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終於講了句真話：「明年三月後，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陳水扁這句預言，等於換個方式轉告華府：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入聯公投根本不會過，就算入聯公投過了，台灣反正也進不了聯合國，所以一切「還是會回到原點」。換言之，照陳水扁這般篤定的表態，那麼不僅華府不必擔心，北京也不必窮緊張，唯一需要問詢的反而是：台灣人陪著玩這一趟「入聯公投」究竟是所為何來？難道就只為一圓陳水扁個人一場「不可能的夢」嗎？
一場「入聯公投」的操作，弄得兩岸關係再度緊張，美台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今天還有兩波民眾要為此上街頭遊行，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先前釀成這一切的主事者卻告訴大家：「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這句實話，不僅是出賣了那些熱心上街遊行的群眾，也赤裸裸地出賣了台灣的利益。 千萬別低估這波「入聯公投」對台灣的負面衝擊！它不僅是挫傷了美台的實質關係，也刺激北京加緊外交封鎖的步伐，更致命的是，它給國際社會上了寶貴的一課，即台灣的公投其實是打一開始就是玩不成的，超高難度的通過門檻，加上藍綠選民的彼此抵消，不要說根本走不到「即使入聯公投通過，也進不了聯合國」的這一步，入聯公投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務」，這個事實，透過這一回的操作，怕是讓美中都看穿了，也看懂了！換言之，不論台灣要玩多少次公投，也不論公投的題目有多敏感，不僅通通都是「實踐上的不可能」，也通通都是只能嚷嚷而已，那麼請問還有什麼好擔心的？二○○四年玩一次大家沒搞懂，二○○八年再走這麼這一回，可把大家全教會了，到了二○一二年就算再玩十個八個「公投綁大選」，也沒人想再理你了，這意味什麼知道嗎？這意味台灣未來連當個「麻煩製造者」的能耐都沒有了！ 別以為這無所謂，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要做玩家，要被人家在乎，就在於是否擁有「製造麻煩」的能耐。美國華府之所以一再擔憂台灣是否會「片面改變現狀」，即在於他們相信台灣是有能耐能片面改變這個現狀的，現在證明原來台灣根本沒這能耐，那麼請問誰還需要在乎你說什麼做什麼？當台灣逐漸從「麻煩製造者」變成「無足輕重」、「無關宏旨」，當美國從「嚴重關切」到「隨你去玩」、甚至「懶得再理你」，那這場「入聯公投秀」，台灣還真算是個贏家嗎？ 對台灣內部而言，這難道不也是一次嚴重挫傷嗎？今天在高雄與台中還各有一場遊行，選舉考量先擱在一旁，我們相信確有為數不少的民眾，認為他們的參與是有效的，入聯也許不容易，但透過「公投」表達台灣人的心聲還是有必要的。但陳水扁的這番話，無異是告訴所有今天上街的群眾：「就當是散步逛大街吧！」反正就算再多人上街，「三個月後什麼也不會發生」！這等於挑明了說這一切就是玩假的，不管今天配合上街的，還是三個月後去領公投選票的，都一樣是小瓜呆，都是配合選舉造勢的工具。台灣人也恐怕終究要發現，他們所擁有的公投權利，不過就是提供政客綁選舉的消費品，就算行使了也沒有用，這種受挫意識會不深嗎？ 的確，明年三月後，除了總統會換，確實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但這只是就「公投入聯」這檔事而論，我們擔心的是，除了「入聯公投」一切回到原點外，什麼都改變了！「公投」不再是台灣人捍衛自身權益的最後籌碼，而是逐漸變成無人理會、無足輕重的笑話，「公投」也不再是台灣人直接民意的體現，而是被選舉掏空耗盡的工具，更是民意一再被挫傷的紀錄，「入聯公投」改變不了台灣的處境，卻改變台灣未來行使公投的分量。陳水扁任內給台灣留下許多遺產，其中一定有一項會是：他將台灣人行使公投的最珍貴權利，都先預支消費掉了，也讓它幾乎都提前報廢掉了。>>>>2007/9/15 中國時報 A2 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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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應該說昨天我突然發現自己出現在電視裡。「哇，那傢伙是誰啊，一登場我的網路就爆啦！這是電波干擾！電波干擾啊！沒想到除了我之外還有跟我同等級的電波干擾強者啊！看！他居然還偷指著吳（逼～）說老鼠呢！真是太有種啦！」
