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共享

台灣的收視率調查，世界第一「複雜」。廣告主藉由「保證CPRP」制度，形成最有力的買方市場；媒體惡性競爭的結果，卻是踐踏創意、鼓勵羶色腥，台灣媒體如何掙脫這個弱智的共犯結構？

「電視是個神奇世界，能在電視圈工作是很驕傲的事，」資深電視製作人王偉忠說他愛極了電視。小時候看隱形人、群星會、上官亮叔叔，就連「好吃呀，好吃呀，凍凍果」的廣告都影響他一輩子。

在早期還沒有收視率的時代，電視還有哲學與藝術的要求。王偉忠說，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創意豐富，也勇於嘗試，那種氣氛很吸引人。然而到了收視率主導的年代，電視圈開始以數字為導向。電視製作人會拿著新聞排單表或是劇情變化來對照收視率。收視率代表市場「看不見的一隻手」。更荒謬的是，收視率不僅宰制了電視人，也全面主宰電視廣告的交易機制。收視率以客觀外衣呈現，卻包裹著電視台與廣告主之間，一場不公平的交易。

台灣特殊的電視生態，造就了台灣獨特的收視率調查文化。台灣的面積不大，人口高度密集，電視頻道數多達上百，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有八五％，更是世界之冠。「台灣的收視率調查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尼爾森行銷研究公司公關經理王道平一語道破。

收視率的高低變化，與國內有線與無線電視勢力消長有關。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間，有線電視收視率已達六五％，但在一九九五年以前，有線台的收視率不到一○％。極致傳媒大中國區董事長劉篤行說，對比台視、中視、華視老三台的僵固，有線台爭取廣告的野戰經驗顯得靈活很多。當時不少廣告主擔心蓋台、不能定頻等因素，總是拒絕上有線頻道的廣告，於是有線電視台就用「保證CPRP」來度過最慘淡的電視經營時期。

「林清玄現象」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認為以佛法道理寫作的人，理應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否則佛法云乎哉﹖婚姻之義云乎哉﹖

另一種，則認為作者也是凡人，「下得台來，也有七情六慾」，他的婚姻緣起緣滅，外人自難苛求。因此，讀者要將作者的人與文分開。

兩種解釋觀點，具體而微的顯示出了兩種不同的價值，第一種是「現代」，第二種是「後現代」。

「現代」的人，相信的是諸如「理性」、「實體」、「整體」、「救贖」等價值。宗教對他們而言，既是信念，也是實踐。希望藉著宗教而使自己更加完善。這個時代的宗教是一種「內在的」事務。

您一定常常聽到「情人眼中出西施」這句非常浪漫的話，而您很可能也和大多數的人一樣，都被「對熱情的嚮往」沖昏了頭，相信「美貌」真是個個人的選擇。如果您確是這樣想，那麼您將如何詮釋「愛美是人的天性」這一句至理名言？前一句話指的是，對美貌的判定標準因人而異，而且這個個別差異的緣由，可能是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結果，也可能是天性使然，沒有什麼規則可言。但天性又是什麼呢？對「美」的審度到底是普遍性還是個人化？這兩句俚語看似成理又相互矛盾，您應該已經體會到科學家在面對「前人智慧」的困境了吧！所以科學家不太願意去研究美的感知，並非他們心中沒有美，而是在科學的架構裡，很難去理解什麼叫做美，也確實不知道如何去界定美，遑論進一步去分析研究？！

但「愛美」這件事實在是太重要了！個人為瘦身、整形、「隆」此「縮」彼，可以傾家蕩產，王公貴族可以不要江山，寧要美人，霸王烏江自刎要先別姬，後主倉皇辭廟也要揮淚對宮娥，歷史上更不乏一個又一個「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的故事。埃及有艷后、唐王有貴妃，神話中有海倫、史實裡有陳圓圓，她們的美有共通的特徵嗎？環肥燕瘦，各有所愛，是真的嗎？還是「美貌必有本，顰笑再生姿」呢？也許科學家可以客觀的方法來幫我們解解主觀的困惑吧！

