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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醫師、副教授、知名作家於一身的侯文詠，七年前推辭了眾人豔羨的醫師名銜，只保留最素樸的專業寫作。他為何選擇離開體制？這些日子以來，他又有哪些轉變和體悟？

他是台灣暢銷作家中，「最少被罵的一位」，皇冠出版集團負責人平鑫濤曾經語帶肯定地問他，為什麼像瓊瑤、古龍等暢銷作家，無一倖免於嚴厲的「衛道人士」，或是酸葡萄批評家的砲火，獨有他這麼幸運？

黑瘦結實、身材比想像中略矮小，侯文詠骨碌、靈活的雙眼，罕見地透露出「萬物靜觀皆自得」的禪意。

知名度最高的醫生作家

「命好不怕運來磨」，43歲的侯文詠從小至今，依照社會主流價值的標準，其人生、事業、家庭的順遂美好，幾乎是令人嫉妒了。當醫生念到醫學博士，在醫學院也被聘為副教授，且是台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娶牙科醫師的妻子，也是知識份子型，完全尊重丈夫「棄醫從文」的決定；寫作更不用說，暢銷，但不膚淺，十多本著作佳評如潮。

「在我學生時代，剛好是一群醫學生充斥在文壇舞文弄墨的，成為當時所謂的文藝新秀，從莊裕安、我自己（王浩威）、陳克華、到侯文詠，雖然在不同醫學院，卻剛好依序排列，各差一屆密切銜接。」知名精神科醫師兼作家王浩威在為侯文詠的《白色巨塔》作序時如此肯定他，「當然侯文詠是知名度最高，讀者群也遠超過我們三人的總數。」

嘗試為受苦的族群發聲

聽起來不像是自我臉上貼金，侯文詠自己說：「台灣讀者真的要把我寵壞了，寫這個也賣，寫那個也賣，連錄製給小孩子聽的《歡樂三國志》有聲書，都大受歡迎。」語氣比較像一個真的感恩於萬物有靈的宗教慕道友，發願要行善。

是的，侯文詠當下最樂意做的，除了正職寫作外，就是「發揮善的影響力」。於是他參加「反冷漠運動」，而且想貢獻他最擅長的「天生說書好手」寫作才華，解放台灣一大群受苦已久的族群：「升學工業」體系裡的所有人（尤其是孩子）、執著於聯考分數最高的醫生們（特別是其中愛名利又漸漸忘掉史懷哲初衷的人）、不能出櫃、且認同混淆的邊緣人等。總之，所有弱勢、被消音（silenced voices）的浮游群落，似乎都可以在侯文詠的書找到安慰。

心境淡泊生活隨意

不寫作的時候，侯文詠是一個「生活者」。他像一個明末小品散文家那樣寫意的生活，食衣住行皆講隨意，一家人開車去環遊台灣，刻意走非主流旅遊路線：從宜蘭大同四季部落進去中橫，避開蘇花公路，又走到台東池上鄉，被一個做社區營造的「大地飯包」米商梁正賢感動，叨叨絮絮交代他一定要遠離台北，才會快樂，才會看到台灣原來有這麼多富有生命力的善男子、善女人。

也許是因為「無所求」的淡泊心境，當了七年專業作家後，侯文詠氣色好極了。每天早晨，他在大安森林公園慢跑，不再算跑幾圈只算跑幾分鐘，路線隨便，如行雲流水，沒有勝負之心；他開始專門鑽樹下偏僻處，當陽光穿過濃密樹蔭，滲漏的光影彷彿黃金篩過綠葉。他說世界如此美好，台灣如此美麗。

生平第一次，他不要再競爭。「過去遇到挫折，我總是說『為什麼大家沒有看到我總是比別人多二、三倍的努力？』現在我知道，就是因為我比別人多兩、三倍的努力，才刺激了別人坐立不安！」

鬆綁自己棄醫從文

侯文詠鬆綁了自己，不想追求卓越。1997年，他拋棄了醫生的桂冠，成為素樸的寫作者──雖然還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暢銷作家。

首度，他也不再思考書籍票房和毀譽，他為台灣孩子而寫，他為困在「白色巨塔」的一流教學醫院的資深醫師而寫，他要說出他們的痛苦。但他的「放下執著」，才真正造就了他的大作家格局。

《危險心靈》，一本為全台灣受困在升學主義樊籠的小孩、家長、老師和校長而寫的書，乍讀的人會以為侯文詠在升學議題（或是更廣大的教育改革議題）上，會是所謂「人本教育」一派（也就是比較像史英那派的，比較同情小孩的），批判老師和學校的。

事實上，侯文詠對升學工業的系統性問題，並沒有簡化為粗糙的二分法：改革者或被改革者；他的思考可能是，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可能是莫名其妙的「社會體制」──也就是一套無所不在、規訓人類價值和行為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包括「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念，包括所謂「必要之惡的聯考」（因為最公平）。

公平不見得就美好，就像幸福是要自己定義的。36歲那年，侯文詠拿到博士、升任副教授之後還是不快樂，他決定要「追求自己下半輩子的幸福」，辭掉眾人豔羨的台大麻醉科主治醫師，變成專業作家。除了妻子，所有人都詫異，尤其是侯文詠的母親充滿遺憾的口氣，「早知道你要當作家，小時候就不該阻止你讀閒書。」公務員出身的父母，不太能想像「作家這個自由業」。

走出白色巨塔系統困局

但是，不離開體制他不快樂，他再也受不了「教學醫院」這座「白色的權力巨塔」了。「四年下來，看過四、五百個癌症末期的病人，當他們的人生只剩下幾天，每一個人的人生選擇和正常人是很不一樣的。」雖然癌末病人的故事都非常感人，但是經歷過四、五百次死別，那種情感的重荷，讓侯文詠快不能做自己。

《白色巨塔》原是自我療傷之作，反映出醫院裡扮演上帝救人角色的大醫師，原來都是人，有喜怒哀樂、有悲歡離合，最重要的，還有世俗最醜陋的權力鬥爭。

但是王浩威認為，侯文詠的真正企圖不止於此，他似乎想討論系統性的困局，也就是法國解構學派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書中的全新歷史詮釋：社會像不像一座十九世紀法國的「圓塔型的監獄」（panopticon），目的是要達到「充分監控的效率」？因為《白色巨塔》題目本身的隱喻或是小說內容背景，「恰好」和傅柯有了某種程度的一致性。

王浩威進一步分析，「醫院講究客觀和科學的醫療人員，層層相疊的人際關係都是以巧妙的方式達到全面監控的效果，讓身處其中的任何人，即使是不可一世的天才，也都不得不地像是遭了催眠一般，失去了任何的個人自由意識。」

浮世繪反璞歸真

於是，在充分反思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之後，我們看到了反璞歸真的侯文詠。今年他推出了極短篇，以「十九世紀的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的法國莫泊桑為師，短小精悍地寫了60篇「浮世繪」，再度發揮他「天生說書人」的優異稟賦，他一系列故事的終極主題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對此不笑復如何？

那個永遠拿第一名的南部糖廠長大的好學生，那個天生有彩筆、甚至遙擬天才女作家張愛玲的同名作品〈我的天才夢〉裡的瘋狂寫作者，終於走出困擾他人生40年的「名韁利鎖」的「繭」。

現在的侯文詠，看起來幾乎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了。

【持續3件事，做個80%侯文詠！】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像侯文詠那樣，把世俗的好東西都一網打盡，成為自己的履歷表；但只要持續做到下面三件事，即使無法達到百分百，你還是有可能成為80％的侯文詠。

1.閱讀 侯文詠是瘋狂的讀書人，書房裡擺滿了永遠看不完的書，書讓他解悶，讓他找到更高層次的處事智慧。例如《親愛的老婆》第一集便透露出，他當年追求妻子，經常要苦等，但是一書在手，經常就忘了等候之苦。

2.善解 有些事不能抵抗，譬如當兵，就得認命，好壞都是一天。凡事往好處想，人生起起伏伏，倒楣的事總是會遇到，如果你不似憂鬱症者時時想找死那樣悲慘，不妨學學侯文詠的態度，輕鬆以對。凡事只看好的那一面，也許有時被人笑天真又何妨。「我們家每一個人都很搞笑，做父母的EQ一定要高。」

