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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

最近發生的《冰點周刊》事件，是中國新聞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若干年來，大陸當局壓制輿論，整肅媒體，已經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冰點》事件是一次大爆發，表明有良知的中國人已經不甘於逆來順受，任人宰割。由共青團中央出面宣佈《冰點周刊》停刊整頓以後，公開站出來仗義直言、據理力爭的不但有李大同、盧躍剛等《冰點周刊》的當事人，也有李銳、朱厚澤、胡績偉等十三位中共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還有一批《冰點周刊》的作者和讀者。其中，臺灣作家龍應台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發表的文章，入情入理，擲地有聲，不但獲得了中國大陸公?的高度評價，同時獲得全球多數華人的熱烈讚譽，直接促進了事態本身的轉化。大陸當局礙於輿論壓力，只好倉促決定《冰點》有條件復刊。

在這個過程中，海內外的知識界本該同出一心，共促文明。然而，我們卻讀到陳映真先生的《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批評龍應台的文章輕率，並為大陸當局封殺輿論辯護，不能不讓人大跌眼鏡。

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發展中國家發展 是一種遁詞

陳映真先生是臺灣前輩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因言獲罪，繫獄多年，按理說，對言論自由的可貴和箝制輿論的可恥應當有深刻理解。但陳先生卻對龍女士希望中國當局順應世界潮流，開放言論管制的主旨視而不見。陳文一面批判壟斷資本主義，批判西方是假民主，假自由，真野蠻；另一方面，卻維護那些無視人權的專制國家的價值觀，為那些製造大屠殺和種族清洗的政權申辯。其理論既有傳統的共產主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原教旨批判，也有後現代的薩依德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看似振振有詞，離開了人權這個現代文明的基石談主權，談文化多樣性、不同價值觀，必然要誤入歧途。

現在有一種理論，說發展中國家不能發展的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讓這些國家發展，這是一種遁詞。當今世界，凡是尊重人權，重視教育，實行民主法治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不起來的。南北韓原來基礎相似，因為選擇的制度不一樣，現在已是天淵之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和聯合國推動的反殖民化行動，世界已基本上消除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幾乎所有原殖民地國家都獲得了民族獨立。獨立後的國家，有的拿了國際援助，卻發展不起來，其原因就是自己觀念落後，制度失調，內部不同族群矛盾不能化解，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以色列資源匱乏，卻在沙漠中獲得發展：許多產油國除了有錢，一無所能，公民社會建立不起來，婦女不能享受教育，不能享受政治權利。而同樣的世界經濟秩序，為什?東亞一些國家發展的很好，而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還不如殖民統治時期。近鄰緬甸就是一個典型。所以把自己不能發展的原因完全歸結為國際資本，不能成立。陳先生在當代國際政治問題上，用新舊左派觀點一味反美、反西方，失去了客觀尺度，按自己的情感需求來編排歷史和現代問題，但為中國當局打壓公民言論權辯護時，卻引用亨廷頓的理論，理證中國在人均GTP1000美元左右時，當局應採取高壓。這種邏輯，令人吃驚。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不論批判西方主流政治時多?尖銳，一旦涉及中國壓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無不持批評態度。像陳先生這樣公然認同當局高壓政策，實在少見。

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

陳先生強調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並不錯。龍應台也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不能回避的事實是，強力集團利用權力致富，形成的新的兩極分化。這正是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結果。媒體不能批評社會強勢集團，正是權力不受公民監督的表現。況且，如果不是毛澤東等領導人瞎指揮，使鉅額資金付之東流，中國的經濟早該起飛。何況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原始積累，中國農民付出了外界難以想像的巨大代價。連已故中國領導人葉劍英一九七九年國慶講話都承認比起中國人民付出的，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夠的。原因何在？就是社會完全失去言論表達的空間，當政者無須面對社會輿論，承擔的最低的道義責任。

陳先生可能在臺灣感受不強烈，在大陸的過來人都知道，沒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的民意的表達，就不會有文革路線的徹底破?，就不會有大量平反冤假錯案，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時的這些政治上的大舉措，都是以民意為基礎的。所以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更何況自古中國人就有「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以言」的訓誡。

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 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

陳先生認為中青報《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新京報》等媒體，其言論傾向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更是令人錯愕！即使馬克思本人，也從來沒有否認過自由價值的可貴。難道自由只屬於資產階級，其他人都不要自由嗎？我看真真不要人民自由的是專制主義、獨裁主義。事實上，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直接導致中國的市場經濟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陸新聞狀況多少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能夠關注農民工人等群體，並努力為之代言的，不是官方直接掌控的《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正是被陳先生視為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新京報》以及過去的《南方周末》等媒體。正是這些報刊，報道了當局故意隱瞞的個案，為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代言，才引起了當局的打壓報復。他們密切關注中國的維權問題、生態問題、愛滋病人的困境、農民子女的教育、學術界的腐敗、百姓看病致貧、上訪者的苦難， NGO的艱辛。大陸的工人、農民把這些報紙當作自己的代言人，陳先生卻說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以善意理解，也只能說他對中國大陸的情況太隔膜了。

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 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

至於袁偉時教授的文章，在當代中國絕非無的放矢。感情是感情，史實是史實，不能因為感情而改變史實，這是中國史學最應繼承的優良傳統。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最近，北京大學武際可教授的新著《近代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就講了明清以來不少傳教士在中國真誠傳播近代科學的故事。所以，對於傳教士不能以偏蓋全。傳教活動是一種文化交流。為什?達摩來中國傳佛教禪宗成為美談，玄藏去印度取經、鑒真去日本傳教，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亮點，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傳播近代科學、傳達外部世界的知識、幫助中國修曆法、辦學校，就是侵略？傳教士中真誠幫助中國人的為數不少。如上海傳教士步惠廉在抗日戰爭中重返中國上海幫助中國人，南京的貝拉修女在日軍大屠殺時，保護了數萬中國婦女免遭姦淫。

