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6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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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漢相爭,兩軍相持不下。項羽做了一張高腿案板,把劉邦的爸爸太公捉來,像豬肉一樣放在案上,向劉邦喊話:你快點投降,否則我就把你爸爸放在鍋裡煮了。

想不到劉邦回答說:當年我們一起革命,曾相約結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若煮你爸爸,別忘記分一碗湯給我喝。

項羽明知劉邦胡扯,但也沒轍,只好把太公放了。

劉邦的爸爸當然不是項羽的爸爸,這既不是倫常事實,也悖於邏輯推理,它是典型的「政治語言」。

政治語言有幾點特性:

第一、 煽動性:要能把聽者的情緒挑動起來。(是啊!項羽好沒人性,居然要殺害情同「自己爸爸」的人。)

第二、 模糊性:因為它是摻水的話,不能說得太清楚。(「我爸爸就是你爸爸」?有點像,又不太像。)

第三、詭辯性:真理只有一個,歪理卻有十幾個,要能活纏死拗到底。(並非同胞手足,也未義結金蘭,但「相約為兄弟」,那就是兄弟。)

後人讀史到「分一杯羹」,往往大吃一驚,劉邦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劉邦怎麼說不出來,根據司馬遷《史記》所載,劉邦「好酒及色」,且又「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根本是一個市井無賴。這種人,不重誠信,無視顏面,只要對自己有利,什麼話都說得出口。

台灣這些年,「政治語言」烽火燎原,把這個國家都快烤焦了。當家作主的選民如果再不提高警覺,不會分辨,繼續讓政客「損民以逞」,將來可能要集體殉葬。

這類語言太多了,揀幾個重要的來說:

「外來政權」:祖籍台南縣的人,當了台北市長,算不算台北人的外來政權?林義雄最近說:「外來政權並不必然專制腐化,本土政權也不必然民主清廉。」是則沒有外來政權之說,只有專制腐化和民主清廉之別。

「愛台灣」:檢驗的標準,應該是為台灣做了些什麼,而不是大言炎炎說了些什麼。民進黨曾做民調,問受訪民眾哪位國家領導人對台灣最有貢獻?結果從不標榜自己愛台灣的蔣經國,高於愛台不離口的李登輝。李國鼎、孫運璿愛台灣,替台灣賺錢;有些人說愛台灣,是愛拿台灣的錢。

「台灣優先」、「對等尊嚴」:地球上芸芸眾國,誰不把自己的國家列為優先?大陸也視他們的利益為優先。台灣肆應這樣的環境,首在努力建設,充實力量,國家才能挺立於世界,說話也才有人聽。如果國勢疲弱不振,在國際上到處碰壁,領導人又魯莽滅裂,屢陷國家於困境,且無人品誠信,不受人信賴尊重,演說稿要先送人家審查,說錯了還要受人家斥責,這往哪裡「優先」?又有何「尊嚴」可言?

「主流民意」:當局要「廢統」,謂「國統會和國統綱領違反主流民意」。根據《中國時報》事前民調,百分之卅二的人反對「廢統」,百分之廿一的人贊成;《聯合報》事前民調,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認「廢統」不符合國家利益,百分之十二表示肯定。但執政者理都不理這些民意,說廢就廢了。

陳水扁總統日前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訪問時說,百分之七十七的台灣人民反對統一。這數字應是可靠的。但有多少人反對台獨,有多少人希望維持現狀,阿扁卻避而不說。

台灣「主流民意」的「主」,是「主」政者的主。

「拚經濟」、「拚治安」、「拚……」:都是大話、假話,他們只在拚權力、拚斂財、拚連任。

「政治語言」之為害,使台灣族群失和,兩岸緊張,社會不安,建設廢弛,百姓生活愈來愈困苦。人民自救救國,首要戳穿「政治語言」的荒謬性和欺詐性,以輿論和選票約束政客,要他們正心誠意回到為民服務的正途來。

請記住,劉邦的爸爸不是項羽的爸爸。說這話的人必另有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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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故總統尼克森曾說:一個好的政務領導人,必須具備有三個條件,頭腦、膽識與一副好心腸,三者缺一不可。

 

 

