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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一年級，第一次到學校辦完註冊手續，回到家，將帶去註冊剩下來的錢交還給爸爸，爸爸鄭重其事地從中間抽出五張一百元鈔票，正式告知我，過去每個月兩百元的零用錢，從那天開始，增加為五百元。
如果沒有重慶南路，沒有放學散步經過重慶南路的習慣，我想這樣的零用錢額度，應該會讓我高中三年過得很不錯吧！反正每天吃飯有便當，學校費用可以另外支領，就只剩下每張六十元的公車月票固定要從零用錢裡支付了。每天到餐廳多買一個饅頭夾蛋不過十元，看一場電影學生票也才七十元吧。
但是卻存在著重慶南路，和重慶南路所有的誘惑。應該這樣說吧！重慶南路是我人生經濟學的第一課，讓我開始清楚意識到要用有限資源去追逐無窮慾望的痛苦，以及思考應付這種痛苦需要的智慧。
重慶南路一整排的書店與書攤。在那個還沒有金石堂和誠品的時代，我們不是逛書店，而是逛書街，從這家書店走出來，馬上再走進另一家書店。有些是像「中華」、「世界」、「商務」那樣的老字號，店裡賣的都是自家出的書，別的地方不容易看到。可是也有像「建宏」、「三民」、「文化」、「大中國」等綜合書店，店裡同時陳列許多不同出版社的最新出版品。
逛書街最大的麻煩是，你喜愛但捨不得買或買不起的書，會一而再再而三出現在不同的書店裡，反覆考驗你的抗拒能力。例如說傳記文學出版了劉紹銘等人合譯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教授原來用英文寫的大部頭作品，裡面講魯迅講老舍講錢鍾書，都是「陷匪作家」，甚至是「親共作家」，是我們無緣接觸的，但至少可以透過夏志清的敘述，知道這幾個傢伙究竟寫了什麼樣的東西。裡面還有一大章講張愛玲，我正在熱情耽讀的作家，夏志清講得眉飛色舞，好看極了。先在文化圖書公司翻到了這本書，一看，厚厚一本訂價超過一百元，實在買不下手。站在書架前讀了一段，悻悻然將書擺回去，走出來，到了隔壁宏業書局，跳入眼中的，赫然又是《中國現代小說史》！口袋裡的錢，不會因為從文化走到宏業就突然變多了，但被逗引起的渴望卻倍數增加。勉強忍住，再往前走，彎進店面最寬廣的建宏書局，沒走兩步，自己悲涼地嘆息了，還是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淺褐色的封面在架上招著招著！

絕對的自由，導致絕對的腐化。
那天星期五，下午四點多，兒女都放學回來，白荷被她兒子麥可慶打了一耳光，因為她請麥可慶寫完功課再玩電腦，麥可慶堅持不寫。
白荷立刻撥打113，對方給她一個協調機構的電話號碼，她跟一位輔導人員通上了話，得到一些口頭上的安慰，輔導人員也透過電話跟麥可慶溝通了一會兒，然後給白荷一個結論，她兒子已經國三，夠大了，只要沒有混幫派，她應該尊重兒子的選擇。雖然輔導人員說得很委婉，但白荷無法接受：「如果老大可以不做功課就玩電腦，老二怎麼會服氣？」輔導人員說不同年齡的孩子本來就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只能溝通，不能要求齊頭式的平等。白荷無奈，等到晚上老麥下班，夫妻兩人討論一番，決定第二天報警處理。
星期六早上來了兩位員警，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說好說歹把麥可慶訓誡了將近四小時。臨走扮黑臉的語帶同情告訴白荷：「妳兒子現在會打你，以後難保不會殺妳，兒子殺父母已經不是新聞了，妳自己要小心。」