等等，這傢伙好像就是我吧？幹的好啊我！真有種啊我！再來幾個波紋強化強化電波吧！（Wryyyyyyyyyyyy）
好，搞笑就到這裡結束，接下來是早就預定好等播出再來做後續追加的整體回憶紀錄，中視的助理學妹不要怨我，是妳們自己的水準太爛破綻百出，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多寫一點讓人對台灣時下綜藝節目更有信心的回憶啊。
～
事情是這麼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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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8月25日中午，作家黃春明參加中國時報【開卷】舉辦的「2007啟蒙假期‧與藝文前輩共餐」活動，與徵文得獎的小朋友輕鬆會面。黃春明暢談自己的成長經歷，藉由他豐富多彩的童年、閱讀和寫作，鼓勵孩子在生活中思考、勇敢追求夢想。這是【開卷】每年暑假特別設計的禮物，不僅獻給得獎人，也獻給全台灣的小朋友。以下是黃春明的口述──
頑皮也是學習 我像你們一樣大的時候，沒有這麼漂亮的衣服穿，也沒有這麼多的學校功課要做，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玩。我有多頑皮呢？說個故事你們就知道了。我讀羅東國小的時候，學校旁邊有一條河，河上有個擋門，有時候開，有時候關，如果剛好潛水游過擋門下邊，就常常被卡在那裡游不回來了，很危險，所以學校禁止我們去那邊游泳。 我四年級時，有一天自習課，我聽到「自習」兩字，就等於聽到「去玩」。我帶了4個同學去河邊游泳，我們都沒有手錶，一玩，忘了時間。老師找不到人，就想到，啊，這個黃春明這麼皮，一定是去游泳。
老師來到河邊，不叫我們，也不罵我們，直接把我們丟在岸邊的衣服褲子統統拿走，我們幾個人只好一直泡在水裡，希望有人剛好經過，可以呼救。但是那邊很荒涼，我們泡到嘴脣發紫、泡到手指頭都皺了，還是沒看到熟人。 我們開始想辦法，第一想到，找片姑婆芋或香蕉葉來遮著，但是四周都沒有，最後只好把田裡的泥巴攪一攪，敷到身上。泥巴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調了半天終於敷上去，結果人一走動，泥巴就一塊一塊脫落，我們只好很小心很小心地走回教室。我們本來是要挨打的，結果老師看到我們這個樣子，哈哈大笑，也不處罰了。 我小時候很頑皮，但是學到很多東西。就像這樣，沒有衣服，找葉子；沒有葉子，找泥巴，頑皮的小孩，就在生活中遇到困境的時候，尋找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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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長篇小說中，《白色巨塔》探討權力，《危險心靈》探討教育，本來第三本要寫金錢，但因為資料不夠成熟，雖然動筆，中途卻停了下來。計畫中，也想寫『名氣』這件事，但也還沒有找到切入點。直到有一次有人透過出版社拿了一篇文章給我，據說這篇文章在網路上流傳廣佈，很受歡迎，希望我能授權讓他們收錄在書中。我一看，作者是我的名字，但文章根本不是我寫的。我好奇地在Google打上自己的名字，出來了幾十萬筆，結果我竟然發現有些文章根本就不是我寫的，而且大部分是勵志小品，這些文章還被到處轉寄。我心想好有趣啊，我的名字竟然也可以拿來這樣使用！是誰在做這樣的事呢？目的又是什麼？他的想像又是什麼？為什麼是我的名字而不是其他作家的名字？這種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就這樣在這個網路時代發生了。