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蒙松（我的愛）回巴黎去了。
她動身的那天早晨，我陪她去車站。我提著她的行李。到了月台上，在敞開的車門前，我想擁抱她，卻被她輕輕地推開。車廂門一扇接著一扇地關上。
列車開走了，像一件被撕破的衣服。
我在旅館裡過了好幾天，我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我感到自己正在發燒。夜裡，我感到額頭陣陣刺痛，眼睛發燙，像被開水燙傷一樣。房間裡一片漆黑，我疼痛難熬。痛苦似乎是我生命存在的最後保障，而且是唯一的保障。
我難受極了──最後，我還是去醫院拍了額頭和鼻頭部位的X光片。我得的是鼻竇炎。替我看病的醫生對是否採用刺穿手術還拿不定主意，他只是對著強光燈看我的X光片。最後，他認為還要根據病情發展的狀況，再拍一張面部的X光片，過幾天再通知我。他說，不排除進行開刀手術的可能性，但只是輕微的小手術。
我拿著X光片，來到醫院的接待處，要求住院。接待處的護士不懂法語，但我身邊的一位先生看到我們之間溝通有困難，答應替我當翻譯。後來我把封袋裡的X光片拿出來，最終，他們把我帶到走廊盡頭的一間病房。
從我兩天前住進病房，這房裡就出現了我住過的痕跡︰床頭櫃上是摺疊起來的報紙，我的大衣掛在衣鉤上，牙刷杯裡積滿了菸灰和菸頭。我喜歡站在窗前，手臂向前伸直，看著這張透明的X光片。我的頭顱是白色的、長長的，額骨在太陽穴兩側部位往裡收縮，嘴巴裡有四顆補過的牙齒，在照片中顯得很清楚。門牙的兩端有裂痕，一端是有規則的，另一端只裂開一邊，而且缺少光澤。
眼睛的部位一片慘白，是令人擔心的兩個洞穴。
●
每當我走過醫院的中央走廊時，我會去敲敲我醫生辦公室的門。這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熱情男人，對一個醫生來說，他的一口法語說得著實不錯。他問我許多問題，我有所保留地回答他。說真的，一開始我對他並不十分誠實。沒錯，我對他說我是個社會學家，而實際上我是位歷史學家。但他對我的話似乎很感興趣。並不是說他覺得我很友善，而是我有點讓他感到奇怪，就好比一幅十四世紀的可怕的繪畫也會讓人感到奇怪一樣。他有空的時候也會走到我的病房裡，坐在我的病床邊，然後和我開始交談。儘管他對我的身體狀況毫無興趣（鼻竇炎這樣的病對他來說是太平常的事），但出於某種好意，他似乎怕我在醫院裡待膩了。有一天下午，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跑來對我說，他和太太想請我去吃晚飯。
醫生的太太在門口迎接我們。我禮貌地與她握手（你好，夫人）。我希望您喜歡吃腰子，女主人對我說。沒問題，他喜歡，我的醫生替我回答。喝完開胃酒，醫生陪他的太太進入廚房去烹調腰子，腰子烹燒時用威士忌做為調料，味道相當不錯。女主人建議我嘗嘗那調味汁，並且替我再倒些葡萄酒。
儘管她的年齡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對我照顧得如同她的兒子一樣。她坐在我的左側，眼睛盯著我，老擔心會讓我感到缺少什麼。她不斷地向我提問題，問我會不會打橋牌。我回答說我不會。但我相信你是會打網球的，我的醫生說。
是啊，我回答道。真的嗎？他的太太說。如果您高興的話……明天……在俱樂部一起打球，如果天氣好的話，您願意嗎？我願意，我回答說。她立刻確定地回應，明天上午一起進行混合雙打，我可以和她的一位女友搭檔。她的球打得很好，你會看到的，她說。
●
醫生的太太正在網球俱樂部等我們。
