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是作家、是主持人、是同志、是不屑成人世界的少年沙文主義者。
他亦正亦邪，既邊緣、又主流，時而開朗、時而陰鬱。
如果你實在搞不懂他，那就別想太多，反著看他，就對了啦。
蔡康永主持「真情指數」已經6年了，超過300個名人上他的節目。每個禮拜天晚上，很多人都習慣打開電視，看著他「VS.」各行各業的社會名流，然後在談笑問答間，逐步瓦解對方的心防。
如果有一天，這個「VS.」的對象換成蔡康永自己，會怎麼樣？
「蔡康永是不夠資格上真情指數的，因為他沒有代表作，」沈吟片刻後，蔡康永扔出的答案有點讓人意外：「以我真情指數選人的標準來看，你要有一個代表作，可能是一件併購，一個大緋聞，甚至自殺……通通都可以，」他說。「那我沒有。蔡康永這個人是沒有資格的。我不會訪問他。」
蔡康永自認沒有代表作。但現在卻是他最受注目，也是贏得最多掌聲的時候。去年底，他才以「兩代電力公司」與「真情指數」贏得金鐘獎最佳主持人。他也打破紀錄，連續兩屆主持金馬獎頒獎典禮。
今年蔡康永又多了2個新節目。分別是華視「愛的故事」，與在中天電視，與小Ｓ徐熙娣攜手搭檔的「康熙來了」。現在他手上的節目高達5個，密度之高，觀眾每天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他。
從在公視主持第一個節目「翻書觸電王」開始，蔡康永在台灣電視界的崛起，幾乎是個前無來者的異數。沒有人可以像他一樣，悠游於各種極端不同的定位。
讀書與談話節目裡，他是知性與感性兼具的「作家蔡康永」，與精英對話﹔但到了「兩代電力公司」，就成為挑戰禁忌，讓父母不安的「怪ㄎㄚ」，不斷拋出像「如果嬰兒只能吃軟的食物，是因為牙齒沒長好，那麼，如果牙齒長好就能吃硬的食物，小孩的器官發育成熟，為何不能做愛？」之類大膽挑釁的問題。
他既主流，又邊緣，難以歸類。作家韓良露就比方，蔡康永像是「普魯斯特（法國作家）沒去寫小說，跑出來主持節目了」。曾與蔡康永在台北之音電台長期共事的華視總經理徐璐也說：「如果不是創新的蔡康永，蔡康永就死了。」
怪點子滿天飛，永遠猜不到他的下一步，是許多人對蔡康永的一致評價。
蔡康永當然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他的人生，本來就跟一般人很不一樣。
朋友戲稱他是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少爺」。因為明明生在台北，蔡康永卻成長在一個典型的上海家庭。這也使他親身經歷了一般人透過小說才能體會的世道繁華，以及伴隨著大時代結束，家道不再的蒼涼。
玩法弄權的青春
蔡康永出身顯赫。他的父親蔡天鐸是上海大律師，經營過當時最大的中聯輪船。來台後，仍然維持著昔日「海派」作風，「蔡公館」的訪客永遠川流不息，飯局與牌局日夜不歇。
蔡康永的童年自然也與平常人不同。他就讀的再興中學，從幼稚園涵蓋到高中，一念就是15年。同學父親不是五院院長，就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清一色名門權貴。
他從9歲開始學唱平劇，除了滿足自己「穿古裝打架」的慾望，部份理由也是：當時平劇在再興是門「顯學」，校長是看平劇的大行家。
不過，蔡康永倒不像「流星花園」裡的「F4」喜歡仗勢欺人。他反倒小小年紀，就展現出敏銳善感的特質。
人生很殘忍，也很容易呼攏
家裡辦不完的應酬，教給蔡康永應對進退與世故。比起同年齡小孩，「他太早進入大人的社會了，」當年任職再興教書的英文老師陳之筑回憶，第一眼見到蔡康永，就對這個孩子的老成與早熟印象深刻。
