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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和一群來香港留學的德國大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親愛的孩子，恭喜你考上大學。卅年前大學錄取率不到一成時，「大學生」三個字讓人肅然起敬；但在錄取率往百分百飆升的今天，不管你每科平均不到十二分或超過八十八分，你們都叫「大學生」，何其幸運！

大學學費問題再次掀起熱烈討論；教育部也做了裁決，但似乎未平爭議。

我是北一女高二學生。日前，第一節下課翻到報紙斗大的標題「建中北一招收社區生…」，下一節課便在三民主義上到「平等」的觀念。我認為高中職社區化的改革，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在地的高中生平等，但實際上是對所有學生學習機會的不平等，也就是齊頭式平等。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日前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時指出，他決定要推動十二年國教(國民基本教育)，先期是補貼中低收入戶的高中職就讀費用，預計在不確定的「未來」完全取消基測。事後，由立院答詢與政務委員對外的說明，民眾才了解十二年國教似乎只是甄選入學方案的改變與高中級等的劃分，也使得外界對十二年國教的實質內容產生了若干疑惑。在此，我暫時不打算深究行政院所公布的十二年國教內容，單單從「理想面」談論這個教改方向的關鍵性與必要性。

就像膨脹的海綿，台灣的大學數量在十年間「咻」地爆肥！
大學「學歷」全台盛產、學生「學力」卻令全台搖頭，
什麼政策導致專科與學院爭相恐後換取大學名號？
什麼樣的把關讓大學評鑑與學生審核喪失嚴格的監督？

昨天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明年有很多大學新生可以進入大一不分系的學程，也有人可以進入四年都不分系的學程。我不明瞭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要在此向莘莘學子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小心你將來十八般武藝，每一樣都學了，可是無一精通，這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大學指定考試放榜了，我們實在不必去注意那一所大學的那一個系是同學們的最愛，而應該注意一個可怕的事實，很多考上大學的學生是以低分考上的。

最令我們感到不安的是很多同學以極低的分數考上了大學的數學系，數學系不容易念，乃是眾所皆知的事，現在如此難念的系卻收了程度不好的學生，對教授來講，當然會傷透腦筋。可是，老師只要盡力也就算是完成了使命，最嚴重的是大批同學畢業後，無一技之長，找不到給大學生做的工作，而要去和高職畢業生搶工作。即使搶到了工作，也可以想像這些年輕人的沮喪。

有極低分錄取的現象，當初政府一再鼓勵私人興學，乃是主要原因。很多人投資不少資金設立大學，完全是想辦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好大學，但這談何容易？幾所明星大學，對於學生吸引力極大，最優秀的學生一定被他們找去，中等程度的學生也會被一些歷史悠久的學校搶去，因此越晚成立的大學越吃虧。無論他們多麼努力，他們一定會被迫收到後段班的同學。當初教育部如果告訴那些創辦人，錄取率已經非常高了，低分錄取的現象已經出現，也許很多大學不會設立了。因此我不得不在此責備教育當局，他們知道事實真相，為何不將事實真相直接了當地講出來。

同時我們更該檢討的是：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學生考得如此之差？我一直認為辦教育要講品質管制，但是我們的教育其實是沒有什麼品質管制的，程度再差的學生，也能畢業。我們的義務教育，是不可以留級的。學生基礎沒有打好，卻一路升上去，甚至進入了大學。如果我們一味地感歎大學有程度差的學生，而不敢過問為什麼國家有這麼多程度極差的學生，我們可以說我們都是鴕鳥。我最近發現一批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只會加法，連減法都不會。教育當局真該提高警惕了。

我也要對一些收到後段班同學的大學提出建議，你們必須以務實的態度來教你們的學生。容我在此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很多以低分考進大學的都是英文程度不好的學生，他們往往無法看英文的專業教科書。在這種情形之下，教英文的目標不妨僅僅是使同學們看懂他們的英文教科書。我承認這個目標的確不夠崇高。即使不崇高，也不容易達到。如果一所大學能夠很認真地往這個目標邁進，他們的學生一定非常感謝母校的。

辦教育，一定要務實。不能高談偉大的理念，而完全不顧殘酷的現實。大學有低分錄取的現象，是一件嚴重的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善，但是如果教育當局肯勇敢地面對事實，說不定可以徹底地提高後段班學生的程度。大學如果也不再高談偉大的教育理念，而是根據學生的程度來設計教材，一定會教出大批有競爭力的學生。對於我國教育而言，將可化危機為轉機。究竟能否成功，端視教育當局和大學是否務實地處理事情。

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一九一四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中國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縐紋裡，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十九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裡。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冷血」的張愛玲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裡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裡滿是蠕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後的「歡喜」：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霜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霜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霜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銳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彷彿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裡，全部都埋伏了。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裡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潛

在1930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裡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

