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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這個冷戰時期的標誌正式倒下，為一個世界被分為東西兩大勢力對峙的時代畫下句點。當年一堵牆隔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20年過後，只見當時領袖因促成劃時代的改變而名留青史，失落在歷史鴻溝中的，卻是東德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柏林圍牆倒下20週年後，東西德之間的分岐依舊：東德人的選舉偏好不同於西德人，收入比較少，比起西德人來說，也較悲觀。

在人類的行為裡，相互的加害與受害經常發生，因此道歉與寬恕遂變得十分必要。但道歉與寬恕言之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這也是直到現在，「道歉學」才開始逐漸形成的原因。

原本去年四月說不要再寫書的大前研一，眼見全球金融海嘯衝擊而來，去年年底，應出版社之請，又一口氣出版了四本新書。

雖然說話直接、特立獨行，大前其實是一個熱心腸而又有紀律的人。每日早上五點起，就在住家樓下的辦公室，認真研究分析日本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苦口婆心地發表意見，希望日本改善。

長年來往日台，他對台灣也十分有感情，提出台灣應開始規劃成為一個適於人居的「生活者大國」，不要像日本一樣，只有「產業」思維，而不為最終的對象──人民的生活著想。他認為許多已發生在日本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也很值得台灣參考。

他指出，許多亞洲人對領導人的期望與要求都太高，才選上來，就扯後腿，並沒有給他們充分機會好好表現。他認為馬英九是不錯的領導人，他玩笑地說，不然他隨時都願交換：「我給你麻生，你給我馬英九。」

行政院長劉兆玄大熱天到立法院備詢，立委體貼他，要他脫去西裝上衣，也算支持馬英九總統「節能減碳」的政策。但立法院長制止他，認為在「國會殿堂」應維持適當的禮儀。

委員和院長因此發生口角，行政官員左右為難，新聞界熱鬧了兩天，事情「照例」就此結束。在亞熱帶的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究竟應怎樣穿著，才算簡便舒適，才能節約能源，才算合乎禮數？這麼重大的民生問題，就再沒人過問。既未聞「國會殿堂」中有人倡議，也未見行政部門有何籌謀，而社會輿論似亦無任何反映。

一切都是如此順理成章
    　那年，手機都還沒普遍流行起來。不在家時還要不漏掉電話，只能靠答錄機。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從美國回來沒多久，帶回了一架老答錄機，就裝上了。秋天時節，一次回家答錄機裡有來自市長競選總部的留言，問我可不可以去幫忙站台講話，我沒多考慮，就去了。

    　後來兩個月內，答錄機經常有同樣的留言。我甚至沒有回電話，就照著留言上講的時間地點，直接去了，跟我一樣年輕、甚至比我更年輕的工作同仁，就把我帶上台，等輪到我拿麥克風講話。

    　一切如此順理成章。甚至連在台上用帶點結巴地使用台語，而且穿插幾個興奮吼叫的句尾高潮，這些完全違背平日說話習慣的，也都如此順理成章。沒有什麼猶豫，不需多加討論，大家好像早就在夢裡還是哪裡，預習預演過這些事了。

日前媒體報導，民進黨政府拼台灣入聯，竟公然把入聯的宣傳戳章蓋到私人信件上，引發在台外籍人士的強烈不滿，認為此舉無異是侵犯人權。該名外籍英文教師接著直陳，官方大張旗鼓做出來的英文文宣問題叢生，根本不對。這兩巴掌打在執政當局的臉頰上，也令我們平民百姓感到顏面無光。

陳水扁任內的最後一次國慶，竟然吝於讓「中華民國」四個字登上具國家象徵的總統府塔樓。台灣現今嚴重的內耗與分裂，正是這種不顧一切，選舉利益至上的扭曲心態所造成！

    陳水扁終於講了句真話：「明年三月後，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陳水扁這句預言，等於換個方式轉告華府：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入聯公投根本不會過，就算入聯公投過了，台灣反正也進不了聯合國，所以一切「還是會回到原點」。換言之，照陳水扁這般篤定的表態，那麼不僅華府不必擔心，北京也不必窮緊張，唯一需要問詢的反而是：台灣人陪著玩這一趟「入聯公投」究竟是所為何來？難道就只為一圓陳水扁個人一場「不可能的夢」嗎？

