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年少時「悲劇」的感動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眼睛貼著一個個方塊字，久久無法離開。多年之後，我可以確認，那是我成長期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起點。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的心緒，毋寧比較接近文章裡的「悲劇」感動，完全無法反駁文章的論點。
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或至少是動搖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導致天經地義瓦解的力量，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信念，以及信念背後的強烈感情。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尤其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清楚揭示了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溫情原則，書前一篇〈閱讀此書應該具備之信念〉，曾經是我們少年友朋間彼此流傳背誦的文字。
也是這個時候，意識、觀察了當年浩浩湯湯席捲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潮流。那個社會、那個時代，如果要選擇關鍵字來描述的話，一定是「我們的」、「中國的」、「中國人」。寫中國的詩（不是西洋詩的移植翻譯）、唱我們的歌（不是美國「熱門歌曲」的無意識翻唱）、尋找中國的社會科學以及中國的道路。
在如此時代氣氛下，我放棄外文系，進入歷史系就讀，胸中繼續燃燒著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熱情。內中有一種天真的英雄主義情緒作用著，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多麼落難倒楣啊！被欺負被侮辱被踐踏還被輕視遺忘，正因為中國文化那麼苦澀，所以我們才要跟它不離不棄，要不然我們跟那些現實功利的人有什麼兩樣？站在富人、權力者旁邊的，永遠成不了英雄，只有選擇和倒楣可憐的人並肩共其痛苦的人，才有機會當英雄。我年少的心靈中一直有著這樣素樸的正義感為其基底啊！
轉化成一種點滴式 理解的知識態度 不過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大大改變了。大學四年級，自覺折磨卻又無法逃避地，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而重讀《國史大綱》時，寫了長篇的閱讀札記。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這是錢先生認定的中國史學最大的光榮、最深刻的價值。然而，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我在札記中掙扎地寫下：錢先生相信中國歷史都在那兩千多年的史書文字材料裡，讓他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更不應將中國歷史化約成文人建構的「大傳統」，拒絕、否認了其他「小傳統」的存在。
我必須告別《國史大綱》、告別我曾經深情投注學習的中華民族主義史學，因為我想認識「真實的中國」，不只是文人大傳統裡呈現的那個中國，而是包括藏在考古、民俗、田野材料中，各式各樣「小傳統」交織而成的複雜中國圖像。我們過去說。「大傳統」中整理歸納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特色，往往不適用於眾多繁雜的「小傳統」事實，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用「大傳統」概念否認「小傳統」的存在事實。
告別《國史大綱》的同時，我熱情地閱讀、吸納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著作，在《歷史主義的困窮》裡我學到了波普主張的「點滴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並將之轉化成為一種「點滴式理解」的知識態度，尤其是看待中國歷史的態度。我努力說服自己，任何對於中國的全稱式理解，都不可能對。我們需要保持「拆解」的習慣，把中國拆開來一塊塊地理解、一塊塊地描述，或許有一天，「點滴式理解」累積夠久了，能有機會重新拼湊一個巨幅中國圖像；不過反正我們當下沒條件想到那裡去。現實當下，真實中國只存在於「點滴式理解」、碎片小圖像裡。
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 花那麼多篇幅敘述自己過往的轉折，為的是要說明：我看到龍應台和陳映真的論辯，發生在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上。