鎮日看著老先生、老太太們進進出出，在牌桌、飯局上消磨最後的虛榮與韶光，「我一方面覺得人生很殘忍，一方面也看到人生很容易呼攏啊，」蔡康永淡淡地說。
他當然也在父母身上學到什麼叫世事無常。雖然父親晚年得子，六十幾歲生下他，母親是父親的第二個太太，從小對他寵愛有加，但遷居台北的蔡家，景況畢竟不比上海榮華。為了顏面，蔡天鐸會勉力讓蔡康永高踞在學校捐款排行榜。「那個在我看來就是窘迫，他只是不呈現（明講）它而已，」蔡康永回憶。
蔡康永討厭束縛，鄙視「無聊的好學生人生」，偏偏再興是最講究循規蹈矩、培育精英的環境。於是蔡康永的對策，是用他口中所謂「玩法弄權」的方式爭取自由。
蔡康永一直是學校的風雲人物，他年年當班長，競選學生會主席、參加演講比賽，編校刊。陳之筑一直記得，他唱起歌「很有感情」、「很好聽」，但當幹部卻「很兇、很有威嚴」。
「這是因為察覺到當一個模範生或學生會主席擁有特權，又出風頭，可以自在翹課啊，」蔡康永解釋。當然，那時他只是快樂地享受這些好處，直到若干年後寫「痛快日記」，才回味出：「利用體制來擴張權力，比反抗體制要方便多了」的箇中道理。
本來風光的高中生活，最後卻畫下一個驚險的句點。這也是蔡康永對權威嗆聲的開始。
高三時，來自平民家庭的同學陳筆（父親是佛教出版社負責人），介紹蔡康永讀殷海光與德國思想家海耶克的著作。當他知道二二八事件，發現台灣竟然還有窮人與勞工，而自己作為既得利益階級，只會經營人際關係與權力時，當下只覺得：「Shock（震驚）也有、刺激也有、羞恥也有。」
為了宣洩憤怒，蔡康永衝動地在校刊上寫文章批判學校，結果當然被記了個大過，最後勉強畢業。
這件事對他的衝擊一直持續到大學。蔡康永念東海外文系時，就決心隱姓埋名，不出風頭，也不再參加課外活動。
少年沙文主義的光芒
1986年，蔡康永到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電影電視製作研究所。對照他在台灣受教育感到的「悶」，洛杉磯無異給了他最解放也最舒服的空氣。
去年底，他把這段經歷寫成《LA流浪記》一書，紀念當時遇到的精采人物。「這世界有很多不值得念的學校，也有很多不值得認識的人。我的運氣好，UCLA（洛杉磯加州大學）很值得我念，LA也有很多值得認識的人，」他在書的後記裡這樣寫道。
回到台北，蔡康永特立獨行的作風與才氣，很快就引起注目。
當時正擔任台北之音台長的徐璐，在一場聚會中認識蔡康永，形容他渾身散發一種「少年沙文主義」的光芒。「就像是說：我絕對不要跟你們這種3、40歲的人混在一起，因為我們身上沒有他要的驚世駭俗的東西，」徐璐非常欣賞，隨即延攬他進台北之音當創意總監。
讓人生好過點
而挾著如此銳氣，蔡康永一邊寫影評、編劇本，主持廣播節目如「蔡康永台北秀」、「台北黑眼圈」，也當過GQ雜誌總編輯，他才子兼頑童的形象，加上不按牌理出牌，嘻笑怒罵中夾帶批判的文風，頓時讓蔡康永三個字成了「另類」、「顛覆」的代名詞。
不過，蔡康永最為人矚目的，當然還是他在電視圈的表現。「我其實做電視還蠻專業的，我不是文化人跨界做電視，」他說。對自己編劇、寫作、主持的多重身分，「我本來就是電視人遠多於一個文化人，」他如此定位。
問他做節目的意義，蔡康永很坦率：第一、它有影響力。第二、有錢，然後，有成就感。
「按照爸媽教你，或學校老師教你，不會過一個好的人生，」他說。或許因為自己的成長記憶，蔡康永還想透過節目傳遞些想法，「讓人生變得好過點」。
主持「兩代電力公司」，他曾經問在場的七年級生：「如果爸媽摔飛機，給你一億保險金，你要不要？」這些問題聽來很勁爆，但蔡康永有自己的底限：「我總是會談比你熟悉的、安全的世界多一點的東西。」像「人獸交」就不在他的範圍內，因為「太遙遠了」。
