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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老徐曾是憤怒青年，二十年後搖身一變成為憤怒老年，那天小陳去看老徐，他正在家裡生悶氣。

　「又怎麼了﹖」

　老徐不答話，舉起兩根手指頭。小陳一看就會意，卻故意說：「不錯，追殺比爾第二集上演了，影評都說比第一集更好，咱倆去看吧。」

　從電影院出來，老徐仍舊怒髮衝冠。小陳笑道：「瞧你，朝也憤怒，暮也憤怒，三日三夜，憤怒如故。幸虧我不是你老婆，不然煩也給你煩死。」

　「但是我憤怒都有道理的。」老徐說：「導演泰倫提諾自己迷烏嫚不算，寫個不倫不類的劇本，綁架全體觀眾替他背書，實在太過分。整部電影就是三隻青蛙跳下水：不通！不通！不通！」

　「我覺得還好嘛，反正是娛樂片。」

　「還好﹖烏嫚在上一集本來學的是日本劍道，到第二集卻拜了白眉老道為師改學國術，這不是很奇怪嗎﹖」

　「泰倫提諾自己說過，每一章都是獨立的小故事。你可以一章一章當連續劇看，也可以兩集合看，也可以只看第二集。同是一套電影，領會各有不同。」

　「白眉老道出口就講廣東話。」

　「因為泰倫提諾小時候看的都是廣東話發音的香港武俠片。」

　「白眉老道吃飯只扒白飯，連鹹菜都沒有，讓烏嫚怎麼吃得下去﹖太不憐香惜玉了。而且這麼大把年紀只吃白飯，他不怕糖尿病﹖最不通的是烏嫚跟白眉老道學會五步奪命掌，用來對付比爾。泰倫提諾真的讓比爾站起來走了五步，到第六步就倒地死了。他不知道五步是指時間很短暫，並不是真正必須走五步。萬一中了五步奪命掌的人從此不再走路，豈不是就可以永遠活下去﹖都這樣的話，五步奪命掌還有什麼用﹖」

　「即使是壞蛋，也不可以這樣賴皮的。」

　「難說。」老徐舉起兩根手指頭。「不過你知道最最不通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

　「是追殺比爾的主題。泰倫提諾跟本不應該追殺這個比爾。我不是說比爾不該殺，而是泰倫提諾不該殺這一個比爾。」

　「我倒覺得泰倫提諾重用美國功夫片的老將飾演比爾，賦予他完全不同的造形，真是神來之筆。泰倫提諾救活了好幾個演員的銀幕生命，包括屈伏塔和烏嫚，這是他當導演極大的貢獻。」

　「但他殺錯了一個比爾。像我這樣的人年老易忘，想寫什麼，有了靈感必須趕快記下或輸入電腦，所以電腦啟動太慢是個大問題。比爾蓋茲為了賺錢，故意把軟體設計得太複雜，等到電腦啟動，我的好主意已經完全忘了。所以泰倫提諾要追殺的應該是比爾蓋茲才對。」

　小陳想了想，不能不說：「這我也是同意的。我們應該建議泰倫提諾再拍個續集，追殺比爾蓋茲！」

    朋友從歐洲旅遊回來，拍了許多照片，其中一張奇怪的照片吸引住我的目光，那是一個綠草如茵的公園，幾個赤裸的人體，星羅棋布於偌大的草坪之中，我忽然想起國中時，曾經聽國文老師說過，中國古代的竹林七賢，喜歡赤裸漫步於竹林之中的軼事。

   當時剛要轉大人的我，對大人的身體充滿好奇，因此，對竹林七賢心生羨慕，他們可以像野生動物一般，自然遊走於人世而不懼外人的批判，互相欣賞對方的身體，一如古代希臘男子般的藝術眼光，看完朋友帶回來的天體營照片，我悄悄做了一個決定，有空一定要找機會到歐洲的天體營，享受一下回歸自然的裸露感覺。

    機會來得很突然，一天我看到報紙介紹希臘的米克諾斯島，聽說那裡有一個天體海灘宛如天堂，我當下便開始準備前往該地，經過幾個月搜尋資料和辦理證件等等，我終於搭上飛往希臘首都雅典的班機，由於英文不好，我在飛機上努力複習轉機、以及一到十二月的英文單字，到了雅典，小住幾天後，我坐火車到港口改搭輪船到米克諾斯，因為不常坐船，我在船上吐得一塌糊塗，幾個小時後，我終於到達該島。

    米克諾斯島的風氣，果然比希臘本島開放許多，商家賣的明信片不乏裸露三點的人體，有些更充滿趣味，平躺女人身體的乳房小山呼應背景的遠山，山之外更有夕陽，真是既美麗又有趣，另一張在女人乳房上畫上一隻米老鼠，乳頭是米老鼠的鼻尖，真是惟妙惟肖。而男人的部分，也很有趣，比如在跨下夾一支棒球棍，或躺在地上，在那話兒上面放一串葡萄等等，總的來說，並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相對的，讓我對自己始終隱藏的部分開始坦然以對。

    天地之初，身體本來就是裸露的，是隱藏讓人好奇，如果每個人都不穿衣服，我還會對別人的身體那麼好奇嗎？我想天體營一定可以給我答案。

    我一個人，跟著各國觀光客的步伐盲目前進，沒有導遊的散客，是必須付出走錯路的代價，第一次我和幾個人跑到天堂海灘，到了那裡看不到任何人裸露，同行的妙齡洋妞不想再找，直接衣服一脫露出上半身，躺在海灘上，用兩隻豐碩的乳房大剌剌瞪著太陽，而我卻沒這麼大膽，趕緊轉身離去，繼續找尋真正的天堂。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天體營真正的名字叫做－「超級天堂海灘」，之前去的叫做「天堂海灘」，才差兩個字就差很遠，當我到達超級天堂海灘時，我被震 住了，一大群裸露的男體，如東港豐收的黑鮪魚，整齊接近擁擠的排列在海灘上，我小心翼翼走過他們身邊，視線搜尋不到一個東方人，看到那些洋人花生米（小弟弟）的尺寸，真令人驚訝外加自卑，我忘形的對他們赤裸的身體行注目禮，他們則一臉的不在乎，偶爾穿插幾個赤裸的女體，就像在陽春麵中發現一片瘦肉。

    有些情侶更是大膽，兩人裸身攜手在海邊散步，當眾卿卿我我，我真怕他們起生理反應，也怕穿泳褲的自己起生理反應，幸好他們點到為止，在超級天堂有幾項不成文的規則，第一，不准奔跑，第二，不准對別人拍照，第三，不准一直盯著別人瞧，裸奔遛鳥我不敢，因為身上的東西會甩來甩去，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對別人拍照我也不敢，我只敢盯著別人瞧，但是我會戴一支墨鏡，或拿一本書當掩飾。

    看了一整天發現，裸露其實也沒什麼，不過就是讓一塊很少見光的肉，曬曬太陽罷了，有什麼好遮遮掩掩，於是，我也把自己脫得精光，並大方在海灘漫步，由於東方人奇少，剛開始，我變成那些西方人注目的焦點，感覺上自己好像大明星，不過一下子大家就以平常心看待我。

    第一次在開放的空間遛鳥，同時也是第一次和眾多裸露的異性袒裎相對，剛開始會有些怪怪的，但，一想到大家都沒穿衣服，很快就習慣了！而且還感受到一股解放的快感，在天體營裸露的感覺就像－「說實話」那般快樂！我不需要再用美麗的華服來掩飾真實的自己，而裸奔的感覺，大概就是把累積許久的謊言，做一次澄清，我像模特兒般的穿梭在裸露的人群中，最後還央請老外幫我拍裸照，一切都很自然，沒有尷尬。

    這次私密的旅行，讓我對身體的看法有更多的角度，同時也讓我迷上裸露的滋味，可惜台灣沒有天體營，但是我自有補償方式，我開始裸睡，上大眾溫泉泡湯，經常到無人的海灘裸泳，裸露讓我身心舒暢，不再失眠，感覺自己像一尾快樂的魚，現在，我終於明白竹林七賢的快樂了！

    這算是我順便表達一下個人對公投議題看法的一組小故事。

    扶鸞請仙以問吉凶禍福，是藉由仙妖鬼神之沙盤留言，以決某事前途。其一般作為，必須有三個人。一個是主持請駕、迎迓、問訊乃至文字說解工作的道師，另兩個就是雙手扶著十字木架的道童。這兩道童得同時感應手裡水平放置的木架的抖動，順勢推移，木架下方延伸出來的一根垂直方向的尖頭木棍也就跟著遊走，棍尖著沙，移動時留下痕跡，道師則站在一旁讀出旁人看不懂的內容，以為求問者解惑焉。又名「扶乩」或「扶箕」。台灣近年來不時叫喊著的公投就是上千萬個公民一起扶鸞，一陣推推擠擠，既不知誰推的方向對、復不知誰推的方向錯，也不知誰用的氣力多、更不知誰用的氣力少；總之推到了點上，自有看符唸咒的說法。不過，真正的扶鸞是由仙家顯示其預警，由現實的發展來驗證仙家所預言的福禍。台灣搞的公投則是由總統決定了全民的未來之後，再交由全民一起扶乩出字，順旨成功罷了。

    一般說來：扶鸞故事多與求取功名的願望有關。從最基層的文墨考試，到國家掄才舉賢的殿試，都傳出與鸞仙有關的故事。

    某年童子試，小童生們群集書院一角，扶鸞請仙，問今年的考題。不料乩一動，居然這麼說：「今日上仙皆赴元帝會，不暇降壇，命我土地權攝，諸生何問？」童生們連忙道：「明日歲考，敢問試官出甚麼題？」這代理的土地公還真體貼，即道：「題目在我堂內，爾等自往尋之！」於是眾人一齊舉香，恭送仙駕，再燃香至土地祠，跪拜已畢，遍覽一周，既沒看見紙、也沒看見字。再回書院扶鸞，乩已經不會動了。眾童生大罵土地官卑職小、代值不能用權。孰知到了第二天題紙發下來，上書「土地」兩個大字。

    ●

    有人不信扶鸞這一套的，跟要說的這位狂生一樣。狂生某日上朋友家去了，進門兒一見夥頤人多，原來是家中有人篤信仙道，開了壇，不知要請哪位神明下凡，正熱鬧著呢。由於來看熱鬧的，多半寧可信其有，是以人人面色凝重，以誠敬端嚴相戒，一個個兒如臨大敵的一般。

    狂生卻不信，看人聚起來惶恐，更要顯示自己非凡，登時亢聲說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敢以妖言惑眾，我這就報官來拏去！」作主人的既不願得罪朋友，更不願得罪仙家，忙拉袖子道：「別作聲！這是位真仙──你若是不信，可以作些文字，彌封之後再來請教仙家；仙家定能直言其秘。這種活兒，豈是吾輩假冒造作得出來的？」狂生道：「如果能驗試驗試，自然最好──你們請的這是位什麼仙哪？」朋友低聲附耳道：「是麻姑。」

    狂生聞聽是麻姑，更眉飛色舞起來，當下捉起書桌上的緘封紙筆，自往間壁一密室中寫了字，封摺妥當之後出來，往壇上一扔，道：「請判！」兩邊兒扶住木架子的兩道童初亦無動無覺，這狂生大呼一聲：「技窮了罷？」話音還沒落定，木架猛地大動起來，兩道童簡直扶乩不住，似只能微微接觸、勉可追隨，一片飛沙之下，但聽得道師讀起了乩文：「調寄〈耍孩兒〉──其詞曰：『立似沙彌合掌／坐如蓮瓣微開／無知小子休弄乖／是你出身所在』。」這狂生聞言之下，面色如土，急急忙忙揖了一揖，扭身奪門而出。眾人開了彌封，才發現那狂生使壞，寫了個「屄」字。

    ●

    還有一年正逢大比，有父子二人，都是生員，父子倆一起去請鸞仙、問得失。鸞仙道士不憚詞費，指點了一個曲折的答案：「速往南行，路遇瘋僧，問之不已，可決前程。」父子倆趕緊出門，認準了正南方，拔足狂奔而去。做兒子的年輕力壯腳程快，果然搶著追上個衣衫襤褸的和尚。問他話，也不答；擋他路，也不爭，就是臉上一陣兒青、一陣兒紅、一陣兒白，看模樣的確是個瘋僧。這兒子索性牽住袖子苦纏不休，執意要問今科功名如何，那僧不堪其擾，終於迸出一句：「肏你娘的中啦！」罵完甩袖子便走，這一科秋闈，那老子果然依言登榜，成了舉人。兒子才悟出瘋僧相罵之語究竟是甚麼意思。

    還有一回，也是群國子監裡的學生，群集鸞壇、求問功名。鸞書忽然動起來，寫的是：「趙酒鬼到。」眾人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人知道趙酒鬼是誰，遂齊聲喝罵道：「我等請的是呂仙，野鬼何敢干預？看我等立請天仙以劍斬汝矣！」這一呼喝，鸞不再動彈，看似將那搗亂的野鬼嚇跑了。

    過了好半天，鸞才又動將起來，寫的是：「洞賓道人過此，諸生敢是問功名者乎？」監生們一看，出了這等洞明之語，都肅容整衣、再三叩拜起來，眾口雖不能一聲，離離落落也聽得出來：都是在問自己考場上的前程。鸞書於是寫道：「多研墨。」

    當下眾人都想：這裡頭的玄機很深，呂仙大約要多勾留陣子，每個人都給交代，自然得將鸞書抄寫下來，回家之後，背誦的背誦、張貼的張貼、奉行的奉行。應該就是這麼個道理了。

    於是人人盡力，頃刻之間居然磨了兩海碗之多。眾人將墨汁捧至壇前，跪請所用。鸞書續寫道：「諸生分飲之，聽我判斷──」眾人想：這是呂純陽親自指點的墨汁，其中必有加持的神力，遂你一口、我一口地分喝了個乾淨，隨即聽那道師口中喃喃唸叨著沙盤之上正一一顯露、又隨即滅失了的字跡：「平日不讀書／臨時吃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醉鬼。」

    這種非專業人士扶鸞，跟我們一般所熟知的「請碟仙」差不多，其妙處在於大家都是外行，可每人一伸手，手手等價等值，軒輊無分，最後出了個甚麼字、得了個甚麼解，也就人人都得付一小部分責任。據說現在時代進步了，很多公共事務都可以投票決定，人人參加，票票有效，集思廣益，共襄盛舉。是這樣的麼？你說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意見就是民主的可貴，我說這可貴處也含藏著可惡的危險，因為半吊子民主唯有「以多數決取勝」的認識，而沒有「發現誰在暗中用了甚麼力氣」的智慧，推推擠擠之下，喝幾口墨汁事小，把一個國家玩兒完倒是樁大事。

    我的金魚「飛寶」死了。我養了她兩個禮拜，以比自己都規律的飲食習慣餵她，但她仍然死了。我隔著魚缸的玻璃看著浮在含混水面上的她，感到一陣藍色的憂鬱。

    我和飛寶的相遇要追溯到兩週之前。當時我即將離職，一位同事請我吃晚飯。我到餐廳時她已經坐定了，地上擺著大包小包。「你去shopping啊？」我問。她點點頭，「我最近搬家，在佈置我的新房子。」

   吃完飯我們一起走到忠孝東路四段大街上，等她男友來接她。她手上抱著一個大購物袋，我說，「我幫你拿吧。」她堅持不要，還催我先走，免得待會兒她男友看到我會吃醋。當時我想：唉，真是好心沒好報！

    第二天我才知道：大購物袋裡裝的，就是飛寶。她為了怕我發現，只好把我趕走。為什麼要送我金魚呢？因為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征服情海」，片中湯姆克魯斯寫了一篇建議公司改革的萬言書，立刻被開除。離職時，他唯一帶走的紀念品，就是金魚飛寶。寂寞時，他總是蹲在魚缸前對飛寶說，「我寫的不是備忘錄，是使命宣言！」

    我們都上班，每天在經歷辦公室裡複雜的人際關係。不管再怎麼會做事做人，公司總有人不喜歡我們。上班一輩子，如果能認識幾個談得來的同事，彼此有一些甜蜜的片刻，那麼所有勾心鬥角的痛苦，就統統值得。

    我有一些這樣的片刻。在我離職那天，感受得特別清楚。

    ●

    離職那天，同事送我禮物。和飛寶同一系列的，是「征服情海」的海報。只不過海報中湯姆克魯斯側臉微笑的照片被換成我的。我的照片是同事從幾年前某個公司活動照片中找出來的，用它取代湯姆克魯斯，當然讓海報大打折扣。但在我心中，這是永遠賣座的一種情誼。

    配合海報，是一張卡片，裡面只有簡單的幾個字：「要快樂！」後面用括號註明：「這不是備忘錄，是使命宣言！」

    禮物，濃縮了我們對朋友的記憶。禮物會感人，因為送禮者為你量身打造了一組記憶。離職時，有同事送我風鈴和掛鉤，因為是我新書裏的情節。有同事送我辣妹的內衣，因為是我現實中的幻想。有同事送我文鎮，因為我每天寫稿子。有同事送我青蛙，因為我總是蓄勢待發。有同事送我粉紅色的Polo衫，因為我曾經說男人不應該穿粉紅色。有同事送我籃球裝，因為我每次打球都輸給他。有同事送我扇子，因為他知道我臉上是這麼容易流汗。而有同事送我吸油面紙，因為他知道我臉上其實是在出油。或好或壞，我們記得了定義彼此的一種顏色、聲音或物品。我會遺忘掉共事時的業績數字，但不會忘記哪些從會議桌下悄悄傳給我的吸油面紙。

    ●

    因為我們在電影公司工作，臨別的禮物當然少不了一個錄影帶。錄影帶中，每個同事都講話了。其中一位同事還唱了一首歌，叫「奇怪的三角戀愛」（Bizarre Love Triangle）。這本來是一九八七年一個名叫「New Order」的英國樂團唱的舞曲。一九九四年被澳洲樂團Frente重新詮釋成慢板情歌。她唱這首歌的原因，是六月時的某一晚，我們正面臨大片上演前的壓力，我和她在公司加班到十二點。我在隨身聽上聽到這首歌，不自覺地跟著旋律吹起口哨。她坐在外面靜靜聽著，悶不吭聲繼續打字。在錄影帶中她說：「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但因為你是老闆，當時又晚了，所以我沒有說，只是靜靜地聽你吹口哨。但現在你要走了，我要告訴你我多麼喜歡這首歌……」說著說著，她拿起寫著歌詞的白紙，開始輕唱起來：

    每一次我想起你

    我感到一陣藍色的憂鬱

    每一次我看見你跌倒

    我跪下為你祈禱

    等待最後一刻的來臨

    你能說出那句我不敢說的話……

    我關掉錄影帶，走到門口，蹲下來，看著魚缸中死去的飛寶，感到一陣藍色的憂鬱。這輩子有幾次，同事會對著攝影機為你清唱？這輩子有幾次，同事會祝你得諾貝爾獎？這輩子有幾次，同事會在你離職後送簡訊提醒你準時吃飯？這輩子有幾次，過去的同事出去吃大餐，還會打包一份快遞給你？這輩子有幾次，你進公司不用全面戒備？這輩子有幾次，你在公司用Messenger不用遮掩？看著飛寶，我突然了解：拋除了一切的頭銜、階級、責任、分工，我們畢竟只是一群年輕人。在中央空調的大樓，坐在聽得到彼此跟男女朋友講悄悄話的距離。日復一日，log in log out，藉著彼此尋找自己、克服孤寂。再怎麼鬥，加薪不過是百分之幾。再怎麼比，沒有人比得過資本主義。當我們八卦別人時，我們是另一個八卦的主角。誰的人生，百分之百值得驕傲？

    而這一切，我竟離開後才知道。

    飛寶浮在水面，我想起卡片上的使命宣言。下一次我跌倒時，有人會為我祈禱嗎？

「我想，我不再漂泊浪遊了。這裡是一個什麼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發現，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地方。如果我擔心死後，其實這是多餘的。這裡也有一個可以舒適仰臥看天的墓地。老貓阿盛也都躺在這裡哪。」──這是黃春明於1974年為他的小說集《鑼》所寫的自序，30年後問黃春明還這麼想嗎？他點點頭。

30年，許多人事已非。黃春明去年失去了摯愛的么子黃國峻，在1974年陸續為黃春明出版《鑼》、《莎喲娜啦，再見》的遠景出版社發行人沈登恩，也於數月前辭世。

30年，卻仍許多事物不變，黃春明依舊堅守寫作崗位，當年相濡以沫的文友縱使盡皆白頭，也還執著文學一如當時年少。

許多文評家大多認為，寫作《鑼》、《莎喲娜啦，再見》時期，堪稱黃春明寫作的高峰期。盡管〈鑼〉、〈莎喲娜啦，再見〉分別在1969年、1973就曾發表於《文季》，但從1967年黃春明開始將他平常講述的動人小人物故事寫出來，自〈青番公的故事〉開始進入了他創作的巔峰期，直到1977年9月鄉土文學論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他所發表的〈我愛瑪莉〉，整整10年間，黃春明的創作刻畫了一部台灣從農村社會過渡到工商業社會的生活史，筆尖所及俱是社會脈動。

壯盛之年的黃春明創作如許澎湃，以致曾有文學評論認為他的文章簡直是用「噴」出來的，如洶湧江河之勢無可阻攔，「寫作過程中，彷彿作者就無暇顧及他的文章了。」

事實上，1966年與妻子林美音辭去宜蘭的電台工作來到台北，黃春明打入台北藝文圈的同時，也背負著創作、生活兩頭燒的重擔，兩個孩子都還年幼，黃春明寫〈鑼〉當時，他一度辭掉廣告公司工作，和父親、妻子住在圓環附近賣便當。

寧夏路22號。他們都記得黃春明寫作的小桌板正對著人家後院，大雜院的人只能使用公共廁所，早上買菜、傍晚買肉，便當一個6元，最多可賣200個，好強的黃春明還把便當賣到他意見不合而離職的廣告公司，「故意讓他們看我在賣飯包」，鋁鐵便當盒天天回收，黃春明夫妻一個洗便當盒，一個寫小說…，說起當年，一家子都興沖沖翻起老照片，要展現一下當時的環境如何克難拮据。

照片中的人卻都是幸福笑容滿溢，那是一種充實生活的證據。

1974年，黃春明在何凡、林海音家中，與余光中夫婦、殷張蘭熙、簡靜惠、張系國、隱地等文友留下文壇著稱的「何家藝文沙龍照片」；1974年，愛拍照的黃春明為家人留下許多平淡卻溫馨的家居照。

30年後，長子黃國珍指著《莎喲娜拉，再見》封面上那個詭異的白色臉孔大爆秘辛，說他在孩時拿著鉛筆，在黃春明所畫的那張油畫的眼皮處寫了「大」、「小」兩字，仔細端詳，果然約略辨識得出來。

黃春明沒打這個闖禍的小孩，甚至也沒再企圖塗飾油畫。他們不以為意，甚至想不起來有沒有留下30年前珍貴的第一版《鑼》、《莎喲娜拉，再見》，可能唯一僅存的《鑼》則放在宜蘭而非台北，一家人笑了起來：「以前哪會想到有這麼重要！」

《鑼》、《莎喲娜拉，再見》其實並非黃春明所出的第一本書，只不過，早先出版的《兒子的大玩偶》，當初只拿了仙人掌出版社所付的稿費而已，後來又得花錢和水牛打版權官司；至於日後的《兩個油漆匠》不但拍成電影也曾被譯為日、韓版，但韓國版也是一角錢都沒拿到。

對黃春明而言，《鑼》、《莎喲娜拉，再見》於1974年由遠景出版，沈登恩是第一個以合理制度對待的人，自此開始，他每個月總能從遠景拿到所應抽取的版稅，黃春明的妻子林美音說，沈登恩生前或許債主不少，但從沒少過他們一毛錢。

甚至有一回，沈登恩連跳兩次票，林美音上門懇談，強調這筆錢對他或許是九牛一毛，卻是黃家生計重要來源，不管拿得出多少甚至分期都好，都請他務必給付，沈登恩當下連絡各地門市，調現金回來。

說起沈登恩，黃春明夫婦都大感惋惜，想起他當年大學剛畢業，騎著車好幾度上門到黃春明北投家中，要求出版黃春明的書，甚至說了這樣的豪語：「出你的書，不賺錢也應該要出！」衝著這句話，也得讓他出，最重要的是，「在那個時間點，他站出來了。」

黃春明早期的書，封面都用他所畫的油畫，《鑼》是一隻怪異的五指之手，正是他在書中自序所提到的小男童的手。

「有一次路過這個小鎮，我在菜市場的角落，看到這麼一隻手；一隻像極象形文字『手』字的手。」，這個十歲左右的男童把他的手當著搖鼓，不停正反正反地搖動乞錢，過了些天，男童把他的手彩了顏色，聽說是個酒醉的油漆工，替他出的主意。

「從此我就留在這小鎮。後來我認識了那個油漆工，他不喝酒的時候，是一個老實人。當然，我也認識了這個小男孩和其他鎮上的人；像打鐵的憨欽仔，全家生癬的江阿發，跟老木匠當徒弟的阿倉，妓女梅子，廣告的坤樹。還有，還有附近小村子裡的甘庚伯，老貓阿盛，青番公等等。他們善良的心地，時時感動著我。」