她穿一條短裙，坐在餐廳前的露天座上，鼻梁上架一副菱形的太陽眼鏡，頭頂上有一把遮陽傘，身邊則是一位金色頭髮的胖子，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等我們走到他們跟前，醫生的太太摘下太陽眼鏡朝我們笑笑，並向我們介紹說這是她的哥哥。我說，很高興認識你。但金頭髮胖子坐在位子上不動一下，無動於衷的樣子。當醫生彎腰用嘴輕碰他臉頰時，他露出不高興的樣子，不停發出沉重的歎氣。
在交談過程中──就是在這時候，而不是更早──醫生的太太解釋道，她的女朋友不能赴約，因為她去鄉下朋友家了。於是我明白，那位金髮胖子將是混合雙打中我的搭檔。
預定的打球時間到了，我的醫生向第三號網球場走去。這時坐在位子上的金髮胖子並沒動身，而是對他妹妹說他不想打球。她流露出明顯的吃驚神態，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他不必為自己的行為做出解釋。兄妹直看著對方，氣氛有點僵。最後他站了起來，走開之前把牙籤從嘴巴裡拿出來，拖長聲調說，你們給我走開。
我讓醫生和他的太太在三號場地上相互爭戰，自個兒便在俱樂部的園子裡蹓躂。我在小路上邁著方步，聽著腳下的砂礫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半小時之後，在餐廳的露天座，我瞇著眼睛看菜單，一邊等候我的醫生。十分鐘後，他大汗淋漓地來了。他玩得筋疲力盡，但十分開心。他在椅子上攤直身子，得意洋洋地對我說，兩個六比零。然後他脫掉鞋子和襪子，攤手攤腳地仰身躺下，渾身全部放鬆，同時也讓腳涼快涼快。但他剛躺下，一位侍者就過來叫他接電話。該死。他歎了口氣。
醫生洗完澡後，穿著麻布褲子和橙紅色襯衫回到了露天座，滿頭溼淋淋的頭髮緊貼在腦後，露出一條條木梳梳過的痕跡，額頭和鼻翼兩側還留有水滴。他一坐下，就用手指頭示意侍者過來，然後一面看看菜單一面搔搔鼻子，要了三杯皮姆酒。你喜不喜歡皮姆酒，他不安地問我，同時從椅子上站起來，重新招呼那待者。我連忙說，是的，我喜歡。
這時，他才用一隻手，快速又有點疲倦地做了一個瀟灑的動作，示意侍者走開。接著他叉起雙腿向我微笑。醫生的太太洗完了澡也來到露天座，差不多同時，皮姆酒也上來了，醫生喝了一小口皮姆酒，往周遭看了看，說：真是幸福啊。
我喝完皮姆酒，站起身來穿過露天座，走進小樓裡，來到一個用淺色木材裝飾的餐廳，餐廳盡頭的暗角裡，有一位侍者正在洗杯盤。我四處望望，再向那位侍者仔細問了洗手間是否在地下室裡，就順著路下了樓梯。
站在洗手間的長方形鏡子前，我看著自己的臉，身後有一盞黃色的燈照著，讓我眼睛的一部分正好處在陰暗處。我看著我的臉被光線分成明暗不同的兩半。我盯著自己的臉，並簡單地問自己，我來這裡幹什麼？
●
回到露天座，我默不作聲地站在醫生的身邊，看著遠處的網球場。醫生和他的太太請我坐下，並邀我與他們一起用餐，我回絕了。他們堅持要請我，我對他們說我得回旅館看看太太是否有來信。我的回答使他們大惑不解（我的旅館？我的太太？）。不過，我沒有向他們解釋的必要，我當即就跟他們說再見（甚至對於昨晚的邀請，也沒有向他們再次表示謝意）。
當我走進旅館大廳時，有一種重返故里的感覺。櫃台接待員一直守在他的辦公桌後面，鼻樑上穩穩地架著那副玳瑁眼鏡。我走向櫃台，問他有沒有寄給我的郵件。沒有。他的聲音是那樣奇怪，令人感到不舒服，彷彿現在才知道我始終沒有離開威尼斯，而在責怪我為什麼換了旅館。
回到醫院時，我發現我的房裡有人睡在我旁邊的一張床上，不禁大吃一驚。
我立刻到服務台去了解情況。值班的護士聽不太懂法語，我還是向她解釋我的房間裡出現了另一位病患，然後我用商量的口氣要求院方將這個病患另行安置，或者替我換房間──如果這樣做更方便的話，我完全可以搬動地方。護士打開登記手冊，查閱了一番。她請我稍等片刻，然後去叫來了護士長。我與這位護士長始終沒有相處好。她幾乎是立刻回絕了我，而且口氣很硬──她因為受到打擾而不太開心──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還是不再堅持為好。
