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館台大附近的巷子一向很熱鬧，擠滿了攤販、學生、小孩、小狗，從某間地下室的素食餐聽跑出來以後，蔡明亮和我很快地打了招呼，就開始一起和李康生在街頭賣《幫幫我愛神》的兩大疊預售票券，還有幾位自願加入的學生。在街頭上打開那張桃紅色海報，上面有著這幾年大家很熟悉的李康生的屁股和半裸的尹馨，蔡明亮攔下路過的人，笑咪咪地問對方，「請問你要不要來看我們的電影？」以前訪問過的其它國外知名導演，有的說在拍片的空檔喜歡到哥本哈根去寫劇本，有的說可能會去別的歐洲城市策展，蔡明亮也常常當國外影展的評審，但是近七年來，他更常在大學校園作一場場免費的演講，只要老師們願意讓他低調地賣票。蔡明亮說，當然他也希望在創作和創作之間，可以做些別的事情，「但是現在不作，以後會更辛苦」。在街頭，隨意間，蔡明亮碰到了韓良露、碰到了王文興、碰到了許許多多感到訝異或是感動的人，一位曾經在挪威影展碰過蔡明亮和李康生的外國導演，一邊抽著煙一邊說︰「噢，他在我們那邊是那麼大的導演，在這邊要自己賣票。」我們看著路過的人開心地告訴蔡明亮，「我從《青少年哪吒》就開始看了」，奇妙的是，連路上都有很多曾經在某個地方，某個演講，遇見過蔡明亮的觀眾，而蔡明亮往往也記得他╱她們，開心地相認。在某場《黑眼圈》的小演講中，蔡明亮說希望自己的電影能像個社會改革運動一樣，讓這個社會溫柔一點，溫暖一點，他常常說，我的電影其實要到了這個社會真的改變的時候，才會被大部份的人接受的。
破報（以下簡稱破）︰雖然這部片是李康生導演，你是監製與美術，但是兩人合作過那麼多部片，裡面有許多共同的語法、脈絡，你覺得這部片有延續或突破之處？ 蔡（以下簡稱蔡）︰我想講的是說許多藝文界朋友對李康生會有過多的期待，會期待他不像我。好像只有王墨林，看了《幫幫我愛神》試片，他轉過頭和別人說蔡明亮有傳人了，然後他和李康生說︰「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演員，因為從年輕到長大，所有生命的歷練都在電影裡作了呈現。」我相信這個角色沒有結束，他的角色又會在《幫幫我愛神》之後回到我的電影作延續。這部片他曾經以導演的身分去考量希望找周杰倫來演，但當然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他又決定自己來演。這個角色就是李康生，我在電影裡處理角色很多都是從李康生發展出來的。李康生勢必會像我，他是從我們這個體系出來的，他有點像素人畫家，沒有太多深厚基礎來自學術。我可能全部人生都投入在戲劇與創作裡面，李康生算是像學徒，但是用他理解經歷的方式成為另一種作家。某些時候我對我要什麼東西太精準了，成為另一種困頓。而他還在摸索要走出一種陰影，他長期和我合作，受到我許多影響，許多人認為他應該要走出我的陰影，但是我認為的問題應該是︰這個作品有沒有力量？但是李康生也不太在乎像不像我。《幫幫我愛神》這部片在國外影展是成功的，在導演過程中他也有許多掙扎，我們也會起爭執，他也會說「到底你是導演還是我是導演？」，或是每次都會和我說一句「難怪你的電影不賣作！」（大笑）讓我氣的要死。他的生命是自己在過，但是我的創作是在看他的生命，所以他的作品也不可能迴避看自己。大家對他的要求很可能是不像我，很多人早已經不要求我了啦！覺得我每次要拍很像的東西就去拍吧！
破︰你怎麼看這部《幫幫我愛神》？蔡︰我覺得《幫幫我愛神》是個奇特的電影。曹瑞源說︰「我們是拍不出這種電影的」沒有褒也沒有貶。《幫幫我愛神》有很多李康生這一輩獨特的邏輯，什麼事都直接來，我覺得突顯了台北的荒謬感，每件事都不太真實又是真實的，就像檳榔攤一樣，它有點雜亂，而這就是這些人的邏輯，沒有方向感，但是我們又幫他加了一些比較有象徵意義的佈景。電影中像是機器人的做愛方式，皮相，這都給我一種強烈悲涼的感覺，整個電影是一路往下滑的奇怪的邏輯。我看這個電影是很心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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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是唯一顯示個人成功的方式，周末被沒收，沒時間想課外的事，很多人不開心，但他們寧願乖乖的，不說話！』十七歲就到宜蘭當交換學生的澳洲男生Gaz，現在是台灣大學國企系三年級的學生，但他曾說「台大是個寂寞的地方」，「語言不再是障礙，文化卻開始隔閡」，雖然他早視台灣是第二個家。從宜蘭到台北，他覺得「文化暈眩」，有些台灣菁英學生對分數的計較、功利導向，讓他難掩失望。