在今天，世界走向一個新的全球共同體的地球村時代，全面正確地認識歷史，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

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 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

何謂文明，何謂野蠻，本來不難判斷。但近些年來，有人用文明、文化的多樣性，故意把文明與野蠻之區別混淆了。所以，保護文化多樣性不能沒有底線。決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運動，也是一種文化觀念，我們今天可以接受嗎？那些有違當代人類的公認價值觀的的宗教和思潮，那種非我即敵的不寬容的理念應該與時俱進，而不是以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口號下，讓普世價值去適應他們。至於歷史上，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用野蠻手段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這是全人類都應該反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各種立法，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準則。從根本上說，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國內政治矛盾可以找到和平的方法解決，在國際上也不可能衝擊現行世界文明進程。同樣，一個尊重人權的宗教和政黨在國內外社會生活中，也不可能對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造成困難。當今世界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包括許多國家的國內問題都與人權狀況有著直接關係。人權是否落實是檢驗一個國家文明還是野蠻的試金石。

在中國大陸，落實人權和憲法賦於的公民權是社會和諧轉型的根本之道。決不是陳先生說的一千美元左右就應該一味專制。印度現人均不足一千美元，國內民族宗教之多令人目眩，可從英國人走後，近六十年來，一直實行政治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並沒有成為大亂之國。事實上，拉美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有的早已越過人均一千美元，有的不足人均一千美元，但社會矛盾仍然尖銳，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專制政體下積累的矛盾。民主憲政才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而言論權和公民的其他權利正是社會公平和公正的起碼條件。不知陳先生以為然否？
＞＞＞＞2006/3/7聯合報聯合副刊

李安是自日本名導黑澤明以來最熱門的亞洲人

從《臥虎藏龍》到《斷背山》，Ang Lee這個名字成為好萊塢電影王國的新寵，也是一個異數，在奧斯卡漫長的七十八年歷史中，還沒有一位亞洲人，甚至外籍電影專業人士能如此受到重視。從去年十月以來，《斷背山》有如一股狂流席捲國際大小影展，特別是在相當自傲及保守的美國影壇，《斷背山》勢如破竹連獲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舊金山、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及導演獎項，接著屬於好萊塢最專業的組織如製片人協會、編劇協會、演員工會、導演協會也都不見外的連續頒獎給李安及《斷背山》，這也難怪喬治克隆尼在演員工會SAG的頒獎典禮上，相當酸溜溜的以髒話調侃李安，史帝芬史匹柏也報怨電影公司給李安較多的宣傳機會。事實上也是如此，李安可能是自日本國際名導黑澤明以來媒體最熱門的亞洲人。

當李安在六十三屆金球獎贏得最佳導演獎，從克林伊斯威特手中拿到獎盃的片刻，他的表情顯得有點激動，脫口說出：「我真不敢想像我會從這位大人物手中接到這個獎項，我的天呀！」想想看，克林伊斯威特從影五十多年，擔任導演的就有二十九部影片，也不過在奧斯卡拿過兩次最佳影片及最佳導演獎，其中一次是去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登峰造擊》（Million Dollar Baby），還有一次也是經典西部片一九九二年的《殺無赦》（Unforgiven）。對李安來說，他在美國影壇的經歷可說是新手上路，但是也表現了美國電影工業是多少年輕人尋找電影夢的起步之處！每年好萊塢製作上千部各類型的影片，多少電影從業人員在為全世界提供影像的視覺娛樂，而能搭上奧斯卡列車更是電影人夢寐以求的想望，據美國影藝學院統計，今年報名參加奧斯卡各獎項提名的共有三一一部影片，想想看要從三一一部影片中脫穎而出，入圍只有五個名額的不同獎項，是何等的困難，而能贏得最佳項目又是難上加難，於是我們可以在頒獎典禮上看到高潮迭起，人人有希望但又人人沒信心的精采畫面，這也是奧斯卡頒獎典禮相當吸引全球電視觀眾的重要原因。 奧斯卡評審制度的安全性及保密性滴水不漏

奧斯卡的評審制度是相當特殊而公平的，它不像金馬獎或歐洲三大影展的評審團制度，可能少數幾位評審委員就可改變部分得獎的結果，奧斯卡評審委員是由美國影藝學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所屬各專業學會會員直接參與投票，目前演藝學院共有十四個專業組織，包括演員、導演、藝術指導、攝影、音樂、剪輯、製片、編劇、音效、行政、公關、視覺效果、短片及動畫等專業組織，每個會員在自己所屬專業項目選出最佳入圍影片及編導演或技術人員。今年參與投票的會員共有五七九八人，其中評審人數最多的獎項是演員項目，共有一二六○人參與投票，可見競爭之激烈。奧斯卡投票期限自美西時間二月八日到二月二十八日截止，參與評審之會員可選擇在家觀賞入圍影片的DVD或持票券到住家附近的戲院觀賞，演藝學院在二十八日收到所有投票名單後，便密封交由會計公司作電腦統計作業，直到頒獎典禮前一小時才由保全人員送到頒獎現場，其安全性及保密性滴水不漏，這也是奧斯卡相當自傲之處。