儀禮堂後面，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豔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著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著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後，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空閒，便沿梅舍後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一九三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裡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凌叔華、卞之琳、林徽音、蕭乾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裡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揉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三十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說，是港大的四年（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不吃「敵人麵粉」的陳寅恪

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麵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但憲兵往屋裡搬，

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在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一的六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歷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裡的「文藝復興人」：一九二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一九一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讀書。一九一四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一九一八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後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

一九二五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一九四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在四一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飢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裡寫成。

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宣傳共產」的蕭伯納

在一九三三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七十七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蕭氏說，在大學裡，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

這時候，或許有人會說，龍應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個英國殖民地，對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熟悉。

但是我還有另一個發現。我發現在一九三三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七十七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一般坊間的紀錄說，蕭伯納不願意正式演講，只是與學生閒聊，閒聊中，蕭氏說，在大學裡，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酖酖「我們聽到、學到的東西，許多是不正確的，要引我們入歧途的。在學校必須學，不學畢不了業，但要會忘記，要將學到的東西忘記。」

可是，我又發現，

這時，我才將蕭伯納港大之行和魯迅的文章連了起來。魯迅因為蕭氏的港大演說而讚頌蕭伯納「偉大」：

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蕭伯納是一九二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作品、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的介入，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思潮，是英語世界裡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又瞭解多少呢？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來港大之後，做了種種發現，但是最大的發現還在於：人們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經包容過、孕育過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孫中山算是港大畢業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樂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測孫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廣為人知，還是一個政治的尺度在衡量價值。大政治家，人們記得；大文學家，大歷史家，大思想家，沒人知道。沒人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們太不在乎人文的價值？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菁英，譬如律

可是，就以政治、律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酖酖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瞭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一九五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懼共而有心推動的「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只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他的診斷多麼精確。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今天的演講，看見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都全程在場，看見校友們對港大的前途如此關切，我分外覺得感動。當外面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兩個建議

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歷史做一次澈底的研究調查，讓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歷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著皮箱」到達校園的十九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壤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面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而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裡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像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

    大部分人不關心台灣島外的事，連金門、馬祖自己的領土都被忽略：官員在說話時常把他們忘記，教育部在制定母語時就把馬祖的福州話給忘了。外面不論發生什麼事，報紙永遠只有一版的版面在報導，幾張圖片一登，剩下的文字空間有限，所以現在年輕人除了切身有關的時尚流行之外，其餘國外大事連正眼都不瞄一下。前幾天我們大樓住進來了一位瑞士的訪問學生，與他交談之下，發現他對任何題目都幾乎可以侃侃而談，知識很豐富，我問他怎麼懂得這麼多，他說瑞士一直是歐洲會議的中心，國際很多會議都在瑞士舉行，因此，他們從小就從報紙上讀到這些會議的主題：非洲飢饉、南非種族隔離、南美熱帶雨林的砍伐及中國人權的問題，他們老師也時常帶他們去看這些國際開會的情形，要他們聽正反兩方的意見，他們每學期都得寫一篇與國際問題有關的申論文，他雖然才高中，但是他的世界知識遠超過我們的大學生，令我感慨。

  現在很多人振振有詞的說：本土優先，先台灣後天下，這固然沒有錯，但本土優先只是個順序，不應該因此而加重本土考試內容的比重，不考外國史地，使我們學生連雅典這個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在那裡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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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生活在世界之中，並不是我們就是全世界，當我們對外面的情勢一概不知時，我們會誤判，會夜郎自大，會自我陶醉在國內情勢一片大好聲中，而頹廢下去。關起門做皇帝的結果是有一天老本吃完需要開門上街買糧時發現糧食店已經被別人包下，不跟你做生意了。我曾經看過一個寓言：有一個洞裡的原始人都是背對著洞口坐，當太陽出來照在經過洞口的動物身上時，牠們所投射出來的影子變得比實物還大，原始人嚇壞了，更往洞裡擠，更不敢看洞外，更互相告誡洞外的可怕。最後，有一個原始人大膽的面朝外偷看一下，發現洞外春光明媚、鳥語花香，那些可怕的動物不過是被影子放大的貓狗兔子而已，如果他們選擇面朝外坐，他們就不會被自己嚇到，因為他們永遠背對著世界就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愚昧無知使他們把世界排除在他們生活之外，不久世界也把他們排除在世界之外，他們就像透明人一樣，不存在了。