村子和小鎮確乎存在嗎？黃春明這篇動人的自序曾經感動了青年張大春，他在1979年掛著相機走訪宜蘭，滿心以為可以找到那個小鎮，才了然小說的虛構與真實的渾沌茫昧，張大春在《小說稗類》、「將信將疑以創世———一則小說的索隱圖」中提到這個日後倍覺珍貴的經驗：「黃春明戲弄了我好幾年。非常珍貴的幾年。」

而張大春究竟真的曾經試圖尋找過黃春明小說中的小鎮？則又是另一則虛構真實的玩味記事。

無論如何，黃春明說，他的心情一如當年。

一個小鎮也是一個世界，而他構想著另一個延伸的世界，所有小說中的人物都回到那個小鎮，死去的都復活，老去的彷彿青春，白梅、憨欽仔、老貓阿盛，又聚回永恆的小鎮，既荒謬又現代的「老人系列」小說，可惜寫了萬餘字又斷了，黃春明可是連小說的名字都想好了哩──「夕頭卡在那山頭。」他哈哈笑起來。

學校裡常有些工程在進行，工人多半年輕，但工頭卻常常是年紀大的人，物以類聚，年紀大的工頭當然會喜歡找我這種老頭子聊天。

這是二○三五年美國芝加哥，由科幻大師艾西莫夫的小說「I, Robot」衍生的好萊塢新片─「機械公敵」想像出來人「機」共存的世界。在當中，機器人清掃街道、大樓廁所、收垃圾，在壽司吧切壽司，忠心陪伴孤單老人。這幅畫面，彷彿古希臘城邦世界的再現，只是由機器人取代了古時候的奴隸，為城邦的子民提供低層勞務服務、讓人類得以專注於知識工作。

機器人、外星人以及生命科學，可說是科幻世界中最歷久不衰的三大主題；從「駭客任務」到「魔鬼終結者」，從「變人」到「ＡＩ人工智慧」，每隔一段時間，不論是文學、電影或漫畫形式，機器人成為人類僕人的夢想或「惡夢」，就會重新對大眾文化洗腦一次。

不過這個夢，距離實現還有多久？

在西方及日本，尤其在機器人學界，科幻作品經常是培育機器人學家的豐厚土壤。以最尖端的美國及日本而言，科學家之所以投注終身熱情於此，多數在成長階段都深受科幻作品影響。

基礎：美國有艾西莫夫，日本有手塚治虫

美國有奠定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科幻大師艾西莫夫，以及諸多機器人科幻電影，包括拍攝「機械公敵」的導演亞歷士普羅亞斯都自承，高中沒念畢業，即受艾西莫夫影響。科幻作品對日本的影響更加深遠。

一九五一年漫畫家手塚治虫創造的原子小金剛，以至於其後的鐵人二十八號、機器貓小叮噹等等，從研究人員的年齡，就可斷定鼓動其研究熱情的偶像為何。「機器貓小叮噹可以說是兒童版的科幻作品，」葉李華說。

更重要的是，科幻世界想像的機器人世界，在二十一世紀開始，正以相當快速的速度，在人類科技世界中實現。卡內基．美濃大學機器人研究所教授漢斯．摩拉維克（Hans Moravec）是機器人學界大師，他曾在八○年代機器人研究一片悲觀時，正確預測機器人將因電腦連網，而有突破性進展。

摩拉維克不改其樂觀想法指出：遲至二○一○年，機器人至少可以具備像老鼠一般的適應力，二○二○年，則將有猴子般的想像力，二○三○年則就將具備如人類般的推理能力。因為諸如電腦運算、人工智慧等多項攸關機器人發展的科技，在過去十年有長足發展，二十一世紀開始，人們重新評估機器人產業的未來性。

日本更是早就將機器人產業，視為這一波消費電子需求疲軟後，第一波具有「殺手級應用」的產業。

發展：歐美喜非人形機器人，日本愛服務型

在一九八三年，日本政府即啟動官方的「極限作業機器人計畫」。二○○一年經濟產業也正式宣布執行「Robot Challenge計畫」，計畫中包括要修改法律，允許機器人合法地在醫院等地工作。韓國政府緊跟在後，在二○○三年也將機器人產業列為未來十大重點產業。目前機器人產業全球僅約五十億美元，其中以產業機器人占大多數。

不過，腦筋動得快的商人，瞄準的不再是產業型機器人的未來，而是服務及娛樂型機器人的前景。根據國際機器人聯盟（ＩＦＲ）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的預估，二○○三年到二○○六年，服務型機器人將增加至二百八十二萬台，是二○○二年的四．五倍。在此其中，又可再度看出，美國與日本在發展方向上的不同。

整個社會熱烈擁抱機器人的日本，對服務型機器人的未來相當樂觀，預期在二○二五年，機器人產值將達八兆日圓（約合新台幣七百五十億美元），其中非製造用的機器人達八成。機器人大幅進駐人類生活，包括醫療用能夠幫病人翻身、提醒吃藥的醫療用機器人，撫慰人類情感、可與人互動的娛樂用機器人等。

相對而言，歐美比較重視不會取代人工作的機器人。在歐洲，汽車工業在使用機器人時，經常要與工會協商，因此，發展家用智慧型家電，而且非人形機器人，反而較能獲得青睞。其實機器人的發展之路，已經走了很長一段，中間也經過灰暗的日子。一九五○年代，隨著電腦及電晶體的發明，物品微小化成為可能，產生一股研究機器人的熱潮。

第一個成果，即是由美國Unimation公司研發成功、卻在日本發揚光大的產業機器人。只能做單一功能，嚴格來說並不是一般定義下機器人的產業機器人（見名詞解釋），隨後被大量運用在汽車工業。二十年前，從工研院分出來的盟立自動化，是國內少數有自製產業機器人能力的公司。董事長孫弘表示，早在一九七○年代，發展在汽車底盤塗膠、電鍍都是機器手臂負責，「拿塗膠來說，機器人塗均勻又很快，比人工要好。

此外，電子業也早有許多製程都改為機器人操作。孫弘舉例面板廠，尤其玻璃的尺寸越來越大，從拿玻璃開始，到最後人工包裝出貨前，中間的流程幾乎都得靠機器人操作。不過，「產業機器人趨飽和」幾乎所有的市場研究都指向這個結論。

產業機器人之所以趨於沒落，一方面是需要用機器人從事的產業有限，二方面是，它們都不像H心目中的機器人「機器人只能用在做重複性動作，而且動作不能太複雜，」工研院機械所研究員賴幼仙說。

然而，隨著電腦運算技術不僅大幅躍進甚至超過人類智能，例如ＩＢＭ的深藍電腦，以及包括機構、人工智慧、電子電機等科技的進展，也讓這項整合性的科技，越來越有發展的可能。其中，尤以日本人形機器人艾西莫（ASIMO）的「起步走」，讓人感覺一道強烈曙光，也讓國際間機器人產業的競賽更為激烈。

艾西莫是由日本本田汽車自一九八六年開始，耗費十億美元研發的人形機器人。日本研究人員就堅持，要能為人類所用的機器人，一定要是人形才能適應人類居住環境。而艾西莫帶給機器人學界最大的意義，就是機器人可以直立走路。

交大電機與控制工程系教授楊谷洋指出，以大腦及軀體來畫分機器人在科技層面實現的難度，美國在大腦的人工智慧上較為領先，日本則因長期的製造優勢，在軀體方面機構與電子整合度上，明顯占優勢。

「就像動物界中，除了人能直立行走之外，貓狗等動物多半無法直立行走；艾西莫能直立行走，在人形機器人的研究上是一個里程碑，」楊谷洋至今仍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為了怕研發成果外洩，艾西莫雖然大受歡迎，目前本田仍不打算出售這個只有小一學生高、能上下樓梯自行開門的小可愛。僅以出租一天兩百萬日圓的模式，讓艾西莫與人類接觸。

艾西莫的下一步是什麼呢？電腦技術的飛快發展，二十一世紀機器人的演化能不能真的如科幻小說那樣，擁有如人類般的軀體與心智？甚至，像出現機器統治人類的噩夢？

事實上，如果從機器人變成人的角度來看，實現的時間恐怕還遙遙無期。理想中機器人至少要具有兩個能力。一是像人一樣，擁有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及嗅學等五感，以感知環境。另外就是，在感知環境後，隨時判斷從環境所接收到的訊息，快速反應。

這在實驗室內都難以做到，何況是實驗室外？以艾西莫來說，靈巧度距離一個「擬真人」的階段還十分遙遠，包括指揮樂團、握手、跳舞等多數的反應，仍仰賴事前輸入的程式。更何況機器人要能跟人類互動，不令人心生恐懼，本身對環境的的「順服性」是一大挑戰。

賴幼仙以電影「機械公敵」場景——機器人倒垃圾的場景而言，至少可看出三個目前達不到的地方。比方說，垃圾筒大小不一，機器人無法決定要用多少力接住垃圾筒；路面陡峭程度不同，機器人行走時會絆倒；而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大人或一個小孩把垃圾筒交給機器人時，機器人要如何判斷多使點力，還是少使點力？而且手臂、手腕、手指間的搭配是什麼？更何況，即便是最先進的機器人，在價格與效能上，仍比不上人工。一個機器人起碼要價二萬五千塊美金，相當於一輛房車的價格，多半是由研究團隊買走。而且機器人經常故障。日本一橋大學的機器人實驗室研究生就抱怨，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每天修理它。就連只能執行單一功能、最多只能稱之為智慧型吸塵器的Roomba，雖然是ＭＩＴ研究團隊商業化的代表作，號稱可避開桌腳、自動設計路徑清掃，甚至會自動搜尋插座充電。但家庭主婦也抱怨死角經常掃不乾淨，而且地面稍有不平則無法移動。更何況一個要價約莫新台幣八千元，全球的銷量自然令人失望。

矛盾：人類怕被取代，卻願用機器改良身體

不過，從ＭＩＴ獨立出來的iRobot公司總裁布魯斯也指出，機器人難以普及，不是科技進展的問題，而是人類根深蒂固不想要一個可能取代人類、甚至超越人類能力的「非人」。

葉李華指出，人形機器人的特徵就是有跟人一樣的外型，「人類一張開眼睛，就會主動搜尋人形，所以，不知不覺就會以對人方式去對待他，就會又愛又恨。本身也寫科幻小說的匹茲堡大學電機系教授張系國以人怕鬼這件事，來說明人類對機器的畏懼。他分析人之所以怕鬼，是因為分析鬼的特性，一是鬼像人，二是鬼可以跟人類一樣進行思考，第三則是鬼看不到，所以能力上比人類強。

人類懼怕一個可能取代他的物品，這是根深蒂固難以改變的事實；然而有趣的是，因為人類會有長生不老的渴望。「就像戴眼鏡可以增加你的能力一樣，如果植入一個機器可以讓你更強壯，而且很安全，你做不做？」張系國笑著說：「我年紀大了，我很關心這個。」

如果不定義機器人必定要是人形機器人，很多科學家相信，將機器植入人體，使人「進化」成為「人機合體（cyborg）」，相當有可能是機器人科技重獲資本家青睞的最大推力。

布魯斯在《我們都是機器人》一書中，描述他在實驗室看到的一個有趣場景：「最近，我在等電梯時，碰到我實驗室的一名研究員，他的雙腿截肢，膝蓋以上全是人身，以下則是機器人。那對金屬大腿就是一種原型機器人，關節裡填滿了磁阻液、單電路板電腦、電池組、連接器，還有線材四處晃動；完全看不到抗菌的封包，所有東西都露在外面，一目瞭然……」

「研究人員把晶片植入動物體內（有時是人體）的肌肉裡，讓神經元成長，與晶片相連。人類和機器的直接神經介面，已經開始出現……」布魯斯認為，現代人也越來越能接受動手術來改良身體，將會是人機合體開始演化的起點。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大學的室友當中，有一位同屆的聯考狀元，然而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卻是李遠哲，而不是那位狀元。學校成績與日後成就，究竟有無正相關？

去年出版市場出現一本書《怪招老爸狀元郎》。作者序聲稱：「這是一位天才老爹使盡種種心機，使出式式『賤招』，幫助自己資質『並非頂尖』的兒子，成為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度大學入學指定考試，第二、三類組雙料狀元的故事……。」這本標榜「如何打造狀元」的書，在狀元老爸以名嘴姿態游走校園、電台下，一下子賣了六千本。

台灣的社會價值一心追逐學校成績，但回頭檢視昔日聯考的狀元，當年「最厲害」的考生，他們的將來也會一路領先嗎？

台灣學術界未曾針對狀元做過相關研究。民國六十一年以後，聯招會更以保護隱私為由，不再公布榜首姓名。只有零星的狀元新聞，在放榜熱季偶然出現報端。

《商業周刊》整理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完整的歷屆榜首名單，以各資料庫、搜尋引擎、電話追蹤調查，發現當年狀元許多都在國內、外學術界發展，如周芷任教於美國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李弘祺、康明昌、曹恆偉任教於母校台大；少部分服務於公務體系，如鄭安美是倫敦台灣貿易中心負責人、薛瑞元現任衛生署醫政處處長；或自行創業，從事醫師、翻譯等自由業；也有少部分或因出國、或走入家庭而無法追查下落，隱沒於芸芸眾生中。

個別來看，當年狀元多數是一般人陌生的名字，只有少數是名人，包括前中央銀行副總裁陳師孟、ＳＯＧＯ百貨董事長鍾琴；學術界有何文壽取得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企業界則有杜俊元創設華泰電子、矽統科技，並曾捐地、捐款給慈濟超過二十八億元。

學非所長

不了解自己，追隨熱門科系

但是放眼台灣，無論政壇的陳水扁、馬英九；學術界的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企業界的郭台銘、林百里，沒有一位是當年的聯考狀元（只有陳總統「摸到一點邊」——他是當年法律系狀元）。

為何資優的聯考狀元，會淹沒在芸芸眾生中，面孔逐漸模糊？

原因之一，所學非所長。「榜首一定相當資優，不可能死讀書而有這樣的成績，」師大教育學院院長，國內資優教育權威吳武典表示。至於日後成就則很難講，關鍵在於他們選擇的最熱門科系，不一定是自己最大的興趣與能力。

在台灣，除了像李遠哲在高中就立志從事科學研究，放棄保送台大醫科，一般孩子選什麼科系，多半依循社會價值而定。「成績好的先考慮從醫，其次的念理工，再下來是法商，排在最末的則是文科，」民國七十五年的北一女甲組狀元黃宗慧說。另一位聯考狀元、現任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弘祺，回憶高中時期就讀台南一中的情形：「台南一中有八○％的學生被期望從醫。」於是，資優的聯考狀元把人生道路放置在社會價值的棋盤上 。

單一舞台

台灣只給文字、數字家空間

原因二，在升學主義盛行的台灣，教育體系篩選出的「出類拔萃者」，其實只是一群「文字與數字的在行者」。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賈德納（Gardner）經過多年研究，提出「多元智能」理論。他認為，學校一直強調的邏輯數學和語文，並不是人類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例如：建築師及雕塑家的空間智能比較強、運動員和芭蕾舞者的肢體運作智能出色、公關需要很好的人際智能、作家則需要內省智能。他提出人類智能的八個範疇，分別是語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際、內省、自然探索。

以此觀點對應昔日學校成績未必第一名但已成為今日社會狀元者，可以發現他們的多元智能通常很早就被啟發，也就是所謂的環境影響力。

國際華裔名建築師貝聿銘「空間智能」的啟蒙，來自上海第一座二十六層建築。當時貝聿銘只是個上海富家少爺，每個週末都要驚奇地看著那棟大樓往上冒。「它（大樓）帶給我的興奮，就如同今日的年輕人看待登陸月球一樣，我決定這就是我所要做的。」他在傳記中這麼說。而十三歲喪母的貝聿銘，在金融巨子父親貝祖詒再娶之後，就常與祖父、叔祖住在蘇州的家——中國名園「獅子林」，中國庭園「將大自然的一切，萃取出如詩歌般的精華」，對他日後的建築風格自然產生莫大影響。

「自然觀察智能」最好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國黑猩猩保育專家珍古德，也在五歲的時候，因家人遷居鄉間以避大戰烽火，而有機會觀察到母雞下蛋。那一天，她失蹤了大半天，全家出動搜尋，等到快天黑了，她才「頭髮和衣服上都黏著稻草，疲倦的眼睛卻閃閃發光」回到家。「她剛花了五個小時蹲在不通風的雞舍裡，但結果十分值得，她完成了她的第一個動物研究。」她的母親在《大自然的女兒》一書中寫道。珍古德因為有這樣一位了解她、尊重她，也懂得引導她的母親，才能在痛恨上學的情況下，仍發展出優異的寫作能力，為日後在非洲森林高難度的自然觀察，準備了記錄與表達的工具。

在此情況下，如今在台灣社會上有耀眼成就的，許多都是日後轉換跑道的結果。

舞蹈界的林懷民與羅曼菲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林懷民大學念的是政大新聞系，羅曼菲則是台大外文系。林懷民是以「家庭革命」爭取自己在舞蹈的空間，羅曼菲則有一雙對她完全接納的父母，當她大學畢業，想到美國過兩年單純的舞者生活時，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大學都畢業了，還要怎麼樣嘛！」

羅曼菲回憶高中的生活，一心準備考大學，連下課、洗澡都在背單字。考上台大後，「兩個」羅曼菲開始在消長，一個「她」是外人羨慕的台大外文系學生，另一個「她」則快樂的流連於社團生活。「大學跳舞倒不是為了上台，而是很想知道怎麼控制肢體，把那個力量找到，對身體掌握得更多。」羅曼菲比喻，就好像她以前喜歡數學，很想把那個方程式解出來的好奇心。

後來，羅曼菲選擇舞蹈，她在美國舞團像「求道」一樣專心習舞，並拿到舞蹈教育博士學位，回台灣後擔任過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並多次在雲門擔綱演出重要舞碼；現在，她的重心則放在帶領「雲門舞集２」、「越界舞團」和教舞、編舞上。回頭看人生，台大外文系那張文憑，對她的事業其實沒太大意義。

成功條件

情緒與人事智能必備

更進一步探討賈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其實就算進入適合本身智能的領域，每個人仍然有不同的成就表現。吳武典指出，最終的關鍵是「非智力因素」。他以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推孟針對加州資優生的追蹤研究指出，情緒穩定（心理健康）、社會適應（人際關係、合作能力）、上進心（企圖心、成就動機）等因素，直接影響智力相同者的事業成就。

「最重要的是情緒與人事智能，」吳武典說，擁有這種智能的人，較能自我省察和自我肯定，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適應社會群體生活，也比較容易在社會上嶄露頭角。「可以說是成功人生的核心條件，也是其他智能的催化劑。」

然而有人考第一名，就有人考最後一名，學生學會的是競爭與對立。六十三年榜首馮賢賢就說：「北一女高中三年，同學之間完全沒有互信，前幾名的學生尤其彼此猜忌，根本沒有學到如何與人相處。」

至於企圖心，「這一項對女性最不利，研究發現，女性成就因此遠低於男性，差距高達八倍。」吳武典說。對照商周的＜聯考榜首追蹤調查＞，其中至少有八位女性在榮登狀元榜之後，在所有搜尋引擎與資料庫中，都查不到任何一筆相關資料，最大的可能是畢業後結婚生子，隱入家庭。

當科學家

需兼具三項人格特質

一般認為科學家成就與智商有高度相關，然而根據加州大學西蒙頓教授針對傑出科學家進行研究，發現他們的成功包含三個要素：強烈的企圖心、中上的智力，以及「內向性」的人格特質。

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博士，現為高盛投資公司大中華區資產管理部負責人粟耀瑩，就是一個因了解自己的性向而生涯大幅轉向的經典案例。

媽媽是教育博士洪冬桂，從小就是資優生的粟耀瑩，十六歲考上台大物理系，十九歲大學畢業前，以幾乎滿分的成績，到清大研究所修完公認最難念的量子物理學和相對性天文學；當時已連續四年獲得「朱經武獎學金」的她，「認為自己此生一定會拿到諾貝爾獎。」

二十歲，粟耀瑩進入諾貝爾獎得主密度最高的加州理工學院，研究跨生物與物理領域的「蛋白質工程」，卻在苦讀六年，做出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成果後，被指導教授收購專利，而公司的股份，她一點也沒有。

那時，從來沒有想過現實問題的粟耀瑩，發現一個加州理工博士根本不值什麼錢，此外，她也發現自己的個性喜歡和人打交道，「做研究太孤獨了」。成長過程中完全沒有商業背景的她，開始看華爾街日報，發現「原來我的性向是喜歡從商的。」

一旦發現自己真正的志趣，博士論文得到美國學術獎的粟耀瑩，立刻「壯士斷腕」，擬訂計畫積極轉戰華爾街，先後進入ＰＩＭＣＯ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麥肯錫顧問公司、高盛公司，取得她所需要的經驗與資歷，以便日後「在生物科技方面創業，或是效法巴菲特，找到好的投資夥伴，一起收購物美價廉的公司。」現在的粟耀瑩，在高盛亞洲總部負責近十億美金的業務，正朝她未來的人生目標邁進。

科學家需要內向的人格特質，那麼企業家呢？

在《商業周刊》一份＜學業與事業相關度調查＞中，就針對國內上市櫃公司負責人發出問卷，請他們評估自己事業成功的相關因素。

當企業家

人格特質比學業表現重要

總計收到一百四十四位董事長與一百八十八位總經理的回覆。結果發現，九成以上受訪者認為，他們的事業成就與「人格特質」的相關度最高；相對的，卻不到一半認為與學業表現的相關度高。

至於是哪些人格特質，輔大心理系教授丁興祥曾以傳記資料分析的方法，做過「當代台灣傑出企業家的成長環境與創業發展研究」，研究對象包括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張忠謀、施振榮……等十四位第一代企業家，這群商場上的狀元。他發現雖然他們的出生年代、學歷、產業別有諸多不同，但人格特質仍出現許多一致性，例如強烈的創業動機（具冒險性及挑戰性）、執著的信心及意志（抗拒創業挫折）、將企業視為終身職志、有團隊合作的創業精神等。

美國華頓商學院最近則和電視新聞節目「夜間商業報導」共同評選過去二十五年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領導人，葛洛夫、比爾‧蓋茲、威爾許分列前三名。節目評論道：「儘管他們的性格都不一樣，卻有個共通點——韌性。他們對事業有長期願景，並願意承受、克服動盪時局下的高低起伏。」

其實，冒險心、專注、韌性，是所有社會狀元共通的特質。在企業界如此，在學術界如此，在藝術領域也一樣。

李遠哲曾說：「我這一輩子有很多挫折，好像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挫折中掙扎出來的。如果你有很堅強的意志，現在想不出來，明天睡醒再做、再深入的去探討，便能解決難題了。」

在小野寫的《美麗的圓——李遠哲的故事》中，大學時代的李遠哲，已經決定將來要作一位傑出的化學家。大一暑假，他沒有回新竹老家，和學長張昭鼎（生前是中研院原分所籌備處主任）找了一本原文版的熱力學，輪流讀、輪流講、拿著英文字典慢慢查。辛苦的把一本書講了一大半。從那個時候開始，李遠哲就自己摸索，像探險般走進未知的分子世界，終於他設計出質譜儀，研究出分子相互碰撞時產生的反應，得到諾貝爾化學獎。

冒險性格也是，羅曼菲談到即便是一個優秀舞者都必須具備敢冒險的特質，否則在那裡斤斤計較會不會跌倒？永遠安安分份地保護自己，就沒有人想要看你跳舞，因為「舞要跳得好看，就是像在懸崖邊，快要掉下去又還沒有掉下去的那一剎那。」

偏偏這些成功的特質中，除了專注，冒險心和韌性（受挫力），通常是學校狀元最弱的一環。

社會狀元為何能超越聯考狀元？創造力研究者西蒙頓（Simonton）在他的著作《天才源泉》中，更進一步回答了這個問題：「要在學校中取得高分，往往必須在待人處事方面高度符合常規」（他指的是壓抑自我意願、興趣和感受），「而成績差的聰明人恰恰相反，他們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喊，做他們覺得有趣和正確的事情。」

聆聽自己內心的呼喊，探索自己，才能完成自我。因為「每一棵樹都跳自己的舞，唱自己的歌。」（美國國家公園之父謬爾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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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聯考狀元如今安在？

※　社會狀元贏在事業考卷   

台灣島上的人很多都得了政治躁鬱症

台灣有矮黑人或小黑人（Negritos）嗎？這原本是一個人類考古學的學術問題，在台灣竟演變成為政治問題，這正好顯示台灣內部荒謬的政治惡鬥與媒體惡性競爭的現象，其實台灣很早就有矮黑人或小黑人的傳說，在一些敘述老台灣的書中都稍有提到。此外，像賽夏族矮靈祭的儀式清楚顯示矮人的存在，高雄縣琉球鄉烏鬼洞亦有此傳說。還有，分佈在恆春半島山中的矮小石板屋遺跡也一直被懷疑是矮黑人居住的部落。