如果愛美是天性，那麼我們就先從個體出生時開始測量起吧！因為先賢至聖也曾斷言：「人之初，性本善」，所以趁著初生嬰兒還沒機會受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默化，先一步觀測他們對臉形的美與否，有沒有普遍性的感受。也就是說，為了證實「愛美是人的天性」，科學家必須搶先在嬰兒被社會化以前，就測量到他們對美麗的臉形確實有特別的偏好，而且這偏好是可靠的（即有信度），也確實針對美貌的向度而做的抉擇（即所謂有效度）。

首先，科學家要為「客觀界定美貌」這個向度去建立一組女人臉形的相片，相片中每一張臉的髮型都差不多，除了眉毛及五官的變化之外，其他可能影響臉形特徵的變異都盡量去除，譬如都不戴眼鏡。用這樣謹慎小心的態度去拍攝出20張不同女人的臉的相片，然後請100位大學生各自針對這20張臉做出美或不美的評估，計算這100人的給分得出平均值，就會得到這20張臉由最不美到一般到最美的排列。我們把這20張臉的美的程度量化，有了客觀的美的高低排序。

接下來，再到婦產科醫院找到40位4~6個月大的嬰兒，每次測試一位。讓嬰兒坐在媽媽的懷中，正前方放著兩個電視銀光幕，左右對稱，銀光幕上各有一張由20張臉隨機選出的臉，然後測量嬰兒的眼光在每一張相片停留的時間，近年來發展心理學家一再證實嬰兒「偏好注目」的時間，反映出嬰兒對該物件的喜好傾向。因此，我們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嬰兒可能區分這20張臉的照片嗎？第二、如果第一個答案是肯定的，則這20張臉的排列次序和那100位學生所排的次序有關聯嗎？在我給您答案之前，必須提醒一個重要的實驗步驟，即媽媽必須要戴上眼罩，否則透過肢體語言，媽媽的喜好可能就在無意中影響了嬰兒的選擇。

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實證主義哲學興起，加上工業化促使個人儘早專業分工，雖然是一個正面的考量，但顯然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就發現如此的教育、人才培育系統出了很大的問題，缺乏跨領域的瞭解，遇到瓶頸會走不出去。

歐洲對此始終有反省的聲音，畢竟他們有長久的文藝復興背景，對人文的要求相對比較高。

    所謂人文的要求就是「全人教育」，儒家治學的基礎也是一樣，即是「至廣大而盡精微」的概念。

    回頭看台灣戰後教育，會讓我們憂心分工、分科的專業教育體制，是否缺乏了全面的人文考量？更嚴重的問題則是，升學主義導向也許才是目前產業困境背後的癥結。

    用比較嚴重的說法，就是「奴化」。

新的學期才開始，科技公司就進入校園搶人才，從建教合作、捐助資金、到國防役提前開跑，企業的動作越來越急迫。高科技人才荒，搶的卻只是數千人的國立大學學生，另外數萬個私校畢業生的前途在那裡？

9月2日，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以罕見的高分貝公開呼籲，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中山及中央等研究型大學必須擴大招生，才能紓解高科技產業的人才荒。

隔天，經濟部立即回應，推出「擴大碩士級產業研發人才供給方案」。除了今年國立大學要試辦增加招生200位，未來3年，每年還再增加招生1,600位，總計會增加5,000個碩士班畢業生。

不只如此，經濟部長何美玥更提出「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的構想。由企業開需求，並保證晉用七成以上的碩士專班畢業生，經費則由政府和企業共同籌措。

經濟部工業局估計，未來會增加培訓5,000位高科技產業研發人才，企業也會增加研發支出近700億元。

台中，我親愛的故鄉，終於有一個古根漢之夢。
那個城市被棄絕很久了，從日據時代中部的農業與交易中心後，台中就是一個台灣地圖上漂泊的城市。
我還記得老家鳳凰木砍下的那一天，家裡庭園的尤加利樹姿意的往空中長去，修長的枝葉縫隙，透著幾抹橘紅；那是人類調不出來的顏色，紅中帶橘，邊緣圍著一圍黃。我的台中記憶就是這麼一個顏色，層次相疊的童年往事，直至政府砍走了鳳凰老樹，1910年代台中建城日本人植下的美麗地標。