我決定回巴黎去。
●
回到巴黎，我從公用電話亭裡給愛德蒙松打電話。她來接電話。她的聲音聽上去很遠，且缺乏熱情。她用一種不冷不熱的語氣跟我說話，告訴我她週末做的事情。我問她我能否回家。可以，只要你願意，可以回家。掛電話之前，她告訴我她會把房間鑰匙留在踏腳墊底下，因為她還要外出。
不在巴黎的那段時間，信件倒有一大堆。我脫掉襯衫，開始放洗澡水。
第二天，我沒有出門。
我每天下午都泡在浴室裡。我這樣做並沒有炫耀自己的意思。完全沒有。我有時會走到廚房去找啤酒喝，或者在房間裡轉一圈，看看窗外的景色。但只有待在浴室裡，才讓我感到最舒服。剛開始，我坐在椅子上看書，後來我乾脆躺在浴缸裡──因為我很想躺著看書。
愛德蒙松下班後回來看我，她把白天發生的事告訴我。她談論在她畫廊裡展覽的那些畫。她頭上的傷口已經結疤。
藍色的腫塊。我覺得這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但我畢竟不好意思將這一點說給她聽。
我整個下午都躺在浴缸裡，我安靜地沉思，雙目緊閉。有一種不必說出來的想法，它會產生一種恰到好處的感覺。
有時候，愛德蒙松會突然走進浴室，把我在浴缸裡嚇得跳起來（這會使她很開心）。有一天，她突然闖進浴室，我還沒有來得及坐起來，她就轉身交給我兩封信，其中一封寄自奧地利大使館。
出於某種期待的心情，我開始問自己，我是否應該去參加奧地利大使館的招待會？我坐在浴缸邊上，向愛德蒙松解釋說，到了二十七歲，很快要二十九歲，整天封閉在一個浴缸裡生活大概是不太健康的。我低下眼睛，撫摸著浴缸的搪瓷說︰我得冒一種風險，一種破壞我平靜的抽象生活的風險，目的是──我沒有把話說完。
第二天，我走出了浴室。
>>>>藍鯨出版《浴室》，譯者：孫良方
她動身的那天早晨，我陪她去車站。我提著她的行李。到了月台上，在敞開的車門前，我想擁抱她，卻被她輕輕地推開。車廂門一扇接著一扇地關上。
列車開走了，像一件被撕破的衣服。
我在旅館裡過了好幾天，我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我感到自己正在發燒。夜裡，我感到額頭陣陣刺痛，眼睛發燙，像被開水燙傷一樣。房間裡一片漆黑，我疼痛難熬。痛苦似乎是我生命存在的最後保障，而且是唯一的保障。
我難受極了──最後，我還是去醫院拍了額頭和鼻頭部位的X光片。我得的是鼻竇炎。替我看病的醫生對是否採用刺穿手術還拿不定主意，他只是對著強光燈看我的X光片。最後，他認為還要根據病情發展的狀況，再拍一張面部的X光片，過幾天再通知我。他說，不排除進行開刀手術的可能性，但只是輕微的小手術。
我拿著X光片，來到醫院的接待處，要求住院。接待處的護士不懂法語，但我身邊的一位先生看到我們之間溝通有困難，答應替我當翻譯。後來我把封袋裡的X光片拿出來，最終，他們把我帶到走廊盡頭的一間病房。
從我兩天前住進病房，這房裡就出現了我住過的痕跡︰床頭櫃上是摺疊起來的報紙，我的大衣掛在衣鉤上，牙刷杯裡積滿了菸灰和菸頭。我喜歡站在窗前，手臂向前伸直，看著這張透明的X光片。我的頭顱是白色的、長長的，額骨在太陽穴兩側部位往裡收縮，嘴巴裡有四顆補過的牙齒，在照片中顯得很清楚。門牙的兩端有裂痕，一端是有規則的，另一端只裂開一邊，而且缺少光澤。
眼睛的部位一片慘白，是令人擔心的兩個洞穴。
●
每當我走過醫院的中央走廊時，我會去敲敲我醫生辦公室的門。這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熱情男人，對一個醫生來說，他的一口法語說得著實不錯。他問我許多問題，我有所保留地回答他。說真的，一開始我對他並不十分誠實。沒錯，我對他說我是個社會學家，而實際上我是位歷史學家。但他對我的話似乎很感興趣。並不是說他覺得我很友善，而是我有點讓他感到奇怪，就好比一幅十四世紀的可怕的繪畫也會讓人感到奇怪一樣。他有空的時候也會走到我的病房裡，坐在我的病床邊，然後和我開始交談。儘管他對我的身體狀況毫無興趣（鼻竇炎這樣的病對他來說是太平常的事），但出於某種好意，他似乎怕我在醫院裡待膩了。有一天下午，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跑來對我說，他和太太想請我去吃晚飯。
