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過了清明,穀雨正待來臨,午後的濟南路上有陽光點點灑在新綠的葉,恰似陳映真一頭花白的,其下是一位小說家蘊含生命關照的臉。

 

 

五十年前在歌聲中走出「成功中學」的大門,如今又再度回到青春年少時的校園,已不再是「成功中學」而是「成功高中」,這一往返的五十個年歲,他說:「高中時代的母校,不管怎樣總是常在念中。」正因為如此,當聯合報副刊與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合辦的作家到校園演講的系列活動邀請他,一聽是去成功高中,他二話不說地答應了。

 

 

在陳夫人的陪伴下,陳映真緩緩步入位於五樓的講堂,以高二同學為主的成功高中學生早已擠滿會場。知道他是吉他社的創社元老,二名現任吉他社社員更在台前現場演奏歡迎他們的「大學長」,新舊傳承在陳映真的起立鼓掌與同學的熱情歡呼中有了完美連結。

 

 

把當家教賺來的錢 全都貢獻給了舊書攤

 

「那時候成功中學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們初中部畢業後,都相約要再考回這裡的高中部,大部分同學也都真的繼續在這裡讀高中…」陳映真的話從回憶裡流瀉而出,也緩緩道出時代背景。當時,青島東路有著高聳的圍牆與黑暗的鐵窗,每回上下學途中都會經過,他聽人說裡面關的是政治犯,但什麼是政治犯,只有十來歲的陳映真並不清楚。家住鶯歌,他總是坐火車通勤,雖然瞭解何謂政治犯,但車站廊柱上貼著一張張的槍決公告,以及家屬守候在旁等消息的心情,或是焦急,或是嚎啕大哭,或是面色倏地慘白,都深深印在他心底。

 

 

直到在牯嶺街的舊書攤,他與中國三○年代的作家結下不解之緣,像是巴金、魯迅等,當時仍是禁書,書攤老闆見他有興趣,還推薦他看左派思想的書。起初沒什麼興趣,可是看到本題為《大眾哲學》的書,立即陷了進去。陳映真笑說哪一個年輕人不以為自己懂哲學,當時他也這麼想,不禁把當家教賺來的錢全都貢獻給了舊書攤,也接觸愈來愈多的各類書籍。

 

 

很多舊書後面會有原購書人簽名,講究一點的還會蓋印、寫日期,每每撫摸著這些泛黃的字跡,心中總會暗想名字主人的命運如何,因為這些書可是禁書啊!成功中學的通學經驗,加上舊書的啟發,陳映真漸漸知道政治犯不是一般的殺人放火的壞人,而是一種「智性」犯。

 

 

大學考試失敗,如夢乍醒,陳映真讀書卻讀出了興味。不是課堂上的教科書,而是其他像是牯嶺街舊書攤上的舊書,他飢渴地一本接著一本閱讀,這些「外面的教育」似乎對他產生了真正的幫助。

 

 

初三留級的那個夏天

 

陳映真相信每一個班級裡,一定會有語文特別好的學生,但語文表達好不一定能成為作家;創作是不能教的,唯一的方法是多讀好作品。說到好作品,他以中國三○年代以及舊俄時代作家作品為例,都對他產生深遠影響,「小說不只是寫自己,而是寫人和生活。文學是來自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該是使受綑綁的人得到解放。」

 

 

談到體制外的教育與生活,陳映真說自己從來不是優等生,功課總在「過得去」的邊緣,可這「過得去」有一回就「過不去」,讓他初三留級了一次。

 

 

那是個炎熱的夏天,返校日時照樣跟同學打鬧嘻笑,直到一位同學神情嚴肅地拉他到公布欄前,見自己的名字和幾科不及格的成績大剌剌地貼在上面,才發現已慘遭留級。沒等到放學,他頭也不回地奔出校門,到今日的八德路附近找他養父告知留級的事,養父反過來安慰他,拿錢讓他坐車回家。回到家,鐵青著臉見到做裁縫的養,養也對留級不以為意,他突然發現:留級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難得不用準備升學的夏天,他過了個愜意的暑假。釣魚、游泳、看書,尤其是看了許多由表姊處借來的舊俄時代小說,像托爾斯泰等,他有個自由的空間去尋找自己的知識。

