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政治時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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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胡志強是蘇貞昌,古根漢美術館的預算有可能拖到今天還沒編列嗎?
政治難免惡鬥,但有些事政治必須止步。古根漢美術館,是台灣最不應陷於政治泥沼中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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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裡,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裡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裡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黨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裡?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裡,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凌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盡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裡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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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事件今昔

 

「六四」轉眼已十五個年頭,那駭人的一幕幕始終揮之不去,但友人告訴我︰今天北京城內已換了場景,當年坦克集結的公主墳變了容貌,群眾濺血的南池子上了新妝,至於天安門廣場上則舖了如茵的綠草,襯托著前方歷經七百年興衰卻不動如山的紫禁城。

 

不過,天安門事件的受難家屬仍持續向海外寫信控訴,去年因為公開SARS疫情受到海內外敬重的蔣永彥醫師,則不斷呼籲為「六四」平反。當年陪同趙紫陽到廣場探視學生的溫家寶,如今已貴為總理。雖然他重申中共中央已對「六四」做出結論,不過語氣神色已由其先前的肅殺轉為安撫。至於李鵬,原本在回憶錄中重提此事,以澄清自己的歷史角色,但此書遭中共中央阻止出版。六月一日,中共外交部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為「六四」定位,雖然不再像九十年代直呼「六四」為「反革命暴動」,但實質上仍然沒有真正的反省。

 兩岸民主對話的必要

 

十五年來,英九每年必定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今天,希望藉這個機會與大陸愛好民主的朋友們進行對話。首先,我們在台灣看得很清楚,你們幾乎都走過充滿烏托邦激情的青春歲月,不斷摔跤,又不斷追尋。直到今天,你們仍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批判眼前的政治迫害,包括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對言論自由的箝制,最近被判五年徒刑的旅美民運人士楊建利,就是顯例。你們也提出開放各級公職人員普選的主張,同情香港人民的民主要求,並且為台灣可貴的民主經驗辯護,認為那為全體中國人帶來了希望。此外,我們也認識到,今天大陸主流知識分子的民主見解已經超越了過去,體會到單憑更替上層建築(如憲法和權力結構)是無法實現民主的,民主的本質是包容異見的生活方式,是需要政治人物長期正面示範才能養成的生活方式。最近大陸學界興起了一場辯論,究竟是魯迅的疾風暴雨還是胡適的春風化雨更能真正去除民族的陋習,更能符合善良心性的長期培養?因此多數知識分子主張︰大陸民主化固然百廢待舉,現階段應先推動法治建設才有助於長遠民主政治的實現,也才是務實的作法。

 台灣民主的成敗經驗

 

在此,英九也願回顧台灣的民主經驗。台灣在定期選舉、新聞自由與政黨輪替方面上,確實比大陸先走了一大步,但是這一次總統選舉卻暴露了許多的問題︰民眾情感被撕裂、行政中立被扭曲、在上者視法律為無物等等。事實上,我們已經聽說,台灣這次大選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民主憧憬是一大打擊,不少人信心動搖了。在台灣,我們當然失望,但不絕望;我們當然灰心,但不死心。所以,我們要說,請你們不要動搖,因為台灣還保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對民主仍有絕對的信心,對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酖司法酖也還有高度的期待。我們正認真檢討到底問題出在那裡?在過去好幾次選舉中,英九被對手高分貝地罵成「新賣台集團的棋子」或「香港腳走香港路」,彷彿頸上被掛了牌子拖到群眾面前批鬥,批鬥者同時又嘶喊著「自由」與「人權」(最近又加上「深化民主」)。當時只覺得那是對手個人的失言,不過當這一次同樣的嘶喊鋪天蓋地而來時,英九有了更深的體會。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文化竟然輕易地被煽動憎怨的口號所擊敗,以致沒有能力在殺氣騰騰的民粹操弄中看見威權的再現。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它發生,卻沒有能力阻止。我們必須反省:是否因為在野陣營在國家願景與民主論述上並未提供更好的選擇,而在面對嘶殺聲時無力反制?  

 

權力制衡的必要

 

這裡,英九要先為目前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講一些公道話。民進黨從在野時代的「黨外」起,確有許多為民主理想奮鬥犧牲的志士仁人,從受到誤解扭曲到受到尊重信賴,從而取得了今天的執政地位。不過我們也要強調,早年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也曾都有為了自由的信念獻出生命的前輩,不過執政後卻也都曾出現嚴重走樣的現象。這意味著,真正的民主檢驗不僅在於在野時期的奮鬥資歷,更在於取得權力之後對待異己的態度。歷史上,國、共兩黨都曾把政治對手當敵人甚至叛徒看待,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共當局迄今猶未改變。令人詫異的是,最近台灣的執政者似乎也嘗試跟進:大選後一週在街頭抗議選舉不公與真相不明的合法集會,竟被說成是「七日流產政變」,就是一個令人警惕的信號。這便有賴於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制衡,這個機制的哲學設定在對權力的不信任,任何當權者不管有何等輝煌的過去,都被自動當成潛在的濫權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與監督。正因為缺乏有力的制衡,我們才會看一些曾為民主奮鬥人士在取得權力後往往出現向人民討債的傲慢,並萌生一切歷史從他開始的飄飄然,從而想自己量身制訂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人類近代史中,所有的獨裁者最早幾乎都是清新的改革者,?o個變化有著類似的過程。所以強化對當權者的制衡與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法治建設首先就是在要求政府的施政必需恪守憲法與法律,政府帶頭違法等於是鼓勵民眾玩法,這正是今後台灣在野人士自我警惕的監督目標。近年來我們還學習到,制衡與法治不能建立在仇視和對立上,因為那會破壞基本的理性與責任,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困境,反在客觀上助長玩法濫權所需要的情緒操弄,造成反效果。