 我很擔心台灣現在這個趨勢，過去大學生在閒談中，如果別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會覺得慚愧，覺得自己知識太少了，水準太不夠了，現在不同了，不知道也不引為恥，反而覺得沒有必要知道，知識一斤值多少？怎麼樣？老子就是大字不識幾個，還不是照樣當上立法委員？草根性才是當紅炸子雞，說話越粗俗，上的報紙越多，飽學之士不再受尊重，年輕人崇拜的是敢罵敢脫的人。加上現在高中課本對古文部份的減少，孩子古文看不懂了，沒有辦法去接受古人的智慧，文化的傳承斷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之事，讀歷史不只是以古鑑今，它主要還是品格的薰陶，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行為是留芳萬古，什麼樣的又是遺臭萬年，缺少了這些楷模，就演變成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不讀書使得現在的人無視，沒有眼光，不能從古人的經驗中擷取智慧，無膽，不敢面對問題，像洞中的原始人一樣，永遠背對著世界，最糟的是無知，不能解決問題，所有的問題都用「拖」，一個校長的資格可以拖九個月不解決，一個老兵的薪俸拖93天不核發，就如同一位前輩對我說的，精神病很難治癒，好在拖到病人過世，病也就沒了。我很擔心現在大家都不願意去正視台灣的競爭力，只用拖的去敷衍，一旦拖到台灣沒有了，一切的意識型態、族群對立也就沒有了，大家同歸於盡。「孫子兵法」三千年前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今不知彼，也不知自己有多少斤兩，我們國家的前途究竟在那裡呢？

　走進台灣最大的學術巨塔，傅鐘響起二十一聲。印象中，古銅色的吊鐘下，是學人的沉思場所，是抗議精神的地標，也是無數莘莘學子駐足留連的天堂。

　傅鐘，象徵著自由學風、諤諤之士的風骨、對社會的關照、把大學貢獻於宇宙的精神。只是，現在的傅鐘變安靜了。雖然定時發出二十一響聲，但缺少學生佇足，沒有拿著書思辨的景象，傅鐘的鐘聲不再如以往悠揚，也早已改為電動鐘聲。

　七十八年前，台大建校時，廣袤無垠的土地上只有零星點綴的矮式紅磚瓦建築。如今華美大樓竄起，林百里的「博理」樓，挑高透明的建築豪華萬丈，富邦與國泰金控蔡家捐助的法學院新樓也準備動工。

　換上華麗新衣，豐富的似乎只是外表，大學最重要的內在卻在凋敝；「大學正處於一種精神資源的貧困，」台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痛心吶喊。這種貧瘠，哲學系教授最是心有戚戚。笑稱哲學系大樓是台大「貧民窟」的教授林火旺形容，每逢下大雨，三樓研究室的老師得拿著水桶接水。

學術巨塔　凋敝的危機？

　大學的資源配置媚俗地迎合市場要求，有龐大企業主與工程師校友的工學院、資訊學院，因為大筆捐款挹注而華麗。文學院則破落。林火旺更感嘆人文凋敝，「教育是讓學生有萬全準備迎接人生，但現在卻像是職業訓練所。」

　短視、功利的職業訓練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只是建物的新舊，它還吞噬了大學的品質，造成人才優勢的流失。日文系二年級學生許靈均在校內刊物上以「老校長也嘆息」的標題為文，舉大一選修日文為例，因為師資不足，幾乎是一百多人共同上課，教學效果大打折扣。

　物理系、生命科學院裡，老師得到肺癌、乳癌、淋巴癌、椎間盤突出，過勞的情形在許多學院都在發生，還有老師因為壓力過大，吃安眠藥過量，住進醫院。此刻的台大，很難讓人與歷史裡的那個師生氣質狂狷、有著令人心醉學風的學術巨塔聯想在一起。

　台灣光復後，台大一路引領社會發展。台大農學院曾奠定台灣的農業政策；台大也培育出一連串的法、政、學術、企業的領導人。憑藉著「人力即國力」的信念，政府給台大的資源一直沒有少過。

　台大是全台第二大地主，僅次於台糖，土地面積達三萬四千多公頃。台大每年的預算約一百億元（幾乎可供養一個台東縣與二十五萬縣民）。儘管高教經費全面縮減，台大每年接受教育部及政府各單位的補助仍有八十億元之譜。納稅人平均每年補助二十五萬元給每位台大學生。

　從一無所有到一襲華麗衣裳，台大有沒有給納稅人交出好的成績？二○○四年底，英國《泰晤士報》為世界前兩百大大學排名，台灣僅有一所大學入榜，在亞洲四小龍中表現最差。台大排名為一○二，北京大學十七、新加坡大學十八、香港大學三十九，首爾大學（漢城大學）排名一一八，雖落後台大，但韓國卻進榜三名。而曾經同為帝國大學的東京大學則排名十二。

　如果參考對台大在世界排名較有利的二○○四年「上海交通大學」評鑑，台大排名一六二名，是兩岸三地裡唯一擠進前兩百名大學；但相較下，仍落後東京大學的十四，新加坡大學的一○九名。

教育經費，台灣比不上中國大陸

　台大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腳步日益蹣跚，主因之一，是政府廣設大學、學術資源被瓜分，大學師生是最大受害者。

　十年間，大學校院入學率由四成提升為八成，學校由五十八所增加為一四三所（不含專科）；學生增至三倍，從三十四萬人到去年破九十八萬名大學生。

　高教總預算增加有限，而學生則無限擴充，因而減少每位大學生的單位投資。民國八十二年，政府平均投注每位學生有二十萬五千元，現在不到十五萬，遠遠落後美國的六十萬、中國大陸的十八萬。經費短絀，犧牲教學品質，也間接使師生間的關係更淡薄。