請循其本。事情的起源是中國大陸近來連續幾樁媒體言論緊縮的變化，以及為了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遭到停刊。
在一件事上，我完全同意龍應台，那就是用政治力量箝制言論，以及用政治力量傳播仇外的意識形態，是件錯誤的事，這樣的作法違背了兩三百年西方啟蒙理性主義，好不容易建構起來，並說服許多人信服的文明標準。而且，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什麼人（美國總統布希），為了什麼緣由（遂行攻打伊拉克的侵略意志）做同樣的事，都同樣該被反對、被譴責。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是非價值與文明理性，對我而言，相信對龍應台也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龍應台雄辯行文中也顯得如此理直氣壯的，對我就沒那麼明白了。那就是：《冰點》事件等同於胡錦濤與胡錦濤路線，因此「『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
龍應台問：「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文章中的問句，是「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問法本身也就預示了答案酖酖中國是虛偽的，中國做不到或不願做自己對外推銷的進步形象。
於是《冰點》事件先上綱成胡錦濤路線，又再度上綱成對中國的評斷了。那當然是嚴厲的評斷。作為一種書寫策略，我能體會龍應台的用心，上推到胡錦濤就可以把對《冰點》的評論，個人化感情化為對胡錦濤的喊話；嚴厲指責中共「虛偽」，可以刺激中國「假戲真做」，從假進步變真進步，假文明開放變真文明開放。
差異的背後 驚人的相似 不過，讓我不安，或許也同樣讓陳映真不安的是，這樣的策略就架空了、扭曲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龍應台自己問的：「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陳映真文章一開頭就不客氣明言，他認為龍應台「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而他接下來提出的是他自己認定的另一種中國面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換句話說，陳映真不滿龍應台批判、刻畫的中國圖像，而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提出另一個中國圖像對抗龍應台，說：「你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中國!」
反覆閱讀龍、陳兩篇文章，我確認了兩件事。第一件，龍、陳兩人的差異，其實不是據以評價中國的標準的差異，而是對現實中國描述上的差異。第二件事，藏在兩人差異的背後，是驚人的相似，兩人都用「整體」的眼光在看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
因為有自己過去在中國知識上的掙扎歷程，我無法用這樣的「整體」理解中國、討論中國。中國，尤其是目下變動如此快速，卻又沈積眾多歷史弊病的這樣一個中國，不可能「非此即彼」。如果關鍵真正在「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那麼我只能有一種態度：中國，可能既是龍應台憂心的，也是陳映真歌頌的，更可能在他們憂心與歌頌的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甚至矛盾衝突的面貌。
在最古老與最前衛之中， 這正是今天中國議題帶來的最大困擾，卻也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知識課題。和其他社會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美國）相比，今天的中國最缺乏一致的、可掌握的形象。我們可以同時在中國找到最古老與最前衛、最落後與最先進的現象。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正是這種多元多樣的複雜混亂，讓對中國的討論，常常雞同鴨講，對不上話頭。
點滴聚攏複雜的中國圖像
怎麼辦？我能想到的畢竟還是只有回到耐心的「點滴式理解」路子上。我們必須學習壓抑用全稱、巨視角度談中國的衝動，必須學習犧牲部分透過全稱、巨視行文能夠達到的修辭效果，具體、明確地將要討論的中國現象定位清楚，不讓它漫散飛揚。一點一滴，讓我們累積對中國的區域知識（local knowledge），再看看未來這些區域知識會舖排成什麼樣的新拼圖。