這是觸發我開始寫《靈魂擁抱》的第一個遠因。再來是有一次做宣傳時碰到一個讀者，她跟我講了非常多，說她是某人的朋友，然後又要了我的連絡方式，之後好幾次想要約我出來談事情，或者請教等等。後來我才發現這個人告訴我的很多資料是假造的。拼拼湊湊過去的記憶，慢慢才發現，她已經『追蹤』我一年半載了，甚至還曾經好幾次試圖闖入我的私人聚會或校友會之類的活動。幾年前我主持廣播時，也曾有一個讀者連續寫了一年多的信給我，信中很仔細的描述她和我一起生活的細節，儘管那些生活並不存在，可是那些她幻想中的細節卻寫得栩栩如生。我想有些人可能是因為我的書或我的名氣，因此希望能和我有更親密的接觸和了解。可是一個人一生能夠擁有，或是和別人分享的親密接觸，畢竟是很有限的。這讓我開始思索，人其實可以靠著一個名字或這名字所被賦予的意義，而產生這個人被喜歡或不喜歡的強烈愛恨。這究竟真不真實或實不實在呢？我曾問過一些知名作家或大明星或大美女等等，有沒有被騷擾的經驗？他們覺得自己為何被騷擾？結果『狀況』還滿多的，甚至是一般人，年輕時或多或少都有過被跟蹤、被追求的經驗。而現在社會上也愈來愈多因為愛不到而殺人或跟蹤的事。我從報紙上發現這種狀況原來這麼普遍，可是在我們的社會每天有報導，卻從來沒有人去探討。去年性騷擾法雖然通過，但是台灣目前還沒有跟蹤法，所以真正遇到像書中這麼瘋狂的追求者，被跟蹤的人擁有的保障並不多。而國外，譬如美國，儘管有性騷擾法、跟蹤法，但這種騷擾跟蹤的事件已經愈來愈多，情況也愈來愈惡化。美國甚至有網站，只要輸入你喜歡的名人，就可以知道每個名流經常出現的地方等等。這些被監視、被跟蹤，其實不只是名流，我們的世界，可以說是已經變成了一個全民大狗仔的世界了。這些種種累積起來，成為我開始寫《靈魂擁抱》的背景。我自己從二十幾歲就小有名氣，長久以來，名氣這件事讓我感到十分有趣，為什麼？因為名氣既真實又虛幻，所謂真實，是因為名氣的確會影響到你的職業、工作、銷售、人際甚至是生活等等。而虛幻是這名氣有時是和你不相干，甚至是相反的，譬如有人是玉女紅星，可是根本不是啊，也就是她的人和名氣完全沒辦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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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總統這趟出訪中美洲，似乎一路諸事不順，效果更是憂多喜少。過境外交從一開始就玩不成，灑大把銀子卻連個起碼象徵回饋都掙不到，臨到與媒體互動暢談的還是「內政」，而且同樣是火力四射，完全沒讓人意外！ 從就任總統以來，陳水扁就熱中出訪，尤其是能讓他過境美國的中美洲友邦，更是頻頻登門的對象。但七年下來，過境待遇和台灣的外交局勢卻是日走下坡，他的元首外交也從風光得意到灰頭土臉。這趟所謂畢業旅行的出訪更形同雞肋，為了面子還得勉強作樂在其中狀，真實情況卻讓人笑不出來。 這次出訪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已不是為了享受禮炮和紅地毯，而是緊急進行外交固盤。此行一開始就籠罩在兩重陰影下，一是陳總統強推台灣入聯公投，嚴重損壞台美關係，招致美方報復；二是哥斯大黎加倒向中共，中美洲外交板塊開始流失，兩者對台灣來說都是空前嚴重的危機。但細看陳總統的作為，顯然並不打算修補台美關係，對中美洲友邦也只靠開支票暫時保平安。不要說治本，連治標都談不上，等於將台灣當前的外交危機讓國人看得一清二楚。 往昔陳水扁多次利用美國對台灣的善意，拿過境美國的待遇替個人造勢，如今得罪美國後，美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壓低過境待遇來懲罰他。很多事情是相對的，想用過境來替自己墊腳，相對地，也給人家一個抽墊子讓你跌一跤的機會。陳水扁自稱「忍辱負重」，但其實是自取其辱，甚至想以苦肉計營造自己為台灣受辱的形象。台美關係，真的已不在陳水扁考量之內了。 而行程走到一半，陳水扁開出了三億美元的支票，項目包括投資宏都拉斯水力發電廠、國中小電腦中心低利貸款等。總計百億台幣的援助，數額實在高得驚人，如果確能改善當地民眾生活，並且鞏固彼此關係，進而在國際間為台灣提供相對的支持，倒也值得，問題是，這次陳水扁與中美洲元首的高峰會上，卻否決了我們唯一要求的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案。