由於使用暴力，白荷處罰麥可慶一星期不能玩電腦。為了報復，麥可慶這星期每天不洗澡不刷牙臭哄哄去上學，並且把中午的便當廉價賣給沒吃飽的同學，然後等在廚餘桶旁邊乞討同學吃剩的食物。他回家向白荷誇耀行乞成果，白荷忍不住罵他賤，他說：「眾生平等，一樣賤。」

大學校園巡禮〉第四站：中央大學
文三館的主體建築完成了，工地圍牆已經拆除，接下來的是植栽美化庭園，以及內部裝潢；同時，空間的實質分配、搬遷諸事，也該進入時程了。初秋時節，擇一秋陽高照的吉時，敲鑼打鼓以祝願安居，中大人文園區更添勝景。［左圖：中央大學位於中壢，占地六十二公頃，圖為中大正門景觀。 圖片／李瑞騰提供］
人文輝光
2009年8月17日，文三館動土開工。那天，陽光耀眼，灑淨過後，行禮如儀，我望向搖晃的松影高聲朗讀著：［右下圖：百花川原是流經中大校園的溝渠，今無花無池，但松樹夾道，仍為校園美景。 圖片／李瑞騰提供］
合青黃二色

〈大學校園巡禮〉第三站：東華大學
把美好的七星潭還給大眾
有一天，華文文學系的吳明益老師帶著一台相機、三個鏡頭、一套乾衣褲、營養口糧、望遠鏡、單人露宿帳與吹氣睡墊，從東華大學出發，徒步沿著台十一線，穿過海岸線，銜接上台九線，隻身一個人慢慢走過蘇花公路，打算走回台北。［左圖：東華大學位於花蓮縣壽豐鄉，乃花東縱谷起點。 圖／東華華文系提供］
他經常如此步行，絕對不是浪漫的散步，而是艱辛、素樸與揮汗的行走。唯有步行，平日熟悉的風景才會更細緻地進入眼簾，也才能放大感受，體會蝴蝶、水鳥、溪流與海岸依存的關係，以及看清楚各種政府、企業不當開發的不義與傷害。當花蓮縣政府打算進行七星潭開發，把原本開放的海岸風景劃歸私人的度假村，他執筆寫下〈自然美景豈能獨占？〉，投書報社，召喚了許多青年學子一起抗議，終於把美好的七星潭還給大眾。
吳明益那次的步行，在立霧溪口遇見大雨，到蘇澳後，因為昔日騎單車的腿傷復發而中斷。關於道路的故事，原住民語言傳播系的董克景老師溯著立霧溪，繼續說下去。

〈大學校園巡禮〉第二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三十年前我初到《聯合報‧副刊》任職，瘂弦問起台師大授課的老師，「有沒有趕上謝冰瑩的時代？」我說沒有。早於1970年代的文藝青年不可能不知道寫《女兵自傳》的謝先生，有一段時間我還以為她是冰心（本名謝婉瑩）的妹妹。［左圖：師大校園裡，黑冠麻鷺與鴿子散步的地方。 圖片提供／陳義芝］
謝先生任教台師大是在劉真校長主掌校務時，即1940年代末、1960年代以前。據記載，大學之有「新文藝習作」課，始於謝冰瑩執教華北文法學院。台師大的「新文藝習作」課，也許與謝先生有關。瘂弦又問：「有沒有趕上牟先生？」指的是牟宗三。1950年起，牟先生四十出頭，在台師大教了六年書，主講「理則學」、「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早年我在台中師專念書，以熊十力《讀經示要》指導學生的周人傑老師是牟先生的學生，我算是間接啟蒙，讀了一些牟先生的著作。90年代我去香港新亞研究所聽課，時牟先生講學於新亞。我因主修文學，來去時間緊迫，沒能坐定於牟先生課堂，不二年他就辭世，終於未把握住親聆教誨的最後機會。但牟先生的《理則學》幫我在公務員高等考試拿過高分，我的邏輯認識，悉來自於此。