政務領導人有腦有膽卻無心,這是獨夫;有腦有心卻無膽,這是懦夫;有心有膽卻無腦,如果不是莽夫,就是笨蛋;或者根本是層次不夠,其實祇是一個「科長」,這種風格若無限放大,祇是頭一味衝撞、沒有目標與方向之蠻牛,也許勤奮,但沒有格局與願景可言。

 

 

前新聞局長姚文智,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行政裁量」為手段,又是撤照,又是自行解釋法令來查陸資,搞到媒體個個雞飛狗跳,建立他「天下第一勇」之名聲,也算得上有膽有腦,但權謀過甚不安好心,搞到現在為了「龍祥」、「東森S台」的國家賠償問題與究責成了新閣難題。

 

 

蠻牛上陣

 

每天都興奮地忙東忙西「到處衝」,官員都怕酒窩消失、沉下臉的蘇貞昌一開罵,誰也消受不了

 

 

前行政院長蕭萬長,三十六年豐沛的公務歷練,勤於向專家學者請益,對國家大政方針自有見地,早期率先提出亞太營運中心、後又推動兩岸共同市場,都讓許多學者,包含國際的專家呼應和研究之,算得上有腦;而出身自貧困果農之家,處理林園事件夜宿溝通,也是有心人。但他擔任閣揆期間,對李登輝、蘇志誠和劉泰英等唯唯諾諾,被公然羞辱遞出辭呈又不了了之,因無膽被媒體普遍譏評為「阿信內閣」、「政壇老三」。政黨輪替後,在國民黨內受盡排擠,又無膽加盟李登輝和陳水扁多次邀約,終究落得現在之「清涼自在」處境,朝野都無影響力。

 

 

就任已一個多月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常掛在嘴邊的「老鷹哲學」很有名,也就是:「該衝就要衝,不能衝時就不要衝,否則撞到玻璃帷幕會昏倒,就會『衝過頭』。」上任行政院長後,蘇貞昌就像喝了「蠻牛」一樣,每天都興奮地忙東忙西「到處衝」,政府一出事,蘇揆衝前線,膽氣很夠,一個多月以來,精力充沛,更逼得底下人都得把自己變成「衝衝衝」,每個官員都怕酒窩消失、沉下臉的蘇貞昌一開罵,誰也消受不了。

 

 

首次立院施政總質詢,蘇貞昌更說:「不能為人民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是政府的恥辱。」急民之所急,也是個有心人,但一個多月的運轉下,蘇式風格,能讓人民看到行政院是個有「腦」的機構嗎?

 

 

早出晚歸

 

蘇貞昌每天都準時七點半進辦公室,所有人也祇好跟著早到,到了晚上七點多,還可以看到鄭文燦趕著去院本部開會

 

 

蘇貞昌的勤快在歷任閣揆中少見,接任行政院長適逢農曆過年期間,所有人都還在放大假,他大年初三就跑到行政院辦公,院本部的相關人士知道後,直呼這個年假都過得挺不好受的,急急忙忙趕回上班。春假過後後,蘇貞昌每天都準時七點半進辦公室,所有人也祇好跟著早到,以便供蘇貞昌「隨傳隨到」。

 

 

老闆「精力過人」,屬下當然也皮繃得緊緊,從周一持續到周五,無論是閣員或幕僚都會累,卻無法好好度過周末,因蘇貞昌周末卻照舊開工,甚至比平常還早到辦公室。內閣官員無奈地形容:「感覺院長每天都很興奮,我們也祇能跟著衝衝衝。」

 

 

一位內閣官員更指出,他曾在早上七時左右就接到蘇貞昌的電話,才知道蘇貞昌從家裡出門到行政院的路程裡,已經開始在用電話「盯梢」了。甚至還在內閣人事徵詢期間,當時,剛被內定為新聞局長的鄭文燦尚未就任,前晚因參加尾牙在眾人力拱下多喝了幾杯,結果,第二天比蘇貞昌規定的上班時間晚到近一個小時,當時蘇貞昌就板起臉孔,冷冷地說:「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另一方面,蘇內閣對上、下班時間則似乎「沒有概念」,到了晚上七點多,還可以看到鄭文燦抱著一疊公文趕著去院本部開會,幕僚私下也說:「九點前能結束工作就要偷笑了。」

