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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推出 思 沙 龍 系列三
2009.11.14（六）柏林圍牆＿另一邊的聲音
2009.11.21（六）「六0年代」的「破」與「立」
2009.12.26（六）一枝筆，改寫台灣文化史－重讀鄉土文學論戰

2009.11.14 （六） 柏林圍牆＿另一邊的聲音
講者  約恩‧莫特斯Jörn Mothes（德國神學家、前東德人權鬥士及環保人士）
主持  顧忠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
全程德文，同步中譯
13:30－15:40 放映紀錄片〔心中的秘密Last to Know〕導演：Marc Bauder, Dörte Franke
每個東德家庭，都藏著秘密。曾經是「圍牆」另一邊的國家消失了；邊界也只能從舊地圖上找到。曾被圍在「牆」內的東德人，即使已經拉倒了圍牆，融入了統一後的德國生活，卻怎麼也擦不掉過去留下的痕跡…。
15:40－17:30 沙龍
1989年，蘇聯帝國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東西集團對峙的冷戰成為歷史。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走進了圍牆的另一邊。
今年是柏林圍牆崩塌二十年，全世界重新聚焦德國當年震驚世界的「統一」。二十年後，被「合併」的、弱勢的那「一邊」，怎麼了？他們的價值變了嗎？他們的社會脈絡，還在嗎？他們的認同問題，解決了嗎？他們的「傷」，療癒了嗎？聽聽牆那邊的聲音！
2009.11.21（六）「六0年代」的「破」與「立」
講者  南方朔  （文化評論人）
主持  張鐵志  （文化評論人）
13:30－15:30　放映紀錄片〔The Sixties: The Years That Shaped a Generation〕
六０年代是自我中心的、反權威的年代，同時也絕對是令人振奮的時代。從種族平等、越戰、反越戰、嬉皮運動到登陸月球，這無疑是二十世紀最獨特、最躁動、最喧鬧的十年。
15:30—17:30 沙龍
1960年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甘迺迪宣示就職，三年後，遇刺。同年，北卡羅來納州四個黑人靜坐抗議餐廳的驅趕行為，引爆黑人人權運動，反隔離，要民權。1965年越戰開打，300萬青年遠渡亞洲，上了戰場；同時間，反戰運動如火如荼，學潮、嬉皮文化、搖滾樂、同志解放…舖天蓋地。
自由、保守；衝突、包容，價值快速崩解又迅速重建，「六0年代」的「大破」與「大立」如何解讀？
2009.12.26（六）一枝筆，改寫台灣文化史－重讀鄉土文學論戰
講者  王建壯（新聞評論家）
主持  龍應台（作家）
13:30—14:30 放映紀錄片〔青春、土地、 歌〕
七0年代，連串的外交挫敗衝擊台灣，青年學生開始探索「我是誰」，引燃校園民歌風潮。同一時期，報導文學與素人藝術吸引眾人的目光，掀起鄉土文學論戰，啟蒙八0年代政治與社會運動。本片訪問了楊祖珺、胡德夫、王津平、蘇慶黎、張釗維、蔣勳、陶曉清等人。
14:30—16:30 沙龍
一枝筆，掀起巨浪滔天。1977年，台灣文壇展開戰後第一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體檢，一方揮舞著國家民族的大旗，一方力辯現實主義與台灣意識，政治與文學糾纏，擾動禁錮的封閉社會。鄉土文學論戰衝撞當朝，改寫台灣文化史，30年後，論戰不歇，當年的理想與現實，是否依舊？如何評價？
 
活動地點
月涵堂會議廳（台北市金華街110號）
報名資訊
電話:(02) 3322-4907   傳真:(02) 3322-4918
網路: http://www.civictaipei.org 

以《蠟筆小新》漫畫系列成名的日本漫畫家臼井儀人，日前失足墜谷過世，消息傳出後，讓喜愛他的讀者相當震驚。台灣各媒體即時刊出一張有一頭捲毛長髮、圓胖臉、上嘴唇還蓄著一撮鬍子的中年男子照片，說此人即是臼井儀人。由於臼井在日本從未曝過光，更遑論為讀者簽名，因此很少人看過他的廬山真面目。初看這張照片時，我嚇了一跳，「他是臼井儀人嗎？怎麼變成這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疑問？主要是臼井曾於1995、98年兩次來台舉行簽名活動，當時我是《民生報》文化版記者，曾近距離看過他，並拍了照片，怎麼看那個捲髮男都不像是斯文男臼井儀人。
隔了幾天，有網友查出這張照片是日本藝術家黑田征太郎，不是臼井；錯誤源頭來自大陸一家網站的一篇貼文，該網友誤把黑田征太郎的照片當成臼井貼在網上。各媒體在臼井遇難時，遍尋不到他的照片，於是上網搜尋，張冠李戴用了黑田征太郎這張。
前面說過，臼井在日本堅持不露臉、不曝光，也不為讀者簽名，《蠟筆小新》在日本火紅時，連臼井的兩個女兒都不知道同學間熱烈討論的小新，竟然是她們的爸爸。在這種情況下，臼井怎麼會兩度飛抵台灣，為台灣的讀者簽名？最後一次還答應拍照？
1958年出生在日本靜岡縣的臼井，念完工業高中後，打算做個插畫家，白天以畫複製畫為主，晚上再去設計學校上課。二十七歲臼井開始投稿參加新人獎漫畫比賽，他畫了很多部漫畫，卻一直沒有成名，直到他創作了《蠟筆小新》，才大鳴大放。《蠟筆小新》於1990年在日本《動感》漫畫周刊連載，二年後才出版第一集，同時拍成電視，沒有料到立刻造成轟動，一至九集共售出兩千五百萬冊，周邊商品更是賣得嘎嘎叫。《蠟筆小新》尤其受到女性讀者的歡迎，日本不時討論《蠟筆小新》的造型簡單，畫工又十分拙劣，為什麼會令人絕倒？
檢討的結果是，透過小新這個孩童，打破男女的藩籬和上下的疆界，小新的天真和調皮，還有破壞傳統的秩序，使讀者的感情得到渲洩。小新扮演的是一個反射的角色，把成年人的荒唐和胡鬧很自然地暴露出來。
《蠟筆小新》於1994年七月登陸台灣，立刻颳起一陣史無前例的「小新旋風」。當時《蠟筆小新》每集銷售量都超過二十五萬冊，第四集印製量更高達四十五萬冊，打破國內漫畫單行本印製量的最高紀錄。香港方面也由東立發行，前三集售出六十餘萬冊，盛況不輸台灣。
《蠟筆小新》引進台灣時，同樣受到不少批評，特別是有關討論「性」方面的事，被一些讀者批評為利用小孩子的天真無知做護身符，剝奪小孩的童真。甚至有些家長認為，這本漫畫言詞太露骨，不適合給孩童閱讀。當時台大社會系教授孫中興為文表示，這本書雖然是漫畫，但較適合大人和心智成熟的讀者，至於書中有些言詞太露骨，他則認為《蠟筆小新》比黃色笑話更無傷大雅，也沒有惡意，讀者無需太緊張。
其實《蠟筆小新》不管在日本或在台灣的連載刊物，都是屬於成年人思想模式的漫畫。未滿十八歲的讀者，已算越級閱讀了。
就在讀者熱烈討論《蠟筆小新》的當兒，東立出版社告訴我，臼井將於18日抵台為讀者簽名，那是1995年三月的事。東立還說，這次臼井願意來台，主要是他認為台灣沒有人見過他，也沒有人認識他，日後碰面的機會不多，所以才答應飛台簽名。不過他有很多禁令：不接受訪問、簽名現場不許拍照，一定要主辦單位承諾保證，他才願意來台。
東立謹守承諾，動員近百名員工，在現場保護臼井不受干擾。主辦單位挑選了二百位讀者接受作者簽名，其中女性讀者占了不小的比例，年齡層比一般漫畫讀者來得高，這也是以往少見的情形。臼井給人的印象是平實近人，他的生活與一般人相差無幾，沒有請助手，每天與家人一起進餐。臼井表示，就是因為與家人一起進餐，才會有《蠟筆小新》這本漫畫出現。對不少人好奇他的靈感來源，臼井透露，他是照著實際體驗再加以變形。
簽名當天，工作人員再三提醒大家不要拍照，來賓都很合作，因此未發生不愉快事件。許多沒有接到邀請的漫畫迷，不願錯失機會，只好站在外圍，遠遠目睹他們心中的偶像。臼井的魅力果然驚人，簽名當天現場同時推出《蠟筆小新》第五集，結果前後售出一萬本。
原以為簽名會就在臼井抬頭、低頭，默默無語的情況下悄然結束。豈知進行到一半時，突然有一位妙齡少女透過翻譯告訴臼井，她是臼井的超級紛絲，今天是她的生日，可不可以親吻一下臼井，這將是她最難忘的生日禮物。三十八歲的臼井得知此事，毫不忸怩地站起來，隔著桌子，把頭伸向前方，接受少女的親吻，然後以日語再加上九十度的鞠躬說：「謝謝，這是我的榮幸。」由於事出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會發生這段插曲，全場你看我、我看你，等回過神來，臼井已坐下來繼續簽名，左臉頰清晰地留下兩片殷紅的唇印。他刻意保留唇印，直到簽名會結束邁出大門才擦掉。
儘管現場嚴禁拍照，但基於職業本能，我找了個角落，趁人不注意時，輕按快門，把臼井臉上留有唇印繼續為讀者簽名的鏡頭保留下來。為了謹守承諾，我當時未將這張照片發布出來。
臼井雖然不接受訪問、拍照，但是當我向他提出，向《民生報》的讀者問候時，臼井欣然同意，立刻拿出紙筆，用他漂亮的中文寫下：「給民生報讀者，我愛你，一起吃飯好嗎？」充分顯露他的風趣，同時附上他的招牌畫及簽名。
我以為日後不會再與臼井見面，未料1998年二月他竟二度來台，參加第六屆台北國際書展，並在會場為讀者簽名。臼井原本為一百五十位讀者簽名，但是人潮實在太多，個性隨和的他，當場決定再多簽一百五十位，滿足漫畫迷的需求。臼井這次來台仍要求不要拍照，沒有想到當他看到我時，竟透過翻譯告訴我，可以讓我拍他簽名會上的照片。我一聽整個人呆住了，稍後才拿出相機，一連拍了他十幾張照片，最後挑中一張刊登在報上，心想：這次臼井終於在報上亮相了。
那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自從臼井爬山失蹤、罹難的消息陸續傳出後，我每天都很關注這個消息。24日看到臼井的葬禮報導說，葬禮會場上沒有臼井的任何遺像，也沒有牌位，只有擺設花朵，殯儀館門口也沒有任何有關臼井葬禮的標示，且全面對媒體封鎖。讀到這，我迫不及待地翻出當年那張未曝光的照片，隱約中似乎又看見那個住家男人，臉頰留著唇印，低著頭努力為讀者簽名的塵封往事。
>>>>2009/10/3 聯合報 聯合副刊

扼口，是生命的主權宣示。以一位阿嬤的扼口，由病而死探究口腔種種，咽喉、舌、齒、牙齦……一路寫來，將人情與器官作有效的連結，行文自然，有說服力。──廖玉蕙
文字沉穩，樸實有致，架構謹然。張嘴、閉口，各有要義，醫生要病人「張嘴」，病人要醫生「閉嘴」，指涉的都是生存的難題與生命尊嚴。允為佳品。──簡媜

