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恰巧是所謂的「愚人節」,一個允許大家用一些無傷大雅的方式來捉弄他人的日子。一開始,小說家楊照就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告訴全場師生,坐在他旁邊的小說家,其實是朱天心而不是蘇偉貞。不過,當然沒有人上當。

 

 

 

 

上帝創造笨蛋有特別的用意

 

 

因為是這麼特殊的日子,所以他要從愚人節開始談。他說,西方將四月一日稱做「April fool's day」,翻譯成中文,就變成「愚人節」,只是「愚」變成動詞,指捉弄他人,但是在西方愚人節是為「愚人」設立的節日,源起於中古世紀東正教的社會中,它真正的意思並非如現在普遍認知與理解的「愚弄他人」,而是要去感知、紀念、認識、擁抱這個社會上的傻子、愚人。

 

 

 

 

在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中,一定碰過聰明的人,也會碰到愚笨的人,這些「愚人」在社會中展現出來最特殊的一點是不相信一般人相信的事情,不了解一般人應該了解的事情,也不用一般人認為正當的、好的方式過日子。而一般人因為已經太習慣生活中存在的規律、規矩,因此當看到有人不遵循規律或者規矩來說話、行動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往往是瞧不起他們,第二反應則是因為瞧不起而忽視他們。在東正教的影響下,俄羅斯的社會文化中持有一種信念,認為這一群愚人就是因為跟一般人不一樣,所以他們很了不起,很珍貴,很稀奇。因此在俄羅斯只有四月一日的愚人節,還有很長遠的「聖愚」(Holly fool)的傳統,也就是「神聖的笨蛋」,因為他們認為笨蛋是有道理的,他們之所以用不同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恐怕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感知不到的東西。所以上帝創造笨蛋有特別的用意,其中最有可能的用意就是提醒大家,很多看不到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只是被蒙蔽遮掩了,應該有些人來提醒我們去聽、去看、去感受沒有能力挖掘、理解的東西。

 

 

 

 

而小說就是一種愚人的藝術,fool's art,小說的存在,對人類生活的意義就是它能提醒讀者去看在我們生活上可能被忽略的東西,甚至是我們不知道、無法想像它的存在的東西。

 

 

 

 

川龍之的痛哭流涕

 

 

楊照舉了兩個故事來說明小說在生活中應該扮演什麼功能。第一個故事是前輩小說家王文興的短篇小說集《十五篇小說》中的一篇文章。描述一個來無聊、想做些計畫的小鬼,拿著筆開始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畫著月曆表格,突然間好像有種著魔的力量,讓他一年接著一年一直畫下去,在那個下午他什麼事情都沒做,只有畫月曆,畫到後來他突然大哭,因為他發現已經畫到他應該死掉的時間了,卻還繼續在畫月曆。這個故事對他產生很大的衝擊,讓他想到生命經常比自己想像的還要短暫。故事主角會大哭,是因為意識到自己以為還很長的生命,沒有想到一天畫個格子,不用一個下午就可以畫完。而再回頭想想,自己可能在每一格中填充什麼東西?當把每天如此累積起來的時候,無可避免會感到恐慌,恐慌到底人能在一生中,在每一天裡面,把握多少東西,掌握多少東西?

 

 

 

 

另一個故事的主角是日本小說家川龍之,某天,他看著一本讀了很久都沒讀完的書,開始思考,如果用這種速度讀書,一輩子可以讀多少書?他計算之後,也開始痛哭流涕,因為他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就是即使沒有任何意外,他也只能讀完三、四千本書,而第二個殘酷的事實是他一輩子再怎麼努力,也讀不完他一屋子的藏書。

 

 

 

 

愚人節跟小說的精神互相呼應

 

 

楊照說他會被小說吸引,會閱讀、創作小說,就跟這兩故事主角一樣,內在有一種同樣的恐慌與衝動。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一生中只能用一種「身分」活完六、七十年的時間,但是我們感知到的世界如此廣闊、複雜,自我卻如此渺小,我們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偶爾會誤以為我們是世界的中心,但是真實會提醒我們,我們只是世界邊緣的邊緣。世界這麼大,有許多事隨時在發生,一個人擁有的卻只是世界中渺小、貧乏、孤單的一點點。因為這樣的恐慌,因為對生命的野心,並因而理解到對生命的野心與生命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如此大的落差之時,只有小說可以提供解救。想要認識生命的豐富,要特別感謝人類世界中莫名其妙存在的這一條路,就是有些人被賦予特殊的能力與權力,藉由想像進入不同的生活,再化作小說的情節與內容,以坦白、不保留、廉價的方式提供讀者藉此知道他人的想法與經歷。

 

 

 

 

