檻，加上藍綠選民的彼此抵消，不要說根本走不到「即使入聯公投通過，也進不了聯合國」的這一步，入聯公投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務」，這個事實，透過這一回的操作，怕是讓美中都看穿了，也看懂了！換言之，不論台灣要玩多少次公投，也不論公投的題目有多敏感，不僅通通都是「實踐上的不可能」，也通通都是只能嚷嚷而已，那麼請問還有什麼好擔心的？二○○四年玩一次大家沒搞懂，二○○八年再走這麼這一回，可把大家全教會了，到了二○一二年就算再玩十個八個「公投綁大選」，也沒人想再理你了，這意味什麼知道嗎？這意味台灣未來連當個「麻煩製造者」的能耐都沒有了！     別以為這無所謂，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要做玩家，要被人家在乎，就在於是否擁有「製造麻煩」的能耐。美國華府之所以一再擔憂台灣是否會「片面改變現狀」，即在於他們相信台灣是有能耐能片面改變這個現狀的，現在證明原來台灣根本沒這能耐，那麼請問誰還需要在乎你說什麼做什麼？當台灣逐漸從「麻煩製造者」變成「無足輕重」、「無關宏旨」，當美國從「嚴重關切」到「隨你去玩」、甚至「懶得再理你」，那這場「入聯公投秀」，台灣還真算是個贏家嗎？     對台灣內部而言，這難道不也是一次嚴重挫傷嗎？今天在高雄與台中還各有一場遊行，選舉考量先擱在一旁，我們相信確有為數不少的民眾，認為他們的參與是有效的，入聯也許不容易，但透過「公投」表達台灣人的心聲還是有必要的。但陳水扁的這番話，無異是告訴所有今天上街的群眾：「就當是散步逛大街吧！」反正就算再多人上街，「三個月後什麼也不會發生」！這等於挑明了說這一切就是玩假的，不管今天配合上街的，還是三個月後去領公投選票的，都一樣是小瓜呆，都是配合選舉造勢的工具。台灣人也恐怕終究要發現，他們所擁有的公投權利，不過就是提供政客綁選舉的消費品，就算行使了也沒有用，這種受挫意識會不深嗎？     的確，明年三月後，除了總統會換，確實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但這只是就「公投入聯」這檔事而論，我們擔心的是，除了「入聯公投」一切回到原點外，什麼都改變了！「公投」不再是台灣人捍衛自身權益的最後籌碼，而是逐漸變成無人理會、無足輕重的笑話，「公投」也不再是台灣人直接民意的體現，而是被選舉掏空耗盡的工具，更是民意一再被挫傷的紀錄，「入聯公投」改變不了台灣的處境，卻改變台灣未來行使公投的分量。陳水扁任內給台灣留下許多遺產，其中一定有一項會是：他將台灣人行使公投的最珍貴權利，都先預支消費掉了，也讓它幾乎都提前報廢掉了。>>>>2007/9/15 中國時報 A2 社論

    陳水扁總統這趟出訪中美洲，似乎一路諸事不順，效果更是憂多喜少。過境外交從一開始就玩不成，灑大把銀子卻連個起碼象徵回饋都掙不到，臨到與媒體互動暢談的還是「內政」，而且同樣是火力四射，完全沒讓人意外！     從就任總統以來，陳水扁就熱中出訪，尤其是能讓他過境美國的中美洲友邦，更是頻頻登門的對象。但七年下來，過境待遇和台灣的外交局勢卻是日走下坡，他的元首外交也從風光得意到灰頭土臉。這趟所謂畢業旅行的出訪更形同雞肋，為了面子還得勉強作樂在其中狀，真實情況卻讓人笑不出來。      這次出訪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已不是為了享受禮炮和紅地毯，而是緊急進行外交固盤。此行一開始就籠罩在兩重陰影下，一是陳總統強推台灣入聯公投，嚴重損壞台美關係，招致美方報復；二是哥斯大黎加倒向中共，中美洲外交板塊開始流失，兩者對台灣來說都是空前嚴重的危機。但細看陳總統的作為，顯然並不打算修補台美關係，對中美洲友邦也只靠開支票暫時保平安。不要說治本，連治標都談不上，等於將台灣當前的外交危機讓國人看得一清二楚。     往昔陳水扁多次利用美國對台灣的善意，拿過境美國的待遇替個人造勢，如今得罪美國後，美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壓低過境待遇來懲罰他。很多事情是相對的，想用過境來替自己墊腳，相對地，也給人家一個抽墊子讓你跌一跤的機會。