嘴巴張開。
啊。再大一點，不行，舌頭擋住了，放輕鬆。
H1N1持續橫行，我重複著繁瑣的採檢流程。防護衣、手套、N95口罩、帽套、護目鏡……防備一層覆上一層。常常，我感到呼吸有些窘迫，眼鏡起霧，髮根潮濕，笨重地踏進隔離病房採樣。
以前簡易的喉頭取樣，如今變得囉唆沉重。我拿出壓舌板，輕壓舌頭，病患有點想作嘔。接著以筆燈探照口腔，隨即拿出咽喉拭子刮抹取樣。
還好病患是成人，配合度高，採檢過程順暢。我想起先前在兒科病房，喉頭採樣頻繁又緊張。小朋友或哭、或踢、或鬧、或緊咬壓舌板、或牙關緊閉，他們鮮少合作，或許在被綁、被制伏之後，只能視口為最後防線，力抗白袍，誓死也要捍衛口腔。
約莫那小小年幼，人類便懂得扼口，一種生命的主權宣示。
●
「來兒科，先學會打開他們的嘴。」我始終記得實習時，一位兒科醫師和我說。那時，同學間曾彼此練習喉頭採檢。
嘴巴張開。
我拿出筆燈，光線照出一枚垂晃之物。這是懸壅垂，小小的葡萄，彷彿有只彈簧裝置其內，在呼吸與吞食間精巧升降。
懸壅垂過後是咽喉，肅穆地扼守口腔最深層。不容干犯，不允嬉鬧。筆燈探照其上，是瞪視的反光，一種噤聲的警示。當色澤轉而紅豔，是發炎的記號、疼痛的色度。
筆燈往上照，這是顎，口腔的天花板，紅潤的天幕；往旁照，是扁桃腺，口腔世界的保全系統，以化膿與腫大，暗示感染的劫數。
往下照，舌也，善變而靈巧地伸動著。仔細看，舌上布滿眾多乳突，味蕾萬千，酸甜苦鹹於此共榮。生命的滋味。讚美與咒詛都來自同條舌根，禍端與祝福於此共載，善緣與惡緣從此締結，這是口腔裡最聖潔也最邪惡的一塊肌肉。這裡，有人的挑剔和憎愛，有人的饕餮和品鑑，華麗又齷齪。
環照四周，這是齒。臼齒、犬齒、門齒、智齒，或蛀、或闕漏、或結石、或牙斑，齒縫間盡是一則則衛生隱喻。當牙色偏黃轉而黯淡，我知道這是關於尼古丁的深陷、癮的無可自拔。
不只是齒、牙齦，還有之外的口腔黏膜。我曾在愛滋寶寶身上，看見一張鵝口瘡的嘴。白霧病灶散生口腔，開了一口疼痛的豆腐花，後來證實是被念珠菌感染。但寶寶不懂得訴說疼痛，僅能閉口拒絕食物嚥下，薄弱地哭鬧。
筆燈關上，口腔暗去，視覺以外的是難以捉摸的口臭。
口腔，這異色而迷亂的天地，唾液於此漫流，食渣於此肥沃，微生物於此繁衍，細菌、真菌，甚或浮游生物，各自伸張生存野心，一座激躁的亂世。我曾閱讀過一篇報導，指出口腔內細菌約略三百多種。原來，我們都含著一個生態，咀嚼一座不安的世界。
口腔還有自己的年齡。我曾在一本雜誌讀到「口腔年齡」的理念，作者是位來自大阪牙科大學的教授，指出藉由蛀牙、牙齦顏色或質地、發炎狀況、齒齦結合、牙結石等衡量標準，計算口腔年齡。
嘴巴張開。
啊。乖，要聽話，等會才有糖糖吃。再不聽話，就要打針。
在兒科受訓那陣子，我看過孩子一張又一張的嘴，有人舌頭紅腫，狀似草莓，猩紅熱或川崎症的線索；有人滿嘴水泡，遍口潰瘍，腸病毒暗忖於心。誘之以利，恫之以刑，看著孩子被哄、被騙，才勉強張了小口，我能理解，因為我也曾是那哭鬧抗拒的孩子。即使成年，仍厭惡任何器物伸入我的口腔，特別是壓舌板。那鎮壓舌尖的，總顯得暴力，因為舌尖上有憤怒、論斷，也有一支民族的語系。
又如吞胃鏡，這簡直是侵略。至今我仍無法忘記吞胃鏡的作嘔、難耐、飽脹。我乾嘔了幾回，感到胃即將翻出，深刻體驗到自己強烈的咽反射。只要異物輕觸咽後壁，我便感到劇烈惡心。
作嘔，本性的反撲。
●
嘴巴閉上。
什麼都不要說。
有天值班晚上，我在走廊上聽見男子和孩子叮嚀，要他對阿嬤的病情封口。
膽管癌末期，肺轉移。血色素低。白蛋白低，腹部及下肢水腫，嚴重營養不良。
「醫生，她還不知道病情，我們不想讓她知道，希望她沒有痛苦，沒有掛慮……」家屬和我說。
阿嬤氣色差，對我的問診不發一語。家屬說她脾氣有些倔強，可能因為久病，有些憂鬱。
嘴巴張開。
啊。你要吃飯。家屬在旁哄阿嬤吃飯，但她食慾一直都不好，惡心嘔吐是常事。我向家屬解釋插鼻胃管灌食的必要性，但阿嬤摀著嘴，拒絕鼻胃管的插入。
阿嬤始終不知道自己的病，也未曾索問，或許她倦了，疲乏了，痛慣了。我注意過她的眼神，不是臥床老人那種分散的恍惚，而是凝聚的陰鬱。眼裡有許多抗拒，想迴避，想撤退，是清醒而飽含思緒的。
我在病歷簿首頁貼著一張字條，寫著「病患不知病情」，並提醒我的實習醫師，接觸阿嬤應有的言語戒慎。
「寒暄就好，病情一字都不要提。」
嘴巴閉上。
當上住院醫師以來，我曾幾次被要求封口、演練善意的謊言。除了癌症，那些疾病與病史背後，往往包藏著嫖妓、吸毒、竊盜、走私或虐童。這謊言，用善意包裹惡意，混淆不清，拉鋸對峙。
我克制唇舌，收闔情緒，在道德與典章間，也在實情與信賴間。
「我以前吸毒，現在改玩大象（一種麻醉藥），沒錢了嘛！這個不能寫在病歷上。」
「我上個月去泰國嫖妓，只有口交。這只和你說。」
曾有主治醫師和我聊到，一名病患驗出HIV陽性，要求保密，並保證不與妻有性行為。後來，主治醫師決定告知病患妻子真相，並通知她應受檢HIV。然後，是一場婚姻的碎裂，家庭的毀滅。
嘴巴閉上。
什麼都不要說。
「她不知道病情。」
那晚，我又聽見男子和護理人員叮嚀，關於阿嬤病情的封口。
●
嘴巴張開。
啊。不行，什麼都看不到，麻煩再張大一些。
有天值班，我正為一位鼻咽癌經電療的病患採檢。他的口腔很窄，嘴張不到二指幅，嚴重纖維化。這使我想起實習時，曾遇見一位呼吸衰竭的阿公。當決定緊急插管時，阿公口緊閉，後來勉強撐開，卻吐出一灘墨綠汁液。費了一番功夫，插管終於成功，接上呼吸器。讓機器掌管呼吸。
總會有些口腔特別窄小，讓我無意間想起。暗去的視野，隱現的構造，似乎都有著堅持。
堅持，更在口腔外表。
有次，一位口腔癌病患和我聊到，他寧可其他器官長癌，也不願口腔長癌。我望著他削去大半的臉頰，盡是皮瓣移植的紋路。那滴著湯汁與血水的病灶，把病痛與折磨襯得鮮明。厚重紗布層層堆疊，卻難掩潰爛之口──生命美感的要關。他緩緩吐出幾句話後，嘴巴閉上。沉默。與我對望。
彷彿閉口以後，腥臭可以緊緊密封，情緒可以靜靜消化。
嘴巴張開。
「難過就說出來，沒關係的。」社工對他說。
嘴巴張開。
啊。再張大，你要吃飯。
幾天後，當我來到阿嬤身邊，看護正試圖以碎豆花餵食，但阿嬤始終不張口。即使勉強吃了幾口，便又吐了出來。她開始力抗美食，與肚腹作對。不久陷入昏睡，心律不整，呼吸淺快，血氧濃度不足。
「讓她順其自然吧！我們不要急救，不插管、不電擊、不心肺復甦。」家屬說。
我想著家屬口中的「不插管」，鏗鏘而堅決。或許人老了都要守住口，拒插管是最後的防線、最後力薄的抵禦，即使隱含了放棄。
那個清晨，血壓漸降，心跳漸趨緩慢，阿嬤終究是離去了。沒有人硬生生扳開她的嘴。她扼住了自己的口，靠著面罩勉強擠壓空氣呼吸。微薄殘喘裡，扼守尊嚴與寧靜。留一口氣回家。
然後，嘴巴永遠閉上了。
●
嘴巴張開。
啊。很好，忍耐一下，有點不舒服。
至今，H1N1疫情尚未控制，因為工作關係，我仍不定時接到疑似案例，得全副武裝進行採檢。望著那口腔，我總訝異：這方寸大的腔室、幾句舌尖話語，竟可啣起紛爭、叼來災禍、吐出悲劇。
有人說，腦為人之首、生命之中樞；也有人說，心為人命之所在；我則感到口為人之要。氣息之口，肚腹之口，言語之口。挾喘呼，扼嘴慾，守密情。在這病毒動亂、飛沫都充滿不確定性的時節裡，口更關鍵著一場人類瘟疫。未知的劫難。
於是，早自初出嬰幼，老至日暮垂矣，人們扼口，保住一口氣息，留出生命的通道，故事的出口。
>>>>2009/09/18 聯合報 聯合副刊

