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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聲川，台灣劇場工業先行者。許多觀眾和劇場的初次接觸，就是看賴聲川編導的舞台劇。
滿臉落腮鬍是賴聲川的標誌，但在他粗獷的外表下，卻有極度纖細與敏感的心思。他說話總是溫而有力，很容易讓聽者沉浸在他的講述中，思緒一瞬間就被拉到很遠的時空。
猶記20年前，知名演員李立群與李國修逗趣幽默的相聲傳遍大街小巷，台灣觀眾因此驚豔於劇場表演藝術，這個起源便來自賴聲川編導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這是很特殊的作品，用正統劇場表演方式和爆笑對白，探討嚴肅的主題，在觀眾那無法抑制的笑聲背後，無形中誘發大家去關懷社會。這齣戲從台北陷入民國50年代的情境開始，回到抗戰、五四、清末……。5個不同時代的橋段，同樣在探討「失去」和「失落」，主人翁在台北的失戀，失去一台電視機、一隻老狗，喝完一罈老酒、失去記憶……。環環相扣的「失去」中，頻頻喚起觀眾回想曾失去的物件與回憶。
賴聲川的戲劇創作向來渲染力十足。他編導的著名舞台作品尚包括《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這一夜，誰來說相聲？》、《紅色的天空》、《我和我和他和他》、《如夢之夢》等；電影作品則有《暗戀桃花源》與《飛俠阿達》；電視作品有轟動一時的連續狀況喜劇《我們一家都是人》。
自1984年開始劇場創作，賴聲川用中國文學開拓出獨特的中國語文劇場文化。他的舞台作品，多數由他創立的「表演工作坊」，與任教的台北藝術大學演出，部部經典，被譽為「中國語文世界中最精采的劇場」。
1954年生於美國華盛頓市，父親賴家球曾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兼發言人，出身官宦之家，賴聲川從小受到良好教育。1972年，就讀輔仁大學英語系，1978年與知名製作人、演員丁乃竺結婚，婚後兩人一起赴美，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讀戲劇藝術研究所。
1983年，賴聲川取得博士學位，回台灣任教於新成立的國立藝術學院（今為台北藝術大學），擔任戲劇系教授、主任，戲劇研究所創辦所長。並且曾二度榮獲國家文藝獎，也入選為10大傑出青年，賴聲川的人生就像他的舞台作品，同樣讓人驚豔不已。賴聲川暢談他過往的年少歲月，不斷提醒年輕世代，一定要隨時檢視自己的理想還存不存在，人生若以賺錢為唯一目標，將很難達到真正的成功。
回想起30年前，我在很奇特的時代，做了很奇特的決定。為什麼？因為我執意投入台灣完全沒有的產業——劇場表演藝術。
1978年，我大學畢業，也退伍了，立刻申請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讀戲劇藝術研究所，對當時許多人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決定。
那時台灣沒有劇場工業，「看戲」不是台灣人的生活選擇，大部份具有藝術才華的人都讀理工科系，根本沒有人研究文學藝術或戲劇。
因此，初學劇場藝術的我很懵懂，不曉得什麼是劇場？天真的認為，音樂、文學、繪畫是我的興趣，學劇場可合併我的興趣。殊不知，劇場有其博大精深的專業內涵，從此我一頭栽進戲劇世界，轉眼將近30年。
從嚴格的時代求自由的表現
我與音樂結緣於大學時期。1972年，我就讀輔仁大學英語系，也在台北忠孝東路的艾迪亞餐廳從事民歌演唱與演奏，整整玩音樂5年。那時候，公開演唱是不被允許的行為，但年少不懼強權的我們很堅持理想，意圖從嚴格的時代，找出表現自由的方法。
這種求自由的表現，也可從我選擇回台灣工作得到驗證。我在柏克萊5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出現2項選擇，一是留在劇場工業鼎盛的美國工作，一是回到劇場沙漠的台灣開墾。
1983年，29歲的我選擇回台灣。這是很重要的決定，也是今天很多年輕人不明白的抉擇。他們認為應該留在已準備好的環境發揮，我卻認為，什麼都沒有的處女地更誘人。
台灣沒有劇場工業，更是一大機會，我能因此創造劇場，也創造觀眾，這種機會非常難得，也更令人獲得成就感。
不過我究竟要帶什麼給大家？是我第1個遇到的問題。