而宏都拉斯三度取消總統記者會，也氣得台灣記者集體退席抗議。 台灣這些年來經濟狀況並不好，三不五時就來個全家燒炭，但扁政府還是大筆送出納稅人的血汗錢，無非想換來外交支持。結果，友邦要錢毫不猶豫，一個官樣文章的高峰會決議都推三阻四，這對台灣來說，怎麼不是嚴重的警訊？更令人擔心的是，台灣入聯提案，尼加拉瓜、巴拿馬、瓜地馬拉都沒有連署，據說巴拿馬甚至拒絕總統專機過境。雖然各國有聯合國維和或爭取安理會席位的考量，但這些都是中共可以獎懲而台灣無能為力的，友邦此時的曖昧態度，意味著雙方關係已經不穩了。 陳水扁拚外交拚得這般用力，怎是這結局呢？這要從他怎麼看待外交談起。對陳水扁來說，自己的權位居第一，其次是民進黨勝選，然後才是國家利益與人民生計。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在國會始終是少數，生存危機感很強，對政績也沒有自信，所以陳水扁會不擇手段地自保及求勝。過一關算一關之下，永遠都在短線操作。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因為總在搶短，不作長遠經營，於是局勢就愈來愈差，到了後期百病俱發，只能一天到晚忙著救火。 七年來頻頻走訪友邦，並非都得要陳水扁本人御駕親征不可，但回頭看來其目的全是為了內部消費，不是為了長遠的外交布局，只是拿出訪當作對內造勢甚至放話的舞台。結果耗掉了大量的國家資源，換得的卻是愈見困窘的國際處境。他喜歡過境美國，目的也在於自抬身價，而不是為台美關係著想。至於強推公投、終統、台灣入聯，也是把個人與勝選置於台美關係之上。他長期把國家利益當成個人政治帳戶，一面毫無節制地揮霍，一面又不往帳戶裡存錢，吃了七年的老本，等於將未來元首的外交帳戶都透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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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趙自強是很特別的經驗，尤其跟大多數人一樣，在非常熟悉他喜感逗趣的形象，以及迷糊又親切的「水果奶奶」孩子王之後，怎麼也沒想到，趙自強聊起自己的「黃金10年」時，竟然先從「工業革命」、「剩餘價值」、「馬克斯」這些左派理論的關鍵字開始......誇張搞笑的肢體表情中卻可以交錯著深思又批判的眼神，這是跟螢幕下的趙自強對話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感受。從「熱血青年」到成為演員，到創立「如果兒童劇團」，成為孩子心中最好的朋友，舞台上總是帶給別人快樂的趙自強，如何思考自己的生涯？大學5年加研究所4年，我一共讀了9年。我大學考上中國文化大學機械系。有一次搬完家很熱，我拿起地上的舊報紙，看到「文建會委託蘭陵劇坊舉辦舞台表演人員研習，全年免費」，一看到「免費」2個字，我就去參加了。到蘭陵後才發現：哇！原來人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選擇，升學的統一性並不適用於每個人，大二下，我就決定降轉新聞系。為什麼不轉戲劇系？我覺得戲劇應該是反映人生的，跟文學、社會、心理都有關係，而新聞系更可以接觸到這些。我對新聞的興趣其實對我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不管做《我們一家都是人》，或是現在做兒童劇，對社會的動態或觀眾口味，我一直都很能掌握。那時候我到處去聽課，有一次聽到勞工研究所王世榕老師的課，講到公平正義、工作與人的關係，知識份子如何喚起無產階級的意識，我很感動，忍不住當場掉下眼淚，才知道：原來這是讀大學的意義。推動法國大革命的人裡，很多來自河左岸、做劇場的人。我也才發現，原來做劇場的人，是社會的良心，並不只是小丑。戲劇的力量，可以召喚集體的意識。所以我準備了半年，以勞研所勞資關係組的第1名考進去。我的研究方向，在進去前就決定了，是馬克思的「異化」（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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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人家一聽我在報業工作，都會說：「壓力很大吧！」