//吳忠彥（Gareth W. Durrant），澳洲人、廿二歲、在台四年、現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系三年級學生。（記者鄭超文／攝影）台灣人 麻吉但不愛擁抱 問：台灣哪些地方吸引你？ 答：我十七歲來台灣當交換學生，在宜蘭念高中，接待家庭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在鄉下看到很真實的台灣人。人民的活力和創意驚人，好像任何人都可能做小生意，擺攤、開早餐店，靠自己過日子。澳洲的社會福利很好，很少人像台灣人這麼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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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戒 以貌取人 面對大人物恭謙有禮不是難事，但對待nobody是否一樣進退有據，才是考驗能否深交的關卡。 香港Third Thinking公司負責人、有豐富企業訓練經驗的陳郁敏初到一家公司拜訪時，一定找機會詢問基層職員對公司或主管的看法。「他們說的反而真實，」陳郁敏說。 對待小人物的態度決定了你付出的好是真心或手段，何況，你怎麼知道今天的nobody，幾年後不會變成炙手可熱的大人物？ 民視主播羅瑞誠在銀行擔任櫃員的經歷，讓他深刻體認絕不能小覷貌不驚人的對象。曾經有位客戶每次總穿著夾腳拖鞋進銀行，往來一陣子後，才知道對方竟是台北市菁華區的大地主。懷抱「交朋友」的心態，就算談不成生意，建立起的人際網絡未嘗不是下次合作的契機。何況，真正有涵養的人未必喜歡show off（炫燿），「低調」反而可能是試探誠意的方法。
2戒 不熟裝熟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急躁），」想搏感情要先論交情，明明不熟卻勾肩搭背，可能反遭白眼：「我跟你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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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台灣出版業，可說是有史以來最慘澹的一年。台灣出版產業繁榮了五十年，大概再也沒有哪一年，比這個即將過去的2007年景況更糟的了。不論是2003年的SARS危機或去年的消費者信心危機，都沒有像今年這樣給予出版產業沉重的打擊。表面上看，書市的暢銷書不斷推陳出新，本土作家也屢有佳作，但整個產業事實上已經面臨冰河期的威脅。以下年度大事回顧貫串整個出版產業與讀書生活最嚴重的問題，有些可能積習已久，到今年正式爆發，有些則是發生不久。無論如何，這些事件牽動了整個產業，影響更是方興未艾，尚未終止，未來幾年我們將會看見這些事件持續影響整體產業的興衰。
一、翻譯書全面搶占暢銷書排行榜不論任何書店（實體或虛擬）、任何榜別（文學或非文學），每一期的暢銷榜上，翻譯書都占有一半以上的名次，小說類排行甚至高達九成以上。全年總銷量最驚人的書單，也毫不意外，全數由翻譯書包辦。最暢銷的本土著作銷量大約只有最暢銷的翻譯書五分之一不到，台灣書市全球化的程度，已經追上電影市場；任何在國際書市走紅的暢銷書，很容易在台灣衝上排行。然而依照筆者2005年的統計，台灣每年引進的翻譯書大約只占全年出版總量的25％左右（見《老貓學出版》一書〈2004年台灣新書市場初探〉）。25％的書種卻占有50％以上的暢銷榜名額，翻譯書在台灣書市的競爭力由此可見一斑。台北書展基金會在新任董事長林載爵倡議下，努力推動本土著作發展，預計在明年頒發首屆「書展大獎」，為本土作家創造聚光舞台。希望這樣的努力可以讓台灣早日度過暢銷榜好萊塢化的命運。