　在台大，經常可以看見兩百名學生修一堂「通識課」的情景。光是印上課講義、改考卷與期末報告，「通識課」成了不少老師的夢魘。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直言，「誰敢開通識課？」

　把台大與一流的哈佛大學相比，就能知道台灣教授的工作量驚人。哈佛有三千名專任教授，學生兩萬名；而台大學生數約三萬，專任教授不到一千八百位。一位哈佛教授專注面對六位學生，每位台大教授要照顧十六名學生。台大都如此，更遑論其他大學。

　人數過多，加上學校支持系統不足，讓原本要為學生啟發思考、傳承基礎知識的「通識課」，卻成為學生心中的「營養學分」。反觀美國州立大學以上學校，兩百人的大班課至少有三到四位博士生級助教，協助教學與討論。

　高教經費不足是大學教育跛腳的主因，但，錢，不是讓大學卓越的唯一關鍵。和學術巨塔外，企業家成吉思汗般地開疆拓土、全球競逐相比，台灣的大學不但封閉，也缺少競爭。

巨塔內外　兩個世界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近來在一場教育研討會裡批評，「大學的管理是最鬆散的。」不論是行政效率或學術競爭，大學的管理跟不上時代。台大也是。

　一九九八建好的台大生命科學館，校方花大錢建造頂樓溫室，原本預計給學生做實驗，現在卻花大錢拆除。台大前總務長陳益明解釋說，是因為法令變化太快，造成溫室不合安全規定。如要符合安全使用，校方得再花四千萬。這樣的浪費不是個案。一位從大學讀到博士班的學生形容，「欠規劃，台大是一天到晚亂花錢。」

　在過去資源尚充足的日子裡，學生還可以看到「七位工友合砍一棵樹的奇景」。雖然昔日的浪費已在改善。

　不只行政管理鬆散，學術上，大學更缺少企業的競爭文化。

　老師只要一進入大學，就像公務員一樣，幾乎是「終身聘任」。「在〈教師法〉的保障下，除非老師作奸犯科，根本不能拿教授怎樣，」曾在美國擔任大學副校長的世新大學校長牟宗燦直言。法律過度保障，學校要求不高，使大學教授因教學不力或升等不過被解聘或不續聘的，屈指可數。

　學術自律最嚴格的台大，過去十年來，校方主動解聘的教授：一位。理由：性騷擾。美國一流大學像耶魯、麻省理工，只有三到六成教師拿得到終身職，而助理教授若在六年內未升等為副教授（副教授即具備終身職），校方會請老師走路。

　長期封閉的大學系統，徹底扼殺大學的進步。台灣，九成九以上的大學沒有設定助教授升等的年限；而大學裡，萬年講師、萬年副教授的情況更是見怪不怪。以台大副教授層級為例，四三四位副教授中，有超過三八％的人在十年內尚未升等為教授。

　雖然台大校方以「正教授名額有限」做解釋，但一位同時待過美國大學與台大的教授說，「不是沒名額，是沒有成果。」台大資管所畢業，目前服務於高科技公司的一位台大校友回憶在校六年，「看到不少老師擺明只想混日子，學生只求別被爛教授荼毒。」

　凌晨三點，一位國立大學助教授與中研院副研究員兩位好友不約而同地掛在網上；為了趕研究論文進度，只能趁著安靜的深夜加工。

　這位助教授一早九點還有課，起了個大早，先是備課，泡了杯即溶咖啡，撐起已熬了兩天夜的身子。上完三小時的課，還來不及吃飯，又匆匆趕去開教學會議。面對無效率、各自表述的話語，才想起前輩提醒她的話，「不要好心參加行政工作，不但累又會莫名得罪人。」

　就這樣，一個會又接著一個會，「處於一種腦死的狀態，」她帶著激動的口吻說。這一天她忙到晚上九點，沒有氣力參加早已報名的舞蹈課，「那夜我在一位老師面前放聲痛哭，」她說，不知道大學老師的生活竟如此慘白。

學術金字塔的底層

　「拚研究是為了升等，六年不升，就等著說拜拜，」她苦笑說。像這位助教授一樣生活灰色的，還有七千五百位，甚至上萬位。

　目前全台灣的助理教授約七千五百位，約佔教師人數的三成，若把副教授也算在裡面，則超過七成左右（不包括講師）。一九九七年，〈大學法〉修訂，台灣學習美國制度，在大學正、副教授下，增設助理教授一職，為的是把關教授品質。

　助教授不但是大學殿堂裡壓力最大的階級，授課時數最多，每週要上滿九到十小時（比起正教授的八小時、副教授的九小時還多）。他們也是學術金字塔裡的底層，像工蟻般得服侍著上頭的蟻后（教授）。一位私校副教授打趣以「幫派運作」來比喻這新興的階級——「學術長工」、「教授級長工」。