不只如此，連奧斯卡小金人，這五十座由二十四克拉純金打造，重8又1/2磅、高13又1/2吋的獎座，二月分在紐約時代廣場展覽結束後，將由聯美航空專機運到好萊塢展覽，直到頒獎典禮前夕才由專人運到典禮現場，這些精緻細密的前置作業，都是為了打造一個完美而無任何缺失的頒獎典禮，讓全球五十餘個國家同步觀賞美國電影文化的驕傲。從一九二八年第一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到去年第七十七屆，美國影藝學院一共頒發了二五七八座小金人，讓小金人幾乎成為一座座象徵美國電影的最高榮譽，也是美國電影工業傲視全球的表徵。 今年入圍奧斯卡的各類型影片相當具話題性

但是似乎也有許多文化及知識菁英對好萊塢電影文化持保留態度，也對商業走向及大美國意識形態的文化侵略有所微詞，其實每年片產達千部的美國電影也在宣傳世界各地的地域文化，例如《藝伎回憶錄》，雖然在金球獎中章子怡未能如願獲獎，但該片卻得到奧斯卡六項提名，這部影片由名導勞伯馬歇爾執導，三位傑出華語女演員鞏利、楊紫瓊、章子怡合力演出，大師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及馬友友參與配樂，讓該片在世界各地引起相當大的迴響。

當今年金球獎將最佳外語片頒給巴勒斯坦影片《天堂此時》（Paradise Now），顯示好萊塢似乎還保有一些人道批判性；當美伊戰爭讓布希總統聲望大跌之時，也只有美國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自資拍攝反戰紀錄片《華氏911》，讓全世界反戰人士一吐心中之塊壘。 於是，當每年奧斯卡宣布入圍影片片單時，也表現出美國主流電影文化對國際事務，以及對國內政治、社會的觀點。特別是二○○五年，也就是第七十八屆奧斯卡的五部最佳影片入圍電影，代表了何種不同於以往的意義呢？據美國各大媒體的影評人表示，今年入圍奧斯卡的各類型影片是多年來水準較高而相當具話題性（topic film）的一年。

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這並不意味，這兩篇文章，不值得讀。 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辭語犀利，出手簡明俐落，繼續擅長引發話題，當然是篇好文章。 陳映真跟龍應台「商榷」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同樣延續他的「陳氏風格」，一貫的綿密辯證，長篇敘述；不嫌繁瑣的剖析資本主義民主腐敗歷史，在文采吸引力指數上，不免遜色。