    陳水扁總統這趟出訪中美洲，似乎一路諸事不順，效果更是憂多喜少。過境外交從一開始就玩不成，灑大把銀子卻連個起碼象徵回饋都掙不到，臨到與媒體互動暢談的還是「內政」，而且同樣是火力四射，完全沒讓人意外！

    從就任總統以來，陳水扁就熱中出訪，尤其是能讓他過境美國的中美洲友邦，更是頻頻登門的對象。但七年下來，過境待遇和台灣的外交局勢卻是日走下坡，他的元首外交也從風光得意到灰頭土臉。這趟所謂畢業旅行的出訪更形同雞肋，為了面子還得勉強作樂在其中狀，真實情況卻讓人笑不出來。

台灣有一百位教授組織百人生產力論壇，因為他們看到台灣的生產力不斷衰退，希望謀求補救的辦法。其實補救的辦法非常簡單，而且婦孺皆知，那裡用得著一百位教授去討論？人多嘴雜，談不出所以然來是可以預見的。

在談到台灣的民主政治時，人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可能是立法院不斷上演的肢體衝突與打鬥場面、選舉中的抹黑與攻擊、「三一九槍擊案」、電視節目中的毆打事件，以及政治人物與官僚系統中此起彼伏的貪瀆弊案等。

最近坐公車都避免經過信義路一段，因為看到搭著鷹架，圍著布幕的中正紀念堂就覺得很難過，好像看著一個綁著去砍頭的人，你明知他無辜，卻沒有力量去救他，你的良心又不允許你視而不見，只好選擇逃避，不經過這條路。雖然政府保證不會偷偷摸摸換掉名字，但是因為跳票次數太多，你已不相信這個政府的任何承諾了。 其實，看到「偷偷摸摸」這個詞你就該生氣了，政府是公權力，做事應該是光明正大的，只有壞人才要「偷偷摸摸」，怎麼我們的政府都是用偷偷摸摸這種見不得人的手段來造成既成事實，逼老百姓事後認帳呢？

    台灣每達選舉就會去玩「改名」「正名」等符號象徵的遊戲。這是「符號動員」。它就像用符治病，雖然虛幻，但也像大補帖一樣，最有實效，這也是從中正機場改名、中華郵政改名、一直到現在中正紀念堂改名，樂此不疲的原因。

    前一陣子網路上流傳著一個笑話：「據說草山行館被燒毀的那晚，許多國民黨的大老都夢到蔣介石對他們說：『Ｘ的！走了三十幾年，竟然沒人燒一棟像樣的行館給我！不過今天終於收到了，而且還是完完整整的草山行館！俺真是太高興了！』」

陳總統昨晚拋出「四要一沒有」重大宣示，為原本已硝煙味濃厚的二○○八總統選舉，投下新一波爆炸話題。宛如當年前總統李登輝在連宋扁競逐總統大位前，拋出兩國論一樣。不參選的，才是真正選戰的主角。

特別費案，馬英九被起訴了。法律分析的部分，筆者已曾撰文指出，起訴或不起訴其實存有很大的心證空間，從種種的跡象顯示，檢察官用了對馬英九不利的標準作出判斷，起訴的結果並不意外。而在檢察官公布起訴書後，馬也迅即作出了辭黨主席並參選二○○八年總統的宣示，也算是對支持者的一種積極回應。

自首報告
當二○○六年底馬英九的特支費成為一個司法事件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首長特支費中不需收據的那一半，可能並非首長薪水的一部分而是公務費，不能匯入個人薪資。馬英九，可能因此被檢察官起訴。罪名，可能是貪汙。