，但再聽我是個「編副刊的」，便剎時眉頭一鬆，轉而笑道：「喔，那還好，不必理亂七八糟的現實社會！」好像，副刊是逃避紅塵的桃花源，「編副刊的」肯定比較輕鬆涼快？但事實並非如此。 早年，我總不惜費一番口舌詳介副刊工作實況，但後來則越來越不想解釋，乾脆就跟著傻笑說：「呵呵，還好啦！」可能是，說了幾次就自覺無聊；也可能因為，現在那種趁機抓緊「媒體人之一」大肆批評媒體的人越來越多，「編副刊的」勉強可當「軟版」擋一陣箭，讓我「偎著」逃離前線。能「全身而退」就不錯了，還管誤會不誤會？我所編的＜浮世繪＞副刊，行話叫「第二副刊」，也就是「副副刊」，若用讀報老前輩們叫副刊「報屁股」的邏輯，那麼，我和幾名同事所駐守的塞外天涯海角，不過恰似那麼一節「小尾冬骨」。
每一次改版都是「生死關頭」
十年前有一天，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跟我說，我投注大量心血所編的寶島版（文化新聞中心裡的一塊報導性質的「本土文化副刊」）已「完成階段性任務」，要我改做一塊「第二副刊」，大意是相對於人間副刊的「文學廟堂」，另闢一區「文藝市井」。那時我雖有點疑惑，但還不會追問報社是根據什麼專業評估而做此決策，只默默選了＜浮世繪＞這名字搭襯＜人間＞，給老先生點頭通過，我便傻傻扛起這三個字，一路跌打翻爬到今日。老先生在的時候，報社以為這塊版是「老先生的意思」，因此對於她的「存在價值」，似乎大多沒什麼意見。那時報紙的經營環境也還算單純、平穩。但沒幾年，老先生過世了，「蘋果」進口了，報社慌了。從那時開始，＜浮世繪＞差不多平均每年都要接受編輯部、廣告部、發行部三方的評估質詢，我奉命所寫的編務報告和更新企劃，一次次加起來已有一本。中國時報一直非常「勇於改版」，每次改版對一般版面而言，可能就是「例行」的「除舊佈新」，但對＜浮世繪＞來說，每一次都是「生死關頭」──因為每次都可能整版裁撤，報社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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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一百位教授組織百人生產力論壇，因為他們看到台灣的生產力不斷衰退，希望謀求補救的辦法。其實補救的辦法非常簡單，而且婦孺皆知，那裡用得著一百位教授去討論？人多嘴雜，談不出所以然來是可以預見的。大陸為什麼比台灣搞得好，原因非常清楚：大陸的領導班子多半都是工科出身，台灣的領導班子多半都是律師。只此一樁，已經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成敗。 國家的領導，以工科為宜，因為工程師所受的訓練就是為了完成任務可以不惜犧牲自我。工程師的次文化鼓勵合作，也比較不會貪污胡搞。所以台灣經濟起飛的功臣如李國鼎、孫運璿都出身工科，不是偶然。律師最糟，因為律師所受的訓練就是靠兩片嘴皮子搞鬥爭。律師治國比黨棍治國還要糟，因為黨棍知道他是黨棍，還不敢太胡作非為；律師知法玩法，可以無所顧忌無所不為。 工程師的缺點是不敢造反。革命家很少是工程師，也不是偶然。醫生和律師搞革命的倒比較多。孫中山、魯迅、切格瓦拉都是醫生。但是醫生多半革命尚未成功就已經在革命中犧牲，也許心地太仁慈的人槍法都比較差。當然這是說笑，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心地太仁慈的人，政治鬥爭的能力都比較差。所以革命成功，享受勝利果實的往往是律師，結果必然是貪污腐敗，比革命前還要糟糕。 台灣生產力不斷衰退，補救的辦法非常簡單：從律師治國回歸工程師治國﹗只此一樁，十年之後一定國家大治。學物理化學等基本科學的人，往往太理想主義，反而誤事。學經濟或管理的人也往往只會空談理論，真要他做事就不成了，不如由務實的工程師治國。其實我說回歸工程師治國，不一定真是工程師，就是以工程師的精神治國就對了。