只是這些台灣的矮黑人後來絕跡了，也許是被後來的民族消滅了，或是他們被迫移到鄰近的菲律賓去了，因為今天在菲律賓諸島還可以在偏遠的山區或海島叢林中找到他們。

事實上，在距今七千年以前，矮黑人遍佈在西太平洋諸島，後來有更高文化的民族移入而急速減少。一九七二年在菲律賓科塔巴豆（Cotabato）省詩卜湖附近的密林中發現二十七名原始的純矮黑人，他們仍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我旅居菲律賓的二年中，到過很多偏荒地區探訪過不少矮黑人，可以與讀者分享。

依據人類學家劉芝田與凌純聲兩位教授的研究，認為這些矮黑人，如果根據中國史志中《諸蕃志》，實淵源於中國大陸東南部，在舊石器時代之前就被迫南遷入海，居於西太平洋諸島與馬來群島。而最近中國大陸東南部的台灣島當然是他們不會錯過的重要島嶼。

黑人，西班牙文稱之Negro，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之後看見了這矮小的黑人，遂依西文的習慣稱之為Negrito，而人類學也以Negrito來專指現存於菲律賓諸島的矮黑人（或稱小黑人）。

純矮黑人為鬈髮膚黑身高平均大約只有一公尺四十公分，但因為在與其他族混血後，有的身高相對的提高。事實上，我們在菲島也會發現黃種直髮矮小種族，以及另一種近似巴布亞人的矮小人種。據此，菲律賓大學將矮黑人分為下列三類：

1.純種小黑人（Ture Negri-to）：縮毛黑膚倭身。

2.原馬來人（proto-Malayan）：直毛黃膚，有較濃的蒙古系血統。

3.古澳型倭奴（Australoid Ainu）：介於原始澳洲與日本愛奴（現居日本北海道）的混血種，亦有稱其為Australoid矮黑人。

探訪純種矮黑人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在嚮導的引領下，到中呂宋的山巴利斯山區探訪了純種的矮黑人，穿著現代盛裝（牛仔服）迎接我的酋長身高不及我的肩膀，我生平第一次感覺自己是長人、巨人。因為我是陌生人，我的四周皆有荷槍的矮小戰士警戒，等到他們弄明白我們來意，並贈上禮物之後，孩子們、婦女們才相繼出現，看著那麼多小黑人，好像自己正在非洲似的。

這個部落已懂得農耕，但所生產的食物仍然不夠吃，婦女有一部分勞力仍使用在山中尋集野生植物，例如野芭蕉的嫩莖花苞、野果、蘑菇……等。

過去這一族被政府認為屬於比較好戰的一系，而被政府軍驅入山中的保留區，後來菲國新人民軍叛亂，菲國政府軍一方面拉攏他們，一方面讓他們可以自衛，所以他們擁有火力不錯的槍枝。

一星期之後我到中呂宋的達拉克山區的另一個矮黑人部落，這裡的矮黑人與先前拜訪過有些不同，他們顯然混了一些黃膚系的原始馬來人的遺傳。這個部落也懂得耕種，但狩獵、野外覓食仍是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男人善於製造與使用弓箭與槍枝，越戰期間，他們很多位擔任美軍部隊的叢林戰的教練，越戰結束後回到這裡，以打野豬、雉雞過餘生。這個部落與戰爭似乎特有緣，他們在二次大戰期間也與日軍交過手，他們的樹下仍然可以看見日軍的鋼盔與舊機槍。

數日後，我從馬尼拉搭夜行長途巴士到達呂宋島東海岸的奎松省（Quezon）英凡達鎮（Infanta）北邊近海岸的山區，去拜訪了另一種矮黑人，他們應是屬於古澳型矮黑人及混有一點其他型的矮黑人，他們棲居近海，所以水底射魚功夫極好，可惜我到的時候正是風季，海浪滔天，他們無法下海獵魚迎客，但特別為我舉辦了他們的歌舞迎賓。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從馬尼拉渡海到巴拉灣島，進入中北部叢林去探尋越來越稀少的巴達克（Batak）人，他們被人類學家列為純種的矮黑人，他們仍是叢林遊獵覓食的民族，我們只找到一個家族，女人仍然裸露上半身，她們負責叢林野生食物的採集以及釣溪魚，男人負責狩獵，主要以陷阱來捕捉獵物。

民多羅島上的互動

直髮黃膚的原始馬來矮人我則是在民多羅島上見到，我在民多羅島近兩年的叢林生活中常與他們有互動，但他們很多已經融入或混了莽遠族的血統，但我仍能從他們矮小的身材認出他們的家族。他們雨季時會聚居成小部落，旱季則在叢林中過著採集移棲的生活。

至於台灣最早的矮黑人到底屬於哪一型還有待考證，也留給讀者很大的想像空間，我個人認為有的被迫離開台灣到馬來群去，有的被後來移入文化較高的民族滅了，有的可能融入平埔族中，因為我在平埔族中也發現身高很矮的家族。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明白，我們不管是哪一族，基因上是沒有多少差異，都是源自同一系的祖先，只是因為分居各處久了，為了適應當地的氣候環境而有些不同的外在演化，認知這點之後，我們才可能體會與做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包容與和諧，台灣才不致有種族之分，更不會有本省外省之爭。

　　我平日習慣一邊吃飯，一邊看報，因為吃飯時，口在忙，手在忙，但是眼睛是閒著，邊吃邊看的話，全身器官都不浪費。所以我一向是充分利用時間，嘴在努力增加我身體的營養，眼睛在努力增加我大腦的營養。那天，正在啃饅頭時，眼睛在聯副上突然掃瞄到「黃春明」三個字。黃春明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因為他擇善固執，為理想，有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所以我立刻集中注意去讀他的東西。讀完，難過得不得了，連嘴裡的一口饅頭都忘了咀嚼。天下想要自殺的孩子都應該先來看一看這篇〈國峻不回來吃飯〉的小詩。看看一個作爸爸的人如何用日常生活的語言輕描淡寫地說出心中無可言喻的痛。我小時候看〈販馬記〉李奇哭監時，有一句「人生三苦：幼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子」。黃春明不老，但喪子之痛不論任何年齡層的感受都一樣。這篇文章是生命教育最好的材料，真該收入國文課本，讓所有孩子都讀到。

　　詩一開始說，「國峻，我知道你不回來吃晚飯，我就先吃了，媽媽總是說等一下，等久了，她就不吃了，那包米吃了好久了，還是那麼多，還多了一些象鼻蟲」。不知道的人讀起來沒什麼，完全是爸爸在跟兒子說話，但是知道的人，悚然一驚，因為國峻用他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是永遠不會再回來吃飯了。爸爸比較能接受事實：知道你不回來，所以我就不等你，先吃了。媽媽卻是無法承受這個打擊，滴水不沾，家裡的米不但沒少，放久了，還變多了，多了些象鼻蟲。看到這裡就讀不下去了，可憐天下父母心哪！

　　再下去，「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她就不想燒飯了，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媽媽什麼事都不想做，連吃飯也不想。」孩子不在了，作母親的也就沒有燒飯的慾望了。大部分的中國母親都是為子女而活，挽著菜籃上市場時，想的都是孩子愛吃什麼，先生愛吃什麼，所以爸爸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是為兒子燒飯的，兒子不回來，媽媽就什麼事也不想做，連飯也不想吃了。我想起我要考大學聯考時，我媽媽很擔心我會在考試時生病，影響考試成績，那時台灣還沒有冷氣，夏天天氣熱，晚上都是開電風扇睡覺，母親擔心我吹電扇不蓋被會著涼，所以一直交代要蓋被，因為她先睡，我後睡，所以母親常常晚上睡一睡爬起來看一下，有時我還沒睡，專心做功課時，會被背後突然出現的聲音嚇一跳，忍不住抱怨，叫她不要管我，母親總是說「媽媽生下來就是要管你們的」。看到黃春明的詩才了解，的確，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了孩子忙的，沒有孩子，也就沒有了人生目標，什麼都不想做，連飯也不想吃了。

　　第二段說「國峻，一年了，你都沒有回來吃飯」，口氣有點哀怨，如果一個兒子一年都不回家吃飯，父母是要埋怨的，可是誰想到國峻去的是一個有去無回，不可逆轉的旅程呢？「我在家炒過幾次米粉請你的好友」，黃家的炒米粉是有名的，「來了一些你的好友，但是袁哲生跟你一樣，他也不回家吃飯了」，這麼輕描淡寫的幾個字「不回家吃飯」，讀起來卻是這麼的傷痛。「回家吃飯」一向是歸屬感的指標，八○年代在美國看過一個片子《歸心似箭》，一個傷兵脫了隊，千山萬水就為回家，家的吸引力比地球磁場還強。不回家吃飯了，不是不想回家吃飯，而是再也回不來吃飯了。自殺的朋友，在投環的那一剎那，有沒有想過再也不能回家吃飯了呢？

　　「我們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就沒有等你，也故意不談你，可是你的位子永遠在那裡」，一個永遠是空的位子，父母是觸景傷情，怎麼吃得下飯呢？朋友笑他愛吃醋，飯菜都加了醋，黃春明說「天大的冤枉，望著那個空位，叫誰不心酸？」兒子永遠地不能回來吃飯了，山珍海味，對父母來說，吃到嘴裡都是滿嘴的辛酸。看到這裡，國峻，我想拿大杖揍你，你怎麼可以對你的父母做出這種事呢？你難道不知道死者已矣，生者長戚戚嗎？你何忍讓你的父母身受這種思念的煎熬呢？要知道那個心中的空位是沒有人可以替代的。

　　所有動過自殺念頭的朋友，請把這首小詩剪下來，放在你的皮夾裡，當你想做傻事時，拿出來看一下，你以為你瀟灑地走了，你沒有。相信我，你沒有。

When I was growing up in America, my family often hugged each other. Hugging was a way for us to show our love for each other. Whenever I wanted something special from my father, I would always first ask, "Dad, can I have a hug?" I knew that with these words I could melt his heart. After a hug, he was willing to do just about anything for me.

種在窗檯的三顆柚樹籽，陸續抽芽長成小樹秧，前幾天我把它們移植到陽台的瓦盆裡，兩棵的葉子油綠綠如銅錢大，成品字形，一棵的葉片則長了五枚如指甲蓋般大小，個頭稍小，很像一對父母帶了一個小孩。    這三顆柚樹籽是年前在山上從師父手中拜領的福田善種，當天去到山上已經黃昏，師父斜披暗紅袈裟，頭戴呢帽，在面海的露台講了一些生死、皈依的話，我和紅媛含淚聆聽，已在教會受洗的康兒也恭敬地向師父行禮，在腕間繫上師父送的硨磲。下山時，師父用裝了土的小玻璃杯送一人一顆柚樹籽。柚為嘉木，古詞賦裡常與橘樹並稱。

我用心地澆水，放在窗檯，接受陽光空氣，不必刻意就看得到它，從長出白色的根鬚、發出綠芽、破土，一棵、兩棵、三棵，時有目睹生長的欣喜，但更多時候望著三棵綠苗卻有忍抑不住的傷心，原來應有四棵才對啊，應該是一對父母帶著一雙兒子，但如今邦兒卻已先離去，才二十一歲的一個大孩子，魂留異國，以至於我們能收下的種籽就只能是三顆了。

邦兒之意外，強烈衝擊到和他一起在國外念書的哥哥康兒。他半夜從艾德蒙頓打電話回來，聲音發著抖：「爸爸，你趕快來！」一向堅強的他那一刻脆弱得亟需一根支柱，只因弟弟剛從高速公路事故現場被送到醫院，經電擊回復心跳，昏迷指數三，正在瀕死掙扎。

我越洋趕去，直奔醫院。紅媛從落磯山脈西邊友人處早我一步到達。邦兒躺在加護病房床上，沒有知覺，他一百八十三公分，兩隻長腳頂住了床尾。病房只有呼吸器幫浦的聲音，每隔一至五秒不規則重重喘氣一次，床頭右邊的儀表顯示心跳、血壓的數字與曲線圖，我捏揉他手腳時，數字一度上升，突然指針劇烈跳動兩下，像是心情激動，我猜他是做了噩夢，在一個不醒的噩夢中做的噩夢。邦兒的腦子還運轉嗎？我凝望著失去知覺的他，脆弱地相信他如為電腦修補程式一樣，現在，正潛心為自己受傷的腦子進行修補，雖然極為艱辛，但有不死的腦幹，他會活回來，活回活蹦亂跳的樣子。

每一扇門都要靠自己打開

護士在他兩脅之下放了冰袋，體溫緩緩從三十八點六度降了零點三，雖只零點三，總是降了。護士說，腦子失去控制，體溫因而無法調節。邦兒閉著的眼皮有時會往上翻，露出一線眼白，一會兒又自行閉上。我在他耳邊斷續輕呼他的小名「邦邦」，講他小時候的事，講他到加拿大以後感興趣的事，也講他自行打工完成買車的壯舉。

    當年我要送他們兄弟倆到艾德蒙頓念書之前，選在嚴冬全家預先走了一趟。艾德蒙頓在洛磯山脈以東，是亞伯達省的省會，從溫哥華轉機需一個半小時，一年有近半年的時間下雪，最冷可以冷到攝氏零下四十度。一九九六年初，我們一家人的初旅就碰上零下三十九度嚴寒，地上結冰不小心會打滑，室內有暖氣不成問題，但在室外即使戴了手套、毛帽、圍巾，裹著厚厚的衣物，仍感鼻息凍住，血液遲滯，眼珠發麻，頭顱隱隱作痛，待不了十分鐘就會變成冰人似的。

照道理，溫哥華從台北直飛就到，不須轉機，氣候四季怡人，應是首選。相較之下，艾德蒙頓酷烈得多。但聽朋友說，小孩若送到溫哥華，父母不在身邊，容易與華人子女群聚貪玩，好逸樂而學不好英文。

「可以嗎？」我問孩子，半年後就要送他們來「自謀生活」，如不能適應還可以另作考慮。

「可以。」他們回答得十分沉穩。那時邦兒才十四歲。

暑假過後，兩兄弟住進了住宿家庭。康兒讀過高中，英語能力較強，邦兒只是初中生，沒有經過ESL課程（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訓練就坐進加拿大中學教室，環境陌生、規矩陌生，起初一定是什麼也聽不懂，想說又無法表達，真不能想像這「起初」到底多久？我和紅媛回返台灣，投入忙碌的工作，只靠電話問詢，其實並不太了解他的心理。

邦兒是晚發育的，他離開台灣時只有一百六十一公分，在艾德蒙頓正式生活的第一個冬天，有一次他的單車絞鍊，拖不動，他扛著它走回家。又一次上生態環境課，他脫隊，在雪林中迷了路，幸好天黑前爬上一座小山頭才沒有闖禍。孤單的他適逢teen-age生理狂飆期一定有滿肚子鬱結難解，否則不會在學校電腦課將開機密碼嵌入fuck這字。獅子座的他為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必須先忍受異鄉拘禁的牢籠，每一扇門都要靠自己打開。我很慚愧只給了他物質的需求，並沒有給他心靈的依靠，任他自己摸索，而今我與他貼身相處，已然是在醫院。他健美的身體躺在白色病床上，頭身成黃金比例，天哪，多麼強壯的一個男孩竟招來了死亡的覬覦！

雪地裡決然的背影

他的床頭掛著康兒胸前摘下的十字架，我把自己脖子上的天珠取來放他手中，連日喃喃在他耳邊講著沒什麼頭緒似乎只為自己打氣的話。醫生說七十二小時是昏迷者的關鍵時刻，如果七十二小時未醒來，情形就不樂觀。翻過六月六日那晚，就是他與死神正面遭遇的另一道關口。我覺得他好累，好累，躺著一動不動，像一尊石化的獻體。

很久沒有這麼近距離凝視他，多肉的耳垂，筆畫工整的雙眉，豐腴的面頰，平時略嫌瞇起的眼睛現在閉住，睫毛像一排小草反顯得特別密長。春天雪猶未融時，我曾來探望過他，那是三月，學校功課正忙之際。臨別前一晚，我們在住家附近的日本館子用晚餐，以往用過餐後，會轉往校園附近那家小酒館喝點啤酒，繼續天南地北地聊。兩兄弟都是大學生了，可聊之事真多，有時不談什麼特定話題，只開開玩笑東拉西扯一番，但那天邦兒有一電腦程式的作業尚未解答，他顯然遇到困難，午後從學校回家坐在電腦桌前兩三個鐘頭無解，那餐飯他吃得悶悶的。我與康兒相偕去小酒館時，他猶豫了一會兒，決定一人先回家。站在積雪盈尺的空地他和我揮手，我有點不忍，有幫不上忙的悵然。自從他有了方向，就有了人生的負擔，我感覺他已收起玩心，確知自己要走的路。我在雪地望著他決然的背影，為前一年沒去參加他的高中畢業典禮而暗嘆了一聲。連他自己為畢業典禮添置西裝領帶、拍照，我也沒多讚美兩句，想來那時對他在高中多蹉跎了兩年是耿耿於懷的。邦兒交過好幾個洋女孩，歷練過一齣齣不被祝福的愛情戲，他自己可能並不明白個中緣由，也無意獲取別人的認同，脾氣好的時候他的口頭禪是：「是喔？」?吨l拗起來則說：「我有自己的想法。」也許太小就出去獨立面對世界，適應的艱辛點滴在心頭，他特別同情弱勢者、失敗的人，以至於我老懷疑那些不再升學的朋友是不是好的朋友，「你交的朋友是什麼朋友？」當年我皺著眉質問過。我想他一定曾經輕視很多父母所代表的主流價值的思考，他形諸於外的叛逆一直要到進了大學才和緩下來。

最後與邦兒交談

也是我最後與他交談的去年春天，他跟我談了多年來唯一的一本文學作品，卡繆的《異鄉人》。他念的是英文本The Outsider。有一次，他想去一家離家近的咖啡館打工，但咖啡館並不缺人，無意中與店家聊起閱讀，對方問最喜愛的小說是什麼，他回答說《異鄉人》：莫梭、母親死了、與女友約會、阿拉伯人、太陽、連開四槍……等等，兩人越談越投契，對方是個卡繆迷，最後改口願多雇一個人。那是邦兒高中階段的第一個工作。他怎會讀懂那書而且成為最喜愛的書？是異鄉的孤獨體會，索然無味的生活感覺？還是對荒謬、疏離的抵抗？我竟然沒多花點時間追問，而今已來不及了，來不及了解他的生活圈子究竟有什麼否定、有多少失落。

高中畢業那年，他輕描淡寫提過買車的願望。「住在校園區，到城裡有地鐵，哪需要買車？」我說。全不知車子在當地年輕人心目中會是獨立工具的象徵。等他自己省吃儉用加倍打工，買下一部破舊的車子，他才告訴我：「買車是我的夢。」

早晨五點天亮，我看著透過窗帘縫隙斜射進病房的陽光，一吋吋從邦兒的床頭移向床尾，在「南無觀世音菩薩」的唱誦聲裡，我向菩薩叩求：「救救頎真，救救Russell，救救邦邦！」這三個名字都是邦兒的名字，菩薩您要救哪一個？

上午八時許，台北來電話，說有通靈者言，九時邦兒會醒來，數字具體，家人一時皆陷入忐忑不安焦心的等待。他的手腳有點冰冷，我和紅媛一直去握去搓揉：「邦邦，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好起來……」邦兒偶爾會張一張眼，但眼珠子一動不動像靜止住的夢魘。我用吸管把他口腔中含著的口涎吸乾，突然看到他翕張的嘴露出一抹笑意，極為瞬間卻至為明顯。我抬頭看心搏的儀表九十四，血壓器舒張壓一百二十，收縮壓六十一。這是他要醒來的前兆嗎？他為什麼而笑，是身體得到片刻的舒適或是夢見了什麼？也許正開著築夢的紅色跑車奔馳在熟悉的路上？

但九時邦兒未醒。十時邦兒未醒。其間雖然眼皮動過，醫生說只是我們揉捏他身體的反射動作。我到病房外給在台灣的大弟打電話：

「奇蹟沒有發生……」

「唉。」大弟也很頹喪，他給了另一個說法：「師父說邦邦原是玄天大帝身旁手持七星杖的龍天護法，前來塵世歷桃花劫，現在時辰已到，又要回玄天大帝座前……」

我知道我真實的悲哀才正要展開。少掉的永遠少掉了！窗檯上的三棵柚樹不可能變成四棵，少掉的那一棵怎能忘記，但只能種在黑夜點著燈的心裡，種在遙遙思念著的天涯。天涯，那是更遠的異鄉啊！

是這樣嗎？那為什麼要來騙我們一遭，一騙騙了二十一年？紅媛哭了。我跟邦兒說，等一會二姨媽要來，他很親的二姨媽要來，他胸口抽動，左眼角溢出了一滴淚。他果然聽得到我說的話，知道紅媛──他的母親的難過嗎？兩年前他原想讀建築，並且許諾，也給我們建一棟房子。他說：「我已經想好了設計圖。」    「我們隔一個block住就好。」紅媛說。

「不行，那樣太近了。」邦兒說。

「離遠了，家裡很多東西壞了，我們不會修怎麼辦？」邦兒擅長修理家用器具，前次回台北修過咕咕鐘、電腦、錄放影機，沒有難得倒他的事。

「我就住隔壁城市，」他調皮地說：「你們只要打一通電話，我就過來。」

那是母子共擁的憧憬，未來的藍圖，互不干擾而能關心照應的光景。

奇蹟未能發生的第二天，情況轉壞了，邦兒每隔二三小時即劇烈抽搐一次。我們極為驚慌，不知怎麼一回事。名叫Shirley的男護士婉轉解釋，之前一直使用鎮定劑以免病人抽搐，前一晚刻意停藥，不再強力壓制抽搐，讓家屬知道病人的痛苦。我問一度上升至七的昏迷指數難道也是假的？Shirley說那是醫療團隊安慰家屬的「慷慨指數」。我們求見醫院的腦科權威，腦科醫生說：「如果我是他，我不要你們再救！」我說，他也許會像在英國火車撞擊中受傷的劉海若那樣醒來，醫生說：「情況不一樣，希望低於百分之零點一。」邦兒腦部缺氧超過一小時，醫學救治一般只容許在十五分鐘之內。「如果不是他年輕，身體很好，心肺極強，當天就走了，不可能再恢復心跳。現在，他每抽搐一次，腦部就受極度煎熬一次，」醫生露出悲傷的眼神說：「情況越來越差，腎臟已開始壞死，接下去一個個器官都會出問題。」

從祈求邦兒康復，到只要求他活著能料理基本生活，到終於不得不思索天意為何？做父母的節節敗退。困憊至極時我打了一個盹，夢見在街上遇見邦兒，相偕回家，心中竊喜誰說邦兒出事了，這不是好好的？我不敢多問，小心翼翼地和他一路走一路聊，他聽說媽媽想挑一個PDA，就從包包裡拿了一個說給媽媽，我說這不是你用的嗎？他說沒關係，我還有一個舊的。我看了一眼說，舊的給我，新的你用。邦兒說不要不要，一直推讓，說著說著已走到家。他想洗澡，我說好。他去了一個像是公共浴室的地方，不久卻見人急跑來叫我說邦邦倒在浴室，我心想要來的還是來了終於躲不過。邦兒裸身躺在地上，眼睛閉著，我靠上去喊他，他低聲說：「爸爸，我好累喔！」我說：「好，好，那邦邦好好睡睡……」驚醒時我說與紅媛聽，會不會是邦邦藉夢境來告訴我們：本來在出事當時就該走了的他，怕父母驟然失去愛兒難以承受，多陪了這麼一段路、多留了這幾天，但現在實在太累，他要離去了。我摟住紅媛，眼淚嘩嘩嘩直流，決定讓玄天大帝座前的龍天護法回駕去吧。原來昨日的歡喜等待只是空歡喜，就像前一日還晴陽普照，六月八日一早卻溫度急降，飄灑起雨。原來人生的歡會，也是假象一場。 

我們很想你

醫生說若不再做侵入性治療，按照邦兒目前的身體狀況，呼吸穩定，可能拖三天、一個星期，也可能兩三個月，但他提醒需預作後事準備。由於邦兒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我說依母親的信仰，醫生點頭，登記在紙上，並同意我們可以待在加護病房至最終。踩著沉重的步子回到病房，面對日益茫然的未來，正想商量長期陪病的安排，突聽到一縷樂音，縹緲似自遙遠傳來，卻又清晰就在耳畔，遙遙襲來的哀傷中透露著慈悲寧和的禮讚，啊，是梵唄，我納罕：「外國醫院真體貼啊，才聽說信佛，就播放佛樂。」抬頭四下張望擴音器在哪？白牆白頂的病房，沒有任何擴音設備，然而聲音究竟從何而來？我問紅媛，她先是說沒聽到，約半分鐘後低聲驚呼：「我也聽到了！」我不是會生幻覺的人，此梵唄太不可思議，紅媛二姊也在床邊，卻絲毫無聞，她露出訝異的神情。我們相信這是佛菩薩要來接引邦兒了。

難捨而必須捨，是人生艱辛的功課，對邦兒尤其是。他有摯愛著他的親人，還有一大群好同學，華裔的以及白人、黑人，大約二十位放下了手邊的課業與工作，David更剃了光頭許願，大家一起排班在病房守護。加護病房通常只容許兩人進入，這群大孩子盡量把時間讓給我們，他們在外頭的休息室等候，日以繼夜，沒事打打橋牌，睏極了身體就歪七扭八地掛在座椅上。

