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我來到安那堡密西根大學上研究所，密大因此是我的第一個美國。我喜歡這個美國，五年後捨不得離去，日後並常在心裡徘徊追憶。
這裡的學生大多頭臉乾淨，但穿著隨意。女孩子爽朗英氣，不像台北女生那樣嬌氣花俏。有人牛仔褲破了大洞露出膝蓋，運動衫邋邋遢遢掛在身上。緊臨校園的電影院週五午夜放X級電影，而沒人注意的角落裡有種貌似頹廢其實狂放的人物在行走，某人可能擁有數本《毛語錄》並熟讀記誦，為中國大陸上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而神往。有人長髮亂鬍甚至赤腳，承續六十年代以來那若有若無的嬉痞遺風。無形中，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的孢子花粉似乎在空中飄蕩。你分明感到儘管大家來這裡「接受」教育，但暗中另有一種自我教育在進行。上課時有人抬腳架在前方桌上，有人不停嚼口香糖，坐著就開口發問了──這絕不是我在台灣的學校經驗，自以為是的台大學生從沒人那樣囂張的。
初到安那堡的第三天，朋友J帶我去參觀心理系。還沒開學，大樓裡空空的，只見長廊地板潔淨打蠟的亮光。
遇見一位年輕教授，J像朋友般親切招呼：「嗨，斯考特！」問他暑假過得可好，並恭賀他新婚。這時一人從長廊盡頭踢踏響亮走來，我先看見她露肩花洋裝下筆直瀟灑曲線分明的身形，然後才看到她渾圓短髮的頭顱美麗高貴的黑色面孔，耳下不停搖蕩的大耳圈。她微笑喊那教授：「嗨，斯考特！」停下來和他說了一會話，又筆直踢踏響亮走了。
J告訴我她是博士班學生，我是第一次見到那樣氣質高貴如王族的美麗黑人。後來我在教育心理系上交了一位黑人朋友，她也有點那尊貴的氣質。幾年後到芝加哥去看波拉，從車裡看見路邊人群裡有一對高挑筆直、頭顱滾圓、矯健如豹、容貌高貴有如帝王的男女黑人雍容走過，我不禁看得呆了。再以後，每當我在電影裡看見氣質高貴如帝王的黑人演員便覺似曾相識──我見過。
第二年我修了一門斯考特的課，但從沒敢那樣直呼其名。
他溫和，讓人清楚感受到他教學的熱情，現在我還留了一本他選用的教科書《社會中的心靈》。可惜我不夠用心，太愛胡思亂想，不是做學者的料。與其說我來受教育，不如說來呼吸異國文化空氣。確實也得到了一點東西，但大多和課堂上的東西無關。
我到時已經是八十年代，六十和七十年代遠了，柏克萊學生運動煙消雲散，芝加哥七君子成了傳說，越戰的記憶結成了鐵甲似的痂，大麻的氣味仍在角落飄香，而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和回歸祖國進了回憶錄、小說和圖書館，美國正漸漸走向保守。但除了夢醒的惆悵，還留下了一些叛逆的餘音迴響，和平、博愛、享樂、互助、環保、回歸自然的一絲浪漫還在，淡淡的，像若有若無的香氣。這並不起眼的校園不是個金錢和權力堆起來的地方，這裡不是滿口賺錢的美國，也不是蛛網塵封的象牙塔，而是青春、鉛筆、筆記本、橡皮屑、通宵不睡和眼中一點靈光搭起來的克難閣樓──那個玻璃大樓黃金街道的地方還在畢業盡頭等著，而那條黃磚道無限漫長。
無疑，每人各在自己的黃磚道上追求一個有形或無形的夢，但沒人談賺錢，談野心，甚至談畢業。生活簡單規律，維繫在上下課、週五狂歡和週末自由的軌道上。
我和室友總不期然在廚房碰頭，通常在晚餐時間，或更晚，九點、十點以後，當大家書念累了便踱到廚房，泡茶，找零食，圍坐在長方桌旁聊天，一片又一片吃必然破壞身材的甜餅。天南地北閑談，有時就新學到的理論辯論起來。「革命好！只有革命才能帶來改變！」紅髮綠眼滿臉雀斑滿口馬克思的艾凌說。我反對：「可是革命造成破壞，卻未必帶來建設。」想的是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以及我的父母和他們那一代失國失鄉的人。深處有個聲音這樣譏刺：只有沒有或不必付出個人代價的人才會這樣大聲疾呼革命。許多年後我也才了解到：總是那些不必親赴戰場的人才會大聲疾呼發動戰爭。
艾凌有時帶了厚實的全麥麵包或葡萄乾麵包回來和大家分享，原來是她一個愛種菜、烤麵包的男性朋友做的。竟有這等人？我不禁從腰繫圍裙滿臉大鬍子的大男生想到遁世的讀書人，看到了「溫柔敦厚，謙謙君子」的形象。艾凌的女性主義最強，戀愛事件也最多最曲折。我沒見過那樣自相矛盾自我折磨的人，她的世界似乎總在崩潰邊緣，像風暴來前泛著奇異的光。
有時我見到她在我們面前碎成片片，第二天又勇氣百倍可以去發動革命。
我們是個鬆散的小家庭，而我是裡面那個有趣的外國人，煮聞起來像尿布的菜（艾凌語），總泡了一個紅陶小壺茶，來訪的中國朋友用好似吵架的高聲快速說話，不會開車，經常發問，不愛上床也不愛起床，面對面說話時老跳上跳下。我們彼此照顧，在廚房裡談笑辯論。有時在房間裡談知心話，給彼此打氣療傷。她們尤其照顧我，像盡職的主人。波拉教我怎樣開支票平衡賬簿，開車帶我去超級市場買菜，甚至帶我回佛羅里達去和她家人過節。泰瑞教我開過一次車。我到過幾乎每一位室友的家裡，窺見了不同中產家庭的風光。
一次我們搭艾凌便車到華府去，順便去拜訪她母親。艾凌父母早已離婚，父親在亞利桑納州做修車工，她的車子便是他以兩輛車拼成的。母親住在亞利桑吉亞鎮上一棟廉價小公寓裡，在法院做祕書，人瘦長，滿頭灰髮，不斷抽菸，態度十分親切。
艾凌說她母親十分神經質，恐懼核戰，家裡囤積了大量罐頭和乾糧。難怪艾凌性格比較脆弱、不安。
幾年後大家先後畢業，離開了安那堡。
起初還稍有聯繫，我和波拉甚至見過兩次面，終究斷絕了音訊。艾凌從無消息，我偶爾想到她，不知她是否冷靜了下來。或許，現在我可能比她更激憤──我們多少總是要隨年歲改變的。連永恆都不免在時間之流中斲傷，更何況人！
>>>>2006/10/10自由時報 自由副刊 (圖◎吳孟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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