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父親穿上他最好的、也是唯一一套西裝,領帶繫得高到連脖子都看不見了。

台北一月的天氣還是可以冷得教人直打哆嗦的,我和父母穿過一長排在凜冽寒風中寒著面孔的人們,長驅直入到了AIT(美國在台協會)的門口,警衛是個年輕的大個子,見了我們連忙迎上來問道:「是美國公民嗎?」父親點頭,警衛便開了門讓我們進去,我瞥眼見門外排隊的人們站在塑膠遮雨棚下,長長一串有點像在西門町等明星簽名的歌迷。

那一刻,原諒我的誠實,我真的有一點蘸著罪惡感的驕傲。

進到裡面,依舊是串串人龍,臉上皆帶著疲憊或不耐。柱子上的標籤同時用中英文寫著「偽造文書將可能終身無法取得美國公民護照」之類的標語。二樓才是美國公民辦事處,兩排座椅只有寥寥數人。美國公民申請還有二十分鐘才開始接受辦理,故我擁有充足時間觀察周遭。

一旁的書報架放著幾本原文《國家地理雜誌》,字體的大小讓我很確定不會想看,我寧願看看周遭的人,先生A,中年華人,他的面孔我已經忘記了,因為他的面孔就是屬於會讓你忘記的那種,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很確定他的臍帶是在台灣剪斷的,在美國可能有一半的時間都待在唐人街,很可能還因此染上了一口廣東腔。他的兩個小孩穿著PUMO(盜版的PUMA),不安分的在一旁搖晃著椅子,並時時發出怪聲,畢竟很少小孩是對等待有天分的。先生B,中年洋人,跟她在一起的還有都是洋人的女士A和少女A,先生B身高大概有180,滿頭白髮著西裝,側面看是中年男子最常見的半圓型,沒錯,我的意思是他的肚子衝出了緊繫著的皮帶,又後勁無力的垂躺在褲襠上,胸口則別著某某耶穌教會的徽章。女士A在和很明顯是剛認識、同樣是洋人的女士B聊天,內容應該是互祝新年好運之類的,世界各國邁入中年的婦女似乎都會自動獲得與陌生人(同為中年婦女為佳)打成一片的能力。女士B離去後,女士A只得和自己的女兒少女A乾瞪,少女A則不時和我互看,少女A長得還算漂亮,有點像布蘭妮(其實所有外國少女都長得有點像布蘭妮),我眼神閃避卻對到了女士A,女士A給我一個十分禮貌的微笑。

申請終於開始了,座位上的人們開始蠢蠢欲動,第一個到辦理窗口前的是中年華人先生A,他用很吃力的英文跟櫃台滿頭白髮的洋人溝通,寂靜的空間突然塞滿了他支支吾吾的「I……yes……ok?」我好像看到先生B眼中閃過一絲鄙夷,不過我立刻判斷那八成是我的想像與投射。

輪到我了,櫃台的洋人向我打量了一眼,我擠出一個微笑想要給他個好印象,而他回給我一個如同是用鈍刀硬刻上去般的僵硬微笑。他給了父母親幾張英文表格,兩人在一旁殫精竭慮的要弄懂表格的意思,父親忙不迭地催促,母親惱火地抱怨著。好不容易弄完了下樓來,走在後頭的父親悄悄對我說:「你不覺得美國人的氣勢就是不一樣?」

自從班上換位子以來,我的日子變得十分的,用這個形容詞來說好了,滑稽。我左方坐著一頭烏黑直髮、細長眼薄嘴唇的拉貝,右邊則是大眼捲髮、長得有點像原住民的方子。我想拉貝是個社會化有點失敗的人,因為每到下課她就會鑽進圖書館的歷史區,搬出一本一本上次借閱日期可能是解嚴以前的磚頭書,諸如《日軍侵華暴行錄》、《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之類的書,有一次我甚至看到她在翻《易經》,我想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她常常會在拍團體照的時候被忘掉。方子則是一個標準無憂無慮的少女,她的生活就是不斷期待下一次某日本團體的來台,每當她興致勃勃的向四周颳起東瀛之風的時候,拉貝就會從書裡浮起,冷冷地說:「你們還記得1937年的事情嗎?」一片靜默後,拉貝緩緩道:「一位歷史學家曾經算過,如果把所有南京大屠殺犧牲者的屍體疊起來,可以達七十四層樓高……」我想她可能就是所謂的反日分子。而方子又是最頑固好強的,口舌上不肯讓人半分,使得這種民族戰爭在班上不斷上演。一次不知怎地,拉貝激動地拉方子到教室電腦前面,開了張日華戰爭時日軍將刺刀刺進中國婦女陰部的黑白照片給方子看。方子對拉貝不禮貌的行為感到惱怒,扠起手冷冷道:「那些殺的都是中國人,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拉貝疑道:「難道你祖先不是從中國來的嗎?」方子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阿公說日本人以前對我們很好,台灣在他們的統治下很有秩序。」拉貝不說話了,回到座位繼續看她的《資治通鑑》。