3.寫作 侯文詠從軍時當醫官。「整天在馬公機場，等飛機摔下來，結果只發生一次！」天天在馬公機場飛機起降噪音的轟炸下，度日如年，結果誰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年在《中華日報》寫〈吳姊姊說歷史故事〉的主編吳涵碧，輾轉打聽到他在澎湖，便飛去遊說他為小朋友寫故事；侯文詠認為寫作是樂事，一口答應，反而寫上了癮，終究從《頑皮故事集》《淘氣故事集》發展出《離島醫生》《親愛的老婆》，成為他的第二專長。

「我想，我不再漂泊浪遊了。這裡是一個什麼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發現，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地方。如果我擔心死後，其實這是多餘的。這裡也有一個可以舒適仰臥看天的墓地。老貓阿盛也都躺在這裡哪。」──這是黃春明於1974年為他的小說集《鑼》所寫的自序，30年後問黃春明還這麼想嗎？他點點頭。

30年，許多人事已非。黃春明去年失去了摯愛的么子黃國峻，在1974年陸續為黃春明出版《鑼》、《莎喲娜啦，再見》的遠景出版社發行人沈登恩，也於數月前辭世。

30年，卻仍許多事物不變，黃春明依舊堅守寫作崗位，當年相濡以沫的文友縱使盡皆白頭，也還執著文學一如當時年少。

許多文評家大多認為，寫作《鑼》、《莎喲娜啦，再見》時期，堪稱黃春明寫作的高峰期。盡管〈鑼〉、〈莎喲娜啦，再見〉分別在1969年、1973就曾發表於《文季》，但從1967年黃春明開始將他平常講述的動人小人物故事寫出來，自〈青番公的故事〉開始進入了他創作的巔峰期，直到1977年9月鄉土文學論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他所發表的〈我愛瑪莉〉，整整10年間，黃春明的創作刻畫了一部台灣從農村社會過渡到工商業社會的生活史，筆尖所及俱是社會脈動。

壯盛之年的黃春明創作如許澎湃，以致曾有文學評論認為他的文章簡直是用「噴」出來的，如洶湧江河之勢無可阻攔，「寫作過程中，彷彿作者就無暇顧及他的文章了。」

事實上，1966年與妻子林美音辭去宜蘭的電台工作來到台北，黃春明打入台北藝文圈的同時，也背負著創作、生活兩頭燒的重擔，兩個孩子都還年幼，黃春明寫〈鑼〉當時，他一度辭掉廣告公司工作，和父親、妻子住在圓環附近賣便當。

寧夏路22號。他們都記得黃春明寫作的小桌板正對著人家後院，大雜院的人只能使用公共廁所，早上買菜、傍晚買肉，便當一個6元，最多可賣200個，好強的黃春明還把便當賣到他意見不合而離職的廣告公司，「故意讓他們看我在賣飯包」，鋁鐵便當盒天天回收，黃春明夫妻一個洗便當盒，一個寫小說…，說起當年，一家子都興沖沖翻起老照片，要展現一下當時的環境如何克難拮据。

照片中的人卻都是幸福笑容滿溢，那是一種充實生活的證據。

1974年，黃春明在何凡、林海音家中，與余光中夫婦、殷張蘭熙、簡靜惠、張系國、隱地等文友留下文壇著稱的「何家藝文沙龍照片」；1974年，愛拍照的黃春明為家人留下許多平淡卻溫馨的家居照。

30年後，長子黃國珍指著《莎喲娜拉，再見》封面上那個詭異的白色臉孔大爆秘辛，說他在孩時拿著鉛筆，在黃春明所畫的那張油畫的眼皮處寫了「大」、「小」兩字，仔細端詳，果然約略辨識得出來。

黃春明沒打這個闖禍的小孩，甚至也沒再企圖塗飾油畫。他們不以為意，甚至想不起來有沒有留下30年前珍貴的第一版《鑼》、《莎喲娜拉，再見》，可能唯一僅存的《鑼》則放在宜蘭而非台北，一家人笑了起來：「以前哪會想到有這麼重要！」

《鑼》、《莎喲娜拉，再見》其實並非黃春明所出的第一本書，只不過，早先出版的《兒子的大玩偶》，當初只拿了仙人掌出版社所付的稿費而已，後來又得花錢和水牛打版權官司；至於日後的《兩個油漆匠》不但拍成電影也曾被譯為日、韓版，但韓國版也是一角錢都沒拿到。

對黃春明而言，《鑼》、《莎喲娜拉，再見》於1974年由遠景出版，沈登恩是第一個以合理制度對待的人，自此開始，他每個月總能從遠景拿到所應抽取的版稅，黃春明的妻子林美音說，沈登恩生前或許債主不少，但從沒少過他們一毛錢。

甚至有一回，沈登恩連跳兩次票，林美音上門懇談，強調這筆錢對他或許是九牛一毛，卻是黃家生計重要來源，不管拿得出多少甚至分期都好，都請他務必給付，沈登恩當下連絡各地門市，調現金回來。

說起沈登恩，黃春明夫婦都大感惋惜，想起他當年大學剛畢業，騎著車好幾度上門到黃春明北投家中，要求出版黃春明的書，甚至說了這樣的豪語：「出你的書，不賺錢也應該要出！」衝著這句話，也得讓他出，最重要的是，「在那個時間點，他站出來了。」

黃春明早期的書，封面都用他所畫的油畫，《鑼》是一隻怪異的五指之手，正是他在書中自序所提到的小男童的手。

「有一次路過這個小鎮，我在菜市場的角落，看到這麼一隻手；一隻像極象形文字『手』字的手。」，這個十歲左右的男童把他的手當著搖鼓，不停正反正反地搖動乞錢，過了些天，男童把他的手彩了顏色，聽說是個酒醉的油漆工，替他出的主意。

「從此我就留在這小鎮。後來我認識了那個油漆工，他不喝酒的時候，是一個老實人。當然，我也認識了這個小男孩和其他鎮上的人；像打鐵的憨欽仔，全家生癬的江阿發，跟老木匠當徒弟的阿倉，妓女梅子，廣告的坤樹。還有，還有附近小村子裡的甘庚伯，老貓阿盛，青番公等等。他們善良的心地，時時感動著我。」

村子和小鎮確乎存在嗎？黃春明這篇動人的自序曾經感動了青年張大春，他在1979年掛著相機走訪宜蘭，滿心以為可以找到那個小鎮，才了然小說的虛構與真實的渾沌茫昧，張大春在《小說稗類》、「將信將疑以創世———一則小說的索隱圖」中提到這個日後倍覺珍貴的經驗：「黃春明戲弄了我好幾年。非常珍貴的幾年。」

而張大春究竟真的曾經試圖尋找過黃春明小說中的小鎮？則又是另一則虛構真實的玩味記事。

無論如何，黃春明說，他的心情一如當年。

一個小鎮也是一個世界，而他構想著另一個延伸的世界，所有小說中的人物都回到那個小鎮，死去的都復活，老去的彷彿青春，白梅、憨欽仔、老貓阿盛，又聚回永恆的小鎮，既荒謬又現代的「老人系列」小說，可惜寫了萬餘字又斷了，黃春明可是連小說的名字都想好了哩──「夕頭卡在那山頭。」他哈哈笑起來。

這是二○三五年美國芝加哥，由科幻大師艾西莫夫的小說「I, Robot」衍生的好萊塢新片─「機械公敵」想像出來人「機」共存的世界。在當中，機器人清掃街道、大樓廁所、收垃圾，在壽司吧切壽司，忠心陪伴孤單老人。這幅畫面，彷彿古希臘城邦世界的再現，只是由機器人取代了古時候的奴隸，為城邦的子民提供低層勞務服務、讓人類得以專注於知識工作。

機器人、外星人以及生命科學，可說是科幻世界中最歷久不衰的三大主題；從「駭客任務」到「魔鬼終結者」，從「變人」到「ＡＩ人工智慧」，每隔一段時間，不論是文學、電影或漫畫形式，機器人成為人類僕人的夢想或「惡夢」，就會重新對大眾文化洗腦一次。