 民主是競爭 不是鬥爭

 

這便是我們清楚的信念︰雖然民進黨心口不一的兩岸政策,是台海安定重大變數,但民進黨並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在民主跑道道上平行競爭的夥伴。未來四年,台灣可能面臨憲政體制的重大變動,我們並不畏懼這樣的挑戰;相反地,我們將做好必要的準備,在歷史傳承、民主內涵、本土價值、文化認同、憲法精神與政治現實等所有領域上,與民進黨進行重要的辯論。我們將努力在理論與實踐上提供正面的價值,既不著眼於選票,也無關辯贏辯輸的問題,而是透過一場又一場高素質的辯論過程,建立台灣公共政策辯論的理性文化。英九相信,一個具備理性、法治、責任等素質的民主台灣是絕不可能閉塞自己的心靈,絕不可能把自己帶入險境的。  

 

兩岸民主的前提是和平

 

此外,我們也將以同一個標準來面對海峽兩岸關係,我們期待與大陸的朋友在歷史、現實等課題上進行對話,我們雙方雖存有歧見,但仍應共同促進兩岸的民主與和平。最近香港直選特首的提案被否決,使得中共原先對港人的承諾跳票,也使得原先就違反台灣人民意願的「一國兩制」,更失去了最後一點說服力。在此,英九要鄭重呼籲,大家對民主還是要有信心;同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請你們都不要支持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因為戰爭只會激發人性最醜陋的一面,招來見獵心喜的野心家,留下無法彌合的傷口;相反地,我們可以共同扭轉局面,各自進行長期的民主建設,讓後代子孫感念我們,而不是責備我們。

 

 

「六四」終將平反

 

最後,在「六四」十五週年的今天,英九堅信「六四」未來終將獲得平反,因為沒有一位當政者願意或者能夠背負血腥鎮壓的沈重包袱(十多年來,國民黨政府誠心平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案件與「美麗島事件」的努力,可供參考);相反地,為「六四」平反將成為重要權力的來源,因此只要權力生態具備,「六四」就有了平反的條件。然而這正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身為民主的象徵,「六四」絕對不能只是「權力的來源」,我們在確立人權價值的同時,也將與你們共同追求長治久安的民主文化。近年大陸有「和平崛起」的主張,英九以為「崛起」並不必然代表受人尊敬,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生命力來自於讓人欣賞喜歡,而不是讓人害怕厭惡。「和平民主」才將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成就,也才是兩岸趨同的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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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拜讀了龍應台女士的大作「超越台灣主義」(五月七日人間副刊),真是感觸良多。最深的感觸是,誤解比了解多得很多。我很感激「人間」願意提供版面,允容像我這樣的意見,可以在這個溝通平台上,與每個不一樣的思維與心靈交流。也許激起不同的看法與反應,但是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出發點,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深愛我們的國家與土地──無論你是支持藍或綠。也是基於這一點,我深深感謝龍應台女士的賜教。但是,因為龍女士對本人的文章「創造文化想像」,或者本土論述的誤解很多,容我進一步說明,就教龍女士與讀者。

 

的確,誠如龍女士所言,錯綜的歷史與複雜的情感,很難以簡單的公式定之。過於理性的論述,也同樣無法處理人們非理性或纖細情感的一面。如果從比較人性與生活的面向走入,或許才能看清,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或者多近。想像中的差距,只是存在於想像,抑或是事實;想像中的差距,在文字與心靈的碰撞過程中,會更巨大還是更縮短,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想很想與你對話。

 

其實,我並不是民進黨人。我的文化論述只代表我自己,或者部分與我有同樣想法的人,並不代表民進黨。我不同意你將我的論述當作是民進黨的文化論述。不過你文中對於「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的反駁論述方式,實在過於簡化,讓我覺得有受傷的感覺,所以必須再次說清楚。

 

 

 

中國文化烙印年輕歲月

 

歷史不是死的東西。我們經歷其中,生活其中。每個歷史年代,每個時代氛圍,都曾經佔據或深深影響了我們的生命。回頭看剛剛走過的二十世紀,尤其是後半個世紀,對我們而言,那不只是歷史,那可是我們的青春歲月,是我們的悲歡年華,是我們無法抹去的記憶啊。

 

作為一個長期受國民黨黨化教育薰陶長大的人,作為一個曾經聽到「龍的傳人」歌曲都會掉眼淚的人,作為一個讀到余光中的詩句「究竟你從哪一個朝代走來」都會深深動容的人,龍女士也許可以了解,中國文化想像,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影響有多深。這些,都是我年輕時代的烙印。我依然記得,聽到那首歌與讀到那些詩句時,空氣中的味道,以及當時心情的波動;我也依然記得,當我們國家宣布退出聯合國時,我激動的在校園裡東奔西走,找尋每一個可能的音訊與消息。