看不到大哥的背影後，弟弟才真正成為我的弟弟……
三十年前在金門、二十年前在三重，兄弟三人還睡一張床，還在一個屋簷下。
三十年前在金門，哥哥十六歲、我十二，弟弟十歲。金門昔果山，三合院廂房裡，一張雙人床不只睡了我們兄弟，最多的時候，還擠了三個姊姊。弟弟有時跟父母親同房，有一天早晨，我盥洗後找弟弟。母親偏頭，坐在化妝台前梳髮，弟弟呢？還熟睡，不仰臉或側身，而匍匐著，屁股翹得高高，雙手枕臉。我跟母親相視一笑。我搔弟弟屁股，他手一揮，像牛，拿尾巴驅趕蒼蠅；再捏他鼻子，他一口氣吸不過來，終於醒了。我跟母親哈哈大笑，他卻不知所以然。
最早是大姊、二姊，然後是三姊，渡海離家，在南崁加工區上班。當時，離家赴台上班掙錢，是現實跟時尚，也是一種幸福，姊姊們矇在前程似錦的假象，在塑膠花的產品線上匆匆結束她們的童年。姊姊們在每年農曆過年前，搭艦艇返家。民國60年間，只賴信件往返，告知船班，船能開或遲開，得看風浪，我常跑到屋後空軍營舍邊，望灰灰大海，找尋訊息。海平線不是一條線，更像一個洞穴，那裡有一扇天方夜譚裡的巨大石門，得試上各種祕語，才找得到鑰匙。
不只我一個人望著海，有時候是一大群人。那簇擁的樣子、那焦慮卻佯裝無事的樣子、那虔誠如舉香頂禮的樣子，讓我們簇擁的模樣越來越小，而海，以及未知的命運卻越來越大。有船艦從洞穴釋放出來了，越來越大，如果是貨輪，村人難掩失望；若是軍艦，村人說，是啦，就是那艘船，他們要回來了。村人各自回家，時刻留意門外動靜。
姊姊們返家，跟軍艦從高雄港出發的時間一樣，變化不定。有一回，姊姊上午回家時，我正挑著兩麻袋落葉當柴火。二姊迎面走來，我喜出望外，二姊接過我的擔子，她的神情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說辛苦了，留在家鄉的弟弟。不多時，姊姊們再啟航料羅灣，回南崁上班。幾年後，大哥到台灣學車床，家裡只剩下父親、母親、我跟弟弟。已忘記大哥離鄉那幾年，誰來早起餵雞鴨，且煨暖豬飼料，料是母親一人扛作了。若記憶是一只口袋，肯定有了漏洞，當年我未滿十二、弟弟不滿十歲，父親趁遠洋捕魚之餘，才得耕田鋤草、播種收割，家裡的田卻一塊也沒荒過，玉米、花生、高粱、地瓜，依然豐收，一家人勞作的力量遠超乎我的想像。
我對大哥離家，要比姊姊們讓我感受更大。從小，大哥就護著我，我也隨他犁田、播種跟耙草。大哥從小就肩負持家任務，能在寒風凍裂臉頰的冬天克服溫暖的被窩，快速升起灶火，炒一盤香噴噴的豬油炒飯；他手臂不比初生的玉米穗粗，卻能持犁馭牛翻田。我童年有很大的一部分跟大哥相隨，直到他離家，看不到大哥的背影後，弟弟才真正成為我的弟弟。96年夏天，我跟弟弟兩家七口相偕回鄉，我問他，可記得有一次上學途中，他鬧肚疼，蹲地上，他的同學拜託士兵載他上醫院？弟弟身為當事人，卻忘了。我能牢牢記得，是因為我並沒有陪他蹲在旁邊，也沒陪他就診。那是中午，返家午餐後再到校上課，我認為，弟弟得忍耐住小小的病痛。我會這麼想，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在戰地成長，沒熬病跟忍痛的韌勁是不行的。弟弟蹲在渠道上的身影慢慢變小，我轉彎，繞進校園時，還確信弟弟能夠自己站起來，走到學校。他沒能站起來，也沒有記住這段往事，反倒是馬路邊那團黑點像一滴遇熱後融化的柏油，我沒有記憶的酒精，揮發這一段往事。
幾年後，父親、母親、我跟弟弟，踏上金門人的共同遷徙路線，上軍艦，登陸高雄港，搭柴油火車一路鼓譟北上，落腳三重。我讀國一、弟弟讀小五。而今，我的孩子也讀小五了，我每天仍習慣牽他的手，過幾個車流較大的路口，才放心讓他自己走；而當時，我卻忽略弟弟只是十歲大的孩童。若說，十二歲的天空是太低矮了，不足以看護十歲的雲，那麼，三十歲、四十歲呢？
我在十二歲那年，發現了弟弟，但幾年後，卻再度遺失。
●
手足間，若沒有吵架、玩鬧，就沒了真正的情誼。大哥跟我玩鬧，把我壓在木麻黃樹根下呵癢。他鬧、我笑，他沒罷手，最後，我是哭了。這一哭彷彿成就了不可磨滅的意義，成為我跟大哥交集的往事。遷台後，姊姊們跟大哥多在假日返家，但他們已過了玩耍的年紀，我沒有選擇似地，跟弟弟玩在一塊。嬉鬧的空間從金門的鄉野變成了客廳和房間，不再有蝴蝶可撲、沒有蟬可以抓，更找不到任何一株相思樹，爬樹幹，搖枝椏，甩落棲息樹上的金龜子。
我們騎馬打仗，鑽進被窩裡鬧，假日則相偕到國小操場打棒球。差距兩歲，吵架難免，一次為了爭看電視，我跟弟弟扭打。在金門讀國小，學過微末的跆拳道，我推開弟弟揮拳砍劈，仍占不到上風時，只好飛腿攻擊。很多年後，弟弟的兩個女兒已長到會吵架的年齡時，我跟她們說，你阿爸，小時候跟阿伯打架，竟說打架不得用腿。她們忘了跟我打架的是她們的爸爸，都說，打架還有規定啊，真好笑。
弟弟升國中後，從小接受的從軍報國信念居然萌芽，投考士校。對弟弟從軍這事，我曾否寬慰、了解？而今思索，像望進時間的大霧，不僅弟弟迷失了，我也遺失在雪茫茫的霧色中。若說，人生當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個謎一般、霧一樣的時間，國中歲月對我，即是如此。我迷失在鄉愁裡，且不知未來走去何方，傻傻地過每一天，一有零錢、閒暇，都趕往漫畫店報到。
不過，卻有一條路線明明白白屬於我跟弟弟的。那是假日，我跟弟弟從三重住處，過三和路、接自強路、轉正義北路，到金國戲院、國園戲院，或已拆除的天台跟天南戲院，度過好幾個下午。這一條路，代表兄弟倆對城市繁華的初度認識；這一條路，我現在每回走過，時間之線就起了棉球，我再看到弟弟那缺乏思索跟快樂洋溢的一張臉。
高中聯招考場在西松國中，陪我考試的是弟弟。不知道他怎麼度過那無聊漫長的兩天？當我與數學、國文、英文、地理、歷史跟三民主義等學科對抗時，弟弟是怎麼對抗那一格一格的寂寥，而能在有限的下課時間，仍一派天真、仍饒富興致？不可思議的是，我在弟弟高中應試時，卻因學校聯誼而缺席了。高中畢業後，大哥在新莊謀職，住在家裡，我則選擇提前入伍。偶爾放假回家，與大哥同房，弟弟擁有他自己的房間。
有一次提前在周五返家，未開門，門後就喧嘩陣陣，打開門一看，弟弟跟同學七、八人，在家裡打麻將。我怒喝，操他媽的B，都給我滾！不一會兒，弟弟的同學走得乾淨，客廳內只餘弟弟，跟他羞愧、漲紅的臉。這是我第一次動用哥哥的威權，我沒在往後的日子使用過，也不知道那威權在今日，還存在否？但這事件告訴我，弟弟已獨自孕育他的人際，一個完整如我、自私如我的世界。
除役、上大學，跟弟弟的交集漸少。父母親為大哥買了房子，我大學畢業，跟哥嫂同住，也就近購屋，兄弟各自成家，姊姊們遠嫁，再難像童年聚首。人間的聚、離，竟匆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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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再同寢，卻在外婆出殯時，一起下榻飯店。這也是兄弟三人，三十年後同在金門。喪事後，回返舊居，遠遠看到屋頂上幾名工人鋪設屋瓦。父親說過，屋梁白蟻蛀蝕，非換不可。門、窗、地板，隨之更換，看似煥然一新，實卻面目全非。工人為方便拆卸屋瓦，砍了屋後的木麻黃。它的樹幹長得粗實，得兩人，才得環抱。屋頂少了樹蔭，屋內添上新漆，像個禿子，染了皮膚病。側門的防空洞已經掩埋，後頭的豬舍廢棄多時，再過去的林子依舊蟬響，卻沒有夠高的竹竿能搆著牠們。樹林卻蔓延到路上，林內蓊鬱，蜘蛛網密布，我望見童年在裡頭穿梭玩樂，卻走不進去尋舊。
前一晚，兄弟三人也沒多餘的話。我問弟弟，可記得有一年元宵節，我、他跟堂妹，在外婆家盤桓多日，三個人跟外婆擠一張床，三個人來回昔果山跟榜林村，步伐小、馬路長，走得久久才到。弟弟想了一下，搖搖頭，寬慰自己說，隔那麼久，哪能記得？
金門的路開得多，回鄉路也跟著變多，然而，兩家七口同遊金門時，還得賴地圖指南。弟媳婦調侃說，你們不是金門人嗎，怎都不認識路？我跟弟弟只能乾笑，額頭冒汗。
不過，真有那麼一天，弟弟不識得回家的路。那晚，弟媳婦來電，請我一起到中山北路，接喝得爛醉的弟弟。找到弟弟時，他已被店家趕到門口，幾名警察環伺周遭，像伺候弟弟抽菸，實則監看著。弟媳婦在車上說，他到內湖參加同事榮退餐宴，不知後來如何續攤，進了酒店。同僚怎麼離他而去的細節，弟弟事後也說不清楚，警察跟弟媳婦說，喝醉了，怎麼拉都不走。我下車，拉他走，警察這時問，這是你的什麼人啊？弟弟說，這是咱大仔。弟弟沒醉，還能辨識我，他尾隨我走幾步，卻不願意上車，反向對街走。問他去哪兒？他說回家。
這不是你的家，你回哪兒呢？誰說不是，我家明明就在這裡。
我索性拉他走向對街，找門牌證明。他是醒了半秒或一秒，還是不願意僵在自己的錯誤裡，終於隨我上車。進大樓車庫，開車門，扶他進屋。這是我第二次到他的屋子，十年前還嶄新亮潔，現今卻多雜物，以及兩個女兒。扶他上床，脫掉他的上衣，解下牛仔褲拉鍊，扯褲腳，脫下褲子。床上躺著只著內褲的弟弟，同時也是一個女人的丈夫跟兩個女兒的爸爸。
但在那一刻，我像是剛剛發現，我有一個弟弟。
弟弟家在三重永福街，搭計程車，十分鐘可回我家。幾個轉彎，車子上三和路，等過紅燈。車子一啟動，我卻疲憊地往後仰。我意識到自己睡著了，也因為這樣的意識而驚醒。我愣愣看著街景，好一會兒，才想起我為何在這裡。車子還在三和路，司機沒繞遠路，按我指使的開往仁愛街。剛剛睡了多久，三秒或五秒？在這剎那，我睡得精熟，彷彿切斷我跟這一個夜，以及這一生所有的聯繫。
車子停妥五華街巷口，往前走，就到家了。
家，停在黑暗的海洋上，它居然就流動了起來。
>>>>2009/09/11 聯合報 聯合副刊

在創作的起點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應該是龍應台前一本書《目送》的續篇吧！對於父母生命經歷重啟好奇，意外發現自己對於父母活過的時代，那些時代具體且戲劇性的痛苦悲涼如此陌生，進而承認自己長時間對那些時代那些痛苦悲涼抱持冷漠冷淡的態度，出於接近懺悔的心情，投入了一趟歷史探尋追索的旅程。
這趟旅程，容易開始，卻很難抵達終點，因為途上到處是分岔歧路，到處是考驗。龍槐生經歷過的時代與痛苦，很多其他人都經歷過，藏在祕密的記憶與紀錄中超過半世紀。他們其實早已經想講了，只是找不到願意聽的人，所以很容易這個人牽那個人，這段記憶牽那段記憶，一個荒謬戰亂的巨大網絡就編織起來了。
這個網絡巨大無比，顯然遠超過龍應台出發時原本的想像。有空間上的廣袤，還有時間上的糾纏縱深。每一個時空的點，都通向另一片看不到邊際的複雜人與事交錯情境，如此誘人，卻又如此駭人。裡面應該會有無數的故事藏著，然而幾乎每一個故事，都以離亂、血腥、傷亡、眼淚乃至流乾了的眼淚為主題的。
更艱難的，由離亂、血腥、傷亡、眼淚乃至流乾了的眼淚組構成的故事巨網，拒絕被用簡單有條不紊的方式整理呈現。這些故事之所以藏了將近 60年，就是因為它們無法被納入兩岸歷史整理出來的方便敘述與答案裡。既有的歷史答案，不管中國唱的「主旋律」，或台灣講的「生聚教訓」，前提都是先分清楚敵我，都是講我們如何打敗敵人，或被敵人騙了以致失敗的過程。可是龍應台陷身進入的巨網，卻在敵我之前，甚至是敵我之外，無從分辨敵我的。
對於真正活過1949亂局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痛苦，絕對不是打仗中誰贏誰輸，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與周圍環境的關係，自己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明天又會去哪裡，要做什麼樣的事。今天的「國軍」打了一場敗仗後，明天就變成了「共軍」，回過頭來打「國軍」。今天田裡的小莊稼漢，明天就被綁上了船，送到遙遠的地方，幫助綁架他的人打仗，對抗對面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為什麼經過8年辛苦抗戰，中國卻從來沒有產生精采傳世的抗戰文學作品？其中一個原因在：抗戰一結束，就立刻爆發了混亂內戰，同樣是戰爭，內戰對人在精神與意識上產生的折磨，遠超過抗戰。抗戰中有明確的敵我，有明確的是非，一下陷入內戰，本來堅強的是非對錯全混淆了，被內戰折磨過的人，再也無法回歸簡單樸實的敵我是非觀念書寫抗戰了。他們的精神狀態被快速拖入一種迷離中，無法再用這樣的迷離回顧記憶抗戰了。
內戰記憶其實主宰了半個世紀海峽兩岸許多人的生命判斷，可是那真實的記憶、真實的混亂、真實的痛苦，卻無法明說表白，必須壓抑藏在意識底層，或者藏在與事實有著巨大距離的官方說法裡。
龍應台的書，釋放了這些壓力記憶，也就碰觸了那個巨大的離亂之網。網太大太密了，使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能只寫1949的中國，而是從抗戰寫到50年代，從中國寫到台灣、香港、南洋乃至澳洲，原來那麼多不同來歷的人同時被捲進互相傷害的關係裡。
這不是一本「歷史之書」，因為龍應台不是要排比事件的來龍去脈，不是要解釋因果。她寫的，毋寧是一本讓走過那個時代的人，有機會同聲一哭，用哭聲洗鬱，同時逼迫後來者聽到他們哭聲，不能再冷漠以對的「贖罪之書」。
>>>>2009/8/30 中國時報 開卷周報

