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很合作,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離開住所。路上只見掉下來的招牌,斷了的電話線,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沒人看我們,我偷偷地看他。我們走進一所學校,只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擠滿了房子,擠滿了院子。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律不佩符號,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比方說,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連長穿乾乾淨淨的軍服,團長穿嶄新的軍服。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裡管理我們,我們人數這麼多,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身旁幾個通信兵,門口幾個衛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

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反倒是我,我沒忘記我是(或者準備是)一個作家,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觀察」是作家的第二天性。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個個臉色憔悴,嘴唇皴裂,雙手赤紅,我擔心他們生凍瘡。有人光著頭,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很難得!他們沒穿大衣,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想是為了禦寒。裝備陳舊,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土布的顏色單調,軍容灰暗,只有腰間插著一雙新布鞋嶄新,兵貴神速,他們一晝夜可以疾行兩百華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照例派人四出偵察,報告說百里之內並無敵蹤,於是放心睡覺,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神通就在這雙布鞋。個別看,解放軍哪裡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捲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他抽菸,看不出香菸牌子,聞氣味品質不壞。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甚麼團的團長,跟指導員攀同鄉,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讓他回去看看孩子,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目前人在市內,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面。那位指導員一面抽菸一面微笑,慢動作撕開香菸盒,掏出鉛筆來寫字,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寫報告,向上級請示。通訊兵去了又回來,字條上面批著兩個字:「不准」,用的也是鉛筆。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麼簡化到這般程度,我非常驚異。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不說話。

戰鬥結束了,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衛兵不許她們進來,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裡沒有!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裡,由院子裡傳到屋子裡,沒有反應。於是有人高聲喊叫,重複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聲。於是有人低聲議論,就算他在這裡也不敢出頭承認,他還想隱瞞身分呢。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將校官冒充尉官,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以後還有多次清查,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

俘虜實在太多了,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我們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騰出空間,開始進行下一個程序,「區分山羊綿羊」。第一步,軍官和士兵分開,他們把士兵帶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斬頭去尾,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只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別人早有脫身之計,人人祕而不宣。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發現我們的新老闆先到一步,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裡。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陸續遇見許多同仁,他們也都是狡兔。

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指導員不再微笑,也沒有講話,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來天欲雪」的感覺。他們為甚麼不講話?這是不祥之兆嗎?由鬧烘烘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虛,胡思亂想,想起滾進地下室的手榴彈,想起德國納粹把俘虜運到郊外集體槍決。

還好,我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楊柳青,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倉,看見碉堡殘破,交通壕翻邊,鐵絲網零亂,大概是砲兵猛轟造成的吧,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我們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這夜無星無月,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為甚麼?)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身旁沒人監視,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整天僅此一餐,可是並不覺得餓。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隊解放軍同行。我放慢腳步,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我注意他們的槍械,希望能看到有名的「小米加步槍」。那時,「共軍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砲」,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很可惜,我看見日軍的制式步槍「三八式」,國軍的制式步槍「中正式」。我心頭一懍,想起我在瀋陽揹過擦過的那枝槍,那枝槍流落何方?我還記得它的號碼,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我至今不知「小米加」甚麼樣子,解放軍打天津,除了飛機以外,大砲機槍衝鋒槍甚麼武器都有,「小米加」在哪裡?據「火器堂」網上資料,抗戰八年,內戰四年,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支中正式步槍,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總有三十萬支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韓戰發生,中共派志願軍抗美援朝,正是用「中正式」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

我們一直往北走,天氣忽然起了變化,風沙撲面而來,那風沙強悍詭異,難以形容。我拉低帽沿,掏出手帕遮臉,閉緊眼睛趕路,每隔幾秒鐘睜開一條縫,看一看腳下的路,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四面一片濛濛的黃,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難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時我只為眼睛擔憂,作家可以沒有手,沒有腳,必須有眼睛。現在我知道,那天我們遇上了「沙塵暴」,西北風挾帶內蒙的塵沙,向南撲來,它一年比一年嚴重,現在已經形成天災,華北東北都成災區。現在「沙塵暴」過境的時候,人取消戶外活動,飛機停飛,沙塵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沒法耕種,人民沒法安居。專家總是往壞處想,他們憂慮多少年後,東北華北一半變成沙漠。倘若真有那麼一天,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國共兩黨興兵百萬,血流成河,爭的就是這幾粒沙。

當時風沙中辛苦掙扎,哪會想這許多,我只擔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風也停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瓦房很多。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鈔票、銀元、戒指、手錶,都放在籮筐裡,我能了解,這是防止我們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鋼筆、照片、符號、日記本,我明白,這是要從裡面找情報。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甚麼財物也沒有。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軍隊裡不是常說「窮書記、富軍需」嗎,解放軍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窮書記」?似乎懷疑,倒也讓我過關。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屋裡沒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階級鬥爭」取走了一切浮財。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應該是民伕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櫺,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來。既然門窗「洞」開,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要看要聽,十分方便。夜間風雪出入自如,彷彿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

