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案:剛剛應聘、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的龍應台,昨日以「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香港有什麼可能?」為題,在該校舉行首次的公開講座。雖然這場講座探討的是香港的文化政策,但是問題何其熟悉──文化政策是一套整合的機制,使國家的發展在人文精神的基礎上進行;公民參與是一個社會運轉方式,使國家的未來在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中得到定位。好的文化政策可以擬聚文化認同,促進公民社會的產生,而公民社會又能夠催生好的文化政策。龍應台的諍言,不僅適用於香港,也值得所有華人地區參考。專題講座前夕,龍應台特別撰寫同一主題的專文,交由本刊發表。

 

 

~跋扈的中環價值

 

 香港宣傳自己的標語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 這個自我標榜沒錯,觀光客所看見的香港也是這樣一個面貌:地面上有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達的運輸密網、人定勝天的填海技術。看得見的是名牌銀行林立,貨櫃碼頭如山,看不見的是精細複雜的金融制度,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清廉效率的政府、法治的管理。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麗,不會看見深水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裡;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這樣的敘述,其實也不正確,因為我很快就發現,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拆,拆,拆

 

 九龍寨,調景嶺,早就拆了。因為九龍寨和調景嶺骯髒、混亂、擁擠,用「中環價值」來衡量,代表了令人羞恥的「落後」。九龍寨和調景嶺所凝聚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情感,是掃進「落後」的垃圾堆裡一併清除的。

 

 旺角的郎豪酒店剛剛落成。龐大的建築體積座落在窄窄的上海街上,高牆效應使上海街上的人變得非常微小,彷彿老鼠爬在牆角下。啟德機場移走之後,九龍的建築限制改變,郎豪預告了九龍將來的面貌:九龍也將中環化。

 

 灣仔的Mega Tower酒店也是地產商一個巨大的建築計畫,如果通過,意味著灣仔老街老巷老市場的消失,老鄰居老街坊的解散;意味著原本濃綠成蔭的老樹要被砍除,栽上人工設計出來的庭園小樹,加棚加蓋鋪上水泥,緊緊嵌在大樓與大樓之間。

 

 Bauhaus 風格的老街市要被拆除,藍色的老屋要被拆除,石水渠街的老市場要被拆除,中區警署的歷史建築群,包括域多利監獄,要交給地產商去「處理」,讓他們建酒店商廈。更多的酒店,更多的商廈,更多的摩天大樓,像水淹過來一樣,很快要覆蓋整個香港。

 

 

中區警署:祖母的日記能招標嗎?

 

 來香港一年,有很多的驚訝,但是最大的震驚莫過於發現,香港政府對於香港歷史的感情竟是如此微弱。讓我們看看中區警署。就藝術而言,中區警署建築群的風格代表了殖民時代的美學,在香港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建築。就歷史而言,域多利監獄當年監禁過反清的革命志士,也殘害過反日的文人。是否監禁過孫中山,史學家還在辯論;即使將來證明沒有,辯論的過程本身也已經為歷史添加了重量。而即使沒有孫中山,難道戴望舒詩人,星島日報副刊編輯,因宣傳抗日而被日人於一九四二年春天監禁於域多利監獄。)的獄中血淚還不足以使這個監獄不朽嗎

 

 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1942.4.27

 

 除了戴望舒之外,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歷史深埋在域多利監獄裡?牢房裡頭若是江洋大盜,他可能顯了香港的治安史;若是因貧困而犯罪的升斗小民,他就呈現了香港的底層庶民生活史;若是飢寒交迫的非法移民,他就刻畫了香港顛沛流離的遷徙史;若是屈打成招的政治犯,他就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史押上了筆錄。

 

 每一個牢房、每一面牆,都是香港史的證物。我敢說,域多利監獄裡的每一塊磚都是濕的,因為它滲透了香港人的母輩祖輩的淚水和嘆息、香港人集體的創傷和榮耀。政府哪裡有權利把它交給地產商去「處理」掉?你會把祖母手寫的日記本拿去招標出售嗎?

 

 

西九龍:為誰而建?

 

 香港政府不僅止將充滿歷史記憶的老區交給財團去開發,空曠的新地同樣放任財團去發展。西九龍簡直就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濱海的鑽石地帶,如果講明要做商業開發,靠賣地賺錢,也就罷了,可是政府說,這將是文化項目,要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設香港。

 

 要建設一個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什麼,缺什麼,哪裡強,哪裡弱?在招標之前,起碼有幾十非做不可的研究調查:

 

 譬如藝術教育整體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裡有多少藝術教育?與國際評比如何?藝術教育缺哪一環?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文化素養?西九龍規劃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藝術教育當作核心思考?

 

 譬如創意產業調查分析:哪一個產業在香港最具競爭力,最值得重點扶植?如何扶植?動畫是否已被韓國領先?水墨是否有發展空間?設計是否是香港的優勢?如果是,應該設立博物館還是設計學院還是兩者都不要?