一度他們十分錯愕，哭紅了眼，以為我們聯絡慈濟的師兄師姊，是準備提早放棄救治，他們數度派代表，聽過醫生的病情分析後，才無奈地接受邦兒可能永遠不再醒來的現實。他們抱頭痛哭，打電話通知已去溫哥華、芝加哥念書的同學也趕來。我對他們鞠躬致謝，他們總靠上來抱一抱，拍拍背，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叔叔不用謝，應該的，Russell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David說他夢見邦邦，在他們常去的那家酒吧，光線昏暗，同學坐在一張張高腳椅上，邦邦推門進來，David說：「我們很想你。」邦邦說：「我也很想你們！」

最後兩日。護士如常給邦兒打針、注射不教血液凝固的藥劑，以導管餵食，擦洗、翻身，邦兒仍如常地呼吸，只胸口顫動的頻率加劇，排出的尿色愈見深褐，怵目驚心。陽光如常地從窗縫透進一細縷，先照他頭臉，再照他肚臍、腳。邦兒並沒有要離去的徵象，他仍然用力地呼吸著。明知即將捨去而未能逕即捨去，邦兒撐得十分辛苦。他是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嗎？我去他的住處，房間整理得清清爽爽，桌上攤開的是我無從理解的數理方面的課本與作業，比較不尋常的是抽屜裡藏著許多姿態各異的龍畫。不知邦兒是在什麼情況下畫的龍，我想到大弟講的龍天護法下凡，龍是他的生命嗎？闖禍的紅色跑車停在大樓旁邊空地上，車身無損，車子的主人呢，還能不能健在？

天涯是更遠的異鄉

朋友帶我去看幾處喪禮的場地。我急匆匆趕回醫院時，紅媛已和邦兒說了，我們決定替他捐贈器官，但她一說完話，看到邦兒眼角流下淚來，又震懾住了：「對不起，邦邦，不是爸媽不要你了，爸爸媽媽希望你放心跟著菩薩走。如果邦邦不願意，沒關係，等一會兒叫爸爸再和邦邦商量。」紅媛要我與兒子說過，再去會晤醫生。我於是在邦兒床頭輕聲道：

「我們知道邦邦非常愛朋友，邦邦一定願意把愛朋友的心轉而再去愛更多的人。爸媽求菩薩保佑邦邦活下來，不管情況多糟，爸媽願意一輩子陪伴邦邦，照顧邦邦。但倘若菩薩一定要把邦邦接走，邦邦現在就要把自己的身體保護好，這樣才能把有用的器官留下來，捐出來。不管邦邦怎麼決定，爸媽都全力支持。」

我和紅媛去見醫生前，邦兒原本暗紫的肌膚回復正常顏色，冰冷的手腳變軟變暖，一副放心放下的樣子。我們去簽捐贈器官的同意書，病房只留康兒一人守護。

醫生說邦兒停止過心跳、呼吸，因此能捐的只剩下眼角膜和皮膚組織。剛溝通定細節，突然就見康兒疾奔而來，氣促地喊叫：

「弟弟要走了！」

我們趕回病房，把守在醫院的邦兒的同學也都找齊了，美玉師姊祭出法器，引導大家長音唱唸「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邦兒的呼吸漸弱漸緩，但始終和暢，我全神注意他胸部的起伏，艾德蒙頓時間六月十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兩位生養他的白髮人為他覆上往生被。他呼吸何時停止，圍繞床邊的人都不甚清楚，但大家親眼望著他平靜地走完最後一程，距離我與他最後溝通捐贈器官時，不到一個鐘頭。他終於放下塵世的父母，放下一群死生好友，跟著菩薩去了。

四天後我親手按下火葬的按鈕，轟一聲，目送他形體化去像紅蓮被接引到西方。

紅媛在艾德蒙頓的佛光講堂為他立了一個長生牌位，康兒寫了一張「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的卡片燒掉。做完頭七後我捧著他的骨灰罈回台灣，帶他回到他讚嘆過的無生道場，安厝在聖山寺的生命紀念館。他的眼睛仍然注視著這世界，他的肌膚仍然體貼著這世界，他的生命慈悲歡喜並未中止。唉，今生做不成的父子，來生再做！許多次，我黯然開車在台北街頭漫無目的地逛，車裡大聲播放邦兒喪禮上同學演唱的那首〈天堂之淚〉（Tears In Heaven）：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You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我知道我真實的悲哀才正要展開。少掉的永遠少掉了！窗檯上的三棵柚樹不可能變成四棵，少掉的那一棵怎能忘記，但只能種在黑夜點著燈的心裡，種在遙遙思念著的天涯。天涯，那是更遠的異鄉啊！

※寫於二○○四年邦兒逝世周年前夕

【１】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裡，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裡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裡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黨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２】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裡？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裡，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凌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３】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盡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４】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裡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事件今昔

「六四」轉眼已十五個年頭，那駭人的一幕幕始終揮之不去，但友人告訴我︰今天北京城內已換了場景，當年坦克集結的公主墳變了容貌，群眾濺血的南池子上了新妝，至於天安門廣場上則舖了如茵的綠草，襯托著前方歷經七百年興衰卻不動如山的紫禁城。

不過，天安門事件的受難家屬仍持續向海外寫信控訴，去年因為公開SARS疫情受到海內外敬重的蔣永彥醫師，則不斷呼籲為「六四」平反。當年陪同趙紫陽到廣場探視學生的溫家寶，如今已貴為總理。雖然他重申中共中央已對「六四」做出結論，不過語氣神色已由其先前的肅殺轉為安撫。至於李鵬，原本在回憶錄中重提此事，以澄清自己的歷史角色，但此書遭中共中央阻止出版。六月一日，中共外交部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為「六四」定位，雖然不再像九十年代直呼「六四」為「反革命暴動」，但實質上仍然沒有真正的反省。

 兩岸民主對話的必要

十五年來，英九每年必定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今天，希望藉這個機會與大陸愛好民主的朋友們進行對話。首先，我們在台灣看得很清楚，你們幾乎都走過充滿烏托邦激情的青春歲月，不斷摔跤，又不斷追尋。直到今天，你們仍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批判眼前的政治迫害，包括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對言論自由的箝制，最近被判五年徒刑的旅美民運人士楊建利，就是顯例。你們也提出開放各級公職人員普選的主張，同情香港人民的民主要求，並且為台灣可貴的民主經驗辯護，認為那為全體中國人帶來了希望。此外，我們也認識到，今天大陸主流知識分子的民主見解已經超越了過去，體會到單憑更替上層建築（如憲法和權力結構）是無法實現民主的，民主的本質是包容異見的生活方式，是需要政治人物長期正面示範才能養成的生活方式。最近大陸學界興起了一場辯論，究竟是魯迅的疾風暴雨還是胡適的春風化雨更能真正去除民族的陋習，更能符合善良心性的長期培養？因此多數知識分子主張︰大陸民主化固然百廢待舉，現階段應先推動法治建設才有助於長遠民主政治的實現，也才是務實的作法。

 台灣民主的成敗經驗

在此，英九也願回顧台灣的民主經驗。台灣在定期選舉、新聞自由與政黨輪替方面上，確實比大陸先走了一大步，但是這一次總統選舉卻暴露了許多的問題︰民眾情感被撕裂、行政中立被扭曲、在上者視法律為無物等等。事實上，我們已經聽說，台灣這次大選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民主憧憬是一大打擊，不少人信心動搖了。在台灣，我們當然失望，但不絕望；我們當然灰心，但不死心。所以，我們要說，請你們不要動搖，因為台灣還保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對民主仍有絕對的信心，對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酖司法酖也還有高度的期待。我們正認真檢討到底問題出在那裡？在過去好幾次選舉中，英九被對手高分貝地罵成「新賣台集團的棋子」或「香港腳走香港路」，彷彿頸上被掛了牌子拖到群眾面前批鬥，批鬥者同時又嘶喊著「自由」與「人權」（最近又加上「深化民主」）。當時只覺得那是對手個人的失言，不過當這一次同樣的嘶喊鋪天蓋地而來時，英九有了更深的體會。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文化竟然輕易地被煽動憎怨的口號所擊敗，以致沒有能力在殺氣騰騰的民粹操弄中看見威權的再現。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它發生，卻沒有能力阻止。我們必須反省：是否因為在野陣營在國家願景與民主論述上並未提供更好的選擇，而在面對嘶殺聲時無力反制？  

權力制衡的必要

這裡，英九要先為目前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講一些公道話。民進黨從在野時代的「黨外」起，確有許多為民主理想奮鬥犧牲的志士仁人，從受到誤解扭曲到受到尊重信賴，從而取得了今天的執政地位。不過我們也要強調，早年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也曾都有為了自由的信念獻出生命的前輩，不過執政後卻也都曾出現嚴重走樣的現象。這意味著，真正的民主檢驗不僅在於在野時期的奮鬥資歷，更在於取得權力之後對待異己的態度。歷史上，國、共兩黨都曾把政治對手當敵人甚至叛徒看待，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共當局迄今猶未改變。令人詫異的是，最近台灣的執政者似乎也嘗試跟進：大選後一週在街頭抗議選舉不公與真相不明的合法集會，竟被說成是「七日流產政變」，就是一個令人警惕的信號。這便有賴於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制衡，這個機制的哲學設定在對權力的不信任，任何當權者不管有何等輝煌的過去，都被自動當成潛在的濫權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與監督。正因為缺乏有力的制衡，我們才會看一些曾為民主奮鬥人士在取得權力後往往出現向人民討債的傲慢，並萌生一切歷史從他開始的飄飄然，從而想自己量身制訂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人類近代史中，所有的獨裁者最早幾乎都是清新的改革者，?o個變化有著類似的過程。所以強化對當權者的制衡與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法治建設首先就是在要求政府的施政必需恪守憲法與法律，政府帶頭違法等於是鼓勵民眾玩法，這正是今後台灣在野人士自我警惕的監督目標。近年來我們還學習到，制衡與法治不能建立在仇視和對立上，因為那會破壞基本的理性與責任，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困境，反在客觀上助長玩法濫權所需要的情緒操弄，造成反效果。

 民主是競爭 不是鬥爭

這便是我們清楚的信念︰雖然民進黨心口不一的兩岸政策，是台海安定重大變數，但民進黨並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在民主跑道道上平行競爭的夥伴。未來四年，台灣可能面臨憲政體制的重大變動，我們並不畏懼這樣的挑戰；相反地，我們將做好必要的準備，在歷史傳承、民主內涵、本土價值、文化認同、憲法精神與政治現實等所有領域上，與民進黨進行重要的辯論。我們將努力在理論與實踐上提供正面的價值，既不著眼於選票，也無關辯贏辯輸的問題，而是透過一場又一場高素質的辯論過程，建立台灣公共政策辯論的理性文化。英九相信，一個具備理性、法治、責任等素質的民主台灣是絕不可能閉塞自己的心靈，絕不可能把自己帶入險境的。  

兩岸民主的前提是和平

此外，我們也將以同一個標準來面對海峽兩岸關係，我們期待與大陸的朋友在歷史、現實等課題上進行對話，我們雙方雖存有歧見，但仍應共同促進兩岸的民主與和平。最近香港直選特首的提案被否決，使得中共原先對港人的承諾跳票，也使得原先就違反台灣人民意願的「一國兩制」，更失去了最後一點說服力。在此，英九要鄭重呼籲，大家對民主還是要有信心；同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請你們都不要支持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因為戰爭只會激發人性最醜陋的一面，招來見獵心喜的野心家，留下無法彌合的傷口；相反地，我們可以共同扭轉局面，各自進行長期的民主建設，讓後代子孫感念我們，而不是責備我們。

「六四」終將平反

最後，在「六四」十五週年的今天，英九堅信「六四」未來終將獲得平反，因為沒有一位當政者願意或者能夠背負血腥鎮壓的沈重包袱（十多年來，國民黨政府誠心平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案件與「美麗島事件」的努力，可供參考）；相反地，為「六四」平反將成為重要權力的來源，因此只要權力生態具備，「六四」就有了平反的條件。然而這正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身為民主的象徵，「六四」絕對不能只是「權力的來源」，我們在確立人權價值的同時，也將與你們共同追求長治久安的民主文化。近年大陸有「和平崛起」的主張，英九以為「崛起」並不必然代表受人尊敬，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生命力來自於讓人欣賞喜歡，而不是讓人害怕厭惡。「和平民主」才將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成就，也才是兩岸趨同的歷史選擇。

暮春初夏，豔陽下的台北城已經一片燥熱。

四月二十七日這天下午，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勤樸樓的禮堂內，八十張小黑板一一架起，等待一百五十六名考生分批接受「板書」檢定。

鈴聲響起，只見全場考生執起粉筆，掄起板擦，開始照著考題──一首五言律詩，又寫又擦的奮戰。十分鐘過去，卻還有人緊張得連這四十個字都沒抄寫完。

「老實說，這次辦理國語文會考和板書檢定，是被逼的，」主考官語文系主任馮永敏忙著四處巡場，一句句清脆的標準國語中，透著無奈，「現在家長學歷高，去看孩子上課，第一個就是挑老師的錯字，不然就是嫌老師字寫得醜，一下就打破他的權威。」

同一天下午，台北新店溪畔的世新大學後校門口，中文系同學擺了一個糖葫蘆小攤子，一支支由草莓、小番茄、芭樂串起，裹上晶瑩糖衣的糖葫蘆，分別象徵愛情、單戀與友誼，生意十分興隆。一位長髮女孩在教室門口接到一支草莓糖葫蘆，小卡片上的詩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映入眼簾，她臉上的笑靨，比糖葫蘆還甜。

「這個禮拜是學校的中文週，我們從禮拜一開始辦各項活動，至少讓中文變成學校的焦點，引起同學的興趣，進而形成風氣。」中文系系主任洪國樑說。

有鑑於大一學生的語文程度普遍低落，台中的東海大學中文系從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立「大一國文教學改進委員會」，打算縮小班級人數，以加強學生的寫作訓練。

儘管方法不同，這幾所學校的目的卻是一致——搶救中文。

現象 國文能力差，作文甚至連題目都不懂

「很多人說我們的孩子英文不好，我看他們中文更糟，可以說是江河日下！」擔任大學兼任教授的台北市長馬英九，皺著眉頭說了一個真人實事的笑話。「有一次考試，我要學生扮演內政部長，寫信給民眾。他竟然開頭就寫『親愛的某某』，最後簽完名還寫一個『欽此』，把自己當皇帝了！」

北師院語文教育系教授陳正治也有類似經驗。有一次他參與警察特考閱卷，作文試題「反省」，竟然有兩百多人大談「反對省政府」，「審題都審錯了！我們只好把這些笑話拿來調劑無趣的閱卷工作。」

往下延伸，似乎問題更嚴重。台中縣豐原高中就曾傳出學校段考時，許多班只有六、七名學生及格——這是過去不及格的人數。至於作文，不僅談不上「起承轉合」，連段落都不會分；考題要求作文字數不得少於六百字，學生寫兩百字就交卷，原因是「寫不下去」。「國文程度惡化問題值得重視，」該校國文老師一致認為。

「台北市實施國語文教育之現況分析」調查發現，竟然只有不到一半的老師認為，學生的閱讀能力在「良」以上。學習成果最好的是注音符號，超過八成在「良」以上，至於聆聽、識字寫字、說話方面，只有略微過半的老師認為達到「良」。

「這些都還是很粗略、主觀的調查；我們需要教育部集合語文、心理、教育各方面專家，趕緊將國文科學習能力指標、測驗工具發展出來，讓我們瞭解現在學生的國文能力，究竟弱化到什麼程度？」曾到大陸考察的馮永敏說，中共教育部、勞動部發展出多套類似全民英檢的漢語能力測驗，全國工作人口，包括教師都須通過考試。

台灣的客觀評量不可得，那麼分析大學入學考試國文成績，應可獲得「近似」客觀的結果。

擔任多屆大學測驗「國文科閱卷總召集」的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表示，過去只有五、六萬考生參加大學聯考時，他很容易挑到「標準卷」，也就是讓所有閱卷老師參考的Ａ等卷；但是現在十二、三萬人應考，反而不容易再看到那樣令人驚喜的文章。

「當然偶爾還是有比以前好的，但情形越來越少。」何寄澎手抱前胸，慢條斯理的分析：以前二○％非常好，五○％中等。現在呢，很好的只有一成不到；語句都寫不完整的，增加到四○％左右；剩下來中等的，內容還算通順，但是毫無創意，欠缺自我思維、理性感性的表現，每篇內容看起來都一樣。

何寄澎說，他注意到前一陣子張忠謀在公開場合講到中文的重要，認為是台灣人才的競爭優勢。他感慨的跟學生說，「連張忠謀都知道中文的重要，但是張忠謀所不知道的是，台灣的中文已經沒有優勢了！」他苦笑著坦承，這樣說當然有點危言聳聽。正確地說，優勢還在，三十歲以上的文字工作者，他們的中文還是很好。「但是年輕人這樣的中文，還有什麼優勢？」

弔詭 全球都在學中文，台灣優勢變弱勢

台灣流行歌、連續劇等娛樂產業，之所以能在華人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所憑藉的，就是台灣人的中文能力——女作家瓊瑤以她細膩文雅的對白、迭宕曲折的情節，吸引了六億大陸人口觀看她的連續劇；台灣從一九七○年民歌時代培養出來的詞曲創作好手，二十年來，更讓台灣成為華人音樂的「研發中心」：王菲、孫燕姿、那英、李玟等香港、新加坡、大陸、美國的華人女歌手，都是在台灣「打造」成功，才紅回自己的出生地；阿妹、周杰倫台灣「土產」，更是紅遍全球華人市場。

從廣告、電影等文化創意產業來看，台灣的文字能力、文化內涵，也遠遠勝過其他華人地區。「大陸的電影譯名常常被台灣人當成笑話講，」暢銷作家吳淡如一次在她主持的廣播節目「好時光」中，舉了許多例子，像是大陸把電影「魔戒」（King of The Ring），譯成「指環王」；「梅崗城的故事」（Kill a Mochingbird），譯成「殺死一只知更鳥」。

如今在高科技、腦力服務業等領域，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中文能力也越發重要。張忠謀提出「中文優勢論」，日本經濟專家大前研一也認為，語文是台灣在中國大陸崛起時代，很重要的先天優勢。中國大陸快速擴張的製造業，非常缺乏專業的支援性服務。台灣則有語言上的優勢，又有製造業的底子，可以在教育訓練、環保顧問、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搶到黃金機會，這也是新加坡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

世界聞名的企管顧問公司麥肯錫，就為兩位大師的觀點作了最佳例證。其官方網站徵求人才的網頁上，註明：「在邀請求職者進行面試之前，我們可能會透過電話評估某些求職者的中文能力。每一位求職者都必須具備流利的中文能力（我們對「流利」的定義，是指除了讀寫能力之外，還能夠以中文主持業務會議）。」

美籍公關專員王磊智以頗為流利的國語解釋，麥肯錫台灣分公司的客戶除早期較多外商，絕大部分都是本土企業，有時台灣的顧問也要到大陸支援專案。「採訪、蒐集資料、跟各階層員工談問題、開會、寫報告，都要用到中文，所以中文的溝通能力很重要。我們的應徵者中，很多在台灣出生、美國長大的小留學生，公司希望他們加入之前，就具備很好的中文表達能力。」

「我們必須承認，二千三百萬的人口不可能構成多重要的國際舞台，但是大陸有十億人口，可以制定規格，我們只有跟隨的份。」大學時代擔任過詩社社長的台新金控財富管理事業群總經理林克孝指出，華文教育中，我們還是最接近大陸的，香港人不看封神榜、紅樓夢，但是台灣人可以跟大陸人談這些。如果我們好好發揮中文優勢，可以扮演國際「超級大班」的角色。

韓國人就非常明白這一點。韓國經濟學家認為，韓國靠美國市場成長的日子已經過去，要想開展第二春，非強化韓國人的中文不可。韓國第一學府漢城大學的中文系報考率，已超過英文系。目前韓國有四十萬人在學習中文。

更重要的指標是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簽署總統令，批准中文和英文在道路標牌和政府公文中使用。這是自一九六八年韓國明令禁止使用了長達兩千年的中國文言文以來，首度對漢字正式解禁。評論者則認為，漢字如果持續在公開場合使用，最終會出現在所有的政府公文和社交場合中。

中文成為這個世紀的強勢語文，已經不是英國語言學家葛拉鐸說說而已了；《亞洲週刊》報導目前已有八十五國，近三千萬外國人在熱學中文。中、日、韓、越、星等五個使用漢字的亞洲國家，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合作制訂電腦漢字編碼的統一標準，使一份漢字文件在不同語文的作業環境下都可以打開，沒有亂碼。現在已經完成了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個漢字，實現了全球中文資訊「書同文」的夢想。

弔詭的是，中文如此重要，但在「最有主導資格」的台灣，卻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隱憂 閱讀能力下降，表達內容貧乏

客觀來看，影音時代「電視取代閱讀、電腦取代書寫」乃全球趨勢，台灣自不能置身於潮流外。在輔大教授「電腦網路與後現代文學」的陳徵蔚指出，人類的紀錄工具一直在演進，現在從手寫進入更貼近思考速度的敲鍵時代，「年輕人因此常寫錯字，是不可能避免的趨勢。」他認為，隨著影音紀錄、傳輸工具的發明與進步，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性會逐漸抬頭、與文字能力並駕齊驅。許多學者也認為，寫錯字還不算「大惡」；比較嚴重的是閱讀能力的下降，與表達內容的空洞。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徐國能認為，以前有很多不識字的文盲；現在則有很多受過教育，卻沒有閱讀能力的現代文盲。「許多先進國家為了重建國民的閱讀能力，『經典再閱讀』成為重要風潮；」他說，但是在台灣，教育部規定的課程綱要中，古典文學的比例卻逐漸下降。「你要去推中國經典再閱讀，馬上就會遇到很多政治上的反挫。」

中文閱讀力的下降，也間接影響到學生的數學力。台北補教界數學名師沈赫哲就曾表示，現在的中學生數學不好，其實是國文不好，連應用題所敘述的情境都看不懂，如何談計算。不只數學老師頭痛，生物老師也傷腦筋。受邀為新版教科書提出改善意見的生物老師，就有許多位表示「文字太深，現在的孩子看不懂」。十年教改，確實使台灣在本國語文教學上，遭到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的考驗。

有二十年教學經驗的中壢國中國文老師李威娜表示，現在小學課程以活動、學習單為主，孩子習慣以三言兩語打發作業，非常不利傳統語文教學。有些作業要求上網找資料，學生更是直接下載，連字都不必寫了。

危機 中文能力退步，將造成文化空洞化

教改之後，各級學校國文科的教學時數、課程分量也都大幅縮減，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是如此。「我（代表大考中心）去跟高中老師開會時，聽到的全是抱怨，越是好的學校，國文科越不受重視，變成孤兒。」曾任台大、世新文學院院長的世新中文系教授黃啟方說。

小學的國語課從十年前的每週十堂課，變成每週五堂。馮永敏觀察，「時數減少，第一個犧牲的就是老師自己最不擅長的書法，和批改費時的作文。」作文，反映的是邏輯思考能力。如今作文能力下降的後遺症已逐漸顯現，孩子多跳躍性思考，無法條理分明地陳述事實、闡述問題。以後，怎麼在職場上推銷自己的策略？

時代價值觀改變，台灣急於與世界接軌，一般家長也只能順勢而為。國語日報作文班以前是家長的最愛，學生上課人數經常超額。國語日報董事長林良記得，十幾年前家長為了替孩子報名，排隊隊伍經常在大樓外繞圈子。如今，美語補習班已經成為許多家長的第一選擇，連課後學習加起來，台灣學童學英文的時間已經超過中文。

長年關心人文教育的師大美術系教授何懷碩痛陳：為何母語文重要？因為語文就是思想，一個民族處事做人的觀點、看待自然與生命的基本態度，都蘊含在語文裡。母語文沒有建立好，將使自己的文化空洞化，未來整個世代素質下降。「競爭力不是減低，而且是喪失。」他說，文化殖民地不可能有獨特的創造性思考能力，只好成為強勢文化支配下的「奴工」。

「政治是一時的，語文才是永久的，」何懷碩強調，「台灣就算要獨立，也絕不能放棄中文。」他認為，中文上接五千年典章智慧，橫連全球十幾億人口，再透過翻譯，不斷加入全球新的語彙、觀念，成為包容量無限的優勢語文，這是任何一種方言無法比擬、取代的。

「其實中國的經史子集，換成現代語彙，就是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高雄醫學大學國文助理教授李玲珠指出，要加強人文素養，捨中國古典文學而何求？

為了提倡中文，得過多項文學獎的徐國能在中國時報開了「中文正紅」專欄，但他感覺，看的還是少數原本就關心中文的人。中文，並沒有從海外紅回台灣。莫非當代台灣，中文真如「花鈿委地」？如「一枝向上天借來的彩筆，疲倦了，傾斜了」？

散文的特質，它不借重故事、情節。一般而言，它也不去虛構什麼。它更不在乎押韻造成的「音樂性加分」。它在大多數狀況下無法入歌。它和讀者素面相見，卻足感人。它憑藉的不是招數，而是內功……