如果不扯胡錦濤，不用單一事件規範中國社會個性，那麼我們需要怎樣的背景來瞭解「冰點事件」？把這些背景點滴聚攏了，會不會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有限但紮實的「冰點事件」區域觀點呢？
這是我希望從龍、陳對話中可以刺激出的中國討論風格。
＞＞＞＞2006/2/23聯合報聯合副刊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對於迫使員警射殺他們自己的人，警察稱他們的行動為「透過員警來自殺」（suicide by cop）。依循這樣的語言邏輯，自殺炸彈客就是「透過殺人來自殺」（suicide by murder），所以我建議把這種行為叫做「謀殺式自殺」（murdercide）：蓄意殺人是自殺的手段。
我們要求語義精確的原因是，自殺引起了某些科學家的注意，他們了解形成自殺的兩個條件，與「謀殺式自殺」不甚相關，那就是「無效用」（ineffectiveness）和「無聯繫」（disconnectedness）。根據美國弗羅里達州立大學心理學者喬伊納（Thomas Joiner）在其引人注目的科學論述《為什麼人要死於自殺？》（2006年哈佛大學出版）寫道：人們在兩種基本需求無法滿足時，就會尋死；那兩種需求就是「屬於他人或者與他人有聯繫」和「感覺對他人有用或是對他人有影響力」。
根據這個理論，寧願選擇從紐約世貿大樓跳下也不願燒死的人，並不是自殺；93航班上那些為了奪回飛機控制權而與劫機者搏鬥、最終墜機死於賓州田野的英勇乘客，也不是自殺；就連駕駛飛機撞擊世貿大樓的劫機者，也不是自殺。
「自殺炸彈客是貧窮、沒受教育、憤世嫉俗，或者心智失常」這樣的信念，是與科學牴觸的。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法醫精神病理學者薩吉門（Marc Sageman）調查了400名蓋達組織的成員，發現他們當中有3/4來自中產階級或是社會上層。此外，他注意到「這些人絕大多數（90%）來自有雙親照顧的完整家庭。相較於第三世界通常只有5~6%的人上過大學，這400人當中有63%上過大學。從多種角度看，這些人在他們的社會上都是最好、最光鮮的一群。」不管是他們的事業或家庭，都是如此。「他們沒有家庭或工作上的問題，其中73%已婚，而且絕大多數已經有孩子……其中有3/4是專業或半專業人士。他們是工程師、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大部份是科學家，人文學科的非常少，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很少有宗教背景。」
喬伊納假定自殺的必要條件是：能夠處之泰然地面對自殺行動中引起疼痛的恐懼。恐怖組織如何把這種能力灌輸給他們的新兵？一個方法是心理強化作用。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者裴達索在《自殺恐怖主義》（2005年政治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寫道：1980年代開始的自殺炸彈慶典和紀念活動，造就了崇拜殉教和把殉教者視為英雄的文化。今天，謀殺式自殺者就像體育明星一樣出現在海報上。
另一個控制的方法是「團體動力學」，薩吉門說：「仍未成為恐怖份子的人之所以參與聖戰，是因為既有社會聯繫的作用，像已經是恐怖份子或已決定加入恐怖組織的朋友。在65%的案例中，在他們參與聖戰的過程中，既有的友誼扮演重要角色。」人際關係有助於超越不願犧牲自己的自然傾向。「西班牙的自殺炸彈客是另一個絕佳例子。七名恐怖分子同住在一所公寓，其中一個說：『兄弟，我們今晚都去幹。』你不能出賣朋友，所以你要一起去。如果是一個人的話，他們大概不會去做了。」
因此，消減謀殺式自殺的方法之一，是瞄準會影響個人危險的團體，例如蓋達組織。另一個方法是「在那些滋養恐怖組織的國家裡提高公民自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克魯格（Alan B. Krueger）表示，在國務院一份分析恐怖主義的資料中，克魯格發現「那些產出較多恐怖份子的國家，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他們雖然經濟富庶，卻仍缺乏公民自由。而保障公民自由傳統的窮國，較不容易出現自殺恐怖份子。顯然，政府不干預人民和平集會與抗議的自由，為恐怖主義之外提供另一選擇，真是大有幫助。」
讓自由之聲響起來。
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吃完晚餐我們全在客廳，哥哥說了一段故事：
范大同是我們班同學。今天下課時走出教室，他忽然聽見奇怪的聲音，抬頭一看，發現教室外面的監視器不曉得什麼時候換新了。新的監視器鏡頭會感應人所在的方向，並且自動轉動。該下范大同可好奇了，於是他開始玩監視器，他往左移動，鏡頭就轉向左邊，往右移，鏡頭又轉向右邊。范大同可樂了，一會兒跳到左邊、一會兒又跳到右邊，對著頭招手、作鬼臉。正當他玩得不亦樂乎時，全校廣播忽然傳來生教組長聲音，大罵著：
「冷血」的張愛玲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裡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