學術巨塔 「包工程、混幫派」

　他說，當資源與升等的權力掌握在金字塔上層的正教授手上，副教授或助教授為了往上爬，就必須混進幫派裡玩他們的遊戲。

　首先，缺乏支持及地位的助教授與副教授必須依附在知名教授麾下，搶研究、分資源。以國科會或政府大型研究計劃為例，研究計劃幾乎只有教授級才能接案。於是，像包工程一樣，教授有合格執照爭取工程，然後發包給中盤商（副教授和助教授像散包）。

　這位法律系副教授面不改色地描述學術巨塔裡可能充斥的黑暗；「如果我拿了兩百萬計劃，給你三萬，你不做，就在系評會、院評會裡說你服務或教學不好，挑剔你；你在服侍我的過程，讓我不舒服，不要想升等時會投你一票，」他，神色鎮定地說。為了往上爬，這群學術長工要付出的代價不少。

　舉凡大量行政工作、大班通識課、大學博覽會等活動，幾乎「自然而然」落到年輕老師身上。一位副教授情緒激昂地說道，自己的生活像是被「五馬分屍」，除了教學，還被選派參加了校內十多個委員會，為了瑣事疲於奔命。

　能力不再是衡量老師表現的關鍵，人際網絡、派系運作、通情達理的技巧，反而舉足輕重。於是，大多數的學術長工行事低調。有副教授不敢開家裡的百萬名車上班，原因是「怕人眼紅」，也有助教授不敢隨便出書，因為「前面的長輩沒掛掉，敢出書，不要命啦！」

　學術長工兢兢業業走學術鋼索，目的就是早點拿到教授資格。年初，來到位在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歸心似箭的學生讓原本偌大的校園更顯空曠。校園內，只見形單影隻的老師，穿著拖鞋在校園漫步。

抗議升等制度不公

　但不久前，百位，約四分之一的中正老師進行網路連署，劃破了長久以來校園裡的寧靜。

　網路上，「教師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的大標題表明了教授們內心的不平。主要是抗議學校祭出的不公平升等制度。在中正大學的教師聘書上，明白寫著「八年條款」。傳播學院副教授羅世宏解釋，就是助教授在「七年內提升等，沒過，第八年要你找工作。」

　要在一定時間內升等不是老師們反彈主因，而是升等的標準竟加入「國科會接案量」；在中正大學的升等辦法上頭，明白寫著國科會甲類研究案「一件五分，兩件十分，三件十五分，四件十七分……」。

　中正大學校長羅仁權認為，督促老師做研究，是走向國際最好的方式。但老師很不認同。因為人文社會領域申請研究案的通過率偏低，用同一標準一體適用到全校老師的升等，已逼走不少年輕老師。

　不論是哪種計量方式，大學為了追求卓越，用研究量決定老師升等的制度是趨勢，而且已讓助教授和副教授們無不卯足勁拚論文。

權力掌握在金字塔頂端

　「惡性循環啦！老師忙，沒時間備課，學校不要求教學品質，只叫年輕人發表文章，」一位六十幾歲的資深教授痛心疾首說道，叫年輕老師如何關心學生和社會的需要？「年輕人被逼得去寫、論、文，」他感嘆。

　升等制度，從評鑑方式到過程，掌握在學術金字塔頂端的教授手上，由他們訂定遊戲規則。既有的權力不斷複製，而且更為鞏固。

　最近法律界流傳著一位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因為過紅，不但專書熱賣，又活躍參與民間活動，結果，一路上得罪不少人。這位老師的助教授生涯已超過六年，今年還要提升等，面對自己的升等之路不順遂，他無奈地嘆道，「我就是沒人庇蔭，不玩派系，才會這麼慘。」

　「早知道玩這種遊戲，不如去當法官或檢察官，薪水是這裡的一倍，」他大嘆口氣，「你永遠不知道升等的路上，有多少人等著宰你。」

學術黃金期被扼殺

　歷史上，教授的黃金年華是在進入學術圈五年左右，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達到顛峰。像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就發明「狹義相對論」。

　台灣在新進教師最需養份與協助的階段，只給壓力、吝給資源，扼殺年輕學者的學術生命力。

　面對不夠健全的升等制度及付之闕如的支持體系，不由讓人擔心，成千上萬的學術工蟻如何正常教學、研究？如何把追求真理的熱情交給下一代？又如何在十年後代表台灣展現國際級競爭力？