一、楔子

有人要我說一說我的散文觀。

「你出過的散文集超過十冊了吧？應該很有資格發表點意見了。」

「可是，我自己並不這麼想！」

「咦？為什麼，裝謙虛嗎？」

「不，不，這跟謙不謙虛無關，我說個譬喻你聽：這就如同，有的女人能生，生了十幾二十胎（紀錄上還有更多的），但這女人其實你要她站上台來講述胚胎、卵子、精子、子宮……她卻一概不知！」

「但是，寫散文這件事不好拿生孩子來比，我想，寫散文總會多一些專業性吧！」

「也許，但有一點，這兩件事是相同的：那就是鄭愁予詩裡說的：『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生孩子，是因為非生不可，胎死腹中是很嚴重的。寫文章也是非寫不可，不寫，地都會裂、山都會爆。你想，人在這種時候，哪裡會有什麼理論和觀點可言，只是『忍不住』而已。」

「不過，不過，你隨便說兩句不行嗎，例如感言什麼的？」

「有人生了孩子還要發表『生兒演說』的嗎？生小孩很累！生完了就該休息了吧！」

「唉，不過要你表示表示意見，沒什麼大不了啦！反正一百個一千個人裡面未必有一個人聽你，你就當自言自語好玩嘛！又不是什麼『一言而為天下法』。」

「咦！這句話還有點道理，我姑且隨便聊聊。」

二、「喔，你是寫散文的。」

「哇！你是寫劇本的！」

偶然，在國內或國外，我會碰上一些異國人士，有時我必須自我介紹，有時是朋友替我介紹。這對手，十之八九，以後是看不到的了，這不過是一面之雅，又不是什麼義結金蘭，犯不著好好交代身家，所以多半隨便說一句：「How do you do」也就算了。

不過也有人會多問幾句的。或許受朋友瞎捧所蠱，便不免興致高昂。一般而言，如果朋友說我是「林太太」，就沒人有興趣再多問什麼了。如果說是「教授」，人家也只禮貌地致敬一下。朋友如果說「名作家」，那老外就不免有幾分興趣，接下來的問題便是：

「請問，你寫什麼？」

我多半的回答是：「哦，我寫散文。」

這種答案有點令他們失望，當然，他也不方便表現出來，只好草草敷衍我一下，就走開了，頂多加一句：「喔──你是寫散文的。」

我也偶然興起，想做個實驗，便說：「I am a playwriter.」（「我是寫劇本的。」）

這下可不得了，對方立刻雙眼放光，人也幾乎要彈跳起來：「哇！哇！哇！你是寫劇本的呀！」

唉，有些事，讀書是讀不出來的，如果有一本書來告訴我：「西方文學，重劇本而輕散文。」我讀了也不覺什麼。

但當面看到人家對我的兩種面目，不免感慨良多。

我常常心裡暗笑：「欸！欸！你這老外真不曉事，寫劇本是小技耳，寫散文才是真正的大業咧！」

在台灣，如果問出版商，什麼書最有銷路，你得到的答案一般是：「散文最有銷路！」（雖然小說和詩偶然也暢銷）

看來，老外喜歡那些故事和情節。但老中所喜歡的散文卻沒有那些花稍。老中為什麼要喜歡散文？這恐怕是說來話長的話題了。

三、三個譬喻

至於散文和它另一個近親「詩歌」之間怎麼分？有人打譬喻，說：

詩如酒，散文如水。

詩如舞，散文如行路。

詩如唱歌，散文如說話。

如果跟著這個比喻想下去，詩好像比散文「專業」，或者說，「高尚」。

但是我並不這麼想。

好酒我喝過，好水卻不常喝到，我唯一牢記且懷念的水是有一次去走加拿大班芙國家公園，去到一個叫哥倫比亞大冰原的地方，我帶著個小瓶子，在融冰中舀了一點水，喝下去，甘冽冰清，令人忍不住想對天「謝水」（基督徒有「謝飯」之禮儀），原來水是這麼好喝的。至於我日常喝的，其實都只是「維生所需」而已。

至於舞蹈，我也大致知道一些這城市中的優秀舞蹈家。至於誰行路如玉樹臨風，好像我反而想不起來。印象裡行走得高貴的人好像只有二個明星，男的是史都華格蘭傑，女的是凱塞琳赫本，此二人有帝后風儀。至於奧黛麗赫本也不錯，但只像公主而已。

至於說話和唱歌，我倒都聽過好的。不過，說得好的，還是比唱得好的為少。

以上三例，剛好說明散文其實是「易學難工」的，好水比好酒難求，「善於美姿走路的」比「善舞者」難求，「善說話的人」比「善歌者」難求。

從那三個比喻可以看出散文的特質，它不借重故事、情節。一般而言，它也不去虛構什麼。它更不在乎押韻造成的「音樂性加分」。它在大多數狀況下無法入歌。它和讀者素面相見，卻足感人。它憑藉的不是招數，而是內功。

四、內功？內功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

李白寫〈春夜宴桃李園序〉，一開頭的句子便是：「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李白寫的絕不是「記述文」，他的企圖也絕不是記錄某一次宴會的盛況而已。他是把一生累積的見識，來寫這一小篇文章，這叫內功。

王禹偁寫〈黃崗竹樓記〉，其中有些句子形容竹樓之雅，可算得很唯美的句子，如：「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但最最令人心疼的句子卻是在行家告訴他竹樓的壽命一般不過十年，如果做加工處理，可至二十年，然而，他拒絕了，他在歷數自己宦途流離的記錄之後加上一句：「……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

這一句，把整篇文章提到不一樣的高度，借王國維的話，這叫「感慨遂深」。當然，你也可以叫它為「內功」。

如果要歸納一下，容我這樣說吧：散文是一種老中特別喜歡寫、喜歡讀的文類。散文可以淺，淺得像談話。可以深，深得像駢文。但都直話直說，直抒胸臆！是一種透明的文體。

讀者在閱讀散文時，希望讀到的東西如下：

A.希望讀到好的文筆，好的修辭。

B.希望讀到對人生的觀察和體悟。

C.希望隱隱如對作者，但並不像日本人愛讀「私小說」那樣，因此散文讀者想知道的是作者的生活、見識和心境，「私小說」的讀者想知道的多半是作者的隱私，特別是性的隱私。

D.希望收穫到「感性的感動」也希望讀到「知性的深度」。

E.一般人購買散文，是因為他們相信，不久以後，他們會再讀它一次。很少有人會「再一次讀看過的小說」，可是有很多人「一再讀他看過的散文」。

在古代文學史裡有兩位（其實當然不止此數）文人，其一是詩人，另一位是詞人，這兩個人都曾因為寫散文寫得太好，害得他們的某首詩詞竟然失了色。

其一是陶淵明，有一次，他本來是要寫桃花源詩的，但不得不先把去桃花源的漁人的航船日誌公布一下。不過，因為這篇用散文體寫成的序太精彩了，結果大家都去唸「晉太元中，武陵人……」，至於「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有誰知道呢？

其二是姜白石，他自度了一闋詞叫〈揚州慢〉。不過，同樣地，他也必須說明一下，他眼中的揚州如何在一番戰火之餘成衰敗零落。那篇插在詞前的小序寫得太好，結果有人認為「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比詞更耐讀，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這兩個例子，其實都說明散文的勝利。沒有故事的華服，沒有韻律的化粧，散文素著一張臉，兀自美麗。借王國維的話是「粗服亂頭不掩國色」。

五、二分之一的擎天柱

在西方，散文是三大文體（戲劇、小說、詩歌）之外的小附庸。在中文世界，散文是二分之一的擎天柱。（我們分文章為「散文」、「韻文」兩類）

　　我喜歡散文（雖然也喜歡其他三類），我喜歡我在此行列中執勤，我喜歡這是一個老外看不出好處的文類，我喜歡和我「同文」的人來分享它的深雅和醇厚。

我在家批考卷時，發現缺了一名學生的，立刻打電話給學生，可是她說真的有交考卷。放下電話，我仍遍尋不著，於是通知她暑假補考……最後，我登門謝罪。

這天，主任突然站在門口對我說：「李老師，請問您點名了沒有？」一見主任第一節打完鐘就來巡堂，幾分訝異下，尷尬地望了台下一眼說：「對不起，還沒有。」我立即暫停上課，依規定點名。

主任離開後，台下一名學生說：「老師，您剛才就說點過名了不就得了。」望著他慧黠的雙眸，我的眼光掃向所有在座的補校學生說：「你反應真快，以後找機會跟你學。不過，我怎敢公然在你們面前說慌？」接著，我說了兩段故事，台下睜著眼聽得似懂非懂。

電話通知補考
它大剌剌躺在桌下

其中一段故事，是我當國中導師時所發生的，當時正準備期末考後帶學生去畢旅，不過，就在出發前一晚，在家批卷時，發現缺了一名學生的試卷。我怕事後忘了通知學生補考，又怕她暑假出國，於是當晚立刻打電話給學生。可是，她的答覆是：「老師，我真的有交考卷。」

放下電話，把整個桌子幾乎都翻遍了，仍遍尋不著；再摸黑回學校東翻西找，還是找不到，於是，再打電話通知她暑假補考。

隔天清早六點多，重回學校找卷子。這回，每個抽屜、箱子和空間都澈底掃描，一遍又一遍，終於在桌下掃出一張紙張，趕緊望它一眼，上頭大剌剌的三個字，正是那名學生的名字！驚喜之餘，卻也為之發楞。

她哭了一整夜

細細拜讀了龍應台女士的大作「超越台灣主義」（五月七日人間副刊），真是感觸良多。最深的感觸是，誤解比了解多得很多。我很感激「人間」願意提供版面，允容像我這樣的意見，可以在這個溝通平台上，與每個不一樣的思維與心靈交流。也許激起不同的看法與反應，但是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出發點，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深愛我們的國家與土地──無論你是支持藍或綠。也是基於這一點，我深深感謝龍應台女士的賜教。但是，因為龍女士對本人的文章「創造文化想像」，或者本土論述的誤解很多，容我進一步說明，就教龍女士與讀者。

的確，誠如龍女士所言，錯綜的歷史與複雜的情感，很難以簡單的公式定之。過於理性的論述，也同樣無法處理人們非理性或纖細情感的一面。如果從比較人性與生活的面向走入，或許才能看清，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或者多近。想像中的差距，只是存在於想像，抑或是事實；想像中的差距，在文字與心靈的碰撞過程中，會更巨大還是更縮短，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想很想與你對話。

其實，我並不是民進黨人。我的文化論述只代表我自己，或者部分與我有同樣想法的人，並不代表民進黨。我不同意你將我的論述當作是民進黨的文化論述。不過你文中對於「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的反駁論述方式，實在過於簡化，讓我覺得有受傷的感覺，所以必須再次說清楚。

中國文化烙印年輕歲月

歷史不是死的東西。我們經歷其中，生活其中。每個歷史年代，每個時代氛圍，都曾經佔據或深深影響了我們的生命。回頭看剛剛走過的二十世紀，尤其是後半個世紀，對我們而言，那不只是歷史，那可是我們的青春歲月，是我們的悲歡年華，是我們無法抹去的記憶啊。

作為一個長期受國民黨黨化教育薰陶長大的人，作為一個曾經聽到「龍的傳人」歌曲都會掉眼淚的人，作為一個讀到余光中的詩句「究竟你從哪一個朝代走來」都會深深動容的人，龍女士也許可以了解，中國文化想像，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影響有多深。這些，都是我年輕時代的烙印。我依然記得，聽到那首歌與讀到那些詩句時，空氣中的味道，以及當時心情的波動；我也依然記得，當我們國家宣布退出聯合國時，我激動的在校園裡東奔西走，找尋每一個可能的音訊與消息。

如今，這些東西會因為我的台灣意識的成長而一筆勾銷嗎？當然不可能。那些曾經觸動我心靈的養分，也是形成現在的我的因子，我怎能就此抹去？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只是，就只是生命走到了某一天，二十六歲的某一天，我決定要把心中「夢幻的中國」輕輕的放下，開始一步一腳印的去接觸和了解，腳下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這個決定，也因此影響了我後二十年的人生。

然而，我並不是從事政治運動而開始改變想法的。二十六歲那年，我在朋友的帶領與鼓勵下，開始攀走台灣的高山與山地部落。走得愈多了解愈深，我的心裡愈虛弱。我不能原諒自己，對於腳下土地與山水幾近無知的知識；我不能原諒自己，傷懷中國文化卻對原住民文化和他們生活困境的漠視。

我並不想談太多自己的故事。我只是想藉著自己的故事告訴龍女士，我們應該屬於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走過相同的黨化教育與時代背景，只是因為個人因緣際會的不同，我走進了黨外運動甚至後來的民主運動。這些機遇，使我比較有機會接近與了解民進黨的人士與其思維。

台灣意識不等於排斥中國文化

大部分的民進黨人士，確實比較有批判性與反省能力。只不過，在與國民黨的權力糾葛與政治鬥爭過程中，他們絕大多數的才華與精力，都耗費在政治權力的較勁和國家體制的辯證、建構上，使得他們對於文化議題的關注與論述，顯得比較貧瘠與空泛。簡單式的政治口號，往往容易操作與動員，但是口號的後遺症和後作用力，也會使他們自己受傷。當然，更無法處理潛藏於人民內在的複雜情感與不安。我想，這是民進黨政府以後應該去努力的部分。

不過，我所認識大多數有濃烈台灣意識與本土情感的人（比較有反省意識者），是沒有省籍情結或者強烈排斥中國文化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或排斥，其實是因人而異。如果，文化代表的是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其實在台灣，中國文化已經深深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肌理之中，成為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以我的夫婿辜寬敏為例，在家裡，我們使用的語言也是國語閩南語並用。書房裡他的藏書，又以中國古典漢書（日文著作）居多，對於中國古典的掌握，他也遠遠超過我。曾經陪伴他多年的床頭書，也是他最喜歡的著作，就是「老莊思想」。此外，無論走到世界各地海角天涯，旅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汲汲尋找中國料理店。當有機會我在海外的國際宴會場合上，代表國家穿上旗袍時，外子與我都認為，旗袍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服。外子強烈的台獨思想，並不影響他對於中國文化中比較美好部分的了解、認知與欣賞。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實況。

我想我們比較在乎的是，在建構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中，我們非常擔憂國家認同的錯亂、擔憂「中國人」與「台灣人」的錯綜糾葛、擔憂公民認同與血緣認同的混淆，最終會影響我們的人民，對於國家主權定位的判斷與認知；尤其，對岸的中共政權又對我們國家懷有領土的野心。這些不安，同樣會讓我們感覺，國家認同的異中求同與整合共識，已經有燃眉之急。

但是，我也深深了解，島內仍然有許多人，對於「中國與中國人」的複雜情感，並不能輕易的一刀兩斷。有些人是生長於中國大陸，有些人則深受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這些日積月累的纖細情感，已經進入到生活層次與文化紋理中，絕對無法以割腕斷臂的方式絕決處理。

本土化並不是去中國化

二○○○年五月初，我與外子隨訪問團前往華盛頓。抵達當晚，有三百多位的台僑設宴款待我們一行人。晚宴進行期間，我偷偷觀察在座的每位僑胞，他們張大熱切的雙眼，仔細聆聽訪問團成員所帶來故鄉台灣的消息。凝望那一張張熱情的臉龐，我深受感動，可是卻有另一個聲音，在心裡悄悄升起。回到旅館後，我才告訴外子內心的感觸。我說：「當我看到這些台美人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可是心中所思所念的，依舊是故鄉台灣的一切，這讓我想起在台灣的第一代外省人。將心比心，我們應該要更體諒和了解，他們對於故鄉中國的懷念與情感。」外子點點頭深表同感。

許多民進黨友人，在建構台灣成為主權國家的過程中，的確有太多的政治論述、太少的文化關懷與思索。使得許多政治改革工程的推動，被簡化或誤認為是連根拔除的去文化工程。所謂「去中國化」就是一個被過度簡化誤用的例子。

我想，「去中國化」是政治人物所使用的簡化語言（無論正反雙方），那是搶奪政治資源和版圖時，所創造出來的政治辭彙。中國文化，已經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恆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連根拔起的。我也不認為，所謂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本意就是「去中國化」；更精確的說，應該是讓台灣「正常化」。

核心價值是永遠的追求

對於龍女士將我的文化論述，以簡單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感情＝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來理解，我覺得非常遺憾。龍女士一向痛恨別人以簡單的口號來壓迫或曲解你，可是，你不也正在使用同樣簡單的公式與邏輯思考來曲解別人嗎？

檢驗一個人是否「民主或反民主」，不能以血緣、文化來界定，我想，這是民主的ABC，也是基本文化素養；我也不認為，「愛台灣」可以量化為政治正確的度量計或電擊棒。對於過於簡化使用的「政治語言」，我同樣深惡痛絕。

至於龍女士所擔憂，「如果台灣主體性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對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治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是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我想，這是對追求台灣主體性的人的嚴重誤解。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面對選後總統府前的抗爭行動，另外一半的綠營支持者，選擇克制情緒壓抑情感，自始至終絕不走上街頭。這難道不是因為這些人珍惜疼愛台灣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以壓抑自己人性中的忿怒不平，來捍衛這些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

波蘭裔籍的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曾說：「沒有共同體的自由，是瘋狂；沒有自由的共同體，是奴隸。」對於雲遊四海、世界為家的高級知識分子而言，並不一定需要國家認同的共同體。但是對於一般常民百姓，他們是需要熟悉的空間或國家共同體，讓他們可以擁有安身立命的棲所。然而，在形塑共同體的過程中，的確要容許更大的想像自由，包括找尋與確立核心價值的想像自由。這個核心價值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更廣泛的共同體的。

往牆上敲出第一擊

至於，台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的壯大，其實是台灣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個愈民主化的國家，一定會愈在地化與本土化。社區意識與公民意識的逐步抬頭，會促使在地人開始重視與建構自己的在地文化，當然就會進一步牽動本土意識的強化。現在，我們全國各個執政縣市，拚命在創造自己在地的文化特色，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當龍女士指責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具壓迫性時，你可曾記得，五十年來國語與中國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強勢與優越？你可曾記得，我們小時候因為說台語或客語而被罰錢的受挫經驗？你可曾記得，大學時代操南部口音講一口台灣國語的男生，如何受到女生的鄙視與看輕？這些點點滴滴，都是我們的成長烙印與記憶。為什麼台灣意識的強化，就一定會成為「福佬沙文主義」與壓迫中國文化？五十多年強勢的中國文化在台灣，難道不也是一種「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過度簡化的語言或邏輯推論，可能會對他人造成誤解或傷害。我想，這是我們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應該深深警惕的。

福佬族群或客家、原住民族群，對於本身文化語言的長期失落，以及近幾年來的重拾信心，是經過漫長時間的尋覓、煎熬與等待，其間的心酸、驚恐與掙扎，實在難以言喻。如果龍女士不能以平等心與同理心去了解和體會，也許會讓我錯以為，龍女士所擔心失去的，恐怕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一種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希望，這只是我的誤解。

所有的誤解，都起因於不了解。所有的偏見，也可能因為築起了高高的心牆，不進入別人、也不容許別人進入。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曾說：「恐懼是一道牆，沉默也是一道牆。可是當我們往牆上敲出第一擊，一切將有所不同。一旦牆被貫穿，他的陰影就不再那麼可怕了。」溝通與交流，是往牆上敲下的第一擊。我也深信，一旦牆被貫穿，一切將有所不同。

誤解，也可以是了解的開始。文化想像也許有誤差。想超越偏見與誤解，是寫這篇文章的想像緣起。一切的起心動念，只因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只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無論你支持藍或綠。

養豬戶的女兒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魚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做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所親近的世界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簡單的公式簡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書長王美琇女士用「兩種文化想像」來解釋台灣目前的社會分裂來由（「人間」副刊幾月幾日）：一種是「蔣氏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我是中國人。」另一種就是「從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灣之所以發展出民主，就是由後面「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體想像，與長期黨外政治運動相結合，而迸發出推動台灣向前邁進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礙這種能量向前邁進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蔣家政權官方」操弄所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想像共同體」。

    既然民主的障礙來自「中華民族的文化想像」，作者認為，「要消除台灣內部盤根錯節的族群問題，以及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共同體』，並且盡一切努力去創造何謂『台灣人』（當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像。」

    這是一個線條分明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未來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這條方程式刪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會」了。這幾乎就是近數年來民進黨執政的思維主軸。再度獲得執政權，民進黨人已經提出要以文化論述來「形塑」台灣文化，這個公式因此值得我們探討。

    公式總是有幾分道裡的，但是容易失之簡單，套在錯綜的歷史和複雜的情感上，就會簡化了真相。譬如說，所有對中華文化或民族有所認同的，都是國民黨愚民的結果嗎？不見得。台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幾百年期間，漢文私塾和詩社就很發達，異族統治時，「中華民族」情緒更是一觸即發。讀一讀熱愛台灣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據時代的詩吧：「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流過幾千年在我的血液裡……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喊叫／還我們祖國呀！」或者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家國興亡有遺恨／子孫不肖負前功。」

    很多人，或許在歷史的演變中拋棄了這種認同，但是也有許多人保留了這種認同，可能由於「蔣氏政權」的洗腦，但也可能由於他喜歡唐詩宋詞，因為他嚮往大山大水，因為他對傳統戲曲情有獨鍾。就好像今天對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見得都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腦一樣，文化情感是極其複雜的東西。那麼不管什麼原因保留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視為違背「台灣主體性」，被排除在台灣的烏托邦之外呢？茄萣鄉的漁民、老兵、原住民、大陳婆婆、鄉下警察，因為歷史經驗不同，心中的「文化想像」可能有層層紋路齒牙交錯，他們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權利做自己的堅持呢？誰又有資格去規定他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想像？

    共識，是要有的，但是共識的達成，是經過自然而平等的溝通交流，還是由現在新的政權「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地長期形塑台灣的民族想像」？

將畫布弄乾淨

    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曾經提出警告。引用柏拉圖的話，他說，想要建造國家、改造人民的激進主義者「將城邦與人民的性格當作畫布」，掌權後「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將畫布弄乾淨。」什麼叫「將畫布弄乾淨」？就是「根除各種現存的制度與傳統」，必要時，「以整肅、下放、驅逐、殺戮來進行『清除』」，激進主義的結果，巴柏說，通常是生靈塗炭。

   巴柏在一九四三年所說的話，預告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實驗的慘烈悲劇。烏托邦的信仰者往往也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理想的激情，使得他們容易為自己的信仰赴湯蹈火，也嚴峻要求他人生死以赴。同時因為深信烏托邦目的的絕對崇高，所以採取的手段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就不重要；換句話說，目的的崇高性可以批准手段的卑下，可以豁免對手段的懷疑。

    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在「畫布」上不符合這種「文化想像」的，要徹底清除，印上「正確」的符號。而「正確」與否，由黨的「文化論述」來定。

    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台灣人」變成圖騰崇拜

    王美琇的文章說，「如果『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我們必須重新形塑什麼是『台灣人』？有關『台灣人』的文化想像是什麼？……什麼是『台灣人』的精神象徵與文化傳承？……唯有我們讓這股形塑『台灣人』的文化力量，成為社會主流價值，政治力最後才會靠攏過來。」

    使我沈思的是，「台灣人」三個字本身有任何意義嗎？「台灣人」比「毛利人」、「菲律賓人」、「日本人」多一點什麼天賦異稟嗎？為什麼說「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為什麼不說「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或甚至說「對世界第一高樓的迷戀」，而是──「台灣人」？「台灣人」難道已經成為圖騰，成為價值符號？

    處理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對他的國家做過同樣的提問：「我經常在想，是什麼讓美國這塊土地顯得特別？」他的答案是這樣的：「林肯曾經說過，判斷一個人蘊含的美國成分多寡，不是憑他的家譜，而是看他對美國的理念所信奉的程度……我們不是單一種族，不屬單一血統，不講單一語言。憑藉著對民主政體、宗教自由、資本主義，以及讓每個人選擇支配金錢之自由經濟體系的堅定信念，將我們牢牢地拴在一起。由於對生命和法制的尊重，讓我們成為美國人。」

    在民進黨的文化意識裡，判斷一個人蘊含的「台灣成分」多寡，卻恰恰是看「家譜」、看「土地情感」、看愛不愛「台灣」，而不是看愛不愛「公平正義」、愛不愛「法治人權」。「愛台灣」曾經是奪取政權的手段──作為口號，它有號召力，因為它有正當性：面對國民黨長期的而且與台灣現實嚴重脫節的大中國意識形態，突出台灣主體性是歷史的必要，情感之所趨。但是「愛台灣」從口號變成命令，從命令變成國家標準，有如竄出了實驗室的科學怪物，開始吞噬它所碰觸的一切。一個為矯正國民黨的偏頗而用的手段，變成了終極目的本體。而目的又被賦予道德崇高性，去合理化卑下的手段，譬如指控不同意見者為「賣台」。