在人類的行為裡，相互的加害與受害經常發生，因此道歉與寬恕遂變得十分必要。但道歉與寬恕言之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這也是直到現在，「道歉學」才開始逐漸形成的原因。
因為，人對別人造成傷害而道歉，有許多前提。古代君尊臣卑，官大民小，在上位者犯錯而傷及小民，傷害了又怎麼樣！你能奈他何？只有到了民主時代，不道歉可能會失去選票，道歉這種價值才逐漸進入了歷史的時間表。但儘管有了道歉這種價值，但要有權者真心誠意的道歉，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真正的道歉要像負荊請罪的廉頗一樣，他做了傷害藺相如之事，遂自己背著荊棘藤條向藺相如下跪，要打要殺隨你便。西方學者說「真正的道歉是無武裝的捨棄自己」，這種事情除了廉頗外，沒有第二個。
於是，在世界上真正看到的只有「儀式性的道歉」，犯錯者放下身段，向人鞠躬道歉。在當今政治人物裡，美國上一任總統布希最擅此道，他任內犯錯最多，「道歉」已成了他的口頭禪。美國學者即表示，他在說「我道歉」時，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都道歉了，你們給我閉嘴」；當代美國哲學家尼克史密斯（Nick Smith）在《我錯了：道歉的意義》裡就指出，世上絕大多數道歉都是這種型態，它是一種「廉價容易的道德主義（Facile moralism）」。
要做錯事傷害到別人的人道歉，真是太難了。他如果真正的承認錯誤，可能會受到政敵或受害者不可預期的攻擊或求償，因此他只能說道德性的「我道歉」，而不能說有法律意義的「我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災難，由於認錯的後遺症難以預測，一定要事情過了幾十年，才在後代人手裡認錯道歉，後代政治人物也因此而獲得掌聲。二次大戰時美國將日本僑民關進集中營，要到了雷根時代才認錯補償。在道歉認錯行為裡，只有產業界表現較好，由於它因果清楚，廠商生產不良商品而使人受害，負責的公司多半願意收回商品並道歉補償；而在政治上，道歉認錯縱使到了今天仍極罕見。
然而，認錯道歉固極困難，但人類犯錯而傷害到別人，要改正這一切，其實還有其他更好的途徑，一是贖罪，二是昇華，這都是把傷害超越到更大的福祉與願景中。
例如，中國唐代的李世民，他以手段極為罪惡的「玄武門之變」取得政權，他弒兄殺弟逼宮父親，道德上犯了大罪，但也正因這種罪惡感的良心不安，遂使得他把一生都當做贖罪的修行。他用賢人，鼓勵百官犯顏相諫，最後是一雙血腥的手開創了人類史上少見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把「贖罪政治」發揮到了從未曾有的高度，我不知道「八八水災」的因果，但馬總統最好把它視為自己應擔起責任的一種政治之罪，將剩下的兩年多變成是「贖罪修行」。
美國南北內戰，一國分成兩邊，殺成一團，誰對誰錯已爭之無益，林肯不去爭論孰是孰非，也沒有要任何一方向另一方致歉或相互道歉，而是認為這乃全體美國人未能奉行上帝之道的結果，最後他把兩邊的傷痛全都被「民有」、「民治」、「民享」新願景所包羅。當代道歉哲學家格里士渥（Charles Griswold）認為，這是一種「不必誰向誰道歉的和解」，也是一種「昇華」。用哲學語言來說，這乃是將錯誤與傷害包裹進更宏大願景與許諾裡，使一切憤怒能統合進未來的福祉中，犯錯也才會被寬恕。
「八八水災」發生迄今已逾兩個星期，救災善後做得如何，人們自會有評價，而我關心的則是從廿八日以後，我們的領導人已由「馬解釋」變成了栖栖皇皇的「馬道歉」，而在同時則是由於政府依然混亂，已有水災、疫災、政災三災合流的趨勢。在這危機其實已更大的時刻，我們的領導人切莫以為趕道歉行程真的會有效。他真正需要的，或許是以贖罪的急迫感為動力，對可能合流的三災做出真正有效的領導，並替災後台灣畫出更好願景吧！
>>>>2009/8/25 中國時報 南方朔觀點

看過戴立忍編導的電影「不能沒有你」，我對新聞記者出身的太太說，這電影改編自幾年前，台北市忠孝西路陸橋上父親帶女兒要跳橋的一起社會新聞事件。
我太太，連想都沒想，便回答我：哦，我記得，那時我還跟跑線的記者，現場連線過呢，可是，後來呢？
正是這句「可是，後來呢？」給了我一夜難眠的輾轉反側。
我趁著女兒熟睡，起身，打開電腦，思索新聞事件、藝文創作、我的自身際遇，這三層關係的一種化學效應。
讓電影成為新聞的放大鏡
記得二○○○年七月「八掌溪事件」死了四條人命後，各方撻伐仍餘音裊裊之際，我在一堂「新聞與文學」的課程上，與我的學生討論這事件時，說了我的想法。
「新聞，再怎麼去拼湊事件的原委，都少了一段最動人的『想像與虛構過程』，那就是當時置身湍急溪流中，緊緊相互擁抱的那四人，被水流衝擊，搖搖欲墜，苦候救援，直至被水沖散之前，他們在想些什麼呢？他們交談了什麼呢？他們是一如觀看媒體報導的觀眾，在那裏痛罵政府麻木不仁，救援系統失靈無能？還是，在相互加油打氣之餘，他們各自都交換了自己那天出門前，最懷念的記憶（妻子為他們做早餐的畫面、兒女出門上課前開朗的說拜拜）；他們是否也彼此坦承講述了如果沒有明天，他們心中最大的遺憾會是什麼（沒跟妻子丈夫子女父母說聲對不起，我先走了？）」
「講究客觀呈現真實的新聞報導，不可能有這些內容，因為它們必得經由一定程度的虛構、想像與編織，而後才有類似小說或戲劇一般的動人情節。然而，這不也是『新聞之不足』，而恰巧是『文學藝術之專長』嗎？由於這些想像的交織，我們遂填補了許多新聞報導『無法完全』的遺憾。」
在新聞界工作多年，我始終不覺得新聞的專業訓練裡，應該少掉「想像力」這一環。這當然跟我自己一貫兼顧文學的喜好有關，但更關鍵的，是我常常會在新聞事件裡，看到更多「人的故事」。每一個「人的故事」，於事不關己的他人，是新聞；但，於當事人，或當事人的親朋好友，卻是如此真實的現實，他們如何能事不關己呢？要拉近新聞與現實的差距，新聞報導往往會採取比較人性化的故事敘述，然其風險則是或恐失之於不夠冷靜、專業。依我之見，最好的替代方案，若非報導文學，另一選擇，無疑便是根據新聞事件，改編成小說、戲劇或電影劇本，更大膽的切入當事人的心靈世界，並放大比例，讓觀眾得以作為參照、反省的放大鏡。

主流價值之外的媒體省思
很多動人心魄的新聞，說穿了，都是一種「移情作用」的投射。我們是在新聞裡當事人的處境上，看到或感受到某種「如果是我」的命題，因而我們生氣、難過、悲傷，因而我們也認同了當事人的際遇。
不過，也有很多的新聞事件，它們離我們的現實太遠，反而被我們認為不夠真實，遂被視之為荒謬，遂被我們的常識經驗所否定。可是，對新聞事件的當事人呢，他們在「不幸成為新聞焦點」的同時，若依舊得不到同情與正視，會不會反倒被新聞的專業所「壓迫」，例如，在新聞記者的筆下、鏡頭下，變成「暴力現行犯」，而如何淪為暴力犯的根由，卻在得不到背景分析的前提下，愈發凸顯了他們的悲情！
在新聞界，待愈久，我越發對這質疑，感到憂心起來。我們，新聞工作者，在想當然耳的資訊下，做判斷、定黑白，會不會被「自以為是的」冷靜之腦所左右，而失卻了一顆該有的溫熱的心呢？
沒錯，正是那句「可是，後來呢」，激發了類似戴立忍這樣的導演，問出了「不能沒有你」的劇作。
一個社會邊緣的打工中年男，攜帶著無法證明關係的學齡前小女兒，幾乎居無定所的共同生活著。這樣的父女，在新聞報導中，要成為焦點，毫無可能，除非，是的，除非他們之間發生虐兒事件、亂倫事件，或老爸去偷去搶，或女兒被監視器發現於大賣場偷竊被逮，除非發生了這些我們幾乎已習以為常的社會事件，否則，這一對父女，不可能成為新聞。而一旦成為新聞，八成也不會是什麼好新聞！
新聞工作做久了，我愈來越認為，媒體人很容易演化成「中產階級拘謹美學」的同路人、衛道者。我們相信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我們熟稔一篇或一個報導，掌握住主流價值的人道關懷後，很輕易便能擄獲讀者的心，囊括新聞評選大獎的伎倆。得獎之後，我們，新聞人站在鎂光燈前，分享這些喜樂於我們的家人與同事。但這世界，這世界的邊邊角角，那些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有沒有改善過他們的處境呢？或者，他們存在的價值，是否只是為了證明媒體永遠有「搶不完的獨家」？