我必須說,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伙食也不壞,一天兩餐,菜裡有肉。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後,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這時,住在這個村子裡的俘虜全員到齊,大概有兩百人左右,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果然一以當十。跑步之後,大家在廣場集合,班長登台教唱,第一首學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天夜裡降了一場淺淺的雪,天公慈悲,沒颳大風,早晨白雲折射天光,總算晴了。第二首學的是「換槍換槍快換槍,蔣介石,運輸大隊長,送來大批美國槍。」我聽了不覺一笑,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還是我有幽默感。

所謂受訓,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難,終於有這麼一天,早操以後,班長教唱,劈頭就是「蔣介石,大流氓,無恥的漢奸賣國賊。」我張口結舌,這未免太離譜了吧?這並不是侮辱蔣氏,而是侮辱我們的知識程度。我讀過教會歷史,當年羅馬帝國打算消滅基督教,把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拆來擺在地上,命令教徒一個一個踐踏,如今解放軍玩的是同樣的把戲,可是跟羅馬統治者比,格調太低了。大約人同此心,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全場默然,指導員一向不說話,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這時帶著槍兵走過來,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你為甚麼不唱?為甚麼不唱?」隊伍裡這才有了嗡嗡之聲。他不滿意,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大聲唱!大聲唱!」隊伍裡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學唱,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立正站好,姿勢筆挺,有問必答,一口一個「報告指導員。」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厲聲斥責,「你已經解放了,為甚麼不唱解放軍的歌?」我告訴他,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不待他考問,我自動唱起來,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樹林裡,有我們無數好兄弟。」唱了兩句,馬上換另外一首,「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再換一首,「延水濁,延水清,情郎哥哥去當兵,當兵要當八路軍。」再換一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軍不打抗日軍。」

他大喝一聲:「夠了!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你到這裡來受訓,就是教你趕上形勢。」我說報告指導員,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我們愛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現在教的歌哪裡比得上?現在這支歌怎麼這麼低俗?這哪裡像解放軍的歌?我不顧他的反應,連唱帶說,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後來才知道,他們認為抗拒爭辯都是真情流露,他們對「真情」有興趣,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他反而認為是虛偽,他們厭惡虛偽。

他沉默片刻,忽然問我對這裡的生活有甚麼意見。「報告指導員,沒有意見。」怎麼會沒有?他不信。「報告指導員,抗戰的時候,國民黨的游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在這裡吃得飽,睡得好,當然沒有批評。」這幾句話他聽得進。你對國民黨還有甚麼幻想?「報告指導員,沒有任何幻想。」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報告指導員,我跑江湖混飯吃,從來沒倚靠蔣介石。」大概這句話太沒水準,他皺了一下眉頭。那麼你對自己的前途有甚麼打算?「報告指導員,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我簡化問題,隱瞞了弟弟和妹妹。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全中國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說他也有父母,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裡解決。

他靜待我的反應,我默不作聲。

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他用警告的語氣說,「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還要虛心。」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們逆風行軍,塵沙傷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

俘虜營裡沒有醫療服務,班長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紗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來,乍看外表,倒是很像個傷兵。冷風吹拂,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標。他們閉上一隻耳朵,沒再強迫我唱歌,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代價是甚麼?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也許因而不能脫身,我那年才二十四歲,對中共多少有用處。

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大我,紀律,信仰,奉獻,都是可怕的名詞,背後無數負面的內容。我一心嚮往個人自由,我曾在新聞紀錄片裡看見要人走出飛機,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後是滿地奔跑追趕,我當時曾暗暗立下志願,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其實「自由」也有陰暗面,那時我還不知道「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面發展」,以螺旋形的軌跡尋求救贖。

我已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養活父親,幫助弟弟妹妹長大。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裡去苟活。我必須奔向南京。

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顯然沒有。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必定失明,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我猜父親看見一個「眇目」的兒子回來,不會有快樂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捨。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面臨選擇:損失一個兒子、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

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只是偶然揭開封面看了一眼。果真「開卷有益」,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正好蓋在左下角。我大吃一驚,天造地設,一張空白的公文紙,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這時左右無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來。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沒有能力鑑別公文真偽,如果他們不放我,我也有辦法!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草莽色彩鮮明,後來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

左眼越來越痛,「難友」朱少校幫助我,他說用食鹽水沖洗可以延緩病情。我到附近農家討鹽,一位太太說,她家的鹽用光了,還沒有補充,她讓我進廚房察看,柴米油鹽一無所有,鍋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進另一農家,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但是必須班長許可。我又到處去找班長。

討到了鹽,朱少校捲起袖子,客串護士。每一次我只能討到一撮鹽,好一個慈悲的班長,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他走在前面,我在後面六呎左右跟著,他沉默無聲,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穫不是食鹽,我有機會看到「老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我沒看見男人。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打麥場邊怎麼沒有一群孩子嬉戲,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怎麼沒有老翁抽著旱菸袋聊天,怎麼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稈高粱稈。安靜,清靜,乾乾淨淨,一切投入戰爭,當初「不拿人民一針一線」,而今「人民不留一針一線」,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