愚人節跟小說的精神互相呼應的是,提醒人們不要老是以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把自己封閉起來,離真正的人生、人生的可能性更遙遠。小說會刺激、提醒我們,喚起我們的好奇,擺脫自我中心,開放自己去學習更多的經驗。因為有小說跟小說家的存在,將這些經驗如此簡單的送到我們面前,讓人能直接進入、直接吸收。當我們打開傑克倫敦的《白牙》,我們不需要到荒野,就可以進入動物的心情跟感受中,在這一點上面,小說是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取代的。

 

 

 

 

文學與香格里拉

 

 

近日才從北京回來的小說家蘇偉貞同意楊照的說法,人生不要以自己為中心。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點。她先以波士的話語來對小說下註解,她認為如同波曾說過的:「小說沒有約定俗成的詞彙。」因此也沒有立竿見影的方法來即刻表達自己想表達的事件,而必須經過時間的抽離。舉例來說,當她開始寫作小說,獲得聯合報小說獎的經歷,只是讓她了解到,這是一種快速到達一個被稱為文壇的中心點的方式,對個人的成長或者人生有什麼影響,剛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但在前進之中會慢慢了解,雖然,並不見得會出現確定的答案。而當她回頭看寫作之路時,她可以很確定的說,好的寫作有兩個重點,一是最好保持一個距離,二是要打破成規跟次序。

 

 

 

 

她說在北京的時候,曾經聽到一群人在談論他們生活中的事件,但有趣的是,這些事件聽起來竟類似、接近文學世界的描述。其中有個人談到他在中俄邊界綏芬河畔的故鄉,因為中俄重新劃分邊界,當他這次回老家的時候,他的爺爺領他去一個山頭,指著左邊的小鎮對他說:「那是我爺爺的墓,現在那個地方卻成了外國,而我爺爺變成外國人了!」講完之後就嚎啕大哭。因為重整疆域,讓他有形的生活產生變化。另一個故事是一個到北京念書的台灣女孩,趁著暑假,身上只帶兩千元人民幣,就隻身旅遊大陸西北,一路上靠著搭便車節省交通費,有時候遇上不懷好意的大叔,她藉由語言巧妙化解危機,遍走新疆等地。在一般概念裡,大陸西北地方的人是很蠻橫的,她卻可以平安完成這趟旅行,因為她打破人生的成規、次序,以及人跟人之間的距離。而第三故事聽起來有點感傷,描述一個住在傳說中的香格里拉的傻子,有次他接了一筆生意,載客人到昆明,在那裡他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發現許多香格里拉沒有的東西,但是,當他想回到香格里拉的時候,他以為不管哪一個方向哪一條路,都可以回去,因為在他的概念中,這世界沒有所謂其他的地方,因此他越走越遠離香格里拉,一直到現在,他還在到處問人,怎麼回到香格里拉。

 

 

 

 

她又特別舉出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來說明為什麼寫作必須要跟人世或者所有事物保持距離。故事中的主角,在十二歲的時候跟父母發生嚴重衝突,於是跑到樹上去,發誓永遠不下來。他就在樹上受教育、讀書、談戀愛、寫作、看人類世界的轉變、革命的國家改朝換代。到了六十五歲,當大家以為他生命即將終了之際,卻從遠方飄來大汽球,他縱身一躍,跳到汽球裡,人們不知道他到底是死亡了,還是繼續漂流,但對那些一輩子跟他保持距離的人來說,他無疑是永生了。

 

 

 

 

小說家提供的服務,就是發現不同的世界

 

 

蘇偉貞說完這個故事,楊照反問大家,是否相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在他看來,小說是「一連串的謊言」,雖然社會中所有道德規範都強調「要說真話」,但是小說卻給予少數人說謊的執照,「但取得那個執照,你就有最大的自由、特權,人們付錢給你,讓你去講一堆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小說有個很重要的命題就是「小說是假的」,這社會文明給小說作者的任務與特權,就是去欺騙世人,純粹的要世人相信明明不存在的可能存在。小說家提供的服務,就是發現不同的世界。小說好壞最重要的判別就是它是否探索人類可能的邊界,好小說需要永遠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書寫一般人無法理解與想像的世界,二是要讓看起來奇怪的、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能被讀者接受。

 

 

 

 

閱讀小說或者懂得利用小說的人,不需要實際去經歷,一輩子就比別人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而對寫小說的人來說,透過小說、虛構、幻想的方式,才能接近內在最真實的部分。「小說其實並不需要真實,它只是讓人了解一些事情,」蘇偉貞說,「人生中獲得與付出往往並不對等,我們需要的或許不是長壽而是想知道另外一些事情。」清醒,或者理智如同我們者,更是應該走入文學之中。

 



>>>>94/4/23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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