 

如今,這些東西會因為我的台灣意識的成長而一筆勾銷嗎?當然不可能。那些曾經觸動我心靈的養分,也是形成現在的我的因子,我怎能就此抹去?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只是,就只是生命走到了某一天,二十六歲的某一天,我決定要把心中「夢幻的中國」輕輕的放下,開始一步一腳印的去接觸和了解,腳下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這個決定,也因此影響了我後二十年的人生。

 

然而,我並不是從事政治運動而開始改變想法的。二十六歲那年,我在朋友的帶領與鼓勵下,開始攀走台灣的高山與山地部落。走得愈多了解愈深,我的心裡愈虛弱。我不能原諒自己,對於腳下土地與山水幾近無知的知識;我不能原諒自己,傷懷中國文化卻對原住民文化和他們生活困境的漠視。

 

我並不想談太多自己的故事。我只是想藉著自己的故事告訴龍女士,我們應該屬於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走過相同的黨化教育與時代背景,只是因為個人因緣際會的不同,我走進了黨外運動甚至後來的民主運動。這些機遇,使我比較有機會接近與了解民進黨的人士與其思維。

 

 

 

台灣意識不等於排斥中國文化

 

大部分的民進黨人士,確實比較有批判性與反省能力。只不過,在與國民黨的權力糾葛與政治鬥爭過程中,他們絕大多數的才華與精力,都耗費在政治權力的較勁和國家體制的辯證、建構上,使得他們對於文化議題的關注與論述,顯得比較貧瘠與空泛。簡單式的政治口號,往往容易操作與動員,但是口號的後遺症和後作用力,也會使他們自己受傷。當然,更無法處理潛藏於人民內在的複雜情感與不安。我想,這是民進黨政府以後應該去努力的部分。

 

不過,我所認識大多數有濃烈台灣意識與本土情感的人(比較有反省意識者),是沒有省籍情結或者強烈排斥中國文化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或排斥,其實是因人而異。如果,文化代表的是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其實在台灣,中國文化已經深深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肌理之中,成為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以我的夫婿辜寬敏為例,在家裡,我們使用的語言也是國語閩南語並用。書房裡他的藏書,又以中國古典漢書(日文著作)居多,對於中國古典的掌握,他也遠遠超過我。曾經陪伴他多年的床頭書,也是他最喜歡的著作,就是「老莊思想」。此外,無論走到世界各地海角天涯,旅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汲汲尋找中國料理店。當有機會我在海外的國際宴會場合上,代表國家穿上旗袍時,外子與我都認為,旗袍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服。外子強烈的台獨思想,並不影響他對於中國文化中比較美好部分的了解、認知與欣賞。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實況。

 

我想我們比較在乎的是,在建構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中,我們非常擔憂國家認同的錯亂、擔憂「中國人」與「台灣人」的錯綜糾葛、擔憂公民認同與血緣認同的混淆,最終會影響我們的人民,對於國家主權定位的判斷與認知;尤其,對岸的中共政權又對我們國家懷有領土的野心。這些不安,同樣會讓我們感覺,國家認同的異中求同與整合共識,已經有燃眉之急。

 

但是,我也深深了解,島內仍然有許多人,對於「中國與中國人」的複雜情感,並不能輕易的一刀兩斷。有些人是生長於中國大陸,有些人則深受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這些日積月累的纖細情感,已經進入到生活層次與文化紋理中,絕對無法以割腕斷臂的方式絕決處理。

 

 

 

本土化並不是去中國化

 

○○○年五月初,我與外子隨訪問團前往華盛頓。抵達當晚,有三百多位的台僑設宴款待我們一行人。晚宴進行期間,我偷偷觀察在座的每位僑胞,他們張大熱切的雙眼,仔細聆聽訪問團成員所帶來故鄉台灣的消息。凝望那一張張熱情的臉龐,我深受感動,可是卻有另一個聲音,在心裡悄悄升起。回到旅館後,我才告訴外子內心的感觸。我說:「當我看到這些台美人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可是心中所思所念的,依舊是故鄉台灣的一切,這讓我想起在台灣的第一代外省人。將心比心,我們應該要更體諒和了解,他們對於故鄉中國的懷念與情感。」外子點點頭深表同感。

 

許多民進黨友人,在建構台灣成為主權國家的過程中,的確有太多的政治論述、太少的文化關懷與思索。使得許多政治改革工程的推動,被簡化或誤認為是連根拔除的去文化工程。所謂「去中國化」就是一個被過度簡化誤用的例子。

 

我想,「去中國化」是政治人物所使用的簡化語言(無論正反雙方),那是搶奪政治資源和版圖時,所創造出來的政治辭彙。中國文化,已經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恆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連根拔起的。我也不認為,所謂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本意就是「去中國化」;更精確的說,應該是讓台灣「正常化」。

 

 

 

核心價值是永遠的追求

 

對於龍女士將我的文化論述,以簡單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感情=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來理解,我覺得非常遺憾。龍女士一向痛恨別人以簡單的口號來壓迫或曲解你,可是,你不也正在使用同樣簡單的公式與邏輯思考來曲解別人嗎?

