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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兒子小學畢業。參加他的畢業典禮時順便瀏覽班上的畢業海報，海報上每位同學都有一個綽號，綽號下方是小朋友的畢業感言，我看到兒子的綽號是「課文王」，想必是很會背課文或朗讀課文常被老師稱讚，但答案是，課文被罰抄班史上最多次。「抄課文等於複習，自從抄課文以後，你看我的國語每次都考九十分以上。」兒子說。
讀家庭聯絡簿上的小日記或作文，妻憂心忡忡地認為是流水帳、整個沒想法，但我一說：「嗯，也還好。」他就搶道：「妳看，詩人說話了，樂觀一點嘛！」
兒子叫李多，同學對他的稱號：「養樂多」、「禮多人不怪」……而妹妹常跟著吃點悶虧，已被問過無數次：「那麼，你妹妹叫李少？」不不不，妹妹的名字叫「函夏」，其實頗為詩意的，即「寫信給夏天」，或者……按照《辭海》或「Google大神」的釋義：「函夏，函諸夏也」，就是「包含整個華夏」，〈漢書．揚雄傳上〉云：「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嗯，後面這一大段跳tone的詮釋算是我故作解人。我承認，他們的名字筆畫與五行，我沒爛漫到忘了請示算命仙。
對於這名字，他覺得筆畫少，寫考卷簽名快，可是黃金左撇子一揮而就，怎麼看都像是「李夕夕」，但方便就好，對名字因為好記常被老師點到名，倒也從未抱怨。
為人父母希望孩子智慧多、幸福多、財富多……用「多」來代表好運多多。當然，不希望是「罰抄課文多」；朋友多是好事，但也不希望每天晚上煩人的「電話多」；更不希望的是「錯別字多」──這點，我要特別強調一下，我自出社會就當記者、做編輯、寫詩，二十年來與文字為伍，偏偏兒子錯別字多。我對錯別字很感冒，尤其反映在我當文學獎評審時，譬如有一年評某高中名校的文學獎，其中一首小詩寫得真棒，偏偏裡頭把衣「襬」寫成衣「擺」，就一個錯別字，其他評審遊說我：「錯別字是網路時代的普遍現象，退而求其次，想像力比較重要！」但我就是過不了自己這一關，後來，我腦海一閃想到兒子，於是接受了。
錯別字多並不代表想像力少，這點我同意，雖然有點自我安慰。幾年前大約兒子小四暑假，我想試試他們兄妹倆的想像力。之前他們除了學校的課本選的那些好像又不太像的現代詩之外，沒有接觸過現代詩；我先念一些楊喚的童詩給他們參考，在兄妹倆萬般無奈又討價還價之下，商定每周寫一首，題目自訂，兒子第一首詩叫〈糖果〉，初讀頗為驚悚，他寫道：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這個冷戰時期的標誌正式倒下，為一個世界被分為東西兩大勢力對峙的時代畫下句點。當年一堵牆隔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20年過後，只見當時領袖因促成劃時代的改變而名留青史，失落在歷史鴻溝中的，卻是東德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柏林圍牆倒下20週年後，東西德之間的分岐依舊：東德人的選舉偏好不同於西德人，收入比較少，比起西德人來說，也較悲觀。
「許多東德居民感到非常受挫。」人權運動人士慕勒（Rainer Müller）向《媒體交流新聞社》（Inter Press Service, IPS）表示。慕勒於1980年代晚期，居住於東德大城來比錫（Leipzig），是推動和平革命，導致社會主義獨裁政權終結的民眾之一。「我們以為革命成功後，我們會躋身天堂。」慕勒說，「在1989年，什麼的事好像都有可能。」
在信奉社會主義的東德，各個城市都灰濛濛地頗為詭譎嚇人；商店門口總是擠滿了大排長龍的人們，等著搶購稀少的香蕉和咖啡等貨品；相比之下，資本主義西德的財富似乎就像是一個美好的承諾。「不過，我們的期望太高了。」慕勒說。
雖然今日到東德的旅客看見的都是光鮮亮麗的市中心，充滿著源源不絕顧客的購物中心以及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這些表象卻都只是海市蜃樓。東德仍舊需接受來自西德的大筆財務援助。單單在2008年，東德就接受了西德大約8百億歐元（約新台幣3兆8千億元）的金援。東德境內的失業人口達12％，西德則是 7％。平均下來，一位普通的東德勞工比其西德的同業薪資少30％，這個鴻溝近年來並未縮小。「東德急需能夠帶來高收益的企業總部進駐。」海爾經濟研究中心（Hall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IWH）的總裁布倫（Ulrich Blum），在柏林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德國最重要的股市指數、法蘭克福DAX 30中，沒有一間公司將總部設在佔德國總人口20％的東德。德國目前人口約有8千2百萬人。然而，在和平革命的過程中，東德人不僅僅從這個國家的西半邊引進了資本主義，同時還學習了民主制度。
與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統治下所進行的的社會主義式荒誕選舉不同，現在東德人民有權利自由投票，不再有秘密警察去壓迫和囚禁反對勢力了。「我很開心我的孩子能在一個自由國度長大。」慕勒說。「我們想要自由，我們也真的得到了。沒人說這不需要個人責任即可達成。」在今年9月27日德國的聯邦大選中，德國左派黨贏得了幾乎3分之1東德人的選票，該黨繼承過去統治東德的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路線；但在西德地區，該黨奪得的席次卻微乎其微。同時東德選民投票的人數也遠比西德來得低。
阿倫斯巴赫民意調查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Ifd）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發現，3分之2的東德居民認為東西德間的岐異多於共同點。很大一部份的東德人認為他們是東德人，而不是德國人；而在西德，絕大部分的居民認為他們是德國人，而不單單是西德人。德國主要的保險公司，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 Deutschland，AG）也發現西德人較為樂觀。在2009年9月，有55％的西德人對他們的未來感到自信，然而卻只有42％的東德人能樂觀地向前看，但今年的數字已比一年前有所進步。
20年前，當東德執政黨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以及其惡名昭彰的國安局秘密警察機關史塔西（Stasi）終於向東德人民屈服時，慕勒就在現場目睹歷史。 1989年10月9日，7萬名東德人湧進來比錫，要求和平和自由；當時超過8千名的秘密警察並未被要求去鎮壓這場和平示威。「我們曾有願景。」慕勒說。「到最後，其實還蠻值得的。」
在1989年11月9日，象徵德國分裂長達28年的柏林圍牆倒下。1989年12月22日，柏林最有名的地標布蘭登堡再次開放給行人通過。1990 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員，東西德正式統一。根據阿倫斯巴赫民意調查研究所調查，在柏林圍牆倒下的20年後，3分之2的東德居民，仍相當高興在長達40年的分裂後，德國重新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上圖)柏林圍牆興建始於1961年8月，是二戰以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圖片來源／www.cs.utah.edu）