1985年5月，下台多年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突然寫信給當時的財政部長貝克，要求取消政府派給他的特勤保安人員，理由是：「這樣可以替聯邦政府每年省下三百萬美金。」

尼克森此舉，引起許多討論，當然有不少人稱讚他幫納稅人荷包著想的出發點，也就有人擔心起，曾經在「水門案」中掀過如此風潮，也讓眾多民眾厭惡的尼克森，一旦身邊沒了特勤保安人員，會不會遭遇危險？

「水門案」中也曾積極參與追究尼克森責任的《紐約時報》，特別鄭重其事用社論表達了他們的立場，社論中支持取消尼克森身邊的特勤人員，因為：「有誰會想要去暗殺一個曾對大法官和國會發過假誓，又公然說謊的前總統呢？」

《紐約時報》果然對尼克森極不友善。不過真正的重點在，這篇社論明白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價值概念──有些人是不值得以暴力相對待的。

沒有人會懷疑《紐約時報》贊成或鼓勵暴力，《紐約時報》毋寧是要用暴力報復作對照，點出一種更強烈的情緒，那就是對一個人輕蔑與不信任到達一定程度時，就不會也不需要訴諸暴力解決了。那樣的人，不再能激起憤怒，只能引來訕笑；那樣的人，也就不會有遭遇暴力的危險了，因為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讓人忍俊不住，油然在心中回應：「怎麼有人會相信這樣的話？怎麼有人會同意這樣的做法啊？」既然沒有人會相信，沒有人會同意，那麼，不管他在什麼位子上，這個人能有什麼影響力？對沒有影響力的人，我們會氣得咬牙切齒，不惜用暴力手段來對付他嗎？

不會的。暴力沒有那麼廉價，憤怒也沒有那麼廉價。誰會要去暗殺一個反覆說謊，而且每次說謊都被輕易拆穿的人呢？誰會要去暗殺一個無法解釋自己貪腐行為，卻還能冠冕堂皇大談「反貪腐」的人呢？誰會要去暗殺一個永遠前言不對後話，以至於講話都失去意義的人呢？

弔詭地，挑釁別人信任感的行為，如果做到極端，反而不再會激起憤怒與暴力。憤怒與暴力來自於受騙的感覺，也就來自於信任的基礎──「我相信你，你怎麼能騙我？」可是如果信任的基礎完全喪失了──「唉，你再騙嘛，看還有誰相信你？」──時，憤怒就消失了，暴力衝動也隨而煙消雲散了。

因為這樣的道理與觀察，我一點都不擔心，台灣的政治局勢裡，會有什麼暴力的威脅。唉，情況已經壞到讓人憤怒不起來，只能輕蔑地苦笑的地步了，不是嗎？

>>>>2006/10/12 聯合報 聯合副刊

有一天聚會，有朋友秀了一本書，書面是紅色，書名只有三個字，他將第一個字遮起來，第二、三個字是「語錄」，我戲稱該書為「紅語錄」。他告訴我這本書是由一群學者所撰寫，他們看不下去政治人物的胡言亂語，認為有權力的政治人物的言行都應該接受人民的評斷。

書中收集了一百三十餘則「失言錄」，編者指出針對這些失言錄，都一一加以糾正或引申。其目的相當用心良苦，不要低估這些語錄的「嚴重性」及「錯誤性」。認為如果人民讀了這些語錄，還不能感受到事態嚴重之警覺與憎惡，那什麼人都可以騎到人民頭上…。有位朋友說，講幾則「語錄」來聽聽，就知道是在批評誰了。

首先，關於媒體二則，「媒體有時扮演製造業或修理業」、「媒體報導引起大眾關心恐慌」。書中評論：媒體如果不報導，社會大眾如果不關心，那就天下太平了？

其次，高官子弟一則，「當台灣高官子弟是不幸的事情」。書中回應：「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也有過類似的感慨，對女兒說：『來世莫生帝王家』。」

