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共享

親愛的你，我怎樣能讓自己每個骨節之間有寬廣的空隙，充滿柔嫩的膠原蛋白，能像貓一樣，可以縱身有各種姿態？

我的生活一團糟，每天身心俱疲躺在床上，眼睛閉著，心卻醒著，好不容易睡著了，卻夢到和同事開會。雖然偶爾也有好夢，夢到自己準備去旅行，要去參加行前說明會，卻怎麼也到不了那個地方，總算到了，前面卻橫阻著一道牆，連階梯都沒有，但我知道你在裡面，你在演講，你在跟眾人敘述我們的旅程，我努力翻牆去參加你的旅行說明會，好不容易爬上牆頭，牆裡還有一道牆，我一驚，夢醒了。

醒後，疲乏極了，如爬了一夜山。

每天起床後，匆匆上班；每天回家都已過凌晨，匆匆上床。

上班上床，就是一天。

這個世界其實是電視新聞台形塑的

今晨，我睡了兩小時就被吵醒，原來我的貓溜了進來，牠先是在桌上曬太陽，發現自己在陽光下的影子，牠跟自己的影子玩起獵捕的遊戲，影子跟牠做著一模一樣的動作，牠們相互跳抓撕咬，折騰半小時，最後發現都是徒勞，牠頹然臥下，最後呼嚕睡去，而我也要起床了。

一起床，就打開電視，看那些新聞台，是我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的開始，而新聞台這家那家幾乎都是同一家的新聞，甚至可以在一樣的時段，播出一樣的新聞，打出雷同的標題，呈現相似的畫面。這家打出獨家，沒有幾分鐘，其他台都打出一樣的跑馬燈，管這獨家是不是真的，先把跑馬燈打上去，破那家的獨家，萬一錯了，反正大家一起錯，也不是只有我家獨家錯，曾參殺人，三人成虎，二十四小時新聞台全天候重播，就算錯了也是對。

這個世界其實是我們電視新聞台形塑的。

我的貓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牠常在院子裡跳向半空撲著灰蝶，在客廳裡煞有介事像追老鼠一樣的追著一坨塵網，自信滿滿，理直氣壯。

你要唯恐天下不亂，你要把音調拉高，他的遙控器才會停下來

而我，我們每天一隻眼睛追新聞，一隻眼睛盯收視率，能衝破百分之一就狂喜，多數時候都只有零點幾，像前陣子火紅的韓劇《大長今》及《浪漫滿屋》都衝破六，對我們這種二十四小時新聞台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親愛的，你知道，我當過幾個月新聞主播，壓力大到我常去廁所吐。有時，新聞不怎樣，收視率莫名其妙的高起來。有時，新聞很好，但收視率卻低得讓人血壓高。一位電視台主管常對主播耳提面命，主播主播，主播除了一張臉，賣的就是聲音，聲音不可以沒情沒緒，一副世界和平的樣子，世界和平就沒有新聞，觀眾就會睡覺，你要唯恐天下不亂，你要把音調拉高，讓人家一聽聲音就以為發生什麼恐怖攻擊，你要吸引他的耳朵，他的遙控器才會停下來。

不僅聲音要讓人驚悚，表情也要讓人驚悚。螢幕上的跑馬燈，直的橫的黃的藍的紅的，統統不夠看，火災只有現場大火還不夠，跑馬燈的標題上也要有一團會滾會動會跳的火，像哪吒的風火輪；颱風天，螢幕上二十四小時轉著一個暴風圈，連續兩星期下不來；若是什麼山難出動直昇機，標題上一定要放一架小飛機飛來飛去；政壇上兩個人相互開砲，他們兩個人中間照例要放一把火，這才能熊熊的把火氣表達得淋漓盡致。我曾聽一位主管說，下回誰和誰開砲，真的給它放一架砲上去。

看新聞和看卡通，原來是一樣的，傳播學者懂嗎？

親愛的你，當我才聽那位主管那樣說，第二天就看到一家新聞台，在呂秀蓮和陳水扁為了一句「吃人夠夠」鬧僵時，兩人出席同一場合，那家新聞台這回不是放火、不是放砲，而是在他們兩人中間放三根冰棒。

你不要笑，原來大家智慧差不多，只看誰的行動力比較強。你也不要不信邪，每次新聞台一用這些小圖案小特效，收視率就飆起來，看新聞和看卡通，原來是一樣的，傳播學者懂嗎？

年初，台灣的哈佛校友會製造了幾句名言：

--有什麼執政黨，就有什麼在野黨。

--有什麼政治人，就有什麼企業人。

傳播界還可以再加一句：

--有什麼政治卡通，就有什麼新聞卡通。

一位同事覺得自己這個新聞主播很像綜藝節目主持人，乾脆請調去跑娛樂新聞

我一位同事覺得自己這個新聞主播很像綜藝節目主持人，乾脆請調去跑娛樂新聞，每天做的事，就是把麥克風堵到藝人嘴前，她每天唯一戒慎恐懼的是，小心不要撞到他們的牙。八卦媒體的攝影記者則是蹲在地上，有些還趴在地上，照相機的鏡頭低還要更低，唯恐不能把那些底層的部分揭得更清楚，而那些女藝人，她們難道不知穿那麼短的裙子，坐下來一定會曝光嗎？她們難道不知穿黑色熱褲時，不要穿白色底褲嗎？還是，她們就是知道，所以才這樣穿，因為這樣的照片才能做得大大的。而攝影記者除了喜歡由下往上拍，也喜歡從上往下拍，鏡頭吊得高高的，拍到乳溝不夠看，拍到乳暈才叫贏。

有次，一個不是走乳溝路線的實力派歌手，幫一家運動服飾代言，她穿著細肩帶背心，一家八卦媒體一直拍不到他想要的角度，就叫那位女歌手彎腰，「再低一點，再低一點」，她剛開始還很配合，後來含著淚抖著聲音說：「你這樣，讓我很受傷。」

台灣的人是不是性壓抑過度，所以每天要靠報紙意淫？

每天影視版上的標題不是爆乳，就是激凸，還有炒飯，再不然就是討論月經不順。有一次，一個藝人出專輯，記者會內容居然是MV裡浴缸的紅水是不是她的大姨媽。我還曾在一家八卦報紙影視版上看到「升旗」兩字，編輯還唯恐讀者不懂，緊接著用括號註解：「陰莖勃起」，我像一個道學家，勃然而起，報紙掉到地上。

我一位旅居國外的朋友回來，充滿疑惑的問我：「台灣的人是不是性壓抑過度，所以每天要靠報紙意淫？還是全得了性饑渴症？」

當四個毫無才藝的大胸脯女人出來，以她們的罩杯尺寸組成一個團體站在螢光幕前，站上各大報的影視版面，我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在我吃百憂解時，這四個女人成為去年底中南部選舉場子火紅的站台明星。

一位媒體記者說，這四個女人，對台灣的娛樂業貢獻卓著，她們的胸脯讓許多人免於得憂鬱症，也讓我們的綜藝節目除了口水多了看頭。去年底三合一選舉，一位攝影記者拍完台上那四個女人後有感而發，行政院應該頒發感謝狀給她們，如果不是她們，選舉熱得起來嗎？那些候選人端出的牛肉，有她們露出的兩坨肉吸引人嗎？一位電視台主管曾狠狠的罵記者：你為什麼把那幾個女人三十秒的帶子剪成五秒？你有沒有新聞判斷？觀眾想看什麼，我們就要給他看什麼。我們是商業台，我們不是大愛台，不是好消息電視台。

親愛的，那句話怎麼說的酖酖我們是我們所吃的？什麼樣的觀眾，就有什麼樣的電視。或者，什麼樣的電視，就有什麼樣的觀眾？

那些攤子，那些人的臉，讓我看到台北另一張臉

一位媒體高層曾在酒酣耳熱之際，捶著胸部說：「媒體不是沒有良心，只是良心會到處亂跑。」

後來，這句話又有好幾種變形：

--賠錢的媒體，沒有良心（被裁員的記者說的）。

--良心，會讓媒體賠錢（在正派媒體工作的記者說的）。

我一個同仁，為了作一則消費性的調查報導，潛入便當工廠當切菜女工，連手指都磨出水泡，破了。我曾和她去那個便當工廠附近探查環境，從鬧區彎進一條小街，蜿蜒而上，是個小丘陵，路旁都是小販，菜攤上堆著乾皺的青菜，還有一條條喊價兩三百元的西裝褲；肉攤旁就是理髮攤，每人一百元，順便賣豬油，一斤十元；地上賣魚，腥臭無比，小販吹噓說多麼新鮮；便當廠就在這條路上，門口停著一輛正要送貨進去的小車，裝著一大桶一大桶泡在血水裡的豬內臟。

這個地方就在信義區，台北最高級的住宅區，離天價豪宅信義之星不到十分鐘的車程，僅僅幾公里，天和地就這樣分開了。

親愛的，紐約布魯克林區和曼哈頓遠不遠？

那天，我們新聞沒作成。但，那些攤子，那些人的臉，讓我看到台北另一張臉。

我們在電視、在報紙，集體學習如何燒炭自殺

親愛的，寒流冷雨凍得我骨頭發疼，我每天偷零碎時間給你寫信，在鍵盤上敲敲停停，有時連一句話都要分好幾次才能寫完，但，我只有在這些喃喃自語裡，知道自己仍有呼吸，我在這些零零碎碎的喘息聲裡，知道我還在，我的心仍在跳。我渴望聽到你，看到你，但是，你在哪裡？

休假時，我去租了《企鵝寶貝》 DVD，這是一部南極紀錄片，以擬人化的手法記錄皇帝企鵝的生命傳承，那些世界最大的企鵝，白腹黑背，在地球最惡劣的絕地裡生存，每年到繁殖季節，牠們自各地趕回，排成縱隊，在冰原迤邐行走，綿延數公里，像披著黑衣在白雪裡疾行的苦行僧。

其中有一段，暴風雪來襲，零下四十度，風速兩百五十公里，牠們圍成一個圓，像羅馬軍團裡的龜殼陣，前胸貼後背，相依取暖，彎腰俯首，忍受風和雪打在身上，過程慘烈，牠們不動如山，那一幕簡直是宗教畫面。雪在牠們身上結成冰，牠們腳背上還承載著蛋，若倒下來，連蛋也要死，牠們眼觀鼻，鼻觀心，硬著頭皮，硬著背脊，撐著。

撐著。

我的貓兒不需要撐著，牠全身都是柔軟的，可以有各種姿態，追一坨塵網如追一隻老鼠，一如媒體，政治新聞和影劇新聞，謊言常常是頭條，政客和演員各在不同的版面演《台灣霹靂火》，而我們的觀眾躲到韓劇裡找自己的故事和人生。

