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髮沒吹乾，我就離開溫泉上路了。車窗打開，陽明山的風帶著樹的清香。陽明山，原名草山，蔣介石以王陽明的名字取代，同時把這條主要的山道命名為「仰德大道」。我，原來一直在「仰德大道」上成長。
1懶懶的星期天下午，摯友YP來電話，說「沒什麼事情只是問候一下」，但是三句話以後她那頭就開始嘆氣，沉重地說，「台灣這樣下去怎麼辦？」
身為一個極有影響力的媒體龍頭，她知道太多社會的問題；YP的電話，多半是沉重的，所以我語氣平常地說，「又怎麼了？」
YP開始舉例說明最新的台灣「沉淪」的種種實證：媒體依附政府、政府收買媒體、政治人物囂張、知識份子無力、年輕人膚淺而狹隘、高等教育短視而功利、金融制度向富人傾斜、鎖國政策使台灣經濟邊緣化……
「你看大陸的進步多快，」她憂心忡忡地說，「十年前我們完全瞧不起他們的任何報紙或雜誌，你看看他們現在的平面媒體，比台灣的有深度，更有視野；文化版的文章動輒上萬字。他們的大學生，比我們的大學生有國際知識，比我們的大學生拼命。他們的政策，比我們的更有魄力和延續性──我們的政客不知道在幹什麼。」
談完最新憂慮，她接著嚴肅地問，「你覺得，我們可以做什麼？」
他口中的「我們」，指的真的是她YP和我龍應台。跟認真的YP比起來，我簡直就像個不負責任的無賴。
我說，「來陽明山泡溫泉。現在就去好不好？」
YP楞了一下，說，「我不要。」然後繼續：「你知道過去七年內多少外商離開了台灣嗎？」
我說，「帶你去洗溫泉好不好？」
她知道我在胡鬧了，有點哭笑不得地說，「你幹嘛啊？我跟你說正經的……」
「親愛的YP，」我於是一個字一個字認真地說，「一個社會的上升還是沉淪，是有它的『共業』的。你和我，都一直在做我們能做的，而且已經持續做了很長、很長的時間，不是嗎？」
YP不響了好一會兒，然後重重地嘆了口氣。我說，「我們也只能盡心、盡力而已，大的歷史命運不在我們的掌握之內，不是嗎？」
YP很不甘心地說：「是啊，是有『共業』，只是，這麼好的台灣──我還是覺得我們該做點更有效、更積極的事……否則台灣要完蛋了。」
是個懶懶的星期天，但這真是一通「救亡圖存」的電話。
2
YP和我，都是在台灣被稱為「外省第二代」的人。我們的父母，在自己都還是將滿或剛滿二十歲的「大孩子」的時候，顛沛流離，死去活來，被戰爭的颶風刮到一個萬里外的海島上，人生從零開始。外省人，因為沒有田產遺產可以依靠，沒有家族網絡可以救難，沒有祖蔭和社會地位可以壯膽，沒有在地的語言和知識可以運轉，他們一無所有。一無所有的人，就會把所有的能量孤注一擲，一擲在單一的投資項目：下一代的教育。他們知道，只有教育，能讓人突圍，突圍階級的、經濟的、社會的甚至政治的種種封鎖和綑綁。
於是YP和我都考上了不錯的大學，都申請到美國留學，雖然她和我都來自艱困的難民家庭，雖然她和我都是女孩。
本省的女孩──我們的小學同學們，在傳統的文化網絡裡，很容易就出嫁了，可能嫁給鄰村的有遠親關係的「表哥」；中學的同學們，很容易就被送到工廠去作女工了，賺到的錢，可以補貼家用，也可以買來黃金鐲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累積將來的體面嫁妝；大學的同學們，很容易一畢業就去作村子裡的中學老師了，然後很快地結婚、生育兒女，被納入大家族成為那任勞任怨的媳婦。
而一無所有的我們，因為被拋離了土地，拋離了附著於土地的傳統網絡，我們遂和男孩子們一樣讀書，一樣考試，一樣留學，甚至和男孩子一樣被期待去贏得美國的碩士或博士學位──是的，美國，在那個冷戰的時代裡，我們心目中，外國就是美國，美國就是全球。然後和男孩子一樣被期待，得到學位之後，回到自己的土地去報效國家。
放下YP的電話，我單獨驅車前往溫泉，一路上回想她的電話，不禁莞爾：這是民國幾年了，怎麼我們還在「救亡圖存」？YP比我「嚴重」得多──我在努力投入社會改造的同時，還常常自我懷疑：烈士的鮮血一定比甲蟲殼上的花彩有價值嗎？這種懷疑，使得我對自己的儒家式的努力常發出道家式的嘲諷。YP在社會改革的路上卻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在她的人生辭典裡，「嘲諷」或者「獨善其身」的詞彙，根本不列項。
3
我在鄉下讀初中一年級，高高瘦瘦的國文老師教到論語泰伯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這是我們要熟記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但是十三歲的我們嘰嘰咕咕笑成一團，彷彿要用一種誇大的瘋癲來表達自己和同夥之間的聯盟情感。國文老師的名字就叫「林弘毅」。林弘毅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然後他解釋，「弘，就是宏大，毅，就是堅毅。」我們又笑開了。大學剛畢業的老師故做鎮定，繼續用閩南音很重的國語講解，「就是說，知識份子要志氣宏大，品格堅毅，以國家的前途為重任，雖然路途遙遠，負擔沉重，還是要一路走下去……」
國文老師叫林弘毅，還有一個生物老師叫陳弘毅；什麼時代啊，怎麼那麼多人的名字叫「弘毅」呢？老師，「那你弘毅不弘毅呢？」
十三歲的我們只是在幼稚地笑鬧，然而顯然在那幼稚笑鬧之際，「士不可以不弘毅」已經悄悄開始了我們價值的建構工程。
4
在霧氣薰薰的溫泉裡，我閉眼思索那一路的價值建構過程。