    「愛台灣」成了掌權者的道德電擊棒。

核心價值在哪裡？

    如果在「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之中，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制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被視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如果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霸道，我們所使用的是一樣狗血噴頭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的優越性何在？如果在宣揚「台灣優先」的同時，外籍勞工被虐待、大陸新娘被歧視，前線情治人員被背棄，政治不「正確」者被排擠，這個「台灣優先」能被我們的良知接受嗎？如果統一無法保障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反而使這些價值屈服在所謂「國家的利益」之下，那麼統一為我們所不願，但是，如果因為台灣獨立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而在追求偉大的過程中，誠信、正義、公平、寬容等等原則必須被犧牲，那麼台灣獨立又是為了什麼？它難道不是一場自己背叛自己的偉大？

    「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定義如果是狹隘閉塞、黨同伐異的，那麼我一定是一個異議者。如果台灣的國家，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民主國，變成一個壓迫性格的「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政體，那麼我就是一個誓死的反對者、叛國者，因為我相信，不容許自由心靈存在的國家，就不配讓我愛，不管它的名字是「台灣」還是「中國」，不管它有幾斤幾兩的「土地情感」。

    在奪取權力的努力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急速地從挑戰權威轉向為鞏固權力服務，把文化內部所有的壓迫簡單而廉價地解釋為族群壓迫、「外來政權」壓迫，敵我之分，從來不去審視、不去面對自己的信仰滋長出來的壓迫的本質。不敢誠實面對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實和挑動「族群對立」都是以假治假。現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權，民進黨中的諤諤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復心靈自由，找回當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於人民，在撲天蓋地、國家欽定的「台灣主義」狂熱中，冷靜深沉比什麼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價值，讓我們用核心價值去批判台灣、去檢驗所有神聖的謊言吧。台灣不值得愛，如果它不容許人們不愛它。

　  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她說，在亂象背後，台灣人正在尋找真實的自己，正在建立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

　  看後，心都酸了。那香港人呢？香港應該是什麼？香港人那真實的自己在那裡？

　  我從來不知道「真實」的自己在何方。四十多年了，我對「身分」依然感到困惑。

美國綠卡

　  我在香港出生，少時拿的是英國海外公民護照。這小黑本的封面與一般英國護照無異，但卻只能讓我成為英國二等公民，沒有自由進入英國國境的權利。

　  我在香港成長，可是，我的家人卻常常提醒我，香港，不是長住的地方。

　  在七○年代中期，美國的親戚積極的為我們一家辦移民手續。在十三歲那年，我發現口袋裡多了一張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綠卡」。拿著這卡，每年暑假的例行公事，是飛去美國報到。

　  不要搞錯，那不是遊山玩水。入美國境前後，母親總是心情忐忑：如被移民官發現我們根本沒有在美國居住，綠卡被收回，那如何是好？

　  於是，入美國境成了迂迴的旅程。我們會先飛到溫哥華，再開車到西雅圖，那時的美加邊境很寬鬆，隨便看看證件就放行。母親這幼稚的一招，竟多次奏效，暪天過海。

　  讀大學那幾年，是真正住在美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拿著綠卡入境，感覺上身分終於比較「對口」，對這張卡，也有了交代。

　  八四年，決定回港工作，也順便告訴母親，我要放棄綠卡了。每年到美國起碼兩次，太累，又整天提心吊膽，值不值？

葡國護照

　  苦心的母親再次為我的「身分」擔憂，運用她的母性智慧，想起了自己戰時在澳門出生，於是奔跑港澳之間，一年半載後，拿回「葡籍」身分，好為她的子女申請做葡國人。

　  一天，我走進美國領事館，自豪的把綠卡還給了他們，結束了十多年的美國永久居民身分。

　  與此同時，我口袋裡多了一本葡萄牙護照。那年葡國剛加入歐盟，我拿著這個新的身分，在歐洲自由穿梭，通行無阻，相當寫意。九零年夏天，我到了里斯本機場，隨著人潮排在「本國人」的隊伍裡。輪到我了，入境官員看我一眼，再看看我的護照，嘰哩咕嚕講了一堆葡文，任憑我想像力無限，也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

香港特區護照

　  我抱歉的用英文說：我的家人來自澳門。講完後，羞愧得臉紅耳熱，好像這本護照根本不屬於我，只是像異形般，不知怎的竄進了我的身體，成為「我」的一部份。

　  九七回歸。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的民選議員不能擁有其他國籍或居留權。我在九八年決定參與立會選舉，匆忙的把所有與「外國」有關的身分都扔掉。

　  放棄了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拿回一本香港特區護照，心裡竟覺得很舒泰，很踏實。那感覺是奇特的，好像是有那個地方終於認同我了，而我也愛這地方，你情我願，理所當然，不是被人莫名其妙的強加於身上。

　  是我把身分浪漫化？為身分問題想那麼多，是自尋煩惱？身分，只是政治性的劃分而已。若人的心中沒有界限，就沒需要劃清。

　  對，在一片沒有界線的土地上，身分不是議題，身分甚至不會存在。

　  可是，現實歸現實。我相信，與我一樣被身分問題糾纏的香港人多的是。

究竟我們是誰？

　  少時，常識科教我們認識香港，可是只停留在冷冰冰的政府架構層面，沒有心靈的悸動。身分的認知和探討更是忌諱，學校不願提，我們也想不起要問。

　  當年的中學中史科，每年念幾個朝代，到了中五，剛巧讀完清朝，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課程結束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學校不教，也不需要考試。

　  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來說，那是很大的一片空白。太多的白，就是無知、愚昧、狂妄，慢慢就變成囂張的井底之蛙。

　  傳媒也明白，那一片空白無論如何都不能碰。於是，電視就趁勢為我們提供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無厘頭」節目，讓我們消磨時間，用感官刺激麻醉自己，不用動腦筋多想。

　  中國在旁邊，我們卻不理解她。

　  今天，二○○四年，我會說，我是「中國香港人」。可是，我仍未深入認識中國，那我如何做一個「中國香港人」？

　  鄧小平曾說，回歸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可是，回歸七年，「生活方式」這四字被矮化，只被狹義的解讀為資本主義的風花雪月：馬照跑，舞照跳，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我們珍惜的「生活方式」還有那些？

公民社會路更遠了

　  這裡的財團老闆常恐嚇民主派：香港再亂，我們撤資，移民，到時你們不要叫我們回來。這心態確實很普遍。有一天，若香港再住不下去，有能力的人都已替自己買了雙重、三重保險。

　  香港只是個過渡的機會平台，不是他們的至愛。

　  當然，每個人對「身分」的體會有所不同。習慣了逃避的會說，管我是誰，總之我有錢，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吃喝玩樂就行。

　  那你要公義嗎？你要自由、民主、法治嗎？這些是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要捍衛這些，我們願意付出多少？

　  龍應台說，「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

　  每個香港人，或多或少都有身分的困惑。「一國兩制」畢竟是個過渡性的概念，有一天，我們的「身分」又要面對改變。

　  亦因如此，在下一次的大變之前，我們不願多想，默默接受這「兩頭不到岸」的狀態，甚至自嘲的玩弄身分的曖昧。

　  若香港永遠是個「在過渡中」的城市，怎樣建立共同核心價值？

　  這麼說，香港民主必經之路的起點，仍離我們很遠。公民社會，就更遠了。

　  不久前我第一次見到久仰的「龍旋風」。在老成都一個破落的茶園中談到台灣大選，龍應台說她決不可能接受、也認為沒有台灣人願意接受大陸共產黨體制的統治。我說我更加不願意。說的時候，我們坐的老竹椅開始吱吱嘎嘎發出聲音。接下來快一個月，台灣這張竹椅發出的搖晃聲更是驚天動地，連我一些研究憲政的學界朋友都擔憂台灣會大亂，甚至台海一戰都可能難以規避。這個擔憂看來已經過去，但華人世界對台灣民主引發的爭論，特別在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一文現世後，吱吱嘎嘎的聲音卻越發鬧熱了。尤其在大陸，一面是學界普遍給予台灣民主「民粹化」的評價，一面卻是民間輿論異常「民粹化」的炮轟龍應台。

　  這個吊詭使我必須補充龍應台的一個觀點。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的威脅和異化作用有兩個，一個是她文中指出的共產黨極權政治。有人說大陸已經算「開明專制」，這說法並不矛盾。因為開明是市場領域的開明，專制是政治領域的專制。我們沒說大陸是極權經濟，但大陸的確就是極權政治。瞭解大陸黨治模式走向的人知道，大陸最近兩年、長一點講是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極權政治絕不是越來越鬆，而是愈演愈烈。什麼是哈維爾講的「後極權」，「後極權」是說極權體制的效果越來越差，不是說它越來越開明。因為能力和欲望是兩回事。

共黨不放棄沒落國家邏輯

　  另一點是龍應台沒提及的，就是大陸同樣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台灣民主迄今為止的最大成就，是民主化已經不可逆的奠定了台灣人嶄新的「政體認同」。全球化和其他一些因素，在政治上導致了一個「後民族國家」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國家認同從「文化認同」逐步轉向「政體認同」。國家首先是政體之下的國家，不是文化之下的國家。同種的文化和歷史糾葛，就一定要求同一個國家，這種原先振振有辭的國家邏輯開始變得脆弱和不講道理。

　  台灣民主是華人世界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政治成就，這使大陸的「一國兩制」徹底成為一個烏托邦。但大陸官方和相當一部分民間不願承認這個現實。因此台灣民主今天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大陸民主化之前共產黨不會放棄台灣，放棄沒落中的國家邏輯。但大陸未來的民主化如果也被民粹主義駕馭，大陸還是同樣不會放過台灣。我贊同台灣的獨立政體，但我可能比台灣人更瞭解這個冷酷的、來自民族國家理念和地緣政治格局的現實。台灣的和平獨立是可能的嗎？我的回答可能。但台灣目前在陳水扁的引導下完全走錯了方向。因為台灣絕不可能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和平獨立。台灣要有耐心，要回到關注大陸、彌合族群的路上。一面累積政治成就，一面促進大陸民主化，到時再以聯邦主義框架整合台海政體認同，才可能在未來作和平的去留決定。我認為這幾乎是台灣唯一的選擇。我同意龍女士說要給台灣民主時間，理解它不可避免的困頓。也對台灣大選紛爭最終守住理性，讓全世界鬆一口氣這一層表示極大的敬意。但我認為台灣民主的第二個、也是最嚴重的困境，是民主壓倒了憲政，在制度轉型上業已走上一條歧途。

勘訂權力的範圍

　  因為單純的民主制只能給出權力的來源，並不能勘訂權力的範圍。而且還會衍生出另一個更需要制約可欲範圍的物件，那就是民意本身。台灣民主化的亢奮點，一直以來過分停留在國家領袖的直接選舉上。但元首的直選只有在兩種憲制結構下才是安全和必須的。一是去選舉被牢牢鑲嵌在三權分立模式中的「實君」，一是去選舉超越在三權分立模式之上的「虛君」。否則，國家元首的民意基礎越強，在民主制的邏輯下就反而越增添權力的合道性。天上地下只有這一個人是全體公民投票出來的，其他任何權力和機構都會在政治合法性上比他矮半截。這就越發使元首的權力不容易被制衡，並且阻礙其他權力尤其是司法權的崛起。這樣在民主與憲政的訴求之間產生了撕裂。而當年修憲時的在野黨，和執政黨一起同意繼續擴張總統權力，這在人類民主史上也是罕事。

　  這樣一個民進黨今天還能繼續操弄台灣百年悲情，撕裂族群，一味哄騙民意。我冷眼旁觀只有兩句話，台灣的民主成就固然偉大，台灣的憲政前途卻實在堪憂。

　  但台灣還可以選擇，可以繼續從民主走向憲政。十七年了，我堅信台灣已為自己贏得了選擇的權力。

編案：選前充滿激情，選後爆發紛爭──台灣的民主難道是倒退的？充滿危險的？對照新加坡的威權體制，以及中國的共產專政，我們敢說：台灣是全世界最勇於實驗自由民主制度的華人地區。作家、評論家龍應台 ，旅居香港，心繫台灣，於全世界都在注目、指點我們的此刻，發奮執筆，「為台灣民主辯護」！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沉，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於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嚮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

　台灣政府在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扞格，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屨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闔，相較於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於低效率。

　台灣國會裡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髮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民主制度裡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惡凌駕專業判斷，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於政治「台灣化」這三個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彷彿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台灣的亂象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註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註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裡，可不可能讀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裡突然亮了燈。你看見窗格裡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見，也不可能知道，一離開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麼說什麼。你的視角，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裡。

　華人世界看台灣民主，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在那方格裡，我們看見陳水扁舉著拳頭嘶吼，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看見立法委員帶頭衝法院，看見打架、流血、絕食。在那一小方格內，我們聽見「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為台灣人民擋風、擋雨、擋子彈」、「衝進總統府」等等充滿煽動煽情、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面，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

　縱深之一：為什麼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勝敗都等四年一決；台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是華人文化裡缺乏理性嗎？

　不，是階段的不同。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兩百年的實踐經驗，今天兩黨之爭只是政策之爭，屬於執政的技術層面。台灣民主，從解嚴的一九八七算起，只有短短十七年。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於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意義不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別忘了，美國為了對於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隸制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凡是從專制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對被扭曲、被偽造的歷史，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權的國民黨、集權的共產黨；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華民國、文化的古老中國──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糾纏在台灣的深層意識中。未來怎麼走取決於過去怎麼解釋，那麼過去怎麼解釋？不同來歷的台灣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為集體經驗不同，痛點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對於「台灣應該是什麼」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

　如果你知道，尋找、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如果你知道，台灣人在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四十年軍事戒嚴，而此刻還面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自由第一次來到，而且只有短短的十七年，十七年中沒有軍事政變、沒有流血暴動、沒有強人獨裁… …，你會怎麼說呢？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裡看見警察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五十萬人上廣場，心中怒火狂燒，可是行為理性溫和，秩序井然，對於民主真相的要求，卻又堅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五十萬人，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衝上街去叫囂對抗。三月二十七日可以說是台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啟。更何況，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人們血脈賁張，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我們沒有看見暴民，沒有坦克，沒有街頭的火焰沖天。

　是的，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我仍然看見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裡

　在那一小方格裡，很多人以為：那就是民主了，選舉投票、國會爭執、萬人抗議，很聳動，很刺激。你或許羨慕它：我們，門兒都沒有。你或許排斥它：太亂。

　可是我想告訴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義，在那小窗格以外，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裡。

　是民主，使台灣變了。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歷史重要，因此歷史街區得到保存；族群意識高漲，弱勢的權力──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帳；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分；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裡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裡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裡，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裡。

被「綁架」的感覺

　我無意說，台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

　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不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他，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綁架」的感覺，不好受。

　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麼驗票，比四年前多出一百五十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戴著防毒面具跳舞

　台灣的民主，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裡想要長得正長得直，像戴著防毒面具跳舞，像穿著防彈衣游泳，像綁著腳鍊賽跑；而你說，十七年太長？台灣民主是個「國際笑話」？

　我說，十七年太短；我說，台灣的民主不是「國際笑話」，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我說，台灣人很了不起。

　二○○四年的大選，是民主退步嗎？或許，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被嚴重懷疑。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進一步退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進退轉折之間，走勢向前，就是進步。二○○四年的台灣，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但是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衝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執政黨，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台，因而被迫謙虛懷柔，難道不也是一種獲得？

　這些日子，台灣人心情確實沉重。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麼脆弱。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歷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脅，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悲情可以奪權，如何執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癒合？與中國的關係，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對話？面對半國人民的敵視，何以治國？

　民主，其實就是維持清醒，不間歇的與強權的角力。對台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塗地，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知識分子又怎麼找到位置，重建反對力量？理性、寬容、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如何從草根培養？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四十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五百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一九三三和義大利的一九二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沉，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4/15

一切要從那口古鐘說起。

鐘是大廟的鎮廟之寶，鏽得黑裡透紅，纏著盤旋轉折的紋路，經常發出蒼然悠遠的聲音，穿過廟外的千株槐，拂著林外的萬畝麥，薰陶赤足露背的農夫，勸他們成為香客。

鐘聲何時響，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時會亮起來，炯炯的射出去；鐘聲響到那裡，光就射到那裡，使鬼魅隱形，精靈遁走。半夜子時，和尚起來敲鐘，保護原野間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崇……

廟改成小學，神像都不見了，鐘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鐘聲響，引來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圍著鐘，睜著發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鐘面的大明年號上，嘗震顫的滋味。

手挨著手，人人快活得隨著鐘聲飄起來，無論多少隻小手壓上去，鐘聲悠悠然，沒有絲毫改變。

校工還在認真的撞鐘，後面有人擠得我的手碰著她尖尖的手指了，擠得我的臉碰著她紮的紅頭繩兒了。擠得我好窘好窘！好快樂好快樂！

可是我們沒談過一句話。

鐘聲停止，我們這一群小精靈立刻分頭跑散，越過廣闊的操場，衝進教室。再遲一分，老師就要坐在教席上，記下遲到的名字。看誰跑得快！可是，我總是落在後面，看那兩根小辮子，裹著紅頭繩兒，一面跑，一面晃蕩。

……如果她跌倒，由我攙起來，有多好！

我們的家長從兩百里外請來一位校長，校長來到古城的時候牽著一個手指尖尖，梳著雙辮的女兒。校長是高大的、健壯的、聲音宏亮的漢子，她是聰明的、傷感的、沒有母親的孩子。家長們對她好憐愛、好憐愛，大家請校長吃飯的時候，太太們把女孩擁在懷裡，捏她，親她，解開她的紅頭繩兒，問：「這是誰替你紮的？校長嗎？」重新替她梳好辮子，又量她的身裁，拿出料子來，問她那一件好看。

在學校裡，校長對學生很嚴厲，包括對自己的女兒。他要我們跑得快，站得穩，動作整齊畫一。如果我們唱歌的聲音不夠雄壯，他走到我們面前來叱罵：「你們想做亡國奴嗎？」對犯規的孩子，他動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絕對不禁止我們拿半截粉筆藏在口袋裡，他知道，我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喜歡找一塊乾淨牆壁，用力寫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軍過境的日子，他不處罰遲到的學生，他知道我們喜歡看兵，大兵也喜歡摸著我們的頭頂，想念自己的兒女，需要我們帶著他們找郵局，寄家信。

「你們這一代，要在戰爭中長大。你們要早一點學會吃苦，學會自立。挺起你們的胸膛來！有一天，你們離開家，離開父母，記住！無論走到那裡，都要挺胸抬頭……」

校長常常這麼說。我不懂他在說什麼。我怎麼會離開父母？紅頭繩兒怎麼會離開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誰替她梳辮子呢？

……

蘆溝橋打起來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聽到朝會的鐘聲。這天，鐘響得很急促，好像撞鐘的人火氣很大。到校後，才知道校長整夜守著收音機沒合眼，他抄錄廣播新聞，親自寫好鋼板，喊醒校工，輪流油印，兩人都是滿手油墨，一眶紅絲。小城沒有報紙，也只有學校裡有一架收音機，國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不能讓許多人蒙在鼓裡。校長把高年級的學生分成十組，分十條路線出發，挨家散發油印的快報。快報上除了新聞，還有他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拚到底，救中國！」我跟紅頭繩兒編在一個小組，沿街喊著「拚到底，救中國！」家家戶戶跑到街心搶快報。我們很興奮，可是我們兩人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送報回來，校長正在指揮工人在學校的圍牆上拆三個出口，裝上門，在門外的槐樹林裡挖防空坑。忙了幾天，開始舉行緊急警報的防空演習。警報器是瘋狂的朝那口鐘連敲不歇，每個人聽了這異常的聲音，都要疏散到牆外，跳進坑裡。校長非常認真，提著籐鞭在樹林裡監視著，誰敢把腦袋伸出坑外，當心籐鞭的厲害。他一面打，一面罵：「你找死！你找死！我偏不讓你死！」罵一句，打一下，疼得你滿身冒汗，哭不出來。

校長說得對，汗不會白流，貼著紅膏藥的飛機果然來了。他衝出辦公室，親自撞那口鐘。我找到一個坑，不顧一切跳下去，坐下喘氣。鐘還在急急的響，鐘聲和轟隆的螺旋槳聲混雜在一起。我為校長擔心，不住的禱念：「校長，你快點跳進來吧！」這種坑是為兩個人一同避難設計的，我望著餘下的一半空間，聽著頭頂上同學們鼕鼕的腳步響，期待著。

有人從坑邊跑過，踢落一片塵土，封住了我的眼睛。接著，撲通一聲，那人跳進來。是校長嗎？不是，這個人的身軀很小，而且帶來一股雪花膏味兒。

「誰？」我閉著眼睛問。

「我。」聲音細小，聽得出是她，校長的女兒！

我的眼睛突然開了！而且從沒有這樣明亮。她在喘氣，我也在喘氣。我們的臉都紅得厲害。我有許多話要告訴她，說不出來，想嚥唾沫潤潤喉嚨，口腔裡榨不出一滴水。轟隆轟隆的螺旋槳聲壓在我倆的頭頂上。

有話快一點說出來吧，也許一分鐘後，我們都要死了……要是那樣，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

時間在昏熱中過去。我沒有死，也沒有說什麼。我拿定主意，非寫一封信不可，決定當面交給她，不能讓第三者看見。鐘聲悠悠，警報解除，她走了，我還在坑裡打腹稿兒。

出了坑，才知道敵機剛才低飛掃射。奇怪，我沒聽見槍聲，想一想，坑裡飄進來那些槐葉，一定是槍彈打落的。第二天，校長和家長們整天開會，謠言傳來，說敵機已經在空中照了相，選定了下次投彈的地方。前線的戰訊也不好，敵人步步逼進，敏感的人開始準備逃難。

學校決定無限期停課，校長打算回家去抗戰，當然帶著女兒。這些可不是謠言。校長為人太好了，我有點捨不得他，當然更捨不得紅頭繩兒，快快朝學校走去。我已經寫好了一封信，裝在貼身的口袋裡發燙。一路宣著誓，要在靜悄無人的校院裡把信當面交給她……怎麼，誰在敲鐘，難道是警報嗎──不是，是上課鐘。停課了怎麼會再上課！大概有人在胡鬧吧……我要看個究竟。

學校裡並不冷清，一大群同學圍著鐘，輪流敲鐘。鐘架下面挖好了一個深穴，帶幾分陰森。原來這口鐘就要埋在地下，等抗戰勝利再出土。這也是校長的主意，他說，這麼一大塊金屬落在敵人手裡，必定變成子彈來殘殺我們的同胞。這些同學，本來也是來看校長的，大家都有點捨不得他，儘管多數挨過他的籐鞭。現在大家捨不得這口鐘，誰都想多聽聽它的聲音，誰也都想親手撞它幾下。你看！紅頭繩兒也在坑邊望鐘發怔呢！

鐘要消失，紅頭繩兒也要消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毀壞變形。鐘不歇，人不散，只要他們多撞幾下，我會多有幾分鐘時間。沒有人注意我吧？似乎沒有，大家只注意那口鐘。悄悄向她身邊擠去，擠兩步，歇一會兒，摸一摸那封信，忍一忍心跳。等我擠到她身後站定，好像是翻山越嶺奔波了很長的路。

取出信，捏在手裡，緊張得發暈。

我差一點暈倒。

她也差一點暈倒。

那口大鐘劇烈的搖擺了一下。我抬頭看天。

「飛機！」

「空襲！」

在籐鞭下接受的嚴格訓練看出功效，我們像野兔一樣竄進槐木，隱沒了。

坐在坑裡，聽遠近炸彈爆裂，不知道自己家裡怎樣了。等大地和天空恢復了平靜，還不敢爬出來，因為那時候的防空知識說，敵機很可能回頭再轟炸一次。我們屏息靜聽……

很久很久，槐林的一角傳來女人的呼叫，那是一個母親在喊自己的孩子，聲嘶力竭。

接著，槐林的另一角，另一個母親，一面喊，一面走進林中。

立刻，幾十個母親同時喊起來。空襲過去了，她們出來找自己的兒女，呼聲是那樣的迫切、慈愛，交織在偌大一片樹林中，此起彼落……

紅頭繩兒沒有母親……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來了，當大地開始震撼的時候，我順勢塞進了她的手中。

不會錯吧？仔細想想，沒有錯。

我出了防空坑，特地再到鐘架旁邊看看，好確定剛才的想法。鐘架炸坍了，工人正在埋鐘。一個工人說，鐘從架上脫落下來，恰好掉進坑裡，省了他們很多力氣。要不然，這麼大的鐘要多少人抬得動！

站在一旁回憶剛才的情景，沒有錯，信在她的手裡。回家的路上，我反覆的想：好了，她能看到這封信，我就心滿意足了。

大轟炸帶來大逃亡，親族、鄰居，跟傷兵、難民混在一起，滾滾不息。我東張西望，不見紅頭繩兒的影子，只有校長遠遠站在半截斷壁上，望著駁雜的人流發呆。一再朝他招手，他也沒看見。

果然如校長所說，我們在戰爭中長大，學會了吃苦和自立。童年的夢碎了，碎片中還有紅頭繩兒的影子。

征途中，看見掛一條大辮子的姑娘，曾經想過：紅頭繩兒也該長得這麼高了吧？

看見由儐相陪同、盛妝而出的新婦，也想過：紅頭繩兒嫁人了吧？

自己也曾經在陌生的異鄉，摸著小學生的頭頂，問長問短，一面暗想：「如果紅頭繩兒生了孩子……」

我也看見許多美麗的少女流離失所，人們逼迫她去做的事又是那樣下賤……

直到有一天，我又跟校長見了面。儘管彼此的面貌都變了，我還認識他，他也認得我。我問候他，問他的健康，問他的工作，問他抗戰八年的經歷。幾次想問他的女兒，幾次又吞回去。終於忍不住還是問了。

