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聲川,台灣劇場工業先行者。許多觀眾和劇場的初次接觸,就是看賴聲川編導的舞台劇。

滿臉落腮鬍是賴聲川的標誌,但在他粗獷的外表下,卻有極度纖細與敏感的心思。他說話總是溫而有力,很容易讓聽者沉浸在他的講述中,思緒一瞬間就被拉到很遠的時空。

猶記20年前,知名演員李立群與李國修逗趣幽默的相聲傳遍大街小巷,台灣觀眾因此驚豔於劇場表演藝術,這個起源便來自賴聲川編導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這是很特殊的作品,用正統劇場表演方式和爆笑對白,探討嚴肅的主題,在觀眾那無法抑制的笑聲背後,無形中誘發大家去關懷社會。這齣戲從台北陷入民國50年代的情境開始,回到抗戰、五四、清末……。5個不同時代的橋段,同樣在探討「失去」和「失落」,主人翁在台北的失戀,失去一台電視機、一隻老狗,喝完一罈老酒、失去記憶……。環環相扣的「失去」中,頻頻喚起觀眾回想曾失去的物件與回憶。

賴聲川的戲劇創作向來渲染力十足。他編導的著名舞台作品尚包括《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這一夜,誰來說相聲?》、《紅色的天空》、《我和我和他和他》、《如夢之夢》等;電影作品則有《暗戀桃花源》與《飛俠阿達》;電視作品有轟動一時的連續狀況喜劇《我們一家都是人》。

自1984年開始劇場創作,賴聲川用中國文學開拓出獨特的中國語文劇場文化。他的舞台作品,多數由他創立的「表演工作坊」,與任教的台北藝術大學演出,部部經典,被譽為「中國語文世界中最精采的劇場」。

1954年生於美國華盛頓市,父親賴家球曾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兼發言人,出身官宦之家,賴聲川從小受到良好教育。1972年,就讀輔仁大學英語系,1978年與知名製作人、演員丁乃竺結婚,婚後兩人一起赴美,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讀戲劇藝術研究所。

1983年,賴聲川取得博士學位,回台灣任教於新成立的國立藝術學院(今為台北藝術大學),擔任戲劇系教授、主任,戲劇研究所創辦所長。並且曾二度榮獲國家文藝獎,也入選為10大傑出青年,賴聲川的人生就像他的舞台作品,同樣讓人驚豔不已。賴聲川暢談他過往的年少歲月,不斷提醒年輕世代,一定要隨時檢視自己的理想還存不存在,人生若以賺錢為唯一目標,將很難達到真正的成功。

回想起30年前,我在很奇特的時代,做了很奇特的決定。為什麼?因為我執意投入台灣完全沒有的產業——劇場表演藝術。

1978年,我大學畢業,也退伍了,立刻申請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讀戲劇藝術研究所,對當時許多人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決定。

那時台灣沒有劇場工業,「看戲」不是台灣人的生活選擇,大部份具有藝術才華的人都讀理工科系,根本沒有人研究文學藝術或戲劇。

因此,初學劇場藝術的我很懵懂,不曉得什麼是劇場?天真的認為,音樂、文學、繪畫是我的興趣,學劇場可合併我的興趣。殊不知,劇場有其博大精深的專業內涵,從此我一頭栽進戲劇世界,轉眼將近30年。

從嚴格的時代求自由的表現
我與音樂結緣於大學時期。1972年,我就讀輔仁大學英語系,也在台北忠孝東路的艾迪亞餐廳從事民歌演唱與演奏,整整玩音樂5年。那時候,公開演唱是不被允許的行為,但年少不懼強權的我們很堅持理想,意圖從嚴格的時代,找出表現自由的方法。

這種求自由的表現,也可從我選擇回台灣工作得到驗證。我在柏克萊5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出現2項選擇,一是留在劇場工業鼎盛的美國工作,一是回到劇場沙漠的台灣開墾。