(下圖)柏林圍牆倒下之日，德國青年聚集歡慶歷史性的一刻。（圖片來源／www.yaf.org）
>>>>破報 復刊586號 2009/11/13 - 2009/11/22

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推出 思 沙 龍 系列三
2009.11.14（六）柏林圍牆＿另一邊的聲音
2009.11.21（六）「六0年代」的「破」與「立」
2009.12.26（六）一枝筆，改寫台灣文化史－重讀鄉土文學論戰

2009.11.14 （六） 柏林圍牆＿另一邊的聲音
講者  約恩‧莫特斯Jörn Mothes（德國神學家、前東德人權鬥士及環保人士）
主持  顧忠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
全程德文，同步中譯
13:30－15:40 放映紀錄片〔心中的秘密Last to Know〕導演：Marc Bauder, Dörte Franke
每個東德家庭，都藏著秘密。曾經是「圍牆」另一邊的國家消失了；邊界也只能從舊地圖上找到。曾被圍在「牆」內的東德人，即使已經拉倒了圍牆，融入了統一後的德國生活，卻怎麼也擦不掉過去留下的痕跡…。
15:40－17:30 沙龍
1989年，蘇聯帝國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東西集團對峙的冷戰成為歷史。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走進了圍牆的另一邊。
今年是柏林圍牆崩塌二十年，全世界重新聚焦德國當年震驚世界的「統一」。二十年後，被「合併」的、弱勢的那「一邊」，怎麼了？他們的價值變了嗎？他們的社會脈絡，還在嗎？他們的認同問題，解決了嗎？他們的「傷」，療癒了嗎？聽聽牆那邊的聲音！
2009.11.21（六）「六0年代」的「破」與「立」
講者  南方朔  （文化評論人）
主持  張鐵志  （文化評論人）
13:30－15:30　放映紀錄片〔The Sixties: The Years That Shaped a Generation〕
六０年代是自我中心的、反權威的年代，同時也絕對是令人振奮的時代。從種族平等、越戰、反越戰、嬉皮運動到登陸月球，這無疑是二十世紀最獨特、最躁動、最喧鬧的十年。
15:30—17:30 沙龍
1960年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甘迺迪宣示就職，三年後，遇刺。同年，北卡羅來納州四個黑人靜坐抗議餐廳的驅趕行為，引爆黑人人權運動，反隔離，要民權。1965年越戰開打，300萬青年遠渡亞洲，上了戰場；同時間，反戰運動如火如荼，學潮、嬉皮文化、搖滾樂、同志解放…舖天蓋地。
自由、保守；衝突、包容，價值快速崩解又迅速重建，「六0年代」的「大破」與「大立」如何解讀？
2009.12.26（六）一枝筆，改寫台灣文化史－重讀鄉土文學論戰
講者  王建壯（新聞評論家）
主持  龍應台（作家）
13:30—14:30 放映紀錄片〔青春、土地、 歌〕
七0年代，連串的外交挫敗衝擊台灣，青年學生開始探索「我是誰」，引燃校園民歌風潮。同一時期，報導文學與素人藝術吸引眾人的目光，掀起鄉土文學論戰，啟蒙八0年代政治與社會運動。本片訪問了楊祖珺、胡德夫、王津平、蘇慶黎、張釗維、蔣勳、陶曉清等人。
14:30—16:30 沙龍
一枝筆，掀起巨浪滔天。1977年，台灣文壇展開戰後第一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體檢，一方揮舞著國家民族的大旗，一方力辯現實主義與台灣意識，政治與文學糾纏，擾動禁錮的封閉社會。鄉土文學論戰衝撞當朝，改寫台灣文化史，30年後，論戰不歇，當年的理想與現實，是否依舊？如何評價？
 
活動地點
月涵堂會議廳（台北市金華街110號）
報名資訊
電話:(02) 3322-4907   傳真:(02) 3322-4918
網路: http://www.civictaipei.org 

以《蠟筆小新》漫畫系列成名的日本漫畫家臼井儀人，日前失足墜谷過世，消息傳出後，讓喜愛他的讀者相當震驚。台灣各媒體即時刊出一張有一頭捲毛長髮、圓胖臉、上嘴唇還蓄著一撮鬍子的中年男子照片，說此人即是臼井儀人。由於臼井在日本從未曝過光，更遑論為讀者簽名，因此很少人看過他的廬山真面目。初看這張照片時，我嚇了一跳，「他是臼井儀人嗎？怎麼變成這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疑問？主要是臼井曾於1995、98年兩次來台舉行簽名活動，當時我是《民生報》文化版記者，曾近距離看過他，並拍了照片，怎麼看那個捲髮男都不像是斯文男臼井儀人。
隔了幾天，有網友查出這張照片是日本藝術家黑田征太郎，不是臼井；錯誤源頭來自大陸一家網站的一篇貼文，該網友誤把黑田征太郎的照片當成臼井貼在網上。各媒體在臼井遇難時，遍尋不到他的照片，於是上網搜尋，張冠李戴用了黑田征太郎這張。
前面說過，臼井在日本堅持不露臉、不曝光，也不為讀者簽名，《蠟筆小新》在日本火紅時，連臼井的兩個女兒都不知道同學間熱烈討論的小新，竟然是她們的爸爸。在這種情況下，臼井怎麼會兩度飛抵台灣，為台灣的讀者簽名？最後一次還答應拍照？
1958年出生在日本靜岡縣的臼井，念完工業高中後，打算做個插畫家，白天以畫複製畫為主，晚上再去設計學校上課。二十七歲臼井開始投稿參加新人獎漫畫比賽，他畫了很多部漫畫，卻一直沒有成名，直到他創作了《蠟筆小新》，才大鳴大放。《蠟筆小新》於1990年在日本《動感》漫畫周刊連載，二年後才出版第一集，同時拍成電視，沒有料到立刻造成轟動，一至九集共售出兩千五百萬冊，周邊商品更是賣得嘎嘎叫。《蠟筆小新》尤其受到女性讀者的歡迎，日本不時討論《蠟筆小新》的造型簡單，畫工又十分拙劣，為什麼會令人絕倒？
檢討的結果是，透過小新這個孩童，打破男女的藩籬和上下的疆界，小新的天真和調皮，還有破壞傳統的秩序，使讀者的感情得到渲洩。小新扮演的是一個反射的角色，把成年人的荒唐和胡鬧很自然地暴露出來。
《蠟筆小新》於1994年七月登陸台灣，立刻颳起一陣史無前例的「小新旋風」。當時《蠟筆小新》每集銷售量都超過二十五萬冊，第四集印製量更高達四十五萬冊，打破國內漫畫單行本印製量的最高紀錄。香港方面也由東立發行，前三集售出六十餘萬冊，盛況不輸台灣。
《蠟筆小新》引進台灣時，同樣受到不少批評，特別是有關討論「性」方面的事，被一些讀者批評為利用小孩子的天真無知做護身符，剝奪小孩的童真。甚至有些家長認為，這本漫畫言詞太露骨，不適合給孩童閱讀。當時台大社會系教授孫中興為文表示，這本書雖然是漫畫，但較適合大人和心智成熟的讀者，至於書中有些言詞太露骨，他則認為《蠟筆小新》比黃色笑話更無傷大雅，也沒有惡意，讀者無需太緊張。
其實《蠟筆小新》不管在日本或在台灣的連載刊物，都是屬於成年人思想模式的漫畫。未滿十八歲的讀者，已算越級閱讀了。
就在讀者熱烈討論《蠟筆小新》的當兒，東立出版社告訴我，臼井將於18日抵台為讀者簽名，那是1995年三月的事。東立還說，這次臼井願意來台，主要是他認為台灣沒有人見過他，也沒有人認識他，日後碰面的機會不多，所以才答應飛台簽名。不過他有很多禁令：不接受訪問、簽名現場不許拍照，一定要主辦單位承諾保證，他才願意來台。