說來也荒謬,我以為黃春明筆下〈我愛瑪麗〉、〈蘋果的滋味〉的年代早已遠去,世人皆在或歌頌或驚呼或忌憚著金磚四國的崛起,我如今卻被父親強推著搭上了崇洋媚外的末班車,連滾帶爬的也要趴踏上上車的階梯。「這是為了你的幸福著想。」父親是這麼說的,我很清楚他認為取得護照就好比鍍了一層金,甚至能夠因此吸引到更好的對象(就像婚姻介紹所會把「你想認識醫師嗎?」的標語貼在大門口一樣),摸透他的心思讓我感到一種從骨頭蝕出來的悲哀。母親說父親是洋奴才,我只覺得這個字太赤裸裸、血淋淋了些。

那天的申請顯然沒有很成功,過了幾天,我看到父親戴起遮住半個臉的老花眼鏡,振筆疾書抄著壓在手肘下的泛黃資料,多半是出入境許可之類的,他乾癟的臉上眉毛湊成了一團。

我不是生長在一個革命的年代,我無法親眼看到那個人人褲襠上印著中美合作握手商標、浴著血拚死站起來也要大呼著改變社會的日子。上一代充滿離恨與國族情感的故事離我們似近又遠,而那些眼淚與犧牲只遺落在泛黃國旗下眷村老兵的潰爛眼角中(他的輪椅旁八成還正在舉行個東南亞鄉親聯誼會,印尼越南柬埔寨,嘎啦東東機嘎乖)。那些意象到我們這代只簡化成不斷變化的課本內容,越來越詳盡的台灣史地(連地方小吃介紹都一應俱全)和充滿政治意識的公民課本疲勞轟炸,我們抱怨了幾句後,出了課堂照樣穿著Converse逛101吃麥當勞,沒人想去淌那灘被攪到腐臭的渾水。生活也豐裕得讓我沒有一丁點動力去發動任何革命。

父親拿好抄寫完的資料叫我打入電腦,我看見他顫抖的字跡書寫著大小寫字母相間的英文,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否都是這樣日常書寫的。

我想我被植在一個混沌不明的島嶼上,這裡連一年四季都亂七八糟的糊在一起。明明是個好好的二月天,教室裡的溽氣卻揮之不去,死皮賴臉地吮在每寸皮膚上,難以甩落。台上老師卻在講著哈爾濱的冰天雪地,一月等溫線零度C以下……這整個教育系統教人悶得發瘋,真的教人悶得發瘋。我開始為我能成功適應學校制度生存到今日感到自豪。半夢半醒之中,我好像聽到拉貝在自言自語,我將頭轉向她,發現她在對著課本上的大陸地圖發獃。

她頭抬起面向我,溫溫地吐出一句:「這真是一片大好江山啊!」我只感到莫名其妙,她的這個舉動只是再度證實她社會化不夠完全,如果有所謂新世紀人類進化示意圖的話,我強烈懷疑她還停留在佝僂著背、下顎突出那一格。

拉貝在吃飯時間往往是一個人泡在圖書館,對她來說吃書可能比吃飯更重要。我將椅子拉去跟方子一起吃飯,閒聊到拉貝剛剛莫名其妙的話語,方子眼中閃過一絲狡獪,悄悄地將臉向我湊近,捲髮扎到了我的臉頰:「你知道嗎?拉貝自認為是共產黨,她超愛大陸的啊!」「什麼東西啊,太搞笑了吧?!」「妳不覺得她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那些幾百年前的事情很奇怪嗎?」「她只是腦子裡塞了太多古歷史書吧。」不知道為什麼,談話到此,有個很強烈的印象在我腦中一閃而過,那是小時候去圖書館,燈光昏暗的走道深處照例都會有一整架乏人問津的書,多半是什麼蔣總統講故事、蔣總統名言錄之類的東西,我那時總覺得那些黃脆的書頁散發出一股悲憤的氣息。「妳不知道的可多了!她超誇張的啊!之前歷史課上到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的時候,我瞥眼見到她眼角還泛淚光耶!」「我的天啊,她是不是其實是民國初年的人不小心坐到時光機到未來啊?」「可能性很高喔。」方子大笑。

父親的皮夾子裡永遠有幾張一塊錢美元,他給小費時會用到。

自從知道拉貝可能自詡為共產黨員之後,每到地理歷史課我都會特別注意她的反應。事實上,她的確是在講到任何有關大陸的事情時就會興奮得滿臉漲紅,除此之外的科目她則都在睡覺,或把一本《海峽兩岸》期刊放在大腿上偷看,我想方子可能沒有騙我,在我半公尺外坐了一個新世代共匪,我應該要向上呈報嗎?

