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葬禮愈搞愈大,人愈聚愈多,其實是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他們有過的「最好的時光」。這是一場完結篇,大家都擠上舞台,重溫演技,自怨自艾。夏成了唯一的反派,一個偉大藝人之死的替罪羔羊

 

 

有天我接到王偉忠電話,他說夏要回來,問我可否安排他公司兩人去下機處接她。他說不是要躲記者,只是要夏下機時不要單一人,有個照應。

 

 

我忙沒幫成,王偉忠只好用最笨的方法,派兩個人飛到日本去接她回來。結果還是發生「你們是不是爹生娘養的?」風波。

 

 

其間我給了王偉忠信,信如下:「我認為夏沒錯。你們演藝界致祭可,但無功,棄母棄家,通姦鬱悶而死,有如柯林頓為陸文斯基自殺,希拉成了勵志向上的典範,不荒謬?媒體大報,更可笑,也可見人民水準低,有票房也。」

 

 

茱麗葉因為沒有殉情,就被罵成了「佛地魔

 

從電視上看,在機楊、在記者會,我不喜歡夏的樣子。但我喜不喜歡,不重要,我只管她戲演得好不好。問題是喜歡她,一個六十歲的男人找一個十六歲的女人,或許惺惺相惜,怎麼說成好像都是倪多委屈呢?家家有本難念經,倪提什麼「她(倪妻)主內,妳主外」,也像「兩岸中」一樣,各自表述罷了。

 

 

就算夏壞,也是自找的,有人說:「上得山多必遇虎。」

 

 

何況夏哪裡壞?最後打了三個鐘頭的電話給她,她累極睡著了,醒來見二十多通來電,再打去已無回應了。夏一直哭:「我為什麼要睡那午睡?」眾演員也陪著哭臉,我看了有點難過,但更好笑。妳不能永遠不睡,今天哄住了哪保他明天不去尋死?

 

 

天也有憂鬱症,醫生告訴他對憂鬱症的人不要講「懷疑的話,表面的話,敷衍的話,去死的話。」但很多人不知道對方患了憂鬱症,難免會有怨言,或累極躲開,何能怪旁邊的人。

 

 

最介意的,不管是愛還是恨,還是夏。這本來是個「偉大」的愛情故事,從羅密歐到羅丹好像都有這種情節,只是現在茱麗葉睡著了,羅密歐就自殺了。而茱麗葉竟因為沒有殉情,態度不老實,抗拒從嚴,就被罵成了「佛地魔」。

 

 

還有指責夏是第三者,破壞人家家庭。這種大義凜然在今天這種劈腿臉不紅的社會中,真令人笑掉大牙,好像去指責一個國民黨員沒有每天看《三民主義》一樣荒謬。

 

 

在倪夏事件上,台灣顯示了一種集體恐慌鬱的現象。這表現在對夏的厭惡和對倪敏然的哀思美化上。夏綜合了「大陸妹、二奶、江青」,還會唱平劇,簡直是個集中國形象大成的「白毛女」。她代表了中國鴨霸、傷害台灣人感情,不像台灣女人溫文婉約、愛家愛台,有事則暗傷飲泣,答應主內。大陸女人是從不掉淚、蠻橫嗆辣、沒有教養。

 

 

還有某娃去夏家送「台灣女人」光碟。

 

 

如果真可以這樣分,那我要娶、要狎玩,我找台灣女人,乖嘛;但我要做人,要我女兒做人,那要做大陸女人。這才是男女平等的普價值。

 

 

倪敏然成了梵谷,野祭巷哭,舉國同哀

 

本來應該女人同情夏,男人怕之,但在台灣似乎倒過來了。

 

 

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君玫那篇〈一個女巫的誕生與馴化〉,文極好,澈底批判了這種偽善。她說:「我看到了一個女人,在失去了一個在情緒上病態地依靠她的男人之後,如何一點一點被剝削、被追殺、被逼迫,一直到她的精神完全破產,至死方休。我們的社會,成功地把一個『女人』妖魔化,把她塑造出一個『女巫』,然後,更精采的是,還能成功地把她重新化成一個『女人』。

 

 

倪敏然呢?成了梵谷。愛國愛家,才華洋溢。一生為人提供歡樂,鞠躬盡瘁死了,野祭巷哭舉國同哀。他的家人都堅強活下去,兒子要做空軍,繼承遺志。余天說得最動人:「吊死他的那根繩子,把藝人們都緊緊的綁在一起。藝人們要更團結。」各大黨派政客也都來插花。早已被人遺忘的「饅頭包子」也回來了,許多家庭都團圓了,全國都團結了。

 

 

團結要怎樣呢?提高票價嗎?難道如《星際大戰》,有個黑色帝國在分化我們友愛的演藝大家庭?倪之死是憂鬱症,不是演藝界沒通過反分裂法。

 

 

單是個演員工會,還分兩個。死了,大家聚在一起,但原來使他們分開的原因還在,也不可能消失。

 

 

一個機制,不能靠死聚在一起,要靠生,要找出生路。

 

 

無獨有偶,台灣黑道也說要借蚊哥」的葬禮來團結。對付白道嗎?黑道的和解從來不能持久,否則《教父》哪會一直拍不完?