不過這個夢，距離實現還有多久？

在西方及日本，尤其在機器人學界，科幻作品經常是培育機器人學家的豐厚土壤。以最尖端的美國及日本而言，科學家之所以投注終身熱情於此，多數在成長階段都深受科幻作品影響。

基礎：美國有艾西莫夫，日本有手塚治虫

美國有奠定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科幻大師艾西莫夫，以及諸多機器人科幻電影，包括拍攝「機械公敵」的導演亞歷士普羅亞斯都自承，高中沒念畢業，即受艾西莫夫影響。科幻作品對日本的影響更加深遠。

一九五一年漫畫家手塚治虫創造的原子小金剛，以至於其後的鐵人二十八號、機器貓小叮噹等等，從研究人員的年齡，就可斷定鼓動其研究熱情的偶像為何。「機器貓小叮噹可以說是兒童版的科幻作品，」葉李華說。

更重要的是，科幻世界想像的機器人世界，在二十一世紀開始，正以相當快速的速度，在人類科技世界中實現。卡內基．美濃大學機器人研究所教授漢斯．摩拉維克（Hans Moravec）是機器人學界大師，他曾在八○年代機器人研究一片悲觀時，正確預測機器人將因電腦連網，而有突破性進展。

摩拉維克不改其樂觀想法指出：遲至二○一○年，機器人至少可以具備像老鼠一般的適應力，二○二○年，則將有猴子般的想像力，二○三○年則就將具備如人類般的推理能力。因為諸如電腦運算、人工智慧等多項攸關機器人發展的科技，在過去十年有長足發展，二十一世紀開始，人們重新評估機器人產業的未來性。

日本更是早就將機器人產業，視為這一波消費電子需求疲軟後，第一波具有「殺手級應用」的產業。

發展：歐美喜非人形機器人，日本愛服務型

在一九八三年，日本政府即啟動官方的「極限作業機器人計畫」。二○○一年經濟產業也正式宣布執行「Robot Challenge計畫」，計畫中包括要修改法律，允許機器人合法地在醫院等地工作。韓國政府緊跟在後，在二○○三年也將機器人產業列為未來十大重點產業。目前機器人產業全球僅約五十億美元，其中以產業機器人占大多數。

不過，腦筋動得快的商人，瞄準的不再是產業型機器人的未來，而是服務及娛樂型機器人的前景。根據國際機器人聯盟（ＩＦＲ）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的預估，二○○三年到二○○六年，服務型機器人將增加至二百八十二萬台，是二○○二年的四．五倍。在此其中，又可再度看出，美國與日本在發展方向上的不同。

整個社會熱烈擁抱機器人的日本，對服務型機器人的未來相當樂觀，預期在二○二五年，機器人產值將達八兆日圓（約合新台幣七百五十億美元），其中非製造用的機器人達八成。機器人大幅進駐人類生活，包括醫療用能夠幫病人翻身、提醒吃藥的醫療用機器人，撫慰人類情感、可與人互動的娛樂用機器人等。

相對而言，歐美比較重視不會取代人工作的機器人。在歐洲，汽車工業在使用機器人時，經常要與工會協商，因此，發展家用智慧型家電，而且非人形機器人，反而較能獲得青睞。其實機器人的發展之路，已經走了很長一段，中間也經過灰暗的日子。一九五○年代，隨著電腦及電晶體的發明，物品微小化成為可能，產生一股研究機器人的熱潮。

第一個成果，即是由美國Unimation公司研發成功、卻在日本發揚光大的產業機器人。只能做單一功能，嚴格來說並不是一般定義下機器人的產業機器人（見名詞解釋），隨後被大量運用在汽車工業。二十年前，從工研院分出來的盟立自動化，是國內少數有自製產業機器人能力的公司。董事長孫弘表示，早在一九七○年代，發展在汽車底盤塗膠、電鍍都是機器手臂負責，「拿塗膠來說，機器人塗均勻又很快，比人工要好。

此外，電子業也早有許多製程都改為機器人操作。孫弘舉例面板廠，尤其玻璃的尺寸越來越大，從拿玻璃開始，到最後人工包裝出貨前，中間的流程幾乎都得靠機器人操作。不過，「產業機器人趨飽和」幾乎所有的市場研究都指向這個結論。

產業機器人之所以趨於沒落，一方面是需要用機器人從事的產業有限，二方面是，它們都不像H心目中的機器人「機器人只能用在做重複性動作，而且動作不能太複雜，」工研院機械所研究員賴幼仙說。

然而，隨著電腦運算技術不僅大幅躍進甚至超過人類智能，例如ＩＢＭ的深藍電腦，以及包括機構、人工智慧、電子電機等科技的進展，也讓這項整合性的科技，越來越有發展的可能。其中，尤以日本人形機器人艾西莫（ASIMO）的「起步走」，讓人感覺一道強烈曙光，也讓國際間機器人產業的競賽更為激烈。

艾西莫是由日本本田汽車自一九八六年開始，耗費十億美元研發的人形機器人。日本研究人員就堅持，要能為人類所用的機器人，一定要是人形才能適應人類居住環境。而艾西莫帶給機器人學界最大的意義，就是機器人可以直立走路。

交大電機與控制工程系教授楊谷洋指出，以大腦及軀體來畫分機器人在科技層面實現的難度，美國在大腦的人工智慧上較為領先，日本則因長期的製造優勢，在軀體方面機構與電子整合度上，明顯占優勢。

「就像動物界中，除了人能直立行走之外，貓狗等動物多半無法直立行走；艾西莫能直立行走，在人形機器人的研究上是一個里程碑，」楊谷洋至今仍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為了怕研發成果外洩，艾西莫雖然大受歡迎，目前本田仍不打算出售這個只有小一學生高、能上下樓梯自行開門的小可愛。僅以出租一天兩百萬日圓的模式，讓艾西莫與人類接觸。

艾西莫的下一步是什麼呢？電腦技術的飛快發展，二十一世紀機器人的演化能不能真的如科幻小說那樣，擁有如人類般的軀體與心智？甚至，像出現機器統治人類的噩夢？

事實上，如果從機器人變成人的角度來看，實現的時間恐怕還遙遙無期。理想中機器人至少要具有兩個能力。一是像人一樣，擁有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及嗅學等五感，以感知環境。另外就是，在感知環境後，隨時判斷從環境所接收到的訊息，快速反應。

這在實驗室內都難以做到，何況是實驗室外？以艾西莫來說，靈巧度距離一個「擬真人」的階段還十分遙遠，包括指揮樂團、握手、跳舞等多數的反應，仍仰賴事前輸入的程式。更何況機器人要能跟人類互動，不令人心生恐懼，本身對環境的的「順服性」是一大挑戰。

賴幼仙以電影「機械公敵」場景——機器人倒垃圾的場景而言，至少可看出三個目前達不到的地方。比方說，垃圾筒大小不一，機器人無法決定要用多少力接住垃圾筒；路面陡峭程度不同，機器人行走時會絆倒；而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大人或一個小孩把垃圾筒交給機器人時，機器人要如何判斷多使點力，還是少使點力？而且手臂、手腕、手指間的搭配是什麼？更何況，即便是最先進的機器人，在價格與效能上，仍比不上人工。一個機器人起碼要價二萬五千塊美金，相當於一輛房車的價格，多半是由研究團隊買走。而且機器人經常故障。日本一橋大學的機器人實驗室研究生就抱怨，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每天修理它。就連只能執行單一功能、最多只能稱之為智慧型吸塵器的Roomba，雖然是ＭＩＴ研究團隊商業化的代表作，號稱可避開桌腳、自動設計路徑清掃，甚至會自動搜尋插座充電。但家庭主婦也抱怨死角經常掃不乾淨，而且地面稍有不平則無法移動。更何況一個要價約莫新台幣八千元，全球的銷量自然令人失望。

矛盾：人類怕被取代，卻願用機器改良身體

不過，從ＭＩＴ獨立出來的iRobot公司總裁布魯斯也指出，機器人難以普及，不是科技進展的問題，而是人類根深蒂固不想要一個可能取代人類、甚至超越人類能力的「非人」。

