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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分的台灣，剛過完36度的清明節，北京的春天，綠葉剛冒新芽，晚上走在街頭不時捲起狂風沙，遠遠吹來蒙古的沙塵暴，一抬頭，有時還會飄雪。 北京的氣候經常是打出「八到二十度，風沙雪雨」。打開電腦，看不見台灣的新聞，周日與朋友去看熱鬧滾滾的畫廊博覽會，大家爭相在會場中討論著四月初在蘇富比拍賣的九十五萬人民幣畫作，每家畫廊充滿了蓬勃的生氣，打包好的畫作，靜靜躺在地上，等著送進收藏家的客廳。 文化活動
成為公關公司競技場
走在街頭，巨幅的公車廣告，看板廣告著當期雜誌的新話題，當台灣還在討論陳文茜的新男朋友與城仲模的緋聞時，《新視線》雜誌卻驕傲地要大家欣賞瑞典設計王國的經典故事。這些年來，一路從記者、製作人、電台經理、雜誌總編到文學獎得主、出版作品，自許為文化人的我，不禁更是感嘆台灣的文化可有這樣的榮景？ 回首過去二十多年，隨著台灣經濟成長，我一直有機會，跟著台灣本土文化抬頭，國際接軌的腳步走過，身邊的朋友，不乏知名畫家、文化工作者、文學獎得主與寫作的好手，在產業外移，台灣文化淪為政治工具後，文化人不適應文化送件與送案，不會三家比價，不會經營者，越來越少舞台；出版社不願意出版純文學創作，在文學書上的排行榜被減肥、歌手、美容的教戰守策擠落；創作型的歌手，不敵流行教主；即使當年一起投入客家文化的歌手們，也在客家電視成立後，更沒有獨立創作的舞台，而須為五斗米折腰。 當歡喜扮戲團的團長彭雅玲告訴我，今年文化活動補助是少得可憐，連說好的客委會，都告知：「你們不用來了，太貴了，我們找阿公阿嬤來演出，還不用錢。」而得過文學獎的前輩，則失去出版的舞台，現在補習班教小學生作文維生。 在北京、上海，越來越多台灣文化人，離開了生長的土地與家園，在大陸，天下、遠見、大塊、遠流……都在當地儲蓄能量。

在美國國歌中有一句「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歌頌美國是自由人的土地、勇者的家園。當這些自由又勇敢的人在好萊塢拍起電影，就連總統最爭議的事件也有種拿來當題材。當中最有名的是大導演奧利佛史東的《是誰殺了甘迺迪》，把已知的線索加上揣測臆想，將甘迺迪被刺殺的事件搬到檯面上公然評頭論足一番，這部片子動用了二十四名研究員做各方面的搜證考察，絕非無根據地謾罵叫囂，反而在影史上有舉足輕重的一席之地。 甘迺迪沒能久權，反而到了九泉，不明不白也是無語問蒼天，倒是小布希總統還在任就被麥可摩爾在電影院裡生吞活剝（純字面意思，不取襲用他人作品之喻意），《華氏九一一》這部紀錄片不光直接把茅頭指向小布希，更狠狠地刺了下去，刺死之後還要再鞭屍，確保他體無完膚死無全屍。 同樣的情況搬到台灣來，如果拍一部《是誰擦傷了鮪魚肚》或是《攝氏三一九》（《射失三一九》會不會更貼切？），有多少人會願意買電影票？ 《是誰殺了甘迺迪》和《華氏九一一》兩部片子都是奧斯卡強片，美國的文化就是這樣，不會因為牽扯到總統就有所忌諱。不過真正在總統史上受到強大政治壓力的醜聞，非尼克森總統的水門事件莫屬，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抽絲剝繭追根究底，鋌而走險赴湯蹈火也要查個水落石出，這種故事怎麼看都是空谷足音，一流的電影素材。三十年前的《大陰謀》（達斯汀霍夫曼、勞勃瑞福）和比較近期的《白宮風暴》（安東尼霍普金斯、艾德哈里斯）皆是這個主題的必看電影，同樣也都是大舉入侵奧斯卡的超級問鼎片。 美國總統有這麼多有意思的真實事件可以拍電影，台灣其實也不乏夠戲劇化的素材，「興揚之旅」就可以拍成一部家庭懸疑冒險動作喜劇政治公路電影，取名為《新‧殃之旅》，英文片名叫《Shin．Ominous Trip》，簡稱《SOT》。（註：Shin為日文「新」的英文拼音） 家庭懸疑冒險動作喜劇政治公路電影內容有夠精采豐富。家庭，因為阿扁此行被稱為「台灣的聖誕老人」，《真情快遞》可不輸《三十四街的奇蹟》，回程還有扁友接機，不輸《溫馨接送情》，且為了加強”家庭”的成份，阿扁還在特地在印尼住宿，”加停”一夜，順便放生一萬鴿子，象徵世界和平（註：有一萬扁友被放鴿子）；懸疑，因為每次下機都到了一個未知的國度，叫《神鬼奇航》都不為過；冒險，因為有不做龜兒子的戰鬥精神，更不做《忍者龜》忍著龜；動作，因為要衝上前去擒拿蘿菈的手，還得叫翻譯官在蘿菈回神之前把合照拍下來，危險動作小朋友在家不要學；喜劇，因為這一切都是個笑話，就像《絕配殺手》也能拍成電影一樣；政治，因為連利比亞也得擁抱一下，道德感和《軍火之王》有得拼；公路，因為真的是在跑路，到阿布達比都只能落地加油又要開跑，大概只有《七四七絕地捍將》被恐怖份子劫持的飛機能這樣狂飛，阿扁的確是絕地捍將，被拒絕落地的旱將（註：旱→阿扁不會游泳）。擁有如此包羅萬象的內容，乾脆就列為綜藝類吧！政治秀若搬到眾議院上演，簡稱不剛好就是眾議秀？ 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有正妹有正片有政治片，不論是為娛樂、為言志、為訐譙、為賺錢而拍，就讓塵歸塵、土歸土、電影歸電影吧！看得心有戚戚也好，不以為然也罷，至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總是可以當借鏡警愓一下，殷鑑不遠，就在螢幕上。而本文也僅以娛樂為出發點，更以娛樂為目的，還請政治魔人勿認真。

