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副刊
與談作家:鄭清文、廖玉蕙、羅智成、楊照
主持人:陳義芝

第三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在台北的第一場公開活動,邀請不同世代作家齊聚一堂,談論他們期待的高中生作品的樣貌,這個時代青春書寫的可能與局限……

 

春日晴好,信義商圈人潮洶湧,無比繁華,一如以往。然而空氣中瀰漫濃濃的文學氣味,因為橫跨四個世代的作家齊聚在誠品書店六樓的視聽室,為他們心中的青春寫作靈魂發聲,以各自超過三十載的寫作經歷,為嘗試提筆創作的青年學生,灌溉心中華美的文學園圃……

陳義芝引言
給那最初的讀者
 
寫作是一輩子的事情。作家的寫作歷程分為三階段,許多優秀作家在中晚年展現深刻的人生觀照,然而他們年輕時期的作品,往往更令人難忘。實是青春有無可比擬的威力,在寫作中產生渾然天成的光彩與魅力。

前幾天林文月教授演講,題目是「最初的讀者」,這最初的讀者便是自己,作品斟酌修改,要能通過自己的檢驗判斷。可能從抄寫名家名作開始,或者懷著膜拜的心情,但模仿最後終於會產生變奏,展現出自己獨有的風格。

我想,千古詩心,無非一顆感動的心。千載上下,總有一些什麼是彼此通貫,青年學生向內搜尋,找到那難以言明的文學之心,發為創作,讓社會開出文學的奇異卉,這也就是台積電與《聯合報》舉辦青年學生文學獎的宗旨了。

鄭清文
小說的成敗取決於虛構的能力
 
1958年,我在聯副發表我的第一篇小說,當時的主編是林海音先生,給我很多鼓勵。寫作對當時的我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小學受的是日文教育,到高中才開始接觸白話文,而後就讀商業科系。我因此不善於寫散文,只好把興趣放在說故事上,也就是小說。

我不習慣表達自己,只好說說他人的故事,小說提供我這樣一個空間。而一篇小說的成敗取決於虛構的能力,海明威說:「我有經驗便寫經驗,沒有經驗,就自己發明。」故事要說得好,你所虛構的一切必定要能使人深信,這點頗值得青年學生參考。

海明威另外有一個「冰山理論」,冰山的八分之七在水裡,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契訶夫也主張情節中再重大的事情只須輕輕的提到,這兩句話一直是我寫作的準則。

我有兩個童年,兩個故鄉,桃園的鄉下,新莊的小鎮,都和我的成長息息相關。我曾在農田中工作,赤腳把雜草踩進泥土裡;也經歷過戰爭,親眼見到總統府的屋頂被炸出兩個大洞。北上求學後,生活豐富了,眼界開闊了,有了既深且廣的寫作題材,也漸漸加入了現代化的生活素材。根源於台灣的生活經驗,成為我寫作的龐大資產。

除此之外,經驗也可以從讀書中尋得。那時在重慶南路、衡陽路上販賣許多書,像魯迅的《阿Q正傳》,奇怪的書名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讀了巴金的《滅亡》,甚至許多俄國作家的作品,這些後來都成為禁書。讀前人的書,好比登山有路,還得開創新途。譬如畢卡索,有人說他的畫作多是剽竊,但是偷得讓人看不出來,我想這就說明了模仿之外,還得要超越才行。

廖玉蕙
在變與不變之間
 
我相信每位作家走向文學之路,都有屬於個人的因緣際會。我與文學結緣很早,可是創作卻非常晚,一直到三十幾歲,才出第一本書。或許是出道較晚,已過了傷春悲秋的年紀,而且當時已經在大學授課,對退稿特別敏感,所以投出一篇文章前,總是再三檢驗,嚴格品管。我一直深信,只有能說服、感動自己的文章,才能感動別人。所以有時甚至還很慶幸寫得晚,否則,以我年少時害羞、多感且受挫力低的狀況,恐怕會經不起退稿而早早退出文學之路。

我曾經到紐約訪問王鼎鈞先生,請教他對文學創作的看法,他說:「進到賭場就要坐下來賭,不要站在旁邊看。站到旁邊看了一夜,肚子空空,人很疲倦,這算什麼!作家就是要坐下大賭,要創新,要突破。」我想只有不斷地鍛鍊想像力,不斷地在文字修辭或說故事的方式上做大膽的實驗,才能讓作品有一新耳目的效果。現在的年輕人偏好光怪陸離、晦澀標新,我覺得,作為一個盡責的讀者,或許也該反省怎樣容忍異端,學習拓展各種閱讀的可能,因為越好的文學作品,越有多方解讀的空間。

