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行為裡,相互的加害與受害經常發生,因此道歉與寬恕遂變得十分必要。但道歉與寬恕言之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這也是直到現在,「道歉學」才開始逐漸形成的原因。

因為,人對別人造成傷害而道歉,有許多前提。古代君尊臣卑,官大民小,在上位者犯錯而傷及小民,傷害了又怎麼樣!你能奈他何?只有到了民主時代,不道歉可能會失去選票,道歉這種價值才逐漸進入了歷史的時間表。但儘管有了道歉這種價值,但要有權者真心誠意的道歉,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真正的道歉要像負荊請罪的廉頗一樣,他做了傷害藺相如之事,遂自己背著荊棘藤條向藺相如下跪,要打要殺隨你便。西方學者說「真正的道歉是無武裝的捨棄自己」,這種事情除了廉頗外,沒有第二個。

於是,在世界上真正看到的只有「儀式性的道歉」,犯錯者放下身段,向人鞠躬道歉。在當今政治人物裡,美國上一任總統布希最擅此道,他任內犯錯最多,「道歉」已成了他的口頭禪。美國學者即表示,他在說「我道歉」時,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都道歉了,你們給我閉嘴」;當代美國哲學家尼克史密斯(Nick Smith)在《我錯了:道歉的意義》裡就指出,世上絕大多數道歉都是這種型態,它是一種「廉價容易的道德主義(Facile moralism)」。

要做錯事傷害到別人的人道歉,真是太難了。他如果真正的承認錯誤,可能會受到政敵或受害者不可預期的攻擊或求償,因此他只能說道德性的「我道歉」,而不能說有法律意義的「我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災難,由於認錯的後遺症難以預測,一定要事情過了幾十年,才在後代人手裡認錯道歉,後代政治人物也因此而獲得掌聲。二次大戰時美國將日本僑民關進集中營,要到了雷根時代才認錯補償。在道歉認錯行為裡,只有產業界表現較好,由於它因果清楚,廠商生產不良商品而使人受害,負責的公司多半願意收回商品並道歉補償;而在政治上,道歉認錯縱使到了今天仍極罕見。

然而,認錯道歉固極困難,但人類犯錯而傷害到別人,要改正這一切,其實還有其他更好的途徑,一是贖罪,二是昇華,這都是把傷害超越到更大的福祉與願景中。

例如,中國唐代的李世民,他以手段極為罪惡的「玄武門之變」取得政權,他弒兄殺弟逼宮父親,道德上犯了大罪,但也正因這種罪惡感的良心不安,遂使得他把一生都當做贖罪的修行。他用賢人,鼓勵百官犯顏相諫,最後是一雙血腥的手開創了人類史上少見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把「贖罪政治」發揮到了從未曾有的高度,我不知道「八八水災」的因果,但馬總統最好把它視為自己應擔起責任的一種政治之罪,將剩下的兩年多變成是「贖罪修行」。

美國南北內戰,一國分成兩邊,殺成一團,誰對誰錯已爭之無益,林肯不去爭論孰是孰非,也沒有要任何一方向另一方致歉或相互道歉,而是認為這乃全體美國人未能奉行上帝之道的結果,最後他把兩邊的傷痛全都被「民有」、「民治」、「民享」新願景所包羅。當代道歉哲學家格里士渥(Charles Griswold)認為,這是一種「不必誰向誰道歉的和解」,也是一種「昇華」。用哲學語言來說,這乃是將錯誤與傷害包裹進更宏大願景與許諾裡,使一切憤怒能統合進未來的福祉中,犯錯也才會被寬恕。

「八八水災」發生迄今已逾兩個星期,救災善後做得如何,人們自會有評價,而我關心的則是從廿八日以後,我們的領導人已由「馬解釋」變成了栖栖皇皇的「馬道歉」,而在同時則是由於政府依然混亂,已有水災、疫災、政災三災合流的趨勢。在這危機其實已更大的時刻,我們的領導人切莫以為趕道歉行程真的會有效。他真正需要的,或許是以贖罪的急迫感為動力,對可能合流的三災做出真正有效的領導,並替災後台灣畫出更好願景吧!

>>>>2009/8/25 中國時報 南方朔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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