牟先生曾撰文追憶熊十力的生命丰姿，感嘆抗戰時學風士習之斲喪，主張大學要迎納有真生命、真性情的學人，「藏龍臥虎，豪傑歸焉，雖駁而不純，蕩而無歸，然猶有真人存焉」。駁而不純，反倒能形成多元相激之勢；蕩而無歸，雖未必收得確切成效，但疏通引導的意義已經發生。今天學界中之活動，紛繁爭競、看似蓬勃，也有不少是制式僵化的，是餖飣瑣碎的。學者需要同一的標準，在差不多的模式裡做差不多的事嗎？我每想起牟先生那一代，未嘗不為獨來獨往的慧命沉吟而體悟；是的，學術氣機不存在於窄陋的學術機關，不存在於標準規格的氣場。［右圖：黑冠麻鷺。 （圖／本報記者林錫銘攝影）］
1975年我服完兵役，決定到台北，一心念台師大。已經放棄了高考分發的公務員職位，為了生計，白天留在小學任教，晚上才去師大上課。忘了是哪一位先生將國文系師承上溯至曾國藩；曾國藩〈聖哲畫像記〉稱文、周、孔、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等三十二人為聖哲，將經緯萬匯之道歸之於「禮」，他既是中興名臣，也是一代文學家。我年少同情石達開、李秀成，不解曾氏何以要滅太平天國，坐擁清朝半壁江山而不乘時反清？後來發現答案乃在禮教存亡之際，他「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1950年代，台師大國文系是台灣最早成立碩博士班的大學，我的老師將師大國文系繫連上清代學術系統，緣於當年主導系所學術發展的林尹、高明、潘重規等先生都是黃侃的學生；黃侃是章太炎的學生，章太炎是俞樾的學生，曾國藩則是俞樾的主考官。這一譜系看似無稽，但在講道統的國文系，並非全無精神意義。

〈大學校園巡禮〉第一站：東海大學
我住的附近有個小小的老公車站，歷史有五十年以上，可愛的造型很像龍貓公車站，曾經它是公車的終點站也是起始站，載來一群又一群的藺燕梅與小童，最後載走一個又一個李曼與王亮，現在它廢棄已久，只有終年不斷的落葉與松鼠來訪。廢棄的車站像一本塵封的書，令人空惘。沒有終點沒有起點，像是回歸自然成為它的一部分。［左圖：東海大學歷時五十年的小車站。 圖／周芬伶提供］
三十三年前我搭著二十二路公車到東海，妹妹因堂哥讀生物系讀東海，我因妹妹讀東海而來到這裡，後來小妹、堂妹也隨之報到，一門五東海，沒有一個會唱東海校歌，太難唱了。剛來時學校很自由，我沒參加過升旗典禮，也沒見過校長，更別說是訓話。
那時，全校一千多人，三個研究所，只有二十一個研究生，於是成為師生注目焦點，住的是兩人一間的研究生宿舍，每個星期都要跟所長面談，報告讀書進度。東海的勞作多半掃地刷廁所，只有研究生在圖書館管影印。我對新文學較有興趣，提過「新月派文學研究」、「沈從文研究」等論文題目都被打下來，灰心之餘常蹺課，有一天學姊跟我說趙老師（按：小說家趙滋蕃）點我名：「叫那個有藝術氣質的孩兒來上課。」老師的心戰喊話太厲害，被這樣說能不去上課嗎？
跟了趙老師才進入《未央歌》式的童話生活，老師的家是青年活動中心，也是半個調景嶺、巴黎公社生活，上完課一路送老師回家，一路念「落花徑上緩緩歸」，因為校園太大路太長了，到家後大夥兒燒菜烹茶，擺龍門陣大談咖啡館哲學。那時有個學妹迷金庸與楚留香，她的五官都很大，大圓臉大眼睛大鼻子，嘴巴尤其大，半長髮綁兩條小辮可愛滴滴，大家都「丫頭丫頭」地叫她。她迷武俠小說迷到修成精，古靈精怪應該是蠱毒派之流，或者是豪邁版的藺燕梅，她給每個人封號，於是大家都是某師兄某師妹，每天一見面都是：「大魔頭，吃你奶奶一刀，還不趕快求饒？」「你這小賊，看我打得你落花流水，叫你師父的師父來報仇吧？」那時《楚留香》正風靡，她每天談的都是「香帥」、「蓉蓉」，有時她也會很柔情地說：「他讓人見了忘情，卻也忘了一切人。」或「見了他，一輩子不想結婚」。