 

檢驗一個人是否「民主或反民主」,不能以血緣、文化來界定,我想,這是民主的ABC,也是基本文化素養;我也不認為,「愛台灣」可以量化為政治正確的度量計或電擊棒。對於過於簡化使用的「政治語言」,我同樣深惡痛絕。

 

至於龍女士所擔憂,「如果台灣主體性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對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治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是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我想,這是對追求台灣主體性的人的嚴重誤解。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面對選後總統府前的抗爭行動,另外一半的綠營支持者,選擇克制情緒壓抑情感,自始至終絕不走上街頭。這難道不是因為這些人珍惜疼愛台灣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以壓抑自己人性中的忿怒不平,來捍衛這些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

 

波蘭裔籍的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曾說:「沒有共同體的自由,是瘋狂;沒有自由的共同體,是奴隸。」對於雲遊四海、世界為家的高級知識分子而言,並不一定需要國家認同的共同體。但是對於一般常民百姓,他們是需要熟悉的空間或國家共同體,讓他們可以擁有安身立命的棲所。然而,在形塑共同體的過程中,的確要容許更大的想像自由,包括找尋與確立核心價值的想像自由。這個核心價值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更廣泛的共同體的。

 

 

 

往牆上敲出第一擊

 

至於,台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的壯大,其實是台灣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個愈民主化的國家,一定會愈在地化與本土化。社區意識與公民意識的逐步抬頭,會促使在地人開始重視與建構自己的在地文化,當然就會進一步牽動本土意識的強化。現在,我們全國各個執政縣市,拚命在創造自己在地的文化特色,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當龍女士指責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具壓迫性時,你可曾記得,五十年來國語與中國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強勢與優越?你可曾記得,我們小時候因為說台語或客語而被罰錢的受挫經驗?你可曾記得,大學時代操南部口音講一口台灣國語的男生,如何受到女生的鄙視與看輕?這些點點滴滴,都是我們的成長烙印與記憶。為什麼台灣意識的強化,就一定會成為「福佬沙文主義」與壓迫中國文化?五十多年強勢的中國文化在台灣,難道不也是一種「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過度簡化的語言或邏輯推論,可能會對他人造成誤解或傷害。我想,這是我們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應該深深警惕的。

 

福佬族群或客家、原住民族群,對於本身文化語言的長期失落,以及近幾年來的重拾信心,是經過漫長時間的尋覓、煎熬與等待,其間的心酸、驚恐與掙扎,實在難以言喻。如果龍女士不能以平等心與同理心去了解和體會,也許會讓我錯以為,龍女士所擔心失去的,恐怕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一種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希望,這只是我的誤解。

 

所有的誤解,都起因於不了解。所有的偏見,也可能因為築起了高高的心牆,不進入別人、也不容許別人進入。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曾說:「恐懼是一道牆,沉默也是一道牆。可是當我們往牆上敲出第一擊,一切將有所不同。一旦牆被貫穿,他的陰影就不再那麼可怕了。」溝通與交流,是往牆上敲下的第一擊。我也深信,一旦牆被貫穿,一切將有所不同。

 

誤解,也可以是了解的開始。文化想像也許有誤差。想超越偏見與誤解,是寫這篇文章的想像緣起。一切的起心動念,只因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只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無論你支持藍或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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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為台灣民主辯護」在華文世界引起前所未見的巨大迴響。在中國大陸,網路讀者一片激昂的罵聲,指控龍應台是「中華民族叛徒」;許多知識分子則紛紛著文為「辯護」辯護。在台灣,最多的還是表達知音的感動,但是也有人認為龍應台是「台灣民族叛徒」。「中華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在這裡一頭撞上。這一篇,是我針對台灣文化之爭的最後一篇,此後暫不再就此發言。作為一個自認為誠實的知識分子,言所應言,但是言責也有盡時。該說的話,都說了;長夜漫漫,文明的燭光,閃爍難辨。

 

養豬戶的女兒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魚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做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所親近的世界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簡單的公式簡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書長王美女士用「兩種文化想像」來解釋台灣目前的社會分裂來由(「人間」副刊幾月幾日):一種是「蔣氏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我是中國人。」另一種就是「從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灣之所以發展出民主,就是由後面「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體想像,與長期黨外政治運動相結合,而迸發出推動台灣向前邁進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礙這種能量向前邁進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蔣家政權官方」操弄所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想像共同體」。

 

    既然民主的障礙來自「中華民族的文化想像」,作者認為,「要消除台灣內部盤根錯節的族群問題,以及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共同體』,並且盡一切努力去創造何謂『台灣人』(當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像。」

 

    這是一個線條分明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未來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這條方程式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會」了。這幾乎就是近數年來民進黨執政的思維主軸。再度獲得執政權,民進黨人已經提出要以文化論述來「形塑」台灣文化,這個公式因此值得我們探討。

 

    公式總是有幾分道裡的,但是容易失之簡單,套在錯綜的歷史和複雜的情感上,就會簡化了真相。譬如說,所有對中華文化或民族有所認同的,都是國民黨愚民的結果嗎?不見得。台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幾百年期間,漢文私塾和詩社就很發達,異族統治時,「中華民族」情緒更是一觸即發。讀一讀熱愛台灣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據時代的詩吧:「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流過幾千年在我的血液裡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喊叫/還我們祖國呀!」或者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家國興亡有遺恨/子孫不肖負前功。」