 

 

過年期間,因碰巧發生許多重大治安和公安事件,讓要求在第一時間掌握資訊的蘇貞昌相當無法忍受。亞力山大出現公安事件時,蘇貞昌雖然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卻不知傷亡情形、發生原因,也無法掌握後續處理情況。那時,蘇貞昌等了五分鐘後,忍不住立刻打電話給秘書長劉玉山要求改善,才掛完電話,蘇貞昌又補了一個電話給內政部長李逸洋,講的還是同一件事。

 

 

該罵就罵

 

蘇貞昌對閣員十分不留情面,人在外頭,就在外頭罵,人在質詢台上,就在台上罵

 

 

除了要求底下人第一時間回報,蘇貞昌更討厭回報時沒有三句話就進入重點,他會抬起頭,將眼睛瞇成兩條細細的縫,從其中射出銳利的眼光看你,免不了又是一頓痛罵。據瞭解,李逸洋在執行「清源專案」前,曾為了設計這個專案的名稱和口號,拖緩了計畫的執行,當時蘇貞昌就把李逸洋叫過去劈頭就罵:「不用管口號是什麼,我要的是數字和績效,要怎麼有績效?就從失竊率和銷贓管道兩方面去查,雙管齊下,我不信成績出不來。」

 

 

過去謝長廷擔任閣揆時,若對閣員有所不滿,通常祇會把閣員叫來叨唸幾句,不會在公開場合讓閣員難堪,但蘇貞昌對閣員卻十分不留情面,人在外頭,就在外頭罵,人在質詢台上,就在台上罵,有時還和閣員「隔空」擦出火花。

 

 

諸如最近蘇貞昌針對北、桃縣缺水事件,在媒體前怒罵水利署長陳伸賢、水公司董事長徐享昆,還嫌經濟部次長侯和雄簡報內容不足;對於金管會主委龔照勝在院會中沒有就立委質詢做出明確回答,蘇貞昌在一旁也不緩頰,反倒轉頭「訓誡」龔照勝,還對比龔照勝和李逸洋的答詢態度,要龔「多學點」;而教育部長杜正勝和詩人余光中互批,蘇貞昌看了也很不滿,還在院會上數落了杜正勝一頓。

 

 

儘管某些事情確實是閣員表現有問題,但蘇貞昌檯面上這樣不給閣員台階下的作風,已經引發一些部會閣員的不滿,有閣員抱怨:「要刮人,也不要在這麼多人面前吧!」

 

 

再如像是中油油價調漲、ETC等爭議,蘇貞昌雖不將自己擺在前線,但也盡量由副院長蔡英文、政務委員林錫耀等人「代勞」,這陣子油價成為國內焦點,令蘇貞昌不悅,什麼各有職權就擺一邊,甚至連「市場法則」也拋開,行政院不但出面滅火,把已經邁入民營化的油價主導權收回行政院決定。

 

 

上緊螺絲

 

院本部的官員,天天早上看報紙討論當天施政重點,然後,分別下達指令到各部會,部會根據上層指令再動作

 

 

因此,在蘇揆意志下,蔡英文主導的「財經小組」就要求新任經濟部長黃營杉,對於電價、水價、糖價等議題,不論市場是否已自由化,不管是否已經破壞了二十年來的「自由化」政策主軸,經濟部硬是要全部收回主導權,台電、水利署、台糖最近還接獲經濟部及國營會的公文「警告」,在行政院的「財經小組」要求下,不准就價格對外發言,行政院本部一切都一把抓,經濟部的專業都全部退位,自由化經濟方針也不談了,部長已淪為是奉命行事的科員了,也難怪,最近經濟部許多官員都自稱自己是在「經濟科」上班。

 

 

但蘇貞昌可管不了這許多,在「強幹弱枝」思維下,他「上緊螺絲」力道依然十足,也讓院內近來冒出不少「東施效顰」的「小蘇貞昌」,院本部的官員,天天早上看報紙討論當天施政重點,一開就是兩、三個小時,然後,分別下達指令到各部會,部會根據上層指令再動作。

 

 