>>>>開眼電影網(http://www.atmovies.com.tw)e週報 vol.066

在這專欄蔓延的時代，心靈的交會，總會有一點磨擦，也許也有一點小小火花。
結尾語，也是罪己文。
最近一些朋友或正在寫專欄，或正在考慮要不要接專欄，他們惶惑地問我：「到底可不以接啊？」我也惶惑回答：「沒關係吧？沒那麼恐怖，接啊！」
不知道鼓勵人接專欄有沒有罪，回想起來還是有點恐怖，寫越快錯越多，寫越多越曝短，被罵的機率也越高。專欄作業緊湊不容細想，像我這種粗枝大葉的人當然失誤甚多，在這裏一併感謝來信指正的朋友，我會一一更正。
以前我算是量少的寫作者，平均三年出一本散文集，較精細而有新意的散文不可能大量製造，只能等待。在等待期我會寫一些其他的東西，專欄文章不適合抒情表現，只能作雜文處理，但需要一個大架構。為什麼寫韓國？說來可笑，因為主編來電問我寫什麼時，我正在機場，剛從韓國回來，正要出關。我雖讀了一年韓文系，但也是門外漢，從韓國寫到東南亞再反照自身，這也只是當時的靈機一動。

每年到了四月一日，許多美國學生都緊張得要死，尤其那些「拔尖」的優等生，更是坐立難安。

這並非因為愚人節，而是由於長春藤盟校的錄取通知，應該在這一天寄到。

白人黑人條件相當

貧窮黑人受寵加分

不像一般考試，只要對照公布的標準答案，就能知道自己得幾分。長春藤盟校錄取的方式沒人摸得清，有人猜，成績好、體育又特別棒的必定錄取。但有一年，兄弟兩人同樣是史岱文森高中的頂尖學生，同樣的分數，又同樣是游泳校隊隊長，前一年哥哥進了哈佛，後一年弟弟卻沒進。據說是因前一年有了哥哥就夠了，後一年游泳隊不需要新秀，所以免了。

當然，也不見得全如此，因為只要你拿了奧運金牌，多半能輕鬆進哈佛。

也有人猜是以SAT（學力性向測驗）為準，但是史岱文森高中有考滿分的學生沒進，中等成績的卻進去。據說長春藤盟校都有個分級標準，譬如兩千四百分是滿分，兩千兩百分以上為一級，兩千到兩千兩百是一級，所以同一級當中，上下有兩百分的差別。

或者以學校成績為準嗎？又不見得。因為美國高中為了「護送」孩子進大學，分數多半給得高，九十五分以上很平常。長春藤盟校當然知道，所以早備有檔案，某校來的減三分，某校來的可以照實計算，某校來的又可能減十分。

然而，他們怎麼算，也算不到全國，所以一些小地方小學校的好學生就占了便宜，一看他們平均九十八分，又是第一名，於是錄取。據說他們這樣做也有個目的，就是為學校注入偏遠的「新血」，減少城鄉差距，使小地方的人增加自信，培育出更多的人才。

同樣的道理，一個貧民區的黑人跟富人區的白人，就算成績一樣，課外表現也差不多，如果二選一，長春藤盟校八成錄取那個黑人。而且因為他窮，非但給他全額獎學金，還另加生活補貼。

因長春藤盟校有一堆億萬富豪的校友捐款，他們不缺錢；又有一堆成績棒得難分高下的學生，所以多半不按成績發獎學金，是先選可憐又肯上進的學生。

中國人有減分疑慮 阿拉伯王子是首選

問題是，中國人怎麼辦？也加分嗎？對不起，東方臉孔已塞滿校園，能不減分就不錯了。所以有傳言，碰到亞裔，先扣三分，以維持校園種族平衡。

他們當然要維持平衡。多民族的國家，未來不能只由一個種族治理。更重要的是，像哈佛、耶魯這樣的學校，他們潛在有個理想，就是培育出最能影響世界的人才。

所以，如果你是阿拉伯的王子、英國皇室的貴冑或政府高官的公子，都是首選。尤其阿拉伯的王子，只怕根本不看成績，一見出身，已經中選。你能罵這些長春藤盟校大小眼嗎？

要影響世界，就先影響下一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潛移默化地灌輸他們美式的民主思想，然後放這批英才回去，好像對付癌症的殺手細胞，從骨子裡改變，多棒！

何況這些含金湯匙出生、用金碗吃飯的王公貴冑，改天一高興，捐給母校幾千萬美元，豈是一般人能比的？

然而，大部分學生還是一般人。

一般人跟一般人爭，除了比成績，還要使自己變得「不一般」。於是你會發現，美國有專門為高中生包裝的行業。要進藝術系嗎？為你租場地、印請帖、開畫展。要顯示音樂才分嗎？為你租音樂廳、印海報、寫評論。要寫申請大學的論文嗎？為你找專家代筆，寫得文情並茂。

兒子拍短片兼作曲 哈佛看好他的未來

據說海外學生能加分，還有「包裝公司」教人怎麼「出去」一段時間，換個身分申請。也有些家長和老師，找各種比賽，讓孩子參加，甚至幫著蒐集資料、寫論文。這招還真管用，因為歷屆「西屋」和「英特爾」得獎的學生，多半會被哈佛錄取。

不過，也別把那些長春藤盟校看扁了，你有「作手」，他們就有「鷹眼」。據哈佛大學入學部的人，在新生家長會上說，為了過濾申請書，透視其中的「學問」，哈佛特別多聘了三十個專家。

你英文寫得棒透了，好，他們立刻調出你SAT作文的卷子出來對照。你參加了一堆「科學營」、「天才營」，但請你看看，來申請的人參加了多少營？放在這一群削尖頭的學生裡，那算什麼？

大概三四年前吧，有一天，我跟兒子聊天，談到「不知哈佛是怎麼挑學生的」。兒子一笑，說他也弄不清。只知道當年他們看上他在高中為環保拍的短片、為學校歌劇作的曲，又看到他以中文發表的文章。結果他雖然沒修一科AP（高中修的大學課程），也不見得在校前三名，卻錄取了。