 

 譬如藝術人才培養計畫:除了補助以外,是否應該有制度的變革?是否應該提升智慧財產的保護、是否應該加強大學的藝術科系,西九龍如何用來培養本土創作

 

 譬如

 

 西九龍落在商人手裡,於是我們就看見典型的香港商業操作上演:一個說,邀了龐畢度來開分店,另一個就說要與古根漢合作,第三更厲害,找來了「八國聯館」,號稱要聯合北京的故宮、芝加哥美術館、俄羅斯埃爾米塔日故宮博物館、羅浮宮和奧塞、澳洲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商人玩藝術家、建築師、美術館的名字跟他們玩Gucci皮包、Bali皮鞋、Armani服飾、Dior化妝品手法一樣,只是文化的意義被掏空。

 

 有沒有人在問: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美術館進到西九龍,為香港人帶來什麼?香港的孩子會得到更好的藝術教育?本地的藝術家會得到更多發表的空間、創作的資源?香港文化會從此扎根,香港人會因而對香港文化更有自信?還是說,香港因此會吸引法國人來香港看羅浮宮和奧塞分店,吸引美國人來香港看古根漢分館,吸引俄羅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來香港看他們國家的東西,或者北京人來香港看故宮典藏?

 

 西九龍究竟是為什麼而建?為誰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藍圖究竟是什麼?人文素養的厚植、文化發展的永續,策略又是什麼?如果對人文有關懷,對未來有擔當,這些問題都是決策者不能逃避的問題。

 

 

開發,是香港的意識型態

 

 老區成片成片地剷除,新區不經思索地開發,財團老闆坐在推土機的位子上指揮,政府官員坐在冷氣呼呼的辦公室裡微笑。當財政司長笑瞇瞇地宣布要「開發」大嶼山──建設刺激遊樂場、水上遊樂場、高爾夫球度假村我又像野貓一樣弓起背、毛髮直豎,想問:你的2030年城市藍圖是什麼?發展還是保育的抉擇、香港的城市定位,都清楚了嗎,在你把綠油油的大嶼山交給財團、變成工地之前?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裡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裡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鋪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裡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只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裡,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香港不是沒有這種個性和溫暖,買得到野薑花的石水渠街、印過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東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動人最美麗的城市面貌。但是在「開發」的意識型態主導下,他們在一條街一條街的消失,被千篇一律面無表情、完全看不到「人」、看不到個性的都市建設所取代。

 

 政府和財團進行土地的買賣,嘴裡吐出天文數字,對著鏡頭談經濟效應;我納悶的是,那麼誰在負責思考: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之二~你可認識歌賦街

 

 「脫離殖民」意味著,每一個香港孩子走過中環歌賦街時,知道「歌賦」(Gough)不過是某英國陸軍中將的名字罷了,但是他更知道歌賦街四十四號的中央書院是孫中山讀過的學校,歌賦街二十四號是孫中山、陳少白等「四大寇」意興風發密商革命之處。

 

 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英國人統治時,他所立的銅像、所寫的傳記、所慶祝紀念的生日忌日、所歌頌的傳奇、所愛惜的古蹟,所命名的街道,當然都是英國角度出發的人物和歷史。對於中國和香港本土的歷史記憶,是漠視和輕視的。王韜、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蕭紅、張愛玲、許地山、戴望舒、蔡元培、錢穆、徐復觀、光中這些名字都沒什麼意義。華人因鼠疫而死亡的口述歷史、房舍因大火而焚燒殆盡的遺址、鄉民因抗英而犧牲的地點、大罷工時工人集會的廳堂、文人因反日而被害的日記、魯迅演講的大堂…在殖民者眼中,無關緊要。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裡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跡裡,重新發現自己是誰。「脫離殖民」意味著,每一個香港孩子走過中環歌賦街時,知道「歌賦」(Gough)不過是某英國陸軍中將的名字罷了,但是他更知道歌賦街四十四號的中央書院是孫中山讀過的學校,歌賦街二十四號是孫中山、陳少白等「四大寇」意興風發密商革命之處。

 

 「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瞭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蹟、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我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發生。

 

 

文化缺席的政府

 

 更確切地說,殖民者並非僅只不重視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則上不重視文化,因為文化是思想,思想勢必意味著獨立思考和價值批判,這些都是對統治的障礙。從香港政府的組織架構就看得出,文化在這個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上,是毫無地位而且極端邊緣的。香港沒有文化的專責機構,文化藝術「夾帶」在民政局的業務內,與捕鼠滅蚊、足球博彩、郵票設計、幫管理、游泳池清潔、大廈與旅館業監督等等混在一起。民政局的「使命」列出十四條,其中只有兩條直接與文化有關,哪兩條呢?