　牆面油漆斑駁、白螞蟻鬼祟地在木頭上攀來爬去，這兒是八十多年歷史，已成為古蹟的福州街日式大宅院，歷屆的台大校長都曾住在這裡。

　六十多年前，這個庭院深深的矮式平房是日據時代的總督住所；台灣光復後，則成了歷任台大校長的宿舍。可見台大校長的大學祭酒角色可與國家領袖匹敵。

　從帝國大學系統到台大，七十八歲的台大，見證也引領了社會思潮，並奠定大學發展的方向。

　第三任台大校長傅斯年，擔任校長不到兩年，卻是建立台大與大學校風最重要的推手。

　就讀北大的傅斯年曾代理過北大校長，不像御用文人般講好聽的話，他是唯一在蔣介石面前，敢翹起二郎腿抽煙斗的人。有「傅大炮」之名的他在擔任校長時，強調維護學術自由、學術自主。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就是傅斯年的訓示。

　時代轉變，曾經是大學最忌憚的政治高壓逐漸淡出，繼之的，是全球化帶來的消費市場壓力。台大教授林火旺就不客氣批判大學教育成了職訓所，「變得像菜市場一樣。」

　大學成商品，面對市場競爭的窘境，陳維昭感受最深。十二年前，他是第一任校內遴選出來的台大校長，當時「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如火如荼。

用管理、行銷殺出血路

　大學從窄門變大門，而教育經費逐年縮減，也就在這個時候，大學校長的角色起了劇烈變化。

　小兒外科出身的陳維昭，最有名的是為忠仁、忠義雙胞胎進行分割手術；但他也是台大第一任醫學背景出身的校長。與近年世界各知名大學一樣，校長與一級主管，多由理工醫農背景出任，著重效能與管理。如北大校長許智宏專攻植物生理、麻省理工學院首任女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的背景則是神經科學。

　而陳維昭為台大改頭換面，用管理與行銷手法讓台大在市場競爭下，殺出一條血路，為台大改頭換面

　學醫的陳維昭在五十歲時，鑑於當時台大醫院被社會批評是「一流人才、二流設備、三流管理」，而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學醫學管理。

　記憶力就像掃描器一樣過目不忘，隻身前往美國讀書的陳維昭很認真，每天打字、寫報告到深夜。回台後，他擔任台大醫學院長，開始發揮管理能力，不但推動科（系所）評鑑，也推出第一個教師評估制度。

　回憶起當時，他形容當時阻力很大，而他只是不停地開座談會，跟老師一位位溝通。

　接任校長後，他也將台大醫學院的競爭制度搬到其他學院。其他大學也起而仿效，學習台大的教師評估、系所評鑑等淘汰制度。雖然在〈教師法〉的保障下，大學的淘汰制度並無法真正落實。但，陳維昭最引人注意的貢獻還是在他的募款能力。十二年間，他為台大募了二十幾億元。

　過去數十年，台大育才無數，為台灣經濟發展注入莫大動能。但大學的意義並不僅是華麗的建築，或是提供職能訓練。從會漏水的哲學館的破舊與電機學院的光鮮，看到人文的台大褪去。

　校長室的窗口一隅往下望，垂掛著的「傅鐘」在夕陽照耀下，倒影迷人。陳維昭在這間傅斯年也待過的校長室說，「只有大學能發聲的時代過去了，現在社會的問題不只有大學能講。」

　台大的沈默可以被同情，但它能不能在教育市場化的洪流下，像以往那樣發光發熱，帶領社會向前？

　搖曳的「傅鐘」下，傅斯年的話還在那提醒著，「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沈思的。」

　寂靜的校園裡，聽著傅鐘的聲音，讓人不禁懷念起那個人文薈萃、狂狷大氣、以知識份子為己任的台大。

問：大學目前最嚴重的問題？

答：我曾提出過大學的任務：創新知識、提升國力、引領思潮。大學殿堂主要是創見與創發，由未知到己知的過程就是「知識創新」。觀念知識比實際勞務操作更重要，經濟力要全面提升的話，大學扮演的角色也是火車頭的角色，這是「提升國力」。

　引領思潮是傳統大學重視的，要開創新的思想，這種思想即使在現實社會不適用或不能為人所接受，但有未來性，這是「引領思潮」。

　在理念層次上，我們在辦大學時，有沒有思考這類問題？大學生有沒有往深刻的一面去思考？現在的大學太功利取向，失去理想性。在實際層面上，大學與現實社會距離也遠了些。

問：為何大學與社會發展脫節？

答：自然科學方面，大學教授的終極目標是在國際有名的刊物上發表論文，像《自然》或《科學》雜誌，教授要在一流刊物上寫文章。

問：老師會不會變成論文生產的工廠？

答：我們國內具有諾貝爾獎實力的是有的，但不可能所有層級的人都具備這樣的能量。所以，我們在評定研究人員、學校老師的晉升時，應該有更多元化的標準。像我們最近在研究，專利的成果也可以做為升等標準。但目前是以刊物發表為主。