親愛的，你在哪裡？當維多利亞的新聞飆上電子報的第一名時，當我在查證她的胸部到底是32F或34F時，我想念你。親愛的，當電視新聞在播國防部「黎明基金會」卻放上香港藝人「黎明」的照片時，我想念你。親愛的，當一家四口自盡，我們在電視、在報紙，集體學習如何燒炭自殺，我想念你。親愛的，當一個十歲女童在家被姦殺，媒體用示意圖讓大家看她如何下體赤裸，歹徒如何壓覆在她身上，你聽到我在呼喊你的名嗎？

親愛的，天地之大，而我在這樣一個小島，你在哪裡？親愛的，我是如此如此想念你，你在哪裡？

親愛的，你還在嗎？

倪的葬禮愈搞愈大，人愈聚愈多，其實是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他們有過的「最好的時光」。這是一場完結篇，大家都擠上舞台，重溫演技，自怨自艾。夏褘成了唯一的反派，一個偉大藝人之死的替罪羔羊……

有天我接到王偉忠電話，他說夏褘要回來，問我可否安排他公司兩人去下機處接她。他說不是要躲記者，只是要夏下機時不要孤單一人，有個照應。

我忙沒幫成，王偉忠只好用最笨的方法，派兩個人飛到日本去接她回來。結果還是發生「你們是不是爹生娘養的？」風波。

其間我給了王偉忠一信，信如下：「我認為夏沒錯。你們演藝界致祭可，但倪無功，棄母棄家，通姦鬱悶而死，有如柯林頓為陸文斯基自殺，希拉蕊成了勵志向上的典範，不荒謬？媒體大報，更可笑，也可見人民水準低，有票房也。」

茱麗葉因為沒有殉情，就被罵成了「佛地魔」

從電視上看，在機楊、在記者會，我不喜歡夏的樣子。但我喜不喜歡，不重要，我只管她戲演得好不好。問題是倪喜歡她，一個六十歲的男人找一個三十六歲的女人，或許惺惺相惜，怎麼說成好像都是倪多委屈呢？家家有本難念經，倪提什麼「她（倪妻）主內，妳主外」，也像「兩岸一中」一樣，各自表述罷了。

就算夏褘壞，也是倪自找的，有人說：「上得山多必遇虎。」

何況夏禕哪裡壞？倪最後打了三個鐘頭的電話給她，她累極睡著了，醒來見二十多通來電，再打去倪已無回應了。夏一直哭：「我為什麼要睡那午睡？」眾演員也陪著哭臉，我看了有點難過，但更好笑。妳不能永遠不睡，今天哄住了，哪保他明天不去尋死？

余天也有憂鬱症，醫生告訴他對憂鬱症的人不要講「懷疑的話，表面的話，敷衍的話，去死的話。」但很多人不知道對方患了憂鬱症，難免會有怨言，或累極躲開，何能怪旁邊的人。

倪最介意的，不管是愛還是恨，還是夏褘。這本來是個「偉大」的愛情故事，從羅密歐到羅丹好像都有這種情節，只是現在茱麗葉睡著了，羅密歐就自殺了。而茱麗葉竟因為沒有殉情，態度不老實，抗拒從嚴，就被罵成了「佛地魔」。

還有指責夏褘是第三者，破壞人家家庭。這種大義凜然在今天這種劈腿臉不紅的社會中，真令人笑掉大牙，好像去指責一個國民黨員沒有每天看《三民主義》一樣荒謬。

在倪夏事件上，台灣顯示了一種集體恐慌躁鬱的現象。這表現在對夏褘的厭惡和對倪敏然的哀思美化上。夏褘綜合了「大陸妹、二奶、江青」，還會唱平劇，簡直是個集中國形象大成的「白毛女」。她代表了中國鴨霸、傷害台灣人感情，不像台灣女人溫文婉約、愛家愛台，有事則暗傷飲泣，答應主內。大陸女人是從不掉淚、蠻橫嗆辣、沒有教養。

還有某娃去夏家送「台灣女人」光碟。

如果真可以這樣分，那我要娶、要狎玩，我找台灣女人，乖嘛；但我要做人，要我女兒做人，那要做大陸女人。這才是男女平等的普世價值。

倪敏然成了梵谷，野祭巷哭，舉國同哀

本來應該女人同情夏禕，男人怕之，但在台灣似乎倒過來了。

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君玫那篇〈一個女巫的誕生與馴化〉，文極好，澈底批判了這種偽善。她說：「我看到了一個女人，在失去了一個在情緒上病態地依靠她的男人之後，如何一點一點被剝削、被追殺、被逼迫，一直到她的精神完全破產，至死方休。我們的社會，成功地把一個『女人』妖魔化，把她塑造出一個『女巫』，然後，更精采的是，還能成功地把她重新馴化成一個『女人』。」

倪敏然呢？成了梵谷。愛國愛家，才華洋溢。一生為人提供歡樂，鞠躬盡瘁死了，野祭巷哭，舉國同哀。他的家人都堅強活下去，兒子要做空軍，繼承遺志。余天說得最動人：「吊死他的那根繩子，把藝人們都緊緊的綁在一起。藝人們要更團結。」各大黨派政客也都來插花。早已被人遺忘的「饅頭包子」也回來了，許多家庭都團圓了，全國都團結了。

團結要怎樣呢？提高票價嗎？難道如《星際大戰》，有個黑色帝國在分化我們友愛的演藝大家庭？倪之死是憂鬱症，不是演藝界沒通過反分裂法。

單是個演員工會，還分兩個。倪死了，大家聚在一起，但原來使他們分開的原因還在，也不可能消失。

一個機制，不能靠死聚在一起，要靠生，要找出生路。

無獨有偶，台灣黑道也說要借「蚊哥」的葬禮來團結。對付白道嗎？黑道的和解從來不能持久，否則《教父》哪會一直拍不完？

藝人們談團結，就像選美會小姐說要「世界和平」一樣，都是廢話。

中國近代史一有名的場景，是毛澤東文革時在「九全大會」的講話。他說：「這次的大會，一定要開得好。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

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

有人說，那些為倪死痛哭自責的藝人，為什麼不在倪潦倒求援的時候拉他一把？這有點過苛，倪並沒那麼潦倒。懷倪的「蝴蝶效應」應不是有意設計的，它有更深的社會因素。即台灣整個演藝圈，早已把繩子吊在自己脖子上。倪這種藝人，都是從威權時代走過來的，倪還讀過軍校。他們原來是中國藝人，後來要改稱台灣藝人、本土藝人。國語不吃香了，老演員沒戲演，要不然到美國移民、到大陸住住，要不然在泛藍的場子裡盪盪，但台語本土的舞台也沒搭起來，也是空的。談起連續劇，大家談的都是大陸劇、韓劇，什麼《劉羅鍋》《大宅門》《大長今》，台灣連以前《晶晶》《保鑣》這種爛劇都沒有了，只剩插科打諢，政治模仿反諷劇。這些劇不是不好，但它只是社會新聞的反諷，就像每天的新聞一樣，看過就忘，水過無痕，沒有什麼藝術可以留下來。此所以倪敏然的《大宅，門都沒有》反是比較認真可看的，這也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這又有曲高和寡的問題。打開台灣電視，都是政治吵鬧、社會八卦，電影都是外國的。人一天的時間有限，可以撥出來看台灣本土表演藝術的時間實在不多。沒有市場，老演員沒飯吃，新演員也出不來了。大家都沒通告。

社會民主了，以前吊在藝術脖子上的繩子說是拿開了，政府把繩子繫在影藝界腰上，想拉拔，但往往拉到虛的，拉力也沒方向。以前對的現在是錯的，現在對的是什麼又不知道。在一個極端分歧的社會，藝術不知要談什麼了。坎城影展中，對台灣電影有深刻瞭解的威尼斯影展主席就說：「你們還是些老導演，侯孝賢、楊德昌……怎麼不見新人呢？」台灣的電影，包括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拍的都是吸毒、雜交、頹廢、虛無，年輕人都是行屍走肉的刻板印象。台灣真是那麼絕望嗎？頂上天邊的一朵雲真是那麼陰暗嗎？電影已經走入谷底，還要這樣走火入魔，還是沒有票房，真令人痛心。

反是紀錄片《無米樂》、《太平輪》、《南方澳海洋記事》還有看頭。它或許不是娛樂，但它看了至少使你有所得，會感動。

所以，倪的葬禮愈搞愈大，人愈聚愈多，其實是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他們有過的「最好的時光」。這是一場完結篇，大家都擠上舞台，重溫演技，自怨自艾。夏褘成了唯一的反派，一個偉大藝人之死的替罪羔羊。人人在這個布娃娃上插針，插得她滿臉豆花。許多人義憤填膺的說要求真相，其實是沉溺在假相裡。最後逼夏褘拿出了真相，結果只是更難堪，大家石頭也丟不下去，累了。

倪的葬禮，成了影劇界退除役官兵輔導會開的同學會。

倪之死，弄得那麼誇張失控，是這個社會共同的責任

這裡面比較冷靜的是製作人李典勇、王偉忠。老演員張帝的話也較公允。其他都是沒看劇本的即興演出。

大家都怪媒體瘋了，媒體也有苦衷。媒體的主管也不是出身檳榔攤，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或也討厭八卦，對追逐這種新聞感到不齒，但一停追，收視率就下降。什麼人玩什麼鳥，形成了贏者通吃的現象。編輯台上想，今天新聞哪條最熱門，就派主力部隊打。電視看報紙，報紙也看電視如何跟進，反覆衝殺，全民也帶動唱。就像《恐怖蠟像館》，盯上、謀殺、陳列，最後要禿鷹啃屍殆盡才完。誰也不敢退場，大家同景同節，轉來轉去都是一樣。誰想逃出這個大宅？門都沒有。如何打破這種循環？獨責媒體，高唱自律沒有用，要從整個制度來做設計，還要配合人的素質的提升。

所以，倪之死會弄得那麼誇張失控，是這個社會共同的責任。藝人在演戲，媒體和觀眾在大聲叫好。倪、夏倒算無辜，他們反是最震驚的一方。兩個人愛得要死，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倪敏然寫過一篇文章，說他是「倪克阿瑟」，可做他的讖語：「每一個人將修飾過的真相，渲染過的假象，全都塑造成一個個理想的形象，經過鈑金噴漆，上油打蠟，再隆重公諸於世，結果此人果然流芳百世。