東立謹守承諾，動員近百名員工，在現場保護臼井不受干擾。主辦單位挑選了二百位讀者接受作者簽名，其中女性讀者占了不小的比例，年齡層比一般漫畫讀者來得高，這也是以往少見的情形。臼井給人的印象是平實近人，他的生活與一般人相差無幾，沒有請助手，每天與家人一起進餐。臼井表示，就是因為與家人一起進餐，才會有《蠟筆小新》這本漫畫出現。對不少人好奇他的靈感來源，臼井透露，他是照著實際體驗再加以變形。
簽名當天，工作人員再三提醒大家不要拍照，來賓都很合作，因此未發生不愉快事件。許多沒有接到邀請的漫畫迷，不願錯失機會，只好站在外圍，遠遠目睹他們心中的偶像。臼井的魅力果然驚人，簽名當天現場同時推出《蠟筆小新》第五集，結果前後售出一萬本。
原以為簽名會就在臼井抬頭、低頭，默默無語的情況下悄然結束。豈知進行到一半時，突然有一位妙齡少女透過翻譯告訴臼井，她是臼井的超級紛絲，今天是她的生日，可不可以親吻一下臼井，這將是她最難忘的生日禮物。三十八歲的臼井得知此事，毫不忸怩地站起來，隔著桌子，把頭伸向前方，接受少女的親吻，然後以日語再加上九十度的鞠躬說：「謝謝，這是我的榮幸。」由於事出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會發生這段插曲，全場你看我、我看你，等回過神來，臼井已坐下來繼續簽名，左臉頰清晰地留下兩片殷紅的唇印。他刻意保留唇印，直到簽名會結束邁出大門才擦掉。
儘管現場嚴禁拍照，但基於職業本能，我找了個角落，趁人不注意時，輕按快門，把臼井臉上留有唇印繼續為讀者簽名的鏡頭保留下來。為了謹守承諾，我當時未將這張照片發布出來。
臼井雖然不接受訪問、拍照，但是當我向他提出，向《民生報》的讀者問候時，臼井欣然同意，立刻拿出紙筆，用他漂亮的中文寫下：「給民生報讀者，我愛你，一起吃飯好嗎？」充分顯露他的風趣，同時附上他的招牌畫及簽名。
我以為日後不會再與臼井見面，未料1998年二月他竟二度來台，參加第六屆台北國際書展，並在會場為讀者簽名。臼井原本為一百五十位讀者簽名，但是人潮實在太多，個性隨和的他，當場決定再多簽一百五十位，滿足漫畫迷的需求。臼井這次來台仍要求不要拍照，沒有想到當他看到我時，竟透過翻譯告訴我，可以讓我拍他簽名會上的照片。我一聽整個人呆住了，稍後才拿出相機，一連拍了他十幾張照片，最後挑中一張刊登在報上，心想：這次臼井終於在報上亮相了。
那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自從臼井爬山失蹤、罹難的消息陸續傳出後，我每天都很關注這個消息。24日看到臼井的葬禮報導說，葬禮會場上沒有臼井的任何遺像，也沒有牌位，只有擺設花朵，殯儀館門口也沒有任何有關臼井葬禮的標示，且全面對媒體封鎖。讀到這，我迫不及待地翻出當年那張未曝光的照片，隱約中似乎又看見那個住家男人，臉頰留著唇印，低著頭努力為讀者簽名的塵封往事。
>>>>2009/10/3 聯合報 聯合副刊

扼口，是生命的主權宣示。以一位阿嬤的扼口，由病而死探究口腔種種，咽喉、舌、齒、牙齦……一路寫來，將人情與器官作有效的連結，行文自然，有說服力。──廖玉蕙
文字沉穩，樸實有致，架構謹然。張嘴、閉口，各有要義，醫生要病人「張嘴」，病人要醫生「閉嘴」，指涉的都是生存的難題與生命尊嚴。允為佳品。──簡媜

嘴巴張開。
啊。再大一點，不行，舌頭擋住了，放輕鬆。
H1N1持續橫行，我重複著繁瑣的採檢流程。防護衣、手套、N95口罩、帽套、護目鏡……防備一層覆上一層。常常，我感到呼吸有些窘迫，眼鏡起霧，髮根潮濕，笨重地踏進隔離病房採樣。
以前簡易的喉頭取樣，如今變得囉唆沉重。我拿出壓舌板，輕壓舌頭，病患有點想作嘔。接著以筆燈探照口腔，隨即拿出咽喉拭子刮抹取樣。
還好病患是成人，配合度高，採檢過程順暢。我想起先前在兒科病房，喉頭採樣頻繁又緊張。小朋友或哭、或踢、或鬧、或緊咬壓舌板、或牙關緊閉，他們鮮少合作，或許在被綁、被制伏之後，只能視口為最後防線，力抗白袍，誓死也要捍衛口腔。
約莫那小小年幼，人類便懂得扼口，一種生命的主權宣示。
●
「來兒科，先學會打開他們的嘴。」我始終記得實習時，一位兒科醫師和我說。那時，同學間曾彼此練習喉頭採檢。
嘴巴張開。
我拿出筆燈，光線照出一枚垂晃之物。這是懸壅垂，小小的葡萄，彷彿有只彈簧裝置其內，在呼吸與吞食間精巧升降。
懸壅垂過後是咽喉，肅穆地扼守口腔最深層。不容干犯，不允嬉鬧。筆燈探照其上，是瞪視的反光，一種噤聲的警示。當色澤轉而紅豔，是發炎的記號、疼痛的色度。
筆燈往上照，這是顎，口腔的天花板，紅潤的天幕；往旁照，是扁桃腺，口腔世界的保全系統，以化膿與腫大，暗示感染的劫數。
往下照，舌也，善變而靈巧地伸動著。仔細看，舌上布滿眾多乳突，味蕾萬千，酸甜苦鹹於此共榮。生命的滋味。讚美與咒詛都來自同條舌根，禍端與祝福於此共載，善緣與惡緣從此締結，這是口腔裡最聖潔也最邪惡的一塊肌肉。這裡，有人的挑剔和憎愛，有人的饕餮和品鑑，華麗又齷齪。
環照四周，這是齒。臼齒、犬齒、門齒、智齒，或蛀、或闕漏、或結石、或牙斑，齒縫間盡是一則則衛生隱喻。當牙色偏黃轉而黯淡，我知道這是關於尼古丁的深陷、癮的無可自拔。
不只是齒、牙齦，還有之外的口腔黏膜。我曾在愛滋寶寶身上，看見一張鵝口瘡的嘴。白霧病灶散生口腔，開了一口疼痛的豆腐花，後來證實是被念珠菌感染。但寶寶不懂得訴說疼痛，僅能閉口拒絕食物嚥下，薄弱地哭鬧。
筆燈關上，口腔暗去，視覺以外的是難以捉摸的口臭。
口腔，這異色而迷亂的天地，唾液於此漫流，食渣於此肥沃，微生物於此繁衍，細菌、真菌，甚或浮游生物，各自伸張生存野心，一座激躁的亂世。我曾閱讀過一篇報導，指出口腔內細菌約略三百多種。原來，我們都含著一個生態，咀嚼一座不安的世界。
口腔還有自己的年齡。我曾在一本雜誌讀到「口腔年齡」的理念，作者是位來自大阪牙科大學的教授，指出藉由蛀牙、牙齦顏色或質地、發炎狀況、齒齦結合、牙結石等衡量標準，計算口腔年齡。
嘴巴張開。
啊。乖，要聽話，等會才有糖糖吃。再不聽話，就要打針。
在兒科受訓那陣子，我看過孩子一張又一張的嘴，有人舌頭紅腫，狀似草莓，猩紅熱或川崎症的線索；有人滿嘴水泡，遍口潰瘍，腸病毒暗忖於心。誘之以利，恫之以刑，看著孩子被哄、被騙，才勉強張了小口，我能理解，因為我也曾是那哭鬧抗拒的孩子。即使成年，仍厭惡任何器物伸入我的口腔，特別是壓舌板。那鎮壓舌尖的，總顯得暴力，因為舌尖上有憤怒、論斷，也有一支民族的語系。
又如吞胃鏡，這簡直是侵略。至今我仍無法忘記吞胃鏡的作嘔、難耐、飽脹。我乾嘔了幾回，感到胃即將翻出，深刻體驗到自己強烈的咽反射。只要異物輕觸咽後壁，我便感到劇烈惡心。
作嘔，本性的反撲。
●
嘴巴閉上。
什麼都不要說。
有天值班晚上，我在走廊上聽見男子和孩子叮嚀，要他對阿嬤的病情封口。
膽管癌末期，肺轉移。血色素低。白蛋白低，腹部及下肢水腫，嚴重營養不良。
「醫生，她還不知道病情，我們不想讓她知道，希望她沒有痛苦，沒有掛慮……」家屬和我說。
阿嬤氣色差，對我的問診不發一語。家屬說她脾氣有些倔強，可能因為久病，有些憂鬱。
嘴巴張開。
啊。你要吃飯。家屬在旁哄阿嬤吃飯，但她食慾一直都不好，惡心嘔吐是常事。我向家屬解釋插鼻胃管灌食的必要性，但阿嬤摀著嘴，拒絕鼻胃管的插入。
阿嬤始終不知道自己的病，也未曾索問，或許她倦了，疲乏了，痛慣了。我注意過她的眼神，不是臥床老人那種分散的恍惚，而是凝聚的陰鬱。眼裡有許多抗拒，想迴避，想撤退，是清醒而飽含思緒的。
我在病歷簿首頁貼著一張字條，寫著「病患不知病情」，並提醒我的實習醫師，接觸阿嬤應有的言語戒慎。
「寒暄就好，病情一字都不要提。」
嘴巴閉上。
當上住院醫師以來，我曾幾次被要求封口、演練善意的謊言。除了癌症，那些疾病與病史背後，往往包藏著嫖妓、吸毒、竊盜、走私或虐童。這謊言，用善意包裹惡意，混淆不清，拉鋸對峙。