當一個人會不斷回憶過去的時候,很可能是她的未來也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念了。真糟糕,最近我不斷想到童年瑣事,採買音響的時候赫然發現如今音響已經沒有附播放錄音帶的設備了,悵然若失。

家裡曾經有一套本地出版的《十萬個為什麼》錄音帶,介紹一些基本科學知識之類的,主角很弔詭的是小叮噹裡的人物。關於昆蟲那卷有個橋段,阿福說蜜蜂一定很怕蝴蝶,大雄說為什麼,阿福說因為蜜蜂要「保蜜防蝶」,錄音帶裡聽到所有角色都笑成一團。

這個笑話的真諦和小孩是從哪裡來的,並列為我童年的兩大疑案。

拉貝借了一本周刊好像是關於林毅夫的,我好像有聽過這個名字,只是忘記在哪了,拉貝跟我說那是一個用幾顆籃球從金門浮到大陸去的台灣人,後來在對岸當了高官……我打斷拉貝,我說我從來不知道籃球也可以當救生艇用,她還沒回答,我就站起來說她要把書拿去還了。

我懷疑公民申請似乎又有了進展。父親一個人走到客廳,我注意到他多年吸菸的下嘴唇已經變成了深紫色。他說:「妳知道嗎?這是一輩子的事情,你成了美國人,美國政府會養你一輩子,你退休了他會給你養老金……」我擺擺手示意不耐,父親人走了聲音還賴在客廳:「妳巴巴就只有這樣東西可以留給妳了……」

我拿起沙發上的枕頭摀住頭,張眼閉眼都是一片黑暗。不知道多久以後,我想到我要打給拉貝叫她記得帶我被她不小心拿走的筆記,她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沒來學校。嘟嘟嘟嘟嘟嘟沒有人接,我掛上電話嘟起嘴,倒在沙發上以睡眠作為最懦弱的抗議。

我一直以為自穿上胸罩那天起,我就已脫離了以為第四台只有迪士尼頻道的時代。然而我近來赫然發現,迪士尼頻道的市場已經漸漸擴展到青少年族群了。其中一個描述三個無聊美國女高中生日常生活的連續劇最近成為同學口中的主要話題,為了不使我小社會裡的微型社交活動進行困難,我決定回家立即收看。赫然發現其中一個染著紫髮的女生酷似在AIT見到的少女A,她正對著鏡頭大笑大叫,底下的中文字幕打著:「這整件事情真的蠢得可以,對了我們舞會快遲到了!」

在父親載我補習回家的高速公路上,我接到方子的電話,她的語氣急促,上氣不接下氣。「怎麼了?你今天回家遇到玉木宏啦?」我揶揄。「白癡!什麼時候了你還開玩笑?我是來講正經事的!」「哦?」「今天拉貝不是沒來上學嗎?」「So?」「妳不曉得她今天蹺課自己坐車跑去福隆海水浴場游泳,結果差點溺死耶!還是剛好有人看到把她救起來,救生員立刻人工呼吸才活過來的!」「真的假的?!」我一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這種行為已經不是怪字能詮釋的了。「真的啊!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真不知道她沒事心血來潮去游泳幹嘛?」「我也不知道……」「欸欸,是救生員救她起來的,那應該有口對口人工呼吸吧?我的天啊,她的初吻不會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被奪走了吧?」我覺得方子好無聊。「嗯……」「怎麼了?莫非她有告訴你什麼祕辛嗎?已經不是初吻了嗎?」「她有帶籃球下水嗎?」「什麼東西?」「沒事,我手機快沒電了,拜拜。」我按掉手機,想想應該不會有那麼笨的人,不過拉貝在上台灣地理的時候都在睡覺,我懷疑她是否知道台灣海峽的寬度。

「怎麼了嗎?」父親見我沉默已久,好奇的問道。「沒事,一個同學去游泳不小心差點溺水。」「她還好吧?」「嗯。」「妳知道嗎,從夏威夷的沙灘望過去,那整片海才叫做真正的海呢。」「嗯。」「沙灘是金色的,天空是藍色的,我從未見過那麼美的美景。」「嗯。」「妳有機會,應該要去看看自己的國家的。」我沒回應。「妳難道不想去看看自己的國家嗎?」父親用一種試探討好的語氣道。

突然之間,我只覺得很想很想哭,但原因是什麼不是文字能表達,高速公路上的路燈一串一串的不斷向我奔來又離去,我無法掌握真正移動的東西是什麼,我看到公路兩排的黃色燈光漸漸往中間暈開交錯,順著我眼中液體輪廓變大變小,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太殘酷也太深奧,我總覺得故鄉應該會有馬匹奔跑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或是一個老奶奶坐在土階梯上編著不知道什麼,但看到我便笑皺了臉,可是我不知道那邊是哪裡,只知道好像是心底模模糊糊的某個地方,而父親的這句話好像侮辱了這個地方但又說不上來。這個問題突然這樣毫無預警的撲上來實在太殘忍,讓我只想躲,我想我生活在一個名為懷疑的時代,沒有什麼已經得到證實,既有的事實也正不斷被推翻中,我說不出這是幸還是不幸,或許在一個懷疑的時代,任何事情都不該有答案。

車漸漸停了,我們家門前的榕樹掉了好多果子到地上,爛成黏乎乎一片。

(2008第五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短篇小說三獎作品)

>>>>2008/08/12 聯合報 聯合副刊

延伸閱讀:Waiting◎番薯--談台積電小說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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