問：現在大家都重研究、輕教學，教育部該怎麼辦？

答：我去年底告訴高教司，要設法做教學鼓勵，目前調出十億元。

搶救教學、提升國際競爭力

問：你對目前教學文化的觀察？

答：教學的主體是在學生，不在老師。但現在的主體卻是老師，好像老師是拉著車子在走，所以，主角與配角應該顛倒過來。

問：如何彌補高教經費不足？

答：我們學生單位成本偏低，比日本和韓國低。現在大學的數量擴充到這個地步，我們第一步先以五年五百億的計劃來補救重點大學，十年最高是一千兩百億。接下來，其他學校，我想主要還是要爭取，過去這幾年教育部不爭取，主要是爭取不到，因為國家的大餅有限。

問：要不要設計大學退場機制？

答：我們可以訂一些辦法，但退場機制是社會供需的問題，如果這個系招不到學生，三年內實際入學的名額達不到核撥的名額百分之多少，我們就應該規定它關系。

問：好像教部很難大刀闊斧做事，困難在哪裡？

答：這幾年教育改革事實上是大學自主，教育部能夠規範的有限。

　當然，我現在的角色這樣說好像是把責任推給別人，但現實基礎上，大學自主，教育部不要管那麼多，如果當事人或當事機構沒有警覺，再怎麼責備教育部，都很難發揮功能。

問：你對台灣高教發展的期待？

答：太高遠的不必講，我覺得，我們要發展學派，每個學校的一些領域，如文學、法學，應該有抱負要成為一個知識上的學派，而非學閥上的學派，能讓世界同行學者肯定、想起台灣，讓台灣不會缺席，也讓世界的學者進一步來台灣交流研習，讓外國學生願意來這裡。我想這是現在的大學要追求的目標。

　 只有戰戰兢兢才可以避免危險。我們的競爭力現在還很弱，我們對大學、研究所的訓練很弱，我認為大學應該坐下來好好談這問題。大學應該多關注專業，關心學生學習的規劃，在有限的時間內學得很好，創發性才能出來。

    人老時，很多記憶都褪色，但對媽媽來說，孩子的笑容烙在腦海中，永不褪去……

    孩子來信，告訴我他學分已修滿，可以早一學期畢業以節省我的負擔。看到兒子的貼心，心中很高興，也很驚訝時光飛逝，豈「如白駒之過隙」而已，才一眨眼，這個當年讓我每天憂心的孩子已成年了。

    養育孩子的辛苦非箇中人無以知曉，我記得有一天孩子下課回家，鼻青臉腫，制服的扣子都被扯掉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隔壁班有個高個子的學生站在廁所門口不讓他上廁所，要他從胯下爬過去，他說：「媽媽，你不是說韓信也是這樣，可是他後來做了大將軍嗎？我本來想爬就爬，可是地太髒，我怕把衣服弄髒了，你就得用手洗，不能丟到洗衣機裡，我想你沒有這個時間。他看我不肯爬就開始動手打我，我想還不還手都是被他打，但是還手是痛一時，不還手，我會痛一世，所以我就跟他打起來了」。

    好個「還手痛一時，不還手痛一世」。人一定要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才不會被自己看不起，如果該還手而不還手，以後會一輩子後悔，覺得自己太窩囊，所以寧可現在痛一時，不要被自己看不起，窩囊一世。

    很奇怪的是，從此校園中沒有人再欺負我孩子，有的人欽佩他的勇氣，有的人認為他連最大的都敢打，自己就不必惹麻煩了，結果他反而相安無事到小學畢業。

    另一件事是他還在美國念小學時，我們住在同一條街的媽媽們組成「共載」(carpool)，輪流接送小孩參加課後的活動，有一天輪到我開車，兒子的好友吉米在車上突然說：「周末我媽要幫我開生日派對，只准我請六個人，艾倫說你是中國人，叫我不要請你。」艾倫是他的姊姊，不喜歡有色人種。我從後視鏡中觀看我兒子的反應，只見他眼中泛著淚水，卻很堅決的說：「我生日也不請你。」

    小孩還小，有關種族之事尚不能領會，所以我想最好的方式是也舉辦一個派對，讓他也有同學玩，於是我挪出時間邀請他同學的媽媽帶著孩子周末一起來家中包餛飩。餛飩簡易，可炸、可煮，有請媽媽，就不是與吉米打對台，解決了一個危機。

    孩子成長過程，點點滴滴都要父母操心，難怪我朋友在猶太教堂結婚時，長老告訴他，做父母的第一條戒律就是要自己帶孩子。只有自己帶，才能在第一線的時間知道孩子情緒出了問題，馬上尋找補助之法。做父母並不需要24小時跟在孩子身邊，跟太緊反而會驅離孩子，關心孩子最好是無聲的關心，適時的給予指導，做榜樣給他看。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是有道理的，時間過去就不復返，成長也不能逆轉，陪伴孩子一起成長其實是上天給我們一個再成長的機會，在孩子成長的同時，我們學會從孩子眼光去看世界，找回我們赤子之心。

    人老時，很多記憶都褪色，但對媽媽來說，孩子的笑容是烙在腦海中，永不褪去。當人老到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到時，唯一留下的便是記憶，如果記憶是美好的，那麼他一生沒有白過。但願天下父母都能把握孩子成長的短暫時期，營造一生最美好的回憶。