於是,一個有趣的場景,在許多部會都發生了,每天一大早,各部會部本部擠滿了大小官員,全都在等待行政院的指令,但蘇貞昌看報紙可是很仔細的,往往「輿情」一談就兩、三個小時,部會就待命著兩、三個小時,也是拚命看報紙,揣摩院長可能會對哪些新聞關切,忙著找資料,以免待會兒接到院長的電話,不要因準備不周而又挨一頓罵。

 

 

這情境,說好聽是人人上緊發條,但卻有許多隱憂正逐漸發生,首先,並不是每個閣員和幕僚都能夠像蘇貞昌一樣,每天像是喝了十幾瓶的「蠻牛」精力無窮,就有閣員也私下抱怨,老闆每天「衝衝衝」,底下人疲於奔命,簡直忙到快虛脫。

 

 

聽候指示

 

蘇貞昌逼得愈緊,各部會愈沒有自主性,所有一切日常運作全等院本部指示再行動

 

 

要怎麼辦?精力有限,一天也不是四十八小時,最聰明的「策略」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許多部會已經學會了放下手邊的工作,等著上面指令再動作就好,於是,蘇貞昌逼得愈緊,各部會愈沒有自主性,所有一切日常運作全等院本部指示再行動,十幾萬的公務員,變成都要等著中央指令,不動不錯,少動少錯了。

 

 

一資深閣員核心幕僚指出,這是由於蘇貞昌是個「靜不下來」的人,祇要遇到事情,往往就一個電話撥給部會首長。如果部會首長可以在第一時間,回應蘇貞昌所有的問題,讓他獲得圓滿答案,就不用直接面告蘇貞昌。然而據瞭解,多數的情況是,由於部會首長通常都不會太清楚一些細節,或是對蘇貞昌的指示,一時無法提出具體的評估,這時候,蘇貞昌會直接「請」部會首長帶著相關資料,直接到行政院「報到」,大家來當面討論。

 

 

部會首長對於接到蘇貞昌的電話,總是顯得壓力緊繃,深怕一個不小心,又得跑一趟行政院,畢竟一趟路程往返,祇會讓自己原本排訂的行程延誤,而耽誤了辦公時間,但一切都無法預測,更不敢到處跑自己的行程,最好就是待在辦公室中,免得院長找不到人,或是已經離開台北市視察業務,卻又得一路狂奔趕回院長室。

 

 

不過到了政院,部會首長還是通常也沒有說話的分,因為蘇貞昌通常就直接要求各部會首長「照著辦」,連過去蘇貞昌最機伶的幕僚廖志堅,對於一項決定,「挑戰」蘇貞昌十次,通常也祇有一、兩次能改變蘇的意志,何況這些和蘇貞昌還在彼此熟悉的閣員們,怎敢逆龍鱗?

 

 

戰戰兢兢

 

官員都在等指令,好像都成了「科員」了,蘇院長則像極了「蘇科長」

 

 

內政部長李逸洋近來就因為蘇貞昌一句「拚治安、救卡奴」,隨即挪出了一支部長室電話,設置二十線自動跳號的「不當討債檢舉專線」,並召集二十名各單位同仁輪流接聽,從早到晚都有專人替民眾服務,每周七天不休假,同時,部長辦公室內原本接待外賓的沙發椅,也被一張架設申訴專線的辦公桌給取代,足可見蘇貞昌意志的驚人,讓一大批內政部的文官全部放下原本的職掌,全投入一個專案在努力,部長室因此像是民眾陳情中心。親民是夠親民了,但內政部長和一個小科員有什麼差別呢?內政部不是還有社會福利政策要研擬、或者是都市計畫與國土計畫要規畫嗎?這些問題,蘇貞昌目前沒注意到,所以,內政部各官員也不這些「非當務之急」擺在工作重點了。

 

 

即便不用跑行政院,蘇貞昌也有可能「親臨」至各部會首長面前。據瞭解,北、桃縣發生缺水,經濟部當天下午得知也回報給政院,蘇貞昌知道後,匆忙和黃營衫聯繫,但黃營衫對此事後續情況的回報卻「ㄌㄧ ㄌㄧ ㄌㄚˋ ㄌㄚˋ」,蘇貞昌趕忙叫次長侯和雄到政院做簡報,侯的簡報也十分含糊,蘇貞昌十分不耐,後來就自己撥了很多通電話,但也問不到確實的情況,於是蘇貞昌匆忙南下,親自站到第一線,也「順道」痛斥了幾個官員。