只求「像個人」一樣的活著
看別人的新聞，移情很容易，看自己或親朋好友的新聞，我們如何能移情得那般自然呢？「不能沒有你」裡，單親爸爸的好友，在街頭商店裡，看到一堆人擠在電視直播新聞前，嚷著要電視裡的父女跳啊快跳啊的不耐時，憤而罵出三字經，一衝而上，與人打成一團。那場景，無疑是新聞事件當事人在弱勢處境上，最悲壯的一記反擊，「幹，那是我的親人朋友欸」！
一定程度上，我知道自己對新聞媒體的某種批評，不免陷入虛無主義的循環：「不然，你能怎樣呢」。
我們也許不能怎樣。不過，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往往是在一個接一個不相信不能怎樣的「唐吉訶德式」的努力下，完成了很多動人的改革。
台灣電影走進二十一世紀，在不景氣衝擊與強勢好萊塢的壓境下，最難能可貴的，是一條清晰的人道主義關懷，始終被維繫著。
彷彿一條小溪，涓涓細流，聲勢不大，卻不會死絕。一代接一代的，我看到了戴立忍這條小溪。亦如同一條野徑，篳路藍縷的開山者，不愁沒有後繼者前仆後繼，我也看到了戴立忍電影中承續上世紀八零年代新電影的遺緒。
邊緣者的故事，小人物的悲壯，這條寫實主義的老樹，從來不愁沒有新芽、綠葉的崛起，核心關鍵在「小人物的理直氣壯」太吸引人。主流價值再怎麼輕忽，世俗標準再怎麼踐踏，小人物以最質樸、最簡約的形式，提出的，都是最直接的訴求，「為什麼不讓我們『像個人』一樣的活著！」
中產階級拘謹的美學，容易溺陷「活著很累」，小人物的簡單思維，卻只是「再累，也請讓我們活著！」，只要，真的很簡單，只要讓我們跟相愛的人在一起，就足夠了。
我在試片間裡，看著一幕幕「不能沒有你」的畫面流瀉時，我雙魚座的善感，在家有四歲女兒的催情素下，完全崩潰。我感謝不算熟悉的朋友戴立忍，把片中的勞動階級與觀影者我這中產階級的兩對父女情，經由電影緊緊的拉在一起。這是電影永恆的魅力，這是想像力穿透現實藩籬，最珍貴的魔法，我深深感謝。
>>>>2009/8/25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專訪國片《不能沒有你》
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
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前陣子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的國片《不能沒有你》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影片種類與風格。這故事取材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事件，講述處於社會底層的一對父女，如何在官僚體制的迷宮中，在喜歡把新聞鬧劇化的媒體前，辛苦地緊握彼此的手。
要了解《不能沒有你》，必須先掌握這部電影背後兩個靈魂的碰撞。
這篇文章名稱寫「導演戴立忍、男主角陳文彬」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他們兩人也合掛監製、編劇。陳文彬本身也是導演，這部片最早是他要給公視人生劇展的大綱，但戴立忍看到後認為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成電影，所以有了這個合作。
陳文彬長期關注社運、從事過政治工作，也是影像工作者。而戴立忍除了是眾人眼中台灣最好的演員外，他所導演的電影《兩個夏天》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並且，他也長期關心社會現實。但相對於陳文彬，他更熟悉主流電影的語言，更懂得如何去說一個好故事。
所以，有了這部關懷弱勢的嚴肅題材，但所有人看了都會流淚說好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尋找現在政府沒在做的事
張鐵志：哪一個國外導演對你影響比較大？
戴立忍：念書時黃建業問過我最喜歡的導演是誰，我回答「盧貝松」。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是商業導演耶」。
我看盧貝松是從《最後的決戰》開始。沒有台詞的電影通常會很悶，但盧貝松很會講故事。以前比較喜歡商業片，藝術片是硬看的。後來盧貝松《碧海藍天》給我更大震撼，因為它介於這兩者之間，這是我看過最多次的電影，大概看過八次。
張鐵志：為什麼是《碧海藍天》？《不能沒有你》也是一部在海邊的電影。這之間有關聯嗎？
戴立忍：我想是有的。我小時候住在台東的太平洋海邊，後來搬到高雄，在高雄港初戀、把妹，當兵在金門是住在料羅灣，後來搬到台北來，又住在關渡淡水河邊。我是出生在夏天的小孩，很喜歡東部和南部的陽光。你看我後來拍《兩個夏天》，就是想拍南部的夏天，像碧海藍天底下的豔陽。
張鐵志：所以從《碧海藍天》到《不能沒有你》都與你的成長背景是有關聯的。那影響阿彬（陳文彬）最深的電影是？
陳文彬：我是真的很喜歡侯孝賢的《戀戀風塵》。因為以前是壞學生，沒在讀書啊，又是放牛班的那種私立學校。我是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才發現這個就是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都比喻你們這部電影類似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風格，如《單車失竊記》。你們真的喜歡這樣的類型嗎？
戴立忍：我喜歡《紅氣球與小白馬》。比起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我更喜歡法國新浪潮，因為他們比較好看，像是《斷了氣》或《四百擊》。我比較喜歡運動鏡頭的，喜歡快速剪接的東西。
影響我更大的是巴西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它是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並讓我發現，電影真的能影響當地社會。因為他們總統看了之後，就召集各部會首長，去貧民窟解決電影當中提到的少年暴力問題。《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直接影響了《不能沒有你》。
張鐵志：所以影響你的點，是那部電影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它們超出了電影，回到了現實。
戴立忍：是，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題材既然是取之於社會，最後也要還之於社會。我們正在試，也不確定該怎麼做。包括邀請各界人士來看，司改會、社福界、教育界等，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將電影和社會連結起來，有人寫文章，開始論述。
張鐵志：你想形成怎樣的論述？是一個具體政策關心弱勢？還是對各種體制的檢討？
戴立忍：簡單來說，我們要尋找現在政府都沒在做的事。我們很懷念十幾年前的社會氛圍，那時有一股社會力量在尋找出口，但現在是連這種力量都沒有了，剩下來的都只是針對選舉嘛。
陳文彬：我覺得台灣最美好的時光，大概是八○年代末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的壓迫，但是民間的力量已經出來了。現在的狀況是政治人物只問意識形態，沒有力量去好好處理社會問題。

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
戴立忍：回到這部片，我當時看到阿彬寫這個故事，就說你不要只是拍電視，拿來讓我拍電影。這部片有最小的東西和最大的東西，最小的東西就是父女之間的親情，大的東西就是人跟體制的對抗。這兩者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陳文彬：今天這個事情不只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各地。我在日本參加影展時，有一個NHK的老攝影師抱著我一直哭，跟我說他看了四遍，說日本政治人物應該來看這部影片。在記者會，我跟大家說，陳菊在看完電影後，回過頭去跟後面一級主管說，這個事情如果再發生在高雄，就是我們的恥辱。結果，主持人一聽也掉淚，說為日本的政治人物感到可恥。
張鐵志：你們怎麼看電影和社會的關係？
戴立忍：我想要嘗試台灣比較少見的社會寫實題材。這種題材在八○年代的台灣其實不少，例如《女王蜂》等，但是因為當時的電影美學，因為技術的緣故，這種類型並沒有什麼突破。台灣電影新浪潮的時候，也試著與社會對話，但是他們還是比較屬於作者論的，大多是虛構的，而不是介入真實社會事件。
張鐵志：的確，我總是覺得，相對於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的藝文領域跟現實與歷史對話非常少，電影、文學或音樂也是寥寥可數。在八○年代可能還比較豐富，但到了九○年代全面市場化後，就越來越少。只有劇場好像還維持著對現實的敏銳性。如果照你所說，台灣過去三十年電影很少跟現實社會對話，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戴立忍：我認為是商業市場的考量。
張鐵志：是大家覺得沒有商業市場？
戴立忍：對，但很多人還是想作，當然他作的方式可能不像《不能沒有你》這麼清楚，這麼直接。
張鐵志：或者有人選擇了用紀錄片的方式。
戴立忍：對，電視也有，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很好，但推不出去。
好的說故事方式就有票房
張鐵志：你一直都有意識到電影跟現實的對話嗎？
戴立忍：我的開關是一直到《無法無天》才被打開。我這輩子就是在做電影這件事。社會意識這部分有但不強，也沒有嘗試過要把兩者連結。《無法無天》讓我知道這類型題材在台灣來講是值得做的，因為獅子座B型就是那種好大喜功的人，我做電影不只想拍一部電影而已，我想要創造一種局面。
張鐵志：是，阿彬之前寫email給我時也說，要做一部不只是電影的台灣電影。
戴立忍：的確，我們不要讓這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以前對於行銷的思考都是回到票房，回到電影，回到知名度，但這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循環。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丟得更遠一點呢？能否把票房、市場、商業等完全斬斷。就像我跟台北沖印調整到後來，我就說我不是要作黑白片，我是要作灰片。
張鐵志：這個很弔詭，因為如果你沒有票房，似乎也很難產生力量？但我知道，你似乎覺得這部片其實並不是沒有商業性？
戴立忍：的確，我相信講故事的技巧就是一切。它是一種糖衣，可以把苦苦的藥包起來，只要口感是好的，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送進觀眾腦子裡。我一直很注重鍛鍊那種技巧，侯孝賢也說我是一個技巧性的導演。台灣電影十年來問題不在於題材，而是說故事的方式。
但我們要尋找一個打動人的題材。上一波國片的高潮是什麼？是紀錄片如《無米樂》。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容易被主流觀眾忽略。所以我們是要把一個紀錄片的題材，用好的說故事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證明可以開發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
陳文彬：我一直在想，我們得到這麼多的回饋，並不是單純幫助這部電影，而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幫助台灣的一些人事物。
戴立忍：對我來說，其實我在乎的是，這部片可以怎麼幫整個電影環境。講坦白話我從小到大最關心的是這個事情：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我來說，必須回歸到電影，這個力量才能循環。
張鐵志：你覺得可以幫到台灣電影什麼？
戴立忍：希望證明我們可以開發一個新的題材，一個有社會性的題材。如果我們成功了，接下來馬上會有人跟上來。
張鐵志：我很同意，因為我想一部《不能沒有你》很難馬上解決多少問題。即使很多人來寫文章、寫現實社會中的「不能沒有你」現象，很多NGO（非政府組織）來參與，但社會制度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可是，如果越來越多創作者願意透入這些對話，長遠來說就會產生力量。
>>>>2009/08/14 聯合報 聯合副刊

我從中學時代開始寫作﹐最早的投稿對象是新生報。選擇新生報是因為新生副刊經常舉辦徵文﹐題目都是比較大眾化人人都能寫的﹕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的妹妹﹑我的哥哥等等。第一次投稿被採用﹐老編居然親筆回了一張便條﹕「系國先生 來稿收到 這類文章 非常歡迎」。沒有標點符號的短短十六個字令我反覆背誦﹐從此決定我寫作一生的命運。
我並不知道新生副刊的編輯是誰﹐後來經常投稿給新生副刊﹐慢慢曉得他姓童﹐叫做童尚經。有天突然收到一封快信﹐是童先生寄來的﹐內容卻和副刊無關。他說從通信裡知道我在台北上大學﹐問我願意不願意當他的孩子的家教﹖
現在台灣的大學生是否還當家教我不大清楚﹐半世紀前這倒是最普通賺外快的機會。我說「半世紀前」有點誇大﹐1962年不過是四十七年前﹐嚴格說還不到五十年。童先生寫信來時﹐剛好學校快要放暑假。我唸完大一暑假打算留在台北住在學校宿舍裡鑽研哲學和寫小說﹐正愁沒有兼差﹐所以很高興就立刻答應了。
童家在忠孝東路台北火車站附近﹐離監察院不遠有一排日式宿舍。晚上我從羅斯福路四段台大騎自行車去﹐要騎半個鍾頭。我的老爺自行車沒有磨電燈﹐但是騎士都會彼此互助。當前面過來的騎士對你喊﹕「抓燈火啦﹗」你就趕快下車﹐推著車子走過警察面前﹐因為你不騎車警察就沒有辦法抓你。
到了童家﹐有個好可愛的小女孩來開門。套一句馬奎士筆法﹐半個世紀後回想起來﹐她長得就像我的小孫女一樣可愛。我不免奇怪﹐難道童先生竟要我教她﹖我怎麼懂如何教一個小學生﹖好在不是。童家一男一女﹐我的學生是念高一的哥哥東東。我的責任主要是為東東補習英文﹑理化和數學 ﹐但是別的課目也要看看。
在童家當家教真好﹐工作輕鬆不說﹐每晚都有福氣吃童夫人準備的宵夜。麻煩的是東東非常調皮﹐從不肯專心唸書﹐又很會頂嘴。有天晚上突然乖了﹐把手藏在書桌底下一句話都不說。我覺得奇怪﹐就逼他攤開雙手給我檢查。果然他雙手都是泥﹐不知跑到外面玩什麼搞得髒成這樣。他就喜歡自己做東西。半個世紀後我們在洛杉磯再度會面﹐還津津樂道這段往事。
我在童家當家教只做了一年。東東原本五科不及格﹐我替他補習一年後進步到四科不及格。見好便收﹐趕快向童先生解釋我明年昇上大三功課太忙﹐推薦同寢室的吳學長繼任。吳比我更會教導學生﹐居然把東東補習到門門都及格滿堂黑﹐真是不容易。我們在洛杉磯聚首時﹐童小蘭說她哥哥是修理電器用具的一把手﹐現在自己開業﹐一年到頭都在外面一家家旅館跑﹐替這些大旅館維修別人無法修理的電器用具。童先生如果有知﹐應該會滿意。回想起來這都是緣份﹐因為我當童家的家教沒有幾年後童尚經先生就牽涉在崔小萍案裡被當做匪諜槍斃了。
很多年後我和童小蘭在美國再度取得聯絡﹐慢慢才把中間的經過補上。童尚經本名童常﹐在大陸時的確加入過共產黨﹐後來雖對共產黨失望脫離共黨﹐但來台後並未辦理所謂的自首手續。我猜測他或許顧慮自首後不可能再在他熱愛的副刊工作﹐這是他致命的疏忽。即使如此﹐童尚經先生會被當做匪諜槍斃也真是冤枉。年輕人都會嚮往共產主義的理想﹐後來頭腦清醒過來就會拋棄。但是在杯弓蛇影的白色恐怖時代因此被人黑函誣告冤枉送命的人究竟有多少﹖恐怕我們永遠不會清楚。
童尚經先生對文字工作的熱忱﹐讓他一直堅定擔任副刊編輯工作到最後。我曾經問他﹐擔任副刊編輯最難的是什麼﹖他笑著說﹕ 「要有擔當。」然後又說我寫作就好﹐別的都不要管。有擔當這話說來容易做來難。更大的擔當留待以後別的文章再談吧﹐就拿和眾多作者通信這一點小擔當來說﹐ 已經很不容易。童尚經先生肯親筆寫十六個字給一位中學生﹐影響了這位中學生的一生。我認識的傑出副刊編輯例如林海音先生﹑孫如陵先生﹑馬各先生﹑老友高信疆等等﹐都不吝花費時間和精神用個人的名義和作者通信。因為副刊究竟和別的版面不同﹐編輯和作者的關係不是死硬的主從關係﹐尤其是可以影響許多年輕作者。這是副刊的傳統﹐可惜逐漸消逝了﹗
我在中時人間副刊寫了四十年文章﹐過去都是和編輯直接通信﹐最後一位是劉克襄。兩年前克襄退休離開中時﹐從此人間副刊不再有「人味」﹐現在收到的都是以人間編輯部名義發出的伊媚兒。四十年來編輯和我聯絡﹐不論多有名氣的編輯至少總會留個名字﹐現在居然連名字都沒有﹐坦白說這是對作者最大的不敬。除非是政府機構如稅務局﹐沒有這樣的做法。虧得中時還自稱為質報﹐我就不懂這是質報的做法嗎﹖現在作家好像是面對一群沒有面孔的文化官僚﹐任他們發落。中時人間副刊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令人痛心疾首。和童尚經先生﹑林海音先生等比一比﹐就知道差別有多大。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
>>>>2009/3/10 部落格《張系國的快活林》

