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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懷台灣文化生態的作家龍應台，既曾經擔任過首任台北文化局局長（約四年），卸任公職後講學香港（約三年），再返回台灣任教於清大，並創辦基金會，積極從事國際交流，邀請各國文化界人士來訪，與台灣互相認識。這樣豐富的文化實務經驗，以及多元的，包括兩岸三地華人和國際文化相異的體驗，讓她對於「文化政策、文化資源」感受尤其深刻。在新舊政府交替，政經議題沸沸揚揚之際，文化層面幾乎乏人問津。我們特別從今起刊載龍應台的文化議題專文，分兩部份，今明發表第一部份，下週一推出第二部份「文化政策，為什麼？」。 ──編者

冬夜清晨三時，台北
    　曾經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做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麼？」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以官員身份踏進台北市議會，開始了長達四個月的質詢期，每天坐在議會裡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總是在半暈眩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原是台大教授，他說他的症狀是胃絞痛，嘔吐。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變得迫切了，因為預算必須完成「三讀」通過，一月份開始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後一兩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審查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在這個過程中，五十二個議員可以分批輪流上陣，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每個局處的首長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

    　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清晨三點鐘，我突然發現「龍應台局長」被喚上了質詢台，為台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麼叫做文化？」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冬夜的清晨三點，台北市文化局長說：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繫上自己鬆了的鞋帶？他怎麼自賣菜的小販手裡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螢幕的公領域裡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裡，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裡的保母和工人以禮相待嗎？

    　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範，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麼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沈的社會裡，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慧。

    　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那微醺的議員事後告訴我，他以為我會談音樂廳和美術館，以為我會拿出艱深的學術定義。

    　我當然沒有，因為我實在覺得，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沈澱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粉牆下一株薔薇
    　清晨三時的議會其實不容許我把話說得透徹；否則，我想我會慢條斯理地繼續說：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鄉下人。儉樸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檻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裡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麼符號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卻代代相傳。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醞。什麼叫底醞呢，不過就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因為祖輩父輩層層傳遞，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一個不識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於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時候我住在台灣農村，當鄰家孩子送來一籃自家樹種出的棗子時，母親會將棗子收下，然後一定在在那竹籃裡放回一點東西，幾顆芒果、一把蔬菜。家裡什麼都沒有時，她一定將籃子填滿白米，讓鄰家孩子帶回。問她為什麼，她說，「不能讓送禮的人空手走開。」

    　農村的人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他可以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乾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牆漆得雪白，牆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牆上。老農不見得知道亞里斯多得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牆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台灣南部鄉下，我曾經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髒，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於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佔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梁漱溟在日本軍機的砲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後果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一致，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麼過，就是文化
    　十五歲那年，我們從台灣中部苗栗的農村搬到高雄海邊的漁村。第一次進入漁村，驚詫極了：怎麼跟農村那麼不一樣？

    　如果說農村是寧靜的一抹黛綠，那麼漁村就是熱鬧的金粉。原來這世界上有那麼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個生日都要張燈結彩、鑼鼓喧天地慶祝。漁村的街道突然變成翻滾流動的彩帶，神輿在人聲鼎沸中光榮出巡。要辨識漁村的季節嗎？不必看潮水的漲落或樹葉的枯榮，只要數著諸神的生日，時歲流年便歷歷在前。廟前廣場有連夜的戲曲，海灘水上有焚燒的王船，生活裡有嚴格遵守的禁忌，人們的心裡有信仰和寄託。在農人眼中，漁人簡直「迷信」極了。而十五歲的我，就這樣開始了「人類文化學」的啟蒙課：農村文化和漁村文化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背面，有原因。漁人生活在動盪的大海上，生命的風險很高，未知數很多。尤其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台灣政府甚至不准許漁民擁有基本的現代海上通訊設備，怕漁民「通匪」；於是風暴一來，救援的能力很低。夜裡摸黑上船「討海」的年輕父親，並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會回來看見家裡還在溫暖被子裡的幼兒。所謂「迷信」，不過是在無可奈何中面對茫茫世界的一種自救方式，為無法理解的宇宙尋找一個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碼檢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條件中形成。農民不吃牛肉，因為對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獸而是一個事業合夥人。漁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魚，因為人在吃魚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險。

    　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我們很難說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壞，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文化還有另一個層次的意義。

文化決定社會發展
    　同樣是祭鬼酬神，為什麼有的留在「迷信」的層次，有的卻從酬神的野台戲中提煉出偉大的戲劇，從土砌的廟宇教堂中發展出精緻的建築美學，從祭祀的儀式裡觀悟出舞蹈和音樂的藝術，而祈禱經文的唸誦轉化出雋永的文學、深刻的哲學？

    　人，對於自身「存在」處境自覺的程度，以及他出於這種自覺而進行反思，而試圖表達，在自覺和表達之間所激發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強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間的不同。人的自覺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強，表達的衝動越大，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間就越大。在這一個靈魂探索的過程裡，思想的內涵和美學的品味逐漸萌芽、摸索、發展、而成型。

    　從這一個層次上來談，文化是一種特別的品質，它可能高度發展也可能嚴重萎縮。有些社會結構適合文化的發展而有些結構會造成文化的停滯。連年戰爭屠殺或是長期的獨裁暴政對文化所可能帶來的傷害，歷史裡有太多明顯的例證。龔自珍所看見的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就是一個因為集權控制思想到極致，整體國民創造力被侏儒化到了連盜賊都沒有創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裡，不同社會結構裡人們在文化藝術裡滲透的程度也不同。是在這樣一個語境裡，我們可能做價值的評比，認為某些文化豐富多元，某些則呆滯而單調，某些文化充滿活潑的創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個靜態水平或者正從繁華豐盛走向一潭死水。我們也可能說，某一個歷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個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下週待續）

>>>>2008/5/5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