藝人，真真假假的提供或者招供出了自己，萬一不幸有朝一日沒把真相和假象之間平衡好，就大大破壞了形象。

倪克阿瑟說，藝人不死，只是雕琢。有人只在雕琢假面具。」

倪克阿瑟之死就是台灣的「歌聲魅影」，劇場裡的「佛地魔」都戴個面具，說盡了「懷疑、表面、敷衍、去死」的話，卻都是空話，沒什麼值得回憶的台詞。

倒楣的是那棵蓮霧樹，它是倪敏然最後牽掛，卻遭陪斬，陪葬的還有那一萬朵玫瑰。

這齣戲，可以借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自傳標題來形容：「瞧！這個人」。

這個人，一個不稱職的受審者。在被公審了兩個星期之後，被逼到身心崩潰的牆角之後，居然還不知道認錯，居然還敢辯白，居然還不懂得表現出一個被告，尤其是一個「第三者」，所應該表現出來的卑微與歉意，居然還敢奢望保留一絲身為「人」的最起碼尊嚴。更致命的錯誤是，她居然以為，只要忍住悲傷，當一個像樣的「女巫」，台灣這個偽善的社會就會放過她。

一個上海姑娘，意外演出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大一場獵殺女巫的媒體公審中的女主角。在那場所謂「大和解說明會」之前，她儼然已成台灣「演藝圈」的公敵，封殺之說四起。甚至，她也成為一個虛擬的、文化人類學化的「台灣女人」的公敵。這一陣子，這個社會忽然冒出了很多關於「台灣女性」的專家－－對比於嗓門特大、行為特蠻橫、眼神特犀利、特不懂得公開示弱的大陸女人，「台灣女人」成為溫柔、婉約、識大體與堅強的代名詞。

看到一個一個義憤填膺到流眼淚的台灣女藝人，有一位說夏禕不但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而拿起更多把屠刀」，另一位則為她冠上「史上態度最囂張的第三者」的頭銜。突然間，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資格身為所謂的「台灣女人」。

她從一開始就已經被定罪了，毫無疑問。她錯了，錯在她以為這可以是一場公平的審判，錯在她以為被告應該擁有辯白的機會，錯在她以為自己有權利擁有「憤怒」這項情緒。她不知道，根據這個社會對「女性受審人」的不成文要求，她唯一的生路就是認罪，就算不認罪也要示弱，就算不示弱也要流淚，而且最好是把你的心都哭到吐出來，最好是哭到跪倒在地，最好哭到整個人昏過去。她演錯了戲碼。於是，有人憤怒，有人惋惜，有人說她悍，有人說她笨。她成為所謂「情緒管理」的最佳反面教材。

在最後這一天的「大和解」說明會中，只見夏禕坐在影藝圈大哥和大嫂的中間，唸著事先寫好的聲明稿，道歉，道歉，再道歉。當她泣不成聲的時候，大嫂拍拍她的肩膀要她堅強，要她好好唸完就沒事了，說到道歉處，大嫂不忘提醒她站起來一鞠躬。我們的女巫，處於一種近乎夢遊的悲情中，乖乖站起身來，乖乖地一鞠躬。會後，前兩天原本氣到流淚義正辭嚴說要徹底調查小倪的死因，並宣告「第三者」就應該道歉的大嫂，忽然變得非常地優雅大度，說男女之間的私情原本就沒有對錯，自古皆然。她散發著一種神聖的慈母光輝，像極了一位剛剛度化了一個亂世妖女的觀音菩薩。

大和解？應該改名為「道歉會」。「瞧！這個人終於道歉了」，「瞧！這個人最後的尊嚴終於被我們燒死了。」

第一項道歉，對那些從不認為她或任何人有權利拒絕接受採訪的台灣媒體記者。

第二項道歉，對她死去的男人的母親，為了她沒有接電話的那兩個小時，為了她長久的努力沒有堅持到最後。至於那些付出的努力更少，或根本沒有付出的「好朋友」呢？算他們好運，因為他們並不是倪敏然最後的感情依靠。

第三項道歉，對這個凌遲她的社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女巫，如果真的有法力，為什麼會讓自己活活被燒死？很簡單，她害怕。就像擅長描繪巫術的英國小說家，同時也是電影「霍爾的城堡」原作者瓊斯所說的，巫術無法在恐懼中施展。在人類真實的歷史上，沒有「佛地魔」，只有歐洲中世紀成千上萬被燒死的女巫。

演藝圈眾哥姐關鍵句：「你只要態度軟一點就沒事了嘛！」媒體主播關鍵句：「我們為您列出了幾大疑點，希望釐清公眾最關心的真相」。第一句的潛台詞是，女人，你要懂得當弱者的藝術。第二句的潛台詞，各位觀眾請放心，我們不會輕易放過這個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女巫，但這齣戲卻也看得我膽戰心驚。因為，我看到了台灣社會的偽善，這麼明明白白，這麼確確實實，在所有的新聞台上演。因為，我看到了一個女人，在失去了一個在情緒上病態地依靠她的男人之後，如何一點一點被剝削、被追殺、被逼迫，一直到她的精神完全破產，至死方休。我們的社會，成功地把一個「女人」妖魔化，把她塑造出一個「女巫」，然後，更精采的是，還能成功地把她重新馴化成一個「女人」。這個女巫，她的名字叫夏禕，她，已經死過一次。我會記得她。

我們坐在床上，哥哥和我並肩靠著枕頭，被子蓋在膝上。媽媽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開的《西遊記》。她並不照著書本唸，而是用講的。我們也不斷地七嘴八舌打斷她：「那孫悟空身上總共有幾根毛呢？」「豬八戒用鼻子還是用嘴巴呼吸？」她永遠有辦法回答我們的問題，而且回答永遠那麼生動那麼新鮮有趣……

十二點四十五分，終於到家。

村子裡的維多利亞小學離我們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鐘，但我通常需要兩倍的時間。十二點一放學，幾個死黨就會討論：今天走哪條路？每天試不同的路線。我們走得很慢很慢，邊走邊玩。最「秘密」的一條路，是繞到學校後面，穿過一個墳場，半片無人的森林。

當然，在小店「寫寫」逗留一番是絕對必要的。「寫寫」是學校附近唯一的小店，賣文具紙張還有玩具。我們每天去看有沒有新的「樂高」，然後算算還要存多久的零用錢，才買得起。所有維多利亞小學生都熟悉的那個女老闆，總是用一種很不高興的眼光往下面盯著我們看，一副恨不得把我們都抓起來丟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熱情」，我們禮貌地叫她「熱情太太」。

媽媽有花粉熱，她一直打噴嚏

一進門我就習慣地大喊，「媽，我回來了！」

樓上書房就傳來一聲「好」的回答，然後一定是打噴嚏。媽媽有花粉熱。

不情願，但是沒辦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寫作業。一邊寫作業，一邊聞到廚房裡傳來的香味：好像是洋蔥炒豬肝，還有香噴噴的泰國香米飯。功課只有一點點，做得差不多的時候，飯菜大概已經擺上了桌，這時哥哥華安也到了家，大概一點半，也就是一起吃飯的時候了。

飯桌上的談話，總是繞著學校吧。我很熱切地要報告今天老師教的我們的「村史」──村子裡有條小溪，我們常到那條小溪裡用手抓鱒魚。「村史」地圖把那條小溪畫了出來。

吃過飯之後，就真的沒事幹了。我就跟著媽媽走進她的書房。我趴在她腳邊的地毯上畫漫畫，她在書桌上寫字（要到好多年之後才知道她是在寫「文章」）。

她一直打噴嚏。我動不動就去糾纏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說東說西，一看她又低頭寫字了，我就又要她下來，跟我一起趴著，看我畫的東西。

現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時怎麼寫作的。

她說，德國教育有毛病！

時間慢慢走，總在這時候華安從他的房間大喊，「媽媽，作業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媽媽的反應永遠是大驚小怪：「怎麼可能？你每天的作業只做十五分鐘都不到啊？人家台灣的小朋友要寫三個小時呢，德國教育有毛病！」她就離開書桌，拿起華安的本子翻一翻，華安咕嚕咕嚕胡亂解釋一通，媽媽就准了。

但是慢點，有條件：「你讓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嗎？」

華安太不情願了，因為他覺得小他四歲的小鬼很煩人，很黏，很討厭。他跟媽媽磨來磨去，就是不肯讓弟弟跟著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裝出無所謂的樣子，甚至於酷酷地說，「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裡想死了：拜託，讓我去吧。

結果多半是哥哥讓步了，我們一高一矮就抱著球，出了門。

球場非常簡單，其實只是一塊空地，加一個老舊的門。一下雨就滿地黃泥。華安的伙伴們已經在等他。我們開始死命地踢球，兩個小時下來，頭髮因為泥巴和汗水而結成塊，鞋子裡滿滿是沙，臉上、手上、腿上，一層泥。可以回家了。

在草原上放風箏、飼養蚱蜢

有時候，哥哥鐵了心，就是不肯讓我跟，媽媽也理解他，不願勉強。她就會帶著我，可能還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髮女友，走到家對面那個大草原去採花。都是野花，採了的花，放在媽媽帶來的竹藍裡，帶回家做植物標本。媽媽還給我準備了一個本來裝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屬瓶蓋上啄出幾個洞。草原上的草長得很高，蚱蜢特別多，蹦來蹦去。我就一隻一隻抓，抓到的放進玻璃瓶裡。原來那些洞，是讓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裡裝了幾十隻蚱蜢之後，我們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隻一隻從瓶子裡倒出來，倒到我們的花園草地上。也就是說，我開始飼養蚱蜢。

可是好景不長，很快我就發現，蚱蜢把我在花園裡很辛苦種下的番茄都給吃掉了。

有時候，媽媽帶我們在草原上放風箏。草原那麼大，草綠得出水，我們躺下來，看風箏在天空裡飛。我覺得我可以一輩子躺在那裡。

然後就是晚餐時間了。晚餐，通常是由我們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燉牛肉給我們吃。

媽媽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開的《西遊記》

吃過晚餐以後，媽媽准許我和哥哥看一點點電視，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小時，絕不超過。對這個她特別嚴格，一點不心軟。時間一到，媽媽就出現了。像個母雞一樣，把我們半推半牽帶到浴室。「刷牙」的儀式是這樣的：浴室有兩個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腳凳在一個洗手台前，那就是讓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腳凳才看得見鏡子。她就靠在浴缸邊緣，看我們刷牙，洗臉，換上睡衣。哥哥轉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矯正牙齒三年，我聽媽媽叫「牙套──」也聽了三年。她總是用德語說「牙套」這個字。

洗刷乾淨了，接著就是「孫悟空時段」。我們坐在床上，哥哥和我並肩靠著枕頭，被子蓋在膝上。媽媽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開的《西遊記》。她並不照著書本唸，而是用講的。我們也不斷地七嘴八舌打斷她：「那孫悟空身上總共有幾根毛呢？」「豬八戒用鼻子還是用嘴巴呼吸？」她永遠有辦法回答我們的問題，而且回答永遠那麼生動那麼新鮮有趣。同時跟我們看圖，讓我們認識故事裡每一個人物的個性和造型。

