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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小小時，心情不好的最佳良藥就是把平日積累的零用錢拿去買一堆書，當時一本一百五到一百七的價格，五百元幾乎就可以換到三本愛書。現在，情緒低落到不行時還是亂買書，忙亂時在網路上逛書店，兩千元買將近五本書，虛擬介面導致總有兩本爛書的機率；閒暇時到誠品找新書，再轉戰到唐山、政大書城或水準，折扣價花了我八百元買三本書；有良心也有閒時亂迷路一通到小小書房或果菱，拿多一點錢買可能閒置許久也心儀許久的書。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會的基礎，那麼文化政策在政府的運作中又佔了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你問一個總統候選人他的經濟政策是什麼，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問他的外交政策、國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衛生政策、醫療政策、兒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從容應答，因為他的幕僚讓他事前做過功課。可是如果請他談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會支支吾吾答非所問，很可能不知所云。

長期關懷台灣文化生態的作家龍應台，既曾經擔任過首任台北文化局局長（約四年），卸任公職後講學香港（約三年），再返回台灣任教於清大，並創辦基金會，積極從事國際交流，邀請各國文化界人士來訪，與台灣互相認識。這樣豐富的文化實務經驗，以及多元的，包括兩岸三地華人和國際文化相異的體驗，讓她對於「文化政策、文化資源」感受尤其深刻。在新舊政府交替，政經議題沸沸揚揚之際，文化層面幾乎乏人問津。我們特別從今起刊載龍應台的文化議題專文，分兩部份，今明發表第一部份，下週一推出第二部份「文化政策，為什麼？」。 ──編者

冬夜清晨三時，台北
    　曾經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做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麼？」

2007年的台灣出版業，可說是有史以來最慘澹的一年。台灣出版產業繁榮了五十年，大概再也沒有哪一年，比這個即將過去的2007年景況更糟的了。不論是2003年的SARS危機或去年的消費者信心危機，都沒有像今年這樣給予出版產業沉重的打擊。

表面上看，書市的暢銷書不斷推陳出新，本土作家也屢有佳作，但整個產業事實上已經面臨冰河期的威脅。以下年度大事回顧貫串整個出版產業與讀書生活最嚴重的問題，有些可能積習已久，到今年正式爆發，有些則是發生不久。無論如何，這些事件牽動了整個產業，影響更是方興未艾，尚未終止，未來幾年我們將會看見這些事件持續影響整體產業的興衰。

　　根據中時記者丁文玲報導，繼城邦集團旗下約三十家出版社的書在金石堂書店消失後，「包括正中、聯經、立緒、寶瓶、文經社、聯合文學、女書文化等近兩百家出版社的書，也暫停對金石堂供書。」供應商連手抵制通路商，這在出版產業上是史無前例的大事。

春節期間，難免多吃了一些不該吃的東西，使人消化不良。更使人反胃的，是看一些政治人物的「走春」。

聽到林義傑長跑穿越撒哈拉沙漠時，筆者還在飛機上，不論是機上的中文報紙，或是機場巴士裡的電視新聞，給筆者的印象都是：一個台灣勇士孤獨的背著國旗，寂寞的在沙漠裡「為台灣而跑」！

過年，看到親友都要說些吉利的話，我們最喜歡講的是恭喜發財，可見中國人過去多麼渴望過富裕生活。現在絕大多數人已不再講恭喜發財了，但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國家未來經濟好轉。

    在競爭激烈的日本文壇，作家要闖出名號絕非易事。從另個角度來看，或許正是因為讀者的嚴厲要求，亦可說是因為閱聽者水準如此之高，才逼使作家們不得不練就寫實主義的超強功夫，來說服或滿足讀者的需求。

法國詩人
派屈克‧於埃
寫了一首長詩，
爭取金氏世界紀錄
爭取世界性的金氏世界紀錄已成為當今的一種時尚。有廟宇製造出一個可供數百人分食的紅龜粿，爭取打破金氏世界紅龜粿最重的紀錄，第二年便有另一廟宇製出一個更重的來打破；比賽熱狗的長度，比賽壽司的長度，幾乎每年都有這種瘋狂，倒也平添一種不甘寂寞的熱鬧氣氛。