二、行銷格式化，選書輕量化本年幾乎所有暢銷榜的書種，都依循雷同的模式出版、上市、進占排行榜。這些書仰賴大量的國外銷售成績、讀者和媒體口碑，加上基本的預購、試讀、通路推薦（或精選），嫺熟操作行銷工具的主流出版社，就容易取得銷售成績，因而使通路與作者（含版權代理商）更願意與具有操作實績的編輯部合作，台灣開始朝向大型出版社占據主要市場資源之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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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垂垂老時，他可以回鄉了，山河仍在，春天依舊，只是父母的墳，在太深的草裡，老年僵硬的膝蓋，無法跪拜。鄉里，已無故人。他一上來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著平頭，髮色灰白，神色茫然，有點像個走失的孩子。裹著一件淺褐色的夾克，一個皮包掛在頸間，手裡拄著柺杖，步履艱難地走進機艙。其他的乘客拖著輪轉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顯得有點慌張，低頭看自己的登機證，抬頭找座位號碼。不耐煩的人從他身邊用力擠過去，把他壓得身體往前傾。他終於在我左前方坐下來，懷裡緊抱著皮包，裡頭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證明。柺杖有點太長，他彎腰想把它塞進前方坐椅下面，一陣忙亂，服務員來了，把它抽出來，拿到前面去擱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濃的甘陝鄉音向著小姐的背影說，「要記得還給我啊。」我低頭讀報。 台北往香港的飛機，一般都是滿的，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去香港的。他們的手，緊緊握著台胞證，在香港機場下機、上機，下樓、上樓，再飛。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圖上，像一小滴水無聲無息落進茫茫大漠裡。老伯伯孤單一人，步履蹣跚行走千里，在門與門之間顛簸，在關與關之間折騰，不必問他為了什麼；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他曾經是個眼睛清亮、被母親疼愛的少年，心裡懷著鶯飛草長的輕快歡欣，期盼自己長大，幻想人生大開大闔的種種方式。唯一他沒想到的方式，卻來臨了，戰爭像突來的颶風把他連根拔起，然後惡意棄置於陌生的荒地。在那裡，他成為時代的孤兒，墮入社會底層，從此一生流離，半生坎坷。當他垂垂老時，他可以回鄉了，山河仍在，春天依舊，只是父母的墳，在太深的草裡，老年僵硬的膝蓋，無法跪拜。鄉里，已無故人。 我不敢看他，因為即使是眼角餘光瞥見他頹然的背影，我都無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親。父親離開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僅僅是一次機會，讓我再度陪他返鄉──我會做什麼？ 我會陪著他坐飛機，一路牽著他瘦弱的手。 我會一路聽他說話，不厭煩。我會固執地請他把他當年做憲兵隊長的英勇事蹟完整地講完，會敲問每一個細節──哪一年？駐紮在鎮江還是無錫還是杭州？對岸共產黨勸你「起義」的信是怎麼寫的？為什麼你沒接受？……我會問清每一個環節，我會拿出我的筆記本，用一種認真到不能再認真的態度，彷彿我在採訪一個超強大國的國家元首，聚精會神地聽他每一句話。對每一個聽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時間，堅持請他「再說一遍，你再說一遍，三點水的淞？江水的江？羊壩頭怎麼寫？憲兵隊在廣州駐紮多久？怎麼到海南島的？怎麼來台灣的？坐什麼船？船叫什麼名字？幾噸的船？砲有打中船嗎？有起火嗎？有沒有人掉進海裡？多少人？有小孩嗎？你看見了嗎？吃什麼？饅頭嗎？一人分幾個？」 我會陪他吃難吃的機艙飯。我會把麵包撕成一條一條，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熱牛奶，然後把一條一條麵包浸泡牛奶，讓他慢慢咀嚼。他顫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會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會太濕，因為我會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開鋪在他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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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媒體報導，民進黨政府拼台灣入聯，竟公然把入聯的宣傳戳章蓋到私人信件上，引發在台外籍人士的強烈不滿，認為此舉無異是侵犯人權。