「妙的是，他們看上我的，正是我今天在做的，是我從小就喜歡的。你們沒推我去拍短片，還怨過我花太多時間在歌劇上。但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拍片、還在辦演出、還在當雜誌主編，也還在作曲。」我兒子笑笑：「可見，哈佛很會看，不看你『作』出來的，而是看你未來能做些什麼。」
>>>>2005/5/16 聯合報繽紛版

上電視作秀是他們，政黨惡鬥是他們，貪腐最烈的行業也是他們。
台灣的民主創造出一頭陷入瘋狂黨派鬥爭的憲政怪獸，究竟誰能挺身制衡？
晚上十一點，夜闌人靜，國民黨立法委員李紀珠在院內熬夜加班，緊盯著螢光幕，為隔天要舉行的《敏感科技保護法》查看最後資料。這個法律將為何種技術可移往大陸定調。
她沒有把握這種關係重大的法案，是否會通過。立法院議事效率急速降低。從去年二月底到今年過年前的兩個會期，才通過一百三十二個法案（其中大部份是修正案），立法院每年預算四十億，平均每個法案就耗費三千零三十萬元，每二．五個法案就可以給全國小學生免費供應營養午餐一天。
本應為人民看緊荷包的一群人變成最會花錢的人。
位在中山南路的立法院，嶄新的黑亮汽車、光鮮西裝的人潮絡繹不絕，熱鬧地交換著「權力」與「利益」。
趾高氣揚的立法委員，似乎無視社會對他們的反感。一般人民毫不覺得這是可代表他們的一群人，「立法院是展現虛假民主的地方。聲望一直最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說。
國際透明組織政府清廉度調查，台灣民眾認為貪污最嚴重的是立法委員，法務部所作的政府清廉度評比，他們居於倒數。「我們的民主，造就了這頭憲政怪獸，」前立委邱太三說。
缺乏制衡，朝野大分贓
立法院現今最大問題是沒有任何機構可以制衡。黨對立委幾乎沒有拘束力。立委更各自表現，無所顧忌。
美國、歐洲都有健全的國會制衡機構，美國華盛頓有大大小小監察團體，最負盛名的是獨立政治監督組織共同事業（Common Cause），他們監督參眾兩院議員的操守、發言、投票紀錄，連參議員收的演講費都難逃他們監督。美國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狄雷（相當於我國立法院長），因涉及白宮遊說醜聞案，馬上就得辭職。日本國會有強烈自律，國會議員講錯一句話，會在同僚壓力下辭職。
但台灣立法院比開發中國家還不如。台灣的立委質詢，頻作個人秀，辛辣火爆。桃園區域立委吳志揚參觀泰國國會，看到泰國國會議員心平氣和地排排坐，官員坐對面，和平論政，沒有侮罵挑釁，也沒有尖酸刻薄，十分感慨。
但是立委最大弊病，仍是為私利關說，台下交易不斷，以致延擱國家進步。政黨輪替前，很多民進黨立委還能清廉自持。現在根據採訪人士歸納，藍綠很多立委都各有利益糾葛，腐敗程度相似。各種同業公會都知道，法案要通過或修改，要打點立委，而且民進黨、國民黨，藍綠都有代表負責打點。有前金，也有後謝。
「你知道門道，又不願同流合污，」一位前立委說，「最好退出，免得擋人財路。」
尤其是今年一月十三日上一個會期結束前一刻，朝野黨團闢室密商，通過規模高達一千一百六十億元的「水患治理特別預算」，給人朝野大分贓的疑慮。因為國民黨立委不久前，還攻擊民進黨政府要求治水預算時，只送來薄薄幾張紙，沒有詳盡計劃。但是黨團忽然全部同意，而且比原先的八百億元，還增加三百多億元。
根據過去治水工程，七成以上的工程、半數以上的預算，都是切段分割發包，工程金額都在一百萬以下，不用公開招標。一條河被切割成無數個百萬元以下工程，分別發包出去，如何能達成治水效果？「這不就是綁樁、圖利的天堂嗎？」一位媒體記者說。
一位金管會高級官員表示，這幾年金融改革主導台灣最大財富重分配。各金融公會遊說立委最為積極。當行政機關才剛要開始討論加強監理金融機關的法令時，各種金融公會就已經派人遊說立委，希望不要通過不利自己的法案。因此在立法院裡，主管金融法令的財政委員會相當熱門。
因為立委影響力無所不在，又擅於修理行政官員，很多人也喜歡拿立委狐假虎威，更增加改革困難。
一位卸任政務委員與一家公會開會，討論政府將嚴格審核該行業專業資格，「開了很多次會都沒有結論，最後那位理事長憤怒地說，『沒關係，我找立委來修理你』。」
擱置法案，往往延誤國家進步。不管是現代政府大法︱︱《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都靜靜地躺在立法院裡。
立法院議事品質差，已經影響到台灣每個人。例如立法院經常在會期最後一天，挑燈夜戰通過十幾個法案。例如，第五屆第六會期通過五十七項法案，十三項就是最後一天通過的，幾乎佔四分之一。
包裹立法，後遺症叢生
立法院也常加開臨時院會包裹立法，產生很多後遺症。現今問題叢生的金控公司，也是二○○一年立法院為了通過金融重建基金，一起包裹匆匆通過六項法令，對銀行併購開方便大門，以致今天台灣六大財團（辜辜，吳吳，蔡蔡）全面掌控金控。
立法院弊病，和媒體、選民、制度、政黨都息息相關，要去濁揚清，必須選民施壓監督，才可能改進。例如立委名額減半、單一選區，就是學者、媒體不斷呼籲，最後由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率領人民在立法院前靜坐而通過的，否則沒有立委願意修法，減少自己的當選機會。但現在立委又想要借修憲翻案。
如果你希望立委要在各種婚喪喜慶中露臉，立委只有勤跑這些場合。如果你知道你選的立委綁標工程，結果工程偷工減料，你或你的親友可能駛在斷橋或危路上，遭遇車禍，你還會選他嗎？
「我們不能把手都指向別人，」倡導公共知識份子的作家龍應台說，「骯髒和醜陋都是自己選出來的，有幾流公民就有幾流政治人物。」
朝野對峙，立法院畸形發展
台灣民主發展以來，國民黨及民進黨都沒有善盡在野在朝監督，將立法院帶上畸形發展。例如今天的立委與官員一對一質詢，就是民進黨時期委員用肢體暴力爭取到的。政黨輪替六年來，國民黨缺乏在野黨應有的監督要求。朝野立委對峙日行尖銳。根據採訪分析，主要是政黨力量太弱。立委得靠自己人脈當選，其次立法院又不注重資深制度及專業立委，更無心建立健全內規。「為了維繫權力，他們必須算計、硬拗、使壞，」一位在台北市從事教職的嚴果維寫著，「一切都在明處和暗處進行。」
為打知名度，立法委員想盡辦法，搶電視鏡頭，無所不用其極。很多立委一早上就趕著去會場發言，因為電視台早上十點半會截一次稿。在此之前發言，有最大可能上電視。前一天晚上，立委與助理密切商量，要怎樣講，才能掌握「黃金三十秒」，讓電視台可以用。
大部份委員只是發了言就走，不管前面有多少委員已問了同樣的事。很多委員不能到場卻登記發言，在電視上螢幕上，仍然能看到預備質詢者的名字，「有委員說，縱使被拍到背影也好，」民進黨前立法委員段宜康笑著說。大部份立委只要求自己質詢能上電視就好，拿回選區給選民看，自己在國會可以威風十足修理官員，就能贏得選票。
每逢星期二、星期五的全院總質詢，行政院四十餘位部會首長端坐，立委席卻常空無幾人，只有正在質詢的少數立委。行政官員是國家資源，他們精力應該用在帶領國家，衝刺國際舞台，維護社會正義。財政部長呂桔誠，三月在立法院起碼被質詢八天，加上總質詢都圍繞在開發金董事長任命和卡債，幾乎天天都被綁架在立法院。攸關社會正義的租稅改革，都得放在一旁。
更耗費資源的是，這幾年部長頻繁更替，對主管業務不熟悉。到立法院往往要帶上近百位部屬備詢（以前二十幾位就足夠）。
在三月十二日的經濟委員會裡，新上任的經濟部長黃營杉，帶了八十位部屬官員準備應答，坐滿了立法院紅樓會議室，國家經濟興革大事，都得擺在一旁。「連資訊中心、政風處的人都帶去，」一位經濟部員工說。
「每次從立法院回來，我就很累，很累，」一位部會中階主管強調兩個「很」字，「那裡充滿暴戾之氣。」
將立法院導入正常角色，政黨必須重拾威信。政黨應該訂出民意代表及執政者行為規範，提名人寧缺勿濫，而且貫徹紀律，該開除黨籍時，就開除。「政黨的道德標準應該高於民代，人民也可根據政黨的道德標準投票，」前立委邱太三說。
各政黨對立委約束力差，無從建立資深制以及專業制，使很多立委不能適才適所。
例如政黨不分區立委具專業，可補足區域立委之不足，但是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必須等區域立委挑選完委員會後，才能挑選。但是分配權力大的財政、經濟委員會都最熱門。擅長財經的不分區立委，往往只能選到冷門委員會，如前副院長江丙坤加入外交委員會，前中鋼董事長王鍾渝和現任立委李紀珠只能到科技及資訊委員會。
我國早已踏入資訊社會，資訊運用更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但是科資會仍然是冷門會，委員只有十七位，常常流會。上個會期只通過一個法案。立法院已與我國現實社會脫節。
借鏡歐美，建立資深專業制
立法院更應該積極著手建立內規。不分黨派立委都認為立法院長王金平應該負起責任，召集改進小組。例如檢討質詢制度，很多立委建議應該由黨派代表質詢，質詢內容就是黨的立場，而不是個別委員的立場，行政官員也必須嚴肅回答。就如英國下議院，每週固定星期三下午，舉行在野黨和執政黨辯論。
又如民主成熟國家，國會裡最重要的就是委員會，委員會主席都由多數黨的資深委員擔任，資深而專業，在同僚講話一言九鼎（我國委員會召集人都是輪流選，沒有資深制），開委員會氣氛莊嚴，兩黨議員和官員認真討論法案。美國不能讓記者旁聽，不像我國立法院委員會裡記者和攝影機川流不息，隨時獵取火爆鏡頭。更造成立委競相作秀的畸形現象。委員會通過的法案，往往能在院會裡通過。
「我國立法委員都一樣大，是假民主，而不是真民主，」一位委員說。
勤於問政的委員更認為立法院應加強運作透明化。例如民眾可以隨時上網看到當下立法委員質詢情形，而不是電視台剪輯的鏡頭。民眾也可以隨時看到委員出席紀錄和投票紀錄。
「我希望知道我選出的代表，在立法院做了什麼事。他能代表我的立場嗎？」民進黨前立法委員段宜康說。
行政官員的專業更重要，例如以前財政部長林全、勞委會主委陳菊、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等，立委在質詢前，都會三思而言。「一個對政策敢負責的政務官，就能對立委挺直腰桿，」段宜康說。
但是有些行政官員聽任立委需索，立委就會關說施壓。一位主管許多工程的前任部長就是如此。「不管什麼時候找他，他都在陪立委，」一位行政院高層幕僚說。
面對未來，明年底國會減半（只剩一百一十三位委員），是改革契機，但應配套的興革之事更多。例如應該考慮裁併委員會，立法院現在就有十六個委員會，若沒有配套改革，未來一個委員會只有六、七位委員，三位委員就能一讀通過一個法案。
最後能監督立法委員的仍然是選民。「投下你的一票時，你要什麼人代表你，」台大新聞所教授周陽山說，「最好自己想清楚。」
其次，社會中道人士應該發揮監督力量。選民更應該組織團體，監督民意代表作為。
美國的Common Cause是由二十五萬會員自動捐獻運作，不接受政府和企業的獎助，更不向這些機構申請研究案，以保持獨立。最近幾位美國參眾議員，牽涉政治獻金來路不明，Common Cause所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媒體的大幅報導。
如何監督這頭憲政怪獸，人民還是第一個把關人。