　許多人說，現在的高雄市就像一名少女，還很年輕，有無限的可能。
　的確，高雄市這幾年改變很多，原本骯髒的愛河已成為市民下班後最佳的休憩空間，而道路上更豎立起一盞盞先進的太陽能路燈，在外遊子每年返鄉都發現這個城市又給他們一些新的驚奇。
　但是這幾年的高雄也跟少女一樣有些青春期的煩惱，面對轉型，高雄似乎還沒有找到她獨特的性格和走向。「就像我女兒，她總是喜歡把她在外面看到，覺得很漂亮的東西統統塗在臉上，」義工解說員洪素珠站在往返旗津的渡輪上，望著高雄港的夜色，開了個玩笑。
　雖然市政府這幾年致力於綠化和點燈，企圖以水岸城市的美麗意象取代過去工業城市給人的負面形象。但是過去工業發展所遺留的問題，就像少女背部的粉刺一樣，看不見，但是依舊存在，這些都是高雄市民期盼未來的市長要解決的。
　舊有問題當中，一般民眾最關切的是經濟與就業的問題。二十年前《天下雜誌》曾用「冒險家砌成的城市」，來形容高雄的經濟是靠大量來自外地的投資者和勞工堆砌而成的。
面臨產業轉型挑戰
　但是從二○○一年後，這種人口成長就開始趨緩，去年甚至呈負成長。顯示這個城市，正在面臨產業的轉型。
　這幾年如亞太營運中心、自由貿易港區等幾項大型計劃都推動不順。使高雄市在經濟政策上處於停滯的狀態，代理市長葉菊蘭鮮少公開談論經濟政策，而改以塑造「適合居住的」城市為目標。
　避談經濟政策的原因之一，也許是因為高雄市重要的產業都不在市府的管轄之內。高雄港歸港務局，加工出口區歸經濟部。高雄市無法規範產業的發展，卻要承受產業所帶來的污染、交通壅塞等外部問題。
　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副教授曾梓峰指出，從日本人建港到十大建設，高雄一直配合中央的經濟政策，扮演生產者的角色。當生產優勢不再，過去的發展過程並沒有培養出在地不可取代的技術和研發人才，這也是高雄沒有辦法獨立發展經濟的因素之一。
觀光建設缺乏地方特色
　近幾年，從修建情人碼頭到為二○○九年主辦世運所做的準備，都顯示高雄市政府似乎想用國際觀光當作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
　「但是高雄總不能只靠賣咖啡創造經濟吧，城市的產業應該要多元化，」中山大學都會發展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主任郭瑞坤提出了他的疑慮，「現在好像只有在唱『再會吧！港都』的時候才會想到原來這裡是個港都，高雄的發展絕對不能忽略港口和加工出口區。」高雄要走出經濟困境，需仰賴地方政府和中央有效的分工合作。
　現在，即便高雄要發展國際觀光，也仍有許多要努力的空間。
　「愛河、城市光廊都沒有不可取代性，」高雄市柴山會總幹事楊娉育直接地指出觀光建設缺乏地方特色的問題
　連多年來致力於愛河整治的文化愛河協會理事長許玲齡也表示，「愛河其實是淪陷了。」周邊商家不受管制的擴張，讓沿岸都是相似的咖啡店。「應該要有軟體規劃，讓觀光客了解高雄的歷史和文化，」許玲齡說出她對愛河的想像。
　面對觀光發展的現狀，藝術家出身的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李俊賢則認為，一個城市的性格形成不易，早期高雄工業城市的特性激發了許多在地的創意。有遠見的政府就應該強調城市的性格，「工業的背景現在看起來是負擔，說不定未來也可以成為這裡的特色，」李俊賢笑了笑。
　發展觀光時，另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也是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就是高雄的交通。
　「高雄市每條馬路都很大，但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你都很難到，」曾梓峰嚴厲地批評。
汽機車數量居全國之冠
　高雄市登記汽機車數量高達一五五萬輛，平均每位市民擁有一．○二輛汽機車，高居全國之冠。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後即使路上的藍領勞工已被白領上班族取代，每到上下班時間，中山路上擠滿了機車的景象依舊。追究其背後的原因，就是因為高雄缺乏有效率的大眾運輸，使得市民只得靠自力救濟。
　去年的高雄捷運事件後，高雄的交通問題又浮上了檯面。當官員們在媒體上吵得沸沸揚揚時，高雄市民卻仍然無法想像捷運通車後對他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塞在上班車潮裡，一名陳姓計程車司機搖搖頭表示，「捷運不是蓋好就沒事了，高雄人習慣直接到目的地，要讓我們改搭捷運還需要些時間。」
　捷運即將在今年底通車，屆時要如何引導市民使用大眾運輸也是下一任市長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李根政指出，「交通能改善一個城市土地和能源的使用效能，甚至改善空氣品質。但是錯誤的規劃將導致市民居住郊區化，反而造成更多的能源浪費和污染。」因此政府應該加強與市民溝通，了解交通建設對市民生活的影響後再做整體規劃，才能發揮正面的交通效益。
　除了交通混亂之外，以前高雄給人們的印象，一向跟污染脫離不了關係。高雄的水不能喝，天空灰濛濛的。
　這些在近十年因為市政府的努力和重污染工廠的外移而有大幅度的改善。現在高雄人已經不用到加水站買水，而每年空氣品質不良天數比例也從二○○○年的一○．二％降至二○○四年底的五．九％。高雄市人口密度雖然高居全國之冠，但是每人享有綠地卻仍是台北市民的兩倍以上。
藝術要與市民生活結合
　環境改善了以後，市民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也跟著提升，現在市民不只要休閒空間和藝文活動，更要它們有深度、有地方特色。
　三年前第一屆的貨櫃藝術節吸引了大量民眾參與，今年卻感受不到相同的人氣。許玲齡認為，「主要是因為作品偏藝術，而不是偏貨櫃。」市府所引進的公共藝術多沒有與市民生活結合，讓市民除了看熱鬧之外，沒有感動。李俊賢說，「市府有時候為了衝人數，會忘了好的藝術是需要讓人看得懂，能慢慢欣賞和討論的。」
　曾梓峰認為政府不需要花大錢做建設，也可以讓城市具有地方特色，「改善生活品質也有可能產生內需型的經濟，只要把環境、建築的標準都提高一點，符合的給予適當補助，民間自然會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品和產業。」
　儘管高雄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高雄的市民卻還是以他們的城市為榮。從夜市小販到銀行經理，都可以聽見他們用爽朗的笑聲歡迎來自各地的客人。
　在轉型的過程中，高雄市民那種草根、熱情的特性依舊存在。對於下一任市長，市民有個共同的期望。「希望他能在這裡扎根，認識高雄在地的特色，並且將熱帶城市的生態、文化特色發揮出來，」李根政笑著說。
高雄不需要過客
　至於什麼樣的人不適合擔任高雄市長，郭瑞坤認為，「高雄不需要過客、不敢面對問題的市長！」下一任高雄市長必須勇敢的面對如何跟中央合作促進經濟的問題，如何抒解交通困境的問題，以及發揮高雄在地特色，提升市民生活品質的問題。
　最重要的，要怎麼做到這些呢？二月中來訪的德國漢堡市經濟及勞工廳長烏達（Gunnar Uldall），從八五大樓的會議室裡指著窗外的街道說，「那就要多問問他們，真正的專家就是這些高雄的市民。」

