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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迫使員警射殺他們自己的人，警察稱他們的行動為「透過員警來自殺」（suicide by cop）。依循這樣的語言邏輯，自殺炸彈客就是「透過殺人來自殺」（suicide by murder），所以我建議把這種行為叫做「謀殺式自殺」（murdercide）：蓄意殺人是自殺的手段。

我們要求語義精確的原因是，自殺引起了某些科學家的注意，他們了解形成自殺的兩個條件，與「謀殺式自殺」不甚相關，那就是「無效用」（ineffectiveness）和「無聯繫」（disconnectedness）。根據美國弗羅里達州立大學心理學者喬伊納（Thomas Joiner）在其引人注目的科學論述《為什麼人要死於自殺？》（2006年哈佛大學出版）寫道：人們在兩種基本需求無法滿足時，就會尋死；那兩種需求就是「屬於他人或者與他人有聯繫」和「感覺對他人有用或是對他人有影響力」。

根據這個理論，寧願選擇從紐約世貿大樓跳下也不願燒死的人，並不是自殺；93航班上那些為了奪回飛機控制權而與劫機者搏鬥、最終墜機死於賓州田野的英勇乘客，也不是自殺；就連駕駛飛機撞擊世貿大樓的劫機者，也不是自殺。

「自殺炸彈客是貧窮、沒受教育、憤世嫉俗，或者心智失常」這樣的信念，是與科學牴觸的。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法醫精神病理學者薩吉門（Marc Sageman）調查了400名蓋達組織的成員，發現他們當中有3/4來自中產階級或是社會上層。此外，他注意到「這些人絕大多數（90%）來自有雙親照顧的完整家庭。相較於第三世界通常只有5~6%的人上過大學，這400人當中有63%上過大學。從多種角度看，這些人在他們的社會上都是最好、最光鮮的一群。」不管是他們的事業或家庭，都是如此。「他們沒有家庭或工作上的問題，其中73%已婚，而且絕大多數已經有孩子……其中有3/4是專業或半專業人士。他們是工程師、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大部份是科學家，人文學科的非常少，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很少有宗教背景。」

喬伊納假定自殺的必要條件是：能夠處之泰然地面對自殺行動中引起疼痛的恐懼。恐怖組織如何把這種能力灌輸給他們的新兵？一個方法是心理強化作用。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者裴達索在《自殺恐怖主義》（2005年政治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寫道：1980年代開始的自殺炸彈慶典和紀念活動，造就了崇拜殉教和把殉教者視為英雄的文化。今天，謀殺式自殺者就像體育明星一樣出現在海報上。

另一個控制的方法是「團體動力學」，薩吉門說：「仍未成為恐怖份子的人之所以參與聖戰，是因為既有社會聯繫的作用，像已經是恐怖份子或已決定加入恐怖組織的朋友。在65%的案例中，在他們參與聖戰的過程中，既有的友誼扮演重要角色。」人際關係有助於超越不願犧牲自己的自然傾向。「西班牙的自殺炸彈客是另一個絕佳例子。七名恐怖分子同住在一所公寓，其中一個說：『兄弟，我們今晚都去幹。』你不能出賣朋友，所以你要一起去。如果是一個人的話，他們大概不會去做了。」

因此，消減謀殺式自殺的方法之一，是瞄準會影響個人危險的團體，例如蓋達組織。另一個方法是「在那些滋養恐怖組織的國家裡提高公民自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克魯格（Alan B. Krueger）表示，在國務院一份分析恐怖主義的資料中，克魯格發現「那些產出較多恐怖份子的國家，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他們雖然經濟富庶，卻仍缺乏公民自由。而保障公民自由傳統的窮國，較不容易出現自殺恐怖份子。顯然，政府不干預人民和平集會與抗議的自由，為恐怖主義之外提供另一選擇，真是大有幫助。」

讓自由之聲響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