我克制唇舌，收闔情緒，在道德與典章間，也在實情與信賴間。
「我以前吸毒，現在改玩大象（一種麻醉藥），沒錢了嘛！這個不能寫在病歷上。」
「我上個月去泰國嫖妓，只有口交。這只和你說。」
曾有主治醫師和我聊到，一名病患驗出HIV陽性，要求保密，並保證不與妻有性行為。後來，主治醫師決定告知病患妻子真相，並通知她應受檢HIV。然後，是一場婚姻的碎裂，家庭的毀滅。
嘴巴閉上。
什麼都不要說。
「她不知道病情。」
那晚，我又聽見男子和護理人員叮嚀，關於阿嬤病情的封口。
●
嘴巴張開。
啊。不行，什麼都看不到，麻煩再張大一些。
有天值班，我正為一位鼻咽癌經電療的病患採檢。他的口腔很窄，嘴張不到二指幅，嚴重纖維化。這使我想起實習時，曾遇見一位呼吸衰竭的阿公。當決定緊急插管時，阿公口緊閉，後來勉強撐開，卻吐出一灘墨綠汁液。費了一番功夫，插管終於成功，接上呼吸器。讓機器掌管呼吸。
總會有些口腔特別窄小，讓我無意間想起。暗去的視野，隱現的構造，似乎都有著堅持。
堅持，更在口腔外表。
有次，一位口腔癌病患和我聊到，他寧可其他器官長癌，也不願口腔長癌。我望著他削去大半的臉頰，盡是皮瓣移植的紋路。那滴著湯汁與血水的病灶，把病痛與折磨襯得鮮明。厚重紗布層層堆疊，卻難掩潰爛之口──生命美感的要關。他緩緩吐出幾句話後，嘴巴閉上。沉默。與我對望。
彷彿閉口以後，腥臭可以緊緊密封，情緒可以靜靜消化。
嘴巴張開。
「難過就說出來，沒關係的。」社工對他說。
嘴巴張開。
啊。再張大，你要吃飯。
幾天後，當我來到阿嬤身邊，看護正試圖以碎豆花餵食，但阿嬤始終不張口。即使勉強吃了幾口，便又吐了出來。她開始力抗美食，與肚腹作對。不久陷入昏睡，心律不整，呼吸淺快，血氧濃度不足。
「讓她順其自然吧！我們不要急救，不插管、不電擊、不心肺復甦。」家屬說。
我想著家屬口中的「不插管」，鏗鏘而堅決。或許人老了都要守住口，拒插管是最後的防線、最後力薄的抵禦，即使隱含了放棄。
那個清晨，血壓漸降，心跳漸趨緩慢，阿嬤終究是離去了。沒有人硬生生扳開她的嘴。她扼住了自己的口，靠著面罩勉強擠壓空氣呼吸。微薄殘喘裡，扼守尊嚴與寧靜。留一口氣回家。
然後，嘴巴永遠閉上了。
●
嘴巴張開。
啊。很好，忍耐一下，有點不舒服。
至今，H1N1疫情尚未控制，因為工作關係，我仍不定時接到疑似案例，得全副武裝進行採檢。望著那口腔，我總訝異：這方寸大的腔室、幾句舌尖話語，竟可啣起紛爭、叼來災禍、吐出悲劇。
有人說，腦為人之首、生命之中樞；也有人說，心為人命之所在；我則感到口為人之要。氣息之口，肚腹之口，言語之口。挾喘呼，扼嘴慾，守密情。在這病毒動亂、飛沫都充滿不確定性的時節裡，口更關鍵著一場人類瘟疫。未知的劫難。
於是，早自初出嬰幼，老至日暮垂矣，人們扼口，保住一口氣息，留出生命的通道，故事的出口。
>>>>2009/09/18 聯合報 聯合副刊

看不到大哥的背影後，弟弟才真正成為我的弟弟……
三十年前在金門、二十年前在三重，兄弟三人還睡一張床，還在一個屋簷下。
三十年前在金門，哥哥十六歲、我十二，弟弟十歲。金門昔果山，三合院廂房裡，一張雙人床不只睡了我們兄弟，最多的時候，還擠了三個姊姊。弟弟有時跟父母親同房，有一天早晨，我盥洗後找弟弟。母親偏頭，坐在化妝台前梳髮，弟弟呢？還熟睡，不仰臉或側身，而匍匐著，屁股翹得高高，雙手枕臉。我跟母親相視一笑。我搔弟弟屁股，他手一揮，像牛，拿尾巴驅趕蒼蠅；再捏他鼻子，他一口氣吸不過來，終於醒了。我跟母親哈哈大笑，他卻不知所以然。
最早是大姊、二姊，然後是三姊，渡海離家，在南崁加工區上班。當時，離家赴台上班掙錢，是現實跟時尚，也是一種幸福，姊姊們矇在前程似錦的假象，在塑膠花的產品線上匆匆結束她們的童年。姊姊們在每年農曆過年前，搭艦艇返家。民國60年間，只賴信件往返，告知船班，船能開或遲開，得看風浪，我常跑到屋後空軍營舍邊，望灰灰大海，找尋訊息。海平線不是一條線，更像一個洞穴，那裡有一扇天方夜譚裡的巨大石門，得試上各種祕語，才找得到鑰匙。
不只我一個人望著海，有時候是一大群人。那簇擁的樣子、那焦慮卻佯裝無事的樣子、那虔誠如舉香頂禮的樣子，讓我們簇擁的模樣越來越小，而海，以及未知的命運卻越來越大。有船艦從洞穴釋放出來了，越來越大，如果是貨輪，村人難掩失望；若是軍艦，村人說，是啦，就是那艘船，他們要回來了。村人各自回家，時刻留意門外動靜。
姊姊們返家，跟軍艦從高雄港出發的時間一樣，變化不定。有一回，姊姊上午回家時，我正挑著兩麻袋落葉當柴火。二姊迎面走來，我喜出望外，二姊接過我的擔子，她的神情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說辛苦了，留在家鄉的弟弟。不多時，姊姊們再啟航料羅灣，回南崁上班。幾年後，大哥到台灣學車床，家裡只剩下父親、母親、我跟弟弟。已忘記大哥離鄉那幾年，誰來早起餵雞鴨，且煨暖豬飼料，料是母親一人扛作了。若記憶是一只口袋，肯定有了漏洞，當年我未滿十二、弟弟不滿十歲，父親趁遠洋捕魚之餘，才得耕田鋤草、播種收割，家裡的田卻一塊也沒荒過，玉米、花生、高粱、地瓜，依然豐收，一家人勞作的力量遠超乎我的想像。
我對大哥離家，要比姊姊們讓我感受更大。從小，大哥就護著我，我也隨他犁田、播種跟耙草。大哥從小就肩負持家任務，能在寒風凍裂臉頰的冬天克服溫暖的被窩，快速升起灶火，炒一盤香噴噴的豬油炒飯；他手臂不比初生的玉米穗粗，卻能持犁馭牛翻田。我童年有很大的一部分跟大哥相隨，直到他離家，看不到大哥的背影後，弟弟才真正成為我的弟弟。96年夏天，我跟弟弟兩家七口相偕回鄉，我問他，可記得有一次上學途中，他鬧肚疼，蹲地上，他的同學拜託士兵載他上醫院？弟弟身為當事人，卻忘了。我能牢牢記得，是因為我並沒有陪他蹲在旁邊，也沒陪他就診。那是中午，返家午餐後再到校上課，我認為，弟弟得忍耐住小小的病痛。我會這麼想，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在戰地成長，沒熬病跟忍痛的韌勁是不行的。弟弟蹲在渠道上的身影慢慢變小，我轉彎，繞進校園時，還確信弟弟能夠自己站起來，走到學校。他沒能站起來，也沒有記住這段往事，反倒是馬路邊那團黑點像一滴遇熱後融化的柏油，我沒有記憶的酒精，揮發這一段往事。
幾年後，父親、母親、我跟弟弟，踏上金門人的共同遷徙路線，上軍艦，登陸高雄港，搭柴油火車一路鼓譟北上，落腳三重。我讀國一、弟弟讀小五。而今，我的孩子也讀小五了，我每天仍習慣牽他的手，過幾個車流較大的路口，才放心讓他自己走；而當時，我卻忽略弟弟只是十歲大的孩童。若說，十二歲的天空是太低矮了，不足以看護十歲的雲，那麼，三十歲、四十歲呢？
我在十二歲那年，發現了弟弟，但幾年後，卻再度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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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間，若沒有吵架、玩鬧，就沒了真正的情誼。大哥跟我玩鬧，把我壓在木麻黃樹根下呵癢。他鬧、我笑，他沒罷手，最後，我是哭了。這一哭彷彿成就了不可磨滅的意義，成為我跟大哥交集的往事。遷台後，姊姊們跟大哥多在假日返家，但他們已過了玩耍的年紀，我沒有選擇似地，跟弟弟玩在一塊。嬉鬧的空間從金門的鄉野變成了客廳和房間，不再有蝴蝶可撲、沒有蟬可以抓，更找不到任何一株相思樹，爬樹幹，搖枝椏，甩落棲息樹上的金龜子。
我們騎馬打仗，鑽進被窩裡鬧，假日則相偕到國小操場打棒球。差距兩歲，吵架難免，一次為了爭看電視，我跟弟弟扭打。在金門讀國小，學過微末的跆拳道，我推開弟弟揮拳砍劈，仍占不到上風時，只好飛腿攻擊。很多年後，弟弟的兩個女兒已長到會吵架的年齡時，我跟她們說，你阿爸，小時候跟阿伯打架，竟說打架不得用腿。她們忘了跟我打架的是她們的爸爸，都說，打架還有規定啊，真好笑。