 

    很多人,或許在歷史的演變中拋棄了這種認同,但是也有許多人保留了這種認同,可能由於「蔣氏政權」的洗腦,但也可能由於他喜歡唐詩宋詞,因為他嚮往大山大水,因為他對傳統戲曲情有獨鍾。就好像今天對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見得都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腦一樣,文化情感是極其複雜的東西。那麼不管什麼原因保留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視為違背「台灣主體性」,被排除在台灣的烏托邦之外呢?茄鄉的漁民、老兵、原住民、大陳婆婆、鄉下警察,因為歷史經驗不同,心中的「文化想像」可能有層層紋路齒牙交錯,他們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權利做自己的堅持呢?誰又有資格去規定他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想像?

 

    共識,是要有的,但是共識的達成,是經過自然而平等的溝通交流,還是由現在新的政權「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地長期形塑台灣的民族想像」?

 

將畫布弄乾淨

 

    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曾經提出警告。引用柏拉圖的話,他說,想要建造國家、改造人民的激進主義者「將城邦與人民的性格當作畫布」,掌權後「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將畫布弄乾淨。」什麼叫「將畫布弄乾淨」?就是「根除各種現存的制度與傳統」,必要時,「以整肅、下放、驅逐、殺戮來進行『清除』」,激進主義的結果,巴柏說,通常是生靈塗炭。

 

   巴柏在一九四三年所說的話,預告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實驗的慘烈悲劇。烏托邦的信仰者往往也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理想的激情,使得他們容易為自己的信仰赴湯蹈火,也嚴峻要求他人生死以赴。同時因為深信烏托邦目的的絕對崇高,所以採取的手段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就不重要;換句話說,目的的崇高性可以批准手段的卑下,可以豁免對手段的懷疑。

 

    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在「畫布」上不符合這種「文化想像」的,要徹底清除,印上「正確」的符號。而「正確」與否,由黨的「文化論述」來定。

 

    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台灣人」變成圖騰崇拜

 

    王美的文章說,「如果『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我們必須重新形什麼是『台灣人』?有關『台灣人』的文化想像是什麼?什麼是『台灣人』的精神象徵與文化傳承?唯有我們讓這股形塑『台灣人』的文化力量,成為社會主流價值,政治力最後才會靠攏過來。」

 

    使我沈思的是,「台灣人」三個字本身有任何意義嗎?「台灣人」比「毛利人」、「菲律賓人」、「日本人」多一點什麼天賦異嗎?為什麼說「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為什麼不說「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或甚至說「對世界第一高樓的迷戀」,而是──「台灣人」?「台灣人」難道已經成為圖騰,成為價值符號?

 

    處理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對他的國家做過同樣的提問:「我經常在想,是什麼讓美國這塊土地顯得特別?」他的答案是這樣的:「林肯曾經說過,判斷一個人蘊含的美國成分多寡,不是憑他的家譜,而是看他對美國的理念所信奉的程度我們不是單一種族,不屬單一血統,不講單一語言。憑藉著對民主政體、宗教自由、資本主義,以及讓每個人選擇支配金錢之自由經濟體系的堅定信念,將我們牢牢地拴在一起。由於對生命和法制的尊重,讓我們成為美國人。」

 

    在民進黨的文化意識裡,判斷一個人蘊含的「台灣成分」多寡,卻恰恰是看「家譜」、看「土地情感」、看愛不愛「台灣」,而不是看愛不愛「公平正義」、愛不愛「法治人權」。「愛台灣」曾經是奪取政權的手段──作為口號,它有號召力,因為它有正當性:面對國民黨長期的而且與台灣現實嚴重脫節的大中國意識形態,突出台灣主體性是歷史的必要,情感之所趨。但是「愛台灣」從口號變成命令,從命令變成國家標準,有如竄出了實驗室的科學怪物,開始吞噬它所碰觸的一切。一個為矯正國民黨的偏頗而用的手段,變成了終極目的本體。而目的又被賦予道德崇高性,去合理化卑下的手段,譬如指控不同意見者為「賣台」。

 

    「愛台灣」成了掌權者的道德電擊棒。

 

核心價值在哪裡?

 

    如果在「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之中,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制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被視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如果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霸道,我們所使用的是一樣狗血噴頭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的優越性何在?如果在宣揚「台灣優先」的同時,外籍勞工被虐待、大陸新娘被歧視,前線情治人員被背棄,政治不「正確」者被排擠,這個「台灣優先」能被我們的良知接受嗎?如果統一無法保障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反而使這些價值屈服在所謂「國家的利益」之下,那麼統一為我們所不願,但是,如果因為台灣獨立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而在追求偉大的過程中,誠信、正義、公平、寬容等等原則必須被犧牲,那麼台灣獨立又是為了什麼?它難道不是一場自己背叛自己的偉大?