　「台北很好玩，但不好看，」這是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對台北市所下的註解。
　的確，台北很好玩。
　由西向東行，從信義路一段到六段，不到十公里的路程內，想看表演藝術，可以到中正紀念堂旁的兩廳院。想吃美食，可以到永康街口旁的鼎泰豐。想運動散步，可以到大安森林公園。想逛百貨公司，可到台北１０１周邊的信義商圈。想走入自然，可以爬四獸山。台北多元的生活，可滿足不同需求的人。
　的確，台北不好看。
　從任何一個角度抬頭仰望，都可見到台北１０１大樓，突兀地高聳入天。平頭遠望，則是雜亂無章的廣告招牌，骯髒灰暗的建築外牆和鐵窗，與１０１相互「輝映」。
　台北也是一個包容力強，卻又不人性化的城市。
　由南向北行，從台大校園旁的新生南路一段到松江路底，不到十公里的路程內，無論是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回教的清真寺，還是道教的行天宮，在老外眼中彼此衝突的宗教，竟可和平安詳地做鄰居，展現台北包容力強的一面。
　只是，走在騎樓或人行道，行人得隨時應付高低起伏的地面，還得像條蛇般地「之」字前進，閃躲任意停放的機車或商家佔用。這又顯示台北不人性化的一面。
　台北，既讓人愛，又讓人氣得牙癢癢。
道路有如停車場
　這個人均年所得超過一萬四千美元的城市，卻有第三世界般的交通。
　「和紐約與倫敦的地鐵相比，老外很愛台北捷運的乾淨與明亮，」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說道。但是，一走上地面，就對滿街亂竄的機車與計程車搖頭。
　捷運的出現，讓台北媲美國際大都會，但整個城市仍像停車場，道路擁擠不堪。
　根據統計，台北捷運自一九九六年三月通車以來，每年客運的人次，從一千多萬上升到去年的三億六千萬，達三十六倍。但小客車與機車數量未同步減少，小客車十年來增加約十萬輛，機車更增加了三十三萬多輛。
　「在台北市騎腳踏車通勤，根本是賭命啊，」蕃薯藤數位科技執行長陳正然說道。
　每日清晨六點，陳正然就趕著出門，走到木柵捷運站，坐到南京東路站後，再騎著放在捷運站的腳踏車，沿著人行道與小巷道，蜿蜒地騎到建國北路一段的辦公室上班。
　問他為何這麼早出門上班，只見陳正然穿著牛仔褲，牽著一輛中古黑色噴上不規則黃漆的腳踏車，苦笑說道，「通勤時間騎腳踏車，會吸入一大堆廢氣，達不到健身效果，汽機車根本不會禮讓。」
　「歐洲的城市，流行『Two B Family』（雙Ｂ家庭），一個家庭夫妻各有一輛Bicycle（腳踏車）。但在台灣，Two B卻變成Benz與BMW，」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李永展指出。
　不只腳踏車族通行不易，行人徒步的空間，也受到機車與汽車佔據。根據統計，十年來台北市的人行道面積增加有限，從一九九四年的二．四六平方公里，到二○○年只成長○．一四平方公里。
　「行人要在人行道上與機車爭空間，在巷道中，路邊停車又把行人擠到路中，以致機車搶奪案的發生地，大多在巷道，受害者幾乎是婦女，」紀惠容說。
　「只要哪一位市長解決了機車數量過多的問題，他就為台北市拔除掉一顆惱人的毒瘤，」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祕書長黃正忠說。
　另一顆毒瘤，則是凌亂的廣告招牌與鐵窗文化。
　李永展舉例，某次走在台北街頭，聽到兩名外國人聊天。其中一名老外抬頭看著台北的大樓，納悶問著為何台灣人喜歡裝鐵窗，連樓高八層的住戶都裝。結果另一名老外打趣說，「中國人喜歡中國功夫，所以連鐵窗都可裝這麼高。」
　李永展說，自己研究建築這麼久，最痛心看到台北街道的建築，外牆釘滿了廣告招牌的鋼架、鐵窗與管線。尤其許多舊的鋼架生鏽、變形、廢棄，真的很像第三世界國家。
　都市景觀缺乏管理的結果，讓高所得的台北，都市毒瘤隨處可見。
　李永展認為，這顯示我們的民眾與政府官員，缺乏「空間美學」的概念。如何將台北「拉皮」變美，靠公民素養，更要靠首長的膽識。
看不出個性的城市
　邁向國際的台北，要在全球化的舞台佔一席之地，除了要靠良好的生活品質，更要有獨特的風格。現在的台北，是看不出個性的城市。
　「看到自由女神，會想到紐約。看到艾菲爾鐵塔，會想到巴黎。看到塔橋，會想到倫敦。看到紫禁城，會想到北京。但台北呢？是故宮？中正紀念堂？還是１０１摩天大樓？」陳正然問道。
　這幾年，雖然台北１０１摩天大樓已成為國外旅行團造訪台北，必定「朝拜」的地標。跨年倒數時，更成為台北人聚集，等待火光四射，互祝「Happy New Year」的繽紛景點，但這能否代表台北，許多人仍不禁有疑問。
　「１０１只是亞洲城市競逐摩天大樓高度的產物，複製著社會金字塔尖端的消費文化，其實無法代表台北的特色，」紀惠容質疑。
　「對老外來說，到了台北，就像到了no where，」陳正然指出。外國遊客來台北，要看的是台北與世界其他城市與眾不同的特色。
　時常接待國外ＮＧＯ團體來台北的紀惠容，喜歡帶外國人到萬華龍山寺體驗台灣的廟宇文化，體驗台北的夜市小吃，或到圓山飯店享用精緻的中華美食。「某次龍山寺前八家將在表演，我的外國朋友好興奮，拿著相機猛拍照，」紀惠容認為，這才是台北特色。
善用優勢，台北會更好
　其實，在全球化的舞台，台北有很好的競爭條件。
　論自然環境，台北市有國外城市同時少有的多樣化自然風貌。
　黃正忠說，某次接待瑞士銀行副總裁來台北開會，對方竟然說，「台北很漂亮，」讓他嚇了一跳。結果這位副總裁說，台北有各式各樣的樹，有蜿蜒的河流，不像瑞士只有單一的樹種。「外國人如此欣賞台北的自然環境，但我們卻把河堤加得比監獄還高，」黃正忠感嘆地說。
　論地理位置，台北市位於東亞主要城市的中心。
　陳正然拿著ＧＰＳ計算，從台北飛往上海、北京、香港、東京、首爾等地，航程都在四小時以內，離新加坡也只有四個半小時。他說，只要台北市的生活品質提升，雙語的系統建構完善，未來配合開放直航，絕對是東亞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論文化傳統，台北市是華人世界中，中華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
　龍應台認為，「台北若能認識文化上的優勢，超越政治上自我綁架的陷阱，就有突飛猛進的可能。」
　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要綠化新加坡變成東南亞的城市花園；當韓國首爾市長李明博拆除道路恢復清溪川乾淨的面貌；當德國科隆市長施拉瑪以傳統的歌德式教堂為傲，角逐歐洲的文化首都；台北市民期待一個有國際觀又在地化，有魄力又有文化素養的城市ＣＥＯ，讓二○一○年的台北更美好。