話說回來,文字的書寫和現實之間的關係還是要謹慎處理,因為如果缺乏現實的基礎,這些創新就沒有根。「變」不是故弄玄虛,變了以後要能通,不能走死巷子。我比較擔心過度耽溺於耍弄技巧會引誘少年文友不按部就班,一味追逐時髦。所以,寫作初期也許會挖空心思炫奇,但從長遠來看,恐怕還得回歸不為文造情,才比較實在。

不隨波逐流很重要,沒有哪一種文學理論可以涵蓋所有的創作現象,新的流派或運動出現是不可避免的。至於用什麼辦法,這就看個人的訓練與巧思了。

羅智成
不斷奔跑的青春心靈
 
某日議會結束質詢,我感到無比輕鬆,於是奔跑出門,把旁邊人都嚇了一跳,怎麼一個市府首長會有這種舉動?我想我心中還存在某種青春的熱情,比起年輕時的老氣橫秋,或者也算是某種成熟?

回顧我自己的創作,其實開始得很早,大概國中時期便發表作品。如果要深究原因,大概是因為我是個很容易被感動的人,童年時代種種閱讀經驗讓我印象十分深刻。阿根廷作家曼古埃爾在《閱讀地圖》一書中提到,小時候的閱讀是進入書中,長大後的閱讀卻是在書外觀望,因此童年時的大量閱讀成為我寫作中極其強烈的意象,極為豐富的資源。

我雖然容易感動,但不容易衝動,找不到一個對象依靠一生一世,只好到處亂躲,內心無比焦灼。然而除了文學,我也接觸藝術、電影,甚至科學,千折百迴,終於在寫作中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角落。

我想我的創作歷程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尋找的旅程,找尋一種表達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語言、觀點、創作的方式。選擇現代詩這個文類,在當時多少要冒著被當成神經病的風險。長輩聽說你在寫詩,多半只有「喔!」的一聲,他根本搞不懂你在作什麼。我因此也不認為自己寫的東西有人能理解,大概有十年的時間都陷溺在一種自閉的狀態裡。然而找到某種方式,將生命中最難表達的事物透過文字固定下來,實在讓人太有成就感,也就一直保有熱情,直到今日。

我想,文字是種珠寶盒,或者標本收集盒,它保存你的過去,一些想法或印象。你於是成為自己生命的見證者,與他人無關。至於讀者在我創作中的地位,倒是赴美以後才慢慢提高的。我想寫作者還是得先取悅自己才行。

楊照
文學是「多餘的人」永恆的寄託
我心中常常懷有不安,這不安是因為我常覺得自己是個「多餘的人」。多年前我讀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書前導言提到,屠格涅夫的作品代表了1860年代俄國「多餘的人」這個年輕世代,這讓我好感動。我與文學的淵源就來自於此,如果真的有所謂的「青春寫作」,我必須說,當這個「多餘的人」的陰影籠罩我的青春時代,還好,文學救了我。

如果說剛才羅智成那段話的關鍵詞是「樂趣」,我接下來這一段的關鍵詞就是「痛苦」。因為有痛苦,才有文學,才有青春寫作,也才有從青春寫作中得到救贖的生命。有一段痛苦的經驗始終讓我難以面對,現在年紀大了,距離遠了,好像也有了多一點的勇氣來講這個。我在小學時代跟隨一位老師學小提琴,每個周末下午,老師會到家裡來帶我出去,到當時的大陸書店去翻看樂譜。他會一首一首為我解釋,帶我離開,然後──他竟然在路上開始考我背譜,我甚至還沒拉過!最可怕的是這個老師會打人,當我們回到老師家中開始練習,我一個調音不對,琴弓馬上就揮了過來,真是痛苦!

國中二年級,我終於放棄了音樂。我必須承認音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一個發抒情緒的出口,當我下定決心放棄它,才轉向詩的懷抱。這後來還有一件事:我國中時成績奇差無比,但因緣際會,一首詩被發表在救國團的刊物上,變成一個「好學生」,我從此被踢出當時朋友的圈子。那時真正開始有了「多餘的人」的感受,也才真正覺得詩是我唯一的依靠,是解決「多餘的人」的痛苦唯一的方法。

對我而言,青春寫作是一種治療,它呈現生命中的問題,靈魂的悲劇,甚至是種病態的依賴。它不必然細緻、成熟,但飽含力量。文學的主題若為多餘之人的告白,不必多說,大家都會明白。

>>>>2006/5/21~22 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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