弟弟升國中後，從小接受的從軍報國信念居然萌芽，投考士校。對弟弟從軍這事，我曾否寬慰、了解？而今思索，像望進時間的大霧，不僅弟弟迷失了，我也遺失在雪茫茫的霧色中。若說，人生當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個謎一般、霧一樣的時間，國中歲月對我，即是如此。我迷失在鄉愁裡，且不知未來走去何方，傻傻地過每一天，一有零錢、閒暇，都趕往漫畫店報到。
不過，卻有一條路線明明白白屬於我跟弟弟的。那是假日，我跟弟弟從三重住處，過三和路、接自強路、轉正義北路，到金國戲院、國園戲院，或已拆除的天台跟天南戲院，度過好幾個下午。這一條路，代表兄弟倆對城市繁華的初度認識；這一條路，我現在每回走過，時間之線就起了棉球，我再看到弟弟那缺乏思索跟快樂洋溢的一張臉。
高中聯招考場在西松國中，陪我考試的是弟弟。不知道他怎麼度過那無聊漫長的兩天？當我與數學、國文、英文、地理、歷史跟三民主義等學科對抗時，弟弟是怎麼對抗那一格一格的寂寥，而能在有限的下課時間，仍一派天真、仍饒富興致？不可思議的是，我在弟弟高中應試時，卻因學校聯誼而缺席了。高中畢業後，大哥在新莊謀職，住在家裡，我則選擇提前入伍。偶爾放假回家，與大哥同房，弟弟擁有他自己的房間。
有一次提前在周五返家，未開門，門後就喧嘩陣陣，打開門一看，弟弟跟同學七、八人，在家裡打麻將。我怒喝，操他媽的B，都給我滾！不一會兒，弟弟的同學走得乾淨，客廳內只餘弟弟，跟他羞愧、漲紅的臉。這是我第一次動用哥哥的威權，我沒在往後的日子使用過，也不知道那威權在今日，還存在否？但這事件告訴我，弟弟已獨自孕育他的人際，一個完整如我、自私如我的世界。
除役、上大學，跟弟弟的交集漸少。父母親為大哥買了房子，我大學畢業，跟哥嫂同住，也就近購屋，兄弟各自成家，姊姊們遠嫁，再難像童年聚首。人間的聚、離，竟匆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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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再同寢，卻在外婆出殯時，一起下榻飯店。這也是兄弟三人，三十年後同在金門。喪事後，回返舊居，遠遠看到屋頂上幾名工人鋪設屋瓦。父親說過，屋梁白蟻蛀蝕，非換不可。門、窗、地板，隨之更換，看似煥然一新，實卻面目全非。工人為方便拆卸屋瓦，砍了屋後的木麻黃。它的樹幹長得粗實，得兩人，才得環抱。屋頂少了樹蔭，屋內添上新漆，像個禿子，染了皮膚病。側門的防空洞已經掩埋，後頭的豬舍廢棄多時，再過去的林子依舊蟬響，卻沒有夠高的竹竿能搆著牠們。樹林卻蔓延到路上，林內蓊鬱，蜘蛛網密布，我望見童年在裡頭穿梭玩樂，卻走不進去尋舊。
前一晚，兄弟三人也沒多餘的話。我問弟弟，可記得有一年元宵節，我、他跟堂妹，在外婆家盤桓多日，三個人跟外婆擠一張床，三個人來回昔果山跟榜林村，步伐小、馬路長，走得久久才到。弟弟想了一下，搖搖頭，寬慰自己說，隔那麼久，哪能記得？
金門的路開得多，回鄉路也跟著變多，然而，兩家七口同遊金門時，還得賴地圖指南。弟媳婦調侃說，你們不是金門人嗎，怎都不認識路？我跟弟弟只能乾笑，額頭冒汗。
不過，真有那麼一天，弟弟不識得回家的路。那晚，弟媳婦來電，請我一起到中山北路，接喝得爛醉的弟弟。找到弟弟時，他已被店家趕到門口，幾名警察環伺周遭，像伺候弟弟抽菸，實則監看著。弟媳婦在車上說，他到內湖參加同事榮退餐宴，不知後來如何續攤，進了酒店。同僚怎麼離他而去的細節，弟弟事後也說不清楚，警察跟弟媳婦說，喝醉了，怎麼拉都不走。我下車，拉他走，警察這時問，這是你的什麼人啊？弟弟說，這是咱大仔。弟弟沒醉，還能辨識我，他尾隨我走幾步，卻不願意上車，反向對街走。問他去哪兒？他說回家。
這不是你的家，你回哪兒呢？誰說不是，我家明明就在這裡。
我索性拉他走向對街，找門牌證明。他是醒了半秒或一秒，還是不願意僵在自己的錯誤裡，終於隨我上車。進大樓車庫，開車門，扶他進屋。這是我第二次到他的屋子，十年前還嶄新亮潔，現今卻多雜物，以及兩個女兒。扶他上床，脫掉他的上衣，解下牛仔褲拉鍊，扯褲腳，脫下褲子。床上躺著只著內褲的弟弟，同時也是一個女人的丈夫跟兩個女兒的爸爸。
但在那一刻，我像是剛剛發現，我有一個弟弟。
弟弟家在三重永福街，搭計程車，十分鐘可回我家。幾個轉彎，車子上三和路，等過紅燈。車子一啟動，我卻疲憊地往後仰。我意識到自己睡著了，也因為這樣的意識而驚醒。我愣愣看著街景，好一會兒，才想起我為何在這裡。車子還在三和路，司機沒繞遠路，按我指使的開往仁愛街。剛剛睡了多久，三秒或五秒？在這剎那，我睡得精熟，彷彿切斷我跟這一個夜，以及這一生所有的聯繫。
車子停妥五華街巷口，往前走，就到家了。
家，停在黑暗的海洋上，它居然就流動了起來。
>>>>2009/09/11 聯合報 聯合副刊

在創作的起點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應該是龍應台前一本書《目送》的續篇吧！對於父母生命經歷重啟好奇，意外發現自己對於父母活過的時代，那些時代具體且戲劇性的痛苦悲涼如此陌生，進而承認自己長時間對那些時代那些痛苦悲涼抱持冷漠冷淡的態度，出於接近懺悔的心情，投入了一趟歷史探尋追索的旅程。
這趟旅程，容易開始，卻很難抵達終點，因為途上到處是分岔歧路，到處是考驗。龍槐生經歷過的時代與痛苦，很多其他人都經歷過，藏在祕密的記憶與紀錄中超過半世紀。他們其實早已經想講了，只是找不到願意聽的人，所以很容易這個人牽那個人，這段記憶牽那段記憶，一個荒謬戰亂的巨大網絡就編織起來了。
這個網絡巨大無比，顯然遠超過龍應台出發時原本的想像。有空間上的廣袤，還有時間上的糾纏縱深。每一個時空的點，都通向另一片看不到邊際的複雜人與事交錯情境，如此誘人，卻又如此駭人。裡面應該會有無數的故事藏著，然而幾乎每一個故事，都以離亂、血腥、傷亡、眼淚乃至流乾了的眼淚為主題的。
更艱難的，由離亂、血腥、傷亡、眼淚乃至流乾了的眼淚組構成的故事巨網，拒絕被用簡單有條不紊的方式整理呈現。這些故事之所以藏了將近 60年，就是因為它們無法被納入兩岸歷史整理出來的方便敘述與答案裡。既有的歷史答案，不管中國唱的「主旋律」，或台灣講的「生聚教訓」，前提都是先分清楚敵我，都是講我們如何打敗敵人，或被敵人騙了以致失敗的過程。可是龍應台陷身進入的巨網，卻在敵我之前，甚至是敵我之外，無從分辨敵我的。
對於真正活過1949亂局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痛苦，絕對不是打仗中誰贏誰輸，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與周圍環境的關係，自己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明天又會去哪裡，要做什麼樣的事。今天的「國軍」打了一場敗仗後，明天就變成了「共軍」，回過頭來打「國軍」。今天田裡的小莊稼漢，明天就被綁上了船，送到遙遠的地方，幫助綁架他的人打仗，對抗對面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為什麼經過8年辛苦抗戰，中國卻從來沒有產生精采傳世的抗戰文學作品？其中一個原因在：抗戰一結束，就立刻爆發了混亂內戰，同樣是戰爭，內戰對人在精神與意識上產生的折磨，遠超過抗戰。抗戰中有明確的敵我，有明確的是非，一下陷入內戰，本來堅強的是非對錯全混淆了，被內戰折磨過的人，再也無法回歸簡單樸實的敵我是非觀念書寫抗戰了。他們的精神狀態被快速拖入一種迷離中，無法再用這樣的迷離回顧記憶抗戰了。