 

 

藝人們談團結,就像選美會小姐說要「世界和平」一樣,都是廢話。

 

 

中國近代史有名的場景,是毛澤東文革時在「九全大會」的講話。他說:「這次的大會,一定要開得好。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

 

 

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

 

有人說,那些為死痛哭自責的藝人,為什麼不在潦倒求援的時候拉他一把?這有點過,倪並沒那麼潦倒。懷的「蝴蝶效應」應不是有意設計的,它有更深的社會因素。即台灣整個演藝圈,早已把繩子吊在自己脖子上。這種藝人,都是從威權時代走過來的,還讀過軍校。他們原來是中國藝人,後來要改稱台灣藝人、本土藝人。國語不吃香了,老演員沒戲演,要不然到美國移民、到大陸住住,要不然在泛藍的場子裡盪盪,但台語本土的舞台也沒搭起來,也是空的。談起連續劇,大家談的都是大陸劇、韓劇,什麼《劉羅鍋》《大宅門》《大長今》,台灣連以前《晶晶》《保鑣》這種爛劇都沒有了,只剩插科打諢,政治模仿反諷劇。這些劇不是不好,但它只是社會新聞的反諷,就像每天的新聞一樣,看過就忘,水過無痕,沒有什麼藝術可以留下來。此所以倪敏然的《大宅,門都沒有》反是比較認真可看的,這也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這又有曲高和寡的問題。打開台灣電視,都是政治吵鬧、社會八卦,電影都是外國的。人一天的時間有限,可以撥出來看台灣本土表演藝術的時間實在不多。沒有市場,老演員沒飯吃,新演員也出不來了。大家都沒通告。

 

 

社會民主了,以前吊在藝術脖子上的繩子說是拿開了,政府把繩子在影藝界腰上,想拉拔,但往往拉到虛的,拉力也沒方向。以前對的現在是錯的,現在對的是什麼又不知道。在一個極端分歧的社會,藝術不知要談什麼了。坎城影展中,對台灣電影有深刻瞭解的威尼斯影展主席就說:「你們還是些老導演,侯孝賢、楊德昌怎麼不見新人呢?」台灣的電影,包括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拍的都是吸毒、雜交、頹廢、虛無,年輕人都是行屍走肉的刻板印象。台灣真是那麼絕望嗎?頂上天邊的一朵雲真是那麼陰暗嗎?電影已經走入谷底,還要這樣走火入魔,還是沒有票房,真令人痛心。

 

 

反是紀錄片《無米樂》、《太平輪》、《南方澳海洋記事》還有看頭。它或許不是娛樂,但它看了至少使你有所得,會感動。

 

 

所以,的葬禮愈搞愈大,人愈聚愈多,其實是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他們有過的「最好的時光」。這是一場完結篇,大家都擠上舞台,重溫演技,自怨自艾。夏成了唯一的反派,一個偉大藝人之死的替罪羔羊。人人在這個布娃娃上插針,插得她滿臉豆花。許多人義憤填膺的說要求真相,其實是沉溺在假相裡。最後逼夏拿出了真相,結果只是更難堪,大家石頭也丟不下去,累了。

 

 

的葬禮,成了影劇界退除役官兵輔導會開的同學會。

 

 

倪之死,弄得那麼誇張失控,是這個社會共同的責任

 

這裡面比較冷靜的是製作人李典勇、王偉忠。老演員張帝的話也較公允。其他都是沒看劇本的即興演出。

 

 

大家都怪媒體瘋了,媒體也有苦衷。媒體的主管也不是出身檳榔攤,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或也討厭八卦,對追逐這種新聞感到不齒,但一停追,收視率就下降。什麼人玩什麼鳥,形成了贏者通吃的現象。編輯台上想,今天新聞哪條最熱門,就派主力部隊打。電視看報紙,報紙也看電視如何跟進,反覆衝殺,全民也帶動唱。就像《恐怖蠟像館》,盯上、謀殺、陳列,最後要禿鷹啃屍殆盡才完。誰也不敢退場,大家同景同節,轉來轉去都是一樣。誰想逃出這個大宅?門都沒有。如何打破這種循環?獨責媒體,高唱自律沒有用,要從整個制度來做設計,還要配合人的素質的提升。

 

 

所以,倪之死會弄得那麼誇張失控,是這個社會共同的責任。藝人在演戲,媒體和觀眾在大聲叫好。夏倒算無辜,他們反是最震驚的一方。兩個人愛得要死,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倪敏然寫過一篇文章,說他是「倪克阿」,可做他的讖語:「每一個人將修飾過的真相,渲染過的假象,全都造成一個理想的形象,經過金噴漆,上油打蠟,再隆重公諸於世,結果此人果然流芳百世。

 

 

藝人,真真假假的提供或者招供出了自己,萬一不幸有朝一日沒把真相和假象之間平衡好,就大大破壞了形象。

 

 

倪克阿說,藝人不死,只是雕琢。有人只在雕琢假面具。

 

 

倪克阿之死就是台灣的「歌聲魅影」,劇場裡的「佛地魔」都戴個面具,說盡了「懷疑、表面、敷衍、去死」的話,卻都是空話,沒什麼值得回憶的台詞。

 

 

倒楣的是那棵蓮霧樹,它是倪敏然最後牽掛,卻遭陪斬,陪葬的還有那一萬朵玫瑰。

>>>>2005/6/5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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