記得剛回國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今為台北藝術大學），一踏進教室，面對15位18歲的大學生，跟我只差10歲，彼此談話距離很近。剎那間，我不曉得該教學生什麼，只確定，我無法將美國的戲劇理論原封不動搬到台灣。這些理論都為了因應美國蓬勃發展的戲劇表演市場，但台灣沒有劇場工業，那套理論很難適用。
於是我先否決了過去在美國所受的訓練與知識，決定一切歸零，重新尋找屬於台灣的劇場工業。
台灣劇場工業從零出發
當時台灣雖然是劇場沙漠，但台灣人有創意與潛能，如同貧乏地表下，隱藏著真正肥沃的土壤。
這份潛能是台灣人的聰明與愛。尤其是跟我相同成長世代的台灣人，經歷過許多文化衝擊，例如本省與外省的種族融合，那時所有中國文化，一下子在台灣濃縮、變種，於是那樣奇特的時代，造就出不同以往的新世代。
那是充滿理想的1960年代，幾乎所有流行歌曲排行榜第1名的歌詞，都在探討心靈，也具有關懷。那時年輕人認為，人要為更多人的利益著想，也要試圖讓人類、社會、世界變得更好。1960年代成長的我投入戲劇創作，也認為創作應該從自己出發，從自己的所愛、所恨開始。
1984年1月，我編導第1齣劇《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當時在耕莘文教院演出2場，每場觀眾100多人，人很少，卻是感動的起源。從1980年，金士傑等人成立「蘭陵劇坊」演出《荷珠新配》，到1984年《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正式登台，台灣劇場工業雛型自此誕生。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是創造出來的戲劇。當時沒有舞台，我們就在耕莘文教院搭舞台；沒有演員，藝術學院學生就當演員；沒有編劇，我就自己編；更重要的是，沒有題材，便把學生本身的故事串連起來。一點一滴，我製作了第1部戲。
接著1985年，31歲的我又編導《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這部戲著實打響劇場名聲。
成功很難算計
那年進劇場看《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觀眾經常問：這到底是戲，還是相聲？其實這是完整的戲。很多觀眾只注意戲裡的幽默對白，但這部戲背後的意義不為搞笑，是嚴肅探討傳統相聲藝術的消失，並且關心到底還有哪些傳統，也已消失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
製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是很特別的經驗，這部戲沒有劇本，每天演出卻一樣，因為排練7個月，所有橋段與對白都在大家的腦子裡，靠編導和演員一句句磨出來，那是一部理想實踐者的共同作品。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很成功，錄音帶賣100萬套，劇場名聲也爆開。接著觀眾更瘋狂於《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還破了票房紀錄。連續3年登台成功，就此創造出劇場工業。但成功是無法算計的，因為我最初的意念只想極致表達我對這塊土地的關懷。
事實上，這些成功源自堅持理想。
理想不斷被重新檢視
我起初製作戲劇根本毫無資源，那時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的生財方式，例如我是學校老師，女主角丁乃竺就是我的妻子，她也在電腦公司工作。下班後，大家集合在我家客廳排戲，丁乃竺做晚餐給大家吃，用完晚餐，飯桌拿開，她又變成女主角。當時我們真的很理想化，家裡大門不鎖，隨時有人開門走進來跟你討論戲。
回頭來看，現今社會充斥偶像文化，已是漸漸失去理想的時代，年輕人也很難堅持理想。甚至以「賺錢」為人生目標，做每件事都要先算計清楚，就很容易失去堅持理想的動力。
想成功，就要不斷回頭去釐清你的理想是什麼，隨時檢視你的理想有沒有被實踐。
更進一步的觀念是，若想得到成功，就要更關注於大社會。雖然現今台灣社會已成熟發展，例如劇場工業已成型，從零出發的機會很難再發生，但世界依然靠個人改變，只要你覺得有辦法改變世界，你就會有辦法。
