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題目,想必不少人覺得驚訝:不是都說馬英九清廉嗎,他怎麼會收紅包?或者,也可能有人逆向思考:是誰收了馬英九的紅包? 紅包有各種物質層次與情感意涵,常常呈現熱鬧歡悅的喜劇。紅包也可能沉淪到罪惡與罪犯的深淵,呈現人性貪慾的悲劇。在講究禮數的東方社會,每天不知有多少紅包穿梭於不同的時空,從這裡到那裡,從這雙手到另一雙手。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送過紅包也沒收過紅包,那個生命是無情的。因為每一個紅包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情的故事」。這裡的兩個,是馬英九的紅包故事。

     「美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S.安德森,出生於貧困家庭,十四歲就離開學校,到處打工。後來積了些錢,開了一家小型的油漆廠,自任經理。四十歲那年,有一天突然丟下他的工廠,他的家,帶著簡便的行李和不到十塊美金的現款,從故鄉俄亥俄跑到克利夫蘭,替廣告社撰稿,開始寫小說﹔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麥克斐遜之子》。安德森的每篇小說,都是「靈魂的探究」,他獨創的小說風格,對後來的佛克納、海明威,都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時報系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四十歲那年立志辦報,創設了《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據說全部員工不足三十人,有時余先生還親自騎腳踏車送報。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如今《中國時報》成為台灣第一大報,報系員工超過五千人。

     四十歲,曾經扭轉了歷史上、現代史上許多人的一生,使他們以圓熟的智慧、堅忍的毅力,為時代締造各種深具影響力的貢獻。基於這個認知,今年適逢《中國時報》創報四十周年,「人間」副刊乃策劃了「四十歲的心情」專欄,邀請各界菁英四十人,抒發他們的四十歲經驗、看法或心得,於七月三十一日開始刊登,獲得許多讀者的共鳴。」

     上面的幾段話,引自我為《四十歲的心情》所寫的書序〈閱讀《四十歲的心情》的心情〉,發表於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間」副刊;十月二日即是《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我是「人間」主編。

     「四十歲的心情」推出之前,我與「人間」同仁擬了一份當時年齡四十歲左右的各界菁英名單,開始分頭邀稿。在四十個菁英名單裡,只有六個人那年恰好四十歲﹔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人類學家胡台麗,攝影家阮義忠,「勞動黨」主席羅美文,散文家阿盛,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暨台灣人權促進會總幹事陳菊。

     ●

     邀稿是一門精細的功課,有時寫幾封信或打多少個電話也未必能竟其功。譬如我向馬英九邀稿,起先也是遭到婉拒的。那年七月上旬我打電話去他家,說出我的名字之後,竟聽到他說:「我是看妳的小說長大的耶。」我心裡暗自想著我有那麼老了嗎﹖也暗自做了一下算數和回顧:我比馬英九年長六歲,二十歲即來台北做職業作家,青年期的確發表了不少小說;那時馬英九還是中學生,他那句話似非言過其實。於是釋然答道:多年忙於編務,已經好久沒寫小說了,「現在打電話來也是編務,是來請你寫稿的。」

     我說了邀寫「四十歲的心情」緣由後,他委婉的說,過幾天就要出國,最近工作比較忙,「恐怕沒空寫哦,對不起啊。」我問他去哪裡,他說去美國加州參加「浩然研習營」。不過他又說,很巧合的,七月十三日四十歲生日的下午,正好輪到他報告「台灣的政治改革」,由盧修一與劉興善兩位立委講評。我說,那出國回來再寫啊,把這一段也寫進去,他仍然沒有應允,謙稱文筆不好,「人間副刊名家那麼多,我怎麼好意思在那裡寫稿啊?」

     七月三十一日,「四十歲的心情」開始登場,第一天推出歌仔戲天王楊麗花〈一個廣闊的人生高原〉,人權醫師陳永興〈反省與告白〉,木刻家吳榮賜〈不認輸的意志〉﹔八月一日推出東海生物系教授林俊義〈為大學說幾句話〉。那時馬英九已返台,我又打電話給他。他說看過他們四人的文章,「看了很感動,台灣同胞真的都很有心,也都很努力﹗」我說,「你也一樣啊,而且你今年正好四十歲,更應該寫。」他仍然說剛回來比較忙,「讓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過了一周再打去,他說,已經開始構想,但是,「很怕寫不好讓妳失望啊。」又過了一周,他說,已經開始寫,因為公務繁忙,只能吃過晚飯後在家寫,進度很慢,「再給我幾天時間好不好?」

     九月初,馬英九的稿子寄達「人間」辦公室。就一個文學編輯而言,收到一篇好不容易邀到的文稿,也像是收到一個情意深重的紅包,當晚即打電話去道謝,並特別謝謝他對我的家鄉雲林縣的關懷。九月十一日,馬英九〈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在「人間」副刊發表。提到雲林縣那段是他就讀大學的時期:

     當我們發現雲林縣台西鄉的農民每天收入只有六元台幣時,我們開始籌組「社會服務團」,要做「百萬小時的奉獻」。而當其他的大學生在忙於檢討別人的時候,我也曾算過:一個公立大學的學生,每翹課一堂課,國家就要浪費新台幣十七元左右,幾乎是雲林農民每天收入的三倍!(當時牛肉水餃一個五角,一菜一湯的客飯只要八元。)

