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是作家、是主持人、是同志、是不屑成人世界的少年沙文主義者。

他亦正亦邪,既邊緣、又主流,時而開朗、時而陰鬱。

如果你實在搞不懂他,那就別想太多,反著看他,就對了啦。

蔡康永主持「真情指數」已經6年了,超過300個名人上他的節目。每個禮拜天晚上,很多人都習慣打開電視,看著他「VS.」各行各業的社會名流,然後在談笑問答間,逐步瓦解對方的心防。

如果有一天,這個「VS.」的對象換成蔡康永自己,會怎麼樣?

「蔡康永是不夠資格上真情指數的,因為他沒有代表作,」沈吟片刻後,蔡康永扔出的答案有點讓人意外:「以我真情指數選人的標準來看,你要有一個代表作,可能是一件併購,一個大緋聞,甚至自殺……通通都可以,」他說。「那我沒有。蔡康永這個人是沒有資格的。我不會訪問他。」

蔡康永自認沒有代表作。但現在卻是他最受注目,也是贏得最多掌聲的時候。去年底,他才以「兩代電力公司」與「真情指數」贏得金鐘獎最佳主持人。他也打破紀錄,連續兩屆主持金馬獎頒獎典禮。

今年蔡康永又多了2個新節目。分別是華視「愛的故事」,與在中天電視,與小S徐熙娣攜手搭檔的「康熙來了」。現在他手上的節目高達5個,密度之高,觀眾每天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他。

從在公視主持第一個節目「翻書觸電王」開始,蔡康永在台灣電視界的崛起,幾乎是個前無來者的異數。沒有人可以像他一樣,悠游於各種極端不同的定位。

讀書與談話節目裡,他是知性與感性兼具的「作家蔡康永」,與精英對話﹔但到了「兩代電力公司」,就成為挑戰禁忌,讓父母不安的「怪ㄎㄚ」,不斷拋出像「如果嬰兒只能吃軟的食物,是因為牙齒沒長好,那麼,如果牙齒長好就能吃硬的食物,小孩的器官發育成熟,為何不能做愛?」之類大膽挑釁的問題。

他既主流,又邊緣,難以歸類。作家韓良露就比方,蔡康永像是「普魯斯特(法國作家)沒去寫小說,跑出來主持節目了」。曾與蔡康永在台北之音電台長期共事的華視總經理徐璐也說:「如果不是創新的蔡康永,蔡康永就死了。」

怪點子滿天飛,永遠猜不到他的下一步,是許多人對蔡康永的一致評價。

蔡康永當然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他的人生,本來就跟一般人很不一樣。

朋友戲稱他是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少爺」。因為明明生在台北,蔡康永卻成長在一個典型的上海家庭。這也使他親身經歷了一般人透過小說才能體會的世道繁華,以及伴隨著大時代結束,家道不再的蒼涼。

玩法弄權的青春
蔡康永出身顯赫。他的父親蔡天鐸是上海大律師,經營過當時最大的中聯輪船。來台後,仍然維持著昔日「海派」作風,「蔡公館」的訪客永遠川流不息,飯局與牌局日夜不歇。

蔡康永的童年自然也與平常人不同。他就讀的再興中學,從幼稚園涵蓋到高中,一念就是15年。同學父親不是五院院長,就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清一色名門權貴。

他從9歲開始學唱平劇,除了滿足自己「穿古裝打架」的慾望,部份理由也是:當時平劇在再興是門「顯學」,校長是看平劇的大行家。

不過,蔡康永倒不像「流星花園」裡的「F4」喜歡仗勢欺人。他反倒小小年紀,就展現出敏銳善感的特質。

人生很殘忍,也很容易呼攏
家裡辦不完的應酬,教給蔡康永應對進退與世故。比起同年齡小孩,「他太早進入大人的社會了,」當年任職再興教書的英文老師陳之筑回憶,第一眼見到蔡康永,就對這個孩子的老成與早熟印象深刻。