該名外籍英文教師接著直陳，官方大張旗鼓做出來的英文文宣問題叢生，根本不對。這兩巴掌打在執政當局的臉頰上，也令我們平民百姓感到顏面無光。 這位外籍英文教師批評得中肯有理。蓋戳政策粗糙，公道自在人心，我不予置評，但針對英文的問題，我有話要講。入聯文宣上的 UN for Taiwan 除了文法不對之外，語意也同樣令人費解。「聯合國」的英文要有定冠詞 (the United Nations)，縮寫時定冠詞一樣不可省 (the UN)，此為其一。當然，「聯合國」作為形容詞用時，定冠詞就可以拿掉 (如 UN peace-keeping force「聯合國維和部隊」)，若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定冠詞則純屬語意上的特指。除了這個文法上的錯誤之外，語意上的扭曲看來更加嚴重。UN for Taiwan 的確就是「聯合國送給台灣」之意，就如同 a gift for you 意為「禮物送給你」。UN for Taiwan 原本要力推台灣加入聯合國，反而成了「聯合國送給台灣」，文法錯誤，語意錯置；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成了國際上的笑柄。正確的說法 UN Membership for Taiwan，究竟是哪位「高人」授意，拿掉了關鍵的 Membership？當然，標語力求簡短響亮，可是連所訴求的對象──不諳中文的外籍人士──都跳出來講他看不懂時，我們自己人關起門來努力推敲解讀，有什麼意義？
文法錯誤 只好硬拗 政府花了大把的公帑，在此新聞事件之前卻沒有看見任何人公開指出這個離譜的錯誤，相關人士在「東窗事發」之後選擇顢頇地搪塞，我們看不到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該有的擔當。
類似的問題真是不勝枚舉。遠的不說，就拿前兩年觀光局為了觀光客倍增計劃所做的文宣為例，政府砸重金搞行銷，竟弄出一個四不像的假英文 Taiwan Touch Your Heart「台灣觸動你的心」來，直述句不像直述句，祈使句不像祈使句。學者專家引經據典，直陳這句英文文法錯誤、不知所云，相關單位找不到台階下，最後竟理直氣壯地硬拗說「沒有問題」，這樣一句笑掉內行人大牙的菜英文，就堂而皇之地充斥於機場、車站、商店、旅館、對外文宣中，真是讓人懷疑，政府裡面沒有夠格的英語顧問了嗎？還是外行領導內行，顧問的專業意見也被自以為是的決策者否決掉了？
看來，台灣學生的托福、多益、雅思等英語測驗的成績亞洲倒數，似乎還情有可原。政府搞出這些笑話，能不感到羞愧嗎？還有什麼立場要求我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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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林曉培因為酒駕撞人，結果吃上官司，須付出賠償，更重要的是，她的良心陷入極度不安，在處理車禍的過程中，她數度坦言崩潰，幾乎捱不下去；但是，做錯事的畢竟是她，造成他人家庭無可彌補損傷的也是她，再怎麼難熬，林曉培選擇面對，用最大的誠意盡可能降低家屬的痛苦；她並且決定重新站回舞台，用自己最擅長的歌唱，一點一點賺回賠償金。 教育部長杜正勝在會議中，被攝影記者拍到正在打盹兒，杜正勝答辯說不是在睡，只是閉目；接著杜正勝又被拍到挖鼻孔，謝志偉代他答辯，說是一種對媒體報導嗤之以鼻的表現。 林曉培酒駕，絕對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杜正勝日理萬機，偶露疲態，無可厚非。一個犯下的是讓人家庭破碎的天大錯誤，一個不過是無傷大雅的小插曲，但是我們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一個勇敢、負責，一個懦弱、逃避。 人生在世，過犯不斷，誰不是一路跌跌撞撞走過來的？我們固然應該學習更周延成熟地處理事情，好儘量少犯點過錯，但是不可能將錯誤減到零，而犯錯，也是學習的一個過程，人生本來就有很多時候是「做中學、錯中學」，永遠不肯面對自己可能犯錯的事實，就永遠看不見自己還可以有怎樣的改善與進步空間。 