 

 

但二月二十六日,原本侯和雄與水利署官員可是把重點放在可能在五、六月間將發生的「竹科缺水」問題,對經濟部來說,一相關官員就很不滿地問:「水利署與水公司已經在處理了,也很急著處理了,但難道院長罵一罵,濁水就會清?」經濟部更在乎的是,竹科的廠商用水量極大,一旦缺水對台灣經濟的損傷可大了,所以,二十六日,侯和雄與水利署特別帶著媒體去視察寶山二水庫,除了盯進度外,也是想讓竹科業者安心:政府很重視竹科缺水問題,而且已經在處理了。但蘇揆一發怒,侯和雄等所有官員都被要求到板新水廠去挨罵,這一個視察團就在「家裡沒大人」情境下,由一些小科員領軍,變成一日遊,看看水庫風光,然後跑去採蕃茄了。

 

 

但是,蘇貞昌似乎還是沒有管這些,他一個人狂熱地幹這個、拚那個,每天被刮、被操、被盯的內閣們如履薄冰,每個部長都像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小科員,每一天戰戰兢兢地在度日,問題是,「衝過頭」的蘇貞昌,能讓這個蘇內閣「戰鬥」多久?

 

 

因為所有的部長都愈來愈小了,他們不需要規畫政策方針,也沒時間視察屬下成百上萬的各官署業務,都在等指令,都忙著跑院本部,好像都成了「科員」了,蘇院長則像極了「蘇科長」,政府又何必需要分官設職,擺上十幾萬個公務員呢?一個行政院的國家機器這麼大,卻都祇等著中央的一個人意志在運轉,在滅火,讓人不禁憂心,這樣幹,能撐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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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兩個都還健在,時代都離現在不遠,許多人都還記憶猶新的行政院長級人物的故事,行政院長蘇貞昌可以比較比較,探索思考。

 

 

身先士卒

 

除了主流媒體的聲音,地下電台的另類看法,蕭萬長也一樣重視而且從不輕忽

 

 

第一位叫做蕭萬長,和蘇貞昌在「後陳水扁時代」卡位戰中接任一樣,蕭萬長也是在「後李登輝時代」卡位戰的氛圍中,接下了行政院長。當時由於連戰因「白曉燕案」聲望重挫;宋楚瑜也因「凍省」下定決心要走上一條不知會如何發展的「自己的路」。所以蕭萬長接任之後,挾著三十六年的行政歷練,與財經圈豐沛人脈及民間高聲望,蕭萬長積極想要在閣揆位置上,創下耀眼政績成為自己更上一層樓的資本,而當時,各界對蕭萬長也頗有寄望。

 

 

當時的蕭萬長,深知閣揆這位子對他前程的重要性,和現在的蘇貞昌一樣是卯足了勁在幹。所以蕭萬長也是一切都身先士卒的,各部會不論大小事,蕭萬長很勤快,他每天一大早就廣泛閱讀報紙,和幕僚洽商,大大小小事他都有想法,辦公室裡的傳真機永遠都有他信賴的「專家學者」給意見,辦公室的電話也永遠有一些「朋友」和他反映民意。而他的辦公室主任胡富雄的辦公桌旁,更是總有擺著收音機,除了主流媒體的聲音,地下電台的另類看法,蕭萬長也一樣重視而且從不輕忽。

 

 

專業領導

 

各部長反應慢了點,出了事媒體報導後還沒處理,蕭萬長的關切馬上跟進,要部長立刻補資料

 

 

和現在「好為部長師」的蘇貞昌一模一樣,自己「準備得很充分」蕭萬長也是常把部長找到辦公室來當面「口試」,部長準備不周或還想不清楚,老蕭就面授機宜一番,頗有「專業領導」的氣勢。同樣的和蘇貞昌對閣員很嚴厲般,「微笑老蕭」起初對部屬卻一點都不會微笑的,各部長反應慢了點,出了事媒體報導後還沒處理,蕭萬長的關切馬上跟進,要部長立刻補資料,做說明,當時許多部會首長可是很怕蕭萬長不厭其煩之「叮嚀」的。