聽到豬八戒「懷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滾。然後哀求媽媽：「再講一次，晚一點睡覺，再講一次……」

再怎麼耍賴，睡覺的時刻還是逃不掉。講了二、三十分鐘故事之後，她就把書闔起來，一個人親一下，然後就關了燈，輕手輕腳帶上門。

搞得媽媽無法工作，給我們莫大的成就感

我們在黑暗中，聽她輕輕的腳步聲，走向她的書房（也要好幾年之後，我夠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這個時候她才能開始寫作。）。

她一走，我們就從被子裡出來，開始搗亂，「躲貓貓」的遊戲正式開動。我們悄悄開燈，玩「樂高」積木，或者大聲講話，或者躲到衣廚裡去，就是想等她發現，等她來。沒幾分鐘，她不放心，果真來了。假裝生氣地罵人，把我們趕上床，關燈，關門，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們又像老鼠出洞，開燈，鑽到床底下，唱歌、說笑……等她來。

她又來，這回有點氣急敗壞了，把我們從床底下揪出來。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氣急敗壞，我們愈興奮。搞得媽媽無法工作，給我們莫大的成就感。

這樣來來回回好幾回合之後，都過十點了，媽媽會氣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雞毛撢子，做出很「狠」的樣子，「手伸出來！」我們就開始繞著房間逃。她怎麼也打不到。見她老打不到，心裡的得意到今天還記得。當然，也要等到長大之後，才發現，唉呀，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

最後，我們自己把自己給累倒了。倒在床上，精疲力盡。

模模糊糊中，感覺有人進來，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來了。他輕輕地推門進來，走到我床邊，摸摸我的頭，彎下身來在我耳邊很輕很輕地說：「晚安，孩子。」

在抽象思維和大視野、大問題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國生活裡的瑣瑣碎碎、點點滴滴，華安懂得多。因為這種「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見，最嚴重的時候，甚至還因為有這樣不進入「狀況」的母親而覺得羞愧……

童年彷彿很近，然而幼稚的記憶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沒有時間的順序，我很難找出一條邏輯清晰的線來敘述。兒時跟父親相處的時間少，但個別的場景分明，大部分的時間都環繞著母親，但是因為太多，印象就朦朧成一團。

我們之間 一直有成長的「拔河」

我的父母親太不一樣了：父親扮演了一個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對我的成長細節沒什麼理解，相對之下，母親就變成集責任於一身的嚴格的教育者，但是又充滿溫暖。母親和我最大的歧異在於，我只在乎好玩，她卻很在意什麼是我將來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彈鋼琴，在母親面前假裝練琴練了八年，其實根本沒練，今天也全忘光了；這場拔河，我是贏了。譬如游泳，母親說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總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體育館，好幾次，我走到的時候，游泳課已經下課了。被母親逮著時，她會連拉帶扯地把我塞進汽車裡，一路「押」到游泳池，但是這種貓抓老鼠的遊戲，總是老鼠贏的機率高。

我承認自己是個頑皮的孩子。琴彈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沒法倒過來「指控」她說，「當年我小，你應該強迫我啊」，因為我記得那麼清楚，當年她就說，「好，現在我不強迫你了，但是你長大以後不要倒過來埋怨我沒強迫你喔。」

儘管我們之間一直有這種成長的「拔河」，母親卻仍然以一種安靜的、潛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個，用她的語言來說，「像一株小樹一樣正直」的人。跟我接觸的德國人總是說，「安德烈的思想和舉止特別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謝我的母親。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對於現象如何敏銳靜觀。當然，並非事事美好。我超強的「敏銳靜觀」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該用的地方，譬如課堂裡枯燥無味的講課，而是在不該用的地方，譬如課堂外頭唱歌的小鳥。接連四年的成績單上，不同的導師卻都寫相同的評語：安德烈不夠專心。

母親，曾是我的宇宙核心

跟什麼都「放手」的父親比起來，母親簡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獨裁」。今天我能夠理解了：她對我一方面極其嚴格，督促我努力學習、認真做事，一方面卻又極其講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這兩種有點矛盾的態度來自她自己身上兩個成長印記：一個是她本身在台灣所受的教養酖酖保守的、傳統的，另一個卻是，她是一個成長在一九六年代末、七年代初的知識分子──崇尚自由和理性。

華飛所記憶的童年和我作為「老大」的是有差異的。他記憶中，媽媽有很多的口頭威脅卻從來不曾真正對我們「動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記得她的梳子，還有那一支細小的雞毛撢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時候也打屁股，還有，總共有兩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臉。

當然最多、最鮮明的記憶，還是那些溫馨甜美的時光。週末，一整個晚上我們三人圍在床上一起朗讀、講故事，整個晚上。從《安徒生童話》、希臘神話到傳統的中國民間故事，從花木蘭到《三國演義》，我們的視野地平線簡直是一種無限寬闊的開展。母親和我們這種親密相處方式，說起來就彷彿是現代親子教科書裡會鼓吹的一種知性教育範本，但是對於當時的我們，也不過就是晚上與母親的溫存時刻，而且，為了不睡覺，講故事朗讀的時間，能拖多長就拖多長，愈長愈好。

就在我寫的此刻，更多的回憶一點一滴地滲進我的思維。以我和弟弟、和母親的關係來說，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這兩個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較覺得他們是我的摯友。對我的朋友們我是不太願意承認的，但實情是，我是在和華飛的日夜廝磨中長大的，而母親，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一個典型的下午，做了功課（或說，我假裝做了功課之後），我們倆一定是在母親的書房裡流連。每當「底笛」和我在書房裡亂搞了什麼異想天開的事，母親就會從書桌上抬起頭來說，「喂，看看書怎麼樣？」

德國是一個母親不熟悉的「異國文化」

她沒變，這個句子到今天她還在說──而我也沒變，仍舊不愛看書。希望我「發揮潛能」的這個想法在母親心中，有時會引發一種極其尷尬的情況。我記得五年級時，母親收到學校一個通知：如果認為孩子有音樂天分，家長可以帶孩子去面試，以便進音樂資優班。母親以為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課，因此如約帶了我，準時到達了音樂教室門口。坐在鋼琴旁的老師，要我開口唱一首最簡單的德國兒歌，我卻當場嚇呆了，一個字都唱不出來，伊伊呀呀不成音調，手指放上琴鍵，卻一個音也彈不下去。音樂老師顯然不耐煩了，跟母親解釋，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來，母親卻覺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說是每個人都得來的。

當然母親理解錯了。

那是第一次，我發現，德國是一個母親不熟悉的「異國文化」，在這個「異國文化」──我的「本土文化」裡，我比她還行。十歲，我就發現，在抽象思維和大視野、大問題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國生活裡的瑣瑣碎碎、點點滴滴，華安懂得多。因為這種「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見，最嚴重的時候，甚至還因為有這樣不進入「狀況」的母親而覺得羞愧。

今天，我卻以母親的「異國文化」為榮，以這樣的母親為榮。即使我們在過去的歲月裡常常有溝通的困難，我想告訴她：不要忘記這些過去的記憶，因為這些記憶，會跟著我們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過，它們不再像我們兒時那麼的明顯。你可以說，「孩子你慢慢來」，可是有時候，快快地「放手」或許也是必要的。我知道，這很難，難極了，但是如果你記得我們兒時的甜蜜時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們心中永遠的位置，或許，它就會容易一點點。

日本的暢銷作家，雖然不像歐美作家有的可以一本書賣到三億本以上，如席尼．薛爾頓（Sidney Sheldon）的「遊戲高手」等，但，日本國內也不乏一本書可以賣到好幾百萬冊的作家，而且，日本作家持續創作力都很驚人，有好幾位在日本國內的總銷售量也都是數千萬冊，如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藤澤周平、村上春樹、宮部美幸、五木寬之、田邊聖子等，如果連海外譯本銷售量都算在內，則也有希望破億冊大關的，如村上春樹。其他也有些單本暢銷的作家如「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的片山恭一，也有最近叫座又較好的作家如石田衣良、小川洋子、江國香織等人，他們所以暢銷的祕密何在？

    第一暢銷帝王是赤川次郎，他自己吐訴維持暢銷的三個祕訣是（1）自己要寫得快活，那樣讀者看了才會快活，如果自己寫得很勉強、辛酸，讀者讀了也不會好受；（2）隨時維持吸收狀態；赤川次郎每天一定要寫八○○○字以上才會休息，給自己的工作標準相當嚴格，這點其實村上春樹也是一樣的，村上春樹每天不寫小說時也都要翻譯、寫散文等好幾個小時；村上靠旅行、大量閱讀等來吸收，赤川次郎則是除了埋首寫作之外，便是搭車去觀劇、看電影，以前是新劇為多，最近古典藝能也成了最愛，但是赤川次郎表示，不是很功利地想要馬上把吸收的精髓施展在作品上，只是潛移默化的功效驚人，戲劇、電影是他的養分來源；（3）他的小說人物不會多著墨來作細部描述的，極端地說「美女」出現，從頭到尾就只有「美女」，沒有任何形容詞，而讓讀者自己去膨脹自己的想像；這是他的筆法，無法接受他的筆法的人就不看他的小說，但是如果習於這樣筆法的讀者便會著迷而一本又一本買來看，不論現在是第五百本或是第六百本呢！

這本書原本是在二○○一年四月出版的，片山自訂的書名是「戀愛的蘇格拉底」，編輯改而從「新世紀福音戰士」最後一集的台詞來命名，才讓作品的方向性更為明確，但剛出版時連書評也都不大明顯，其後才慢慢以「純愛」的主題漸獲矚目，最大的關鍵還是二○○二年四月柴開紅的推薦，小學館加印書腰寫柴開紅說「我邊哭著，一口氣讀完；我今後也想談這樣的戀愛」，開始時效果也不大，而是到了二○○三年柴開紅主演「GOOD LUCK」而人氣倍增，這本書也跟著水漲船高，以十幾、二十幾歲的女孩為主而開始爆發性地大暢銷，其後又宣佈要改拍為電影、電視劇，宣佈要改拍時銷售六○萬部，但是電影上映時便超過三○○萬本，已經不知道是誰搭了誰的便車。

    日本近年跟電影連動而成功的小說非常多，像是渡邊淳一的「失樂園」暢銷近百萬本，而江國香織、辻仁成的「熱情與冷靜之間」、宮部美幸的「模仿犯」等也都因為電影等熱潮，而讓小說得以銷售超過二○○萬本，最近正在上演的黑木曈的「東京鐵塔」（江國香織著）是否能造成這樣的效果則還是未知數；此外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連載當時就很轟動，但是能狂銷五、六百萬冊，也跟此一小說五度被改拍成電視劇、電影有關。