內戰記憶其實主宰了半個世紀海峽兩岸許多人的生命判斷，可是那真實的記憶、真實的混亂、真實的痛苦，卻無法明說表白，必須壓抑藏在意識底層，或者藏在與事實有著巨大距離的官方說法裡。
龍應台的書，釋放了這些壓力記憶，也就碰觸了那個巨大的離亂之網。網太大太密了，使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能只寫1949的中國，而是從抗戰寫到50年代，從中國寫到台灣、香港、南洋乃至澳洲，原來那麼多不同來歷的人同時被捲進互相傷害的關係裡。
這不是一本「歷史之書」，因為龍應台不是要排比事件的來龍去脈，不是要解釋因果。她寫的，毋寧是一本讓走過那個時代的人，有機會同聲一哭，用哭聲洗鬱，同時逼迫後來者聽到他們哭聲，不能再冷漠以對的「贖罪之書」。
>>>>2009/8/30 中國時報 開卷周報

在人類的行為裡，相互的加害與受害經常發生，因此道歉與寬恕遂變得十分必要。但道歉與寬恕言之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這也是直到現在，「道歉學」才開始逐漸形成的原因。
因為，人對別人造成傷害而道歉，有許多前提。古代君尊臣卑，官大民小，在上位者犯錯而傷及小民，傷害了又怎麼樣！你能奈他何？只有到了民主時代，不道歉可能會失去選票，道歉這種價值才逐漸進入了歷史的時間表。但儘管有了道歉這種價值，但要有權者真心誠意的道歉，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真正的道歉要像負荊請罪的廉頗一樣，他做了傷害藺相如之事，遂自己背著荊棘藤條向藺相如下跪，要打要殺隨你便。西方學者說「真正的道歉是無武裝的捨棄自己」，這種事情除了廉頗外，沒有第二個。
於是，在世界上真正看到的只有「儀式性的道歉」，犯錯者放下身段，向人鞠躬道歉。在當今政治人物裡，美國上一任總統布希最擅此道，他任內犯錯最多，「道歉」已成了他的口頭禪。美國學者即表示，他在說「我道歉」時，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都道歉了，你們給我閉嘴」；當代美國哲學家尼克史密斯（Nick Smith）在《我錯了：道歉的意義》裡就指出，世上絕大多數道歉都是這種型態，它是一種「廉價容易的道德主義（Facile moralism）」。
要做錯事傷害到別人的人道歉，真是太難了。他如果真正的承認錯誤，可能會受到政敵或受害者不可預期的攻擊或求償，因此他只能說道德性的「我道歉」，而不能說有法律意義的「我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災難，由於認錯的後遺症難以預測，一定要事情過了幾十年，才在後代人手裡認錯道歉，後代政治人物也因此而獲得掌聲。二次大戰時美國將日本僑民關進集中營，要到了雷根時代才認錯補償。在道歉認錯行為裡，只有產業界表現較好，由於它因果清楚，廠商生產不良商品而使人受害，負責的公司多半願意收回商品並道歉補償；而在政治上，道歉認錯縱使到了今天仍極罕見。
然而，認錯道歉固極困難，但人類犯錯而傷害到別人，要改正這一切，其實還有其他更好的途徑，一是贖罪，二是昇華，這都是把傷害超越到更大的福祉與願景中。
例如，中國唐代的李世民，他以手段極為罪惡的「玄武門之變」取得政權，他弒兄殺弟逼宮父親，道德上犯了大罪，但也正因這種罪惡感的良心不安，遂使得他把一生都當做贖罪的修行。他用賢人，鼓勵百官犯顏相諫，最後是一雙血腥的手開創了人類史上少見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把「贖罪政治」發揮到了從未曾有的高度，我不知道「八八水災」的因果，但馬總統最好把它視為自己應擔起責任的一種政治之罪，將剩下的兩年多變成是「贖罪修行」。
美國南北內戰，一國分成兩邊，殺成一團，誰對誰錯已爭之無益，林肯不去爭論孰是孰非，也沒有要任何一方向另一方致歉或相互道歉，而是認為這乃全體美國人未能奉行上帝之道的結果，最後他把兩邊的傷痛全都被「民有」、「民治」、「民享」新願景所包羅。當代道歉哲學家格里士渥（Charles Griswold）認為，這是一種「不必誰向誰道歉的和解」，也是一種「昇華」。用哲學語言來說，這乃是將錯誤與傷害包裹進更宏大願景與許諾裡，使一切憤怒能統合進未來的福祉中，犯錯也才會被寬恕。
「八八水災」發生迄今已逾兩個星期，救災善後做得如何，人們自會有評價，而我關心的則是從廿八日以後，我們的領導人已由「馬解釋」變成了栖栖皇皇的「馬道歉」，而在同時則是由於政府依然混亂，已有水災、疫災、政災三災合流的趨勢。在這危機其實已更大的時刻，我們的領導人切莫以為趕道歉行程真的會有效。他真正需要的，或許是以贖罪的急迫感為動力，對可能合流的三災做出真正有效的領導，並替災後台灣畫出更好願景吧！
>>>>2009/8/25 中國時報 南方朔觀點

看過戴立忍編導的電影「不能沒有你」，我對新聞記者出身的太太說，這電影改編自幾年前，台北市忠孝西路陸橋上父親帶女兒要跳橋的一起社會新聞事件。
我太太，連想都沒想，便回答我：哦，我記得，那時我還跟跑線的記者，現場連線過呢，可是，後來呢？
正是這句「可是，後來呢？」給了我一夜難眠的輾轉反側。
我趁著女兒熟睡，起身，打開電腦，思索新聞事件、藝文創作、我的自身際遇，這三層關係的一種化學效應。
讓電影成為新聞的放大鏡
記得二○○○年七月「八掌溪事件」死了四條人命後，各方撻伐仍餘音裊裊之際，我在一堂「新聞與文學」的課程上，與我的學生討論這事件時，說了我的想法。
「新聞，再怎麼去拼湊事件的原委，都少了一段最動人的『想像與虛構過程』，那就是當時置身湍急溪流中，緊緊相互擁抱的那四人，被水流衝擊，搖搖欲墜，苦候救援，直至被水沖散之前，他們在想些什麼呢？他們交談了什麼呢？他們是一如觀看媒體報導的觀眾，在那裏痛罵政府麻木不仁，救援系統失靈無能？還是，在相互加油打氣之餘，他們各自都交換了自己那天出門前，最懷念的記憶（妻子為他們做早餐的畫面、兒女出門上課前開朗的說拜拜）；他們是否也彼此坦承講述了如果沒有明天，他們心中最大的遺憾會是什麼（沒跟妻子丈夫子女父母說聲對不起，我先走了？）」
「講究客觀呈現真實的新聞報導，不可能有這些內容，因為它們必得經由一定程度的虛構、想像與編織，而後才有類似小說或戲劇一般的動人情節。然而，這不也是『新聞之不足』，而恰巧是『文學藝術之專長』嗎？由於這些想像的交織，我們遂填補了許多新聞報導『無法完全』的遺憾。」
在新聞界工作多年，我始終不覺得新聞的專業訓練裡，應該少掉「想像力」這一環。這當然跟我自己一貫兼顧文學的喜好有關，但更關鍵的，是我常常會在新聞事件裡，看到更多「人的故事」。每一個「人的故事」，於事不關己的他人，是新聞；但，於當事人，或當事人的親朋好友，卻是如此真實的現實，他們如何能事不關己呢？要拉近新聞與現實的差距，新聞報導往往會採取比較人性化的故事敘述，然其風險則是或恐失之於不夠冷靜、專業。依我之見，最好的替代方案，若非報導文學，另一選擇，無疑便是根據新聞事件，改編成小說、戲劇或電影劇本，更大膽的切入當事人的心靈世界，並放大比例，讓觀眾得以作為參照、反省的放大鏡。

主流價值之外的媒體省思
很多動人心魄的新聞，說穿了，都是一種「移情作用」的投射。我們是在新聞裡當事人的處境上，看到或感受到某種「如果是我」的命題，因而我們生氣、難過、悲傷，因而我們也認同了當事人的際遇。