　最近，「星際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在亞洲找尋設立動畫工作室的地點。許多城市向他提出誘人的條件，包括政府行政效率高、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成本低廉等，希望吸引這位電影大師的青睞。然而，盧卡斯卻選擇一般人不認為有創造力的城市——新加坡。
　「早晨起床後，你可以在熱帶雨林中漫步。中午，你可以在溫暖的海水中泛舟。寂靜的午夜，你可以徜徉在植物園裡，不用擔心被搶劫，」盧卡斯電影公司新加坡動畫工作室的負責人克里斯蒂安，描述出新加坡雀屏中選的原因。
　去年，新加坡訂出十年規劃，計劃增加一千公頃的公共綠地，並用一條一百七十公里長的綠帶，將公園、地鐵站和主要社區設施連結起來，方便居民慢跑或騎自行車。
　預計二○一○年，新加坡的濱海灣將先建立起媲美紐約中央公園的綠地，讓新加坡從「花園城市」成為東南亞的「城市花園」。
　在歐洲，德國科隆市主辦二○○六年世足賽，再度成為世界焦點。其實，這座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城，早就以獨特的歌德式教堂造型，聞名全球。
塑造城市品牌形象
　許多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人，對科隆的熟悉，遠勝於美國本土其他城市。「科隆大教堂的雙塔剪影，早被設計成為城市的品牌形象，行銷全世界，」科隆觀光局長索門說道。
　沿著萊茵河畔進入科隆市，從任何一個方向仰望，都會發現科隆大教堂兩座瘦高、尖端聳天的高塔。
　這個以多元的教堂與博物館聞名世界的城市，雖只是人口百萬的德國第四大城，每年不但吸引了五百萬人次的觀光客到訪，更有來自一百八十多個國家的移民生活於此，將科隆視為自己的家鄉。
　然而，科隆人不以此自滿。曾擔任教職與自由作家的科隆市長施拉瑪，提出二○一○年讓科隆成為歐洲文化首都的願景。他不但開始重修破舊的萊茵河碼頭，更結合悠久的文化傳統與現代的媒體科技產業，「要讓全球的觀光客或藝文工作者，想到歐洲文化，就想到科隆，」施拉瑪說。
　在韓國，去年最受歡迎的十大熱門商品榜首，不是什麼電子用品或名牌精品，而是首爾市新復原的河流——清溪川。
　這條全長五．九公里的河流，不但有兩百多種動植物棲息，提供多種小吃的美食街，還保存韓國古代繪畫與雕刻，成為首爾市民進行多樣化休閒的首選。
　然而，兩年以前，清溪川是首爾市的毒瘤。兩旁住家自私地排入污水，上方更被市政府加蓋興建高架道路長達四十多年。
　首爾市長李明博上任後，拆掉高架道路，整頓兩旁的住家與河道。如今，清溪川已是韓國人的驕傲。
北高市民的期待
　不論歐洲或亞洲，這些國外的市長，已勾勒出二○一○年的發展願景時，年底將逢市長選舉的台北、高雄，在全球化的星空中，似乎顯得黯淡。
　「台北市長是未來競逐總統大位的踏腳石」、「高雄市長是未來晉身中央的跳板」這類權謀的政治語言，充斥台灣。目前北、高市長參選人，未提出施政願景，抹黑對手的政治口水已漫天橫飛，令民眾厭煩。
　「我們最不希望黨機器的人選市長，因為他們只知權謀，沒有遠見，」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說。「政客只在乎政治立場，永遠沒有更寬廣的大格局，」亞都麗緻大飯店總裁嚴長壽指出。
　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北、高市長？
　「新市長要具有國際視野，須是一流的規劃師，也是一流的都市行銷專家。要有溝通能力，卻又不要有太多的政治企圖，」嚴長壽道出自己的觀感。
　綜合各國城市的願景規劃與企圖心，創造一個乾淨、節能、友善與美麗的生活城市，最能呼應市民的期待。
　當媒體把年底北高市長選舉的焦點，都放在誰代表藍綠陣營競選時，這些有意角逐市長寶座的參選人，應把目光放眼全球，更應放到市民身上。

    小說反映人生，我訓練大一的學生閱讀小說，透過小說的主題，說明自我的成長經驗和同學分享。
    有一個男學生介紹了白先勇的《孽子》，我很驚訝他介紹這一部長篇小說，我先問他：「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老師，我本身就是同志。」我看著他，對於他敢於這樣在新同學面前「出櫃」，相當佩服，我覺得那需要十足的勇氣。     他說他和另一半是在網路上認識的，對方在宜蘭唸書，他們每個月見一次面，平常就是靠網路還有電話聯繫感情。他的父母也知道他們在交往。

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年少時「悲劇」的感動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眼睛貼著一個個方塊字，久久無法離開。多年之後，我可以確認，那是我成長期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起點。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的心緒，毋寧比較接近文章裡的「悲劇」感動，完全無法反駁文章的論點。