>>>>2007/8/18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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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台灣的民主政治時，人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可能是立法院不斷上演的肢體衝突與打鬥場面、選舉中的抹黑與攻擊、「三一九槍擊案」、電視節目中的毆打事件，以及政治人物與官僚系統中此起彼伏的貪瀆弊案等。台灣在民主政治背景下出現凡此種種的社會紛爭，讓敵視民主政治的人欣喜異常，並以此作為中國社會不適合實行民主政治的又一例證。那些嚮往民主的海內外華人則深感失望，有些人對民主政治的信念甚至開始有所動搖。本文的寫作旨在論證以下兩個相互聯繫的觀點：（1）台灣島內出現的種種社會紛爭並非民主政治的過錯；（2）正是因為有了民主政治，這些社會紛爭才不至於在台灣社會造成難以忍受的苦難與不公，這種苦難與不公在專制社會則隨處可見。
有缺陷的民主依然有優勢台灣政治生活中最讓人詬病的現象之一，便是立法院經常上演的肢體衝突。這表明多數人都對政治生活中的暴力事件深為反感。但是，那些真正厭惡政治暴力的人似乎都應該為台灣實行了民主政治而感到慶幸。正是因為有了民主政治，台灣社會的政治暴力才能夠被限制到如此輕微的程度。在專制或獨裁社會，政治暴力的使用幾乎是一種常態性現象，人們甚至可以說，離開了暴力，任何專制和獨裁統治都無法存續。專制和獨裁社會通過暴力進行治理，民主社會則通過辯論和說服進行治理。將人類社會從刀劍之爭的世界帶入言詞之爭的世界，恰恰是民主政治的作用所在。一個立法委員的鞋子飛向另一個立法委員的腦袋，這種現象的確有失體面，但它至少比對政治異己的大肆捕殺更容易忍受。民主政治相對專制或獨裁統治的優越性既表現在倫理上，也表現在制度功能上。在民主社會，政治競爭通過政治辯論來進行，政治治理是這樣一個過程：不斷發現社會中仍然存在的問題，並逐步和持之以恆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更好辦法。在專制和獨裁社會，政治治理是通過統治者的專斷意志來進行的，民眾所能做的只是服從，而不是質疑。因此，在專制社會，掩蓋問題永遠比發現和解決問題更為重要。專制和獨裁社會面臨的更嚴重問題是，由於缺乏質疑的權利，所有的人都必須不斷地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這一問題導致兩個方面的後果：（1）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急劇下降；（2）人們逐漸喪失追求真理的勇氣和習慣。在這樣的社會，人們主要關心的是如何避免自己被迫害，而不是盡量避免傷害他人，更不是如民主和自由社會的人們那樣孜孜以求地質疑權威，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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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坐在2AC的車廂裡，火車在誤點了兩個小時之後，好像帶著歉意並夾雜著倦意的汽笛聲終於響起，緩慢地駛離印度北邊大城Allahabad火車站的月台，今天是恆河朝聖活動Kumb Mela 2007最重要的一天，數以百萬計的朝聖者、Sadus（印度教的長老）從全國各地，甚至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湧進，爭相至恆河裡沐浴。此刻的月台擠滿了朝聖的信眾，有滿臉皺紋十分疲憊的老太太，懷裡抱著熟睡嬰兒的少婦，凝視遠方沉思的年輕人，穿梭於人群間衣衫破舊的乞丐，小販賣力叫賣……這短短的兩分鐘火車緩慢地駛離月台的這段路上，堪稱世界級的「People watching」經驗。我獨自坐在出奇寧靜的AC車廂內，隔著半透明的玻璃窗靜靜地望著車廂外有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這群人，我用心感受他們對信仰的虔誠，並由衷地心存敬意，畢竟那是我永遠都無法想像的生活方式……窗外是一張又一張無奈、久候的臉孔，玻璃窗的另一側我看見自己的倒影，這個在印度火車車廂內正準備寫下四年來在歐洲流浪生活故事的自己，頓時間這樣的氣氛加上這四年種種的回憶，讓我失去了對時間與空間的掌握，讓所有的一切都變得很超現實……那個「自己」，很難下定義，是那樣的熟悉又格外的陌生。