而「真情指數」，不僅是蔡康永的招牌節目，現在更儼然成為所有談話性節目的標竿。它好看，因為蔡康永問的問題不落俗套，本來冷冰冰的達官貴人到了他面前，就變成活生生的「人」。
每次錄影前，蔡康永通常很嚴肅，面無表情，也不多話。「他其實是很不安的」，「真情指數」也是「兩代電力公司」製作人溫懷智觀察。他會花幾個小時讀資料、消化問題，錄影時嚴陣以待。套用蔡康永自己的說法，那是準備跟來賓「拼命兩個小時」。
但他的態度，咄咄逼人中又不失婉轉、體貼、有禮。「被訪問的人會覺得，對自己的想法更有信心，」因蔡康永投資藝術品而結識，也上過他節目的前蘇富比拍賣台灣公司負責人衣淑凡說。許多人共同的感受都是：「被他訪問很舒服」，所以能夠放鬆，願意侃侃而談。
「真情指數」的成功，把蔡康永推上電視生涯的高峰。然而就像看待童年贏來的冠軍杯，主持節目對蔡康永而言，只是為了享受過程中帶來的快感，他對成就本身並不在乎。
蔡康永從不掩飾他對電視的不屑：「把我作為主持人這件事從人生中畫掉，我不會覺得有什麼缺憾，」他乾脆地說。他不出席金鐘獎頒獎典禮，平時錄完影就回家，也不跟其他電視人聚會、社交。
他也不想跟上他節目的來賓建立關係。「你喜歡的明星就在你面前挖挖鼻孔，放個屁，只會破壞你對他的幻想而已，」他帶著一貫嘲弄的語氣說。「見面只是驗證給你看，你所崇拜的人都只是人。我的工作一直讓我見到名人，其實還挺煩的呢。」
與世界，蔡康永是保持距離的。「永遠有一面，帶點輕微的虛無與厭倦，就像電影圈的梁朝偉、張國榮一樣，」韓良露精準、貼切地譬喻。
因為有距離，後來變成蔡康永好友的衣淑凡形容，蔡康永就像個天生的「觀察家」（observer），「總是在觀察人生、觀察別人，也觀察他自己。」
天生的觀察家
蔡康永有雙銳利的眼睛。他訪問人，習慣從頭到尾目不轉睛，直視對方。「表情能給我很好的線索，」他說。
大量閱讀則帶給蔡康永另一種內在的洞察力。蔡康永喜歡、也善於從書中映照人生。「我讀白先勇，就會看看誰是我生活中的玉卿嫂、尹雪艷，」他說。他很早就離家住校，與父母同處一個屋簷下的時間其實不長。生命中若真有影響他至深的人，應該都是「文學裡顯現的這些靈魂」。
而在一個異性戀主導的社會，觀察別人、隱藏自己幾乎是一種同志與生俱來的天賦。對蔡康永來說，或許也不例外。
兩年前，他在李敖的節目中，意外公開承認自己的身份，此後就不避談同志這個話題。去年底，蔡康永不僅在「台北同玩節」的「認識同志手冊」上簽名，最近還上電視節目大談同志生活的甘苦。
因為太聰明，蔡康永容易給不熟悉的人一種尖酸、嘲弄的感覺。一位媒體工作者還記得初次和他談合作案時，感到自覺不夠聰明的人，可能很難與他共事。與他相處，似乎要看一下他的臉色，否則冷不防就會被嘲弄。
然而身邊瞭解的人卻透露，他談感情不僅寬容，而且付出。
提到感情，蔡康永說，很多同志很脆弱，但他不是。或許經歷幾番波折，他說現在自己「不太怕事情發生」，是「堅強」的。理由是：「你如果對人生的殘忍或是記憶的不可靠，都做好心理準備了，就實在沒有道理那麼脆弱。」
我愛你，與你何干
親近的朋友也都知道，蔡康永現在有個穩定的感情世界。問他對幸福的定義，他隨手就擷來作家木心的詩句「原來這就是幸福了」，並不諱言：「這是我目前的心情」。
只是，他也不會選擇全然的癡情。蔡康永引用歌德的話「我愛你，與你何干」說：「我理解，可是這不是我。我是那種很計較投資報酬率的人。我愛你如果與你無干，那我就不愛了。」
他緊接著又補充典型「蔡式」的逆向思考：「我如果碰到這種人也很困擾啊，就是他一直愛你，又覺得與你無干，那你不被他煩死了？！」