鎮日看著老先生、老太太們進進出出,在牌桌、飯局上消磨最後的虛榮與韶光,「我一方面覺得人生很殘忍,一方面也看到人生很容易呼攏啊,」蔡康永淡淡地說。

他當然也在父母身上學到什麼叫世事無常。雖然父親晚年得子,六十幾歲生下他,母親是父親的第二個太太,從小對他寵愛有加,但遷居台北的蔡家,景況畢竟不比上海榮華。為了顏面,蔡天鐸會勉力讓蔡康永高踞在學校捐款排行榜。「那個在我看來就是窘迫,他只是不呈現(明講)它而已,」蔡康永回憶。

蔡康永討厭束縛,鄙視「無聊的好學生人生」,偏偏再興是最講究循規蹈矩、培育精英的環境。於是蔡康永的對策,是用他口中所謂「玩法弄權」的方式爭取自由。

蔡康永一直是學校的風雲人物,他年年當班長,競選學生會主席、參加演講比賽,編校刊。陳之筑一直記得,他唱起歌「很有感情」、「很好聽」,但當幹部卻「很兇、很有威嚴」。

「這是因為察覺到當一個模範生或學生會主席擁有特權,又出風頭,可以自在翹課啊,」蔡康永解釋。當然,那時他只是快樂地享受這些好處,直到若干年後寫「痛快日記」,才回味出:「利用體制來擴張權力,比反抗體制要方便多了」的箇中道理。

本來風光的高中生活,最後卻畫下一個驚險的句點。這也是蔡康永對權威嗆聲的開始。

高三時,來自平民家庭的同學陳筆(父親是佛教出版社負責人),介紹蔡康永讀殷海光與德國思想家海耶克的著作。當他知道二二八事件,發現台灣竟然還有窮人與勞工,而自己作為既得利益階級,只會經營人際關係與權力時,當下只覺得:「Shock(震驚)也有、刺激也有、羞恥也有。」

為了宣洩憤怒,蔡康永衝動地在校刊上寫文章批判學校,結果當然被記了個大過,最後勉強畢業。

這件事對他的衝擊一直持續到大學。蔡康永念東海外文系時,就決心隱姓埋名,不出風頭,也不再參加課外活動。

少年沙文主義的光芒
1986年,蔡康永到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電影電視製作研究所。對照他在台灣受教育感到的「悶」,洛杉磯無異給了他最解放也最舒服的空氣。

去年底,他把這段經歷寫成《LA流浪記》一書,紀念當時遇到的精采人物。「這世界有很多不值得念的學校,也有很多不值得認識的人。我的運氣好,UCLA(洛杉磯加州大學)很值得我念,LA也有很多值得認識的人,」他在書的後記裡這樣寫道。

回到台北,蔡康永特立獨行的作風與才氣,很快就引起注目。

當時正擔任台北之音台長的徐璐,在一場聚會中認識蔡康永,形容他渾身散發一種「少年沙文主義」的光芒。「就像是說:我絕對不要跟你們這種3、40歲的人混在一起,因為我們身上沒有他要的驚世駭俗的東西,」徐璐非常欣賞,隨即延攬他進台北之音當創意總監。


讓人生好過點
而挾著如此銳氣,蔡康永一邊寫影評、編劇本,主持廣播節目如「蔡康永台北秀」、「台北黑眼圈」,也當過GQ雜誌總編輯,他才子兼頑童的形象,加上不按牌理出牌,嘻笑怒罵中夾帶批判的文風,頓時讓蔡康永三個字成了「另類」、「顛覆」的代名詞。

不過,蔡康永最為人矚目的,當然還是他在電視圈的表現。「我其實做電視還蠻專業的,我不是文化人跨界做電視,」他說。對自己編劇、寫作、主持的多重身分,「我本來就是電視人遠多於一個文化人,」他如此定位。

問他做節目的意義,蔡康永很坦率:第一、它有影響力。第二、有錢,然後,有成就感。

「按照爸媽教你,或學校老師教你,不會過一個好的人生,」他說。或許因為自己的成長記憶,蔡康永還想透過節目傳遞些想法,「讓人生變得好過點」。

主持「兩代電力公司」,他曾經問在場的七年級生:「如果爸媽摔飛機,給你一億保險金,你要不要?」這些問題聽來很勁爆,但蔡康永有自己的底限:「我總是會談比你熟悉的、安全的世界多一點的東西。」像「人獸交」就不在他的範圍內,因為「太遙遠了」。