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或至少是動搖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導致天經地義瓦解的力量，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信念，以及信念背後的強烈感情。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尤其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清楚揭示了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溫情原則，書前一篇〈閱讀此書應該具備之信念〉，曾經是我們少年友朋間彼此流傳背誦的文字。

也是這個時候，意識、觀察了當年浩浩湯湯席捲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潮流。那個社會、那個時代，如果要選擇關鍵字來描述的話，一定是「我們的」、「中國的」、「中國人」。寫中國的詩（不是西洋詩的移植翻譯）、唱我們的歌（不是美國「熱門歌曲」的無意識翻唱）、尋找中國的社會科學以及中國的道路。

在如此時代氣氛下，我放棄外文系，進入歷史系就讀，胸中繼續燃燒著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熱情。內中有一種天真的英雄主義情緒作用著，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多麼落難倒楣啊！被欺負被侮辱被踐踏還被輕視遺忘，正因為中國文化那麼苦澀，所以我們才要跟它不離不棄，要不然我們跟那些現實功利的人有什麼兩樣？站在富人、權力者旁邊的，永遠成不了英雄，只有選擇和倒楣可憐的人並肩共其痛苦的人，才有機會當英雄。我年少的心靈中一直有著這樣素樸的正義感為其基底啊！

轉化成一種點滴式 理解的知識態度

不過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大大改變了。大學四年級，自覺折磨卻又無法逃避地，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而重讀《國史大綱》時，寫了長篇的閱讀札記。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這是錢先生認定的中國史學最大的光榮、最深刻的價值。然而，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我在札記中掙扎地寫下：錢先生相信中國歷史都在那兩千多年的史書文字材料裡，讓他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更不應將中國歷史化約成文人建構的「大傳統」，拒絕、否認了其他「小傳統」的存在。

我必須告別《國史大綱》、告別我曾經深情投注學習的中華民族主義史學，因為我想認識「真實的中國」，不只是文人大傳統裡呈現的那個中國，而是包括藏在考古、民俗、田野材料中，各式各樣「小傳統」交織而成的複雜中國圖像。我們過去說。「大傳統」中整理歸納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特色，往往不適用於眾多繁雜的「小傳統」事實，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用「大傳統」概念否認「小傳統」的存在事實。

告別《國史大綱》的同時，我熱情地閱讀、吸納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著作，在《歷史主義的困窮》裡我學到了波普主張的「點滴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並將之轉化成為一種「點滴式理解」的知識態度，尤其是看待中國歷史的態度。我努力說服自己，任何對於中國的全稱式理解，都不可能對。我們需要保持「拆解」的習慣，把中國拆開來一塊塊地理解、一塊塊地描述，或許有一天，「點滴式理解」累積夠久了，能有機會重新拼湊一個巨幅中國圖像；不過反正我們當下沒條件想到那裡去。現實當下，真實中國只存在於「點滴式理解」、碎片小圖像裡。

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

花那麼多篇幅敘述自己過往的轉折，為的是要說明：我看到龍應台和陳映真的論辯，發生在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上。

請循其本。事情的起源是中國大陸近來連續幾樁媒體言論緊縮的變化，以及為了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遭到停刊。

在一件事上，我完全同意龍應台，那就是用政治力量箝制言論，以及用政治力量傳播仇外的意識形態，是件錯誤的事，這樣的作法違背了兩三百年西方啟蒙理性主義，好不容易建構起來，並說服許多人信服的文明標準。而且，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什麼人（美國總統布希），為了什麼緣由（遂行攻打伊拉克的侵略意志）做同樣的事，都同樣該被反對、被譴責。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是非價值與文明理性，對我而言，相信對龍應台也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龍應台雄辯行文中也顯得如此理直氣壯的，對我就沒那麼明白了。那就是：《冰點》事件等同於胡錦濤與胡錦濤路線，因此「『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

龍應台問：「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文章中的問句，是「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問法本身也就預示了答案酖酖中國是虛偽的，中國做不到或不願做自己對外推銷的進步形象。

於是《冰點》事件先上綱成胡錦濤路線，又再度上綱成對中國的評斷了。那當然是嚴厲的評斷。作為一種書寫策略，我能體會龍應台的用心，上推到胡錦濤就可以把對《冰點》的評論，個人化感情化為對胡錦濤的喊話；嚴厲指責中共「虛偽」，可以刺激中國「假戲真做」，從假進步變真進步，假文明開放變真文明開放。

差異的背後 驚人的相似

不過，讓我不安，或許也同樣讓陳映真不安的是，這樣的策略就架空了、扭曲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龍應台自己問的：「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陳映真文章一開頭就不客氣明言，他認為龍應台「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而他接下來提出的是他自己認定的另一種中國面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換句話說，陳映真不滿龍應台批判、刻畫的中國圖像，而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提出另一個中國圖像對抗龍應台，說：「你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中國!」

反覆閱讀龍、陳兩篇文章，我確認了兩件事。第一件，龍、陳兩人的差異，其實不是據以評價中國的標準的差異，而是對現實中國描述上的差異。第二件事，藏在兩人差異的背後，是驚人的相似，兩人都用「整體」的眼光在看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

因為有自己過去在中國知識上的掙扎歷程，我無法用這樣的「整體」理解中國、討論中國。中國，尤其是目下變動如此快速，卻又沈積眾多歷史弊病的這樣一個中國，不可能「非此即彼」。如果關鍵真正在「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那麼我只能有一種態度：中國，可能既是龍應台憂心的，也是陳映真歌頌的，更可能在他們憂心與歌頌的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甚至矛盾衝突的面貌。