另外，送錢收不收一則，「送錢給你們要不要收？」再者，經費隱藏一則：「經費預算沒有隱藏意圖，若真有隱藏就發現不了，若發現了就不是隱藏。」書中回應：「吐血」，「任何人都沒有隱藏通緝犯的意圖，因為如果隱藏了就發現不了，若發現了就不是隱藏，所以刑法上不該有隱匿犯人罪」。

不少朋友說：書皮是紅色的，讓人想到紅衫軍，批判的都與當下時政有關，當然是在批判阿扁總統。錯了，這本書出版於十四年前，批判的是執政的國民黨之行政院長郝柏村。書亮出來，果然是十四年前一群澄社學者編著的「郝語錄」。一時間，大家愣在當場，有點時空錯亂，為什麼過了十四年，掌權者有那麼多相似令人錯愕的「語錄」？

首先，十四年前，國民黨獨大的威權時代，官大學問大，所以有這些語錄。十四年過了，台灣已擺脫威權進入民主化，為什麼還發生同樣的事件？遇到問題就引爆族群，如「中國人欺負台灣人」，「北部人與南部人」。要跟親民黨合作就喊出「任內不會推動更改領土的憲改」、「正名制憲是自欺欺人」。更叫人憂心的是連應該雄壯威武、護國衛民的國軍竟然也被這種風氣影響，為了能放假，賣力對總統喊出「大帥哥」、「你是我的巧克力」，乖乖隆個冬，這算啥？這些怪異語錄是民主的倒退，人民不要低估這倒退的「嚴重性」及「錯誤性」。

其次，現在的知識分子呢？在十四年前威權時代，都有知識分子敢挑戰權威，現在的知識社團呢？最後，最近許多政治人物，經常被批判，被要求不該有「雙重標準」。準此，當初撰寫及支持以「郝語錄」批判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人，是不是也該以同樣標準批判當下的執政黨。要知道，「知識分子」與「御用學者」的差距就在是否「雙重標準」，人民及歷史都會記載下來！雷震、陶百川有知識分子的骨氣，歷史也記載下來，台灣的其他知識分子該如何面對歷史呢？

>>>>2006/10/09 聯合報 民意論壇

命名如同一根神仙棒，掌權者隨手一揮即可改頭換面。中正國際機場改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行政院展現空前行政效能，從陳水扁總統在凱校演講宣示更名之後，一個月不到，行政院會立即通過，機場立即換牌。

對扁蘇來說，機場更名案是最簡單不過的「重大施政」，但政府作為不能老愛搞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應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國際機場作為國家門面，我們到底要向國際社會，傳達什麼樣的訊息與意象？

我政府依據國際慣例，指全球機場均以地方名馳名全球航站，又以漢城改為「首爾」，作為中正機場「正名」的正當性。不過，「改名」只是一場「贏家通吃」的遊戲，絕對不可能皆大歡喜，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意。

畢竟，國際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是有選擇性的，雖然壓抑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名稱，但也凸顯日本殖民的地名色彩。因為，早期原名為桃仔園的「桃園」，是日本殖民時期正式敲定下來的地名；何以民進黨政權專挑與中正、中山、建國等有關的名稱改名，反而對松山、岡山等日本地名視若無睹？

命名、權力與國族認同，其實是三位一體的象徵。蘇貞昌走馬上任以來，對外號稱「實事求是」內閣，但不應掌握命名權之後，侷限在阿Ｑ式「精神勝利法」的符號遊戲。

從半年前開始，行政院首度跳過內政部，自行通過三一四定為反侵略日，因中共去年當天通過《反分裂法》，要國人引以為戒；蘇內閣日前也表示，要為外籍配偶正名；最近，則是要把中正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這些都不脫玩弄「符號遊戲」的風格。

號稱「實事求事」的蘇內閣，到底做了多少實事，要帶領我們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對於他信誓旦旦要改善的治安，是否能負責的檢視。如果無法解決當前關鍵的外交、兩岸、內政等問題，何妨也改個名吧，乾脆換成為「精神勝利」的蘇內閣，如何？

>>>>2006/9/7 中國時報 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