葉李華指出，人形機器人的特徵就是有跟人一樣的外型，「人類一張開眼睛，就會主動搜尋人形，所以，不知不覺就會以對人方式去對待他，就會又愛又恨。本身也寫科幻小說的匹茲堡大學電機系教授張系國以人怕鬼這件事，來說明人類對機器的畏懼。他分析人之所以怕鬼，是因為分析鬼的特性，一是鬼像人，二是鬼可以跟人類一樣進行思考，第三則是鬼看不到，所以能力上比人類強。

人類懼怕一個可能取代他的物品，這是根深蒂固難以改變的事實；然而有趣的是，因為人類會有長生不老的渴望。「就像戴眼鏡可以增加你的能力一樣，如果植入一個機器可以讓你更強壯，而且很安全，你做不做？」張系國笑著說：「我年紀大了，我很關心這個。」

如果不定義機器人必定要是人形機器人，很多科學家相信，將機器植入人體，使人「進化」成為「人機合體（cyborg）」，相當有可能是機器人科技重獲資本家青睞的最大推力。

布魯斯在《我們都是機器人》一書中，描述他在實驗室看到的一個有趣場景：「最近，我在等電梯時，碰到我實驗室的一名研究員，他的雙腿截肢，膝蓋以上全是人身，以下則是機器人。那對金屬大腿就是一種原型機器人，關節裡填滿了磁阻液、單電路板電腦、電池組、連接器，還有線材四處晃動；完全看不到抗菌的封包，所有東西都露在外面，一目瞭然……」

「研究人員把晶片植入動物體內（有時是人體）的肌肉裡，讓神經元成長，與晶片相連。人類和機器的直接神經介面，已經開始出現……」布魯斯認為，現代人也越來越能接受動手術來改良身體，將會是人機合體開始演化的起點。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大學的室友當中，有一位同屆的聯考狀元，然而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卻是李遠哲，而不是那位狀元。學校成績與日後成就，究竟有無正相關？

去年出版市場出現一本書《怪招老爸狀元郎》。作者序聲稱：「這是一位天才老爹使盡種種心機，使出式式『賤招』，幫助自己資質『並非頂尖』的兒子，成為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度大學入學指定考試，第二、三類組雙料狀元的故事……。」這本標榜「如何打造狀元」的書，在狀元老爸以名嘴姿態游走校園、電台下，一下子賣了六千本。

台灣的社會價值一心追逐學校成績，但回頭檢視昔日聯考的狀元，當年「最厲害」的考生，他們的將來也會一路領先嗎？

台灣學術界未曾針對狀元做過相關研究。民國六十一年以後，聯招會更以保護隱私為由，不再公布榜首姓名。只有零星的狀元新聞，在放榜熱季偶然出現報端。

《商業周刊》整理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完整的歷屆榜首名單，以各資料庫、搜尋引擎、電話追蹤調查，發現當年狀元許多都在國內、外學術界發展，如周芷任教於美國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李弘祺、康明昌、曹恆偉任教於母校台大；少部分服務於公務體系，如鄭安美是倫敦台灣貿易中心負責人、薛瑞元現任衛生署醫政處處長；或自行創業，從事醫師、翻譯等自由業；也有少部分或因出國、或走入家庭而無法追查下落，隱沒於芸芸眾生中。

個別來看，當年狀元多數是一般人陌生的名字，只有少數是名人，包括前中央銀行副總裁陳師孟、ＳＯＧＯ百貨董事長鍾琴；學術界有何文壽取得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企業界則有杜俊元創設華泰電子、矽統科技，並曾捐地、捐款給慈濟超過二十八億元。

學非所長

不了解自己，追隨熱門科系

但是放眼台灣，無論政壇的陳水扁、馬英九；學術界的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企業界的郭台銘、林百里，沒有一位是當年的聯考狀元（只有陳總統「摸到一點邊」——他是當年法律系狀元）。

為何資優的聯考狀元，會淹沒在芸芸眾生中，面孔逐漸模糊？

原因之一，所學非所長。「榜首一定相當資優，不可能死讀書而有這樣的成績，」師大教育學院院長，國內資優教育權威吳武典表示。至於日後成就則很難講，關鍵在於他們選擇的最熱門科系，不一定是自己最大的興趣與能力。

在台灣，除了像李遠哲在高中就立志從事科學研究，放棄保送台大醫科，一般孩子選什麼科系，多半依循社會價值而定。「成績好的先考慮從醫，其次的念理工，再下來是法商，排在最末的則是文科，」民國七十五年的北一女甲組狀元黃宗慧說。另一位聯考狀元、現任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弘祺，回憶高中時期就讀台南一中的情形：「台南一中有八○％的學生被期望從醫。」於是，資優的聯考狀元把人生道路放置在社會價值的棋盤上 。

單一舞台

台灣只給文字、數字家空間

原因二，在升學主義盛行的台灣，教育體系篩選出的「出類拔萃者」，其實只是一群「文字與數字的在行者」。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賈德納（Gardner）經過多年研究，提出「多元智能」理論。他認為，學校一直強調的邏輯數學和語文，並不是人類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例如：建築師及雕塑家的空間智能比較強、運動員和芭蕾舞者的肢體運作智能出色、公關需要很好的人際智能、作家則需要內省智能。他提出人類智能的八個範疇，分別是語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自然探索。

以此觀點對應昔日學校成績未必第一名但已成為今日社會狀元者，可以發現他們的多元智能通常很早就被啟發，也就是所謂的環境影響力。

國際華裔名建築師貝聿銘「空間智能」的啟蒙，來自上海第一座二十六層建築。當時貝聿銘只是個上海富家少爺，每個週末都要驚奇地看著那棟大樓往上冒。「它（大樓）帶給我的興奮，就如同今日的年輕人看待登陸月球一樣，我決定這就是我所要做的。」他在傳記中這麼說。而十三歲喪母的貝聿銘，在金融巨子父親貝祖詒再娶之後，就常與祖父、叔祖住在蘇州的家——中國名園「獅子林」，中國庭園「將大自然的一切，萃取出如詩歌般的精華」，對他日後的建築風格自然產生莫大影響。

「自然觀察智能」最好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國黑猩猩保育專家珍古德，也在五歲的時候，因家人遷居鄉間以避大戰烽火，而有機會觀察到母雞下蛋。那一天，她失蹤了大半天，全家出動搜尋，等到快天黑了，她才「頭髮和衣服上都黏著稻草，疲倦的眼睛卻閃閃發光」回到家。「她剛花了五個小時蹲在不通風的雞舍裡，但結果十分值得，她完成了她的第一個動物研究。」她的母親在《大自然的女兒》一書中寫道。珍古德因為有這樣一位了解她、尊重她，也懂得引導她的母親，才能在痛恨上學的情況下，仍發展出優異的寫作能力，為日後在非洲森林高難度的自然觀察，準備了記錄與表達的工具。

在此情況下，如今在台灣社會上有耀眼成就的，許多都是日後轉換跑道的結果。

舞蹈界的林懷民與羅曼菲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林懷民大學念的是政大新聞系，羅曼菲則是台大外文系。林懷民是以「家庭革命」爭取自己在舞蹈的空間，羅曼菲則有一雙對她完全接納的父母，當她大學畢業，想到美國過兩年單純的舞者生活時，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大學都畢業了，還要怎麼樣嘛！」

羅曼菲回憶高中的生活，一心準備考大學，連下課、洗澡都在背單字。考上台大後，「兩個」羅曼菲開始在消長，一個「她」是外人羨慕的台大外文系學生，另一個「她」則快樂的流連於社團生活。「大學跳舞倒不是為了上台，而是很想知道怎麼控制肢體，把那個力量找到，對身體掌握得更多。」羅曼菲比喻，就好像她以前喜歡數學，很想把那個方程式解出來的好奇心。

後來，羅曼菲選擇舞蹈，她在美國舞團像「求道」一樣專心習舞，並拿到舞蹈教育博士學位，回台灣後擔任過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並多次在雲門擔綱演出重要舞碼；現在，她的重心則放在帶領「雲門舞集２」、「越界舞團」和教舞、編舞上。回頭看人生，台大外文系那張文憑，對她的事業其實沒太大意義。