杜正勝和謝志偉之類的政治人物，最大的問題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也會錯」，好像他們是無敵鐵金鋼，永遠站在正義正確的一方，從常理判斷，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這些「 官大學問大」的人在面對外界的指責、指正時，總認為是別人懷有惡意，他們看不見的一個事實是，即使認為指責自己的人帶有偏見，但被指責的人至少也應該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的確有做的不好、不夠的地方。 謝志偉油腔滑調過了頭，早已脫離「幽默」的範疇，只能說是輕佻；杜正勝又臉色鐵青離了譜，看不出他是在嚴肅地進行自我反省，只能說是「見笑轉生氣」；而這兩個人有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永遠也不肯面對自己的錯──在應該輕鬆以對、回到「你我他誰不會這樣」時，例如杜正勝的打打小嗑睡，他卻選擇用「憂憤成疾」這種面對方式；在應該莊重面對，表達「不好意思的態度」時，例如杜正勝公開挖鼻屎，謝志偉卻還要開口損人，實在讓人對他們的 EQ 與 IQ 感到好奇。這些事情，很簡單，就是一句誠懇的「不好意思啊，下次一定會注意」就可以帶過的，他們卻金口如閉蛤，怎樣也打不開。較之林曉培清晨在路上的那個晃神，杜正勝小小打個嗑睡，實在不算什麼，一點點也談不上是人生的災難，頂多就是糗而已，但林曉培為自己的疏忽認錯、道歉，扛起責任，盡力善後，這讓大家對林曉培有了不忍心，家屬也願意給她一個機會；杜正勝硬拗、鬼扯、鐵著臉，一點點承認自己可能累了、抱歉有點失態的空間都沒有，這讓杜正勝不可原諒，只能天天活在放大鏡之下。
為什麼杜正勝這個教育部長會做得這麼辛苦呢？因為他永遠跟人為敵，甚至於他也跟自己人性化的那一面為敵；台灣社會漸漸把杜正勝當笑話、媒體以他為鏢靶，部分原因要歸咎於他自己「ㄍㄧㄥ」得太緊了；永遠也不肯卸下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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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開春之際，送十六歲的女兒遠赴北京跨級就讀一所國際大學，雖然她年齡是全校同學中最小的，相較於那些北方同學，身高152公分的她也可能是最矮的，但初次離家的女兒把一切驚惶全都鎖在心底，堅強地面對她自己的選擇。 在安頓好學校住宿問題後也到我必須離境的時候，在宿舍裡調頭狠心撇下她，我一路淚眼婆娑回到台灣，妻驅車到機場接我，在車上這個小小私密空間裡，我終於放聲哭泣，埋怨老婆把這苦差事交給我。
幾分鐘前發生的事
輕易就人間蒸發了 初到北京，有天下午，我們父女倆正在麵館忙著填肚，進來一對打扮時尚的青年情侶，兼跑堂的老闆娘迎上問了客倌要吃啥喝啥，一會兒兩碗熱騰騰冒著白煙的麵條端上桌，那位時尚女郎嚐了一口馬上跳了起來，指著老闆娘鼻子說：「我要素麵，你怎麼給我肉絲麵？」老闆娘不甘示弱，用一口濃濃的四川口音回罵：「妳本來就是叫肉絲麵！」 桌上那碗麵一下子被推到東邊、一下子又推回西邊，技術高超到沒灑出半滴湯，鄰桌的客人瞄都不瞄一眼，依然故我地聊著、吃著，只有我們父女倆停下咀嚼的嘴巴，為這場口角行注目禮。最後當然是店家讓步，老闆娘臭著臉嘟嚷著一大串聽不懂的家鄉話，給這位潑辣姑娘換了碗素麵，一碗冒著白煙的麵條重新上桌，這姑娘原本糾結的臉孔好像立刻重新貼了張皮，跟小男朋友你儂我儂的妳一口、我一口，真是忒煞情多啊，幾分鐘前發生的事，輕易就人間蒸發了。 女兒在這個麵館裡頭上了第一課－－明白在異鄉求學生活中要處處謹慎小心，避免不必要的紛爭惹自己一肚子委屈。畢竟台灣人面對壓力、抵抗鬱卒的能力，就是比內地人差了一些，我們情緒還在糾葛翻騰之時，他們可能早就已經恢復逍遙自在了。
多給妳吃兩口不好啊？