二十世紀的九○年代後，美國思想家拉希（Christopher Lasch）積極鼓吹「恥」（shame）的意識，拉希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世人幾乎在各個領域裡都不再談論「恥」。 甚至，有許多新興的理論還會強調：認為「恥」是建構在他人規範的基礎上，本質是對人的一種壓抑，所以改用「自尊」（self-esteem）或「尊嚴」代替了「恥」，但拉希卻發現新的問題發生了：當人們不再以「恥」當自我要求的道德標竿後，將會漸漸失去了對自己的責備，「自尊」就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寬縱，人們對自我的期許與規範，將在自我的寬縱中墮落懈怠；而當集體的人群也都不再有「恥」，將會造成整個社會道德都輕飄如絮，一切都沒有標準，祇要對我有利，做什麼都可以了。 拉希的理論指出，一個知「恥」的人，總會嘗試在自己和他人之間尋求連結點，但當人們祇知道「自尊」，或者動不動搬出「尊嚴」當成一切的藉口，他其實已經把自己給膨風起來了，特別是一個每天把什麼什麼「尊嚴」掛在嘴上的人，往往是天底下最最「自私」的人。人若無「恥」且「自私」，當他犯了什麼錯事，侵犯到他人利益的時候，他必定會繼續編造出各式各樣地說辭來誆騙世人，反正每一件事都可以透過一陣喧嘩、一陣狡辯、一陣掩蓋，就可以煙消雲散。 要是社會文化不對這種態度加以制裁，甚至還「讚許」這是「有彈性」的話，更會產生一種錯覺：既然祇要抵死不認錯，甚至將錯就錯，什麼問題都可以「頭過身就過」，外人統統沒皮條。在這種鄉愿文化下，「自尊」膨風到極致，就是一種「愈錯愈勇」的霸道了。  面臨危機 》》台灣黨政到了全面潰堤的臨界點  台灣人民最近對於這種「愈錯愈勇」的霸道都不陌生。對美的過境安排不滿意，陳水扁總統的「興揚之旅」就是高揭「尊嚴」的招牌，演出全球僅有的元首「迷航記」；而在民進黨內，原本民進黨一向驕傲的「黨內民主」初選機制，被質疑是為「北謝（長廷）南葉（菊蘭）」而量身訂製的做法，讓全世界都知道一心要參選台北市長的沈富雄黯然退選，高雄的陳菊也因此陷入困境。 不祇如此，二○○三年那一段令台灣人民至今仍刻骨銘心的ＳＡＲＳ傷痕，當時的政府挾緊急危難需求，沒有具體計畫就大手筆要了五百億元的人民血汗錢，當做抗煞的特別預算。三年將過，這筆錢在抗煞期間，已經運用了兩百二十九億九千九百六十七萬四千元，帳目至今不清已錯在先，剩下的兩百多億元鉅款，在這三年，還持續發生被行政院各部會假藉名目挪用去「補助傳統市集」、「警察加班費」、「緊急抗煞費用拿來買冰箱與冷氣」、還有文建會拿去贊助歌仔戲……等現象，被立院預算中心調查羅列出弊端叢生。

