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列寧聽貝多芬
《竊聽風暴》(別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真的很特別。一夜成名的導演,東諾士馬克,是個初出茅廬的人,只有三十三歲。得獎的作品,是個啼聲初試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而且,他不只是導演,劇本也出自他的手。從構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東諾士馬克還是個慕尼黑電影學院的學生,有一天在家中發呆,聽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突然想到列寧當年是怎麼談這個奏鳴曲的:

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蹟似的樂曲。

1949年一月,美國的《時代周刊》報導了莫斯科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這樣一個人〉
全共產世界(不日落國)都在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帶笑容的史達林和其他共黨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禮……如往年一樣,一整天都是歌頌列寧的演講致詞,還包括一個以列寧生平為內容的廣播劇,長達一小時。廣播劇以列寧最崇拜的貝多芬《熱情奏鳴曲》作為壓軸尾聲,並配上列寧的話作為旁白:「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蹟似的樂曲。」廣播劇以最甜的聲音結束:「列寧,就是這樣一個人!」

四十五分鐘之後,美國電台也開始發音,播放美國版的列寧生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也響了起來,列寧熱愛這個曲子的話,也被引用,但是,這一回是全文:

……讓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蹟似的樂曲。

但是我不能常聽這個樂曲,因為,它會影響我,使我有一種衝動,想去讚美那些活在汙穢地獄裡而仍舊能創造美的人,想去親撫他們的頭。可是這個時代,你不能去親撫人家的頭,除非你要讓你的手給咬斷。你得重擊人家的頭──毫不留情地重擊──雖然說,理論上我們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們的任務真的很難搞。

東諾士馬克心裡已經有一個故事:一個共產東德的祕密警察如何監聽一個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時間,他藏身在維也納一個修道院裡寫劇本,但在動手寫作之前,他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採訪曾經做過祕密警察和線民的東德人。

「我發現,」東諾士馬克說,「祕密警察是一群把內心情感上了鎖的人。他們變成只講究原則的人,感情元素整個被排除、被封存起來。而這其實就是列寧所表現的:他害怕他的感情會壞了他對原則的追求。」

有一個退休的祕密警察邀了東諾士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這個人告訴他東德祕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蒐集「潛在敵對勢力」的「氣味樣本」,只有一次失誤:有一個女人,被蒐集「氣味」的時候,她剛好來月經。祕密警察把帶血味的「樣本」給狗去聞,「那狗被搞胡塗了。」

講故事的前祕密警察說著說著就大笑起來。

東諾士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戰慄不已:原來,「徹底的野蠻和文明,隔得那樣近。」

2.布萊希特看伽利略
列寧為了保持革命的純粹性而拋棄他最愛的《熱情奏鳴曲》,東諾士馬克就試圖用電影藝術來演繹:如果革命家真正聽了《熱情奏鳴曲》那樣的音樂,世界會不會不一樣?

地點是德國民主共和國的首都柏林,時間是「一九八四」──這絕不是個未經細思的年分。歐威爾的黑色預言,正籠罩柏林。祕密警察魏思樂,是個奉公守法、愛黨愛國的忠貞公務員。他善於偵訊,用精準的心理手段摧殘敵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國家的安全必須依靠像他這種忠誠共產黨員的無私付出。

領導交付他一個新的任務:二十四小時監聽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汙點」。

德瑞曼是個典型「體制內」的作家。愛國,不反黨,享有盛名,與黨的最高領導都有交情。所編的劇本演出時,總是冠蓋滿京華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憤懣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聲。有批判當局者被監視、被孤立、被「滅音」,他同情,但不行動。這樣被黨所愛,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國家監控的名單內。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長看上了他美麗的情人,舞台劇演員克麗斯塔。部長將他置入全面監聽,期待找到汙點,以遂私慾。克麗斯塔,在絕對的權力下,不敢不從。她先是屈服於部長的慾求,又在威脅之下出賣德瑞曼;文人和藝術家在國家機器的巨輪之下猶如螻蟻求生。

一個前輩導演的自殺帶來了德瑞曼的轉變。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導演,因為「不聽話」而被剝奪了藝術生命,終於以死來表達抗議。向來選擇不挑戰當局而如魚得水的德瑞曼,在聽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餘,坐在鋼琴前,開始忘情地彈起熱情澎湃的《好人奏鳴曲》──一首以《熱情奏鳴曲》為範本的新曲。

德瑞曼面臨抉擇:他繼續獨善其身,假裝看不見那個充滿壓迫的世界,還是準備犧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動反抗。

他決定成為行動者。冒著死罪,寫了一篇長文,揭露東德隱藏自殺人口統計數字的文章,透過地下管道,送到西德發表。

認真監聽著他的祕密警察魏思樂,戴著耳機,當下就聽見了《好人奏鳴曲》,激動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淚。

