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分的台灣，剛過完36度的清明節，北京的春天，綠葉剛冒新芽，晚上走在街頭不時捲起狂風沙，遠遠吹來蒙古的沙塵暴，一抬頭，有時還會飄雪。
北京的氣候經常是打出「八到二十度，風沙雪雨」。打開電腦，看不見台灣的新聞，周日與朋友去看熱鬧滾滾的畫廊博覽會，大家爭相在會場中討論著四月初在蘇富比拍賣的九十五萬人民幣畫作，每家畫廊充滿了蓬勃的生氣，打包好的畫作，靜靜躺在地上，等著送進收藏家的客廳。
文化活動
成為公關公司競技場
走在街頭，巨幅的公車廣告，看板廣告著當期雜誌的新話題，當台灣還在討論陳文茜的新男朋友與城仲模的緋聞時，《新視線》雜誌卻驕傲地要大家欣賞瑞典設計王國的經典故事。這些年來，一路從記者、製作人、電台經理、雜誌總編到文學獎得主、出版作品，自許為文化人的我，不禁更是感嘆台灣的文化可有這樣的榮景？
回首過去二十多年，隨著台灣經濟成長，我一直有機會，跟著台灣本土文化抬頭，國際接軌的腳步走過，身邊的朋友，不乏知名畫家、文化工作者、文學獎得主與寫作的好手，在產業外移，台灣文化淪為政治工具後，文化人不適應文化送件與送案，不會三家比價，不會經營者，越來越少舞台；出版社不願意出版純文學創作，在文學書上的排行榜被減肥、歌手、美容的教戰守策擠落；創作型的歌手，不敵流行教主；即使當年一起投入客家文化的歌手們，也在客家電視成立後，更沒有獨立創作的舞台，而須為五斗米折腰。
當歡喜扮戲團的團長彭雅玲告訴我，今年文化活動補助是少得可憐，連說好的客委會，都告知：「你們不用來了，太貴了，我們找阿公阿嬤來演出，還不用錢。」而得過文學獎的前輩，則失去出版的舞台，現在補習班教小學生作文維生。
在北京、上海，越來越多台灣文化人，離開了生長的土地與家園，在大陸，天下、遠見、大塊、遠流……都在當地儲蓄能量。
台北的畫廊，越來越少畫展，因為看畫的人少了，收藏者只買名家的畫，藝術工作者有些為工廠設計碗盤，換點生活津貼，有些人房租也交不出來了。
他們的作品不好嗎？
不，他們作品真好！只是台灣的文化消費人口越來越少了，懂得欣賞文化底蘊的人逐漸退場，文化官員，只為了作秀與政治生涯努力，從文建會、客委會、原民會到地方的文化局處，掌管最多文化經費的政府部門，已淪為執行活動的機器，補助款中層層限制，讓許多文化人無法一展長才，文化活動成為公關公司競技場，客委會、原民會除了辦活動，也看不見族群文化與生活美學為社區文化帶出新路，再三的刻板印象，全然喪失培養年輕人，傳承者的視野，用文化活動補助，美其名為協助文化發展，其實只是為了滿足執政者文化美容的機會。
李安天天回台灣，
也無法挽救國片
客家電視，為了齊頭式平等，一集十八萬的經費，只會讓優秀的製作人絕望。為了施捨，客家預算沒有少，只是少得可憐的車馬費，六十分鐘紀錄片只給三十萬，請問會有什麼好片子？族群大老天天上節目，有年輕人的空間嗎？一位年輕的女詩人主持客家歌唱節目卻完全失去客家的吟唱風格，在製作單位要求下都成了客家民謠班班長的打扮。
政黨輪替後的電視頻道，座談節目增加了，大老增加了，但是有哪些優質節目令人動容？
在大陸，用時間金錢投資的紀錄片，看得令人掉淚，戲劇張力，考據經典的戲劇，讓人一看再看，台灣在文化產業口號中，卻留不住編劇、導演，也導致大家都看韓劇了，那麼李安天天回台灣，也無法挽救國片吧？
一天下午，在上海美術館頂樓咖啡屋，前台視導播黃以功，曾經擔任過民視總經理的李光輝，當了許久《皇冠》總編輯的劉淑華，我們頂著溫暖的陽光，談著往事，淑華說：「應該出本書：《原來你也在上海》……」我們笑了，我覺得有些心酸。