 

    「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定義如果是狹隘閉塞、黨同伐異的,那麼我一定是一個異議者。如果台灣的國家,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民主國,變成一個壓迫性格的「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政體,那麼我就是一個誓死的反對者、叛國者,因為我相信,不容許自由心靈存在的國家,就不配讓我愛,不管它的名字是「台灣」還是「中國」,不管它有幾斤幾兩的「土地情感」。

 

    在奪取權力的努力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急速地從挑戰權威轉向為鞏固權力服務,把文化內部所有的壓迫簡單而廉價地解釋為族群壓迫、「外來政權」壓迫,敵我之分,從來不去審視、不去面對自己的信仰滋長出來的壓迫的本質。不敢誠實面對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實和挑動「族群對立」都是以假治假。現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權,民進黨中的諤諤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復心靈自由,找回當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於人民,在撲天蓋地、國家欽定的「台灣主義」狂熱中,冷靜深比什麼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價值,讓我們用核心價值去批判台灣、去檢驗所有神聖的謊言吧。台灣不值得愛,如果它不容許人們不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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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沈富雄公開舉行記者會,要求黨中央通過正式提案,今後不得以「族群」「本土」「愛台灣」等議題做為選舉主軸訴求。唯有這麼做,才能「彌補民進黨過去操作族群議題的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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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她說,在亂背後,台灣人正在尋找真實的自己,正在建立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

 

   看後,心都酸了。那香港人呢?香港應該是什麼?香港人那真實的自己在那裡?

 

   我從來不知道「真實」的自己在何方。四十多年了,我對「身分」依然感到困惑。

 

 

 

美國綠卡

 

   我在香港出生,少時拿的是英國海外公民護照。這小黑本的封面與一般英國護照無異,但卻只能讓我成為英國二等公民,沒有自由進入英國國境的權利。

 

   我在香港成長,可是,我的家人卻常常提醒我,香港,不是長住的地方。

 

   在七年代中期,美國的親戚積極的為我們一家辦移民手續。在十三歲那年,我發現口袋裡多了一張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綠卡」。拿著這卡,每年假的例行公事,是飛去美國報到。

 

   不要搞錯,那不是遊山玩水。入美國境前後,母親總是心情忐忑:如被移民官發現我們根本沒有在美國居住,綠卡被收回,那如何是好?

 

   於是,入美國境成了迂迴的旅程。我們會先飛到溫哥華,再開車到西雅圖,那時的美加邊境很寬鬆,隨便看看證件就放行。母親這幼稚的一招,竟多次奏效,暪天過海。

 

   讀大學那幾年,是真正住在美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拿著綠卡入境,感覺上身分終於比較「對口」,對這張卡,也有了交代。

 

   八四年,決定回港工作,也順便告訴母親,我要放棄綠卡了。每年到美國起碼兩次,太累,又整天提心吊膽,值不值?

 

 

 

葡國護照

 

   苦心的母親再次為我的「身分」擔憂,運用她的母性智慧,想起了自己戰時在澳門出生,於是奔跑港澳之間,一年半載後,拿回「葡籍」身分,好為她的子女申請做葡國人。

 

   一天,我走進美國領事館,自豪的把綠卡還給了他們,結束了十多年的美國永久居民身分。

 

   與此同時,我口袋裡多了一本葡萄牙護照。那年葡國剛加入歐盟,我拿著這個新的身分,在歐洲自由穿梭,通行無阻,相當寫意。九零年夏天,我到了里斯本機場,隨著人潮排在「本國人」的隊伍裡。輪到我了,入境官員看我一眼,再看看我的護照,嘰哩咕嚕講了一堆葡文,任憑我想像力無限,也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

 

 

 

香港特區護照

 

   我抱歉的用英文說:我的家人來自澳門。講完後,羞愧得臉紅耳熱,好像這本護照根本不屬於我,只是像異形般,不知怎的竄進了我的身體,成為「我」的部份。

 

   九七回歸。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的民選議員不能擁有其他國籍或居留權。我在九八年決定參與立會選舉,匆忙的把所有與「外國」有關的身分都扔掉。

 

   放棄了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拿回一本香港特區護照,心裡竟覺得很舒泰,很踏實。那感覺是奇特的,好像是有那個地方終於認同我了,而我也愛這地方,你情我願,理所當然,不是被人莫名其妙的強加於身上。

 

   是我把身分浪漫化?為身分問題想那麼多,是自尋煩惱?身分,只是政治性的劃分而已。若人的心中沒有界限,就沒需要劃清。

 

   對,在一片沒有界線的土地上,身分不是議題,身分甚至不會存在。

 

   可是,現實歸現實。我相信,與我一樣被身分問題糾纏的香港人多的是。

 

 

 

究竟我們是誰?

 

   少時,常識科教我們認識香港,可是只停留在冷冰冰的政府架構層面,沒有心靈的悸動。身分的認知和探討更是忌諱,學校不願提,我們也想不起要問。

 

   當年的中學中史科,每年念幾個朝代,到了中五,剛巧讀完清朝,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課程結束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學校不教,也不需要考試。

 

   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來說,那是很大的一片空白。太多的白,就是無知、愚昧、狂妄,慢慢就變成囂張的井底之蛙。

 

   傳媒也明白,那一片空白無論如何都不能碰。於是,電視就趁勢為我們提供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無厘頭」節目,讓我們消磨時間,用感官刺激麻醉自己,不用動腦筋多想。

 

   中國在旁邊,我們卻不理解她。

 

   今天,二○○四年,我會說,我是「中國香港人」。可是,我仍未深入認識中國,那我如何做一個「中國香港人」?