 

 

不讓蘇貞昌專美於前,當時的蕭萬長也可都是身先士卒衝在第一線,上任不滿一個月,中油出現工安事故,經濟部長王志剛還沒出面,蕭萬長就已經有所反應了,東南亞出現經濟風暴,還沒燒到台灣,蕭萬長的辦公室早就已經跳過相關單位,多次找專家學者開應變會議了。對於這麼一個勤勉肯出面的閣揆,百姓當然滿意,因此他的聲望在掌政初期居高不下,常是七成以上,在高民意滿意度的激勵下,蕭萬長對閣員愈來愈嚴厲,一度還要研考會每周都要進行好幾場民調,還會新聞局匯整所有媒體報導,以供他替各部長「打成績單」,做為內閣改組的依據。

 

 

忙著滅火

 

天天都在危機處理,結果天天都有新的危機要處理

 

 

但好景不常,不到幾個月,蕭萬長就嘗到苦頭了,因為凡事都是院長衝在第一線,媒體和民眾的口味變大了,祇要有事,都要行政院長出面,祇有行政院長處理了,才算政府重視到民瘼了。結果搞到蕭萬長變成每天要馬不停蹄到處滅火,天天被各種事件牽著鼻子走,不但行政院施政步調被拉扯,各部會也都被危機處理搞亂了所有施政優先順位,終於滅火滅到來不及了。

 

 

因此弄到老蕭自己苦不堪言,當時他和他的核心幕僚們就多次埋怨:每一天都要「滅火」,施政的步調全「亂」了,沒有了「一致性」和「規畫性」,「天天都在危機處理,結果天天都有新的危機要處理」。

 

 

其實,蕭萬長和他的僚屬們並不是不知道該幹些什麼事,也不是不知道什麼事情才是對的,但一開始就急著搶第一線,結果搶掉了所有部長應有得職權,不斷站在第一線的結果,蕭萬長內閣後來換來的是「災難內閣」之譏,高聲望的滿意度在幾次危機之後,突然崩解,直到他卸任前,都很難回到六十分。

 

 

科長格局

 

江丙坤隨身帶筆記本,喜到哪裡聽到有問題更一定記下來,回到辦公室也一定會親自交辦

 

 

另一個院長級的人物是閣揆呼聲一直很高,卻已經多次擦身而過的江丙坤。江丙坤雖然在仕途上,一直是和蕭萬長亦步亦趨,但坦白說,早期政壇從來都不看好江丙坤有朝一日會成為閣揆,總把他視為是一個盡心盡力、執行力強的專業官僚,但視野和格局都不足以成為掌政者。

 

 

早期的江丙坤一直有一個封號:「江科長」,他對經濟部內大大小小的事都嫻熟,每一個事情都親力親為,經濟部每一份交到他辦公桌上的公文,承辦官員不論大小,江丙坤都規定必須用鉛筆在公文右下方寫下姓名與電話號碼,因為祇要發現有問題,或者不周延,一定會接到江丙坤親自打來的電話,和現在個性急,每天「奪命連環Call」部長的蘇貞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和蘇貞昌一樣,以「執行力」著稱的江丙坤早期也是一個喜愛站在第一線的政務官,他隨身帶有筆記本,喜歡到第一線去找問題,到哪裡聽到有問題更一定記下來,回到辦公室也一定會親自交辦,之後,還會不斷地追蹤進度,所以,當江丙坤擔任經濟部長時,民調資料中,聲望也高常在七成以上,是繼孫運璿和趙耀東以降,經濟部聲望最高的部長之一。

 

 

儘管江丙坤有高聲望,但李登輝和連戰原本卻不願意讓江丙坤負擔起更大的政治責任,其中,除了「戒急用忍」和李登輝不同調外,江丙坤因此被冷凍了一陣,後來李、江誤會冰釋,李登輝一度還想讓江丙坤取代徐立德。但是,和蕭萬長不一樣,李登輝並沒有安排江丙坤參選,或者歷練黨務與擔任政治性的陸委會主委。據瞭解,李登輝、連戰是覺得江丙坤「格局不夠」、「就祇是科長思維」,所以,江丙坤在一九九六年內閣改組時,因此成了中華民國政府第一位不兼任政務委員的經建會主委,政治前景走到盡頭。這位「陽春主委」當時苦悶極了,多次就想要賦歸,趁還有精力時到民間企業闖蕩算了。