年輕的你應該隨時檢視、實踐理想，30歲不實踐，轉眼30年過去，想實踐也實踐不了。
>>>>2006年5月 Cheers雜誌
滿臉落腮鬍是賴聲川的標誌，但在他粗獷的外表下，卻有極度纖細與敏感的心思。他說話總是溫而有力，很容易讓聽者沉浸在他的講述中，思緒一瞬間就被拉到很遠的時空。
猶記20年前，知名演員李立群與李國修逗趣幽默的相聲傳遍大街小巷，台灣觀眾因此驚豔於劇場表演藝術，這個起源便來自賴聲川編導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這是很特殊的作品，用正統劇場表演方式和爆笑對白，探討嚴肅的主題，在觀眾那無法抑制的笑聲背後，無形中誘發大家去關懷社會。這齣戲從台北陷入民國50年代的情境開始，回到抗戰、五四、清末……。5個不同時代的橋段，同樣在探討「失去」和「失落」，主人翁在台北的失戀，失去一台電視機、一隻老狗，喝完一罈老酒、失去記憶……。環環相扣的「失去」中，頻頻喚起觀眾回想曾失去的物件與回憶。
賴聲川的戲劇創作向來渲染力十足。他編導的著名舞台作品尚包括《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這一夜，誰來說相聲？》、《紅色的天空》、《我和我和他和他》、《如夢之夢》等；電影作品則有《暗戀桃花源》與《飛俠阿達》；電視作品有轟動一時的連續狀況喜劇《我們一家都是人》。
自1984年開始劇場創作，賴聲川用中國文學開拓出獨特的中國語文劇場文化。他的舞台作品，多數由他創立的「表演工作坊」，與任教的台北藝術大學演出，部部經典，被譽為「中國語文世界中最精采的劇場」。
1954年生於美國華盛頓市，父親賴家球曾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兼發言人，出身官宦之家，賴聲川從小受到良好教育。1972年，就讀輔仁大學英語系，1978年與知名製作人、演員丁乃竺結婚，婚後兩人一起赴美，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讀戲劇藝術研究所。
1983年，賴聲川取得博士學位，回台灣任教於新成立的國立藝術學院（今為台北藝術大學），擔任戲劇系教授、主任，戲劇研究所創辦所長。並且曾二度榮獲國家文藝獎，也入選為10大傑出青年，賴聲川的人生就像他的舞台作品，同樣讓人驚豔不已。賴聲川暢談他過往的年少歲月，不斷提醒年輕世代，一定要隨時檢視自己的理想還存不存在，人生若以賺錢為唯一目標，將很難達到真正的成功。
回想起30年前，我在很奇特的時代，做了很奇特的決定。為什麼？因為我執意投入台灣完全沒有的產業——劇場表演藝術。
1978年，我大學畢業，也退伍了，立刻申請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讀戲劇藝術研究所，對當時許多人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決定。
那時台灣沒有劇場工業，「看戲」不是台灣人的生活選擇，大部份具有藝術才華的人都讀理工科系，根本沒有人研究文學藝術或戲劇。
因此，初學劇場藝術的我很懵懂，不曉得什麼是劇場？天真的認為，音樂、文學、繪畫是我的興趣，學劇場可合併我的興趣。殊不知，劇場有其博大精深的專業內涵，從此我一頭栽進戲劇世界，轉眼將近30年。
從嚴格的時代求自由的表現
我與音樂結緣於大學時期。1972年，我就讀輔仁大學英語系，也在台北忠孝東路的艾迪亞餐廳從事民歌演唱與演奏，整整玩音樂5年。那時候，公開演唱是不被允許的行為，但年少不懼強權的我們很堅持理想，意圖從嚴格的時代，找出表現自由的方法。
這種求自由的表現，也可從我選擇回台灣工作得到驗證。我在柏克萊5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出現2項選擇，一是留在劇場工業鼎盛的美國工作，一是回到劇場沙漠的台灣開墾。
1983年，29歲的我選擇回台灣。這是很重要的決定，也是今天很多年輕人不明白的抉擇。他們認為應該留在已準備好的環境發揮，我卻認為，什麼都沒有的處女地更誘人。
台灣沒有劇場工業，更是一大機會，我能因此創造劇場，也創造觀眾，這種機會非常難得，也更令人獲得成就感。
不過我究竟要帶什麼給大家？是我第1個遇到的問題。
