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豬戶的女兒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魚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做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所親近的世界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簡單的公式簡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書長王美琇女士用「兩種文化想像」來解釋台灣目前的社會分裂來由（「人間」副刊幾月幾日）：一種是「蔣氏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我是中國人。」另一種就是「從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灣之所以發展出民主，就是由後面「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體想像，與長期黨外政治運動相結合，而迸發出推動台灣向前邁進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礙這種能量向前邁進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蔣家政權官方」操弄所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想像共同體」。
既然民主的障礙來自「中華民族的文化想像」，作者認為，「要消除台灣內部盤根錯節的族群問題，以及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共同體』，並且盡一切努力去創造何謂『台灣人』（當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像。」
這是一個線條分明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未來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這條方程式刪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會」了。這幾乎就是近數年來民進黨執政的思維主軸。再度獲得執政權，民進黨人已經提出要以文化論述來「形塑」台灣文化，這個公式因此值得我們探討。
公式總是有幾分道裡的，但是容易失之簡單，套在錯綜的歷史和複雜的情感上，就會簡化了真相。譬如說，所有對中華文化或民族有所認同的，都是國民黨愚民的結果嗎？不見得。台灣在國民黨來台之前幾百年期間，漢文私塾和詩社就很發達，異族統治時，「中華民族」情緒更是一觸即發。讀一讀熱愛台灣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據時代的詩吧：「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流過幾千年在我的血液裡……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喊叫／還我們祖國呀！」或者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家國興亡有遺恨／子孫不肖負前功。」
很多人，或許在歷史的演變中拋棄了這種認同，但是也有許多人保留了這種認同，可能由於「蔣氏政權」的洗腦，但也可能由於他喜歡唐詩宋詞，因為他嚮往大山大水，因為他對傳統戲曲情有獨鍾。就好像今天對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見得都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腦一樣，文化情感是極其複雜的東西。那麼不管什麼原因保留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應該被視為違背「台灣主體性」，被排除在台灣的烏托邦之外呢？茄萣鄉的漁民、老兵、原住民、大陳婆婆、鄉下警察，因為歷史經驗不同，心中的「文化想像」可能有層層紋路齒牙交錯，他們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權利做自己的堅持呢？誰又有資格去規定他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想像？
共識，是要有的，但是共識的達成，是經過自然而平等的溝通交流，還是由現在新的政權「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的力量，有意識和有計畫地長期形塑台灣的民族想像」？
將畫布弄乾淨
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曾經提出警告。引用柏拉圖的話，他說，想要建造國家、改造人民的激進主義者「將城邦與人民的性格當作畫布」，掌權後「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將畫布弄乾淨。」什麼叫「將畫布弄乾淨」？就是「根除各種現存的制度與傳統」，必要時，「以整肅、下放、驅逐、殺戮來進行『清除』」，激進主義的結果，巴柏說，通常是生靈塗炭。
巴柏在一九四三年所說的話，預告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實驗的慘烈悲劇。烏托邦的信仰者往往也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理想的激情，使得他們容易為自己的信仰赴湯蹈火，也嚴峻要求他人生死以赴。同時因為深信烏托邦目的的絕對崇高，所以採取的手段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就不重要；換句話說，目的的崇高性可以批准手段的卑下，可以豁免對手段的懷疑。
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在「畫布」上不符合這種「文化想像」的，要徹底清除，印上「正確」的符號。而「正確」與否，由黨的「文化論述」來定。
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台灣人」變成圖騰崇拜
王美琇的文章說，「如果『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我們必須重新形塑什麼是『台灣人』？有關『台灣人』的文化想像是什麼？……什麼是『台灣人』的精神象徵與文化傳承？……唯有我們讓這股形塑『台灣人』的文化力量，成為社會主流價值，政治力最後才會靠攏過來。」
使我沈思的是，「台灣人」三個字本身有任何意義嗎？「台灣人」比「毛利人」、「菲律賓人」、「日本人」多一點什麼天賦異稟嗎？為什麼說「台灣人」是民族認同、公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綜合體？為什麼不說「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或甚至說「對世界第一高樓的迷戀」，而是──「台灣人」？「台灣人」難道已經成為圖騰，成為價值符號？
處理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對他的國家做過同樣的提問：「我經常在想，是什麼讓美國這塊土地顯得特別？」他的答案是這樣的：「林肯曾經說過，判斷一個人蘊含的美國成分多寡，不是憑他的家譜，而是看他對美國的理念所信奉的程度……我們不是單一種族，不屬單一血統，不講單一語言。憑藉著對民主政體、宗教自由、資本主義，以及讓每個人選擇支配金錢之自由經濟體系的堅定信念，將我們牢牢地拴在一起。由於對生命和法制的尊重，讓我們成為美國人。」
在民進黨的文化意識裡，判斷一個人蘊含的「台灣成分」多寡，卻恰恰是看「家譜」、看「土地情感」、看愛不愛「台灣」，而不是看愛不愛「公平正義」、愛不愛「法治人權」。「愛台灣」曾經是奪取政權的手段──作為口號，它有號召力，因為它有正當性：面對國民黨長期的而且與台灣現實嚴重脫節的大中國意識形態，突出台灣主體性是歷史的必要，情感之所趨。但是「愛台灣」從口號變成命令，從命令變成國家標準，有如竄出了實驗室的科學怪物，開始吞噬它所碰觸的一切。一個為矯正國民黨的偏頗而用的手段，變成了終極目的本體。而目的又被賦予道德崇高性，去合理化卑下的手段，譬如指控不同意見者為「賣台」。
「愛台灣」成了掌權者的道德電擊棒。
核心價值在哪裡？
如果在「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之中，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制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被視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如果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霸道，我們所使用的是一樣狗血噴頭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的優越性何在？如果在宣揚「台灣優先」的同時，外籍勞工被虐待、大陸新娘被歧視，前線情治人員被背棄，政治不「正確」者被排擠，這個「台灣優先」能被我們的良知接受嗎？如果統一無法保障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反而使這些價值屈服在所謂「國家的利益」之下，那麼統一為我們所不願，但是，如果因為台灣獨立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而在追求偉大的過程中，誠信、正義、公平、寬容等等原則必須被犧牲，那麼台灣獨立又是為了什麼？它難道不是一場自己背叛自己的偉大？
「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定義如果是狹隘閉塞、黨同伐異的，那麼我一定是一個異議者。如果台灣的國家，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民主國，變成一個壓迫性格的「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政體，那麼我就是一個誓死的反對者、叛國者，因為我相信，不容許自由心靈存在的國家，就不配讓我愛，不管它的名字是「台灣」還是「中國」，不管它有幾斤幾兩的「土地情感」。
在奪取權力的努力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急速地從挑戰權威轉向為鞏固權力服務，把文化內部所有的壓迫簡單而廉價地解釋為族群壓迫、「外來政權」壓迫，敵我之分，從來不去審視、不去面對自己的信仰滋長出來的壓迫的本質。不敢誠實面對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實和挑動「族群對立」都是以假治假。現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權，民進黨中的諤諤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復心靈自由，找回當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於人民，在撲天蓋地、國家欽定的「台灣主義」狂熱中，冷靜深沉比什麼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價值，讓我們用核心價值去批判台灣、去檢驗所有神聖的謊言吧。台灣不值得愛，如果它不容許人們不愛它。
＞＞＞＞2004/5/7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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