 

 最重要的是文康,也就是說,香港對文化的理解還停留在辦理康樂活動的層次。另一條是古蹟保存。把古蹟保存列為十四條之一,不是很不錯嗎?但是你發現,古蹟保存的工作是由一個層次極低的三級單位來負責。在民政局屬下還有各種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等等,各自辦理自己的活動。這個結構所顯的是,文化處於下游,根本進不了上游的決策,或者說,在上游的決策機制裡,根本就沒有文化的思維和視野。

 

 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個鏡頭:最高的決策會議討論中區警署的議題時,財政司長、工商局長、經發局長、運輸局長、房屋及規劃局長可能都從經濟本位去發言,那麼誰站起來為古蹟的文化傳承和歷史意義去力排眾議、「咆哮公堂」呢?民政局長的本位不一定是文化,可能是民政。所以文化的位子上,其實是空的。所有的決策,就在文化缺席的狀況下,做了。在一個文化缺席的政府結構裡,當然經濟效益可以超過任何別的考慮,開發意識形態可以勢如破竹地進行,都市建設可以由財團主導,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經濟官僚決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殖民者在的時候,他無心厚植文化根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的家。開發是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開發所得,豐富了他的母國──他真正的家。至於開發是否犧牲一些其他的價值,譬如社會公義或歷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虛弱,他不必在意。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裡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但是我並沒看到這個過程在香港出現。

 

 

一萬口號抵不過一支老歌

 

 殖民者挾其母國的現代化優勢,他的政府一定是由菁英思維主導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官員掌握知識、能力和權力,一切的決定由上而下貫徹。捉襟見肘時,一通午夜的電話掛往母國,第二天早晨已有指示。母國畢竟文化厚重,經驗嫻熟,往往還在殖民地創出優越的成績。於是所謂脫離殖民,就是在別人的「大腦」抽走了之後,開始產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從哪裡來?當然是民間。

 

 脫離殖民意味著政府從原本居高臨下的菁英位置走下來,與自己的平民站立在同一高度對話;中區警署保存或開發,灣仔老區保護或拆除,由市民的意志主導。康文署也不再是所有活動的主辦者,不再掌握所有資源,不再是藝術家和表演團體仰望的施捨者,民間自己實力強大、百花齊放。脫離殖民意味著本地的學者、專家、文化人會取代殖民者的「大腦」深入政府的決策過程,不再坐在林林總總的「諮詢委員會」裡當政府假裝民主的花瓶,而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實質主要動力;西九龍的文化定位,大嶼山的開發與否,都會有一個深刻的公民辯論、知識界文化界專業較勁的過程。同時,當人民開始真正參與決策,開始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時,公民社會於焉成形。

 

 我也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產生。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兩種過程。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方式照樣推著香港快快走,用原來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見「大腦」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發酵:「心家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調成甜甜的飲料,讓香港人喝下一杯「愛家愛國」。幼稚園的孩子們學唱「起來,起來,起來」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被簡化為愛黨的政治正確。

 

 中國,不是不可以愛。殖民者曾經多麼地防備你去愛它,連鴉片戰爭都一筆帶過。但是中國值得香港人去瞭解、去愛的,是它的法官還是囚犯?是軍隊還是人民?是唐詩宋詞還是黨國機器?是它的大地還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對中國做出真正重大的歷史貢獻,是去順從它還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該教孩子的,恐怕不是愛什麼,而是怎麼愛,如何選擇所愛。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老師們帶著孩子去行香港的山,教他們認識島上的野花野鳥;是讓維園阿伯成群結隊地去開社區大會,辯論灣仔要不要Mega Tower;是讓大學生在做了中區警署的歷史訪查之後,組隊到政府大樓去示威抗議;是讓中學生學習關懷尼泊爾和印度裔香港人的悲苦和孤獨,讓社區媽媽們組織「濕地保護協會」、「石澳文史工作室」、「古蹟之友基金會」…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腳踩的土地和文化為榮。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孩子們知道,當你不同意一個政府的思維和決策時,你如何站出來挑戰它、打敗它。

 

 如果讓假的公民教育生根,令人擔心的是,香港人還沒來得及從前面一堆廢紙堆裡找出祖母的日記,已經被後面轟隆傾倒下來的新的紙堆撲倒。

 

 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被殖民者開始認真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疼愛自己。每一次遊行,每一次辯論,每一場抗爭,都會使「我是什麼人」的困惑變得清澈。每一棟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樹被扶起,每一條老街被細心愛護──即使是貧民街,都會使人們驚喜:原來我的腳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島、我的國。要人民愛家愛國嗎?不要花納稅人的錢去製作宣傳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剷除他的參天老樹,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賣掉他祖母的日記本,他就會自然地「心家國」,歌於斯哭於斯

 

 認同,從敢於擁抱自己的歷史和記憶開始,而一萬政治人物的愛國口號呼喊,如一支低沈的老歌,一株垂垂老樹,一條黃昏斑駁的老街,給人帶來抵擋不住的眼淚和纏綿的深情。老歌、老樹、老街,代代傳承的集體記憶,就是文化。公民社會,從文化認同開始。

 

 中環價值,無法創造人文底蘊;殖民思維,無法凝聚公民社會。而且,別再告訴我「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因為沒有民主保障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它隨時可以被你無法掌握的權力一筆勾消,再說,中區警署若是拆個精光,你能怎麼樣?但是你能怪政府嗎?連小學生都知道: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所以,香港,你往哪裡去?

 



>>>>2004/11/10~11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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