 

   鄧小平曾說,回歸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可是,回歸七年,「生活方式」這四字被矮化,只被狹義的解讀為資本主義的風花雪月:馬照跑,舞照跳,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我們珍惜的「生活方式」還有那些?

 

 

 

公民社會路更遠了

 

   這裡的財團老闆常恐嚇民主派:香港再亂,我們撤資,移民,到時你們不要叫我們回來。這心態確實很普遍。有一天,若香港再住不下去,有能力的人都已替自己買了雙重、三重保險。

 

   香港只是個過渡的機會平台,不是他們的至愛。

 

   當然,每個人對「身分」的體會有所不同。習慣了逃避的會說,管我是誰,總之我有錢,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吃喝玩樂就行。

 

   那你要公義嗎?你要自由、民主、法治嗎?這些是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要捍衛這些,我們願意付出多少?

 

   龍應台說,「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

 

   香港人,或多或少都有身分的困惑。「一國兩制」畢竟是個過渡性的概念,有一天,我們的「身分」又要面對改變。

 

   亦因如此,在下一次的大變之前,我們不願多想,默默接受這「兩頭不到岸」的狀態,甚至自嘲的玩弄身分的曖昧。

 

   若香港永遠是個「在過渡中」的城市,怎樣建立共同核心價值?

 

   這麼說,香港民主必經之路的起點,仍離我們很遠。公民社會,就更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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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第一次見到久仰的「龍旋風」。在老成都一個破落的茶園中談到台灣大選,龍應台說她決不可能接受、也認為沒有台灣人願意接受大陸共產黨體制的統治。我說我更加不願意。說的時候,我們坐的老竹椅開始吱吱嘎嘎發出聲音。接下來快一個月,台灣這張竹椅發出的搖晃聲更是驚天動地,連我一些研究憲政的學界朋友都擔憂台灣會大亂,甚至台海一戰都可能難以規避。這個擔憂看來已經過去,但華人世界對台灣民主引發的爭論,特別在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一文現世後,吱吱嘎嘎的聲音卻越發鬧熱了。尤其在大陸,一面是學界普遍給予台灣民主「民化」的評價,一面卻是民間輿論異常「民化」的炮轟龍應台。

 

   這個吊使我必須補充龍應台的一個觀點。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的威脅和異化作用有兩個,一個是她文中指出的共產黨極權政治。有人說大陸已經算「開明專制」,這說法並不矛盾。因為開明是市場領域的開明,專制是政治領域的專制。我們沒說大陸是極權經濟,但大陸的確就是極權政治。瞭解大陸黨治模式走向的人知道,大陸最近兩年、長一點講是從九九九年開始,極權政治絕不是越來越,而是愈演愈烈。什麼是哈維爾講的「後極權」,「後極權」是說極權體制的效果越來越差,不是說它越來越開明。因為能力和欲望是兩回事。

 

 

 

共黨不放棄沒落國家邏輯

 

   另一點是龍應台沒提及的,就是大陸同樣日益高漲的民主義。台灣民主迄今為止的最大成就,是民主化已經不可逆的奠定了台灣人嶄新的「政體認同」。全球化和其他一些因素,在政治上導致了一個「後民族國家」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國家認同從「文化認同」逐步轉向「政體認同」。國家首先是政體之下的國家,不是文化之下的國家。同種的文化和歷史糾葛,就一定要求同一國家,這種原先振振有辭的國家邏輯開始變得脆弱和不講道理。

 

   台灣民主是華人世界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政治成就,這使大陸的「一國兩制」徹底成為一個烏托邦。但大陸官方和相當一部分民間不願承認這個現實。因此台灣民主今天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大陸民主化之前共產黨不會放棄台灣,放棄沒落中的國家邏輯。但大陸未來的民主化如果也被民主義駕馭,大陸還是同樣不會放過台灣。我贊同台灣的獨立政體,但我可能比台灣人更瞭解這個冷酷的、來自民族國家理念和地緣政治格局的現實。台灣的和平獨立是可能的嗎?我的回答可能。但台灣目前在陳水扁的引導下完全走錯了方向。因為台灣絕不可能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和平獨立。台灣要有耐心,要回到關注大陸、彌合族群的路上。一面累積政治成就,一面促進大陸民主化,到時再以聯邦主義框架整合台海政體認同,才可能在未來作和平的去留決定。我認為這幾乎是台灣唯一的選擇。我同意龍女士說要給台灣民主時間,理解它不可避免的困頓。也對台灣大選紛爭最終守住理性,讓全世界一口氣這一層表示極大的敬意。但我認為台灣民主的第二、也是最嚴重的困境,是民主壓倒了憲政,在制度轉型上業已走上一條歧途。

 

 

 

訂權力的範圍

 