沒落老城開創新機
台中曾有一段時間作加工廠的夢，但台中沒有高雄深港的自然條件，它的加工出口區從來沒有真正繁榮過；它曾競逐營運中心的大夢，差一點成功了，但六年前毀在短視胡鬧的地方政客中，拜耳被廖永來、郭俊銘趕走後，台中就成了一個等待沒落的老城。
直到胡志強當了市長，他沒有沈湎於失意的外交生涯中，捲起袖子，老胡在五十開外，給自己一個全然不同的人生。他競選台中市長，以國際外交的人生經驗，給台中悄悄築了一個古根漢大夢。胡志強知道，維持既有的產業結構，除了金錢豹等色情行業，台中只是個死胡同。在泡沫經濟浪潮破了之後，台中是最空虛的地域。追逐色情，填補的豈止男人的空虛，還包含了台中產業空洞之虞。
古根漢之夢，共走了兩年；每次看來快破了，胡志強就以他的三吋不爛之舌說服不同觀念的人、不同政黨的中央政府、不同思考的市議會。今天終於開出了花朵，身為台中人，我為我的故鄉衷心歡喜。啊！天啊！多麼不容易的歡喜，多麼艱困的歷程，多麼令人驚喜的憧憬。

藝術夢境聯絡世界
二十世紀初（1939）猶代礦業後代所羅門古根漢，於紐約第五大道建立的第一座「非具象繪畫美術館」（Museum of Non-Objective Painting）之後改名古根漢美術館。美術館的首任顧問Hilla Rebay 為女性，德籍，她大膽地致函Frank Lloyd Wright 建置一棟獨特的美術館建築。建築本身壓過了美術品，有的人說它像Wright紀念碑，但終究無損古根漢美術館的地位。
感謝胡志強，他突破了台灣的困局，一開始就是走國際路線，找了一位伊朗女建築師，年初作品還因此在國際建築大獎中得獎，胡志強嚇得不敢參加，怕拆穿了，「讓別人知道台灣中央至今不批預算。」
他曾為此中風、為此當「政治牛郎」，從牛津、外交部長、到台中市長，胡市長的誕生是上帝給溫情台中的贈禮。終於，我的故鄉台中，脫離了台灣所有地區的宿命，走到藝術的夢境，與世界聯絡了。那哀怨的台中，終於有了古根漢大夢。

台灣媽媽龍應台vs.德國兒子華飛

作家龍應台應香港大學邀請擔任客座教授，住在面海的宿舍裡，每到日落時分，她喜歡帶著書本坐在陽台，放眼往來頻繁的巨輪和遠處縹緲的大嶼山，享受燦爛霞光的無限華麗。最令她珍惜的，是十五歲的次子華飛從德國飛來，與她共度這兩年時光。

一九九九年，龍應台告別婚姻，也暫別兩個兒子華安和華飛，隻身到台北主持文化局。媽媽對兒子的思念，沒有一日稍減；但媽媽不在身邊，反而催化了這對兄弟獨立自主的成長速度。再見面時，龍應台為自己和兒子在彼此生命中的缺席而懊惱，但兒子彷彿轉眼間的成熟茁壯，又令她滿懷驕傲。

單身，的確是延長青春期最好的方法。當你單身，在食衣住行、心和性上，都可以像大學生。但三十歲前單身，是瀟灑。三十到三十五歲單身，是掙扎。三十五歲之後還單身，可能是自戀或沒有長大。

    八月中一個禮拜六晚上，我們公司舉辦「台北市流行音樂節」演唱會。禮拜五中午起，就有歌迷頂著艷陽在市政府前排隊，夜裡席地而坐，玩撲克牌聊天。星期六中午，隊伍從市府排到松壽路。下午三點突然下起雷雨，長長的隊伍不慌不忙地站起來，撐著傘，在大雨中繼續等待……。    同時間，國際巨星艾薇兒來台參加演唱會。我認識一名十三歲的女孩，課餘之際管理一個兩百多人的艾薇兒家族網站。她們相約星期五早上六點去京華城排隊，為了參加禮拜六下午的簽名會……。