  當初片山的書用原來的命名的話，可能還只有賣三萬本就告終結了，不過片山恭一本人覺得「暢銷書本身並沒有實體，所以並不大在意銷售冊數的意義，不過個十年、二十年的話則不知道，是會讓人細水長流地讀下去呢？還是會遭人忘卻，在現在的時點是無法知道的」，至於為何會暢銷，片山自己表示自己其實並不知道，或許是「這雖然是寫情人死亡的悲哀的故事，但是作品的底流卻是對生的肯定，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訊息而暢銷的話就好了」。

 暢銷書暢銷的原因，或許是操作得法，或許是因為故事情節感人而口耳相傳的結果，或許是作者的知名度，如電視名節目主持人、偶像明星等，像是黑柳徹子的自傳性回憶錄「窗邊的小豆豆」暢銷了七、八百萬多本，至今是日本史上最高紀錄的暢銷書，或是石原慎太郎寫弟弟石原裕次郎的「弟」，抑或唐澤壽明寫的「兩個人」也賣了一四三萬本等，都是屬於藝人書暢銷的領域；雖然黑柳寫的是自由主義教育學風的回憶，石原慎太郎本身是芥川獎作家等因素也無法忽視，但是基本上還是因為是知名藝人相關作品。

暢銷書跟影視或是宣傳等都沒關係，而以純文學能引起各界狂讀的還是村上春樹的作品，「挪威的森林」上下兩冊，至今連文庫版共銷售了八○○萬冊，也是創純文學作品紀錄的；當然村上特殊的文體、對時代敏銳的預言性等讓讀者只要是「村上春樹」作品，就不能不買，所以「海邊的卡夫卡」雖然是村上集大成的一部作品，不過評論贊否二分，也有書評家認為如果這本書的作者不是「村上春樹」的話，或許只能賣六萬本，而不是上市三個月便賣六○萬本呢！村上本身不上電視等媒體的不宣傳作風本身就是最佳宣傳，村上在序言尾寫著「於倫敦」、「於希臘」等，更能掀起讀者的幻想。

    大部分真正以寫作自負的作家，對於作品狂銷都不見得那麼在意，日本的暢銷書反而在一般大報的書評欄是會遭到故意忽視的；渡邊淳一對於暢銷書的看法是「超過百萬本的暢銷書，不過是虛構交織的結果，並非拚命寫出來的，不過背後還是要有作者本身的實感與素質才行，我自己是不會嫉妒暢銷作家的」，渡邊能說出如此有餘裕的話，其實也是因為自己也算是長年都還在暢銷作家之林吧！

日本另一位暢銷皇帝是鐵道旅遊推理的西村京太郎，暢銷皇后現在是宮部美幸；現在在日本寫鐵道推理的作家雖然很多，但是這條路線其實西村京太郎是拓荒者，一九七八年寫「寢台特急殺人事件」，算是西村鐵道推理站開出的第一班推理列車，他的作品的魅力是從來不會只是單純的地運用換車的詭計，來當障眼法或是不在場證明等，而是會應用非常豐富有關鐵道的各種知識，而圈套居然是在很意外的地方，鐵道的魅力因此更得到強調，而鐵道的魅力也變成西村作品的魅力；在西村京太郎之前，即使如寢台特急列車，在推理小說中也曾經幾度登場，但是像是一九五八年松本清張的「點與線」中握有事件很大關鍵的是東京發車的寢台特急「朝風」，有一個著名的在東京車站月台四分鐘的目擊場景，而推理的線索是「朝風」的餐車收據，其後寢台列車也繼續在日本各地奔馳，但是是西村讓它成為最重要的舞台的，其後相繼登場的是在日本各地方跑而相當有多樣性、地方特性的各色特急，特急是當時國鐵民營化後改善登場的新玩意，不僅是作為運輸工具，而且也是讓旅客可以在車上度過舒適美好時光為目的的列車，西村作品便相繼讓各種新型特急登場，西村是比任何人都更關心新的事物，更迅速地在小說裡反映時代的變化的，所以讀者會很好奇「下次可以在紙上（西村小說）搭到什麼樣最新式的列車呢？」，特急之後是新幹線，其後是令人起思古幽情的地方線列車，然後是蒸汽火車頭的懷古列車，然後是車站等等。

    雖然鐵道推理是西村的主線，但是如果西村老是只寫鐵道，自己的世界也會愈來愈窄，所以他並沒有放棄其他的社會派路推理或是本格推理、青春推理、海洋推理、綁架推理等各種路線；不過要寫鐵道，也要自己真的喜歡才寫得好，西村是自己在年輕時沒事就去東京車站、上野車站胡亂搭，手裡根本沒有時刻表，有車來就上，看能搭到哪裡就搭到哪裡，當然當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當鐵道推理作家，不過確實是這樣的青春期的記憶而促成了往後的暢銷的。

    宮部美幸的社會推理跟其他的推理小說很大的不同，是她的觀點很「低」，是從生活在社會底邊的人的視線來眺望世界，這是別人所難以模仿的，這或許跟宮部自己是住在東京下町（老街）有關係吧，成名之後，她也未曾搬離原來生長的環境；一般小說家與登場人物的距離非常遠，但是宮部則兩者的距離非常近，小說中的人物都像是庶民生活裡隨時出現在自己周邊的人物，這也是宮部被稱為國民作家的原因吧！雖說如此，宮部當然還是維持從神的觀點來俯視事件全景，精闢細膩地分析，不過文字是最為接近人的肌膚溫度的文字；宮部是每一部小說都經過相當的資料蒐集、採訪才動手的，不過這也是日本作家的基本特性，因為作家不會容許自己的作品裡出現不合實際、不合理的情節的。

   另外一位已經過世的藤澤周平，也就是電影「黃昏清兵衛」、電視劇「蟬時雨」的原作者，他寫日本人淡淡的悲歡模樣，生前作品以下層武士等社會低層的人為主角，寫了無數的歷史小說，共暢銷了二三○○萬冊，是日本辛酸的上班族最能共鳴的作品，而他的價值是又到了最近幾年才又重新被發覺。他也是隨時警惕自己、不斷要維持最「低」視線的作者，成名之後，也都是粗茶淡飯，一本初衷地寫，這與其說是藤澤維持暢銷的祕密，其實也是他的人生哲學的展現吧！

暢銷書像樂透，至少有一部分像樂透。暢銷書的現象看來熱鬧，這部分最像樂透。從一個角度看，多少真正大暢銷的書，怎麼看都像「純屬意外」。

    常常，我們以為中樂透彩，靠的都是運氣。其實，如果樂透純靠運氣，不會有那麼多人迷樂透，不會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每期每期貢獻自己的血汗錢去買樂透。

    有人精心算過去得獎開出來的號碼。有人以圖解顯示各式各樣的號碼組合模式。有人不辭辛勞選彩券行來買──一種人特別選剛剛開出過頭獎的店，偏偏有另外一種人特別選從來沒開出過頭獎的店。有人選買獎券的時間──一種人選最多人排隊的時候，偏偏有另外一種人特別選生意最冷清的時候。有人講究分散原則，有人相信一次在一家店買足，中獎機率最高。

    問這些買彩券的人，他們都能說出一番道理來，換句話說，他們都不完全相信中獎只靠機率。不過，能被你問到的人，都沒有中過頭獎，他們的道理沒有真正驗證過。

  當然，如果樂透彩的道理能被戡破，樂透也不必賣了。還有，如果樂透真的是全靠苦勞辛勤，那麼，大家也就在工作崗位上苦勞辛勤就好了，不必去買樂透，也沒興趣去買樂透了。

  ●

    暢銷書像樂透，至少有一部分像樂透。暢銷書的現象看來熱鬧，這部分最像樂透。從一個角度看，多少真正大暢銷的書，怎麼看都像「純屬意外」。可是換一個角度看，拿一本本暢銷書來分析，好像又都有它們暢銷的理由，訪問作者、出版社，也都能講出一套道理來。可是同樣的作者、同樣的出版社，用同樣一套道理，卻十之八九，複製不出暢銷書來。

 在台灣，暢銷書還有一點像樂透的地方，那就是保持了本來應該窮困潦倒的人，繼續掙扎活下去的希望與勇氣。

  還需要複述那些數字嗎？台灣的出版社每年出版兩萬多種書，可是台灣居民平均一年買不到幾本書，所以，絕大部分的新書，根本賣不到一千本。這是多麼悲慘的產業狀況，簡直就是薄薄兩分旱地，卻要養活一大家子老老小小上百人口，一樣困難。不過，如果真是吃不飽飯的農家，應該要有的自然發展，一定是有人要搬出去另謀出路。管你去工廠做工、落草當響馬，還是想辦法鑽營當官，就是不能繼續賴在老家。然而，好些年下來，台灣的出版社還是那麼多，出書量還是那麼大，這怎麼回事？

  一個原因是，出版在台灣，仍然帶著高度的理想色彩，也沒有真正專業化。高度理想色彩，吸引了許多人，不為商業目的投身其間。沒有專業化，使得技術與資本的門檻都很低，於是有些人遇到事業上的挫折，想：「沒辦法，那就去開計程車吧！」另外有一些人走投無路時，就想：「沒辦法，那就去開出版社吧！」

開出版社，和開計程車一樣容易上手。可是開出版社比開計程車多了一點享受──可以理直氣壯地想像，說不定會出到一本暢銷書呢！

你很容易說服一個計程車司機，要他別夢想靠開車，可以年收五百萬。你卻很難，幾乎不可能，說服一個出版社老闆，說他今年絕對賺不到五百萬。他一定會問你：「如果我出到一本暢銷書呢？」

    如果，我比別人先簽到「達文西密碼」，我就發了。如果我比別人先想到找大Ｓ寫「美容女王」，我就發了。他會這樣語帶遺憾地告訴你。他還會轉而語帶興奮地跟你咬耳朵：「我手上有一本日本的情色小說，一定會賣贏村上春樹，說不定還能超越『達文西密碼』！」「我有管道，談好了張惠妹出『節稅女王』，一定大賣！」你相信嗎？然而，你怎麼告訴他你的不相信呢？

 出暢銷書，個個沒把握，人人有希望。沒把握，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希望。因為有希望，所以可以一本一本發到市場上去試。這本賣倒了，還可以再試下一本。