成功條件

情緒與人事智能必備

更進一步探討賈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其實就算進入適合本身智能的領域，每個人仍然有不同的成就表現。吳武典指出，最終的關鍵是「非智力因素」。他以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推孟針對加州資優生的追蹤研究指出，情緒穩定（心理健康）、社會適應（人際關係、合作能力）、上進心（企圖心、成就動機）等因素，直接影響智力相同者的事業成就。

「最重要的是情緒與人事智能，」吳武典說，擁有這種智能的人，較能自我省察和自我肯定，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適應社會群體生活，也比較容易在社會上嶄露頭角。「可以說是成功人生的核心條件，也是其他智能的催化劑。」

然而有人考第一名，就有人考最後一名，學生學會的是競爭與對立。六十三年榜首馮賢賢就說：「北一女高中三年，同學之間完全沒有互信，前幾名的學生尤其彼此猜忌，根本沒有學到如何與人相處。」

至於企圖心，「這一項對女性最不利，研究發現，女性成就因此遠低於男性，差距高達八倍。」吳武典說。對照商周的＜聯考榜首追蹤調查＞，其中至少有八位女性在榮登狀元榜之後，在所有搜尋引擎與資料庫中，都查不到任何一筆相關資料，最大的可能是畢業後結婚生子，隱入家庭。

當科學家

需兼具三項人格特質

一般認為科學家成就與智商有高度相關，然而根據加州大學西蒙頓教授針對傑出科學家進行研究，發現他們的成功包含三個要素：強烈的企圖心、中上的智力，以及「內向性」的人格特質。

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博士，現為高盛投資公司大中華區資產管理部負責人粟耀瑩，就是一個因了解自己的性向而生涯大幅轉向的經典案例。

媽媽是教育博士洪冬桂，從小就是資優生的粟耀瑩，十六歲考上台大物理系，十九歲大學畢業前，以幾乎滿分的成績，到清大研究所修完公認最難念的量子物理學和相對性天文學；當時已連續四年獲得「朱經武獎學金」的她，「認為自己此生一定會拿到諾貝爾獎。」

二十歲，粟耀瑩進入諾貝爾獎得主密度最高的加州理工學院，研究跨生物與物理領域的「蛋白質工程」，卻在苦讀六年，做出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成果後，被指導教授收購專利，而公司的股份，她一點也沒有。

那時，從來沒有想過現實問題的粟耀瑩，發現一個加州理工博士根本不值什麼錢，此外，她也發現自己的個性喜歡和人打交道，「做研究太孤獨了」。成長過程中完全沒有商業背景的她，開始看華爾街日報，發現「原來我的性向是喜歡從商的。」

一旦發現自己真正的志趣，博士論文得到美國學術獎的粟耀瑩，立刻「壯士斷腕」，擬訂計畫積極轉戰華爾街，先後進入ＰＩＭＣＯ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麥肯錫顧問公司、高盛公司，取得她所需要的經驗與資歷，以便日後「在生物科技方面創業，或是效法巴菲特，找到好的投資夥伴，一起收購物美價廉的公司。」現在的粟耀瑩，在高盛亞洲總部負責近十億美金的業務，正朝她未來的人生目標邁進。

科學家需要內向的人格特質，那麼企業家呢？

在《商業周刊》一份＜學業與事業相關度調查＞中，就針對國內上市櫃公司負責人發出問卷，請他們評估自己事業成功的相關因素。

當企業家

人格特質比學業表現重要

總計收到一百四十四位董事長與一百八十八位總經理的回覆。結果發現，九成以上受訪者認為，他們的事業成就與「人格特質」的相關度最高；相對的，卻不到一半認為與學業表現的相關度高。

至於是哪些人格特質，輔大心理系教授丁興祥曾以傳記資料分析的方法，做過「當代台灣傑出企業家的成長環境與創業發展研究」，研究對象包括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張忠謀、施振榮……等十四位第一代企業家，這群商場上的狀元。他發現雖然他們的出生年代、學歷、產業別有諸多不同，但人格特質仍出現許多一致性，例如強烈的創業動機（具冒險性及挑戰性）、執著的信心及意志（抗拒創業挫折）、將企業視為終身職志、有團隊合作的創業精神等。

美國華頓商學院最近則和電視新聞節目「夜間商業報導」共同評選過去二十五年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領導人，葛洛夫、比爾‧蓋茲、威爾許分列前三名。節目評論道：「儘管他們的性格都不一樣，卻有個共通點——韌性。他們對事業有長期願景，並願意承受、克服動盪時局下的高低起伏。」

其實，冒險心、專注、韌性，是所有社會狀元共通的特質。在企業界如此，在學術界如此，在藝術領域也一樣。

李遠哲曾說：「我這一輩子有很多挫折，好像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挫折中掙扎出來的。如果你有很堅強的意志，現在想不出來，明天睡醒再做、再深入的去探討，便能解決難題了。」

在小野寫的《美麗的圓——李遠哲的故事》中，大學時代的李遠哲，已經決定將來要作一位傑出的化學家。大一暑假，他沒有回新竹老家，和學長張昭鼎（生前是中研院原分所籌備處主任）找了一本原文版的熱力學，輪流讀、輪流講、拿著英文字典慢慢查。辛苦的把一本書講了一大半。從那個時候開始，李遠哲就自己摸索，像探險般走進未知的分子世界，終於他設計出質譜儀，研究出分子相互碰撞時產生的反應，得到諾貝爾化學獎。

冒險性格也是，羅曼菲談到即便是一個優秀舞者都必須具備敢冒險的特質，否則在那裡斤斤計較會不會跌倒？永遠安安分份地保護自己，就沒有人想要看你跳舞，因為「舞要跳得好看，就是像在懸崖邊，快要掉下去又還沒有掉下去的那一剎那。」

偏偏這些成功的特質中，除了專注，冒險心和韌性（受挫力），通常是學校狀元最弱的一環。

社會狀元為何能超越聯考狀元？創造力研究者西蒙頓（Simonton）在他的著作《天才源泉》中，更進一步回答了這個問題：「要在學校中取得高分，往往必須在待人處事方面高度符合常規」（他指的是壓抑自我意願、興趣和感受），「而成績差的聰明人恰恰相反，他們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喊，做他們覺得有趣和正確的事情。」

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喊，探索自己，才能完成自我。因為「每一棵樹都跳自己的舞，唱自己的歌。」（美國國家公園之父謬爾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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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聯考狀元如今安在？

※　社會狀元贏在事業考卷   

暮春初夏，豔陽下的台北城已經一片燥熱。

四月二十七日這天下午，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勤樸樓的禮堂內，八十張小黑板一一架起，等待一百五十六名考生分批接受「板書」檢定。

鈴聲響起，只見全場考生執起粉筆，掄起板擦，開始照著考題──一首五言律詩，又寫又擦的奮戰。十分鐘過去，卻還有人緊張得連這四十個字都沒抄寫完。

「老實說，這次辦理國語文會考和板書檢定，是被逼的，」主考官語文系主任馮永敏忙著四處巡場，一句句清脆的標準國語中，透著無奈，「現在家長學歷高，去看孩子上課，第一個就是挑老師的錯字，不然就是嫌老師字寫得醜，一下就打破他的權威。」

同一天下午，台北新店溪畔的世新大學後校門口，中文系同學擺了一個糖葫蘆小攤子，一支支由草莓、小番茄、芭樂串起，裹上晶瑩糖衣的糖葫蘆，分別象徵愛情、單戀與友誼，生意十分興隆。一位長髮女孩在教室門口接到一支草莓糖葫蘆，小卡片上的詩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映入眼簾，她臉上的笑靨，比糖葫蘆還甜。

「這個禮拜是學校的中文週，我們從禮拜一開始辦各項活動，至少讓中文變成學校的焦點，引起同學的興趣，進而形成風氣。」中文系系主任洪國樑說。

有鑑於大一學生的語文程度普遍低落，台中的東海大學中文系從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立「大一國文教學改進委員會」，打算縮小班級人數，以加強學生的寫作訓練。