記得剛回國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今為台北藝術大學），一踏進教室，面對15位18歲的大學生，跟我只差10歲，彼此談話距離很近。剎那間，我不曉得該教學生什麼，只確定，我無法將美國的戲劇理論原封不動搬到台灣。這些理論都為了因應美國蓬勃發展的戲劇表演市場，但台灣沒有劇場工業，那套理論很難適用。
於是我先否決了過去在美國所受的訓練與知識，決定一切歸零，重新尋找屬於台灣的劇場工業。
台灣劇場工業從零出發
當時台灣雖然是劇場沙漠，但台灣人有創意與潛能，如同貧乏地表下，隱藏著真正肥沃的土壤。
這份潛能是台灣人的聰明與愛。尤其是跟我相同成長世代的台灣人，經歷過許多文化衝擊，例如本省與外省的種族融合，那時所有中國文化，一下子在台灣濃縮、變種，於是那樣奇特的時代，造就出不同以往的新世代。
那是充滿理想的1960年代，幾乎所有流行歌曲排行榜第1名的歌詞，都在探討心靈，也具有關懷。那時年輕人認為，人要為更多人的利益著想，也要試圖讓人類、社會、世界變得更好。1960年代成長的我投入戲劇創作，也認為創作應該從自己出發，從自己的所愛、所恨開始。
1984年1月，我編導第1齣劇《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當時在耕莘文教院演出2場，每場觀眾100多人，人很少，卻是感動的起源。從1980年，金士傑等人成立「蘭陵劇坊」演出《荷珠新配》，到1984年《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正式登台，台灣劇場工業雛型自此誕生。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是創造出來的戲劇。當時沒有舞台，我們就在耕莘文教院搭舞台；沒有演員，藝術學院學生就當演員；沒有編劇，我就自己編；更重要的是，沒有題材，便把學生本身的故事串連起來。一點一滴，我製作了第1部戲。
接著1985年，31歲的我又編導《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這部戲著實打響劇場名聲。
成功很難算計
那年進劇場看《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觀眾經常問：這到底是戲，還是相聲？其實這是完整的戲。很多觀眾只注意戲裡的幽默對白，但這部戲背後的意義不為搞笑，是嚴肅探討傳統相聲藝術的消失，並且關心到底還有哪些傳統，也已消失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
製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是很特別的經驗，這部戲沒有劇本，每天演出卻一樣，因為排練7個月，所有橋段與對白都在大家的腦子裡，靠編導和演員一句句磨出來，那是一部理想實踐者的共同作品。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很成功，錄音帶賣100萬套，劇場名聲也爆開。接著觀眾更瘋狂於《暗戀桃花源》，《圓環物語》還破了票房紀錄。連續3年登台成功，就此創造出劇場工業。但成功是無法算計的，因為我最初的意念只想極致表達我對這塊土地的關懷。
事實上，這些成功源自堅持理想。
理想不斷被重新檢視
我起初製作戲劇根本毫無資源，那時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的生財方式，例如我是學校老師，女主角丁乃竺就是我的妻子，她也在電腦公司工作。下班後，大家集合在我家客廳排戲，丁乃竺做晚餐給大家吃，用完晚餐，飯桌拿開，她又變成女主角。當時我們真的很理想化，家裡大門不鎖，隨時有人開門走進來跟你討論戲。
回頭來看，現今社會充斥偶像文化，已是漸漸失去理想的時代，年輕人也很難堅持理想。甚至以「賺錢」為人生目標，做每件事都要先算計清楚，就很容易失去堅持理想的動力。
想成功，就要不斷回頭去釐清你的理想是什麼，隨時檢視你的理想有沒有被實踐。
更進一步的觀念是，若想得到成功，就要更關注於大社會。雖然現今台灣社會已成熟發展，例如劇場工業已成型，從零出發的機會很難再發生，但世界依然靠個人改變，只要你覺得有辦法改變世界，你就會有辦法。
年輕的你應該隨時檢視、實踐理想，30歲不實踐，轉眼30年過去，想實踐也實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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