  ●

    「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本來是天經地義，但碰到了台灣的出版業，好像就不合用了。不必探入人家的業務機密，隨便都算得出來，出版這一行，有不少賠錢生意。賠錢生意有人做，因為做的人不覺得自己在賠錢，就像一般人買樂透時，不會將那一張五十塊當作是賠錢的投資。台灣市場上有好多，多得數不清的書，實際的性質，實際的作用，等同於是一張張等待對開獎號碼的彩券，看看能不能一擊中的，成為暢銷書。抱持著終能出到暢銷書的不死之夢，許多出版人就有了驚人的韌性，想方設法挪來各種資源，無論如何也要撐著，反正台灣書籍發行慣例，可以用新書抵舊帳，賣不掉的退回來，再換新的去，就算帳面上沒什麼收入，還是可以維持好一陣子。這就好像抱著中樂透不死之夢的人，寧可勒緊褲帶餓肚子，也要買彩券，不，就算去跟人家或借或騙，也得找出錢來買彩券。

   大哉，偉哉，暢銷書之為用。當我們說「暢銷書」時，其實我們意指的不只是「賣得很好的書」。「暢銷書」還有別的意涵。「暢銷書」不只賣得多賣得好，而且是以像病毒感染般的方式賣的。換句話說，「暢銷書」一定牽涉到某種非理性的流行動能，購買「暢銷書」最大的動機，不來自書的內容，不來自作者的號召，當然更不來自出版編輯的用心，而是「因為別人都在買！」

別人都買，所以我也要去買。這種效果才創造了暢銷書，也說明了「暢銷書排行榜」的厲害。排行榜明白地告訴大家，別人都在買什麼。上暢銷書排行榜，往往正是一本書之所以暢銷的真正原因。

可是這樣不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矛盾了嗎？到底是暢銷書上了暢銷書排行榜，還是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就能變成暢銷書，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嗯，還真難說清楚。不過，多少能將樂透中獎道理說得清楚明白的人，哪個真的就能掌握樂透之謎，變成億萬富翁嗎？正因為到現在，從出版社到書店到讀者，誰也搞不定暢銷書的道理，所以暢銷書才會繼續像樂透一樣迷人，讓我們感動、讓我們驚訝、讓我們憤怒、讓我們疑惑、讓我們害怕，喔，有時還給我們集體瘋狂學美容的機會。

做為一個作家，我必須跟我的族群一起成長。然後以年歲漸長而累積的一點智慧、或油條，把我熟悉族群的心情寫得更清晰。暢銷是上帝給的，上帝隨時可以拿走。拿不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相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能繼續為「同儕」而寫，倒也不是要為這一群人留下什麼時代的紀錄，我以為我是誰啊？

朋友說：「他叫王文華。」

    我微笑地看著女方，露出熱切的表情。女方沒反應，睜大眼睛，等待更精采的介紹詞……

    朋友像購物頻道主持人一樣提高聲調：「他是一個名作家耶！」

    我有血有肉地站在女方面前，她卻低頭看手機，檢查不存在的簡訊。

  朋友不得已，使出殺手?：「他就是寫『蛋白質女孩』的那個……」

    「哦！你好你好！」女方突然醒過來，「我昨天到書店還看到『蛋白質女孩』耶！在打五折！」

    「喔……」天啊，這不是我期待的反應，「嗯……便宜賣，大家交個朋友……」

    「我好喜歡你的書喔！我崇拜你好久囉！你的書我都有看過耶！幫我簽名！幫我簽名！」

    「真的嗎？我的書你都看過？那你喜歡『美國企業制勝策略』嗎？」

    「那是什麼？」她露出一絲先前鄙夷的表情，「我們還是來談談『蛋白質女孩』啦！哇！你好厲害喔，都會押韻耶！」

    我常覺得，如果「蛋白質女孩」這本書能走路去夜店泡妹妹，運氣應該會比我好。

    「蛋白質女孩」在二○○○年出版。二○○一年後，我的人生開始走下坡。我沒有在二○○○年跟當時迷我的女生結婚，是這輩子最大的錯誤！

我在「蛋白質女孩」以後的書，寫得都比「蛋白質女孩」好，但是銷售數字都比不上。書店、出版社、媒體通通知道：王文華的銷售量在「蛋白質女孩」達到了頂峰。

朋友私下問我：「嘿，我問你一個私人問題，你不要生氣喔！」

    通常這種開頭只會引導到兩種問題，一種是懷疑你的性向，另一種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沒落了？」朋友講完後身體立刻往後倚，好像怕我揍他。

    「我當然不覺得自己沒落了……」我猛然起身、義正辭嚴地說：「我『知道』自己沒落了！」

當然，這只是從銷售數字來講。就寫作來說，我覺得自己一直在成長。

    「但是，嘿……」朋友一副「你少故作堅強」的表情，「數字就是數字，你難道不會有一種失落感？」

    「當然會！特別是當我在party上必須要依賴五年前的作品來泡妹妹，真是失落斃了！」

我當然會有失落感。誰不希望更暢銷、更有名？不過名氣就像夏日的汗，流得很多很快，但風一吹就乾了。留下的是一股酸味，和黏膩的感覺。我的失落感有限，因為我知道我未來還有更棒的東西。嗯……我只是還沒想到那是什麼而已！

好啦，我也知道這太阿Ｑ了！我的失落感有限，其實是因為我當初，也沒想到自己會暢銷。

●

    「蛋白質女孩」的故事是這樣的。一九九九年，我從美國搬回台北，在電影公司工作，認識了很多時髦的上班族。人間副刊的主任、我大學的學長：楊澤，找我寫專欄，每個禮拜六登。

「要寫什麼？」我問。

    他豪爽地說：「隨便你啦！」

我學MBA，剛結束五年美國的管理工作，本來想寫企管。寫了一篇後覺得萬萬不可。誰星期六要讀企管啊？狗急跳牆，我突然想：我平常碰到這麼多單身的上班族，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在追求愛情，不如就寫我們的故事吧！

    就這樣，「張寶」誕生了。那時邊上班邊寫專欄，有時工作一忙，寫得就隨便了。眼尖的讀者，會發現「蛋白質女孩」的故事有時是不連貫的，或是角色的行為是矛盾的。張寶明明很狂放，怎麼這邊突然保守起來？這些問題，結集出書時也不管，反正覺得這本書就像我之前其他的書一樣，一刷埋單吧！

    「蛋白質女孩」成為暢銷書後，我被問到很多問題：

    1、「為什麼這本書會暢銷？」

    2、「請你分析暢銷書的要素有哪些？」

    3、「你為什麼從一個嚴肅文學的作家變成一個暢銷作家？」

    4、「成為暢銷作家會不會有壓力？」

    5、「你是MBA，是不是把書當做一個商品在包裝？先分析讀者是誰？他們要什麼？再寫他們想要的東西？」

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

    1、「蛋白質女孩」會暢銷，不是因為押韻，不是因為行銷，而是因為內容不留情地寫出了都會男女在愛情中的種種賤招，而你我都耍過這些賤招。

    2、暢銷書的要素，是寫大家都有的經驗。

    3、我沒有從某種作家變成另一種作家。不管別人怎麼稱呼我，我的本質沒變。嚴肅文學或暢銷文學，都要Fun。Fun不一定是好笑，天知道我另一本暢銷書「61×57」傷感地要死。Fun是深入的觀察或獨特的風格。我只是一直在寫Fun的東西。

    4、當暢銷作家沒有壓力。我們做我們喜歡的事情，因此娛樂了很多人，還賺到錢，怎麼會有壓力？（當然如果你要把我幻想成一個「為了苦思如何超越自己而備感壓力的悲劇英雄」，我不反對，因為那聽起來滿浪漫的。）

    5、我MBA的身份在書印出來後才開始。我懂行銷，當然要好好行銷我的書。但在寫的過程，我從來不去想怎麼包裝這本書。

       好啦好啦，也許我的「劣根性」在寫作時還是會冒出來，一絲行銷的念頭會誘惑我為了迎合讀者而寫。但那就像性幻想一樣，我會想，但不會去做。不去做的原因，倒還不是不敢，而是不會。如果暢銷的文化產品那麼容易製造，那麼全世界最會行銷的好萊塢，怎麼會有不賣座的電影呢？

    不過當我整理過去寫的所有暢銷和不暢銷的書，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也許這就是大家在瘋狂尋找的暢銷書祕訣。這個共同點是：我一直在寫我的「同儕」。

「同儕」當然不限於朋友、同事，或年紀跟我一樣的人。天知道我的朋友和同事從來不買我的書，他們總是能軟硬兼施地「盧」我送他們。我能暢銷，另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我自己買了很多本！

「同儕」指的是任何年紀、任何地方，跟我有相似背景的人。那種背景就是：在中產階段家庭中長大，規規矩矩地念書、上班。想結婚生子，對父母很孝順，星期六跟他們逛家樂福，但又想搬出來住。在公司自願加班，不會跟老闆頂嘴，但會用 Messenger聊天，順手拿走公司的便利貼。喜歡國外的東西，出國一定shopping，但不熟悉每個牌子的典故，買仿冒品時不會不舒服。我們壓抑、悶騷、對愛情有幻想，但膽子不夠大，對愛情一大堆堅持，入睡前卻也幻想做些壞事。

 （我順便賣一下書，若你覺得你也是這種人，請買一本我的書，任何一本都行。）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角度，寫這群人求學、工作、家庭、愛情的故事。你如果不是這種人，你不會喜歡我的書。我太知道我的讀者集中在台灣北部和大陸的沿海城市。到了南部，來聽我演講的人以為我是寫「台灣霹靂火」的鄭文華。我永遠不能寫農民和勞工的故事。How？難道要為了「擴展目標市場」，去揣摩我沒有的生活或心情？那樣的作品明眼人一看便知，我想唬誰？

    只能寫自己熟悉的東西，要怎麼成長？做為一個作家，我必須跟我的族群一起成長。然後以年歲漸長而累積的一點智慧、或油條，把我熟悉族群的心情寫得更清晰。暢銷是上帝給的，上帝隨時可以拿走。　拿不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相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能繼續為「同儕」而寫，倒也不是要為這一群人留下什麼時代的紀錄，我以為我是誰啊？而只是為了當有人在網路上轉寄我的文章，那一剎那，我們感覺活著並不那麼孤獨。如果這樣的作品暢銷，當然很好！我請大家吃飯，還可以送朋友更多的書。如果不暢銷，那我就發發牢騷，埋怨一下市場的庸俗，下次再試。任何作家都很難單純為了暢銷而寫，你想想看，那種感覺多寂寞！