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整個台灣似乎處於在無政府狀態，政府為何失靈？民主出了什麼問題？面對嚴峻的挑戰，台灣需要什麼再起的力量？
紅瓦四合院，暮色漸漸罩下，一位中年人勾著手，緩步練習走路，五年前做五金的公司搬到大陸後，藍銘賢失業，緊張焦慮加上家族遺傳，只有四十二歲的他，有一天突然中風。三年前，太太做皮包的工廠再度移往大陸，原先雙薪家庭淪為無收入，「能借的都已經借完了，接下來能向誰借？」太太廖彩鳳望著遠方竹林茫然。這裡原本應雞犬相聞，一片和諧……。
藍銘賢和廖彩鳳只是台灣近百萬失業人的縮影。
人民在受苦，但官員民代貪腐卻在加劇。
根據法務部《廉政指標民意調查》，二○○五年政府官員（包括民意代表）貪腐程度達八年來最高，其中立法委員居榜首。高官貪腐更是聽聞不絕，企業界都盛傳要買銀行，給高層送禮是用「一支，兩支（億），」一位企業家指出。
台灣人一出生就背債十七萬
一方面官員民代貪污腐化，一方面國家債務沉重地壓到人民身上。
根據官方主計處統計，目前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將近四兆，等於台灣人一出生就要背負十七萬債務。
而更驚人的是，如果根據立法院預算報告整理，台灣還有隱藏性債務達八兆一千萬，再加上各級政府負債、特別預算的六兆六千億，政府真正的負債額是主計處統計的三倍以上，達十四兆七千萬，平均台灣每人為政府背債六十四萬元，等於每個台灣人都要白工作一年，才能還清債務。
地方政府財政尤其瘡痍滿目。首當其衝的是學生和弱勢。南投縣長李朝卿憂心，仁愛鄉發祥國小因有些學童上學跋涉兩小時才能到，有善心人士捐獻校車，但是未來的油錢和司機，縣府卻無法支付。
面對國際，台灣這幾年競爭力下滑，國民所得與經濟成長率皆淪為四小龍之末。根據五月初剛剛公布的ＩＭＤ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排名大幅滑落七名，從去年的十一名滑落至十八名，而同時，中國則大幅躍進，上升至十九名。
面對國內，貧富差距從四倍擴大到六倍。環境崩壞，全台灣有十分之一的平地國土嚴重下降，土石流危險溪流高達一四二○條。
連最基本的民生治安，也岌岌不保。竊盜橫行，台電這三年電纜被偷里數可以繞台灣十三圈。此外，南投鳳鳴國中校長也曾親眼看到一甲的鳳梨園，小偷一夜之間，可以把鳳梨偷得一個不剩。
而詐騙電話更是猖狂，有位企業負責人幾乎每週都接到詐騙電話，「每接一次我就對政府失望一次。」
而到底國家負債是四兆，還是十四兆，這麼重要的事，行政院和立法院也各有說法，令人混淆不清。
從政治、經濟、社會到環境，整個台灣似乎處於在沒有政府的狀態。很多人都在問：「還有人在治理我們的國家嗎？」
明顯的是，從領導到體制、組織、及政府的效能都在萎縮，政府已失靈。
政府失靈，其實不只是台灣獨有的現象。放眼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了類似的困境。
在菲律賓，從「人民力量」運動推翻馬可仕政府至今已二十年，但菲律賓仍一直處於不斷的政治醜聞與軍事政變陰影中。
連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如今社會也產生嚴重對立，價值混亂。總統權力愈來愈大。布希總統可以不顧國內反對聲浪逕自向伊拉克宣戰。本來被認為是榜樣的美國式民主，已成為負面教材，而更糟的是負面的手法還向外輸出，中研院研究員朱雲漢指出。
美國、法國、英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民主形式雖有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出了問題。
民主擁抱資本，不再擁抱人民
「為什麼人民選出來的政府，無法為我們解決問題？」
「為什麼政黨輪替了，貪污腐敗依然橫行，反而加劇？」
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不僅台灣的人民在問，全世界有許多國家的人民也都在問。
長年研究民主化體制的朱雲漢觀察過去二十多年，主導世界運作的主要兩大支柱——「民主」與「市場」，現在都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
在全球資本主義底下主要的行動者是跨國企業，它們可以跨過任何單一國家的統治，對人民的經濟、生活方式，對人民的安全、社會的安定秩序、環境品質、能不能有工作，都產生巨大影響。
全球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在這種情形下，「民主變成經濟巨人陰影下的侏儒，」朱雲漢憂心地指出。在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民主向資本家利益傾斜，導致國家職能縮減，維護公共利益的能力退化。
而在許多轉型社會，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同步推動，更帶來嚴重的國有資產被掠奪，與社會分配兩極化的問題。台灣自一九九○年代起就是顯著的例子。
環顧世界各國，民主成為錢與權的遊戲愈加明顯。在美國，一個參議員競選經費可以高達兩千萬到六千萬美元。在台灣，一個縣長選舉動輒花上億台幣。
候選人須靠大量金錢參與選舉，最後回饋的不再是選民，而是金主。民主現在擁抱的是資本家，而不是人民。
最後可能形成可怕的獨攬大權的政商利益集團，民主成為政治分贓，本為「委託人」的選民卻無法監督制衡他們所選出的各類政治人物「代理人」。
民主國家演變為貪腐的「新家長式政權」
有些體制失靈的民主國家，民選最高領袖，如總統，常會演變為「新家長式政權」，一個人就可以掠奪大批社會資源，運用公共部門重新分配財產權，獨厚特定的利益團體，如家族、部落、地區或種族。
這些描述，台灣讀者看來十分熟悉，但卻是法蘭西斯．福山在《強國論》中指出世上許多民主國家當今面臨的共同災難。
這些現象，在菲律賓已發生多年。據估計，菲律賓總統可任命職位超過十萬個。地方政治人物為替自己的人馬在官僚體系安插職位，必須向總統關說。
在所謂的民主聖地美國也發生了。布希所任用的官員可以完全毫無行政能力，因卡翠娜颶風下台的美國聯邦急難管理總署署長，唯一的經歷是阿拉伯賽馬協會會長。一個《華爾街日報》醫療產業版主編竟然被任命為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局長。
而如今類似的情形也一一在台灣上演。
由於總統和行政院長職權不清，過去幾年來，民眾眼睜睜目睹陳水扁總統或所謂的「府方」直接指揮部會首長，主導人事任命。連總統幕僚和親人都常能影響人事，各種人事一有風吹草動，候選人紛紛走動各種關係，連地方警察局長感到自己位置不保，都要動員總統府相識人士。
從高捷、ＳＯＧＯ弊案到台肥人事糾紛，當事人也都指有總統府「高層」介入。
中研院研究員、前澄社社長瞿海源就痛陳，總統的用人權太大，不但內閣中正式的行政部門，政府相關的財團與國營事業的人士任用權，陳總統也要管。瞿海源自承自一九七九年回國論政以來，沒有像目前這樣悲觀。
「當總統用人權無限時，就可能用錯人，」瞿海源說。
「一個總統上台，他有四、五千個位子去調配、安排。而且完全按照政治忠誠——誰對我的政權、誰對我的選票、誰對我的現金貢獻最大，我就給誰。這樣下去，台灣只會變成拉丁美洲。每場選舉就是一個大的搬風跟分贓，」朱雲漢很沉痛地說。
選舉就是搬風和分贓
政府失靈，更來自人事頻繁更迭，民進黨執政六年，換了五位行政院長，官員如過江之鯽。更換行政院長後，又帶動部長、次長，甚至處長、司長、顧問、參事的更換。