我想，那個「自己」也就是當初毅然決然想藉由流浪來尋找的東西，或者說———「找尋那個自己到底是誰的答案，也是當初流浪的主要動機……」一個生活在家鄉，安逸的自己，或一個不知道多久才能與摯愛家人見上一面的自己；一個人走在零下十五度森林裡想著十年前在台北高中昏天暗地準備模擬考的自己，一個在匈牙利鄉下吉普賽小鎮教英文而媽媽正在台北接受手術時多焦慮的自己……火車終於完全駛離車站，耳機傳來的音樂是Pink Floyd的"Comfortably numb"，剛好唱到我最喜歡的歌詞：There is no pain, you are receiving.A distant smoke on the horizon.You are only coming through in waves.Your lips move but I can’t hear what youre sayin.When I was a child I had a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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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生物資紛紛飆漲，所有民眾無不關心自身消費支出。上周一西門町本土電影院加盟台灣最大連鎖影城品牌，將原票價二百七十元大幅降價為八十三，但作為觀眾的你有無細究台灣電影票價到底是否合理？ 檢視台灣電影票價制定的發展，五○年代採電影票價協議制訂機制，由地方政府物價評議委員會制訂共同價錢，直到一九五九年美國電影協會MPAA主席訪台施壓，方實施票價自由化，改由電影院業者組成電影戲劇公會，針對電影作品與戲院品質擬定合理的票價，自此票價開始上漲。一九九二年公平交易法通過，裁定共同價格涉及聯合漲價之不公平競爭手段，禁止其聯合行為，遂由各業者自行定價。 筆者發現，在票價剛解除管制的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六年，當時平均票價十元，換算為現在消費水準約為五十九元左右，直到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三年方才大幅漲價到三十元，換算現在消費水準下約為一百四十元左右。接續一九七四到一九八六年，換算過今日票價穩定維持於一百到一百二十元左右。但於一九八六到一九九二年，由於國片票房低迷外片管制逐漸解除，致使外片人氣票房水漲船高，由映演公會主導多次調漲，換算後漲幅至一百五十元左右。至於一九九二到一九九四年票價再創新高，換算後價格高達兩百○七元。由於九十年代通過公平交易法，復加台灣電影產業沒落，主要片源港片又因物以稀為貴權利金大漲，港片票價為反映購片成本暴漲，連帶牽動西片票價乃暴漲至今。 回顧台灣採行浮動票價制度時期，歷次的票價調整都是針對農曆春節時間，電影戲劇公會對於熱門檔期預期性觀影人潮，調漲票價目的是為了獲取高額利潤。浮動票價制度本意是要將電影產業高營運成本反應在票價上，但實際運行上卻是給在地映演商以及好萊塢發行商集體操控市場價格的工具。 再者，政府意圖增加電影娛樂稅收或提高外片進口貿易障礙時，這些市場行動者往往會以提高票價因應，企圖造成民眾抗議與民生恐慌來威脅恐嚇政府停止不利的電影政策。 相對於全球其他國家，美、日其平均所得為台灣二．七與二．四倍，但在相同所得水準條件下，台灣電影票價分別為其三倍與一．二倍。其次在澳洲、義、香港、新加坡其平均所得為台灣一點五到兩倍，相同所得水準下，台灣入場票價仍為澳洲二倍，義、港之一．五倍，新加坡的○．八。為什麼台灣人要付出比別人多的錢。 台灣在地映演場所資本階級與跨國資本為求暴利，不合理調漲票價，其票價甚至高出世界各國之水準許多，難怪全球主要的跨國影城企業都來台灣設立，並以台灣做為進軍亞洲第一站。 一般經濟學理從供應方面認為合理的產品價格應採取邊際成本觀點，或從需求方面認定貨品市場供需決定價格。但是媒體的低複製成本，全球市場分擔高製作成本，需求度也無法事先預測的特性，如何使票價市場既維持自由競爭又含括公平正義，公平會或NCC等單位應該積極扮演適當角色，讓跨國電影企業獲取合理的利益，觀眾只須付出合理價格。