哪有人天天洗澡的…… 女兒告訴我，她在學校附近餐館點了一盤蛋炒飯，隔了幾秒才記得額外吩咐不要放太多鹽巴，馬上就會惹來兩顆嫌惡的白眼，明白透露「妳不會早一點說啊」；女兒怕吃不完，這次記得及早交代份量不要太多，伙計不屑地皺起鼻子罵：「莫名其妙，多給妳吃兩口不好啊？」調頭逕自到旁邊打屁聊天，留下瞠目結舌的女兒呆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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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任內的最後一次國慶，竟然吝於讓「中華民國」四個字登上具國家象徵的總統府塔樓。台灣現今嚴重的內耗與分裂，正是這種不顧一切，選舉利益至上的扭曲心態所造成！ 很少有一個國家，像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這般亂糟糟。正式國名之於民進黨政府，一方面是保障台灣不被中國侵犯，讓綠營可以穩當執政的金鐘罩；一方面又是每逢大選就被拿出來當稻草人追打，作勢要終結的選舉造勢工具。 這種愛恨交雜的情緒，用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扁政府不喜歡「中華民國」，政府發言人甚至公開揚言，中華民國 現在是存而不論；又不能不靠「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來保護。 大家心知肚明，「中華民國」哪天真的不見了，台灣再花十倍、百倍軍費買飛彈、大炮，全民都去當兵，只怕都不管用。這四個字保護台灣的效力，至少抵得過美國的幾十艘航空母艦。 扁政府二○○四、二○○八公投綁大選，不管事前多猛，如何衝撞美國，衝到紅線之前，還是捧著「中華民國」四個字，乖乖踩煞車。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扁政府聲稱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砸了幾千萬、上億做廣告，令深綠為之鼓舞，美中緊張兮兮。 其實，把一層又一層的包裝紙拆開，根本就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假議題，台灣的國名是什麼？還是「中華民國」。 「台灣」與「台灣國」一字之差，相距千萬里，扁政府「以台灣之名入聯」喊得再大聲，還是不能也不敢拋棄「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但為了打贏選戰，又要極盡所能去鄙視、汙名化這個國家的名字，其間的矛盾與扭曲，無以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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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小說一向難拍，從《傾城之戀》、《紅玫瑰白玫瑰》、《怨女》到《半生緣》，她的文字魔障總是緊緊纏繞著台港導演，每個人在雕琢意像的同時，都臣服在張愛玲的文字障下，不得不用字幕卡夾雜幾句書中精彩文句，因為那是導演們難以超越的意像考驗。 李安的《色，戒》卻是唯一能夠破除張愛玲魔障的創作者，他不用字卡，不死守小說章法，而是鑽進了張愛玲的文字底層，挖出了意在言外的暗香，翻轉出滿室撲鼻的惆悵與幽恨。長篇小說因為事件多，人物雜，改編成電影，通常就得刪砍挪移；短篇小說則是文意精煉，要擴大成為劇情長片，往往就得在不失原味的情況下加油添醋。李安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曾說華文小說素重內斂曖昧，然而電影是另類媒體，意象不能太含蓄，先要讓觀眾能夠「看見」，既而明白。《色，戒》的功力就在看似意象明白，卻還又蘊含更多的餘韻，剪接的尺度拿捏尤其精準，剛巧站在「多一分則俗，少一分則澀」的臨界點上，所有該交代的情節無不一一提點，卻留下更多澎湃暗潮，衝撞著觀眾心田。《色，戒》小說把時空脈絡精練地約束在一場牌局前後，思緒前後跳動；《色，戒》電影卻精準切割成四年前和暗殺前後兩個段落，並且界定成「彩排」與「正式搬演」兩個層次，把小說人物的回溯意識推衍出層次鮮明的歷史長河，改編手法極高明。話劇社演戲是第一段落的重頭戲，原著中輕描淡寫的一句：「她倒是演過戲，現在也還是在台上賣命，不過沒人知道，出不了名。」卻成了改編加料的線索，王佳芝（湯唯飾演）因為參加了話劇社，才認識了鄺裕民（王力宏飾演）為首的一群血氣方剛青年，才動了暗殺易生先（梁朝偉飾演）的念頭，但是只靠青春血性，註定只能跌撞，難以成事。