醫生的太太在門口迎接我們。我禮貌地與她握手（你好，夫人）。我希望您喜歡吃腰子，女主人對我說。沒問題，他喜歡，我的醫生替我回答。喝完開胃酒，醫生陪他的太太進入廚房去烹調腰子，腰子烹燒時用威士忌做為調料，味道相當不錯。女主人建議我嘗嘗那調味汁，並且替我再倒些葡萄酒。
儘管她的年齡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對我照顧得如同她的兒子一樣。她坐在我的左側，眼睛盯著我，老擔心會讓我感到缺少什麼。她不斷地向我提問題，問我會不會打橋牌。我回答說我不會。但我相信你是會打網球的，我的醫生說。
是啊，我回答道。真的嗎？他的太太說。如果您高興的話……明天……在俱樂部一起打球，如果天氣好的話，您願意嗎？我願意，我回答說。她立刻確定地回應，明天上午一起進行混合雙打，我可以和她的一位女友搭檔。她的球打得很好，你會看到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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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太太正在網球俱樂部等我們。
她穿一條短裙，坐在餐廳前的露天座上，鼻梁上架一副菱形的太陽眼鏡，頭頂上有一把遮陽傘，身邊則是一位金色頭髮的胖子，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等我們走到他們跟前，醫生的太太摘下太陽眼鏡朝我們笑笑，並向我們介紹說這是她的哥哥。我說，很高興認識你。但金頭髮胖子坐在位子上不動一下，無動於衷的樣子。當醫生彎腰用嘴輕碰他臉頰時，他露出不高興的樣子，不停發出沉重的歎氣。
在交談過程中──就是在這時候，而不是更早──醫生的太太解釋道，她的女朋友不能赴約，因為她去鄉下朋友家了。於是我明白，那位金髮胖子將是混合雙打中我的搭檔。
預定的打球時間到了，我的醫生向第三號網球場走去。這時坐在位子上的金髮胖子並沒動身，而是對他妹妹說他不想打球。她流露出明顯的吃驚神態，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他不必為自己的行為做出解釋。兄妹直看著對方，氣氛有點僵。最後他站了起來，走開之前把牙籤從嘴巴裡拿出來，拖長聲調說，你們給我走開。
我讓醫生和他的太太在三號場地上相互爭戰，自個兒便在俱樂部的園子裡蹓躂。我在小路上邁著方步，聽著腳下的砂礫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半小時之後，在餐廳的露天座，我瞇著眼睛看菜單，一邊等候我的醫生。十分鐘後，他大汗淋漓地來了。他玩得筋疲力盡，但十分開心。他在椅子上攤直身子，得意洋洋地對我說，兩個六比零。然後他脫掉鞋子和襪子，攤手攤腳地仰身躺下，渾身全部放鬆，同時也讓腳涼快涼快。但他剛躺下，一位侍者就過來叫他接電話。該死。他歎了口氣。
醫生洗完澡後，穿著麻布褲子和橙紅色襯衫回到了露天座，滿頭溼淋淋的頭髮緊貼在腦後，露出一條條木梳梳過的痕跡，額頭和鼻翼兩側還留有水滴。他一坐下，就用手指頭示意侍者過來，然後一面看看菜單一面搔搔鼻子，要了三杯皮姆酒。你喜不喜歡皮姆酒，他不安地問我，同時從椅子上站起來，重新招呼那待者。我連忙說，是的，我喜歡。