猶記得小小時，心情不好的最佳良藥就是把平日積累的零用錢拿去買一堆書，當時一本一百五到一百七的價格，五百元幾乎就可以換到三本愛書。現在，情緒低落到不行時還是亂買書，忙亂時在網路上逛書店，兩千元買將近五本書，虛擬介面導致總有兩本爛書的機率；閒暇時到誠品找新書，再轉戰到唐山、政大書城或水準，折扣價花了我八百元買三本書；有良心也有閒時亂迷路一通到小小書房或果菱，拿多一點錢買可能閒置許久也心儀許久的書。
這些從來都只涉及到場域氣氛、價格和消費的個人經驗，前陣子獨立書店開始推行圖書定價制度修法，激起大量出版觀察者與消費者的討論；另一個消息更直接衝撞到消費者的情緒，就是經營了18年的政大書城位於公館和師大的兩間實體書店，即將在10月底結束營業，身邊有人沮喪或者有人笑說：「老闆沒良心，把我們這些習慣的消費者丟下不管。」門口那一疊《破報》到底該移址何處也讓人傷透腦筋。就在傳言紛紛擾擾說政大書城經營者李銘輝將轉型網路書店經營時，《破報》記者與輝哥為此在大熱天下聊過一回，理解了書城之難，卻也同時異常清晰地懂得，企業體與獨立書店面對的未來是如此懸殊...
18年的書城歷史轉移
一提起營運了18年的政大書城，大家直接聯想到的就是折扣低廉，無論是假日或平常日，總不會出現門可羅雀之景，為何會在去年年初重新裝潢過後不久的此時，選擇將公館與師大的書城收起，成為眾書友揣測營運狀況不佳的原因。在與李明輝見面前，我試著辜狗輸入「政大書城」，出現的連結多半是「不敵網路」或「棄實就網」等關鍵字，但在與輝哥聊天過程中，令人意外地他這麼說道：「網路只是副業，我只是投資不插手經營...主業還是實體書店，我不過是把台北的營運成本拿到二線城市的兩間書店和花蓮...之後等到樣子確定，大家絕對不會說我沒有良心...」
從事書店經營已屆四十年的輝哥，無論是18年前位於政大校園內的書店，或12年後在師大的店面，彼時開展都還在台灣出版業興盛之時。提起過往的出版業榮景，輝哥說道，從解嚴前戒嚴法與出版法的限制，人民飢渴需要資訊的心態使出版業蓬勃發展，伴隨著當時升學主義，教科書支撐著書店成為主要獲利來源，乃至於解嚴後資訊爆炸，「從經營管理的書籍，到心理學、科文類別，都帶動了整個出版業，當時在政大經營書店很好做...」而這種榮景到了2000年後，開始出現改變，包含閱讀習慣的改變以及網路書店的興起，終至2004年命定了出版業者走下坡的方向，輝哥回憶著：「以雜誌來說，以前一年會出現十幾種新的雜誌，到2004年之後，爆發力整個消失，不只新雜誌很難出現，連舊的都一一消失...」

男人和金魚
這是一張電影海報的故事。
1996年，我在紐約時代廣場一家破戲院，看了湯姆克魯斯主演的《征服情海》（Jerry Maguire）。
湯姆克魯斯演Jerry
Maguire，原本是運動員經紀公司的紅人，有一天突然良心發現，寫了封萬言書給全公司，呼籲老闆「少賺一點錢，多做一點公益」。同事們收到後鼓掌叫

一位電視人、一位一出手就叫人驚心的爆破藝術家，蔡康永和蔡國強結緣於一次電視專訪，幾次藝術合作，兩人成了相忘於江湖的知己。
「叛逆」是他們共同的生存之道。兩人都同意，身體裡都住著長不大的小男孩，用自己的方式寫下對於父輩、對於傳統、對於主流，種種的「不同意見書」。以下是兩人「相對論」專訪紀要：
//左圖：「晝夜」草圖－－藝術家蔡國強（右）站在新作「晝夜」的爆破草圖前，向蔡康永說明創作；圖中女體腿腰上的一道白痕，原是膠帶妨礙火藥爆炸。（記者林俊良／攝影）