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李安用半嚴謹半諧謔的喜劇手法表現王佳芝初試雲雨情的懵懂與失落，少不更事的同學們殺先是見機行事，拔了菜刀就想上，後來甚且以眾擊寡，胡亂殺了人，跌撞讓他們開了竅，也各自在「成人」祭典上付出了代價，建構了那年夏天的一場暗殺「練習曲」。經過四年的逃避、沈澱與篩汰，成長的肉身和與覺醒的靈魂才有可能迎接第二波的真實版暗殺行動。王佳芝繼續著她的角色，所有的歷練都成為她正式登台的能量，從練習曲到正式搬演，電影的進程有合理的邏輯演進，也才有了血肉花火的激濺。李安重視細節的控制工程也在《色，戒》人性洞察上展現信手拈來盡是文章的細膩深度：練習曲時期，幕後不但有國特監控，連易生先的親信副官亦查覺了，學生的熱情其實只是一場半吊子的暑假實習，一切只像場家家酒的遊戲；跨進正式時期，幕後還是有汪政權特務監控一切，那則是暗含了政治鬥爭與權貴禁忌的平行線，隨時可能翻盤的風雲詭譎，透露著逼人窒息的盤算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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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號碼。」李安說。我問的是，「色戒」裡老上海街景是如何拍出來的。他說，他的研究團隊下了很深的工夫，而上海製片廠也大手筆地重現了上海老街。
搶救一段灰飛煙滅的歷史 「建築材料呢？」「也是真的。」 我已經覺得不可思議了，但是再追一句：「可是，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真的嗎？」 「一棵一棵種下去的。」李安說。 他提醒我，第二次再看時，注意看易先生辦公室裡那張桌子。民國時代的桌子，他找了很久，因為大陸已經沒有這樣的東西。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費了很大的工夫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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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和一群來香港留學的德國大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裡，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不重要。一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斯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瞭解德國觀點之外，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製大砲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占了上風。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裡，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裡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裡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紀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裡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為他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如果主題是19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二十年後，德國和義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裡學習爬梳出自己的看法。「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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