儘管方法不同，這幾所學校的目的卻是一致——搶救中文。

現象 國文能力差，作文甚至連題目都不懂

「很多人說我們的孩子英文不好，我看他們中文更糟，可以說是江河日下！」擔任大學兼任教授的台北市長馬英九，皺著眉頭說了一個真人實事的笑話。「有一次考試，我要學生扮演內政部長，寫信給民眾。他竟然開頭就寫『親愛的某某』，最後簽完名還寫一個『欽此』，把自己當皇帝了！」

北師院語文教育系教授陳正治也有類似經驗。有一次他參與警察特考閱卷，作文試題「反省」，竟然有兩百多人大談「反對省政府」，「審題都審錯了！我們只好把這些笑話拿來調劑無趣的閱卷工作。」

往下延伸，似乎問題更嚴重。台中縣豐原高中就曾傳出學校段考時，許多班只有六、七名學生及格——這是過去不及格的人數。至於作文，不僅談不上「起承轉合」，連段落都不會分；考題要求作文字數不得少於六百字，學生寫兩百字就交卷，原因是「寫不下去」。「國文程度惡化問題值得重視，」該校國文老師一致認為。

「台北市實施國語文教育之現況分析」調查發現，竟然只有不到一半的老師認為，學生的閱讀能力在「良」以上。學習成果最好的是注音符號，超過八成在「良」以上，至於聆聽、識字寫字、說話方面，只有略微過半的老師認為達到「良」。

「這些都還是很粗略、主觀的調查；我們需要教育部集合語文、心理、教育各方面專家，趕緊將國文科學習能力指標、測驗工具發展出來，讓我們瞭解現在學生的國文能力，究竟弱化到什麼程度？」曾到大陸考察的馮永敏說，中共教育部、勞動部發展出多套類似全民英檢的漢語能力測驗，全國工作人口，包括教師都須通過考試。

台灣的客觀評量不可得，那麼分析大學入學考試國文成績，應可獲得「近似」客觀的結果。

擔任多屆大學測驗「國文科閱卷總召集」的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表示，過去只有五、六萬考生參加大學聯考時，他很容易挑到「標準卷」，也就是讓所有閱卷老師參考的Ａ等卷；但是現在十二、三萬人應考，反而不容易再看到那樣令人驚喜的文章。

「當然偶爾還是有比以前好的，但情形越來越少。」何寄澎手抱前胸，慢條斯理的分析：以前二○％非常好，五○％中等。現在呢，很好的只有一成不到；語句都寫不完整的，增加到四○％左右；剩下來中等的，內容還算通順，但是毫無創意，欠缺自我思維、理性感性的表現，每篇內容看起來都一樣。

何寄澎說，他注意到前一陣子張忠謀在公開場合講到中文的重要，認為是台灣人才的競爭優勢。他感慨的跟學生說，「連張忠謀都知道中文的重要，但是張忠謀所不知道的是，台灣的中文已經沒有優勢了！」他苦笑著坦承，這樣說當然有點危言聳聽。正確地說，優勢還在，三十歲以上的文字工作者，他們的中文還是很好。「但是年輕人這樣的中文，還有什麼優勢？」

弔詭 全球都在學中文，台灣優勢變弱勢

台灣流行歌、連續劇等娛樂產業，之所以能在華人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所憑藉的，就是台灣人的中文能力——女作家瓊瑤以她細膩文雅的對白、迭宕曲折的情節，吸引了六億大陸人口觀看她的連續劇；台灣從一九七○年民歌時代培養出來的詞曲創作好手，二十年來，更讓台灣成為華人音樂的「研發中心」：王菲、孫燕姿、那英、李玟等香港、新加坡、大陸、美國的華人女歌手，都是在台灣「打造」成功，才紅回自己的出生地；阿妹、周杰倫台灣「土產」，更是紅遍全球華人市場。

從廣告、電影等文化創意產業來看，台灣的文字能力、文化內涵，也遠遠勝過其他華人地區。「大陸的電影譯名常常被台灣人當成笑話講，」暢銷作家吳淡如一次在她主持的廣播節目「好時光」中，舉了許多例子，像是大陸把電影「魔戒」（King of The Ring），譯成「指環王」；「梅崗城的故事」（Kill a Mochingbird），譯成「殺死一只知更鳥」。

如今在高科技、腦力服務業等領域，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中文能力也越發重要。張忠謀提出「中文優勢論」，日本經濟專家大前研一也認為，語文是台灣在中國大陸崛起時代，很重要的先天優勢。中國大陸快速擴張的製造業，非常缺乏專業的支援性服務。台灣則有語言上的優勢，又有製造業的底子，可以在教育訓練、環保顧問、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搶到黃金機會，這也是新加坡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

世界聞名的企管顧問公司麥肯錫，就為兩位大師的觀點作了最佳例證。其官方網站徵求人才的網頁上，註明：「在邀請求職者進行面試之前，我們可能會透過電話評估某些求職者的中文能力。每一位求職者都必須具備流利的中文能力（我們對「流利」的定義，是指除了讀寫能力之外，還能夠以中文主持業務會議）。」

美籍公關專員王磊智以頗為流利的國語解釋，麥肯錫台灣分公司的客戶除早期較多外商，絕大部分都是本土企業，有時台灣的顧問也要到大陸支援專案。「採訪、蒐集資料、跟各階層員工談問題、開會、寫報告，都要用到中文，所以中文的溝通能力很重要。我們的應徵者中，很多在台灣出生、美國長大的小留學生，公司希望他們加入之前，就具備很好的中文表達能力。」

「我們必須承認，二千三百萬的人口不可能構成多重要的國際舞台，但是大陸有十億人口，可以制定規格，我們只有跟隨的份。」大學時代擔任過詩社社長的台新金控財富管理事業群總經理林克孝指出，華文教育中，我們還是最接近大陸的，香港人不看封神榜、紅樓夢，但是台灣人可以跟大陸人談這些。如果我們好好發揮中文優勢，可以扮演國際「超級大班」的角色。

韓國人就非常明白這一點。韓國經濟學家認為，韓國靠美國市場成長的日子已經過去，要想開展第二春，非強化韓國人的中文不可。韓國第一學府漢城大學的中文系報考率，已超過英文系。目前韓國有四十萬人在學習中文。

更重要的指標是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簽署總統令，批准中文和英文在道路標牌和政府公文中使用。這是自一九六八年韓國明令禁止使用了長達兩千年的中國文言文以來，首度對漢字正式解禁。評論者則認為，漢字如果持續在公開場合使用，最終會出現在所有的政府公文和社交場合中。

中文成為這個世紀的強勢語文，已經不是英國語言學家葛拉鐸說說而已了；《亞洲週刊》報導目前已有八十五國，近三千萬外國人在熱學中文。中、日、韓、越、星等五個使用漢字的亞洲國家，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合作制訂電腦漢字編碼的統一標準，使一份漢字文件在不同語文的作業環境下都可以打開，沒有亂碼。現在已經完成了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個漢字，實現了全球中文資訊「書同文」的夢想。

弔詭的是，中文如此重要，但在「最有主導資格」的台灣，卻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隱憂 閱讀能力下降，表達內容貧乏

客觀來看，影音時代「電視取代閱讀、電腦取代書寫」乃全球趨勢，台灣自不能置身於潮流外。在輔大教授「電腦網路與後現代文學」的陳徵蔚指出，人類的紀錄工具一直在演進，現在從手寫進入更貼近思考速度的敲鍵時代，「年輕人因此常寫錯字，是不可能避免的趨勢。」他認為，隨著影音紀錄、傳輸工具的發明與進步，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性會逐漸抬頭、與文字能力並駕齊驅。許多學者也認為，寫錯字還不算「大惡」；比較嚴重的是閱讀能力的下降，與表達內容的空洞。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徐國能認為，以前有很多不識字的文盲；現在則有很多受過教育，卻沒有閱讀能力的現代文盲。「許多先進國家為了重建國民的閱讀能力，『經典再閱讀』成為重要風潮；」他說，但是在台灣，教育部規定的課程綱要中，古典文學的比例卻逐漸下降。「你要去推中國經典再閱讀，馬上就會遇到很多政治上的反挫。」

中文閱讀力的下降，也間接影響到學生的數學力。台北補教界數學名師沈赫哲就曾表示，現在的中學生數學不好，其實是國文不好，連應用題所敘述的情境都看不懂，如何談計算。不只數學老師頭痛，生物老師也傷腦筋。受邀為新版教科書提出改善意見的生物老師，就有許多位表示「文字太深，現在的孩子看不懂」。十年教改，確實使台灣在本國語文教學上，遭到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的考驗。