1983年,29歲的我選擇回台灣。這是很重要的決定,也是今天很多年輕人不明白的抉擇。他們認為應該留在已準備好的環境發揮,我卻認為,什麼都沒有的處女地更誘人。

台灣沒有劇場工業,更是一大機會,我能因此創造劇場,也創造觀眾,這種機會非常難得,也更令人獲得成就感。

不過我究竟要帶什麼給大家?是我第1個遇到的問題。

記得剛回國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今為台北藝術大學),一踏進教室,面對15位18歲的大學生,跟我只差10歲,彼此談話距離很近。剎那間,我不曉得該教學生什麼,只確定,我無法將美國的戲劇理論原封不動搬到台灣。這些理論都為了因應美國蓬勃發展的戲劇表演市場,但台灣沒有劇場工業,那套理論很難適用。

於是我先否決了過去在美國所受的訓練與知識,決定一切歸零,重新尋找屬於台灣的劇場工業。

台灣劇場工業從零出發
當時台灣雖然是劇場沙漠,但台灣人有創意與潛能,如同貧乏地表下,隱藏著真正肥沃的土壤。

這份潛能是台灣人的聰明與愛。尤其是跟我相同成長世代的台灣人,經歷過許多文化衝擊,例如本省與外省的種族融合,那時所有中國文化,一下子在台灣濃縮、變種,於是那樣奇特的時代,造就出不同以往的新世代。

那是充滿理想的1960年代,幾乎所有流行歌曲排行榜第1名的歌詞,都在探討心靈,也具有關懷。那時年輕人認為,人要為更多人的利益著想,也要試圖讓人類、社會、世界變得更好。1960年代成長的我投入戲劇創作,也認為創作應該從自己出發,從自己的所愛、所恨開始。

1984年1月,我編導第1齣劇《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當時在耕莘文教院演出2場,每場觀眾100多人,人很少,卻是感動的起源。從1980年,金士傑等人成立「蘭陵劇坊」演出《荷珠新配》,到1984年《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正式登台,台灣劇場工業雛型自此誕生。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是創造出來的戲劇。當時沒有舞台,我們就在耕莘文教院搭舞台;沒有演員,藝術學院學生就當演員;沒有編劇,我就自己編;更重要的是,沒有題材,便把學生本身的故事串連起來。一點一滴,我製作了第1部戲。

接著1985年,31歲的我又編導《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這部戲著實打響劇場名聲。

成功很難算計
那年進劇場看《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觀眾經常問:這到底是戲,還是相聲?其實這是完整的戲。很多觀眾只注意戲裡的幽默對白,但這部戲背後的意義不為搞笑,是嚴肅探討傳統相聲藝術的消失,並且關心到底還有哪些傳統,也已消失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

製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是很特別的經驗,這部戲沒有劇本,每天演出卻一樣,因為排練7個月,所有橋段與對白都在大家的腦子裡,靠編導和演員一句句磨出來,那是一部理想實踐者的共同作品。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很成功,錄音帶賣100萬套,劇場名聲也爆開。接著觀眾更瘋狂於《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還破了票房紀錄。連續3年登台成功,就此創造出劇場工業。但成功是無法算計的,因為我最初的意念只想極致表達我對這塊土地的關懷。

事實上,這些成功源自堅持理想。

理想不斷被重新檢視
我起初製作戲劇根本毫無資源,那時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的生財方式,例如我是學校老師,女主角丁乃竺就是我的妻子,她也在電腦公司工作。下班後,大家集合在我家客廳排戲,丁乃竺做晚餐給大家吃,用完晚餐,飯桌拿開,她又變成女主角。當時我們真的很理想化,家裡大門不鎖,隨時有人開門走進來跟你討論戲。

回頭來看,現今社會充斥偶像文化,已是漸漸失去理想的時代,年輕人也很難堅持理想。甚至以「賺錢」為人生目標,做每件事都要先算計清楚,就很容易失去堅持理想的動力。

想成功,就要不斷回頭去釐清你的理想是什麼,隨時檢視你的理想有沒有被實踐。

更進一步的觀念是,若想得到成功,就要更關注於大社會。雖然現今台灣社會已成熟發展,例如劇場工業已成型,從零出發的機會很難再發生,但世界依然靠個人改變,只要你覺得有辦法改變世界,你就會有辦法。

年輕的你應該隨時檢視、實踐理想,30歲不實踐,轉眼30年過去,想實踐也實踐不了。

>>>>2006年5月 Cheers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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