   因為單純的民主制只能給出權力的來源,並不能訂權力的範圍。而且還會衍生出另一個更需要制約可欲範圍的物件,那就是民意本身。台灣民主化的亢奮點,一直以來過分停留在國家領袖的直接選舉上。但元首的直選只有在兩種憲制結構下才是安全和必須的。一是去選舉被牢牢鑲嵌在三權分立模式中的「實君」,一是去選舉超越在三權分立模式之上的「虛君」。否則,國家元首的民意基礎越強,在民主制的邏輯下就反而越增添權力的合道性。天上地下只有這一個人是全體公民投票出來的,其他任何權力和機構都會在政治合法性上比他矮半截。這就越發使元首的權力不容易被制衡,並且阻礙其他權力尤其是司法權的崛起。這樣在民主與憲政的訴求之間產生了撕裂。而當年修憲時的在野黨,和執政黨一起同意繼續擴張總統權力,這在人類民主史上也是罕事

 

   這樣一個民進黨今天還能繼續操弄台灣百年悲情,撕裂族群,一味哄騙民意。我冷眼旁觀只有兩句話,台灣的民主成就固然偉大,台灣的憲政前途卻實在堪憂。

 

   但台灣還可以選擇,可以繼續從民主走向憲政。十七年了,我堅信台灣已為自己贏得了選擇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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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案:選前充滿激情,選後爆發紛爭──台灣的民主難道是倒退的?充滿危險的?對照新加坡的威權體制,以及中國的共產專政,我們敢說:台灣是全世界最勇於實驗自由民主制度的華人地區。作家、評論家龍應台 ,旅居香港,心台灣,於全世界都在注目、指點我們的此刻,發奮執筆,「為台灣民主辯護」!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於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嚮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

 

 台灣政府在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格,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相較於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於低效率。

 

 台灣國會裡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髮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民主制度裡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好惡凌駕專業判斷,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於政治「台灣化」這三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彷彿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台灣的亂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註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註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裡,可不可能讀出深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裡突然亮了燈。你看見窗格裡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見,也不可能知道,一離開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麼說什麼。你的視角,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裡。

 

 華人世界看台灣民主,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在那方格裡,我們看見陳水扁舉著拳頭嘶吼,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看見立法委員帶頭法院,看見打架、流血、絕食。在那一小方格內,我們聽見「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為台灣人民擋風、擋雨、擋子彈」、「衝進總統府」等等充滿煽動煽情、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面,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

 

 縱深之:為什麼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勝敗都等四年一決台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是華人文化裡缺乏理性嗎?

 

 不,是階段的不同。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兩百年的實踐經驗,今天兩黨之爭只是政策之爭,屬於執政的技術層面。台灣民主,從解嚴的一九八七算起,只有短短十七年。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於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意義不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別忘了,美國為了對於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隸制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凡是從專制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對被扭曲、被偽造的歷史,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權的國民黨、集權的共產黨;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華民國、文化的古老中國──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糾纏在台灣的深層意識中。未來怎麼走取決於過去怎麼解釋,那麼過去怎麼解釋?不同來歷的台灣人──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為集體經驗不同,痛點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對於「台灣應該是什麼」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

 

 如果你知道,尋找、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如果你知道,台灣人在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四十年軍事戒嚴,而此刻還面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自由第一次來到,而且只有短短的十七年,十七年中沒有軍事政變、沒有流血暴動、沒有強人獨裁… …,你會怎麼說呢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裡看見警察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五十萬人上廣場,心中怒火狂燒,可是行為理性溫和,秩序井然,對於民主真相的要求,卻又堅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五十萬人,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上街去叫囂對抗。三月二十七日可以說是台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啟。更何況,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人們血脈張,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我們沒有看見暴民,沒有坦克,沒有街頭的火焰沖天。

 

 是的,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我仍然看見深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裡

 

 在那一小方格裡,很多人以為:那就是民主了,選舉投票、國會爭執、萬人抗議,很聳動,很刺激。你或許羨慕它:我們,門兒都沒有。你或許排斥它:太亂。

 

 可是我想告訴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義,在那小窗格以外,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裡。

 

 是民主,使台灣變了。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歷史重要,因此歷史街區得到保存;族群意識高漲,弱勢的權力──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帳;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分;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裡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裡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裡,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裡。

 

被「綁架」的感覺

 

 我無意說,台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

 

 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他,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綁架」的感覺,不好受。

 

 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麼驗票,比四年前多出一百五十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戴著防毒面具跳舞

 

 台灣的民主,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裡想要長得正長得直,像戴著防毒面具跳舞,像穿著防彈衣游泳,像綁著賽跑;而你說,十七年太長?台灣民主是個「國際笑話」?

 

 我說,十七年太短;我說,台灣的民主不是「國際笑話」,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我說,台灣人很了不起。

 

 二○○四年的大選,是民主退步嗎?或許,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被嚴重懷疑。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進一步退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進退轉折之間,走勢向前,就是進步。二○○四年的台灣,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但是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衝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執政黨,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台,因而被迫謙虛懷柔,難道也是一種獲得?

 

 這些日子,台灣人心情確實沉重。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麼脆弱。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歷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脅,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悲情可以奪權,如何執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癒合?與中國的關係,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對話?面對半國人民的敵視,何以治國?

 

 民主,其實就是維持清醒,間歇的與強權的角力。對台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塗地,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知識分子又怎麼找到位置,重建反對力量?理性、寬容、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如何從草根培養?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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