小學的任何一個教室和禮堂裡，一定有那四個大字：禮義廉恥。七歲的我們，開始這樣理解：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淺白的文字可以朗朗上口，容易背誦。我們當然不知道這是蔣介石在1934年為了「救國」而推出「新生活運動」的核心概念，不知道這是統治者「糅合了中國傳統禮教、服從唯一領袖的法西斯觀念、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國家利益為重、以至基督教價值觀的元素」，用來「愚民」的哲學。我們更不知道「禮義廉恥」這小學生的知識其實來自深邃的遠古經典：管仲在牧民篇中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五代史．馮道傳》進一步作評：「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顧炎武對「廉恥」二字，感觸更深：「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小學校門外，人生的道路如何崎嶇，時代的翻滾又如何的詭譎，小學牆上的四個大字，誰會記得？能當真嗎？所以，在二○○六年當一百萬人上了台北街頭要求領導下台的時候，打出「禮義廉恥」四個大字，是把很多人給看傻了：這是開全體人民的小學同學會嗎？多久沒見過、沒想過的字眼了，竟然活生生具體地站在你面前。彷彿千山萬水之後，竟然又回到了起點。原來，再怎麼「後殖民」再怎麼「後現代」，人們倒過頭來還是要求你實踐小學老師教過你的公民倫理。
5
YP和我都是台南成功大學的畢業生。成功大學的校訓是「窮理致知」。畢業後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學擔任助教。交通大學的校訓是「知新致遠，崇實篤行」。從美國回到台灣之後在台灣中央大學任教，中央大學的校訓是「誠樸」。這兩年成為台灣清華大學的教授，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弟弟是台大的博士，台大的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哥哥是東吳大學的畢業生，東吳大學的校訓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弟弟的中學是台南一中，台南一中的校訓是「止於至善」。
窮理致知，知新致遠，重實篤行，誠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止於至善……
是的，我也仍然記得校門口、禮堂裡、樑柱上的各種標語：
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倫理、民主、科學，以倫理實現民族主義，以民主實現民權主義，以科學實現民生主義。
是的，我也仍然背得出李密的「陳情表」和諸葛亮的「出師表」的片段，也仍然記得少年時如何背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跟著老師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還有柳宗元，還有韓愈，還有蘇軾，還有歐陽修，還有賈誼。
YP和我，以及我們的同代人，是在這樣的價值架構裡長大的。
走了多少人生歧路之後回頭，才明白這個孕育了我們的價值結構是多麼深的被儒家思想所滲透。顛覆道統的莊子「盜跖篇」不會被我們讀到，天馬行空的「山海經」、唯物辯證的韓非、「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老子，都不在我們的主要價值結構中。要認識？你自己去找。
和西方的主要價值對比時，儒家的「道德」特質就更顯鮮明。我是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的畢業生，堪大的校訓是：「謹守大自然的法則。」每受邀到一個大學演講或訪問，我就好玩地先去找出那個學校的校訓，發現哈佛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耶魯的校訓是：「光明。真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校訓是：「真理使你自由」。斯坦佛大學：「自由之風飄盪」。西北大學：「凡事求真。」柏林自由大學：「真理，正義，自由。」
在這些著名的歐美大學裡，最突出的兩個字，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強調「真理」與「自由」，和強調「厚德載物」、「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是存在著極根本的差異的。
6
我不認為儒家可以被簡單地解釋為只有道德而沒有真理追求的哲學。「窮理致知」難道不是一種對於終極真理的探索？「慎思明辨」又何嘗不是一種對於獨立思想的宣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薰陶給了我們這一代人一種深刻的責任感，責任感推動著社會進步。
頭髮沒吹乾，我就離開溫泉上路了。車窗打開，陽明山的風帶著樹的清香。陽明山，原名草山，蔣介石以王陽明的名字取代，同時把這條主要的山道命名為「仰德大道」。我，原來一直在「仰德大道」上成長。
轉入山坡小道時，我想的是，如果YP和我是在「自由」和「真理」的校訓而不是「禮義廉恥」的校訓下培養出來的人，我們星期天那通電話的內容和基調，會是什麼樣的呢？
>>>>2007.4.14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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