有二十年教學經驗的中壢國中國文老師李威娜表示，現在小學課程以活動、學習單為主，孩子習慣以三言兩語打發作業，非常不利傳統語文教學。有些作業要求上網找資料，學生更是直接下載，連字都不必寫了。

危機 中文能力退步，將造成文化空洞化

教改之後，各級學校國文科的教學時數、課程分量也都大幅縮減，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是如此。「我（代表大考中心）去跟高中老師開會時，聽到的全是抱怨，越是好的學校，國文科越不受重視，變成孤兒。」曾任台大、世新文學院院長的世新中文系教授黃啟方說。

小學的國語課從十年前的每週十堂課，變成每週五堂。馮永敏觀察，「時數減少，第一個犧牲的就是老師自己最不擅長的書法，和批改費時的作文。」作文，反映的是邏輯思考能力。如今作文能力下降的後遺症已逐漸顯現，孩子多跳躍性思考，無法條理分明地陳述事實、闡述問題。以後，怎麼在職場上推銷自己的策略？

時代價值觀改變，台灣急於與世界接軌，一般家長也只能順勢而為。國語日報作文班以前是家長的最愛，學生上課人數經常超額。國語日報董事長林良記得，十幾年前家長為了替孩子報名，排隊隊伍經常在大樓外繞圈子。如今，美語補習班已經成為許多家長的第一選擇，連課後學習加起來，台灣學童學英文的時間已經超過中文。

長年關心人文教育的師大美術系教授何懷碩痛陳：為何母語文重要？因為語文就是思想，一個民族處事做人的觀點、看待自然與生命的基本態度，都蘊含在語文裡。母語文沒有建立好，將使自己的文化空洞化，未來整個世代素質下降。「競爭力不是減低，而且是喪失。」他說，文化殖民地不可能有獨特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只好成為強勢文化支配下的「奴工」。

「政治是一時的，語文才是永久的，」何懷碩強調，「台灣就算要獨立，也絕不能放棄中文。」他認為，中文上接五千年典章智慧，橫連全球十幾億人口，再透過翻譯，不斷加入全球新的語彙、觀念，成為包容量無限的優勢語文，這是任何一種方言無法比擬、取代的。

「其實中國的經史子集，換成現代語彙，就是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高雄醫學大學國文助理教授李玲珠指出，要加強人文素養，捨中國古典文學而何求？

為了提倡中文，得過多項文學獎的徐國能在中國時報開了「中文正紅」專欄，但他感覺，看的還是少數原本就關心中文的人。中文，並沒有從海外紅回台灣。莫非當代台灣，中文真如「花鈿委地」？如「一枝向上天借來的彩筆，疲倦了，傾斜了」？

　如果你曾經是侯文詠的讀者，相信你很難不隨著他文字裡的真誠，翻飛舞動著那些翩翩的想望。

　不論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小品，還是反應深沉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透過他的作品，你總是能找到一股堅定的力量，支撐著你重新鼓起勇氣，好好去追求你原本已經不存希望的那些夢想。

　身為一個擁有如此神奇力量的作者，他是怎麼升級自己文字和心靈力量的經驗值呢？他又是如何豐美自己的生命，進而灌注豐沛的功力給予廣大的讀者呢？

●創作是釀造一瓶芳醇甘美的葡萄酒

小學開始，他就是個四處投稿的小小作家，並曾是《王子》雜誌的小記者。

大學畢業，他出了第一本書《七年之愛》，成為一位文藝風格的年輕校園作家。

接著，《淘氣故事集》、《大醫院小醫師》、《親愛的老婆》、《烏魯木齊大夫說》、《皮故事集》、《離島醫生》……幽默風趣、文字淺白、令人笑中帶淚的精采作品，讓他成為本本熱賣的天王級暢銷作家。

後來，他一改詼諧輕鬆的作風，近期的作品《白色巨塔》、《我的天才夢》、《危險心靈》，轉而為深沉的自我剖白與社會寫實風格，依然受到讀者的廣大迴響，並引起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
但是，在用一連串的作品深深撼動人心之後，他又親身示範了一種完全違反社會利益原則的驚人之舉：棄醫從文，放棄高薪待遇的醫師工作，全心全意投入文學創作。

創作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樣無法割捨的重要性，讓他義無反顧的選擇把全副心力完全投入，甚至用整個生命去追求？

生性幽默風趣的侯文詠，說起『創作』這回事，卻是相當誠懇而嚴肅的：

『創作對我來講有一點像是生產葡萄酒那種釀酒的過程。我的創作很難來自於靈感，很多都必須來自於生活。以前年輕的時候你是充滿了想像，可是年紀大了，你又充滿了歷史跟生活的經驗。那些東西它不會一下冒出來就變成故事，但是有些時候，為了某些緣故或是某些生活的經驗，會讓我好像想起什麼事，然後它會為我開出某些通道，引導我走到某個地方去。而在那裡我會發現說，喔，原來這裡有一瓶我十年前放在這裡的酒，已經發酵了。

所以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觸動了我記憶中的某些想法，然後我知道它對了，就慢慢的把它挖掘出來。而且我強迫自己不要快，因為我覺得「快」太像這個時代了，這個時代所有東西都是快速、快節奏的，而我覺得寫作它之所以會不一樣，它可能必須有抵抗時間或是抵抗節奏的那種信念或是方法，才可能有比較好的東西端出來。就跟釀酒一樣，它就是需要某種最原始的一些時間或是什麼來釀造。我想寫作很多的價值，也是出現在這個地方吧。

現在日常生活的節奏我也試著緩慢，甚至刻意讓自己再慢一點。以前我的節奏其實是很快的，可是我覺得那麼快的節奏實在不太適合寫作，因為如果一個人的心裡有很多的空間，你就可以裝很多的東西很多的情感，可是如果你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就什麼都裝不下了。』

因此，侯文詠總是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好好的、慢慢的去寫一本書，宛如細心用歲月釀造一瓶芳醇甘美的葡萄酒。

●創作要面對自己內心的真誠

侯文詠的作品總是充滿真誠動人的力量，原來追溯到釀造這瓶葡萄酒的原始素材，果然也是粒粒皆精選的上等『真誠』葡萄：

『我覺得你自己要創作一個東西，要能找到一個比較貼近你內心想說話的方式，而最難的部分會是在於你到底要選擇什麼去說。到現在這個階段，我會特別在意我要說的話是不是忠實於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我自己想說的，或是我在說的時候是不是違背了自己？還有當我開始這樣做的時候，我是不是有足夠的意志，或是這個我想說的話，是不是有足夠的吸引力吸引我，讓我可以用一年到兩年的時間，每天和它相處？如果我不選擇一個我真的很在乎的東西，可能就好像跟一個討厭的人談戀愛談一整年那種感覺吧。

我現在其實很懷念寫《白色巨塔》跟《危險心靈》的那個時刻，雖然很辛苦，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光很好，因為當時是毅然決然、完全沒有任何猶豫和害怕去寫的。而當我真的很重視我的作品的時候，每次看自己的作品，就好像會知道我是誰，那個時候我在哪裡……這種從作品裡找到自己的感覺，有時候甚至會比我活生生的活著，都還要再深刻一點。

年輕的時候，我曾經為了想寫一些鄉土文學的東西，跑去華西街看妓女的生活都是怎麼樣的，結果不但眼鏡被妓女們搶走，最後這些「經歷」也沒有造成什麼好的小說。而後來我寫作也有一個觀念在改變，就是我沒有辦法去寫那些跟我生活週遭不相干的事情。所以我開始從大學的生活寫起，寫完之後又寫自己實習醫師的生活，然後寫當醫師的生活、當兵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都是我碰觸得到的、跟我熟悉的、或是這個時代的東西。我想一個作家要寫好的作品，還是應該要寫跟他生命有關聯的、他所在意的那些人或者是事情，也因為這樣，他才會有自己很大的特色。』