Party還在繼續，剛才跟我聊「蛋白質女孩」的美女掉頭走了，臨走前跟我說：「期待你的下一本書！我知道一定會比『蛋白質女孩』更精采！」

我心裏想：你連我已經出的、比「蛋白質女孩」精采的書都沒看過，幹嘛期待我下一本比「蛋白質女孩」精采的書？但埋怨歸埋怨，我回家還是會乖乖地寄一本簽名的「蛋白質女孩」給她，希望藉五年前的小小名聲換得下一次約會。這樣的路還要走多久？我不知道。但我會繼續走下去，而我已經知道路的終點，是我的墓碑，上面的墓誌銘是：

「他是一個作家……什麼，你沒聽過他？沒關係，我講這個你就知道了：他寫過『蛋白質女孩』！」

是什麼樣的作家，能讓台北國際書展會場起了騷亂，讓路過的人都駐足聆聽？什麼樣的演講，能讓讀者心滿意足，啟發思維，又能與過去所讀印證歷歷？

台北國際書展是台灣出版界年度盛事，出版社往往力邀重要作家現身會場。或許是感應到了廣大「余迷」的翹首盼望，這次天下文化邀請余秋雨到台灣訪問，書展這場演講，有限的空間，半個小時前座位就已被聽眾填滿，兩側出口和走道上也聚集了不少等候者，攜帶著好幾本專著以備簽名的，準備好錄音筆或紙本預備寫下筆記的，因為要見到崇拜的作家而興奮談論的……。演講開始後，一些路經的參觀者看到這擁擠的場面，也禁不住打聽是誰，聽到了是余秋雨，大半也都留下來聽講，可見其魅力驚人。

開卷就得讀好書，人生應該奠基在高處

從《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的散文，一向以其既能顯現個人的命運幽微，又能觀照大時代起伏與文化脈息著稱。本有學者身分的他，在豐富的人生閱歷下談閱讀，往往使讀者有醍醐之感。在書展中和讀者面對面，余秋雨分享他對於閱讀的體會酖酖特別是，當世事紛紜，眾聲喧嘩，如何在書頁書香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個沉靜的空間？

第一是盡量找好的書來閱讀。這句話聽來簡單，仔細想想，古人說「開卷有益」，是因為當時出版印刷不那麼發達，知識量不那麼壓迫，好書的比例是高的；這十幾年來資訊爆炸，好書固然也增加了，卻遠遠不及壞書增加的速度和數量。有些讀者以為好書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先讀第三流書，再讀第二流書，打算程度提高了，才讀第一流書，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開卷就得讀好書，人生應該奠基在高處，讓知識的舵帶領我們前往想望的彼岸。

延續讀好書的觀念，再來就是，書要讀得少一點、精一點。「這就牽涉到選擇的功夫了」，余秋雨認為，面對那麼大的出版量，必得培養分辨擇取、去蕪存菁的能力，才能找到對自己有益的書籍。可以說，閱讀有時不是堆積東西、而是去除東西；不一定是「加法」、而是「減法」。最後留下來，真正進入血脈的，卻是最璀璨精緻的。少而精之外，還要進一步求閱讀的系統化，而非浮泛地東碰一下西碰一下：「曾有一位大學圖書館的教授告訴我，他可以從學生借的書判斷這個學生將來有沒有出息。完全不借書的學生，不在學問下力氣；每天得來借書換書去看的，表示心還不定，沒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倒是借的書之間彼此相關，且有旁通深拓之勢，那這個學生是知道怎麼讀書的，將來必然在學問上大有出息。」

尋找能與自己的知識結構、生命結構相呼應的好書

大多數的讀者還會面臨一個問題：這本書很重要，內容豐富，是本好書，可是我怎麼就是讀不進去。怎麼辦？是不是要囫圇吞棗、生剝硬啃？

「要讀自己看得下去的書」，余秋雨說，第一流書的數量就已經不少了，但並非每個大師都和自己有緣分。硬讀的結果，損害了自己，也損害了大師，自己花了時間，滿腔苦惱，又可能對經典產生誤解。事實上，找書其實就是找自己，我們都在尋找能與自己的知識結構、生命結構相呼應的好書。然而，生命是變化的，現在不能產生同感的作品，可能過了兩年，生命經歷不同了，反而能夠契合。進入經典是需要時間的，需要的不只是閱讀和思考的時間，還包括心靈歧途上彼此終於交會的等待過程。

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幾次因緣際會，讓余秋雨有了三次潛心讀書的機會，他笑稱這是「封山」；生活為現實事務籠罩，且關乎謀生或社會榮譽，使得個人的閱讀往往是片斷的，「封山」的經驗卻提供了一個安靜的道場，藉著讀書修持心的高度。文革時期，他曾在浙江奉化蔣經國先生所留下的圖書館內，浸淫滿室中國古代經典，奠定了對傳統體察與反思的基礎；文革之後，又曾花了好幾年時間，靠著勤勉的讀書態度和字典，閱讀西洋文學名著，開闊了文化眼界。後來，到香港講學，擁有較多機會接觸海外學人的著作，更讓他一頭栽進去，遊走於多元的異域視角。「這不只是為我自己補課」，自許為「文化推動者」的余秋雨充滿了使命感：「事實上，也是為民族補課。」

找回那個失卻的精神核心

把近作《借我一生》定義為「記憶文學」，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名人，卻能鼓動讀者的胸懷，回過頭去探尋生命裡的優美或遺憾，以及其與時代互動的痕跡。余秋雨說：「我讀過不少回憶錄，但是這些回憶錄往往寫太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是社會的集體記憶，變成意識形態的說明，個人卻淹沒了。回憶應該是更貼近血肉的。我認為這是一種人文悲劇。」所以，《借我一生》或者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示範，「畢竟，記憶是個人的權利，記憶寫作的特點應該是著力於個人，帶出整個時代，而非著力於時代以帶出個人。」至於書寫中如何選擇記憶，則須倚賴長期的閱讀和思考所培養出的審美敏感與文學標準。

作為一名文化人，在變動的時代裡除了充實自我，也應該盡量提醒群眾去找回那個失卻的精神核心。「所以我寫作，也盡量到媒體上去談自己的理念和經驗。希望藉由各種傳播管道，略盡力量。」稍早，余秋雨曾到台灣佛光山盤桓，和星雲法師對談文學與宗教。他視文學和宗教為兩種足以重新點燃人心、尋找精神支撐點的文化力量，而閱讀，則是提高自我、沉澱喧嘩的最佳方式。

1.巨大的「拆」字 像秘密判決，噴在牆頭

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

為了求效率，車子永遠走在高架橋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國為了急切地與國際接軌，總是採取最劇烈的開刀方式，對準老城區一刀切下，開腸破肚。於是走在城市內的交通動脈上，望出車窗，看見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紅磚老樓，拆得殘垣斷壁的庭院，半截橫樑，幾根危柱，滿地狼籍，有如未清理過的帶血跡的手術現場，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決一樣，噴在牆頭。

有的城市，我會暗暗決定，再也不回來。有的，那二十分鐘的敘述留下幾個難忘的片段，記在心裡，還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駛過的手術現場，瞥見一點點「手術前」的滄桑的美貌：一條樹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態嫵媚的老樓，半邊隱約的飛簷塔影，一個長滿青苔水藻的斑駁碼頭。吉光片羽略過，但是心裡知道；我要回頭，要單獨地、專注地回頭來認識這個城市。

廣州，就在這個必須「回頭」的名單上。

2.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覺沉靜，是個「出走」的好天。對一個持台灣護照的人而言，隨興「出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隨便在地球儀上挑出一個城市來，多半需要辦簽證，這一個念頭，足以冷卻掉任何想「出走」的衝動。

拿好台胞證，「出走」第一站是灣仔的中國旅行社，辦簽證。

第一次辦的時候，別人只需要等個十分鐘，我卻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去問那坐在櫃台裡的小姐怎麼回事，她斜斜地睨著我，似笑非笑地說，「那你當然要等囉，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嗎？」她的坦白讓我吃了一驚。

每次來都要等得比別人長，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見我來，還說「請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樣子。坐下來，透過玻璃看著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靜；但是在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深得聽不見一點回音。

3.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火車緩緩開動，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足夠溫習一下自己對廣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趙陀在廣州建宮殿。蘇東坡在廣州欣賞寺廟。洪秀全在廣州拜上帝。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課。梁啟超在廣州寫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廣州開會。蔣介石在廣州練軍。陳寅恪在廣州寫《柳如是別傳》。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一番胡思亂想，火車快進東站，才開始翻開手邊的旅遊小冊：

光孝寺：唐儀鳳元年（六七六年），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宗之先河。

我嚇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風動幡動的哲學辯論，菩提樹下的剃度，竟是在廣州嗎？為何在歷次的廣州行中，無人提及？再看下一則：

華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年），西竺高僧達摩乘舟至廣州，在此登岸，並建茅舍。

只有短短兩行字，卻重如千鈞，我心跳得厲害。曾經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風顛和尚畫的〈達摩東渡圖〉，也約略記得《祖堂集》（九五二年）裡敘述的梁武帝和達摩對話的機鋒：

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廊然無聖。帝曰：對聯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

菩提達摩與政治人物話不投機，北上黃河，面壁九年，然後有慧可的「斷臂立雪」的傳奇。《楞伽師資記》裡慧可的話曾經令我徹夜清醒，難以入睡：

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於膝，以求無上道。

原來達摩一葦渡江，禪宗初始之處，也在廣州，為何無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華林寺，我邊唸著名字，邊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車，踏進廣州，已是暮色沉沉。

4.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早晨的珠江帶點霧意，好像那江水還沒醒過來。我放棄早餐，背起背包奔出愛群酒店。站在長堤大馬路斑馬線上，車輛不讓人，根本過不了街。轉身將背包裡的地圖取出，決定了路線：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築群，再回頭沿海珠路往北走。

過了馬路，將地圖放回背包，發現背包的拉鍊大大地打開，裡面是空的。我停下腳步，看看周邊的人，一個乞討的孩子，三個發廣告傳單的青年，藥店前倚著閒閒的店員，幾個過路的男女。這是一個城市的街景，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裡想的是：台灣護照、台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分證、台灣身分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台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是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兩個基層警員倒是五分鐘之內就來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個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繫；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影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

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台胞證。其他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裡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裡，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嗄？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其他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台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盪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洩氣地坐下。我幹嘛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裡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台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釴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5.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有了台胞證，可以離開中國，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注，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鬆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抬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准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台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台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分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入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需要台灣護照。」

「但是我的台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裡公證，證明你的身分。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分，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分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麼給我證明身分？」

她呆住了。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台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6.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牆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地放在一堆時，彷彿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鈕釦店、拉鍊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個店裡都是拉鍊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鍊，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特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牆、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裡亮起盈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形闊葉在風裡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我一個人去看了周星馳的《功夫》，星期一的早場電影，沒有太多觀眾，坐在略顯空蕩的巨大電影院裡，看這麼熱鬧精彩的笑鬧片略顯孤單，但也讓我有更多的空間流露情緒。