而「真情指數」,不僅是蔡康永的招牌節目,現在更儼然成為所有談話性節目的標竿。它好看,因為蔡康永問的問題不落俗套,本來冷冰冰的達官貴人到了他面前,就變成活生生的「人」。

每次錄影前,蔡康永通常很嚴肅,面無表情,也不多話。「他其實是很不安的」,「真情指數」也是「兩代電力公司」製作人溫懷智觀察。他會花幾個小時讀資料、消化問題,錄影時嚴陣以待。套用蔡康永自己的說法,那是準備跟來賓「拼命兩個小時」。

但他的態度,咄咄逼人中又不失婉轉、體貼、有禮。「被訪問的人會覺得,對自己的想法更有信心,」因蔡康永投資藝術品而結識,也上過他節目的前蘇富比拍賣台灣公司負責人衣淑凡說。許多人共同的感受都是:「被他訪問很舒服」,所以能夠放鬆,願意侃侃而談。

「真情指數」的成功,把蔡康永推上電視生涯的高峰。然而就像看待童年贏來的冠軍杯,主持節目對蔡康永而言,只是為了享受過程中帶來的快感,他對成就本身並不在乎。

蔡康永從不掩飾他對電視的不屑:「把我作為主持人這件事從人生中畫掉,我不會覺得有什麼缺憾,」他乾脆地說。他不出席金鐘獎頒獎典禮,平時錄完影就回家,也不跟其他電視人聚會、社交。

他也不想跟上他節目的來賓建立關係。「你喜歡的明星就在你面前挖挖鼻孔,放個屁,只會破壞你對他的幻想而已,」他帶著一貫嘲弄的語氣說。「見面只是驗證給你看,你所崇拜的人都只是人。我的工作一直讓我見到名人,其實還挺煩的呢。」

與世界,蔡康永是保持距離的。「永遠有一面,帶點輕微的虛無與厭倦,就像電影圈的梁朝偉、張國榮一樣,」韓良露精準、貼切地譬喻。

因為有距離,後來變成蔡康永好友的衣淑凡形容,蔡康永就像個天生的「觀察家」(observer),「總是在觀察人生、觀察別人,也觀察他自己。」


天生的觀察家
蔡康永有雙銳利的眼睛。他訪問人,習慣從頭到尾目不轉睛,直視對方。「表情能給我很好的線索,」他說。

大量閱讀則帶給蔡康永另一種內在的洞察力。蔡康永喜歡、也善於從書中映照人生。「我讀白先勇,就會看看誰是我生活中的玉卿嫂、尹雪艷,」他說。他很早就離家住校,與父母同處一個屋簷下的時間其實不長。生命中若真有影響他至深的人,應該都是「文學裡顯現的這些靈魂」。

而在一個異性戀主導的社會,觀察別人、隱藏自己幾乎是一種同志與生俱來的天賦。對蔡康永來說,或許也不例外。

兩年前,他在李敖的節目中,意外公開承認自己的身份,此後就不避談同志這個話題。去年底,蔡康永不僅在「台北同玩節」的「認識同志手冊」上簽名,最近還上電視節目大談同志生活的甘苦。

因為太聰明,蔡康永容易給不熟悉的人一種尖酸、嘲弄的感覺。一位媒體工作者還記得初次和他談合作案時,感到自覺不夠聰明的人,可能很難與他共事。與他相處,似乎要看一下他的臉色,否則冷不防就會被嘲弄。

然而身邊瞭解的人卻透露,他談感情不僅寬容,而且付出。

提到感情,蔡康永說,很多同志很脆弱,但他不是。或許經歷幾番波折,他說現在自己「不太怕事情發生」,是「堅強」的。理由是:「你如果對人生的殘忍或是記憶的不可靠,都做好心理準備了,就實在沒有道理那麼脆弱。」

我愛你,與你何干
親近的朋友也都知道,蔡康永現在有個穩定的感情世界。問他對幸福的定義,他隨手就擷來作家木心的詩句「原來這就是幸福了」,並不諱言:「這是我目前的心情」。

只是,他也不會選擇全然的癡情。蔡康永引用歌德的話「我愛你,與你何干」說:「我理解,可是這不是我。我是那種很計較投資報酬率的人。我愛你如果與你無干,那我就不愛了。」