不過，也有很多的新聞事件，它們離我們的現實太遠，反而被我們認為不夠真實，遂被視之為荒謬，遂被我們的常識經驗所否定。可是，對新聞事件的當事人呢，他們在「不幸成為新聞焦點」的同時，若依舊得不到同情與正視，會不會反倒被新聞的專業所「壓迫」，例如，在新聞記者的筆下、鏡頭下，變成「暴力現行犯」，而如何淪為暴力犯的根由，卻在得不到背景分析的前提下，愈發凸顯了他們的悲情！
在新聞界，待愈久，我越發對這質疑，感到憂心起來。我們，新聞工作者，在想當然耳的資訊下，做判斷、定黑白，會不會被「自以為是的」冷靜之腦所左右，而失卻了一顆該有的溫熱的心呢？
沒錯，正是那句「可是，後來呢」，激發了類似戴立忍這樣的導演，問出了「不能沒有你」的劇作。
一個社會邊緣的打工中年男，攜帶著無法證明關係的學齡前小女兒，幾乎居無定所的共同生活著。這樣的父女，在新聞報導中，要成為焦點，毫無可能，除非，是的，除非他們之間發生虐兒事件、亂倫事件，或老爸去偷去搶，或女兒被監視器發現於大賣場偷竊被逮，除非發生了這些我們幾乎已習以為常的社會事件，否則，這一對父女，不可能成為新聞。而一旦成為新聞，八成也不會是什麼好新聞！
新聞工作做久了，我愈來越認為，媒體人很容易演化成「中產階級拘謹美學」的同路人、衛道者。我們相信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我們熟稔一篇或一個報導，掌握住主流價值的人道關懷後，很輕易便能擄獲讀者的心，囊括新聞評選大獎的伎倆。得獎之後，我們，新聞人站在鎂光燈前，分享這些喜樂於我們的家人與同事。但這世界，這世界的邊邊角角，那些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有沒有改善過他們的處境呢？或者，他們存在的價值，是否只是為了證明媒體永遠有「搶不完的獨家」？

只求「像個人」一樣的活著
看別人的新聞，移情很容易，看自己或親朋好友的新聞，我們如何能移情得那般自然呢？「不能沒有你」裡，單親爸爸的好友，在街頭商店裡，看到一堆人擠在電視直播新聞前，嚷著要電視裡的父女跳啊快跳啊的不耐時，憤而罵出三字經，一衝而上，與人打成一團。那場景，無疑是新聞事件當事人在弱勢處境上，最悲壯的一記反擊，「幹，那是我的親人朋友欸」！
一定程度上，我知道自己對新聞媒體的某種批評，不免陷入虛無主義的循環：「不然，你能怎樣呢」。
我們也許不能怎樣。不過，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往往是在一個接一個不相信不能怎樣的「唐吉訶德式」的努力下，完成了很多動人的改革。
台灣電影走進二十一世紀，在不景氣衝擊與強勢好萊塢的壓境下，最難能可貴的，是一條清晰的人道主義關懷，始終被維繫著。
彷彿一條小溪，涓涓細流，聲勢不大，卻不會死絕。一代接一代的，我看到了戴立忍這條小溪。亦如同一條野徑，篳路藍縷的開山者，不愁沒有後繼者前仆後繼，我也看到了戴立忍電影中承續上世紀八零年代新電影的遺緒。
邊緣者的故事，小人物的悲壯，這條寫實主義的老樹，從來不愁沒有新芽、綠葉的崛起，核心關鍵在「小人物的理直氣壯」太吸引人。主流價值再怎麼輕忽，世俗標準再怎麼踐踏，小人物以最質樸、最簡約的形式，提出的，都是最直接的訴求，「為什麼不讓我們『像個人』一樣的活著！」
中產階級拘謹的美學，容易溺陷「活著很累」，小人物的簡單思維，卻只是「再累，也請讓我們活著！」，只要，真的很簡單，只要讓我們跟相愛的人在一起，就足夠了。
我在試片間裡，看著一幕幕「不能沒有你」的畫面流瀉時，我雙魚座的善感，在家有四歲女兒的催情素下，完全崩潰。我感謝不算熟悉的朋友戴立忍，把片中的勞動階級與觀影者我這中產階級的兩對父女情，經由電影緊緊的拉在一起。這是電影永恆的魅力，這是想像力穿透現實藩籬，最珍貴的魔法，我深深感謝。
>>>>2009/8/25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
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要了解《不能沒有你》，必須先掌握這部電影背後兩個靈魂的碰撞。
這篇文章名稱寫「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他們兩人也合掛監製、編劇。陳文彬本身也是導演，這部片最早是他要給公視人生劇展的大綱，但戴立忍看到後認為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成電影，所以有了這個合作。
陳文彬長期關注社運、從事過政治工作，也是影像工作者。而戴立忍除了是眾人眼中台灣最好的演員外，他所導演的電影《兩個夏天》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並且，他也長期關心社會現實。但相對於陳文彬，他更熟悉主流電影的語言，更懂得如何去說一個好故事。
所以，有了這部關懷弱勢的嚴肅題材，但所有人看了都會流淚說好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尋找現在政府沒在做的事
張鐵志：哪一個國外導演對你影響比較大？
戴立忍：念書時黃建業問過我最喜歡的導演是誰，我回答「盧貝松」。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是商業導演耶」。
我看盧貝松是從《最後的決戰》開始。沒有台詞的電影通常會很悶，但盧貝松很會講故事。以前比較喜歡商業片，藝術片是硬看的。後來盧貝松《碧海藍天》給我更大震撼，因為它介於這兩者之間，這是我看過最多次的電影，大概看過八次。
張鐵志：為什麼是《碧海藍天》？《不能沒有你》也是一部在海邊的電影。這之間有關聯嗎？
戴立忍：我想是有的。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的太平洋海邊，後來搬到高雄，在高雄港初戀、把妹，當兵在金門是住在料羅灣，後來搬到台北來，又住在關渡淡水河邊。我是出生在夏天的小孩，很喜歡東部和南部的陽光。你看我後來拍《兩個夏天》，就是想拍南部的夏天，像碧海藍天底下的豔陽。
張鐵志：所以從《碧海藍天》到《不能沒有你》都與你的成長背景是有關聯的。那影響阿彬（陳文彬）最深的電影是？
陳文彬：我是真的很喜歡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因為以前是壞學生，沒在讀書啊，又是放牛班的那種私立學校。我是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才發現這個就是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都比喻你們這部電影類似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風格，如《單車失竊記》。你們真的喜歡這樣的類型嗎？
戴立忍：我喜歡《紅氣球與小白馬》。比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我更喜歡法國新浪潮，因為他們比較好看，像是《斷了氣》或《四百擊》。我比較喜歡運動鏡頭的，喜歡快速剪接的東西。
影響我更大的是巴西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它是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並讓我發現，電影真的能影響當地社會。因為他們總統看了之後，就召集各部會首長，去貧民窟解決電影當中提到的少年暴力問題。《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直接影響了《不能沒有你》。