其中最攸關台灣發展的財政、經濟二部，也各換五位。有的部長上台一個半月就辭職，如前經濟部長宗才怡。財政部曾在一年半內換三位部長，其中許嘉棟只任職五個月就下台。
首長任期短，對施政帶來嚴重負面衝擊。例如張俊雄一上任推動「八一○○億元啟動國家建設新方向」，游錫o上台又推動「二○○八國發計劃」，謝長廷上台大轉彎，提倡「和解共生」，蘇貞昌則是「實事內閣」。不但人民眼花撩亂，看不清政府方向，更層層影響部會首長和中級官員的士氣。
今年一月底二月初，各部會幾乎全面停擺，次長以下忙著送舊迎新，又得擔心是否自己能保住位置。問起未來方向，大家都手一攤，等新任首長來了再說吧。
「這個政府，講過就算做過，只有口號，沒有做法，」一位前任部長指出。
六年換五個行政院長，企業裡等於六年換了五位總經理，副總經理、各部門經理也跟著大換血。「這樣的組織，在企業界絕對是有問題的，」工商建研會理事長郭台強說。
政黨惡鬥，國家力量內耗
台灣政府失靈不僅出現在行政部門，立法院更把國家力量浪費在內耗上，讓許多事情動彈不得。
民進黨執政六年以來，朝野對立，政黨惡鬥，藍綠各不相讓。攸關國家大法，如《行政院組織法》，在立院遲遲不能通過，監察委員至今仍拒審提名。擱置待審的法案累積近八百件。
「如兩隻狗對咬，狠死對咬，沒有人能分得開，」一位前政務委員說。
國民黨時代政府組織就疊床架屋，法令老舊，李登輝主導的修憲後遺症尤其嚴重——總統直選，總統權力至高無上，卻無責任。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必經過立法院同意，造成立法院動輒杯葛行政院。
當全球化帶來新事務不斷，急需政府機動應變，但是我國《行政院組織法》三十年未修改，組織僵固，要改變單位，員額都得經過立法院同意。因此江丙坤極力推動修訂《行政院組織法》，裁併調整部會，並讓各首長可以機動調整組織，因應新局勢，但是草案送到立法院，卻已延擱三年。
「二○○八年，縱使國民黨上來，也是要面對，」江丙坤透出無奈，「在野立委應該趕緊動起來。」
走出自由化迷思，找回政府效能
從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一連串引爆的各國經濟危機、企業弊案、貧富差距日增，也讓世界各國對「市場萬能」的神話，吹起一股反省潮流，政府的功能角色也再度被彰顯。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獲得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寫下《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狂飆的十年》等書，痛陳從一九八○年以來當道的「新自由主義」（也有人稱之為新保守主義）政策，認為只要政府鬆綁，政府少管就好，種下今天的惡果。
九○年代各國民主自由更是洶湧澎湃。自由化祖師傅利曼當初一意鼓吹社會主義國家應加速「民營化」、「民營化」、「民營化」。但二○○一年，當他在近九十歲時，看到俄羅斯及東歐政商勾結，貪污盛行，舞弊連連，他勇敢地公開承認，「我錯了，法治可能比民營化更為重要。」
十五年前，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裡斷言，「意識型態對立已結束，今後只有資本主義。政治和政府都沒有太多意義。」
但十五年後，福山出版《強國論》，倡言政府的重要，任何國家都該強化國家體制和治理能力。因為如果政府執政效能降低，原本應該全民享有的公共商品，如經濟增長，教育和健保等將因而受挫。最後連國民的安全保障都沒有。
然而當全球已經開始對民主化及自由化——強調市場萬能、政府退位的思潮，進行反思的時候，台灣許多官員，卻還持續陷在自由化的迷思中，認為一切交給市場那「看不見的手」來決定就好了。
例如二次金改，銀行淪落財團手中，就是政府迷信民營化就是萬靈丹，在未有配套措施及公平透明的程序下，匆匆出售國家銀行股權。政府只保有少數股權，以為政府還有力量規範該家銀行。但是最近財政部長呂桔誠連開發金違反規定，投資金鼎證券，想要換董事長，都無法順利執行。
當記者詢問經建會為何當今功能轉弱時，主委胡勝正還是引用自由化那套理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導向的時候，要把這隻看得到的手變成看不見的手。以前經建會會去發展半導體，去發展什麼的，現在我們不這樣做了。」
但是近年來，很多國際經濟學家了解，政府不是只問要管多少，而是看政府能否建立強力體制，有效管理。政府該管的事，不論範圍大或小，一定要有效管理到底，而不是政府退位就行。
尤其有些新興領域，如金融業，政府還需要增聘專業人才，加強監理，不像主管機關金管會的檢查局長因股市禿鷹案下台後，至今仍空懸。前英國金融監督委員會主席戴維斯說，因為這些資本行業有太多誘惑，又存在太多嚴重「資訊不對稱」，生產者熟稔遊戲規則，消費者處於資訊弱勢，容易受騙。
更糟的是當台灣努力推行民主化、自由化時，卻沒有同步推行制度化及法治化。所以當韓國有較獨立的司法及強大的社會力量來監督政治人物與商業領袖，不乏把總統及財團董事長，如現代集團的鄭夢九送入監牢時，台灣卻只有媒體任意指證爆料，是非難辨。結果卻是人民對台灣喪失信心。
啟動政府重建工程
歷經了這些年的內耗，台灣必須積極重建政府效能，恢復它良好的治理能力。
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也指出，政府的確面臨許多體制與結構的問題，也已到了不能不改的關鍵時刻。但這些問題要得到朝野共識才能推動。
行政院策劃六月下旬召開的「台灣經濟永續成長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經由討論謀求共識。「這需要社會菁英共同來做，負起責任，這樣才對得起下一代，」蔡英文強調。
導正負面循環必須愈早愈好，哈佛大學教授肯特（Rosabeth Moss Kanter）觀察很多企業、組織、國家，要從「小贏」開始，拾回人民信心。
社會不應坐視台灣再空轉
例如民進黨此次執政的時間還有一年半，對經濟發展、解決失業、調和兩岸關係，仍然有進展空間，而且社會也不應坐視台灣再空轉，等到二○○八再說。
很多接受訪問的人士歸納，未來領導人基本條件就是要清廉，更要有世界觀，廣闊視野，帶領台灣破除全球化荊棘。
「向內看、互相指責、自我孤立都是失敗的象徵，」寫下《信任》一書而暢銷一時的肯特指出變革的關鍵。
瞿海源更指出領導人的重要。領導人不只是一黨的總統，更是一國的總統，世界的領袖，有那個氣度與智慧，就不會不清廉，而貪小便宜。
政大公行系教授江明修，則強調文官體制的重建刻不容緩。「國家要一直能有一群不錯的專業官僚，他們能有足夠的績效、有vision（願景），不受政權輪替的影響。」
更重要的，人民不能放棄公民參與的權力與責任。
「台灣民眾有一段時間把很多這些事情寄望在一些人的施政上，但這些施政並沒有成功。啊！原來不能寄望在表面上，要寄望在內部的核心上，這個核心就是民間要發揮力量來監督，」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鼓勵大家發揮正面力量。
龍應台文教基金會四月下旬在台北中山堂所舉辦的「民主論壇」坐滿五百多人，來自美國的資深政論作家林道夫分析美國民主岌岌可危，因為人民已經不再關心政治，國會改選投票率不到四○％，地方選舉不到兩成。這麼低的投票率讓現任者輕易動員獲得勝選，參、眾兩院選舉超過九成的選區是同額競選，根本缺乏真正的反對黨。美國人民對政府深感無力，也不再關心政治，這正是美國當前的危機。
帶著懇切的口吻，林道夫提醒台灣的民眾，「我們要想辦法讓人民積極參與政治，而且藉由他們的參與，實質改變政府的決策，改善自己的生活。」
面對台灣當前嚴峻的挑戰，每一個人都需要站出來，參與改變。
>>>>天下雜誌2006.05.10／第346期