在最古老與最前衛之中，
點滴聚攏複雜的中國圖像

這正是今天中國議題帶來的最大困擾，卻也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知識課題。和其他社會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美國）相比，今天的中國最缺乏一致的、可掌握的形象。我們可以同時在中國找到最古老與最前衛、最落後與最先進的現象。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正是這種多元多樣的複雜混亂，讓對中國的討論，常常雞同鴨講，對不上話頭。

怎麼辦？我能想到的畢竟還是只有回到耐心的「點滴式理解」路子上。我們必須學習壓抑用全稱、巨視角度談中國的衝動，必須學習犧牲部分透過全稱、巨視行文能夠達到的修辭效果，具體、明確地將要討論的中國現象定位清楚，不讓它漫散飛揚。一點一滴，讓我們累積對中國的區域知識（local knowledge），再看看未來這些區域知識會舖排成什麼樣的新拼圖。

如果不扯胡錦濤，不用單一事件規範中國社會個性，那麼我們需要怎樣的背景來瞭解「冰點事件」？把這些背景點滴聚攏了，會不會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有限但紮實的「冰點事件」區域觀點呢？

這是我希望從龍、陳對話中可以刺激出的中國討論風格。

＞＞＞＞2006/2/23聯合報聯合副刊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翻譯／蔡耀明

對於迫使員警射殺他們自己的人，警察稱他們的行動為「透過員警來自殺」（suicide by cop）。依循這樣的語言邏輯，自殺炸彈客就是「透過殺人來自殺」（suicide by murder），所以我建議把這種行為叫做「謀殺式自殺」（murdercide）：蓄意殺人是自殺的手段。

我們要求語義精確的原因是，自殺引起了某些科學家的注意，他們了解形成自殺的兩個條件，與「謀殺式自殺」不甚相關，那就是「無效用」（ineffectiveness）和「無聯繫」（disconnectedness）。根據美國弗羅里達州立大學心理學者喬伊納（Thomas Joiner）在其引人注目的科學論述《為什麼人要死於自殺？》（2006年哈佛大學出版）寫道：人們在兩種基本需求無法滿足時，就會尋死；那兩種需求就是「屬於他人或者與他人有聯繫」和「感覺對他人有用或是對他人有影響力」。

根據這個理論，寧願選擇從紐約世貿大樓跳下也不願燒死的人，並不是自殺；93航班上那些為了奪回飛機控制權而與劫機者搏鬥、最終墜機死於賓州田野的英勇乘客，也不是自殺；就連駕駛飛機撞擊世貿大樓的劫機者，也不是自殺。

「自殺炸彈客是貧窮、沒受教育、憤世嫉俗，或者心智失常」這樣的信念，是與科學牴觸的。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法醫精神病理學者薩吉門（Marc Sageman）調查了400名蓋達組織的成員，發現他們當中有3/4來自中產階級或是社會上層。此外，他注意到「這些人絕大多數（90%）來自有雙親照顧的完整家庭。相較於第三世界通常只有5~6%的人上過大學，這400人當中有63%上過大學。從多種角度看，這些人在他們的社會上都是最好、最光鮮的一群。」不管是他們的事業或家庭，都是如此。「他們沒有家庭或工作上的問題，其中73%已婚，而且絕大多數已經有孩子……其中有3/4是專業或半專業人士。他們是工程師、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大部份是科學家，人文學科的非常少，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很少有宗教背景。」

喬伊納假定自殺的必要條件是：能夠處之泰然地面對自殺行動中引起疼痛的恐懼。恐怖組織如何把這種能力灌輸給他們的新兵？一個方法是心理強化作用。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者裴達索在《自殺恐怖主義》（2005年政治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寫道：1980年代開始的自殺炸彈慶典和紀念活動，造就了崇拜殉教和把殉教者視為英雄的文化。今天，謀殺式自殺者就像體育明星一樣出現在海報上。

另一個控制的方法是「團體動力學」，薩吉門說：「仍未成為恐怖份子的人之所以參與聖戰，是因為既有社會聯繫的作用，像已經是恐怖份子或已決定加入恐怖組織的朋友。在65%的案例中，在他們參與聖戰的過程中，既有的友誼扮演重要角色。」人際關係有助於超越不願犧牲自己的自然傾向。「西班牙的自殺炸彈客是另一個絕佳例子。七名恐怖分子同住在一所公寓，其中一個說：『兄弟，我們今晚都去幹。』你不能出賣朋友，所以你要一起去。如果是一個人的話，他們大概不會去做了。」

因此，消減謀殺式自殺的方法之一，是瞄準會影響個人危險的團體，例如蓋達組織。另一個方法是「在那些滋養恐怖組織的國家裡提高公民自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克魯格（Alan B. Krueger）表示，在國務院一份分析恐怖主義的資料中，克魯格發現「那些產出較多恐怖份子的國家，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他們雖然經濟富庶，卻仍缺乏公民自由。而保障公民自由傳統的窮國，較不容易出現自殺恐怖份子。顯然，政府不干預人民和平集會與抗議的自由，為恐怖主義之外提供另一選擇，真是大有幫助。」

讓自由之聲響起來。

>>>>科學人雜誌2006年2月號

本來想悄悄去廣州，不驚動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專心地，用行腳去感受廣州的老城氛圍。沒有想到，一個不小心，反倒變成一個華人世界舉世皆知的事件。幾天來，溫暖的關心電話和郵件從美國、歐洲、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中國各個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斷進來，倒叫我覺得慚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傷」得更重，以擔得起朋友和讀者的愛惜。

 

 

    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胡錦濤」代表什麼？
錦濤先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