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詩被剪貼在我早年新詩教學的講義裡，詩題叫〈優伶〉，作者註名是鄭愁予。但始終未見收錄於鄭愁予的任何詩集或詩選中，包括堪稱定稿的《鄭愁予詩集Ｉ》（收到1968年）、《鄭愁予詩集II》（1969~1986），以及1993年出版的單行本《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均無該詩的蹤影。由於詩作本身是鉛字打的，顯然是報章雜誌剪下影印的，作者的名字卻是我用手寫補上去的，時日一久，不免心生猶疑，自己都開始踟躕該詩是否鄭氏本人所作。近年雖與鄭前輩有數面之緣，但皆在餐會或參訪途中，當時並未想起此詩。
今年四月，得一機緣，前往兩廣邊界的信誼市參與有關鄭氏詩作的研討會，方有較長時間與之略有互動。由於路途遙遠，來回皆夜睡於改裝成臥鋪的遊覽車上，窄擠而難翻轉，顛簸近十小時，鄭氏夫婦及←弦均高齡七十餘，皆未叫苦，讓港台隨行的中生代詩友、學者也只能將就假寐，一副「甘之如飴」狀。由於來回行程緊湊、馬不停蹄，一直要到臨別晚宴前夕，酒酣耳熱，鄭氏仍正一路忙著賦舊詩，與寫古典詩的香港文友相與唱和，眼看再不把詩拿出來相詢，可能又要失之交臂。我將那張舊得有點發黃的講義攤在他面前請教他，他先是一驚，然後相當興奮地說：「有兩首詩發表後，始終找不到，這是其中一首。」
至於年代，他說記不清了，應是在文革（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末期第一次天安門事件（1976年4月5日，屠殺約二萬人）之後。當晚我即將另一份影印稿給了他，隨即被大陸詩友要了去。詩壇皆知鄭氏行事殊異，不輕易答應讓人收錄任何詩作於大小詩選中，該夜他一高興，即一口氣就讓聯文收了他許多詩到幾本選集中，我也趁此良機，請鄭氏允許將〈優伶〉收到一本新編的讀本內。
此〈優伶〉一詩雖是鄭氏多年前舊作，今日重讀，依舊是語語凝練、字字珠璣，反諷與幽默兼具，可深切體會到詩人對「在上位者」把「人民」經常掛在嘴上，心裡卻完全沒有「人民」的那種「痛心疾首」的感受。由於「失傳」近三十載，有必要「重新出土」一下， 現抄錄於下：
〈優伶〉 ◎鄭愁予
———在一個有偉大人民的國度中，
他曾經耕種……
而人民卻在陽光中取走了溫暖。
他想吃 人民從鹽中奪取了鹹
他想睡 人民從夜中奪走了黑暗
他想死 人民從血中奪走了紅
漩渦如刀 環刃著他的頸
比剃 要低一些 比割 要高一些
他想游泳出去 人民在水上碾碎了浮力
人民是無處不在含意無窮的嗎？
找找究竟生根在哪兒？
人民卻從字典中挖走了「人民」那兩個字
他決定走上舞台自己扮演人民
謙恭地向神明一樣的人民服務
人民卻堂堂地放下了幕
一片鐵的幕 有千鈞那麼重
詩中用了十二次的「人民」一詞，至少有八個「人民」可以改成「君王」或「獨夫」（一、三、四、五、六、九、十二、十五等句）；此「君王」、「獨夫」最擅長的就是把「人民」一詞「據為己有」，排斥老百姓使用它，連字典中的「人民」一詞都要他重新定義了才算。而普遍存在的「人民」在詩中反而成了被個別孤立的「他」，一個孤獨、任人使喚、叫他扮演什麼就得演什麼的「優伶」（優，俳優，即古代演滑稽雜戲的藝人。伶，樂工，即演奏音樂的藝人。優伶通稱演戲的人。《紅樓夢》第四十七回：「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卻誤認作優伶一類。」或稱為「伶人」、「優人」，在古代地位極輕微）。但百姓真正的處境卻是要耕種曬不到陽光、要吃吃不得、要睡睡不得、要死死不得、要逃逃不得，因為劇本是「擁『人民』一詞自重者」寫的！
「人民」一詞本泛指百姓，乃居住在一國家內具有應享權利與應盡義務的人。《孟子》盡心篇下：「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但君王或獨夫據「人民」一詞為己有後，於是人民（百姓）成了非人民；即使「他」（百姓）有所「決定」，要「走上舞台自己扮演人民」，君王或獨夫甚至會堂而皇之地假「人民」一詞放下千鈞（一鈞等於三十斤）重的幕，關閉舞台，讓人民永遠做不了人民。
於是當詩人問（見第三段）：
人民是無處不在含意無窮的嗎？
「設問」下的答案是恐怖的、是許多人含在嘴裡卻始終喊不出的：
人民是你處才在含意由你的嗎？
「人民這兩個字」是地球上任一族群（包括海峽兩岸），從孟子以迄今日，從上一世紀到這一世紀，皆應時時提出來，向執政者要求「檢驗」的兩個字：到底「人民」是「人民」所有，自己即可扮演，要吃要喝要睡要耕種要游泳不需被人在背後下指導棋、代寫劇本；還是仍得讓執政者將「人民」一詞擄去據為己有，日日放在嘴上叨唸，心中卻全然無「人民」的位置，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盡可任其隨意處置、隨興在字典或講稿中亂下定義？
其間分野，其理甚明。
然則吾人面對當下生活情境，是否也不免心生質疑，經常被人放在嘴上叨唸的其他字詞會比「人民這兩個字」重要嗎？擁「人民」自重者只據有「人民」一詞就滿足了嗎？比如「『台灣』這兩個字」呢？「『愛』這個字」呢？誰來下定義才算？是詩中的「他」，還是詩中的「人民」？
>>>>2006/09/09 聯合報 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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