賴聲川，台灣劇場工業先行者。許多觀眾和劇場的初次接觸，就是看賴聲川編導的舞台劇。
滿臉落腮鬍是賴聲川的標誌，但在他粗獷的外表下，卻有極度纖細與敏感的心思。他說話總是溫而有力，很容易讓聽者沉浸在他的講述中，思緒一瞬間就被拉到很遠的時空。
猶記20年前，知名演員李立群與李國修逗趣幽默的相聲傳遍大街小巷，台灣觀眾因此驚豔於劇場表演藝術，這個起源便來自賴聲川編導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這是很特殊的作品，用正統劇場表演方式和爆笑對白，探討嚴肅的主題，在觀眾那無法抑制的笑聲背後，無形中誘發大家去關懷社會。這齣戲從台北陷入民國50年代的情境開始，回到抗戰、五四、清末……。5個不同時代的橋段，同樣在探討「失去」和「失落」，主人翁在台北的失戀，失去一台電視機、一隻老狗，喝完一罈老酒、失去記憶……。環環相扣的「失去」中，頻頻喚起觀眾回想曾失去的物件與回憶。
賴聲川的戲劇創作向來渲染力十足。他編導的著名舞台作品尚包括《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這一夜，誰來說相聲？》、《紅色的天空》、《我和我和他和他》、《如夢之夢》等；電影作品則有《暗戀桃花源》與《飛俠阿達》；電視作品有轟動一時的連續狀況喜劇《我們一家都是人》。