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外面發生了兩件大事,蔣介石總統宣佈「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們看不到報紙,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佈,我還記得,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我們都已躺好,宿舍裡沒電燈,班長站在黑暗裡說,蔣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視事」。他聲調平靜,用字精準,還把「不能視事」重複了一次,表示強調,很有政治水準。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大家竟鼓起掌來,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歹戲拖棚,不如早點落幕,散場回家。

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天曉得!資料顯示,內戰第一年,六十萬俘虜參軍,第二年,七十萬俘虜參軍。濟南十萬俘虜,或參軍,或勞動生產,一個不放。中共佔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硬仗已經打完,俘虜太多,無處消耗,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黨,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又要防範他們,雙方必然產生矛盾,他們縱然抗拒洗腦,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成為活性的「病灶」。世事總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繫於大人物一念之間。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到了台灣,跟軍政機構之間恩怨難分,敵我不明,消耗多少元氣。

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萬年曆顯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丑。事後推想,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大約是為了留些「去思」,過年這天午餐加菜,質量豐富,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據說是團政委。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踩高蹺」,親切,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作中國的「國風」。他們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個解放年,鑼鼓喧天鬧得歡,我給大家來拜年。」先是縱隊繞行,然後橫隊排開,唱到最後一句,全體向我們鞠躬,我又覺得折煞。

團政委登台訓話,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記得牢。他的氣質複雜,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文質彬彬,威風凜凜,陰氣沉沉。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跟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黨人完全不同,後者比較陰沉。有人解釋,中共陰沉是由於俄共陰沉,俄共陰沉是由於氣候嚴寒。有人作另一種解釋,中共陰沉是因為他們捨身革命,生活在逮捕和屠殺的陰影之下,因而培養出特殊的氣質。還有一說,中共黨員長期浸潤在唯物辯證之中,而唯物辯證法是一種陰術。

家鄉父老常說「一分材料一分福」,團政委口才好,勝過連指營指。他稱讚我們都是人才,可惜走錯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誰願意參加解放軍,他伸出雙手歡迎。然後他加強語氣,誰對國民黨還有幻想,解放軍發路費,發路條,願意去南京的去南京,願意去廣州的去廣州,願意去台灣的去台灣,你們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們前腳到,解放軍後腳到,水流千遭歸大海,誰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番話鏗鏘有聲,驚心動魄。他最後強調解放軍守信用,說話算數,路條路費明天就發給你們,任你們行動自由。大家聽呆了,「啼笑俱不敢」,沒人鼓掌。演說完畢,團政委上馬,他還要到另一個村莊去演說,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莊。

解放軍說話算數,第二天路條到手,我打開一看,有效期間只有兩天,我今天出了這個門,明天路條就成廢紙,以後的路怎麼走?路條的效期是兩天,路費也是兩天的伙食錢,他們好像假定我兩天以後就可以到南京到廣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導員申述困難?正在猶豫不決,有個小伙子在我身旁急得團團轉,他反覆自問:「我的戒指呢?我的手錶呢?」

我想起來,我們進村子那天,人人把財物掏出來,一起放在大籮筐裡,交給解放軍保管,當時指導員明確交代,受訓期滿之日發還。這時候,有一個人,我心裡一直想著這個人,現在我才下筆寫到這個人,他也是個俘虜,看樣子是個中年人,是個病人,每天閉目打坐不說話,如果夜晚我們上了床不睡覺,如果我們談天說地東拉西扯,他才喝一聲「趕快睡覺!不要擾亂別人!」倒還有幾分精氣神。有時候,我們三五個人在院子裡閒談幾句,他也要站在門口喝斥:「走開走開!」聲調毫不客氣。他真有先見之明,總是我們聽從他的喝斥之後,班長就像獵犬一樣跑過來,察言觀色一番。當那小伙子滿口戒指手錶追問不捨的時候,那個沉默的中年人又喝一聲:「你這個混蛋!還不快滾!」人間確有當頭棒喝,我和那個小伙子陡然醒悟,兩百人的手錶戒指都混雜在一個大筐裡,哪個是你的?怎麼發還?當初解放軍收集俘虜財物的時候,並沒有一人一個封套包裝起來寫上名字,可見壓根兒就沒打算發還,那還嚕囌甚麼?難道想留下不走?我們大澈大悟,四大皆空,萬緣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寫到這裡我思念他,不知他後半生何處浮浮沉沉,可曾風平浪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當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過年,我次日釋放。中間管訓十五天,解放軍果然說話算話。無奈人心不足,我時常想起某某公司設計的一張海報:美女當前,含情望著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諾:某月某日這位女郎全身脫光」。人人記住這個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報,海報換新,女郎果然全裸,海灘遼闊,她只是個遙遠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遠信守承諾」。

>>>>2004/9/2~2004/9/4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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