張鐵志：所以影響你的點，是那部電影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它們超出了電影，回到了現實。
戴立忍：是，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題材既然是取之於社會，最後也要還之於社會。我們正在試，也不確定該怎麼做。包括邀請各界人士來看，司改會、社福界、教育界等，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將電影和社會連結起來，有人寫文章，開始論述。
張鐵志：你想形成怎樣的論述？是一個具體政策關心弱勢？還是對各種體制的檢討？
戴立忍：簡單來說，我們要尋找現在政府都沒在做的事。我們很懷念十幾年前的社會氛圍，那時有一股社會力量在尋找出口，但現在是連這種力量都沒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針對選舉嘛。
陳文彬：我覺得台灣最美好的時光，大概是八○年代末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壓迫，但是民間的力量已經出來了。現在的狀況是政治人物只問意識形態，沒有力量去好好處理社會問題。

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
戴立忍：回到這部片，我當時看到阿彬寫這個故事，就說你不要只是拍電視，拿來讓我拍電影。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陳文彬：今天這個事情不只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各地。我在日本參加影展時，有一個NHK的老攝影師抱著我一直哭，跟我說他看了四遍，說日本政治人物應該來看這部影片。在記者會，我跟大家說，陳菊在看完電影後，回過頭去跟後面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結果，主持人一聽也掉淚，說為日本的政治人物感到可恥。
張鐵志：你們怎麼看電影和社會的關係？
戴立忍：我想要嘗試台灣比較少見的社會寫實題材。這種題材在八○年代的台灣其實不少，例如《女王蜂》等，但是因為當時的電影美學，因為技術的緣故，這種類型並沒有什麼突破。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候，也試著與社會對話，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屬於作者論的，大多是虛構的，而不是介入真實社會事件。
張鐵志：的確，我總是覺得，相對於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的藝文領域跟現實與歷史對話非常少，電影、文學或音樂也是寥寥可數。在八○年代可能還比較豐富，但到了九○年代全面市場化後，就越來越少。只有劇場好像還維持著對現實的敏銳性。如果照你所說，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戴立忍：我認為是商業市場的考量。
張鐵志：是大家覺得沒有商業市場？
戴立忍：對，但很多人還是想作，當然他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不能沒有你》這麼清楚，這麼直接。
張鐵志：或者有人選擇了用紀錄片的方式。
戴立忍：對，電視也有，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很好，但推不出去。
好的說故事方式就有票房
張鐵志：你一直都有意識到電影跟現實的對話嗎？
戴立忍：我的開關是一直到《無法無天》才被打開。我這輩子就是在做電影這件事。社會意識這部分有但不強，也沒有嘗試過要把兩者連結。《無法無天》讓我知道這類型題材在台灣來講是值得做的，因為獅子座B型就是那種好大喜功的人，我做電影不只想拍一部電影而已，我想要創造一種局面。
張鐵志：是，阿彬之前寫email給我時也說，要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戴立忍：的確，我們不要讓這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以前對於行銷的思考都是回到票房，回到電影，回到知名度，但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循環。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丟得更遠一點呢？能否把票房、市場、商業等完全斬斷。就像我跟台北沖印調整到後來，我就說我不是要作黑白片，我是要作灰片。
張鐵志：這個很弔詭，因為如果你沒有票房，似乎也很難產生力量？但我知道，你似乎覺得這部片其實並不是沒有商業性？
戴立忍：的確，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那種技巧，侯孝賢也說我是一個技巧性的導演。台灣電影十年來問題不在於題材，而是說故事的方式。
但我們要尋找一個打動人的題材。上一波國片的高潮是什麼？是紀錄片如《無米樂》。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容易被主流觀眾忽略。所以我們是要把一個紀錄片的題材，用好的說故事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證明可以開發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
陳文彬：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這麼多的回饋，並不是單純幫助這部電影，而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幫助台灣的一些人事物。
戴立忍：對我來說，其實我在乎的是，這部片可以怎麼幫整個電影環境。講坦白話我從小到大最關心的是這個事情：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我來說，必須回歸到電影，這個力量才能循環。
張鐵志：你覺得可以幫到台灣電影什麼？
戴立忍：希望證明我們可以開發一個新的題材，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如果我們成功了，接下來馬上會有人跟上來。
張鐵志：我很同意，因為我想一部《不能沒有你》很難馬上解決多少問題。即使很多人來寫文章、寫現實社會中的「不能沒有你」現象，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來參與，但社會制度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可是，如果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透入這些對話，長遠來說就會產生力量。
>>>>2009/08/14 聯合報 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