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電影產業政策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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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城邦集團三十多家出版社撤出金石堂後，又有兩百家出版社跟進，出版社與連鎖書店間存在無法解決的財務問題，已經很多年了，嚴重到影響了出版模式出版和生態，但是出版社與書店畢竟是共同生命體，我很懷疑金石堂能解決這個龐大的付款問題，而出版社打算抵制金石堂到幾時呢？至於對讀者而言，在金石堂找不到自己要的書，有什麼影響？老實說，在金石堂本來就常常找不到自己要的書。我這不盡然是針對金石堂；金石堂的屬性，鋪書以市場性的暢銷書居多，除了「我的書房」文學書店，人文方面深度的書本來就比較少，但是即使是誠品書店，仍然不見得就都找得到自己要找的書。隨便舉我最近的經驗，我要找的三本書都找不到，波特萊爾的《惡之華》、瑪麗‧達里厄斯克的《小姐變成豬》、尼克宏比的《失戀排行榜》。其實我已經漸漸習慣了找什麼書都找不到的情形，但多少還是有一點吃驚，《惡之華》應該是長賣的書，好吧，也許它稍微冷一點，但是另外兩本是很通俗，知名度也不低的書。至於托爾斯泰的作品，沒有一家書店有完整的。在書店比較容易找到的是新出版的書，舊書你就別抱太大指望。但即使是新書，也得看是什麼書。台灣的出版量一年四萬種，平均一天一百多種，怎麼可能全塞進書店？一家書店才多大？更不要說擺新書的平台才多大？很多新書往往出版一個月後才擠上平台，而這還只是汪洋一瓢的幸運者，更多無以計數的書上不去，事實上，別說是新書平台，有些書連書店的倉庫都進不去。出版社的朋友告訴我，常常新書送到書店，一個月以後書店通知賣不出去退書，出版社來領的時候，發現根本沒拆封。那麼在書店找不到自己要找的書，該去哪裡找？答案是在網路上。網路書店剛開始在台灣經營地很辛苦，但是逐漸上軌道起來了，透過網路書店買書的人越來越多。這原先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我始終不相信在台灣這麼小的地方，能把類似郵購這種東西做得成功。我第一次接觸郵購書籍，是小時候父親替我買讀者文摘的精裝書，實在很貴，但是我好喜歡那些書，有關於歷史上的奇聞啊、天文學的奧秘等等，印刷得又漂亮，當時在外面買不到這樣的書。至於我第一次購買進軍台灣的外國郵購公司產品，大概是十幾年前，美國的Freeman，它連型錄都要賣錢，一本500元，相當貴，但是因為商品款式簡單卻時髦，價格便宜，最重要的是，我因為身高的關係，普通的長褲、鞋子不容易買到適合的，所以外國女人的尺碼對我來說就很方便，Freeman的商品我買過好幾季，仍舊深深覺得沒有先看到實品的東西買起來很冒險。這就是我一直覺得郵購、網購在台灣行不通的理由，如果三五步就可以到商店裡看到實品，付帳立刻就取貨，幹嘛買那些只看到照片的東西，還要等上好幾天，退貨又麻煩？然而事實證明，郵購和網購在台灣是做起來了，並非像美國那樣因為地方太大人們圖個方便，而是另有原因。台灣雖小，且應有盡有，怪的是，你就是要上網才找得到自己要的東西。台灣就是因為小，市場也小，市場太小以致於養不起多元化的商品，商品全部都迎合最大數量的群眾口味，變得選擇性越來越小。(好比電視節目，轉來轉去只有四大寇，就算只是徒個娛樂，YouTube都好看多了。)和實體商店相較，網路上的賣家無窮盡，你可以任意去找你要的東西，而網路商店可以在買家訂購以後才進貨，這些都比實體商店的負擔要小。回到書店上頭，我喜歡書店，喜歡逛書店，逛書店是最快樂的事情之一，我不能說書店不能滿足我，畢竟書店的陳列再少，裡頭我不想看的垃圾書佔據的比例再大，我可以看可以買的書還是很多，我不能自負到說一家書店裡沒有任何一本書值得我看值得我買。但回到先前說的書店的問題，如果我是抱著某種目的來書店的：1.我要找某幾本舊書。2.我想看有哪些新書。其中1.我已經說了，找不到的可能越來越高。至於2.新書下架速度很快，錯過的可能很高，你絕對不能說那些被錯過的書不值得看，大錯特錯，我的經驗裡，有無數很棒的好書下架了而我不知道。所以在大環境逐漸改變的過程，我的買書看書習慣也改變了，買書習慣的改變也將帶動我「在哪裡買書」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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