歐洲對此始終有反省的聲音，畢竟他們有長久的文藝復興背景，對人文的要求相對比較高。

    所謂人文的要求就是「全人教育」，儒家治學的基礎也是一樣，即是「至廣大而盡精微」的概念。

    回頭看台灣戰後教育，會讓我們憂心分工、分科的專業教育體制，是否缺乏了全面的人文考量？更嚴重的問題則是，升學主義導向也許才是目前產業困境背後的癥結。

    用比較嚴重的說法，就是「奴化」。

    不僅是科技界缺乏人文素養，我講一句很重的話，美術系的學生也都缺乏人文素養。他們只知道畫畫，認為繪畫只是技法。

    達文西那時候繪畫是因為他關心這個世界，一旦不關心的話，就不知道要畫什麼。假設一年三十名的美術系學生，往後留在繪畫上的卻不超過三名，教育資源浪費得很驚人，發生在美術系，一樣也會發生在哲學系、物理系……。

    今天科技界開始重視人文素養，是反映了教育體制一向以升學、學歷是問的現象。

人是最可貴的知識

    台灣已經不在意「人」，在知識裡人是最可貴的，結果我們是分數最可貴、學分最可貴，人根本不可貴。

    七、八年前，畢卡索的作品來台展出，知名電子企業邀請我去演講，我要求早點到，與員工同在員工餐廳吃飯，希望能藉此瞭解該企業以及所謂的「科技新貴」。

    進到餐廳的時候我很震驚，每個人的穿著都像是制服，掛著識別證，而且非常年輕，這是大學剛畢業的精英青年，前途無限；然後我開始觀察他們的表情、拿餐盤領菜的樣子，幾乎都是模式化的動作。

    我很難過，因為最好企業的員工應該是活潑、有生命力，而不是一頭納入體系，而消失了自己，如果真是這樣，企業的創造力應該是有限。

    演講前半段，講台下的人幾乎沒有表情，之後我把畢卡索生命中叛逆、真實人性的層面帶入，他們的表情就慢慢有了變化。然後我告訴他們，「你們都是一個作品，比所有畢卡索的作品都更可貴！」

美，看不見的競爭力

    科技人也許從小學就開始競爭，卻忽略了美是看不見的競爭力；台灣生命力將來是不是在國際的舞台上還有競爭力，就端看能不能跨越過去制式的代工模式，而能夠跨越到創造性，這是台灣企業轉型非常重要的部分。

    談創造，何嘗容易，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毫無創造道理可言。這又要回歸教育體制來看，從幼兒到成人教育都是，當國內兒童學鋼琴、美術、小提琴的比例不遜色於世界上一流國家，為什麼卻出不來一流人才？

    現在學美術、音樂已成了制式，有句話說「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可是不會變壞，也許也不知道什麼是好呢！因為生命是在很複雜的狀況下成長；有殘酷，所以知道什麼叫慈悲，有沈迷和墮落，也因此知道聖潔和善良，一個小孩單純得像溫室花朵，也就沒有創造力。

    七○年代我認識了傅聰，他四、五歲開始彈鋼琴，同時背誦唐詩宋詞，傅聰說他彈貝多芬時揣摩李白的心境，彈莫札特則思忖王維的詩詞，傅聰在西洋音樂地位如此重要，有他的道理。

    因此單獨說科技上沒有人文，其實不公平，我大膽地說連藝術也沒有人文；繪畫的人不讀小說，習樂的人不看畫展，文學書寫的人不聽音樂，怎能互通交流？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偉大的創造，然而在宗教學、對巴哈音樂的瞭解，愛因斯坦都有驚人的造詣，這即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斤斤計較的教育體制，只是把生命潛能耗費在一個地方，應該要更突破。目的性會讓人文無法真正張開，是最大致命傷，長久生命潛能要開發的東西就沒有了。

    科技界比較明顯，因為科學園區本身設計就十分短視，當初希望借重返國人才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結果七萬多個人集中在一起，卻沒有考慮到他們可能要聽音樂、要看書、要看畫展……。

    我嚇了一跳，怎麼會這樣設計呢？難道他們是機器嗎？機械性的工作，難道不會快速疲乏嗎？果然現在發生了這樣的問題，而他們顯然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人要知道愛與恨，要有感覺，我現在與科學園區保持密切的關係，甚至在IC之音主持節目，因為我知道心靈的「硬化」很恐怖，「柔軟」才會有智慧、有感覺，才會恢復人的創造力。

    如今科技界開始強化自身藝文素養，這是好事，因為所有事物都有發展的步驟，至少比過去完全不關心進步得多，不過我希望能進步得快一點；也許這些素養被視為訓練，是有目的的，但康德說，「美是無目的的快樂」，這是一種大創造，莊子也說，「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有一天企業就會思考莊子的說法，也會從目的性中釋放出來，才可以天馬行空地與自己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