他很嚴肅的拿起一根煙來，點著，吸了幾口，造成一陣沈默。

「你不知道？」他問我。

我慌了，預感到什麼。「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校長哀傷的說，在那次大轟炸之後，他的女兒失蹤了。他找遍每一個防空坑，問遍每一個家庭。為了等候女兒的消息，他留在城裡，直到聽見日軍的機關槍聲……多年來，在茫茫人海，夢見過多少次重逢，醒來仍然是夢……

怎麼會！這怎麼會！我叫起來。

我說出那次大轟炸的情景：同學們多麼喜歡敲鐘，我和紅頭繩兒站得多麼近，腳邊的坑是多麼深，空襲來得多麼突然，我們疏散得多麼快……只瞞住了那封信。我一再感謝校長對我們的嚴格訓練，否則，那天將炸死很多孩子。校長一句話不說，只是聽。為了打破可怕的沈默，我只有不停的說，說到那口鐘怎樣巧妙的落進坑中，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

淚珠在校長的眼裡轉動，嚇得我住了口。這顆淚珠好大好大，掉下來，使我更忘不了那次轟炸。

「我知道了！」校長只掉下一顆眼淚，眼球又恢復了乾燥。「空襲發生的時候，我的女兒跳進鐘下面坑裡避難。鐘掉下來，正好把她扣住。工人不知道坑裡有人，就填了土……」

「這不可能！她在鐘底下會叫……」

「也許鐘掉下來的時候，把她打昏了。」

「不可能！那口鐘很大，我曾經跟兩個同學同時鑽到鐘口裡面寫標語！」

「也許她在往坑裡跳的時候，已經在轟炸中受了傷。」

我仔細想了想：「校長，我覺得還是不可能！」

校長伸過手來，用力拍我的肩膀：「老弟，別安慰我了，我情願她扣

在鐘底下，也不願意她在外面流落……」

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臨告辭的時候，他使用當年堅定的語氣告訴我：

「老弟，有一天，咱們一塊兒回去，把那口鐘吊起來，仔細看看下面……咱們就這樣約定了！」 
　　當夜，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帶了一大群工人，掘開地面，把鐘抬起來，點著火把，照亮坑底。下面空蕩蕩的，我當初寫給紅頭繩兒的那封信擺在那兒，照老樣子疊好，似乎沒有打開過。

四合房是一種閉鎖式的建築，四面房屋圍成天井，房屋的門窗都朝著天井。從外面看，這樣的家宅是關防嚴密的碉堡，厚牆高簷密不通風，擋住了寒冷和偷盜，不過，住在裡面的人也因此犧牲了新鮮空氣和充足的陽光。

我是在「碉堡」裡出生的。依照當時的風氣，那座碉堡用青磚砌成，黑瓦蓋頂，灰色方磚鋪地，牆壁、窗櫺、桌椅、門板、花瓶、書本，沒有一點兒鮮艷的顏色。即使天氣晴朗，室內的角落裡也黯淡陰沉，帶著嚴肅，以致自古以來不斷有人相信祖先的靈魂住在那一角陰影裡。嬰兒大都在靠近陰影的地方呱呱墜地，進一步證明了嬰兒跟他的祖先確有密切難分的關係。

室外，天井，確乎是一口「井」。夏夜納涼，躺在天井裡看天，四面高聳的屋脊圍著一方星空，正是「坐井」的滋味。冬天，院子裡總有一半積雪遲遲難以融化，總有一排屋簷掛著冰柱，總要動用人工把簷溜敲斷，把殘雪運走。而院子裡總有地方結了冰，害得愛玩好動的孩子們四腳朝天。

北面的一棟房屋，是四合房的主房。主房的門窗朝著南方，有機會承受比較多的陽光。中午的陽光像裝在簸箕裡，越過南房，傾瀉下來，潑在主房的牆上。開在這面牆上的窗子，早用一層棉紙、一層九九消寒圖糊得嚴絲合縫，陽光只能從房門伸進來，照門框的形狀，在方磚上畫出一片長方形。這是一片光明溫暖的租界，是每一個家庭的勝地。

現在，將來，我永遠能夠清清楚楚看見，那一方陽光鋪在我家門口，像一塊發亮的地毯。然後，我看見一只用麥稈編成、四周裹著棉布的坐墩，擺在陽光裡。然後，一雙謹慎而矜持的小腳，走進陽光，停在墩旁，腳邊同時出現了她的針線筐。一隻生著褐色虎紋的狸貓，咪嗚一聲，跳上她的膝蓋，然後，一個男孩蹲在膝前，用心翻弄針線筐裡面的東西，玩弄古銅頂針和粉紅色的剪紙。那就是我，和我的母親。

如果當年有人問母親：你最喜歡什麼？她的答覆，八成是喜歡冬季晴天這門內一方陽光。她坐在裡面做針線，由她的貓和她的兒子陪著。我清楚記得一股暖流緩緩充進我的棉衣，棉絮膨脹起來，輕軟無比。我清楚記得毛孔張開，承受熱絮的輕燙，無須再為了抵抗寒冷而收縮戒備，一切煩惱似乎一掃而空。血液把這種快樂傳遍內臟，最後在臉頰上留下心滿意足的紅潤。我還能清清楚楚聽見那隻貓的鼾聲，牠躺在母親懷裡，或者伏在我的腳面上，虔誠的唸誦由西天帶來的神祕經文。

在那一方陽光裡，我的工作是持一本三國演義，或精忠說岳，唸給母親聽。如果我唸了別字，她會糾正，如果出現生字，——母親說，一個生字是一隻攔路虎，她會停下針線，幫我把老虎打死。漸漸地，我發現，母親的興趣並不在乎重溫那些早已熟知的故事情節，而是使我多陪伴她。每逢故事告一段落，我替母親把繡線穿進若有若無的針孔，讓她的眼睛休息一下。有時候，大概是暖流作怪，母親嚷著：「我的頭皮好癢！」我就攀著她的肩膀，向她的髮根裡找蝨子，找白頭髮。

我在曬太陽曬得最舒服的時候，醺然如醉，岳飛大破牛頭山在我喉嚨裡打轉兒，發不出聲音來。貓恰恰相反，牠愈舒服，愈呼嚕得厲害。有一次，母親停下針線，看她膝上的貓，膝下的我。

「你聽，貓在說什麼？」

「貓沒有說話，牠在打鼾。」

「不，牠是在說話。這裡面有一個故事，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母親說，在遠古時代，宇宙洪荒，人跟野獸爭地。人類聯合起來把老虎逼上山，把烏鴉逼上樹，只是對滿地橫行的老鼠束手無策。老鼠住在你的家裡，住在你的臥室裡，在你最隱密最安全的地方出入無礙，肆意破壞。老鼠是那樣機警、詭詐、敏捷、惡毒，人們用盡方法，居然不能安枕。
有一次，一個母親輕輕的拍著她的孩子，等孩子睡熟了，關好房門，下廚做飯。她做好了飯，回到臥室，孩子在哪兒？床上有一群啾啾作聲的老鼠，爭著吮吸一具血肉斑斕的白骨。老鼠把她的孩子吃掉了。

——聽到這裡，我打了一個寒顫。

這個摧心裂肝的母親向孫悟空哭訴。悟空說：「我也制不了那些老鼠。」

但是，總該有一種力量可以消滅醜惡骯髒而又殘忍的東西。天上地下，總該有個公理！

悟空想了一想，乘觔斗雲進天宮，到玉皇大帝座前去找那一對御貓。貓問他從哪裡來，他說，下界。貓問下界是什麼樣子，悟空說，下界熱鬧，好玩。天上的神仙哪個不想下凡？貓心動，擔憂在下界迷路，不能再回天宮。悟空拍拍胸脯說：「有我呢，我一定送你們回來。」

就這樣，一個觔斗雲，悟空把御貓帶到地上。

御貓大發神威，殺死無數老鼠。從此所有的老鼠都躲進洞中苟延歲月。

可是，貓也從此失去天國。悟空把牠們交給人類，自己遠走高飛，再也不管牠們。悟空知道，貓若離開下界，老鼠又要吃人，就硬著心腸，負義背信。從此，貓留在地上，成了人類最寵愛的家畜。可是，牠們也藏著滿懷的愁和怨，常常想念天宮，盼望悟空，反覆不斷的說：

「許送，不送……許送，不送。……」

「許送，不送。」就是貓們鼾聲的內容。

原來人人寵愛的貓，心裡也有委屈。原來安逸滿足的鼾聲裡包含著失望的蒼涼。如果母親不告訴我這個故事，我永遠想不到，也聽不出來。

我以無限的愛心和歉意抱起那隻狸貓，親牠。

牠伸了一個懶腰，身軀拉得好長，好細，一環一環肋骨露出來，抵擋我的捉弄。冷不防，從我的臂彎裡竄出去，遠了。

母親不以為然，她輕輕的糾正我：「不好好的纏毛線，逗貓做什麼？」

在我的記憶中，每到冬天，母親總要抱怨她的腳痛。

她的腳是凍傷的。當年做媳婦的時候，住在陰暗的南房裡，整年不見陽光。寒凜凜的水氣，從地下冒上來，從室外滲進室內，首先侵害她的腳，兩隻腳永遠冰冷。

在嚴寒中凍壞了的肌肉，據說無藥可醫。年復一年，冬天的訊息乍到，她的腳面和腳跟立即有了反應，那裡的肌肉變色、浮腫，失去彈性，用手指按一下，你會看見一個坑兒。看不見的，是隱隱刺骨的疼痛。

分了家，有自己的主房，情況改善了很多，可是年年腳痛依然，它已成為終身的痼疾。儘管在那一方陽光裡，暖流洋溢，母親仍然不時皺起眉頭，咬一咬牙。

當刺繡刺破手指的時候，她有這樣的表情。

母親常常刺破手指。正在繡製的枕頭上面，星星點點有些血痕。繡好了，第一件事是把這些多餘的顏色洗掉。

據說，刺繡的時候心煩慮亂，容易把繡花針扎進指尖的軟肉裡。母親的心常常很亂嗎？

不刺繡的時候，母親也會暗中咬牙，因為凍傷的地方會突然一陣刺骨難禁。

在那一方陽光裡，母親是側坐的，她為了讓一半陽光給我，才把自己的半個身子放在陰影裡。

常常是，在門旁端坐的母親，只有左足感到溫暖舒適，相形之下，右足特別難過。這樣，左足受到的傷害並沒有復元，右足受到的摧殘反而加重了。

母親咬牙的時候，沒有聲音，只是身體輕輕震動一下。不論我在做什麼，不論那貓睡得多甜，我們都能感覺出來。

這時，我和貓都仰起臉來看她，端詳她平靜的面容幾條不平靜的皺紋。

我忽然得到一個靈感：「媽，我把你的座位搬到另一邊來好不好？換個方向，讓右腳也多曬一點太陽。」

母親搖搖頭。

我站起來，推她的肩，媽低頭含笑，一直說不要。貓受了驚，蹄縫間露出白色爪尖。

座位終於搬到對面去了，狸貓跳到院子裡去，母親連聲喚牠，牠裝做沒有聽見；我去捉牠，連我自己也沒有回到母親身邊。

以後，母親一旦坐定，就再也不肯移動。很顯然，她希望在那令人留戀的幾尺乾淨土裡，她的孩子，她的貓，都不要分離，任發酵的陽光，釀造濃厚的情感。她享受那情感，甚於需要陽光，即使是嚴冬難得的煦陽。

蘆溝橋的砲聲使我們眩暈了一陣子。這年冬天，大家心情興奮，比往年好說好動，母親的世界也測到一些震波。

母親在那一方陽光裡，說過許多夢、許多故事。

那年冬天，我們最後擁有那片陽光。

她講了一個夢，對我而言，那是她最後的夢。

母親說，她在夢中抱著我，站在一片昏天黑地裡，不能行動，因為她的雙足埋在幾寸厚的碎琉璃碴兒裡面，無法舉步。四野空空曠曠，一望無邊都是碎琉璃，好像一個琉璃做成的世界完全毀壞了，堆在那裡，閃著燐一般的火焰。碎片最薄最鋒利的地方有一層青光，純鋼打造的刀尖才有那種鋒芒，對不設防的人，發生無情的威嚇。而母親是赤足的，幾十把琉璃刀插在腳邊。

我躺在母親懷裡，睡得很熟，完全不知道母親的難題。母親獨立蒼茫，汗流滿面，覺得我的身體愈來愈重，不知道自己能支持多久。母親想，萬一她累昏了，孩子掉下去，怎麼得了？想到這裡，她又發覺我根本光著身體，沒有穿一寸布。她的心立即先被琉璃碎片刺穿了。某種疼痛由小腿向上蔓延，直到兩肩、兩臂。她咬牙支撐，對上帝禱告。

就在完全絕望的時候，母親身旁突然出現一小塊明亮乾淨的土地，像一方陽光這麼大，平平坦坦，正好可以安置一個嬰兒。謝天謝地，母親用盡最後的力氣，把我輕輕放下。我依然睡得很熟。誰知道我著地以後，地面忽然傾斜，我安身的地方是一個斜坡，像是又陡又長的滑梯，長得可怕，沒有盡頭。我快速的滑下去，比飛還快，轉眼間變成一個小黑點。

在難以測度的危急中，母親大叫。醒來之後，略覺安慰的倒不是我好好的睡在房子裡，而是事後記起我在滑行中突然長大，還遙遙向她揮手。

母親知道她的兒子絕不能和她永遠一同圍在一個小方框裡，兒子是要長大的，長大了的兒子會失散無蹤的。

時代像篩子，篩得每一個人流離失所，篩得少數人出類拔萃。

於是，她有了混和著驕傲的哀愁。

她放下針線，把我摟在懷裡問：

「如果你長大了，如果你到很遠的地方去，不能回家，你會不會想念我？」

當時，我唯一的遠行經驗是到外婆家。外婆家很好玩，每一次都在父母逼迫下勉強離開。我沒有思念過母親，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同時，母親夢中滑行的景象引人入勝，我立即想到滑冰，急於換一雙鞋去找那個冰封了的池塘。

躍躍欲試的兒子，正設法掙脫傷感留戀的母親。

母親放開手凝視我：

「只要你爭氣，成器，即使在外面忘了我，我也不怪你。」

對受不了番茄味的人而言，番茄時代所形成的專制獨裁統治，比攝護腺腫大更令人畏懼、厭惡。不愛吃番茄本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如今沒人尊重這點，反倒以「溫柔的殘暴」要你多吃番茄，說著說著又幫你倒滿一杯味似「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番茄汁……

作者交代

不久前，我寫了一篇文章詳述西瓜翻身的過程，文中提到西瓜當紅令香蕉與番茄「眼紅」；我基於個人偏愛先寫香蕉故事置番茄於不顧（主因當然是我不太喜歡番茄）。由於同情香蕉遭遇，我一時心軟連吃數日香蕉以致被大腸拖累而手腳俱軟，稿子就擱下了。

沒想到，那粒番茄來託夢。

●

某晚，我做著對中年人而言猶似鳳毛麟角的風花雪月之夢；夢的帷幕緩緩拉開，一陣微風吹過，眼看花兒就要開了，忽然青天霹靂，蹦出一粒圓滾滾的番茄，剎那間讓我以為自己正在「時時樂」沙拉吧前酖酖我還注意到她背後不遠處站著一顆鬼鬼祟祟、套保麗龍護網的泰國芭樂。番茄來勢洶洶，神情肅殺，張著血盆「小口」語帶威脅：「給妳警告哦，若是不寫我，就叫妳的眼睛腫得跟我一樣紅！」

我立刻明白綺麗夢境已變成區運會鉛球預賽現場，那粒泰國芭樂是番茄小姐請的「外勞」，亦即是預謀中的「鉛球」，標的物就是我的頭。

我大笑三聲，暗想：她也不去向我的家人、情人、友人打聽打聽，簡某人「遇軟則軟、遇硬則硬、遇理則理、遇蠻則蠻」的個性改了沒？竟敢命令我寫她！她可能太久沒碰到有原則的人吧！

我不甩她，把夢境收拾收拾準備走人，瞅了遠處一眼，忽然心生一計，指著那粒大芭樂說：「那傢伙陷害過我和弟弟，我小時候蛀牙，芭樂籽卡入蛀洞挖不出來到現在還很氣，他還害我弟弟便祕，我阿母只好用……。」

「關我啥事？」番茄兇巴巴。

「嘿嘿嘿，以前沒關現在有關，」我笑咪咪：「妳幫我報仇，我就替妳申冤！」接著對芭樂喊：「出來啦被看到了啦，一丸那麼大丸，下次找葉子多的樹躲吧！」

這叫讓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相互殘殺變成只剩一個敵人，戰敗者為了復仇與你結盟遂有共同敵人，當分不清誰是敵人時，大家又變成朋友了。夢中的我得意至極哈哈大笑，這一笑竟醒了。醒來，自覺卑鄙，心緒為之混亂，想起番茄兇惡的嘴臉，不免驚恐，立刻框上眼鏡巡視，確定番茄沒追來才放心。

仔細回想，恐嚇我的應該是一粒聖女小番茄。

這就引起我的興趣了。番茄家族靠茄紅素含量在蔬果界享有盛名，近年來更進軍飲品市場一枝獨秀。加上拜台灣固有文化「一窩蜂」精神，「橘子紅了」之後番茄更紅；番茄汁在短短半年闖出二十億業績意謂台灣人腸胃皆已受洗，「洗」尚不足以表達狂愛，舉凡泡麵、優酪乳、軟糖、甚至女性用來護膚的面膜，無不添加番茄以示追隨茄紅素領導。紅浪席捲之下，昔時稱霸天下的健康食品如蒜精、蜆精、卵磷脂、花粉、蜂膠、牧草粉皆黯然失色。飲食界、養生道場，人人言必稱番茄，雞鴨豬狗（熱狗）牛羊魚，除了雞精保持硬頸精神尚未添入，其餘全跟番茄有染。對受不了番茄味的人而言，番茄時代所形成的專制獨裁統治，比攝護腺腫大更令人畏懼、厭惡。不愛吃番茄本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如今沒人尊重這點，反倒以「溫柔的殘暴」要你多吃番茄，說著說著又幫你倒滿一杯味似「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番茄汁。

時勢至此，番茄再也不是麥當勞裡沾薯條、電視劇裡用來調製血腥效果的「小腳（音ㄎㄚ）」。不獨如此，根據美國《時代》雜誌評選二○○二年全球最重要的四十二項發明，「番茄疫苗」名列前茅。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生物學家查里斯‧昂森教授研發出將蕃茄汁經冷凍乾燥技術製成紅色粉末，內含大腸桿菌基因，服用後，該基因製造出的蛋白質即成為一種疫苗，幫免疫系統識別、對抗細菌，可治療腹瀉。在文明國家腹瀉乃小事一樁，然而在醫療條件較差的第三世界國家，腹瀉卻足以奪命，每年至少有二百萬人因腹瀉而死亡，尤其是兒童。番茄安撫了文明社會男性的攝護腺，又成為落後地區人民的救命仙丹，善哉聖哉！

我太感動了。小小番茄平衡了我這個活在貪婪地耗費地球資源自稱文明社會卻不知悔改以至於讓我常常覺得罪惡的平凡人的良心，她使我好過一點。尤其，當我清理過期食品而思及全世界有八億人挨餓遂慚愧萬分導致大腸激躁而服用腸胃藥時，史懷哲般的番茄倩影總會浮現腦海，她承載了我對億萬個不幸的地球人的歉意與祝福。

我想起夢中那粒小番茄悲憤的神情，頓覺台灣欠她一份人情、一頂桂冠酖酖憑她的貢獻，聘為國策顧問也不為過。畢竟，本土的滿臉通紅比海外的一頭白髮更能彰顯國運昌隆啊！

我決定替她討回公道。

為了深入了解，我特地到大賣場繞一圈，這才發現番茄品種之多、價格之亂令人咋舌。有礁溪來的、滿載我的童年回憶的溫泉番茄，有顏色千變萬化常客串靜物寫生模特兒的「黑柿仔」，有形似桃子具東洋趣味的「桃太郎」，有紅亮飽滿像紅寶石的「牛心」番茄，有荷蘭進口號稱減脂聖品的大黃番茄，還有農委會歷經五年研發成功、獨具琉璃透亮感的「金艷」黃色小番茄，加上那些個頭小的：連珠番茄、嬌嬌女番茄及聖女小番茄，看得我頭痛，沒想到番茄國度競爭如此激烈。至於曾經轟動一時、引領風騷的小聖女如今竟被擺到角落「俗俗賣」，狀似一群深宮怨婦。

我恍然大悟，小聖女的問題無關乎番茄國族命運而是受不了自己失勢。在轟隆作響的時代巨輪中，她從方向盤位置被推擠到排氣管，這口氣確實嚥不下。

既來之，我忍不住像小時候一樣把酸梅塞入礁溪番茄內，數到十、大咬一口，享受微酸帶甜豐富的味覺層次變化、唇齒間有沙質與水分相互沖積的幸福感。瞬間，彷彿重回陽光燦爛的童年午後，一個人坐在河邊啃食完整的大番茄，那種無憂無慮的幸福使人縮小，小到像一隻瓢蟲，於是那幸福變得更澎湃。我沒料到礁溪番茄對我仍有魔力，更加深我對她的忠貞情懷，再次印證「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強大威力。因此我得出小小結論：一個人（或事物）若不能佔領一世代之記憶區，無法在時間軸線上留歷史印記，又喪失與當代競爭者決勝負的優勢，冷宮，恐怕就是戶籍所在地吧！小聖女番茄的心結應該就在這兒，別說把冷宮視為戶籍，就是當作兩天一夜的度假勝地她也不願意呀！

「恐懼失勢」絕對是一種病，病根源自對權力之過度貪戀以至於無法戒斷酖酖自詡是天地間獨一無二、唯一有資格肩負歷史使命的王，他人皆凡夫俗胎不配掌握權柄。從物種演化角度觀之，這種人是瑕疵品，然而因其鬥性堅強、老謀深算又擅長製造大混亂，故常常在無形間又取得機會再次登上權力高。

一旦趁了她（或他）的心，活著不下台，死了也要成為坐屍更不須下台。

我不寒而慄，決定離那粒小番茄遠一點，每晚睡前誦唸自己發明的「除夢咒」以遠離是非顛倒夢想。偏偏有一晚漏唸，忽然一粒芭樂衝進來壓我胸口險險害我心臟病發，我奮力一抓、狠狠咬一口立刻吐出大喊：「鬼哦！」那粒芭樂酖酖憑四十年啃食經驗我絕沒認錯酖酖居然是紅皮紅肉！

那種紅太邪門了，跟幼年偶從土芭樂堆找到的紅肉小芭樂不一樣。我嚇壞了，拊胸喘氣，芭樂酖酖不，應該說「番茄芭樂」中的芭樂部分，得意地說：「怎樣？沒想到我也有富含茄紅素的一天吧！」小聖女番茄那部分也故意嗲聲嗲氣應和：「我們混血了，我們融合了，我有他的英俊外表他有我的豐富內在，從今起就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新品種嘍！」

我真的無法接受紅綠配，頻頻問：「為什麼？為什麼？」

「我們有共同的歷史使命呀！」番茄、芭樂同聲回答。

又來了，「歷史使命」被濫用到比塑膠袋、保麗龍還嚴重，若有「語言環保署」，我要建議限用的語言名單必有：「愛台灣」、「歷史使命」、「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為何不會講台灣話」……。

我神魂稍定，理智轉一圈就看穿這兩個傢伙連講「歷史使命」應有的慷慨、悲壯都沒學會，真把歷史使命交給他們必成「歷史沒命」。我拐個彎探一探芭樂：「以後，再也沒人敢叫你『芭樂票』對不對？」

「說到『芭樂票』我就有氣，」芭樂重重地搥桌，惹得番茄本能地驚叫「小心，會破！」而他提醒她「放心，我很硬！」接著指天恨地開罵：「我們對台灣沒功勞也有苦勞，我們做錯了什麼？唯一缺點也不過是籽多讓小兒便祕，可是從蒙特梭利教育觀點來看也是『機會教育』讓兒童認識攝取纖維的重要。憑什麼把我們污名化、亂戴空頭支票帽子？那些空心蘿蔔你們一個都不敢惹還讚他們『好彩頭』！這樣對嗎？我們芭樂族任勞任怨跟著台灣受苦受難撐過來，人說『子孝不嫌母醜，愛鄉不嫌土貧』，我們從來都是隨便站在田邊、路邊、學校廁所邊靠狗屎、撒野尿小孩的滋潤就結出一堆芭樂給你們吃到飽，你們不但不念這個恩還恩將仇報；嫌我們籽多，好啦，『無籽芭樂』順應民意出來了，嫌我們肉澀不甜，『珍珠奶芭』也出來了。結果呢，妳去看看市場上芭樂一斤多少？啊！妳回答我一斤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亂報：「該不會是五十元吧！」