聯合副刊前不久刊出張典婉小姐的文章〈台灣文化人還有春天嗎？〉，提及目前台灣文化消費人口越來越少、文化無力的種種現象，政府部門補助文化的款項層層受限，使得有心投入的文化人徒呼無奈，而文化活動受外行公關公司操作，有淪為競技場之虞……讀來令人眼前飄霜，冷啊！

四月分的台灣，剛過完36度的清明節，北京的春天，綠葉剛冒新芽，晚上走在街頭不時捲起狂風沙，遠遠吹來蒙古的沙塵暴，一抬頭，有時還會飄雪。

北京的氣候經常是打出「八到二十度，風沙雪雨」。打開電腦，看不見台灣的新聞，周日與朋友去看熱鬧滾滾的畫廊博覽會，大家爭相在會場中討論著四月初在蘇富比拍賣的九十五萬人民幣畫作，每家畫廊充滿了蓬勃的生氣，打包好的畫作，靜靜躺在地上，等著送進收藏家的客廳。

文化活動
成為公關公司競技場

本來想悄悄去廣州，不驚動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專心地，用行腳去感受廣州的老城氛圍。沒有想到，一個不小心，反倒變成一個華人世界舉世皆知的事件。幾天來，溫暖的關心電話和郵件從美國、歐洲、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中國各個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斷進來，倒叫我覺得慚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傷」得更重，以擔得起朋友和讀者的愛惜。

    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但它是不是「廣州特色」呢？

    事情發生了之後，集體的「口述歷史」就打開了。一桌五個廣州市民，四個人有被偷被搶的經驗，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多次，先講親身經歷：被摩托車撞，被小刀割，人怎麼欺身而上，怎麼搶了就跑……然後再敘述發生在親友身上的：兩歲的孩子的媽，護著包，以致於整隻手被砍斷。愈講，恐怖的細節愈多，我聽得兩眼發直，開始覺得：自己真是個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賀。

    回到香港，香港人說，唉呀唉呀，你怎麼會想到一個人跑去廣州？廣州啊，我們男人都要成群結隊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陸人說，怎麼你還沒學到呢？在這邊，背包背在後面，一過邊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邊奔波於銀行和移民局之間，一面讀到廣州官員的反應。省政協委員以「龍應台遭竊」案詢問廣東省公安廳長梁國聚對於治安有何對策，梁國聚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十三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

    公安廳長的談話倒是坦率，於是我開始算，照廳長這麼說，在廣東省，每一個警察要服務846個市民。臺北總共有7702個警察，也就是每一個警察要照顧341個臺北人，而香港有32986個警察，一個警察服務207個港人。柏林的一個警察只要管好130個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資，香港的警察工資會是廣東和臺北警察的好幾倍。

    以這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來看，梁國聚的自我辯護不算錯。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後的制度之間，不論是管理結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有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說，那846個人是否真正得到一個警察的服務？雖然警力微薄，警察的辦案效率，服務品質，以及廉潔程度，和臺北、香港的警察比起來如何？警察背後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我收到很多大陸讀者的來信，譬如這一封：

    看到您被竊的新聞，身為大陸人除了感到丟人和羞恥、向您表示歉意和慰問。

    其實，您遭遇的是許多大陸中國人都遭遇過的事。自從我父親在公交車上被偷（他帶著錢去醫院開白內障，交費時才發現醫療費全沒了），我乘車時，總是睜大雙眼，隨時戒備，一分鐘也不敢放鬆。我知道您不喜歡做「貴賓」，可是要做一個普通的大陸人，必須小心！記住這裏是中國大陸，不是香港，不是臺灣，更不是德國！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距，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那樣溫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時又把問題看得那樣冷透，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