原本去年四月說不要再寫書的大前研一，眼見全球金融海嘯衝擊而來，去年年底，應出版社之請，又一口氣出版了四本新書。
雖然說話直接、特立獨行，大前其實是一個熱心腸而又有紀律的人。每日早上五點起，就在住家樓下的辦公室，認真研究分析日本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苦口婆心地發表意見，希望日本改善。
長年來往日台，他對台灣也十分有感情，提出台灣應開始規劃成為一個適於人居的「生活者大國」，不要像日本一樣，只有「產業」思維，而不為最終的對象──人民的生活著想。他認為許多已發生在日本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也很值得台灣參考。
他指出，許多亞洲人對領導人的期望與要求都太高，才選上來，就扯後腿，並沒有給他們充分機會好好表現。他認為馬英九是不錯的領導人，他玩笑地說，不然他隨時都願交換：「我給你麻生，你給我馬英九。」
以下為大前研一採訪紀實：
問：應該如何投資或是建設，讓國家成為「生活者大國」，更適合居住呢？
答：日本政府有一個心理障礙，就是認為政府應該發展產業。他們做得過度了。
從公民角度重新建構政府
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國民優質的生活，安全、舒適的生活，這是政府的第一要務。
日本的政府，思考仍是「產業、產業、產業」，我們有厚生省（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但是這個部會是為醫生、醫院設立的，不是為了病人。我們有農業部，卻不是為了服務我們的胃，而是為了漁夫、農夫服務的。教育部是服務老師的，不是為學生、家長而設。
這是日本政府的產業思維。日本政府的架構組織，是為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人所設立，而不是為了服務的對象。
現在，是該轉換政府思維的時機。政府應該想著二十一世紀，如何鼓勵學生學習，如果有不適任的老師，就應該開除。我認為日本人民應該要求，要過好的生活。我們值得過上好的生活，政府也應該提供好生活的服務，不再從教師、醫生、農夫、漁夫的角度建構政府，而是以公民、消費者的角度思考政府架構。
過去二十年，日本政府並沒有改變。我們有一批教育菁英，卻沒有人說政治家應該將日本政府轉變為服務日本人生活，所以選舉是沒有用的。我們有民主黨、自民黨，但是他們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
改變一切以「產業」為依歸的思考模式
問：你對日本的建議，台灣也適用嗎？
答：是的，台灣的發展比日本晚幾年，所以台灣也將面臨日本的問題。
我對日本人做了很多分析，我希望讀者會享受理解日本國民心理的過程。這不代表日本是個愚蠢的國家，但讀者將會理解，為什麼日本成為如此封閉內視（inward-looking）的國家，在這世上沒有擔當更積極主動的角色。
在某個程度而言，這將會幫助台灣想清楚未來。
台灣政府也是以產業思維主導政策，一向也是「產業、產業、產業」。然後企業西移中國了，那台灣還剩下什麼呢？
台灣必須改變，將自己變為夢想中的生活之地，開放自己，譬如讓日本年長者也樂於長居，這樣一來，資金會流入。
台灣也有很好的科技基礎，要讓科學家、工程師也能從全世界飛來台灣工作。台灣可以將自己發展為適於生活的國家。要吸引傑出的工程師來台灣研發、科學家來做研究，我認為台灣必須聚焦於舒適的生活環境，因為這是中國大陸要花上很久時間才能趕上台灣的。
所以台灣的未來，如果現在就計劃，可以朝生活大國方向邁進，而不是從中國吸引製造產業回流。
下一個五年、十年，台灣應該專注於提供舒適、安全、吸引人的生活環境，打開大門，歡迎外國人來定居，錢也會進來。
台灣需要更多基礎建設
問：你認為什麼構成舒適生活的要件？
答：以政府而言，政府至少必須擔保你衣食無缺。國民自然而然就會花錢消費。
問：台灣政府正在學習日本政府二十年前做的事：零利率、投資公共建設、鼓勵人民消費……。
答：我認為，台灣的確需要更多基礎建設。台灣基礎建設的腳步是緩慢的，像是把河川清乾淨、淨化空氣、清理海岸等等，在創造安全、乾淨、舒適的生活環境上，台灣應該加碼投資。還有也應該都市更新。
我上回到台灣坐了高鐵，非常舒適。但是在日本，你知道的，新幹線是從九州到北海道。台灣只有一條高鐵。高雄只有兩線的地下鐵。大阪有相當複雜的地鐵系統，東京更是被綿密的地下鐵系統覆蓋，任何地方地鐵站都是十分鍾步行範圍內，十分方便。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政府也應該針對郊區住宅區重新規劃，目前台灣郊區和市中心的交通十分不便。在戰前，日本就發展了地鐵、高鐵，所以，日本中產階級崛起的祕密，是郊區的開發與鐵路的民營化。
變成國際化的學習之島
我認為台灣也可以參考日本，讓人口可以更均勻分佈，更舒適地居住、通勤工作。這個對台灣政府來說，還是一項大挑戰。
但是如果現在就開始構思，不只本國人，如何讓外國人在台灣也住得更舒服，表示你要建設不同的宗教設施、多語言學校。這樣將會讓台灣成為人發展學習的地方。讓外國人在台灣可以學到中國的、學到日本的、學到全世界。
台灣必須變成很國際化的島嶼，建構遍佈台灣島的學習社群，這將是很好的競爭策略。千萬不要跟中國、越南競爭。
問：但是台灣正面臨經濟衰退，大家都相當擔心台灣的未來……。
答：我並不為台灣擔心。台灣人最大的問題是，總是擔心自己。事實上，是台灣幫助中國成功，台灣對日本來說也是好客戶，台灣還擔心什麼呢？如果台灣被趕過了，當然要很擔心。
台灣政府千萬別為了創造工作而創造工作，像歐巴馬這樣。如果台灣朝生活者大國前進，工作機會自然就會產生，別擔心失業率，用公共預算來降低失業率是最不自然的方式。我對台灣很有信心。
問：但是很多人認為台灣缺乏領導力，領導人也沒描繪願景？
答：你們有李登輝與馬英九。你如果看看日本政治家，我會說，你為什麼還擔憂呢？我隨時願意和台灣交換國家領導人，我給你麻生，你給我馬英九，哈哈……。
我認為馬先生是很有能力的，非常聰明。我認為，台灣人民藉由讓馬英九當選，表達了人民信任他的判斷。
問：現在馬英九的支持率（二八％）很低……
答：是的，但是日本首相麻生的支持率也只有一九％。總是這樣，我也不懂南韓的狀況，每個人都要把李明博拉下馬，但是在一個國家，你無法開除一個總統，在南韓，人民就是和這個總統結婚五年。人民倒不如授與他權力來好好施政，是不是？
讓他好好演出一場吧
我不認為馬先生是個壞人、或是有什麼不良意圖，我認為他是非常聰明的，所以我會說別管那些枝微末節的事了，就讓他好好演出一場吧！因為他是少數亞洲領袖中還能對自己國家做出貢獻的。我對他很有信心。
我認為，他對於開放兩岸是做得很好的，這是早就該做的，這是必須的步驟。前一任台灣政府並沒有做好。我會說，就讓他好好執政，看看他能端出什麼成果。
我會建議，他應該對於日本多花一點時間，因為台灣可以從日本學習很多經驗。馬先生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像李登輝一樣在日本深植人脈，但是我知道以馬先生的知識包容度，是很容易在日本結交新朋友的。
我認為他應該多花一點時間在其他亞洲國家身上，而不是只專注在中國。如果人民不喜歡他，下次選舉還有機會，但到選舉前，給他機會好好做事。
我認識很多亞洲領袖，我必須說，恭喜你們，你們有一個好的領導者。給他機會，讓他做他想做的事。
問：日本經濟已經壞了十七、八年，你怎麼看日本經濟，未來將會變好嗎？
答：我認為日本人的集體智慧將會式微，日本單獨公司、企業都會不錯。日本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幾乎是零。這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生產了這麼多產品，包括任天堂，不只是豐田汽車和佳能相機。
但是，做為一個國家，日本的智商是很低的。集體智商幾乎是零，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及官僚不希望人民思考，加上大眾媒體也非常糟糕。作為一部機器，日本注定要衰敗。
這是為什麼我說，如果你想要擁有獨特的生活，你就必須在群體之外，你必須自己思考，所以你才不會依靠群體替你做判斷，你將會有自主的判斷和思考能力。
問：如何提高社會集體智商？
答：昨天，我才從教育部拿到許可來興建（網路教學）大學，這所大學將訓練出十萬個不同的大學生，這樣日本就能改變，雖然這將會花很長的時間，但是或許每年兩千名的畢業生，將像我說的，會有獨立思考能力。
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我的結論是，不要再等待政府，我們自己創造吧！以我的年齡，我也許能參與前十五年，但是我將創造奠定出課程和這所大學的精神。
這十萬大學生可以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工作。我將教導他們領導力、教育、問題解決方式、語言技巧、還有融入社會的能力（social fitness）。學生將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工作。
我已走了很長一段路，而我決定，我要創造可以改變這國家的人才，我將把這群我訓練的人貢獻給企業，而這也是我對國家的貢獻。（王曉玟整理）
>>>>2009/02 《天下雜誌》 416期 

過年前生了場病，估計是北京回來溫差過大造成的感冒。本來沒當回事，想不到難過得不得了，後來才知道是腸胃型感冒，前後耗了快兩星期，完全沒食慾，頭暈目眩的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工作又累積了如山一般多，沮喪得要命。雖然這實在是說起來很丟臉很沒什麼的小病，但人總在病中才想起健康的好，也總算知道所謂「久病厭世」可真一點沒錯。
總之年前的兩個星期就這麼泡湯了，心情也一直不好，直到某天夜裡無意中看到一篇座談記錄。這是「詩人與作家」雜誌網站的一個活動，執筆編輯曾先後訪問過不少文學經紀人，後來為了「響應」歐巴馬的「改變」口號，決定不要老是訪問業界大老，也要聽聽新世代的聲音。他找來四位傑出的新世代經紀人，相約某天共進晚餐，就在大量的外送墨西哥食物和紅酒陪伴下，他們聊出版、聊作為文學經紀人的種種甘苦，百無禁忌、岔題有理，稀哩花啦聊了一整晚。