問：你們兩人都喜歡惡搞，有點叛逆？
蔡康永（以下簡稱「康」）：常有人問我，你最喜歡的書是什麼？如果學蕭伯納的回答，那會是：「存摺。」其實，我的回答是「儒釋道三家」。做為泡在中國文化中長大的小男孩，何其有幸，我不需要常常去看心理醫生，因為儒釋道三家提供了許多對付人生困境的方法。

我記得自己還在三十好幾的時候，有一天一個死黨傳了個心智無齡測驗給我，我做完之後的結果是十四歲，她聽了放心地狂笑說，我就知道有人是比我還幼稚的，她是十五歲。等我四十幾歲的時候又做了一次這個測驗，結果是十六歲，長了兩歲，她也到了十八姑娘一朵花的年華，真是可喜可賀，約莫我們是火星人，繞太陽的週期久了點。
成長是兩方面的，身體就是免不了地一天天老化，每個人都躲不過，心理的認知則是見仁見智，成熟的關鍵總在命定開悟的瞬間。成長，也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姊妹淘之問比年輕，哥兒們之間比大小，光雜自由心證是不夠的，多少要有點市場調查的依據，兒童眼裡的姊姊其實是個阿姨，或是溫柔體貼多是熟男的表現，這些都是經驗法則造就出的成長指南，我們總是聽見了別人對於我們的評語，才會去意識自己的成熟度，生理心理都是。當然，除了在家裡照鏡子，以及外界環境給你的這面大鏡子以外，我們仍是可以從自己的改變感受到，又到了成長的關卡了。
1. 眼神的改變 ─ 眼睛是通向靈魂的大門，無憂的眼神是無輕的，滄桑的眼神是衰老的，當你歷經了生命的磨練，眼神透露出堅毅，連服務生都會敬畏你三分，而站在人生的路口，茫然不知所措，所有的人都會從你的眼睛裡讀出不確定。是你的心決定你的能力，我們總在生日前後看見自己眼中的疑惑，又長了一歲，能力也跟著成長了嗎？
2. 想要離家。或是想要成家 ─ 家，是那麼階段性的象徵，曾經在原生家庭被撫養，然後想要獨立，自己靠自己，漸漸地，希望這個自己建立的家能夠更完整，成為養育下一代的地方，我們是人類，就這樣一步步地執行傳承的天命。這不僅是成長，更是大自然的力量，那些想要逆天而行的人，不論是自私的父母或是懶惰的孩子，都不會快樂。
3. 工作遇到瓶頸 ─ 曾經得心應手的工作開始變得無聊了嗎？曾經事不關己的會議變成了肩頭上的責任？曾經聽命行事的簡單日子變成了監督、協調、斡旋、補位、應變......？你越來越少聽見老闆稱讚你的才華了？你的工作變成了總是在解決問題？你懷疑自己的能力？你總是感受到壓力？太好了！你在往上爬，繼續努力！

今年七月，兒子小學畢業。參加他的畢業典禮時順便瀏覽班上的畢業海報，海報上每位同學都有一個綽號，綽號下方是小朋友的畢業感言，我看到兒子的綽號是「課文王」，想必是很會背課文或朗讀課文常被老師稱讚，但答案是，課文被罰抄班史上最多次。「抄課文等於複習，自從抄課文以後，你看我的國語每次都考九十分以上。」兒子說。
讀家庭聯絡簿上的小日記或作文，妻憂心忡忡地認為是流水帳、整個沒想法，但我一說：「嗯，也還好。」他就搶道：「妳看，詩人說話了，樂觀一點嘛！」
兒子叫李多，同學對他的稱號：「養樂多」、「禮多人不怪」……而妹妹常跟著吃點悶虧，已被問過無數次：「那麼，你妹妹叫李少？」不不不，妹妹的名字叫「函夏」，其實頗為詩意的，即「寫信給夏天」，或者……按照《辭海》或「Google大神」的釋義：「函夏，函諸夏也」，就是「包含整個華夏」，〈漢書．揚雄傳上〉云：「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嗯，後面這一大段跳tone的詮釋算是我故作解人。我承認，他們的名字筆畫與五行，我沒爛漫到忘了請示算命仙。