     雲林是農業縣,主要作物為稻米、蔬菜、水果,是台灣最窮的縣。台西鄉靠海,土地鹽分過高,甚至連農業也難以發展,是雲林最窮的鄉。作為雲林子民,讀到這一段自是十分感慨的。

     ●

     一九九五年春天,雲林子民的兒子準備結婚,我又打電話給馬英九。那時他擔任法務部長,想必公務更為繁忙了。

     「這次不是來請你寫稿,」我說:「是想請你做證婚人──」

     我的話還沒說完,電話那端傳來了笑聲。

     「我的年齡──」他遲疑的繼續笑著﹕「做證婚人,好像不大合適吧?」──那年他四十五歲。

     不過他仍禮貌的問我是為哪家的新人證婚?我簡單介紹了吾兒吾媳的學經歷和吾媳的家世背景。聽到吾媳出身於法律家庭,其父擔任台南高分檢檢察長,他的語氣轉為親切,電話裡又傳來了笑聲:「哦,原來妳要和李檢察長結親家啊﹖每次我去台南視察,李檢察長都幫我很多忙,他真是一個可敬的長者,恭喜妳啊,婚禮是在哪一天?」

     婚禮的前一天是周末,我打電話說準備次日請人去接他,電話那端又傳來了笑聲:「我又不是小孩子,幹嘛要人接﹖我自己來就好。」

     三月五日中午,馬英九準時到了希爾頓三樓寶島廳。賓客陸續抵達,看到他都又驚又喜,爭著和他握手,合照。婚禮進行時,要在結婚證書上用印,他說沒經驗,不知道要帶印章,悄聲對李檢察長說:「你回法務部開會時再帶來讓我補印。」

     不過他的證婚人致詞倒不像沒有經驗,而且是有備而來。他讚揚李檢察長,「一向奉公守法,法律見解非常高超。」他引述胡適的治學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是,在婚姻生活中,最好是大膽的信任,小心的假設」,才能「互愛互信互諒」,建立長久的夫妻關係。他也說了三句祝福的話,以最後一句最富笑果。他說,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面臨人口危機,新婚夫婦應有憂患意識;「舉一反三,應該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而且,時間不可以拖太久。關於這一點,台南高分檢要列入考核。」賓客聽到這句都笑翻了,想不到平時電視裡那個不茍言笑的法務部長,私下裡會說出這麼幽默的話來。

     筵席開始後,他和同桌的林海音談《城南舊事》,與何凡談他的專欄「玻璃墊上」,對於其中提到的一些民生議題,熱切的向何凡請教與討論。但是吃完兩道菜後,他輕聲說對不起,有事要先告辭,我一時有點驚慌,因為那天該給的各種紅包我都託六妹保管,本想筵席結束才致贈給他。等我去鄰桌向六妹拿了紅包走到電梯口,親家已陪他先下去了。我搭電梯到了一樓,卻不見他們的人影。還好親家下來找到我,說馬英九到二樓去了,他太太和小孩在那裡等他。我們到了二樓西餐廳,他有點靦腆的向我們介紹太太和兩個女兒,並且解釋說,平時太忙,沒空陪家人,「禮拜天一定要陪她們吃吃飯聊聊天。」我怕打擾他們團聚,趕緊拿出紅包請他收下,他卻一再推辭不收。我說這是台灣人的禮俗,福報會回饋給新人,而且紅包禮絕對沒有違反公務員收禮標準,請他務必收下。他發現旁邊的客人頻頻轉頭注目,惟恐過度驚擾,這才十分勉強的收下。

     ●

     兩個紅包的故事,早已成為歷史。三月二十二日馬英九獲得勝選那晚,我找出〈反哺的一代〉重讀,也把《四十歲的心情》各篇再瀏覽一番,不禁覺得歷史如旅人,腳步繼續行走,也覺得歷史像鏡子,映照各種旅人的身影。與馬英九同年的陳菊,在《四十歲的心情》裡寫〈不會滾動的石頭〉,詳述前半生投入反對運動的心路歷程,其中兩段最能突顯她的形象與風範:

     「當同齡的女性徜徉在父兄、伴侶的呵護中時,我卻在恐懼、壓迫中成長。如果一個人因年齡而有青、中年階段性差異,我認為自己是從十九歲的青年期就開始有中年的負擔和沉重。……

     真的,四十歲的心情有些複雜,雖然尚未視茫髮蒼但難免有「中年的哀愁」,十九歲時見聞到的不公與不義,竟用了二十一年的歲月來抗爭,使我體認到實現美好理想的道路是曲折漫長的。……」

     如今,陳菊於二○○六年底當選高雄市長,馬英九則於今春當選總統。一個成了民進黨總統敗選後黨內最有權力的女人,一個成了國民黨勝選後最有權力的男人。在〈反哺的一代〉中,馬英九對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環保等議題都有其理念闡釋與省思,彷彿那時已開始描摹一幅縮小版的治國藍圖。尤其是文化,他希望「尋回失去的人文價值,進而整合與光大我們的文化理想」,讓台灣不再被國際媒體稱為「貪婪之島」,而應是「優雅之島」,中華民國不再被謔稱為「賭場之國」,而應是「文化之國」。這個四十歲時的理想,當選了總統的馬英九想必沒有忘記吧?「優雅之島」,「文化之國」,應該是他上任後努力送給我們全民的最重要的紅包。我們等待著。

>>>> 2008/4/9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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