大部分時間，我笑到前俯後仰，有一幕竟讓我哭得涕淚縱橫。也許是笑得太厲害，情緒像被沾了火藥似的，一遇到悲慘情節，相對上顯得不能自已。

讓我哭的那一幕，和周星馳無關。電影裡頭讓我印最深刻的角色並不是他，最出色最搶眼的角色也不是他。這或許代表了他身兼電影導演及主角，大肚能容，並不想搶走所有的風采。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些住在豬籠社區裡的小人物，還有那三位在急難時不得不出頭的平凡英雄──豆漿店師傅、竹竿店師傅、裁縫店師傅，他們懷著一身絕技，卻因厭倦武林中事而甘做平民，沒想到卻因為流氓來落腳處鬧事，被逼得「揭竿起義」，露出一身絕學，三人才發現彼此是武林高手，都因為同樣的理由而大隱於市，在打退敵人之後惺惺相惜、在日落時以武會友過招、互讚武藝而後告別，卻在告別之後慘遭敵方派來的高手暗算而慘死。

也許我一直太給人堅強果敢的印象，好友聽我說我看這麼卡通的笑鬧片也會哭，都覺得不可思議。

人生如戲，戲也如人生，誰能說是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我看戲時總是太過認真。

我至今仍堅持著一種幼稚，最不能看到英雄「出師未捷身先死」，更不忍看到正不勝邪，在這個時刻，我不爭氣的眼淚在黑暗中潸然落下。
能看清江湖險惡不宜久留還是韜光養晦、安於平凡的是真英雄，能在緊迫關頭奮不顧身的更是偉人。這幾個角色有趣，也不膚淺，他們死了，害我哭得好傷心。而且還念念不忘了好些天，一想到就難過。

我一邊哭，竟然還一邊為自己還有十歲時的赤子之心而高興。你，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心情？能夠隨意感動，也是平凡人生的真功夫吧。

以下純屬歪理，切莫當真。

我正在電腦前修改劇本時，女兒從她房間走來，問我幾歲為「而立之年」，我腦袋突然一片混沌，一時忘了一個人何時才會金雞獨立，只好上網找尋答案，查到後告訴她：

我：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女兒：你連這個也需要查啊？

我：我不懂的才多著呢。

女兒：我早就知道了。

女兒正要走開，我把她叫回，想藉此來個機會教育。

我：你知道那些話都是孔子說的吧？

女兒：我知道。

我：孔子是聖人，聖人講的話只適用他自己，我們凡人不必太過當真。

女兒：怎麼說？

我：孔子十五歲志於學，我十五歲志於混；他五十歲知天命，我現在五十幾了還不知天命是什麼；他老人家六十耳順，我到時候應該會耳背。

    女兒：什麼耳背？

    我：啊？你說什麼？完了我現在就耳背了。    

我在創作劇本時盡量避免在對白裡採用過多的成語俗諺，雖然我從小就聽說它們代表一個文化、一個民族的智慧結晶。然而，格言一旦被濫用後，就遲早會淪為毫無意義的形容詞，說的人不必思考，聽的人無可玩味，還有啥新意？何況，有些「智慧的結晶」早該被淘汰了。

好幾年前，我遠赴美國維吉尼雅州的岳父家作客，因時差的關係天色剛亮我已醒來，只好被迫外出晨走。走著走著，看到一整排岳父心愛的百年楓樹，還有他親自開墾的菜圃，我想起美國田園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他不就是長年在鄉野間漫步而寫下後世稱頌的田園詩篇嗎？為何我這個俗人看到了美景，腦中一直出現的卻是燒餅油條的畫面？於是，我忍痛delete腦海裡香噴噴、口感十足的早餐，逼迫自己欣賞美景。果然奏效，但看到的不是美景，而是奇觀。我看到一隻貓正咬住一隻鳥，而那隻鳥的嘴裡正啣著一條蟲。我見狀，不假思索地便提腳踢了那隻貓，可惜沒踢到，正想one more time時，背後忽地傳來岳父的聲音：「蔚然，你一大早踢我的貓幹什麼？」事後回想倍覺衰哉，但至少我獲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論。我不是真的想救那隻笨鳥或那條可憐蟲，我只是想捍衛一句格言：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既然捍衛不成，只好改寫：早起的蟲兒被鳥吃，早起的鳥兒被貓吃，早起的貓咪被我踢，早起的我被岳父罵。

有句西方俗諺我老是搞不清它所指何意：滾石不生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它到底是要人們安分點抑或機動些？這裡的「苔」具有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意義？如果是前者，一個人幹嘛渴望生苔？我看過太多的公教人員從內在到外貌全身長滿了苔，活似恐怖片裡的異形。如果是後者，石頭沒有苔，一直滾一直滾，到底要滾到哪一天，滾到哪裡去？  

為了這篇文章，向來慵懶的我終於上網查個究竟，結果查出它原來是西元前羅馬人Publilius Syrus所寫的格言，現今有兩種相互矛盾的意義。第一屬原意：太過機動的人永遠沒有生根守成的一日；第二屬衍生意義：機動的人可避免招致過多的責任與憂慮。 

有一則小故事是這樣的：

有個太太多年來不斷抱怨對面鄰居的太太很懶惰，「那個女人的衣服，永遠洗不乾淨，看，她晾在院子裡的衣服，總是有斑點，我真的不知道，她怎麼會洗衣服都洗成那個樣子……」

直到有一天，有個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才發現不是對面的太太衣服洗不乾淨。細心的朋友拿了一塊抹布，把這個太太家窗戶上的污漬抹掉，說：「看，這不就乾淨了嗎？」

原來，是自己家裡的窗戶髒了。

每一個人都曾經遇過不少憤世嫉俗的人，或者，你也有過一些看什麼都不順眼，永遠覺得命運對自己比較壞的朋友，但在傾聽他們的怨言之後，總會發現有句老話說得很妙：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看到外面的問題，總比看到自己內在的問題容易些；而把錯誤歸咎給別人，也比檢討自己來得容易（檢討自己和責怪自己，又是兩回事了）。於是，憤世嫉俗的人常從年輕憤怒到老，遇上有人過得比他好，都想咬對方一口，斜視久了的眼睛看什麼都不順眼。

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新辦公室守則，應該也是一位憤世嫉俗的上班族寫的，韻腳還押得真不錯，全文如下：

苦幹實幹，做給天看；東混西混，一帆風順
任勞任怨，永難如願；會捧會現，傑出貢獻

     我排斥機器卻躲不掉機器。從前拒絕練車，後來開起車來比計程車司機還猛；從前拒絕伊媚兒，現已然上癮，一天不看就渾身不舒服，彷彿睡覺沒換睡衣一樣。

    我雖然天天用伊媚兒，對它仍舊懷有敵意。起初我對它拒之千里，打死也不願學習，勉為其難使用之後堅持正名叫它電子郵件，後來偷懶改喚為「Ｅ信」，最近終於屈服暱稱它「伊媚兒」。若問稱「伊媚兒」哪裡不好，我會說：「名字太過親密，有點不倫。」    我唯有在感受伊媚兒收發稿件的效率時才能體會她的媚力。但是，伊媚兒要是有知，一定認為我是若即若離的負心郎：絕大部份的時候，它之於我只是必要之惡，不看可惜，看了浪費氣力，好比電話答錄機，不聽白不聽，聽了卻也是白聽──除麻將的邀約，天下哪有那麼多十萬火急、錯過不得的重要大事？

    對我來說，伊媚兒有三惡。首先，它人盡可夫：所有該要或不該要的信件它照單全收；它不是個有血有肉的管理員，無法真正地為我分類過濾。搞到最後它成了垃圾桶，主人淪為清道夫。收信快樂是可遇不可求的享受。依我的經驗，二十封信裡有三分之二是廣告，十幾件廣告裡有一半在教我怎麼花錢，另一半在教我如何賺錢。前者令人厭煩；後者讓人感嘆：世上好人何其多！那些懂得賺錢訣竅的高手居然不出外花錢或偷偷賺更多的錢，反而撥冗散播福音，普濟眾生，我怎能不好好回信謝謝這些恩人呢？因此，我花很多時間在腦海裡草擬一封感恩四溢的回覆：「多謝分享發財的撇步，下回有種煩請附上尊姓大名與身分證字號，並不吝惠賜住址，以便在下拜託管區警員帶路登門造訪。PS.：不成敬意，敬請笑納虛擬水果一盒及如假包換的手銬一副。」

    再來就是轉寄自朋友或陌生人的「forwardletter」，其中最令我受不了的有兩種。第一是無聊的算命遊戲，其標題大致不出「真的很準！不信試試」之類的文字。我偏就不想試，不管準不準橫豎是浪費生命。理由很簡單：算命遊戲只能告訴人們已知之事物，唯一的功效大概是訓練人穿鑿附會、捕風捉影的能力。只要收到這種信件，我必殺之，尤其看到「要耐心做完」，下手更快。久而久之，我已練就一套獨步武林的彈指神功。其次是有關健康的大小資訊。我是個負面人，看到「健康」兩字就會自動聯想到死亡，想到死亡會聯想到地獄，想到地獄會聯想到數字「十八」……。有一回，我在信中看到教人「中風時如何以針扎刺手指尖端」時，我頓時心跳加速，血液逆流，抖著手撥電話給還在學校的太太：「快，我們家的針盒在哪？」太太不解地問：「你要縫什麼？」我回道：「不是，我要刺自己。」

    最後，伊媚兒使我中文退化。如沒絕對必要，我很少回信，即使回信，其言簡意賅的程度有如打電報般。因用詞看似淡漠，我在「伊媚兒朋友」間得了個「冷伯」封號，而我也甘之如飴以「冷伯」自居。有一次，幾個朋友在伊媚兒上七嘴八舌討論去哪聚會大快朵頤之後的好幾天，我終於回信，寫道：「那天不行，你們去吧。冷伯」不料收到數封圍剿的回函，大意不外是：「不去就不去有啥了不起，自以為酷，你不來恁祖嬤更高興。」我只得再回一信平息眾怒：「我哪有耍酷咩？我是真的有事啦！你們去玩唄。粉羨慕哩！」這招耍可愛果然奏效，大夥紛紛回信安慰。

    我排斥機器卻躲不掉機器。從前拒絕練車，被迫考了兩次筆試、五次路試才拿到執照，後來開起車來比計程車司機還猛；從前拒絕伊媚兒，現已然上癮，一天不看就渾身不舒服，彷彿睡覺沒換睡衣一樣。目前，我還沒完全屈服的是手機，但那是另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