慣用右手（或左手）會有更大的生存優勢嗎？
撰文╱奧普森（Sandra Upson）
翻譯／涂可欣
當你詢問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慣用右手時，得到的答案可能與魚為什麼要成群游動一樣。有兩名神經科學家認為，社會壓力迫使個體調整自身行為，以使群體中的每個個體都有相同的演化優勢。
大約有85%的人偏好使用右手，而右手是由左腦半球所控制。身體某一功能由特定腦半球負責的好處，或許是可以讓另一腦半球擔負其他不同的任務，然而這個理論並無法解釋為什麼在群體中會有普遍偏好使用某一手的現象。近幾年的證據集中起來，推翻了長久以來的觀念：人類用手習慣是語言造成腦部特化的副產物。有一組研究指出，從魚類到靈長類皆有大腦側化的現象，舉例來說，2005年8月，科學家發現野生黑猩猩也會表現偏利手。

　舞獅、跳八家將、耍大旗，一群學生為打棒球拚命打工，台灣幾乎所有學校球隊都很窮，想靠體育向上的孩子，格外艱辛。
　報載東石高中的棒球隊為了籌訓練與比賽經費，什麼事都肯做：舞獅、跳八家將、耍大旗，跟隨媽祖遊行繞境，只要能賺錢，上山下海都去，看了令人心酸。有人問教練為何這麼辛苦撐球隊，他說，「多個球員，少個流氓」。壯哉！這句話非常的對，孩子的精力若有正向出口，就不會為非作歹，一個國家的錢如果不用在

蕭蕭先生是我敬佩的詩人之一，但對於他4月30日在貴刊「火星文與簡體字」一文裡談論火星文的意見，我則有些不同的看法。正因為語文是傳情達意的工具，所以才不能各傳各的情，以免達錯意。普羅大眾通通是進行重要認證的評審，而語文的發展，從口語入到辭彙是多麼漫長的道路，「市場機制」自然會決定誰光榮留下、誰淘汰出局。因此走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得靠註釋來了解「阿堵」或「荼首」，但連三歲小孩都知道「咖啡」或「壽司」，這就叫作「約定俗成」。  依照這個標準，現今火星文成俗了嗎？那就要先問：究竟誰懂火星文？ 乾隆帝筆揮「虫二」，群臣一頭霧水，只能等慧黠的紀昀公布答案：「風月無邊」；塞北使節進獻糕點，曹操寫下「合」字一走了之，也只有聰敏的楊修膽敢吃下以符聖令：「一人一口」。這些故事雅則雅矣，絕不能成為溝通的方式，偶為韻事可也，天天這麼猜，不死也半條命。而如今的火星文，出招接招的是乾隆曹操紀昀楊修之輩，原來小眾才懂火星文，此宜寫入故事書以資談笑；而市場機制精選過的，才擺到日升月落裡給大眾來活用。 《文心雕龍．隱語》曰：「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 古人喜歡以隱語來挑戰他人的才智，解謎的人花心思拆合文字，方能猜出其中奧意，文字遊戲的成分居多，要說「傳情達意」，尚有地球到火星的距離。更何況很多語彙的簡省還要配合當下的情境，才能正確明瞭對方的意思，於是你問我答外加實物實境，老闆就知道「我的脖子要剁、屁股要塗辣」。
>>>>2006/5/5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安德烈‧柏納（Andre Bernard）、比爾‧韓德森（Bill Henderson）／輯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1818年出版。 退稿評語：如果閣下要我們買下這本書的話，我們寧願用同樣的價錢把書退回去──只求您打消這個念頭。 ●詹姆斯‧巴拉德（J. G. Ballard）──《超速性追緝》（Crash），1973年出版。 退稿評語：這作者沒救了──看心理醫生也沒有用。 ●賽珍珠（Pearl Buck）──《大地》（The Good Earth），1931年出版。 退稿評語：遺憾的是，美國大眾對任何有關中國的事物都沒有興趣。 ●伊爾文‧史東（Irving Stone）──《梵谷傳》（Van Gogh），193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