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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巨大的「拆」字 像秘密判決，噴在牆頭

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

為了求效率，車子永遠走在高架橋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國為了急切地與國際接軌，總是採取最劇烈的開刀方式，對準老城區一刀切下，開腸破肚。於是走在城市內的交通動脈上，望出車窗，看見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紅磚老樓，拆得殘垣斷壁的庭院，半截橫樑，幾根危柱，滿地狼籍，有如未清理過的帶血跡的手術現場，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決一樣，噴在牆頭。

有的城市，我會暗暗決定，再也不回來。有的，那二十分鐘的敘述留下幾個難忘的片段，記在心裡，還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駛過的手術現場，瞥見一點點「手術前」的滄桑的美貌：一條樹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態嫵媚的老樓，半邊隱約的飛簷塔影，一個長滿青苔水藻的斑駁碼頭。吉光片羽略過，但是心裡知道；我要回頭，要單獨地、專注地回頭來認識這個城市。

廣州，就在這個必須「回頭」的名單上。

2.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覺沉靜，是個「出走」的好天。對一個持台灣護照的人而言，隨興「出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隨便在地球儀上挑出一個城市來，多半需要辦簽證，這一個念頭，足以冷卻掉任何想「出走」的衝動。

拿好台胞證，「出走」第一站是灣仔的中國旅行社，辦簽證。

第一次辦的時候，別人只需要等個十分鐘，我卻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去問那坐在櫃台裡的小姐怎麼回事，她斜斜地睨著我，似笑非笑地說，「那你當然要等囉，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嗎？」她的坦白讓我吃了一驚。

每次來都要等得比別人長，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見我來，還說「請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樣子。坐下來，透過玻璃看著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靜；但是在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深得聽不見一點回音。

3.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火車緩緩開動，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足夠溫習一下自己對廣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趙陀在廣州建宮殿。蘇東坡在廣州欣賞寺廟。洪秀全在廣州拜上帝。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課。梁啟超在廣州寫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廣州開會。蔣介石在廣州練軍。陳寅恪在廣州寫《柳如是別傳》。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一番胡思亂想，火車快進東站，才開始翻開手邊的旅遊小冊：

光孝寺：唐儀鳳元年（六七六年），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宗之先河。

我嚇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風動幡動的哲學辯論，菩提樹下的剃度，竟是在廣州嗎？為何在歷次的廣州行中，無人提及？再看下一則：

華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年），西竺高僧達摩乘舟至廣州，在此登岸，並建茅舍。

只有短短兩行字，卻重如千鈞，我心跳得厲害。曾經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風顛和尚畫的〈達摩東渡圖〉，也約略記得《祖堂集》（九五二年）裡敘述的梁武帝和達摩對話的機鋒：

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廊然無聖。帝曰：對聯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

菩提達摩與政治人物話不投機，北上黃河，面壁九年，然後有慧可的「斷臂立雪」的傳奇。《楞伽師資記》裡慧可的話曾經令我徹夜清醒，難以入睡：

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於膝，以求無上道。

原來達摩一葦渡江，禪宗初始之處，也在廣州，為何無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華林寺，我邊唸著名字，邊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車，踏進廣州，已是暮色沉沉。

4.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早晨的珠江帶點霧意，好像那江水還沒醒過來。我放棄早餐，背起背包奔出愛群酒店。站在長堤大馬路斑馬線上，車輛不讓人，根本過不了街。轉身將背包裡的地圖取出，決定了路線：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築群，再回頭沿海珠路往北走。

過了馬路，將地圖放回背包，發現背包的拉鍊大大地打開，裡面是空的。我停下腳步，看看周邊的人，一個乞討的孩子，三個發廣告傳單的青年，藥店前倚著閒閒的店員，幾個過路的男女。這是一個城市的街景，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裡想的是：台灣護照、台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分證、台灣身分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台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是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兩個基層警員倒是五分鐘之內就來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個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繫；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影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

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台胞證。其他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裡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裡，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嗄？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其他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台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盪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洩氣地坐下。我幹嘛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裡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台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釴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5.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有了台胞證，可以離開中國，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注，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鬆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抬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准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台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台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分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入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需要台灣護照。」

「但是我的台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裡公證，證明你的身分。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分，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分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麼給我證明身分？」

她呆住了。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台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6.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牆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地放在一堆時，彷彿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鈕釦店、拉鍊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個店裡都是拉鍊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鍊，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特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牆、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裡亮起盈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形闊葉在風裡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