他緊接著又補充典型「蔡式」的逆向思考:「我如果碰到這種人也很困擾啊,就是他一直愛你,又覺得與你無干,那你不被他煩死了?!」

雖然對自己的性向坦然,但讀蔡康永的書,玩世不恭、冷嘲熱諷的筆調外,總是隱隱瀰漫著某種憂傷。蔡康永自己也同意:「我表露情感非常壓抑」。

「我在看別人表露情感的時候,都會覺得不安,覺得真的有必要把自己心裡想的事情講的那麼白嗎?」他說:「這是我的書唯一的問題」。

他說自己沒有代表作,除了覺得主持的節目「很多人都有過」,其實也包括他最在意的寫作。

「我很少談我自己的人生」,他說。某種角度看,這是寫作的缺憾,「你可以在三毛的書裡驗證人生、在瓊瑤的書裡驗證人生,但我連寫作這件事,都沒有成為別人印證人生的標竿。」

如果按蔡康永自己的定義,人類合理的壽命應該只活到40歲就好,那就不用再煩惱股票、銀行這些問題。假設如此,今年剛滿42歲的蔡康永,對多出來的人生,又到底想追求些什麼?


無聊與意義並存的人生
「我對電視的容忍度,得靠著我的年齡來維持」,他說。對於今年接下這麼多節目,他認為是種實驗。除非,未來影響的範圍能擴展到整個華人市場,否則,這是他容忍台灣電視圈的最後五年。

但許多朋友已開始擔心,過高的曝光對他並無好處。立法委員羅文嘉、劉昭儀夫婦都與蔡康永有多年的交情。對他「娛樂界」的形象逐漸強過「文化界」,羅文嘉轉述一班朋友的看法,不諱言說:「好可惜。」

特別是「康熙來了」,連續幾集邀請許純美、柯賜海、王筱嬋等話題人物上節目,雖然收視率衝上高峰,卻不免引起爭議。一位電視製作人就直率地批評:「『蔡康永』三個字等於拉抬了他們的身價」。

65歲,已經退休的高中老師陳之筑,對當年的小朋友、今天已邁入中年的蔡康永則帶著期許。「按他的能力,他真的可以做更深、更好的東西,現在是他最好的時候」,陳之筑期勉他:「既然你做大眾媒體,就有這個責任。」

不過,蔡康永本來就不是主流價值體系裡的「有為青年」,重點是,他也從來不想做。

剛從洛杉磯回來時,他也想過拍電影。但後來發現,「拍電影真的麻煩死了。」他說。「你可以像侯孝賢一樣和大環境對抗,可是非常不符合我們這種懶惰、散漫的個性,所以就算啦。」

面對週遭的聲音,蔡康永的反應則是:「我的個性裡無聊、叛逆、正經的部分都有。過去出現的是我正經的部分,所以大家認為我是一個正經人,那我可不可以把無聊的部分呈現出來?我覺得可以。」

「人生應該是無聊與意義共存的,我覺得我的人生應該是這個樣子,節目也可以是這樣子,」他認為。

更進一步,他反倒覺得:「如果要對電視有戒心,不會因為是真情指數,就不需要提防,」台灣社會對成功者的戒心都太低了。

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去關心不成功的人。蔡康永希望運用自己的知名度扮演一個「串連者」,說服企業家出資,成立一所「中輟生學校」,幫助那些非主流、被環境逼著不得不邊緣化的青少年。

這也是他看了小說「地球少年的一天」後得到的構想。蔡康永說,「中輟生學校」最好參考韓國的模式,在學校裡傳授流行音樂或電腦遊戲製作技能,沒有文憑沒關係,卻能讓年輕人有一技之長,在社會立足。

可能,這個理想中的學校,多少帶著點蔡康永情感的投射,沒有童年的壓抑,但有在LA流浪的美好。他想像中,它要「擺脫學校裡討人厭的部份,沒有校規、不要考試,不必在教室裡坐八個鐘頭,但是有老師、有同學、有學習的樂趣」。

知他甚深的徐璐說,蔡康永是一個為了創新、為了自我快樂與影響力而存在的蔡康永。所以他所做的事,也是真正的蔡康永誠實想去做的事。

這會成為蔡康永的代表作嗎?

>>>>2004年3月 CHEERS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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