陳水扁自稱「忍辱負重」，但其實是自取其辱，甚至想以苦肉計營造自己為台灣受辱的形象。台美關係，真的已不在陳水扁考量之內了。     而行程走到一半，陳水扁開出了三億美元的支票，項目包括投資宏都拉斯水力發電廠、國中小電腦中心低利貸款等。總計百億台幣的援助，數額實在高得驚人，如果確能改善當地民眾生活，並且鞏固彼此關係，進而在國際間為台灣提供相對的支持，倒也值得，問題是，這次陳水扁與中美洲元首的高峰會上，卻否決了我們唯一要求的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案。而宏都拉斯三度取消總統記者會，也氣得台灣記者集體退席抗議。     台灣這些年來經濟狀況並不好，三不五時就來個全家燒炭，但扁政府還是大筆送出納稅人的血汗錢，無非想換來外交支持。結果，友邦要錢毫不猶豫，一個官樣文章的高峰會決議都推三阻四，這對台灣來說，怎麼不是嚴重的警訊？更令人擔心的是，台灣入聯提案，尼加拉瓜、巴拿馬、瓜地馬拉都沒有連署，據說巴拿馬甚至拒絕總統專機過境。雖然各國有聯合國維和或爭取安理會席位的考量，但這些都是中共可以獎懲而台灣無能為力的，友邦此時的曖昧態度，意味著雙方關係已經不穩了。     陳水扁拚外交拚得這般用力，怎是這結局呢？這要從他怎麼看待外交談起。對陳水扁來說，自己的權位居第一，其次是民進黨勝選，然後才是國家利益與人民生計。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在國會始終是少數，生存危機感很強，對政績也沒有自信，所以陳水扁會不擇手段地自保及求勝。過一關算一關之下，永遠都在短線操作。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因為總在搶短，不作長遠經營，於是局勢就愈來愈差，到了後期百病俱發，只能一天到晚忙著救火。     七年來頻頻走訪友邦，並非都得要陳水扁本人御駕親征不可，但回頭看來其目的全是為了內部消費，不是為了長遠的外交布局，只是拿出訪當作對內造勢甚至放話的舞台。結果耗掉了大量的國家資源，換得的卻是愈見困窘的國際處境。他喜歡過境美國，目的也在於自抬身價，而不是為台美關係著想。至於強推公投、終統、台灣入聯，也是把個人與勝選置於台美關係之上。他長期把國家利益當成個人政治帳戶，一面毫無節制地揮霍，一面又不往帳戶裡存錢，吃了七年的老本，等於將未來元首的外交帳戶都透支掉了。

台灣有一百位教授組織百人生產力論壇，因為他們看到台灣的生產力不斷衰退，希望謀求補救的辦法。其實補救的辦法非常簡單，而且婦孺皆知，那裡用得著一百位教授去討論？人多嘴雜，談不出所以然來是可以預見的。大陸為什麼比台灣搞得好，原因非常清楚：大陸的領導班子多半都是工科出身，台灣的領導班子多半都是律師。只此一樁，已經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成敗。  國家的領導，以工科為宜，因為工程師所受的訓練就是為了完成任務可以不惜犧牲自我。工程師的次文化鼓勵合作，也比較不會貪污胡搞。所以台灣經濟起飛的功臣如李國鼎、孫運璿都出身工科，不是偶然。律師最糟，因為律師所受的訓練就是靠兩片嘴皮子搞鬥爭。律師治國比黨棍治國還要糟，因為黨棍知道他是黨棍，還不敢太胡作非為；律師知法玩法，可以無所顧忌無所不為。 工程師的缺點是不敢造反。革命家很少是工程師，也不是偶然。醫生和律師搞革命的倒比較多。孫中山、魯迅、切格瓦拉都是醫生。但是醫生多半革命尚未成功就已經在革命中犧牲，也許心地太仁慈的人槍法都比較差。當然這是說笑，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心地太仁慈的人，政治鬥爭的能力都比較差。所以革命成功，享受勝利果實的往往是律師，結果必然是貪污腐敗，比革命前還要糟糕。 台灣生產力不斷衰退，補救的辦法非常簡單：從律師治國回歸工程師治國﹗只此一樁，十年之後一定國家大治。學物理化學等基本科學的人，往往太理想主義，反而誤事。學經濟或管理的人也往往只會空談理論，真要他做事就不成了，不如由務實的工程師治國。其實我說回歸工程師治國，不一定真是工程師，就是以工程師的精神治國就對了。>>>>2007/8/18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