對於這名字，他覺得筆畫少，寫考卷簽名快，可是黃金左撇子一揮而就，怎麼看都像是「李夕夕」，但方便就好，對名字因為好記常被老師點到名，倒也從未抱怨。
為人父母希望孩子智慧多、幸福多、財富多……用「多」來代表好運多多。當然，不希望是「罰抄課文多」；朋友多是好事，但也不希望每天晚上煩人的「電話多」；更不希望的是「錯別字多」──這點，我要特別強調一下，我自出社會就當記者、做編輯、寫詩，二十年來與文字為伍，偏偏兒子錯別字多。我對錯別字很感冒，尤其反映在我當文學獎評審時，譬如有一年評某高中名校的文學獎，其中一首小詩寫得真棒，偏偏裡頭把衣「襬」寫成衣「擺」，就一個錯別字，其他評審遊說我：「錯別字是網路時代的普遍現象，退而求其次，想像力比較重要！」但我就是過不了自己這一關，後來，我腦海一閃想到兒子，於是接受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這個冷戰時期的標誌正式倒下，為一個世界被分為東西兩大勢力對峙的時代畫下句點。當年一堵牆隔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20年過後，只見當時領袖因促成劃時代的改變而名留青史，失落在歷史鴻溝中的，卻是東德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柏林圍牆倒下20週年後，東西德之間的分岐依舊：東德人的選舉偏好不同於西德人，收入比較少，比起西德人來說，也較悲觀。
「許多東德居民感到非常受挫。」人權運動人士慕勒（Rainer Müller）向《媒體交流新聞社》（Inter Press Service, IPS）表示。慕勒於1980年代晚期，居住於東德大城來比錫（Leipzig），是推動和平革命，導致社會主義獨裁政權終結的民眾之一。「我們以為革命成功後，我們會躋身天堂。」慕勒說，「在1989年，什麼的事好像都有可能。」
在信奉社會主義的東德，各個城市都灰濛濛地頗為詭譎嚇人；商店門口總是擠滿了大排長龍的人們，等著搶購稀少的香蕉和咖啡等貨品；相比之下，資本主義西德的財富似乎就像是一個美好的承諾。「不過，我們的期望太高了。」慕勒說。
雖然今日到東德的旅客看見的都是光鮮亮麗的市中心，充滿著源源不絕顧客的購物中心以及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這些表象卻都只是海市蜃樓。東德仍舊需接受來自西德的大筆財務援助。單單在2008年，東德就接受了西德大約8百億歐元（約新台幣3兆8千億元）的金援。東德境內的失業人口達12％，西德則是 7％。平均下來，一位普通的東德勞工比其西德的同業薪資少30％，這個鴻溝近年來並未縮小。「東德急需能夠帶來高收益的企業總部進駐。」海爾經濟研究中心（Hall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IWH）的總裁布倫（Ulrich Blum），在柏林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德國最重要的股市指數、法蘭克福DAX 30中，沒有一間公司將總部設在佔德國總人口20％的東德。德國目前人口約有8千2百萬人。然而，在和平革命的過程中，東德人不僅僅從這個國家的西半邊引進了資本主義，同時還學習了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