「還『伍佰』咧！」芭樂氣得冒出一坨紅肉瘤：「一斤比不上一粒貓屎咖啡豆！」

「啥是貓屎咖啡豆？Star-bucks有賣嗎？」我問。

小番茄見我的表情「跟不上潮流」，立刻以宛如國會助理的架式秀出一則剪報，大意是：印尼麝香貓取食咖啡樹上的果實，吃掉果肉，把咖啡豆也吞下肚，豆子不被消化，繞其腸道而行遂沾染貓科靈慧之氣、集結天地萬物之味，最後裹隨貓屎而出。便有「逐臭之夫」如獲至寶地「採屎」而歸，以小鑷（想當然耳）畢恭畢敬夾出如同晶鑽一般的咖啡豆，加以烘焙而成。由於產量稀少，咖啡鑑賞家視作稀世珍寶，莫不以朝聖心情「顫抖品嚐」。最近，台糖打著「麝香貓」名號賣咖啡，一杯五百元，但立刻遭行家質疑其純粹，台糖緊急澄清賣的是混合豆。可見屎粒之珍貴。

難怪芭樂這麼不平衡，同樣是繞腸道而行，芭樂籽與咖啡豆的「下場」竟有天淵之別。我想起當年我弟痛苦哇叫、我母徒手診治之狀，對照報上大老闆們嘻然暢飲之情，真是不勝唏噓之餘，勃然有怒。

「最好那些貓都剉屎（腹瀉），五百元夠低收入戶小孩繳一個月午餐……」我說。

「妳不要轉移話題，我還沒講完……」芭樂插嘴。

「夠了夠了，」不愉快的談話加上污穢想像令我不耐，「你就是一肚子牢騷、滿腦被迫害妄想，講一百遍、一千遍還是同樣論調，好像天下人全辜負你似的……。」

「妳太標準就是『不願聆聽』的那款人，為什麼我講百遍千遍？因為你們連一遍都不願意聽完！」

好囉嗦的變種芭樂把我氣得滿臉漲紅酖酖也算富含茄紅素。本想回擊，轉念一想，平日最恨那些尖嘴亂啃道理比老鼠咬布袋更缺乏邏輯、美感的人，若破口與芭樂槓上，豈不毀了修養？況且他的怨憎也有幾分道理，就從那幾分道理處對他「同情與理解」吧！我緩一緩口氣：

「我們別爭了。天地間萬物皆如此，千金難買一句肯定。昔日你當道今天換人掌權，這是自然法則，不妨就從這節骨眼自我釋懷吧！我也承認你現在確實受到不合理對待，不過，我相信很多人記得你帶給他們的童年快樂酖酖哪種水果像你一樣可以當棒球投？多想想這些就不會那麼在意鎂光燈下的位置了！」

芭樂默然，臉上現出香甜時才有的鵝黃色澤。

偏偏番茄「哼」了一聲，給他「注射」疫苗：「聽到沒？她承認你受到不公平對待了吧！你更應該堅持原則、抗爭到底，要是憑幾句話就被軟化，她一轉身就會譏笑你是沒種芭樂，他們的陰謀我太了解了！」

芭樂再次漲紅臉，又搥了桌。

我終於體會，當雙方喪失互信基礎時，所有的對話都會變成刀槍，這時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對話」。

我決定離開夢境，說了聲：「那就祝福賢伉儷成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當紅巨星吧！」

醒來，心情不佳。明明能雄辯卻硬要自己「鎖喉封口」確實需要強大的自制力與調適功夫。所幸天下事本多無奈不差再添一樁，很快地我也釋然了。偶爾行經市場，瞄一眼番茄芭樂上市了沒，如此而已。

奇的是，趕上茄紅素熱潮的「紅彩頭」紅皮白蘿蔔、「紅旺來」紅皮鳳梨都在市面招搖一陣子了，就是沒看見紅芭樂的影！

後來，聽說那晚我離開夢境後事情還有下文。一顆路過的「金艷」小黃番茄聽了我與芭樂番茄的對話，竟滾出來羞辱聖女小番茄：「妳怎能跟我們比？我們『金艷』是副總統賜名等於國家掛保證的呢！看到沒，品種名叫『台南十二號』，台南專門出總統知道吧！妳再怎麼改良也沒用啦，乖乖回去當妳的沙拉吧小姐！」

唉！標準的「權力的傲慢」，番茄版。

這「番」話激怒那兩個「同是天涯淪落人」，更加誓言為「歷史使命」皮連皮、肉連肉。不過，話才說完，兩人就為名字起了一點「內亂」；到底該叫「番樂」、「芭茄」還是「番芭」、「樂茄」一直談不攏。芭樂認為自己「又硬又大」應該排前，番茄自認營養豐富民調高應該居先。兩人不斷協商、密談，還一度各退一步取了「泰國小聖女」這種A片綽號，次日又同意推翻酖酖此乃唯一一次意見相同。

唉！也是標準的「未得天下、先分天下」。

爭執不下，只好假民主方式召集小聖女家族、芭樂家族舉辦「命名公投」。而且為了公平起見，公投決定每年重新公投一次，直到大家都不在乎叫什麼名字為止。

凝視

    告訴我這個故事的人是一個電視台的攝影記者。

    「這個故事愛寫你就寫，不過可別說是我說的。」他說：「我有言在先，將來就算有人問我，我也不會承認的。」

    民國七十三年政府實施的一清專案。隨著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許多黑道分子陸續被釋放出來，到了民國七十八年台灣開始了新一波的泡沫經濟。股市、房地產不斷上漲……當時也是台灣的黑道最囂張的時候。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考進電視台的。

    最開始的時候，我被指派跟著其他資深記者實習。有一天收了工，正準備開車回公司，忽然聽見前方計程車猛接喇叭。我探頭出去看，原來計程車和另一部朋馳轎車同時卡進一個停車位，誰也不肯讓誰。

    我當時心想，搞不好可以做個專題或什麼的，於是扛著攝影機立刻跳下車，站定位置開始拍攝。

    按了一陣喇叭之後，計程車司機跳下汽車，破口大罵，往前要和朋馳車主理論。朋馳汽車車窗貼著反光玻璃紙，看不到裡面。等計程車司機靠近，駕駛座的玻璃窗緩緩地搖了下來。我本來預期會有一場爭吵，可是爭吵並沒有發生。我出乎意外地聽到「砰」的一聲巨響，計程車司機跌倒在地上。

    我本來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等看到血滲紅了上衣，我才會意過來：司機中槍了！接著朋馳車門打開，一個穿著西裝面無表情的年輕人從汽車裡面走出來。

    司機一臉驚慌失措的表情。他急著從地上爬起來，回頭就跑。等他跑回計程前要開門，年輕人走了兩步，緩緩拿起手上的槍，又發射了一槍。砰！

    這一槍打在另一隻手臂上。司機發出痛苦的呻吟。

    「不要……」司機說著，可是仍然警覺地轉身，跌跌撞撞再後跑。

    司機從我的面前跑過去。年輕人亦步亦趨跟隨在後，就在我正前方停下來。他緩緩舉起槍，對著司機又發射了四發，砰！砰！砰！砰！

    四槍之後，殺手注意到了我的攝影機，舉著槍轉身過來。我從鏡頭裡看到他凝視著我的眼神。當時我只覺得：完了。心臟差點都要跳出來了。然而他凝視了一會，只是放下了持槍的右手，用左手對我比畫了一個開槍的手勢。

    等我回過神時，他已經開著汽車揚長而去，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

    地上、車上、牆上，到處血跡斑斑。計程車司機微弱地喊著：

    「救命……」他全身是血，努力地爬向附近一家餐廳。

    事後我對警方隱瞞了拍攝的部分，只說我恰好經過。警方應該不相信我吧，可是他們也拿我沒辦法。我當時嚇壞了，一點也不想惹任何麻煩。

    凶手一直沒被查到。直到兩年後，這個殺手因其他命案落網，我才知道他共殺了九個人，其中六條人命是在計程車司機之後發生的。

    他被槍斃那天新聞畫面還特別播了出來。畫面中，刑犯正走往刑場，攝影機就架在看守所外面，距離有點遠。他停下來，冷冷地凝視著鏡頭，就和兩年前的眼神一模一樣。

    當時有個念頭短暫地閃過。如果兩年前我有勇氣把錄影帶交給警方，後來的六條人命會不會因而避免呢？

    砰！砰！砰！新聞畫面中隨後的槍決聲把我帶回了兩年前的現場……。

    地上、車上、牆上到處血跡斑斑。

    「救命……」司機全身是血，努力地爬向附近一家餐廳。

    餐廳裡面有個女服務員跑了出來。她一看到司機以及血跡時，有點愣住了。不過在看到了我的攝影機之後，很快又露出了理解的笑容。

    「大家快來看，」她雀躍地回頭大喊：「有人在拍電影！」

    那捲沒交給警方的錄影帶，影像就在這裡停了。

　如果你曾經是侯文詠的讀者，相信你很難不隨著他文字裡的真誠，翻飛舞動著那些翩翩的想望。

　不論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小品，還是反應深沉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透過他的作品，你總是能找到一股堅定的力量，支撐著你重新鼓起勇氣，好好去追求你原本已經不存希望的那些夢想。

　身為一個擁有如此神奇力量的作者，他是怎麼升級自己文字和心靈力量的經驗值呢？他又是如何豐美自己的生命，進而灌注豐沛的功力給予廣大的讀者呢？

●創作是釀造一瓶芳醇甘美的葡萄酒

小學開始，他就是個四處投稿的小小作家，並曾是《王子》雜誌的小記者。

大學畢業，他出了第一本書《七年之愛》，成為一位文藝風格的年輕校園作家。

接著，《淘氣故事集》、《大醫院小醫師》、《親愛的老婆》、《烏魯木齊大夫說》、《皮故事集》、《離島醫生》……幽默風趣、文字淺白、令人笑中帶淚的精采作品，讓他成為本本熱賣的天王級暢銷作家。

後來，他一改詼諧輕鬆的作風，近期的作品《白色巨塔》、《我的天才夢》、《危險心靈》，轉而為深沉的自我剖白與社會寫實風格，依然受到讀者的廣大迴響，並引起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
但是，在用一連串的作品深深撼動人心之後，他又親身示範了一種完全違反社會利益原則的驚人之舉：棄醫從文，放棄高薪待遇的醫師工作，全心全意投入文學創作。

創作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樣無法割捨的重要性，讓他義無反顧的選擇把全副心力完全投入，甚至用整個生命去追求？

生性幽默風趣的侯文詠，說起『創作』這回事，卻是相當誠懇而嚴肅的：

『創作對我來講有一點像是生產葡萄酒那種釀酒的過程。我的創作很難來自於靈感，很多都必須來自於生活。以前年輕的時候你是充滿了想像，可是年紀大了，你又充滿了歷史跟生活的經驗。那些東西它不會一下冒出來就變成故事，但是有些時候，為了某些緣故或是某些生活的經驗，會讓我好像想起什麼事，然後它會為我開出某些通道，引導我走到某個地方去。而在那裡我會發現說，喔，原來這裡有一瓶我十年前放在這裡的酒，已經發酵了。

所以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觸動了我記憶中的某些想法，然後我知道它對了，就慢慢的把它挖掘出來。而且我強迫自己不要快，因為我覺得「快」太像這個時代了，這個時代所有東西都是快速、快節奏的，而我覺得寫作它之所以會不一樣，它可能必須有抵抗時間或是抵抗節奏的那種信念或是方法，才可能有比較好的東西端出來。就跟釀酒一樣，它就是需要某種最原始的一些時間或是什麼來釀造。我想寫作很多的價值，也是出現在這個地方吧。

現在日常生活的節奏我也試著緩慢，甚至刻意讓自己再慢一點。以前我的節奏其實是很快的，可是我覺得那麼快的節奏實在不太適合寫作，因為如果一個人的心裡有很多的空間，你就可以裝很多的東西很多的情感，可是如果你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就什麼都裝不下了。』

因此，侯文詠總是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好好的、慢慢的去寫一本書，宛如細心用歲月釀造一瓶芳醇甘美的葡萄酒。

●創作要面對自己內心的真誠

侯文詠的作品總是充滿真誠動人的力量，原來追溯到釀造這瓶葡萄酒的原始素材，果然也是粒粒皆精選的上等『真誠』葡萄：

『我覺得你自己要創作一個東西，要能找到一個比較貼近你內心想說話的方式，而最難的部分會是在於你到底要選擇什麼去說。到現在這個階段，我會特別在意我要說的話是不是忠實於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我自己想說的，或是我在說的時候是不是違背了自己？還有當我開始這樣做的時候，我是不是有足夠的意志，或是這個我想說的話，是不是有足夠的吸引力吸引我，讓我可以用一年到兩年的時間，每天和它相處？如果我不選擇一個我真的很在乎的東西，可能就好像跟一個討厭的人談戀愛談一整年那種感覺吧。

我現在其實很懷念寫《白色巨塔》跟《危險心靈》的那個時刻，雖然很辛苦，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光很好，因為當時是毅然決然、完全沒有任何猶豫和害怕去寫的。而當我真的很重視我的作品的時候，每次看自己的作品，就好像會知道我是誰，那個時候我在哪裡……這種從作品裡找到自己的感覺，有時候甚至會比我活生生的活著，都還要再深刻一點。

年輕的時候，我曾經為了想寫一些鄉土文學的東西，跑去華西街看妓女的生活都是怎麼樣的，結果不但眼鏡被妓女們搶走，最後這些「經歷」也沒有造成什麼好的小說。而後來我寫作也有一個觀念在改變，就是我沒有辦法去寫那些跟我生活週遭不相干的事情。所以我開始從大學的生活寫起，寫完之後又寫自己實習醫師的生活，然後寫當醫師的生活、當兵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都是我碰觸得到的、跟我熟悉的、或是這個時代的東西。我想一個作家要寫好的作品，還是應該要寫跟他生命有關聯的、他所在意的那些人或者是事情，也因為這樣，他才會有自己很大的特色。』

侯文詠也曾經想學張愛玲的風格，想學海明威的風格，然而越是學別人，越是找不到自己的風格。終於，他發現對自己真誠，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才是最重要的：

『後來慢慢回過頭來，我反而想去深深的挖掘自己內在的東西，從我自己去發出聲音來。因為這會比我去體驗一些我所不熟悉的事情，還更真實一點。而且我覺得只要你誠懇的告訴自己想寫的是什麼，讀者一樣是可以接受你的。像我寫到《白色巨塔》的時候，裡面沒有一個笑話，跟我以前的風格完全不一樣了，但是台灣的讀者真的很nice，還是容許我這樣亂搞！所以寫完這篇我就跟自己講說，只要是自己真心想寫的東西，實在是沒有什麼不能寫的。』

或許正是這樣吧，當侯文詠甚至忘記了自己有什麼風格時，竟看見有人在網路的討論中說：『這篇東西真是標準的「侯氏風格」。』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讓作品自己發揮影響力

在《白色巨塔》還沒出版之前，大家都覺得送紅包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有很多醫生不收，病人也會說『這是一定要的啦』逼著他收，因為他們需要這樣做來得到安心的感覺。『這是一個大家的共犯結構。』侯文詠說。

就連他自己，都曾經發生過一件『離奇』的紅包案：

有一次他在台大醫院探訪病人的時候，一個病人塞紅包給他，侯文詠直說不要，於是那個病人叫他的家人小孩通通出去，再繼續進行塞紅包的猛烈攻勢。侯文詠眼看病人相當執意，也只好撂下『狠』話：

『我絕對會把你當做親人一樣照顧的，你不用這樣子！』

聽完這句話，那位病人果然把紅包收起來了，並且把他的家人小孩通通叫出來，還跟他們像公佈答案一樣的宣告：『他沒有收啦！』

『哎呀，我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收的啦。』病人很開心的說著。

接著，簡直像有預謀一般的，病人拿出一本侯文詠的書請他簽名！

『我書裡面寫的，難道你們都不相信嗎？』快被嚇傻的侯文詠問他們。

『沒有啦，這是一定要這樣子的，是我們的一種禮貌啦！』喜孜孜的病人天真的回答著。

『還好我真的沒有收過任何一個紅包，』侯文詠彷彿仍在冒著尷尬的冷汗，『但是在《白色巨塔》出版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就算仍然有醫生在收，有病人在給，大家都已經理解這是見不得光的事情，這種力量從某個程度來講可能是用革命也行不通的，但是因為大家都發揮了這種看不見的影響力，事情也就開始改變了，而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很珍貴的價值。』

至於討論教改疏失的《危險心靈》，更是引起各界廣泛的討論。

侯文詠說：『其實在寫《危險心靈》的時候我也會害怕，本來以為會有家長或老師罵我，甚至我的小孩去讀書也可能會被找麻煩。但是後來我擔心的事情都沒有發生，反倒是有老師會買書去送給其他老師，互相提醒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而且還有國中請我去跟老師演講，這真是我之前也沒料到的結果。』

對於自己的作品發揮如此深遠的影響力，侯文詠表示：

『我想這是因為書裡有一種正當性的標準在裡面，它並不是靠我個人力量賦予的，只是放在那個地方，經過所有人的討論，群眾自己就會產生一種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我越來越覺得人的內心有一種善良和真純，而且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他內心的這個東西還是會存在。所以如果你是站在那個良善與真誠的部分，你就是站到了人內心裡面真正最強而有力的部分。人可能會被現實或什麼事情逼迫，但是永遠都會渴望這種光明。我覺得一個作家到最後可能要把自己忘掉，因為你也不過是有歷史以來那麼多的過客之一，也許作家只是把他感受到的光，轉為大家也可以看到的形式。這也是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一直相信而且越來越純粹的部分，而這個力量也讓我覺得不管在寫什麼，不管在做什麼，我會想盡辦法保持在這種標準。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那是我內心真正喜歡，並且感到舒服的東西。』

●學會面對真實的自己

《白色巨塔》和《危險心靈》，把真實的世界整個掀翻，把許多人不敢講的真心話大聲的說出來，雖然侯文詠自己也曾擔心會被罵得很慘，但是後來什麼事也沒有。然而你知道嗎，當年侯文詠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卻曾經結結實實的挨了罵：

『當時跟我同期的像是張曼娟啊、彭樹君啊，我們幾個都是大學剛畢業就出書，而她們幾個女生是第一次把照片放到封面上，當然我是沒有這樣做啦，因為那時候出版社老闆看了看這幾位文藝美少女，再看看我，就跟我說「侯文詠，你可以不用上封面！」後來我們的書都賣得很不錯，甚至比很多文學界的大老都還要好，但是清一色全部挨罵！罵什麼呢？罵我們這些人是「標榜著美色，但是沒有實質內容、只寫愛情的年輕作家。」可能因為我們幾個人都是年輕的校園作家，而且我的名字在不知道的人看來，有點像是「趙詠華」那種女孩子的名字。我的作品《七年之愛》其實是講醫學院的，可是書名聽起來好像是一個愛情長跑了七年……所以，我也被罵了！我自我安慰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啦，至少人家說我還有美色！好笑的是，時勢所趨，過了很久以後，當時在罵人的作家，或者是罵人的評論家，他們自己出書也都用照片當封面！』

雖然那次侯文詠明明沒放照片卻白白挨了罵，但是在成為知名暢銷作家之後，他的照片不但常用在宣傳上，甚至還曾被放到大型看板上。對於這一點，他也曾覺得矛盾。如果自己重視的是內在真實的東西，這種把你打扮得光鮮亮麗，甚至有些虛假的照片大量曝光，會不會傷害了什麼真實的東西呢？

『這些年我比較能輕鬆看待究竟有沒有放照片這回事了，我也學會了怎麼跟自己的名氣相處。我覺得你根本不要再去想說銷售怎麼樣，包裝怎麼樣，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東西夠不夠好，因為你寫的東西是最重要的，那個是最本質的。我覺得這件事情想清楚以後，對我來說後面的事就會比較簡單，自己也會比較舒服了。』

在面對自己的真實，並了解自己的真心之後，真的，就沒有什麼事情好擔心的了。

正如《我的天才夢》裡面所說的：『一個人生命中能達到最了不起的成就，無非就是發現自己，並且勇敢的成為自己。』

侯文詠說：『我自己希望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當然我也在寫作的過程當中，追求這些對美好生命的想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讀者在我的作品裡看到了這些東西，並因此激發了他們對於某種信念的堅持。但後來有人告訴我的確是這樣子，我自己也因此而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是不是有所謂真善美的存在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發出這樣的聲音，也有人呼應我們，我們因為彼此的這種看見，然後相信了這樣的事情，知道自己的這種想法並不是那麼孤寂的。然後，我們會一起堅信這樣的生活方式，堅持自己也可以過著那樣美好的生活。

『我覺得只要你講的是正面的東西，時間都會讓這個正面的東西慢慢被肯定，並漸漸被社會的力量重視與接受。我相信時代應該是不斷在進步的，它本身應該會有一個positive thinking（積極正面性思考），我不認為這個時代會發展到一個很墮落的地步，因為人類的時代永遠會有光明，雖然走了幾千年以來也發生過不少戰爭，可是這個文明是不會被毀滅掉的。所以如果我們不要去為了某種自己的利益或者什麼因素，只是單純的順著人類的這種人性去走，那麼人類天性中一些善良的東西就會跟著展現。』

侯文詠就是這麼的『真』。

寫作是來真的，生活是來真的，他帶給大家的夢想與希望，也都是來真的……正是因為這種對真、善、美的堅定信仰，侯文詠和他的作品似乎也散發著某種明亮溫潤的光澤，並使他和讀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親密。他就像是一位現代的『光明教主』，即使是最破敗腐朽的廢墟，他也能夠從裡面挖掘出一點兒光亮，並讓大家都看到、都相信這些光亮的存在。儘管忙亂的世界依然紛紛擾擾，儘管浮動的人心依舊飄飄盪盪，只要你依然堅信真誠與善良，你也可以看見黑暗角落中的光亮，激發出一股讓生命美好的力量。

蔡康永，是作家、是主持人、是同志、是不屑成人世界的少年沙文主義者。

在閱讀不是以中文寫成的小說時，我盡量選擇英文版本。我看英文小說，而不等於看原文小說：小說原文雖然可能是英文，卻也可能是西班文，韓文，阿拉伯文等等。我讀湯尼．莫里森的英文小說，也讀夏目漱石的英譯本（原文為日文）。既然我沒有能力閱讀其他語文，便藉由英譯版去親近非英語系的小說。如果我的第一外語不是英文而是法文或日文，這篇文章就要改稱為「用法文讀小說」，「用日文讀小說」了。

很多外國小說已經有中譯本（簡體版或繁體版）；我並非只能選擇英譯本。英譯本和中譯本都是譯本，兩種版本和原著都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英譯本未必比中譯本忠於原著。然而，我還是選擇英文小說（英文原著和英譯本）。固執如我，似乎不給中文譯者面子──事實上我支持辛苦筆耕的中文譯者。我很矛盾：一方面想要給中文譯者捧場，而另一方面自己卻不用中文譯本。我不看中文譯本，並不是因為它們不可靠，而是因為它們太可靠了。如果我讀中文譯本，那麼閱讀過程恐怕就會太順利，一氣呵成，沒有障礙。

但我需要障礙。

用中文讀小說很舒服，而用英文讀小說則讓我不斷在文字陣跌倒。

很多人誤以為我的英文閱讀能力很強──讀了台大外文系大學部和研究所，又在美國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打滾多年──事實上，我的英文還是不夠好。學，然後知不足。我閱讀英文小說的速度比美國人緩慢很多，而且我需要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查字典。正是因為我讀英文小說緩慢而吃力，我在閱讀過程中身陷異域，一再覺得文學作品和我疏離。

而這種陌生疏離的感覺，正是我要的。

曾有一種文學流派(即, 俄國形式主義派)主張：一旦語言給人陌生疏離的感覺，讓讀者不安，那麼這個語言就不再只是日常生活工具，而升華成為文學。我的閱讀癖乍看類似這種主張，卻沒這麼崇高。我只是發現：不用中文去進行閱讀時，中文再也無法為我撐腰，我被迫採取謙卑的姿勢來面對異國語文，只好讀得慢，讀得苦，也因此讀得仔細。因為用英文讀小說必須咬牙切齒，一旦讀出味道，就格外刻骨銘心。

因為下了苦功，用英文讀過的小說不容易忘記，可以回味再三。

在講究速度的當代，用英文讀文學正可以抵抗速度。許多英語教學者建議學生在讀英文文章時，不要一遇到生字就停下來查字典，因為那會拖累閱讀的速度，並增加閱讀的挫折。或許這種順暢感有利於學習英語吧，但是這種方便恐怕對文學閱讀者無益，反而有害。我認為，如果真心要讀小說，就必須誠實面對作品中不斷迎面撲來的障礙。遇到生字，就停下來，查字典吧──

享受緩慢，享受挫折。向文學低頭吧。

我家後院西隅近籬笆處曾經種有一排三株義大利柏樹。這種義大利柏樹(Italian Cypress)原本生長於南歐地中海畔，與其他松柏皆不相類。樹的主幹筆直上伸，標高至六、七十呎，但橫枝並不恣意擴張，兩人合抱，便把樹身圈住了，於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立，甚有氣勢。南加州濱海一帶的氣候，溫和似地中海，這類義大利柏樹，隨處可見。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樹密植成行，遠遠望去，一片蒼鬱，如同一堵高聳雲天的牆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