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戴立忍編導的電影「不能沒有你」,我對新聞記者出身的太太說,這電影改編自幾年前,台北市忠孝西路陸橋上父親帶女兒要跳橋的一起社會新聞事件。

我太太,連想都沒想,便回答我:哦,我記得,那時我還跟跑線的記者,現場連線過呢,可是,後來呢?

正是這句「可是,後來呢?」給了我一夜難眠的輾轉反側。

我趁著女兒熟睡,起身,打開電腦,思索新聞事件、藝文創作、我的自身際遇,這三層關係的一種化學效應。

讓電影成為新聞的放大鏡
記得二○○○年七月「八掌溪事件」死了四條人命後,各方撻伐仍餘音裊裊之際,我在一堂「新聞與文學」的課程上,與我的學生討論這事件時,說了我的想法。

「新聞,再怎麼去拼湊事件的原委,都少了一段最動人的『想像與虛構過程』,那就是當時置身湍急溪流中,緊緊相互擁抱的那四人,被水流衝擊,搖搖欲墜,苦候救援,直至被水沖散之前,他們在想些什麼呢?他們交談了什麼呢?他們是一如觀看媒體報導的觀眾,在那裏痛罵政府麻木不仁,救援系統失靈無能?還是,在相互加油打氣之餘,他們各自都交換了自己那天出門前,最懷念的記憶(妻子為他們做早餐的畫面、兒女出門上課前開朗的說拜拜);他們是否也彼此坦承講述了如果沒有明天,他們心中最大的遺憾會是什麼(沒跟妻子丈夫子女父母說聲對不起,我先走了?)」

「講究客觀呈現真實的新聞報導,不可能有這些內容,因為它們必得經由一定程度的虛構、想像與編織,而後才有類似小說或戲劇一般的動人情節。然而,這不也是『新聞之不足』,而恰巧是『文學藝術之專長』嗎?由於這些想像的交織,我們遂填補了許多新聞報導『無法完全』的遺憾。」

在新聞界工作多年,我始終不覺得新聞的專業訓練裡,應該少掉「想像力」這一環。這當然跟我自己一貫兼顧文學的喜好有關,但更關鍵的,是我常常會在新聞事件裡,看到更多「人的故事」。每一個「人的故事」,於事不關己的他人,是新聞;但,於當事人,或當事人的親朋好友,卻是如此真實的現實,他們如何能事不關己呢?要拉近新聞與現實的差距,新聞報導往往會採取比較人性化的故事敘述,然其風險則是或恐失之於不夠冷靜、專業。依我之見,最好的替代方案,若非報導文學,另一選擇,無疑便是根據新聞事件,改編成小說、戲劇或電影劇本,更大膽的切入當事人的心靈世界,並放大比例,讓觀眾得以作為參照、反省的放大鏡。

主流價值之外的媒體省思

很多動人心魄的新聞,說穿了,都是一種「移情作用」的投射。我們是在新聞裡當事人的處境上,看到或感受到某種「如果是我」的命題,因而我們生氣、難過、悲傷,因而我們也認同了當事人的際遇。

不過,也有很多的新聞事件,它們離我們的現實太遠,反而被我們認為不夠真實,遂被視之為荒謬,遂被我們的常識經驗所否定。可是,對新聞事件的當事人呢,他們在「不幸成為新聞焦點」的同時,若依舊得不到同情與正視,會不會反倒被新聞的專業所「壓迫」,例如,在新聞記者的筆下、鏡頭下,變成「暴力現行犯」,而如何淪為暴力犯的根由,卻在得不到背景分析的前提下,愈發凸顯了他們的悲情!

在新聞界,待愈久,我越發對這質疑,感到憂心起來。我們,新聞工作者,在想當然耳的資訊下,做判斷、定黑白,會不會被「自以為是的」冷靜之腦所左右,而失卻了一顆該有的溫熱的心呢?

沒錯,正是那句「可是,後來呢」,激發了類似戴立忍這樣的導演,問出了「不能沒有你」的劇作。

一個社會邊緣的打工中年男,攜帶著無法證明關係的學齡前小女兒,幾乎居無定所的共同生活著。這樣的父女,在新聞報導中,要成為焦點,毫無可能,除非,是的,除非他們之間發生虐兒事件、亂倫事件,或老爸去偷去搶,或女兒被監視器發現於大賣場偷竊被逮,除非發生了這些我們幾乎已習以為常的社會事件,否則,這一對父女,不可能成為新聞。而一旦成為新聞,八成也不會是什麼好新聞!

新聞工作做久了,我愈來越認為,媒體人很容易演化成「中產階級拘謹美學」的同路人、衛道者。我們相信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我們熟稔一篇或一個報導,掌握住主流價值的人道關懷後,很輕易便能擄獲讀者的心,囊括新聞評選大獎的伎倆。得獎之後,我們,新聞人站在鎂光燈前,分享這些喜樂於我們的家人與同事。但這世界,這世界的邊邊角角,那些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有沒有改善過他們的處境呢?或者,他們存在的價值,是否只是為了證明媒體永遠有「搶不完的獨家」?

只求「像個人」一樣的活著

看別人的新聞,移情很容易,看自己或親朋好友的新聞,我們如何能移情得那般自然呢?「不能沒有你」裡,單親爸爸的好友,在街頭商店裡,看到一堆人擠在電視直播新聞前,嚷著要電視裡的父女跳啊快跳啊的不耐時,憤而罵出三字經,一衝而上,與人打成一團。那場景,無疑是新聞事件當事人在弱勢處境上,最悲壯的一記反擊,「幹,那是我的親人朋友欸」!

一定程度上,我知道自己對新聞媒體的某種批評,不免陷入虛無主義的循環:「不然,你能怎樣呢」。

我們也許不能怎樣。不過,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往往是在一個接一個不相信不能怎樣的「唐吉訶德式」的努力下,完成了很多動人的改革。

台灣電影走進二十一世紀,在不景氣衝擊與強勢好萊塢的壓境下,最難能可貴的,是一條清晰的人道主義關懷,始終被維繫著。

彷彿一條小溪,涓涓細流,聲勢不大,卻不會死絕。一代接一代的,我看到了戴立忍這條小溪。亦如同一條野徑,篳路藍縷的開山者,不愁沒有後繼者前仆後繼,我也看到了戴立忍電影中承續上世紀八零年代新電影的遺緒。

邊緣者的故事,小人物的悲壯,這條寫實主義的老樹,從來不愁沒有新芽、綠葉的崛起,核心關鍵在「小人物的理直氣壯」太吸引人。主流價值再怎麼輕忽,世俗標準再怎麼踐踏,小人物以最質樸、最簡約的形式,提出的,都是最直接的訴求,「為什麼不讓我們『像個人』一樣的活著!」

中產階級拘謹的美學,容易溺陷「活著很累」,小人物的簡單思維,卻只是「再累,也請讓我們活著!」,只要,真的很簡單,只要讓我們跟相愛的人在一起,就足夠了。

我在試片間裡,看著一幕幕「不能沒有你」的畫面流瀉時,我雙魚座的善感,在家有四歲女兒的催情素下,完全崩潰。我感謝不算熟悉的朋友戴立忍,把片中的勞動階級與觀影者我這中產階級的兩對父女情,經由電影緊緊的拉在一起。這是電影永恆的魅力,這是想像力穿透現實藩籬,最珍貴的魔法,我深深感謝。

>>>>2009/8/25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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