侯文詠也曾經想學張愛玲的風格，想學海明威的風格，然而越是學別人，越是找不到自己的風格。終於，他發現對自己真誠，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才是最重要的：

『後來慢慢回過頭來，我反而想去深深的挖掘自己內在的東西，從我自己去發出聲音來。因為這會比我去體驗一些我所不熟悉的事情，還更真實一點。而且我覺得只要你誠懇的告訴自己想寫的是什麼，讀者一樣是可以接受你的。像我寫到《白色巨塔》的時候，裡面沒有一個笑話，跟我以前的風格完全不一樣了，但是台灣的讀者真的很nice，還是容許我這樣亂搞！所以寫完這篇我就跟自己講說，只要是自己真心想寫的東西，實在是沒有什麼不能寫的。』

或許正是這樣吧，當侯文詠甚至忘記了自己有什麼風格時，竟看見有人在網路的討論中說：『這篇東西真是標準的「侯氏風格」。』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讓作品自己發揮影響力

在《白色巨塔》還沒出版之前，大家都覺得送紅包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有很多醫生不收，病人也會說『這是一定要的啦』逼著他收，因為他們需要這樣做來得到安心的感覺。『這是一個大家的共犯結構。』侯文詠說。

就連他自己，都曾經發生過一件『離奇』的紅包案：

有一次他在台大醫院探訪病人的時候，一個病人塞紅包給他，侯文詠直說不要，於是那個病人叫他的家人小孩通通出去，再繼續進行塞紅包的猛烈攻勢。侯文詠眼看病人相當執意，也只好撂下『狠』話：

『我絕對會把你當做親人一樣照顧的，你不用這樣子！』

聽完這句話，那位病人果然把紅包收起來了，並且把他的家人小孩通通叫出來，還跟他們像公佈答案一樣的宣告：『他沒有收啦！』

『哎呀，我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收的啦。』病人很開心的說著。

接著，簡直像有預謀一般的，病人拿出一本侯文詠的書請他簽名！

『我書裡面寫的，難道你們都不相信嗎？』快被嚇傻的侯文詠問他們。

『沒有啦，這是一定要這樣子的，是我們的一種禮貌啦！』喜孜孜的病人天真的回答著。

『還好我真的沒有收過任何一個紅包，』侯文詠彷彿仍在冒著尷尬的冷汗，『但是在《白色巨塔》出版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就算仍然有醫生在收，有病人在給，大家都已經理解這是見不得光的事情，這種力量從某個程度來講可能是用革命也行不通的，但是因為大家都發揮了這種看不見的影響力，事情也就開始改變了，而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很珍貴的價值。』

至於討論教改疏失的《危險心靈》，更是引起各界廣泛的討論。

侯文詠說：『其實在寫《危險心靈》的時候我也會害怕，本來以為會有家長或老師罵我，甚至我的小孩去讀書也可能會被找麻煩。但是後來我擔心的事情都沒有發生，反倒是有老師會買書去送給其他老師，互相提醒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而且還有國中請我去跟老師演講，這真是我之前也沒料到的結果。』

對於自己的作品發揮如此深遠的影響力，侯文詠表示：

『我想這是因為書裡有一種正當性的標準在裡面，它並不是靠我個人力量賦予的，只是放在那個地方，經過所有人的討論，群眾自己就會產生一種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我越來越覺得人的內心有一種善良和真純，而且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他內心的這個東西還是會存在。所以如果你是站在那個良善與真誠的部分，你就是站到了人內心裡面真正最強而有力的部分。人可能會被現實或什麼事情逼迫，但是永遠都會渴望這種光明。我覺得一個作家到最後可能要把自己忘掉，因為你也不過是有歷史以來那麼多的過客之一，也許作家只是把他感受到的光，轉為大家也可以看到的形式。這也是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一直相信而且越來越純粹的部分，而這個力量也讓我覺得不管在寫什麼，不管在做什麼，我會想盡辦法保持在這種標準。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那是我內心真正喜歡，並且感到舒服的東西。』

●學會面對真實的自己

《白色巨塔》和《危險心靈》，把真實的世界整個掀翻，把許多人不敢講的真心話大聲的說出來，雖然侯文詠自己也曾擔心會被罵得很慘，但是後來什麼事也沒有。然而你知道嗎，當年侯文詠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卻曾經結結實實的挨了罵：

『當時跟我同期的像是張曼娟啊、彭樹君啊，我們幾個都是大學剛畢業就出書，而她們幾個女生是第一次把照片放到封面上，當然我是沒有這樣做啦，因為那時候出版社老闆看了看這幾位文藝美少女，再看看我，就跟我說「侯文詠，你可以不用上封面！」後來我們的書都賣得很不錯，甚至比很多文學界的大老都還要好，但是清一色全部挨罵！罵什麼呢？罵我們這些人是「標榜著美色，但是沒有實質內容、只寫愛情的年輕作家。」可能因為我們幾個人都是年輕的校園作家，而且我的名字在不知道的人看來，有點像是「趙詠華」那種女孩子的名字。我的作品《七年之愛》其實是講醫學院的，可是書名聽起來好像是一個愛情長跑了七年……所以，我也被罵了！我自我安慰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啦，至少人家說我還有美色！好笑的是，時勢所趨，過了很久以後，當時在罵人的作家，或者是罵人的評論家，他們自己出書也都用照片當封面！』

雖然那次侯文詠明明沒放照片卻白白挨了罵，但是在成為知名暢銷作家之後，他的照片不但常用在宣傳上，甚至還曾被放到大型看板上。對於這一點，他也曾覺得矛盾。如果自己重視的是內在真實的東西，這種把你打扮得光鮮亮麗，甚至有些虛假的照片大量曝光，會不會傷害了什麼真實的東西呢？

『這些年我比較能輕鬆看待究竟有沒有放照片這回事了，我也學會了怎麼跟自己的名氣相處。我覺得你根本不要再去想說銷售怎麼樣，包裝怎麼樣，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東西夠不夠好，因為你寫的東西是最重要的，那個是最本質的。我覺得這件事情想清楚以後，對我來說後面的事就會比較簡單，自己也會比較舒服了。』

在面對自己的真實，並了解自己的真心之後，真的，就沒有什麼事情好擔心的了。

正如《我的天才夢》裡面所說的：『一個人生命中能達到最了不起的成就，無非就是發現自己，並且勇敢的成為自己。』

侯文詠說：『我自己希望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當然我也在寫作的過程當中，追求這些對美好生命的想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讀者在我的作品裡看到了這些東西，並因此激發了他們對於某種信念的堅持。但後來有人告訴我的確是這樣子，我自己也因此而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是不是有所謂真善美的存在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發出這樣的聲音，也有人呼應我們，我們因為彼此的這種看見，然後相信了這樣的事情，知道自己的這種想法並不是那麼孤寂的。然後，我們會一起堅信這樣的生活方式，堅持自己也可以過著那樣美好的生活。

『我覺得只要你講的是正面的東西，時間都會讓這個正面的東西慢慢被肯定，並漸漸被社會的力量重視與接受。我相信時代應該是不斷在進步的，它本身應該會有一個positive thinking（積極正面性思考），我不認為這個時代會發展到一個很墮落的地步，因為人類的時代永遠會有光明，雖然走了幾千年以來也發生過不少戰爭，可是這個文明是不會被毀滅掉的。所以如果我們不要去為了某種自己的利益或者什麼因素，只是單純的順著人類的這種人性去走，那麼人類天性中一些善良的東西就會跟著展現。』

侯文詠就是這麼的『真』。

寫作是來真的，生活是來真的，他帶給大家的夢想與希望，也都是來真的……正是因為這種對真、善、美的堅定信仰，侯文詠和他的作品似乎也散發著某種明亮溫潤的光澤，並使他和讀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親密。他就像是一位現代的『光明教主』，即使是最破敗腐朽的廢墟，他也能夠從裡面挖掘出一點兒光亮，並讓大家都看到、都相信這些光亮的存在。儘管忙亂的世界依然紛紛擾擾，儘管浮動的人心依舊飄飄盪盪，只要你依然堅信真誠與善良，你也可以看見黑暗角落中的光亮，激發出一股讓生命美好的力量。

蔡康永，是作家、是主持人、是同志、是不屑成人世界的少年沙文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