這時，他才用一隻手，快速又有點疲倦地做了一個瀟灑的動作，示意侍者走開。接著他叉起雙腿向我微笑。醫生的太太洗完了澡也來到露天座，差不多同時，皮姆酒也上來了，醫生喝了一小口皮姆酒，往周遭看了看，說：真是幸福啊。
我喝完皮姆酒，站起身來穿過露天座，走進小樓裡，來到一個用淺色木材裝飾的餐廳，餐廳盡頭的暗角裡，有一位侍者正在洗杯盤。我四處望望，再向那位侍者仔細問了洗手間是否在地下室裡，就順著路下了樓梯。
站在洗手間的長方形鏡子前，我看著自己的臉，身後有一盞黃色的燈照著，讓我眼睛的一部分正好處在陰暗處。我看著我的臉被光線分成明暗不同的兩半。我盯著自己的臉，並簡單地問自己，我來這裡幹什麼？
●
回到露天座，我默不作聲地站在醫生的身邊，看著遠處的網球場。醫生和他的太太請我坐下，並邀我與他們一起用餐，我回絕了。他們堅持要請我，我對他們說我得回旅館看看太太是否有來信。我的回答使他們大惑不解（我的旅館？我的太太？）。不過，我沒有向他們解釋的必要，我當即就跟他們說再見（甚至對於昨晚的邀請，也沒有向他們再次表示謝意）。
當我走進旅館大廳時，有一種重返故里的感覺。櫃台接待員一直守在他的辦公桌後面，鼻樑上穩穩地架著那副玳瑁眼鏡。我走向櫃台，問他有沒有寄給我的郵件。沒有。他的聲音是那樣奇怪，令人感到不舒服，彷彿現在才知道我始終沒有離開威尼斯，而在責怪我為什麼換了旅館。
回到醫院時，我發現我的房裡有人睡在我旁邊的一張床上，不禁大吃一驚。
我立刻到服務台去了解情況。值班的護士聽不太懂法語，我還是向她解釋我的房間裡出現了另一位病患，然後我用商量的口氣要求院方將這個病患另行安置，或者替我換房間──如果這樣做更方便的話，我完全可以搬動地方。護士打開登記手冊，查閱了一番。她請我稍等片刻，然後去叫來了護士長。我與這位護士長始終沒有相處好。她幾乎是立刻回絕了我，而且口氣很硬──她因為受到打擾而不太開心──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還是不再堅持為好。
我決定回巴黎去。
●
回到巴黎，我從公用電話亭裡給愛德蒙松打電話。她來接電話。她的聲音聽上去很遠，且缺乏熱情。她用一種不冷不熱的語氣跟我說話，告訴我她週末做的事情。我問她我能否回家。可以，只要你願意，可以回家。掛電話之前，她告訴我她會把房間鑰匙留在踏腳墊底下，因為她還要外出。
不在巴黎的那段時間，信件倒有一大堆。我脫掉襯衫，開始放洗澡水。
第二天，我沒有出門。
我每天下午都泡在浴室裡。我這樣做並沒有炫耀自己的意思。完全沒有。我有時會走到廚房去找啤酒喝，或者在房間裡轉一圈，看看窗外的景色。但只有待在浴室裡，才讓我感到最舒服。剛開始，我坐在椅子上看書，後來我乾脆躺在浴缸裡──因為我很想躺著看書。
愛德蒙松下班後回來看我，她把白天發生的事告訴我。她談論在她畫廊裡展覽的那些畫。她頭上的傷口已經結疤。
藍色的腫塊。我覺得這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但我畢竟不好意思將這一點說給她聽。
我整個下午都躺在浴缸裡，我安靜地沉思，雙目緊閉。有一種不必說出來的想法，它會產生一種恰到好處的感覺。
有時候，愛德蒙松會突然走進浴室，把我在浴缸裡嚇得跳起來（這會使她很開心）。有一天，她突然闖進浴室，我還沒有來得及坐起來，她就轉身交給我兩封信，其中一封寄自奧地利大使館。
出於某種期待的心情，我開始問自己，我是否應該去參加奧地利大使館的招待會？我坐在浴缸邊上，向愛德蒙松解釋說，到了二十七歲，很快要二十九歲，整天封閉在一個浴缸裡生活大概是不太健康的。我低下眼睛，撫摸著浴缸的搪瓷說︰我得冒一種風險，一種破壞我平靜的抽象生活的風險，目的是──我沒有把話說完。
第二天，我走出了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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