雖然對自己的性向坦然，但讀蔡康永的書，玩世不恭、冷嘲熱諷的筆調外，總是隱隱瀰漫著某種憂傷。蔡康永自己也同意：「我表露情感非常壓抑」。
「我在看別人表露情感的時候，都會覺得不安，覺得真的有必要把自己心裡想的事情講的那麼白嗎？」他說：「這是我的書唯一的問題」。
他說自己沒有代表作，除了覺得主持的節目「很多人都有過」，其實也包括他最在意的寫作。
「我很少談我自己的人生」，他說。某種角度看，這是寫作的缺憾，「你可以在三毛的書裡驗證人生、在瓊瑤的書裡驗證人生，但我連寫作這件事，都沒有成為別人印證人生的標竿。」
如果按蔡康永自己的定義，人類合理的壽命應該只活到40歲就好，那就不用再煩惱股票、銀行這些問題。假設如此，今年剛滿42歲的蔡康永，對多出來的人生，又到底想追求些什麼？
無聊與意義並存的人生
「我對電視的容忍度，得靠著我的年齡來維持」，他說。對於今年接下這麼多節目，他認為是種實驗。除非，未來影響的範圍能擴展到整個華人市場，否則，這是他容忍台灣電視圈的最後五年。
但許多朋友已開始擔心，過高的曝光對他並無好處。立法委員羅文嘉、劉昭儀夫婦都與蔡康永有多年的交情。對他「娛樂界」的形象逐漸強過「文化界」，羅文嘉轉述一班朋友的看法，不諱言說：「好可惜。」
特別是「康熙來了」，連續幾集邀請許純美、柯賜海、王筱嬋等話題人物上節目，雖然收視率衝上高峰，卻不免引起爭議。一位電視製作人就直率地批評：「『蔡康永』三個字等於拉抬了他們的身價」。
65歲，已經退休的高中老師陳之筑，對當年的小朋友、今天已邁入中年的蔡康永則帶著期許。「按他的能力，他真的可以做更深、更好的東西，現在是他最好的時候」，陳之筑期勉他：「既然你做大眾媒體，就有這個責任。」
不過，蔡康永本來就不是主流價值體系裡的「有為青年」，重點是，他也從來不想做。
剛從洛杉磯回來時，他也想過拍電影。但後來發現，「拍電影真的麻煩死了。」他說。「你可以像侯孝賢一樣和大環境對抗，可是非常不符合我們這種懶惰、散漫的個性，所以就算啦。」
面對週遭的聲音，蔡康永的反應則是：「我的個性裡無聊、叛逆、正經的部分都有。過去出現的是我正經的部分，所以大家認為我是一個正經人，那我可不可以把無聊的部分呈現出來？我覺得可以。」
「人生應該是無聊與意義共存的，我覺得我的人生應該是這個樣子，節目也可以是這樣子，」他認為。
更進一步，他反倒覺得：「如果要對電視有戒心，不會因為是真情指數，就不需要提防，」台灣社會對成功者的戒心都太低了。
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去關心不成功的人。蔡康永希望運用自己的知名度扮演一個「串連者」，說服企業家出資，成立一所「中輟生學校」，幫助那些非主流、被環境逼著不得不邊緣化的青少年。
這也是他看了小說「地球少年的一天」後得到的構想。蔡康永說，「中輟生學校」最好參考韓國的模式，在學校裡傳授流行音樂或電腦遊戲製作技能，沒有文憑沒關係，卻能讓年輕人有一技之長，在社會立足。
可能，這個理想中的學校，多少帶著點蔡康永情感的投射，沒有童年的壓抑，但有在LA流浪的美好。他想像中，它要「擺脫學校裡討人厭的部份，沒有校規、不要考試，不必在教室裡坐八個鐘頭，但是有老師、有同學、有學習的樂趣」。
知他甚深的徐璐說，蔡康永是一個為了創新、為了自我快樂與影響力而存在的蔡康永。所以他所做的事，也是真正的蔡康永誠實想去做的事。
這會成為蔡康永的代表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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