蓬勃的北京、上海，處處建設，處處扮裝，在經濟成長的傲人成績中，還有著無數文化創意的驚喜，當文化人幾乎無以為繼時，上海畫廊老闆開著別克車忙著為畫家找場地，北京畫家忙著趕畫，交給收藏家。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北京的七九八……處處充滿了活力，而我們的電影還要靠補助，每天振興文化創意產業，看見上海與北京的文化人都會很感慨吧！
好友從西班牙回來，作品精彩絢麗，卻苦於找不到好畫廊經紀，老友桂越，曾是駐歐特派員，一流的觀察家，中英文皆是一極棒，可是每回向台灣電視台遞案，大家都搖頭，她長期觀察國際情勢，曾在蘇俄、英國布點，她的名言是：「一個好的新聞工作者，是把自己種在當地。」多年來她在歐洲扎根，採訪過科索沃的戰爭，在巴爾幹半島的馬其頓長住，如今她又隻身前往查德與利比亞，台灣有哪位記者像她一樣？如此認真與努力？卻是全得自費採訪！電視上，一些身穿名牌的名嘴們，你們不汗顏嗎？
不是不再拍紀錄片，
是台灣沒有人給我機會
2004年5月離開客委會，2006年開始與家人一起作生意，來往大陸、美國，朋友說，你不再寫作了嗎？你不再拍紀錄片了嗎？不是，是沒有人給我機會了。客委會，從沒找過我，客家電視找我作節目，也是極低的製作費，曾經有興趣投入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台灣媒體版面上，似乎已經聽不見了。
看見許多文化人生活的困頓，我告訴自己「我要努力賺錢」，所以我現在看的書是《藍海策略》，到上海搶錢……
不過，我還是帶了我的攝影機，去了上海拍台共第二代，在北京拜訪了北大客家學研究中心的郭教授，拍了魯迅的故居，當《遠見》雜誌刁明芳問我：「桐花祭會在台灣嗎？」有些朋友問我怎麼不找她們去看桐花了，我不禁感觸更深，或許很多人不知道，離開客委會後，我一次都沒有再跨進去過。
桐花祭快結束了，桐花產業在哪裡？不是靠著XX副主委題字的桐花杯，就叫產業，更不是找些評審用獎金鼓勵學生創作，就叫產業；不是XX副主委的攝影當封面的個人秀，更不是她帶了委員們到了南庄去指使別人要種桐花的氣燄！當在北京的書店中，看見一系列「文化產業與國力競爭」的書時，不禁要悲嘆「錯誤的決策比貪官污吏更可怕」！當然這些在其位者，更不會了解客家文化產業與花布還有許多未開發的處女地，當LV用花布做今年的主題秀時，我更感嘆我們當年花布展只用了不到二十萬。而之後的決策者要用幾百萬的經費做花布學院，實在是研究花布史的荒謬。
台灣的文化人
只能迎接無望的天空嗎？
當年我未完成的客家文化與創意，已無緣再現，因為沒有主管會有興趣。只好阿Q地告訴自己：「或許在大陸吧！」因為北京有出版社找我編書，參與世博會的朋友，約我炒熱上海的白玉蘭節，婦女界的朋友，邀我籌畫女性論壇……可是台灣的文化人呢？畫作賣不掉，表演團體苦撐，拍紀錄片的導演們個個為生活奔忙，更沒有優渥條件讓他們好好為台灣留下紀錄了，當政治人忙著口水戰與內鬥，台灣的文化人只能迎接無望的天空嗎？
台灣談文化創意，連文化人都無以為繼，文化生態，都被政治操弄，台灣有什麼資格與對岸競爭？當文化人連生活都無以為繼時，還有能力貢獻創意嗎？當文化人為了溫飽，全部去校園教書時，台灣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態，也只有越來越無助，當中央政策與文化官員的指標，成為文化的唯一指標，台灣文化人還有春天嗎？
我只能看著北京的氣象報告「八度到二十度，風沙雪雨」。
台灣春天，陽光正美。
>>>>2006.5.21 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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