四位與談者分別是《我在雨中等你》的經紀人傑夫‧克萊曼（Jeff Kleinman）、《異教徒的女兒》經紀人茱莉‧貝瑞（Julie Barer）、甫以《茱莉葉》（Juliet）聲名大噪的丹尼爾‧雷薩（Daniel Lazar）和口味偏實驗性新文學的蕾妮‧朱克波特（Renee Zuckerbrot）。
對話記錄很長，但我一口氣讀完。閱讀過程中有大笑也有嘆息，讀完後心情是滿滿的激動，彷彿又找回某些失落的熱情和初衷，一言以蔽之或許就是「心有慼慼焉」，看到這些國外同行、業界前輩、美國出版界的一等好手同樣經歷過許多狗屁倒灶的事，同樣要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雜事瑣事討厭事。
我們的工作內容當然不盡相同：作為文學經紀人，他們要從每天如雪片般湧至的投稿裡找出可造之才，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機率發掘好書，還得面對其他經紀人的競爭、以出版社內部的種種鞭長莫及問題。身為代理，我們拿的是「現成」稿子，亦即國外已出版或將出版，早已通過經紀人和編輯兩道把關，照說應該輕鬆很多，可是因為中文市場小，我們必須賣出的書量很大，一來不可能每本都看過，二來若看過了不喜歡，可能還是得賣（雖然我的客戶通常很尊重我的意見，也從未發生過有書我討厭至極、但國外強迫一定得賣的情形）。
閱讀是如此主觀的一件事，所以我特別羨慕國外經紀人「非瘋狂熱愛不代理」的空間。
講到新人小說家，貝瑞說她每回參加寫作研討會，必定不厭其煩對聽眾說：「如果你是作家，而且想要出書，請明天就去書店買一本新人作者的精裝長篇小說或小說集。下個月再買一本。每個月買一次。因為如果你想出書，而且希望別人來買你的書，但卻不以行動支持其他新人作者，我只能說你是世界上頭號偽君子，而且我不知道你自以為是誰。」
這段話對我有如當頭棒喝，覺得羞愧而又豁然開朗。因為工作之故，我大部分讀的是英文書稿或樣書，均是國外客戶免費提供。自己賣出版權的書也會拿到免費的中文版樣書，加上業界朋友的各種贈書，我其實已經很少買中文書。可是貝瑞說得多有道理！我身在圖書產業，自己不消費還指望別人來多多捧場？太不要臉。
於是年前回台中和同學聚會，我就去新光三越的法雅客買了四本書，初五回台北又在站前誠品買了三本。不是炫耀，應做未做而已。今年景氣不好，出版業更需要每一個讀者的行動支持，哪怕只是多那麼一本。
講到如何營造口碑、如何讓出版社內部各部門都對一本書產生熱情，繼而感染通路、部落客和讀者，經紀人個個有話要說。這年頭編輯已經不只是埋頭改稿，還要能激發熱情，說服行銷、業務部門全力相挺，老闆點頭砸錢。美國的書店平台可不是免費，出版社得掏錢買陳列位置，叫做 co-op。和台灣一樣，有上平台和沒上平台，銷量明顯差很多。可是陳列位置有限、出版社行銷預算有限，如何能為書掙得機會？固然一本書能讓社內外通力合作是因緣際會，有時真得靠運氣，但到頭來那一切的源頭還是編輯。
克萊曼說：「假如有兩個編輯讓你選，一個是超強編輯、懂小說懂改稿能給好意見，另一個則是『啦啦隊長』型編輯，我從現在起永遠都會選擇後者。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總認為要挑個能夠主導書稿方向的編輯比較重要，我真是大錯特錯。」說到頭來，現在經紀人都會改稿、很多還是編輯出身，對編輯的改稿功能倚賴越來越小，更盼望編輯是作者出版社裡的「內應」或者說「後援會長」，講書講到從上到下都受感染。
本地出版社高層總會檢討編輯或版權為何「漏掉」大書，美國經紀人同樣要彼此競爭好的稿子。雷薩說假如讀稿第一反應是這要改那要改，而不是立即的強烈熱情，那可能就說明了你不是該書最理想的經紀人。當年《我在雨中等你》稿子也曾投到他那兒，他看完非常喜歡，可是覺得還少了這個那個，於是寫了封「我很喜歡這稿子，但是…」的退稿信。「想不到沒多久就有個王八蛋拿這書賣了一百二十五萬美金。」現場哄堂大笑。「當初要是我接了這書，能賣到十萬美金就心滿意足了。」雷薩補充。
克萊曼憶起他最「津津樂道」的「掉書」經驗，說有回他收到一本小說，作者是個醫生，住在舊金山。克萊曼星期三收到稿子，心想「我要當個很有格調很懂文學的經紀人」，決定等週五回家好好看。看完後他喜歡極了，馬上打電話給作者，不料對方說：「很抱歉，伊蓮‧寇斯特（Elaine Koster）已經同意當我的經紀人，而我決定跟她。」於是擦身而過。
那本書叫《追風箏的孩子》，那位舊金山的醫生就是胡賽尼。
現場簡直笑翻天，雷薩難以置信大叫：「你丟了《追風箏的孩子》？哇靠，我只不過掉了《我在雨中等你》，你居然掉了《追風箏的孩子》！我完全敗給你！」座談會後兩週，雷薩賣出了號稱有《第十三個故事》和《維納斯的誕生》之風的《茱莉葉》，預付版稅超過一百萬美金，也讓他躋身七位數預付的經紀人之林。
工作中最痛苦的事？
雷薩：「當你超愛一本書，投稿卻四處碰壁。沒人懂你的眼光有多好。你心想『這書簡直棒透了，而我眼光也棒透了』，可就是沒人懂。」
克萊曼說：「對我來說就是被作者開除，我到目前為止被兩位作者開除，而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貝瑞：「除了書賣不出去，看到一本你花了兩年時間改稿、賣版權、然後出版的書一上市就掛掉，也是同樣痛苦的經驗。作者可能不曉得我晚上常輾轉反側，想著某本賣不掉的書，或者某本出了可是銷售奇慘的書，必須極力克制自己才不會哭著入眠。」
朱克波特：「而且你事後一定會檢討。我有時會想：『為什麼大家都看不出這書有多好呢？書賣不出去是否意味著我工作不稱職？』」
工作中最開心的事？
朱克波特：「發現很棒的新人作者，而且很多編輯都喜歡，然後談成一筆很棒的書約，說穿了就是如此而已。」
貝瑞：「我同意，尤其發現新人真是做這行最快樂的事。當你看完一份書稿，然後心想：『我。老。天。這書讚到不行，而此時此刻我是全世界少數幾個知道它有多棒的人，再過不久每個人都會知道，我說到做到。』不過那還是比不上打電話給作者說：『你的書即將出版。』」
雷薩：「賣出一本你之前一直賣不掉的書，而且這書出版後賣出好成績。打電話給作者也很酷，他們的反應超好笑，從完全傻掉說不出話到瘋狂尖叫都有，我還得一直說『我他媽沒騙你！我他媽真沒騙你！』還有一件宇宙無敵酷的事，就是搭地鐵然後看到有人在讀你賣的書。」
克萊曼：「我喜歡腦力激盪。你們說的這些我都愛，但我更愛和出版團隊齊聚一堂，商討如何賣如何宣傳，你們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然後你明白你們正為同一件事努力，那真是酷斃了。」
那些感覺，我都懂。
PS：照片中左邊帥哥就是丹尼爾‧雷薩，右邊的眼鏡美女則是茱莉‧貝瑞。
>>>>2009/2/2 部落格《灰鷹巢城》