 

 

全班同學都站起來挺他到底

 

他惋惜曾經是資優生的同學,現在只是個看診的婦產科醫師。這些資優生在數學課上偷看武俠小說,考試還可以考九十分以上,相較認真上課、複習卻只考個二十五分的他,陳映真認為,頭腦這麼好的人,應該對社會、人類有更多的貢獻,但在現行教育體制與觀念下,卻只是做個醫師,是很可惜的。而只靠考卷來分上中下等的學生,更是埋沒了學生的天賦,和老師教學的熱情與創意。

 

 

然而,雖然為他的資優生同學覺得可惜,他說:「高中時代的朋友,是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洋溢著熱情和感情。」有一次學校推行國語演講比賽,班上沒得名,調皮的陳映真自己做了面「方言比賽第一名」的錦旗,上面還寫了「胡越一家」四個大字,馬上引來訓導主任震怒,要查人責辦。他本想站起來認了,卻被隔壁同學硬拉了下來,結果是全班同學都站起來說旗子是他們做的,包括班上的幾名資優生也都挺他到底,這一分同學愛令他至今難忘。

 

 

文學絕非對自己身體喃喃凝視

 

一九五六年陳映真高,「劉自然事件」在台北引起軒然大波,成功中學的老師也帶領學生拿著三角小旗子去美國使館抗議。遲到學校的陳映真訝異怎麼大家都不見了,聽說是去抗議,一股熱情上湧也想立即加入。然而,想到電視上播出西方國家的街頭示威都是舉牌子,小小的三角旗似乎根本起不了作用,於是他拆掉教室後面的小黑板加上掃把柄,做成了抗議牌。牌子上不知道該寫什麼,就抄當天報紙相關新聞標題,中英文各一面,就由另一位同學出錢高高興興地雇了輛三輪車前往美國使館。

 

 

他們錯過了砸蛋、吶喊、人群鼎沸的高潮,卻掀起了第二波高潮。被人群簇擁著上前,整個人近乎騰空,本來抱著好玩的心態前來,這時感到害怕,把抗議牌往美國使館口一扔,離開了現場。一個月後,果真被情治單位叫去「約談」,臨走前還跟好朋友交代遺言。幸好調查局的人對於中學生是寬容的,做完筆錄後就放他回來了。

 

 

成功中學的「優等生」日子,以及學生時代大量閱讀的書籍,點點滴滴影響著他日後對人、對生活的感受。大二時應朋友要求開始創作小說,這一寫就好幾十個年頭,陳映真認為文學絕非關起門來對自己的身體喃喃凝視,文學家應該是認真嚴肅、努力不懈地調查,深入人民,寫出不能說出的聲音。

 

 

文學作品裡愈來愈少

 

第三人稱的、生活裡的「別人」

 

「寫小說有不同的哲學,就像當醫師也有不同的哲學,是要討好市場的寫作,還是為弱小者執筆、為人的解放與人心向上而寫?」他認為寫作有二種類型,一為鏡子型,一位提燈型。前者如鏡子般反照出人生百相,例如:莎士比亞或托爾斯泰;後者則像有盞燈般作指引,是為了理念而寫,如:魯迅、蕭伯納等人。他自己則是比較理解中小知識分子,故小說主角多以此呈現。

 

 

從無產階級文學到大眾文學,當現代生活愈來愈缺乏人道關懷,尤其文學作品裡也愈來愈少第三人稱的、生活裡的「別人」時,陳映真以為生活上愈是需要和別人分開,愈該理解別人。

 

 

從成功中學的青澀歲月談到小說創作理念,陳映真儘管身體不適合久站,還是盡量站著跟他的「小學弟」談話,直到最後才稍稍坐下。他想要看見「小學弟」,也想讓「小學弟」看清楚這位「大學長」。這是人與人互動的交流,是一種生命滋味,從他的書,從他本身,確實讓人這麼體悟著

>>>>94/4/26聯合報聯合副刊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jackyreading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