    我聽到小女孩的故事，看著大雨中撐傘排隊的歌迷，第一個反應是：這些人都瘋了！

    然而到了禮拜六晚上七點，我擠在八萬人之間，燈光閃動，鼓聲隆隆。當主持人宣佈：「讓我們歡迎……艾薇兒！」時，我竟不由自主地，跟著其他年紀只有我二分之一的粉絲，大叫大跳起來！

    那種大叫大跳並不是一種專業反應，不是我在敬業地為自家活動增加效果。雀躍像噴嚏，沒有預警地來，想壓也壓不下去。那也許是我心中殘存的年輕本能，在天時地利下破繭而出。我三十七歲了，早已被成人世界的規則和價值所同化。然而當電吉他響起，美麗的艾薇兒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時，我回到十七歲。

我父親作忌時，有位很久不見的遠房堂弟來上香，他現在事業有成，特地來謝我父親當年替他說情，使他得以上高工，成就他現在的事業基礎。

原來這位堂弟當年是個注意力缺失的過動兒（ADHD，不過當時沒有這個名詞），我記得他坐不住，被祖母說屁股尖，又喜歡東張西望，打破沙鍋問到底，我們都不喜歡跟他玩，但是我父親注意到他對有興趣的東西可以非常專注，沒有人教居然會修我母親勝家牌的縫衣機，所以雖然他在學校功課不好，父親仍然跟堂叔說讓他去考高工。

看到他，我想到現在對ADHD的看法真的是很不一樣了，以前是把他們當壞孩子看待，現在曉得是大腦的關係，尤其最近有個「獵人與農夫」的理論，認為ADHD其實沒有毛病，他們只是生錯了時空，現在所謂注意力缺失者的特徵──容易分心、衝動、冒險性強──其實是遠古打獵採集時，生存必要的特徵，是人類進化到農業社會以後，他們這些特徵才變得格格不入，他們是「獵人」但是要在「農人」的社會裡討生活，所以就被視為異類了。

這個理論說一萬二千年前左右，人類走向農業社會開始定居下來之後，環境的改變使得過去的長處變成現在的短處了。在遠古的時候，如果不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那麼早就被動物吃掉了，不可能成為我們的祖先；如果看到事情發生不馬上採取行動，而是三思而後行的話，也是變成別人的晚餐，活不到成為我們的祖先。

現在學者把ADHD的人叫做有愛迪生基因的人，不認為他們是病，因為愛迪生念小學時，被老師認為無可救藥，叫他父母領回家，免得干擾別的孩子上學，但是愛迪生是有史以來，專利拿得最多的人，他發明的電燈使我們現在可以在夜間賽球，不必秉燭夜遊。

      論者以為，電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是標準的好萊塢產物：以簡單的邏輯創造驚悚的災難，再以簡單的邏輯解決複雜的問題，好讓觀眾享受聲光電化的效果，心安理得地回家。好萊塢成功的祕訣似乎是，把真實的問題化約成供大眾消費的娛樂，表面上呼應時代的危機，骨子裡卻惟利是圖。

      這樣的批評並不公平，因為學者面對知識大眾，也陷於相同的處境，將複雜的物理現象解釋得讓願意動腦的外行人也聽得懂，已經是難以入門的藝術了，衡量人文處境、籌謀政治行動在科學家養成教育中，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其實這三者分屬不同領域，本無「一以貫之」之道。

      關於冰河時代的理論，最近科學家倒的確掌握了新資料。比較起來，國內1975年翻譯出版的《最新地球科學》（戚啟勳譯），對冰河時代成因的說明就顯得猶疑不定。當然，對這三十年「知識爆炸」印象深刻的人，會認為這個比較無的放矢。可是，前所未見的最新證據一定能導致比較可靠的知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