【編者按】伴隨著兩岸大三通正式開啟的另一個好消息是，2009年，台灣當局擬對大陸學生赴台留學正式解禁，持續半個世紀的兩岸被割裂的學歷互認和學生交流，將第一次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彌合。
官方的割裂之外，民間的學術交流卻從未間斷。自2005年以來，大陸已有近千名大學生以交換生的名義赴台求讀，雖無留學之名，卻近乎留學之實。他們的求學經歷，他們的喜怒、困惑，沉重，將必然為真正赴台留學者所延續並重複。
「這次期中考試，大家做10道題，外籍同學做5道。」台灣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的講台上，老師抱著一疊試卷。
「僑生呢？大陸同學呢？」講台下，有同學問。
老師頭也沒抬，「只要是中國人，都要做10道題。」
「那台灣同學呢？」一陣幾乎異口同聲的響亮的聲音。
老師笑了，「都在學習『中華民國憲法』，還不說自己是中國人嘛。」
坐在教室第一排的夏天怡一聲不吭，謹記父母的反覆叮囑，「千萬要低調，千萬別和人爭論。」
作為班上惟一一名大陸學生，她已不是第一次直面這樣「敏感」的場面。這名20歲的大三女孩來自復旦大學，作為交換生，她將在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學習118天，和台灣同學一起修課、參加期末考試，學分和成績直接轉入復旦同類課程。雖無留學之名，卻近乎留學之實。
與夏天怡同赴成大交換的還有來自大陸八所高校的50名學生。從2005年台灣開放接收大陸交換學生至今，已有近千名大陸學生去過這片「中國最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
近日，台灣「教育部」對外宣稱，最快2009年8月將正式招收2000名左右大陸學生赴台攻讀學位，半世紀的兩岸被割裂的學歷互認和學生交流將第一次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彌合。而夏天怡們的故事，將必然為真正赴台留學者所延續和重複。
夏天怡選的這門課無法轉換成母校復旦的學分，因為其課程名是「中華民國憲法」。但她仍打算把課聽完，「我想瞭解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台灣。」
「它有自己的邏輯和語境。」夏天怡說。
最熟悉的陌生人
兩岸學生才交換了3年，3年面對民進黨執政的8年，面對從對峙到緩慢解凍的半世紀，太短太短。
臨去台灣前，有老師提醒夏天怡，別帶禁書，別複印太多資料，海關可能會沒收；別在機場幫陌生人帶東西，怕遇上販毒，販毒在台灣會判死刑；如果有機構頒獎學金要三思，可能會有目的；不要亂搭機車（摩托車），台灣機車太多，交通事故高；不要激烈和人爭論政治問題……
但9月中旬，南京理工大學光電學院大三學生李一揚抵達台北桃園機場時，還是過早地樂觀起來。從機場到台北市區路上，高速路「像極了北京的京石高速，其中一座立交橋和北京的蓮花橋幾乎一模一樣」。這讓李一揚感到驚喜，「台灣人除了普通話講得生硬，溝通一點障礙都沒有！」
三個台灣室友興奮地幫他整理物品，反覆問他，「台灣學生凌晨一兩點才睡，我們打鍵盤會不會影響你？」當晚，李一揚打電話給父母，「好開心！台灣學生比大陸同學還容易交往！」
但一兩天後，他被雷到了。半個樓層的學生都慕名而來「參觀」這位「傳說中的對岸同學」脫口而出的問題竟是，「你們一出生就能分到田地嗎？」
很多時候，李一揚不知如何作答，「就像南京與台北的直線距離僅827公里，但我們得先到香港再轉飛台北；我現在和台灣同學一起上課一起吃飯一起住，但我們之間仍然隔得好遠。」
人民大學學生王重圓抵達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時，學校各社團正在招新，她即刻感受到「完全不一樣的場」。古色古香、兼具日式和德式建築風格的校園裡，十幾名合唱團團員穿著統一的深藍色T恤，站成兩排，在人來人往的小福利中心廣場高唱著自創的歌曲。
她參加了康服會（康復服務協會）的茶話會，這是一個幫助孤兒和受虐兒童等弱勢群體的校園義工社團。在分組自我介紹環節，王重圓被圍成「中心」，「你們管『警察』都叫『公安』嗎？」「你們是不是把『蠟筆小新』叫作『一個白痴小孩的故事』」……
這幾乎是每個大陸交換生初到台灣的「禮遇」。「85後」（1985年後出生的簡稱）的大陸年輕人在好奇於四周的全新環境和人事時，他們也被台灣同學同樣好奇地打量著。
剛
到台南成功大學做交換時，夏天怡正趕上《海角七號》被台灣人瘋狂追捧，她忍不住去了電影院。坐在黑漆漆的一片台灣學生中間，聽著國語、閩南語、日語的不斷
交錯，看著兩段日台愛情的今昔糾結，她的「笑點」與周圍人始終不同步。她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笑，藉著微光，她發現他們臉上都帶著陶醉。
回來的路上，夏天怡邊走邊在腦海裡搜索屬於「我們」的有影響力的電影，結果搜到的全是抗日時期的戰爭片。
成
功大學食堂裝有電視機，在用餐時間播放受學生歡迎的三立電視台的新聞，這家泛綠電視台的大陸新聞清一色的負面和攻擊，台灣同學如家常便飯般邊吃邊看，夏天
怡的一個北京同學總忍不住壓低聲音罵道，「抽死丫！抽死丫！」「這不是媒體的錯，也不是台灣同學的錯，是不開放的錯。」夏天怡開解好友，「兩岸學生才交換
了3年，3年面對民進黨執政的8年，面對從對峙到緩慢解凍的半世紀，太短太短。」
這個活躍的群體正逐漸被台灣媒體關注。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期間，台灣中央社記者訪問了夏天怡等幾位交換生，這些年輕人坦誠地談了各自的看法，這讓記者感到驚訝，「大陸的80後不再拘謹、嚴肅，面目表情呆板。」
台灣《聯合報》記者林志成曾指導過一名來自武漢大學的實習生，對其業務能力和見地「超出想像」，「雖然他們還不能影響台灣社會對大陸的印象，但他們有實力影響和他們打過交道的一個個具體的台灣人。」
沒有「界限」的校園
有深藍的老師對她熱情得以致「擔心會被攻擊」，也有深綠的老師以「人數已滿」為由拒絕她的選課申請……
上課第一天，夏天怡還是忍不住「全身血液都湧上了腦門」。
老師提到了汶川大地震中的「什麼跑跑」，又提到了，「台灣一場大火災，一個老師夾著兩個孩子從火海中逃了出來，之後又沖進去救人。」講台下一片噓聲。
一
下課，夏天怡攔住正要離開的老師，「『什麼跑跑』叫范跑跑，他的生命觀絕對不代表大陸老師的師德，相反，他的博客在大陸引起強烈抨擊和批判。」老師瞪大了
眼睛，隨即恢復了微笑，連連向她道歉。下節課上，老師在班上隆重地再次道歉，「我們班上有位大陸同學，她指出了我的錯誤。同學們以後要客觀地看待大陸。」
從此，老師再引用大陸的情況時，總習慣性地瞟她一眼，「天怡，你說對不對？」
這讓夏天怡很囧很驚喜，「其實他們願意傾聽和接受不同的聲音。」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喜歡在課堂上看到不同膚色、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碰撞各自的觀點和經歷，任何問題都不只有一個答案。」
王重圓在台大的學習之初，「腦袋裡的每一個細胞都是分裂的」。
台大每個院系都有自己的教學樓，在古色古香、中間有口天井的文學院，每間小教室都完好地保持著歷史的痕跡——細小木格窗、從中間推開的兩扇木門。
但從這些古風尚存的教室裡傳出的教書聲，總是不乏偏激、前衛與顛覆。台灣高校的老師大多有歐美留學背景，儘管教學設備齊全，卻不喜歡做PPT，而是手寫板書，「他們喜歡隨性展開思路」。
文
學院世界史老師被學生公認為「最富顛覆性」。他批判《人權宣言》裡的普世價值，主張完全的自由，「賄賂算不算犯罪？不算。如果雙方你情我願有什麼不可以？
這是大家的自由。」他抨擊言必稱「民主英雄」，「民主國家自19世紀以降才出現，之前只是城邦國、帝國，斯巴達人就不算是民主英雄。」
課下，這位老師既擁有熱鬧的「粉絲團」，也有激烈的反對者，雙方從BBS到課堂上的爭吵永遠沒有結論。
無論是「挺」是「踩」，卻從沒學生到學校投訴他言論偏激。
其他的課程也熱鬧非凡。一些歷史課老師請學生用表演的形式「重現歷史」，一些新聞課程會邀請新聞當事人到教室，接受大家的採訪。老師們都不避諱自己的政治立場，有深藍的老師對她熱情得以致「擔心會被攻擊」，也有深綠的老師以「人數已滿」為由拒絕她的選課申請……
半個學期後，王重圓慢慢適應了這樣的教學環境，「你沒辦法偷懶，必須獨立思考，否則腦袋只會繼續分裂。」
台灣高校的學生普遍沒有大陸學生勤奮，非備考時間，圖書館和K書中心（自習室）裡空空蕩蕩的。鮮有人選早上八點的課。若按時上早課的學生很多，老師會很開心地連聲謝謝。
在輔仁大學物理系交換的大陸女生吳婕天天泡圖書館，但在一次班級交流會上，老師請大家分享暑期經歷，吳婕被雷到了，「許多同學都去過歐美、日、韓做交換生，或跟隨學生打工團出國打工。」
台灣《中國時報》曾這樣描述過大陸交換生：求知慾高，上課搶坐第一排，上圖書館次數多，主動發起讀書會。前後接收了300名大陸交換生的義守大學的學務長孫述平接受媒體採訪時感慨，「大陸學生有很多值得台灣學生學習的地方。」

她有時親切，有時生疏
「我不像台灣的親人，也不像台灣的客人。」
對
於夏天怡這樣的大陸「85後」而言，校園之外的台灣的模樣模糊且片面——他們熱衷旅行，但只聽說台灣的阿里山和日月潭，卻不知它近年最熱的景點其實是墾丁
和太魯閣；他們喜歡通過PPLive、土豆、Youtube收看台灣的青春偶像劇和綜藝節目，但很難理解台灣人對《海角七號》的瘋狂；他們只能通過國內媒
體瞭解台灣時事動態，卻發現媒體呈現的台灣幾乎只有兩個面孔：一個充滿時尚與娛樂，另一個充斥著政治亂象。
在一次大陸交換生聚會上，聊到「台灣和台灣的大學，哪個更吸引你」，9位同學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台灣」。
5月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王重圓和其他6名大陸交換生被老師善意提醒，不要去拉票現場，尤其是綠營的，「不安全」。但即使是沒到現場，充滿火藥味的競選氣氛依然隨處可見。台大後門的馬路兩側，旗鼓相當地各自插滿了藍綠兩色旗幟。
對於眼下只有四個月滯留期的大陸交換生而言，他們還來不及完全消化所見的紛繁的台灣。曾有人在和台灣同學討論政治，爭到激動時大打出手；有人因全盤否定了之前的價值觀，遭到其他大陸學生的激烈批評。
無論如何，他們都在積極嘗試進入台灣人的語境和邏輯，「這樣才有對話基礎」。
李一揚曾經在一個台北中產家庭借住一晚。同學父親是一家公司老總，對台灣的政治很關心，和大多數台灣人一樣，對大陸的情況不甚瞭解。他對大陸的紅綠燈「不再只是可有可無的裝置」感到驚奇。
更多的時間，他和李一揚聊馬英九、聊陳水扁，聊藍綠營的政治作秀，一直聊到凌晨一兩點。臨別前，同學父親拍拍李一揚的肩膀，感慨，「我們小市民關心政治，目的很直白，誰能讓我們過上好的生活，我們就選誰。」
但李一揚卻幾乎從不與室友聊政治，他們也不再問李「稀奇古怪的問題」，他們會開機車帶他出校園吃冰、游夜市、吃夜宵、邀請他看棒球賽，他在MSN上告訴南京理工大學的同學，「這是一個親切的台灣」。
在這間20平方米大，和大陸四人標準宿舍格局擺設差不多的學生公寓裡，有時早上醒來，李一揚會以為自己已回到南京理工大學。
課餘時間，夏天怡到成大新聞中心做義工，當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參觀孔廟被台南市議員王定宇毆打時，一名同學主動過來道歉，「我替台南人民向你們道歉。人是我們選出來的，我們有責任。」
「那時我心裡像倒了五味瓶，我不像台灣的親人，也不像台灣的客人，它有時親切，有時生疏，我不知該怎麼定義它！」夏天怡說。
我能給台灣帶來什麼？
這群崇尚自由、獨立、不願「隨隨便便代表誰」的「85後」，都承認到了台灣，「比以前活得沉重」。
台灣《聯合報》一名記者曾經採訪夏天怡和其他幾名大陸交換生，對一些同學坦陳「高層交流作用有限，容易起習慣性牴觸，應多開放民間交流」感到驚訝，在他既往印象中，大陸學生「已習慣於自我設限」。
他認為有必要關注這群接受了多元化價值觀衝擊的年輕人，「將會給未來的大陸和兩岸關係帶來什麼」。
幾乎出於本能，短暫的適應期後，夏天怡開始思考，「自己能給台灣帶來什麼？」
10月中旬，成功大學在校園舉辦大陸高校宣講會，一直以來，大陸對台灣大學生敞開著懷抱。儘管大陸交換生到台灣已有3年時間，近1000人，但台灣到大陸做交換的學生仍然寥寥，遑論留學。對他們而言，最熱門的是歐美的學校，其次是日本。
宣講會前幾天，夏天怡和其他大陸同學忙著製作宣傳冊，她有些焦慮，「準備時間匆忙，台灣同學會不會更加不感興趣？」
宣講會當天，展示台意外吸引了兩百多名台灣學生，這讓夏天怡和同學們感到驚喜。諮詢的台生不再糾纏於政治和「統獨」，最關心的問題除了專業選擇和學雜費的減免，還有他們「可不可以開機車」。
事後大家總結，「大陸同學開始慢慢改變台灣學生對大陸的印象了。」
在
「中國大陸政府與政策」課程上，夏天怡做了一個關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主題發言，她的結論是，鄧小平也是主張政治改革的。同學們聽了都新奇不已，提問時
間一再延長，課下，許多台灣同學找她繼續討論，「這是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觀點。」「我開始有種使命感，去告訴台灣同學一個他們所不知道的大陸，」夏天怡
說，「這種感覺急迫而強烈。」
台灣對大陸學生赴台留學開禁，夏天怡聽說，在「教育部」組織的高校研討會上，有人提出大陸學生在台灣校園募
集賑災善款、宣傳北京奧運，是「別有用心的任務」；有人擔心大陸學生若當選社團核心領導，將來可能左右學校的運作和決策；還有人引用蘇聯的命運，「交換學
生在解體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無厘頭的誤解與猜測？不是交流太多了，而是交流太少了。」在一次大陸交換生聚會上，大家約定，「從自己做起」。
這群崇尚自由、獨立、不願「隨隨便便代表誰」的「85後」，都承認到了台灣，「比以前活得沉重」。「在這兒，我覺得不是自己一個人，我背後還有一個期待被改變的中國形象。」王重圓說。
東華大學的圖書館裡，每個座位都有一盞檯燈。李一揚每次結束自習，都要先關檯燈，把椅子輕輕挪回原位，才輕聲離開。「在這兒，每個同學都這樣做，你不這樣做，就會被別人輕視，你說的話也沒人相信。」
毒
奶粉事件發生後，李一揚與大陸同學津津有味地分享過一些惡搞文章，但在東華大學的一次小品表演上，男友送女友一枚鑽戒，女生兩手一插，嘴一撅，「喲，是不
是三鹿牌的呀？」全場爆笑時，他卻感到刺痛，「要獲得別人的尊重，自己先要自重；以前我們思考得最多的是怎麼統一祖國；現在覺得還應該想想如何提升自己。
離開台灣時，王重圓還在四處托同學幫忙尋找台南的一名警察。她在台南旅遊時，錢包和車票都丟了，那名警察借給了她500新台幣買回程車票。終於把錢還上時，王重圓「聽到心底石頭落地的聲音」。臨走前，一位台灣同學告訴王重圓，「謝謝你，你改變了我很多對大陸的看法。」
還在台灣的李一揚邊準備期末考試，邊在做回程的準備了。12月21日冬至，五六個台灣同學邀請他去校外租的房子吃湯圓，這個和大陸一樣的習俗台灣保留至今。台灣同學邊煮湯圓邊向李一揚介紹，台灣湯圓的吃法不一樣，想吃甜湯圓要把紅豆放進湯裡熬，想吃鹹的就加芹菜沫子。
李一揚問他們元宵節吃什麼，台灣同學異口同聲，還是湯圓……
>>>>2008/12/24 南方週末
（實習生 盧麗濤）圖／夏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