在此之前,他從德瑞曼的書房裡「借」了一本小書出來,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萊希特的詩:

〈憶瑪麗亞〉
夏日晴空在我倆之上
深深凝視那朵雲
那樣純白,那樣高
當我再度凝視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從來不流露任何情感跡象的祕密警察魏思樂,在深夜的孤獨裡,讀詩。

從監聽,魏思樂當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國」計畫,忠貞的祕密警察面臨抉擇:他應該忠於他信守了一輩子的愛國愛黨那一套原則,還是他心中被「奏鳴曲」和詩意外甦醒的善惡直覺。

布萊希特的名字在這裡出現,也不會是未經細思的。他是東德共產黨供在神桌上的社會主義偉大作家。可是他的兩部盛名之作,《伽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討了同一個核心問題:在面對不公不義的強權時,個人的抉擇是抵抗還是妥協?在面對善與惡的拉鋸時,個人的抉擇是往善還是從惡?

在布萊希特的劇本裡,伽利略面對教會的壓迫,選擇了不抵抗的妥協,但是用妥協所贏得的空間設法將自己相信的真理傳遞出去。所以他的學生認為,他的妥協其實是一種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女主角)無法生存;必須依靠一定程度的「惡」,才能保護她自己,讓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萊希特半生面對納粹的國家強權,輾轉流離;到了美國,又被邁卡錫反共主義逼迫著交代政治立場。個人面對不義的國家強權時,究竟要怎樣做自己的道德抉擇,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點,一直是布萊希特作品裡最重要的問題。

在「一九八四」的歷史時空裡,作家德瑞曼和祕密警察魏思樂所面臨的,是和伽利略,和布萊希特,同一個問題。

3.穆荷演魏思樂
東諾士馬克拿著寫好的劇本四處籌錢拍片時,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樣的:它不是喜劇,而且主題太嚴肅。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十五年間,以共產東德的生活為題材的電影不是沒有,但得到市場青睞的幾乎全都是喜劇片,譬如膾炙人口的《再見列寧》,對於消失了的東德社會主義歲月用一種落日餘溫的溫情、不傷筋骨的調侃,加上一點淡淡的懷舊情緒,組成了面對過去的主調。《竊聽風暴》在德國引起騷動,除了電影本身的藝術品質之外,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這大概是兩德統一十六年來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認真刻畫東德祕密警察恐怖統治的影片。

圍牆在1961年樹立起來,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陰裡,祕密警察最大宗的業務就是防範人民逃亡。七萬五千人因為企圖逃亡而被監禁,八百零九人因為逃亡而喪生。大約七千五百名邊境警察「監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關進監牢。東德總共雇用了九萬名正式祕密警察和十七萬五千名祕密線民去管控一千七百萬人民──相對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萬名祕密警察監控整個德國。十七萬五千名線民,包括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教授,兒女監視父母,情人相互監視。飾演魏思樂入木三分的名演員穆荷自己,在兩德統一後去察看自己的「忠誠資料」,發現有長達六年的時間,每天向祕密警察報告他的一言一動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東德人並不那麼願意去翻開自己的資料。在祕密警察的檔案裡,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會帶來幸福還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電影對東德陰暗的歷史輕輕帶過,是不是因為,人們並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說,人們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責?

曾經擔任過祕密警察的東德人也組織起來了,添了白髮的他們說,他們當初也不過是盡他的「守土有責」,做的是一份榮譽的工作,並沒有罪責可言。可是那因他們的「榮譽」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們,仍被記憶折磨。政治學上所謂「轉型正義」──在改朝換代、價值翻轉之後回頭來清理是非、分辨善惡、追究獎懲和責任,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仍舊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課題。

東諾士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來信,「有時候,」他說,「我不敢打開,因為,裡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來跟我訴說,我只好說,我不是神父,沒法幫你告解。但是通過我的電影,人們似乎認識到一件事:你,是有選擇的。」

他指的是祕密警察魏思樂。為了不忍見德瑞曼以叛國坐牢,為了忠實於他在聽《好人奏鳴曲》和讀布萊希特的詩時的感動,他選擇放棄仕途,付出代價:被降職到地下室去作拆信員。統一變天之後,他也翻不了身,仍舊在最卑微的底層艱辛求存,做一個遞送免費廣告的送報員。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裡呼風喚雨的那個文化部長,統一之後,搖身一變,又是一個新時代的大人物。東諾士馬克的電影用了很多當初東德的機關大樓實地拍攝,但是監獄博物館的館長卻拒絕了他拍攝的請求。原因?館長說,因為東諾士馬克的劇本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魏思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祕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2007/03/05 聯合報 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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