 

 

幡然醒悟

 

科長要有「膽」,敢去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政務官則是要有「腦」,他要想的是整體的發展

 

 

直到一位曾和孫運璿時代一起「拚經濟」的財經耆老一席話,點醒了江丙坤,這位耆老說他告訴江丙坤:「政務官和事務官不同,科長是要身先事卒,重視執行效率的。」但政務官之所以不同於「科長」,科長要有「膽」,敢去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政務官則是要有「腦」,他要想的是整體的發展,想像未來的格局,預估三年、五年以後可能要面對的挑戰,提前準備,規畫好政策,一個天天跑在外面的政務官,將會造成腦中想的都是已經發生的問題,都祇能做滅火的工作。

 

 

江丙坤於是想通了一件事,就是政府有三種類型,一種是「未來式」的政府,這種政府是有長期的眼光,雖然不能預見未來一定會發生的事情,然而祇要願意,都可以整理出未來最關鍵的變數,有心的人都可以控制好這些在舊結構冒出來的新現象,用腦理解舊結構的強度,與新現象的力道,事先規畫出種種選擇,未來演進的軌跡將可以胸有成竹,好整以遐地進行政策準備。

 

 

第二種叫做「現在式」政府,就是忙著解決當下的問題,是一個「挑戰與回應」的政府,有了挑戰馬上動員解決,忙得不可開交,但已無遐思考下一步要怎麼走。第三種則是「過去式」政府,龐大的國家機器通連管道已經失聯失序,所有的問題都是爆發了,見報了,相關決策者看了報紙才知道,而愈是看重媒體,愈是把媒體報導話題當成施政第一順位的掌政者,將使政府永遠祇能在追趕著層出不窮的問題,火氣再怎麼大,個性再怎麼急,都是在危機處理,未來的規畫已經無力處置了。

 

 

肯幹實幹

 

一個人想要掌握一切,一個人就要解決一切,祇有愈來愈焦頭爛額,愈來愈多危機要處理

 

 

想通這個道理的江丙坤,於是一改他衝在第一線的風格,他用了足足十個月的時間,除了一些視察與請益及例行公務與會議外,就是窩在他的辦公室內沉思、看資料,把所有政府的施政計畫都羅列出來,拿出一張A4紙,每一天,每一刻就是嘗試要把所有的大政邏輯地放在同一張紙上,找出所有的對應與關聯性。

 

 

經過這十個月的苦思和用功,江丙坤還真的可以用一張A4紙就可以完整描述起台灣的發展藍圖了。光有「執行力」的「江科長」也因此成了過去式,開始具有「思考力」的江丙坤的格局和思考層次已非吳下阿蒙,因此被連戰視為接替蕭萬長的閣揆人選,政黨輪替後,多次成為民間與企業界「夢幻閣揆」的候選人,陳水扁也多次嘗試找他入閣。雖然因為外在的政局,江丙坤終究祇是閣揆候選人而已,但他在企業界與一般民間的聲望,依然比已經替換過好幾回的任何閣揆還高很多,就算是現在,一談起國家的發展及對策,江丙坤依然是信手拈來,侃侃而談。

 

 

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如走馬燈般換了五任閣揆,蘇貞昌知道,所有的人民也知道,蘇貞昌要是挺不住,民進黨也將沒有人可以組閣與掌政了。面對著「最後的王牌」的冠冕,蘇貞昌當然急,急著要做出績效來;蘇貞昌也應該會怕,怕一出事,就會被政敵反撲,打倒趴在地上再也不能翻身。

 

 

但天下事從沒有「急」就可以解決的道理,帶領龐大行政機器施政,更不可能靠一個人的努力,就輕易可以創造奇蹟,因為天下事何其多,所以才要分官設職到需要十幾萬公務員。但忙著衝衝衝的蘇貞昌,一個人想要掌握一切,一個人就要解決一切,祇有愈來愈焦頭爛額,愈來愈多危機要處理,蕭萬長就是先例。

 

 

所以,蘇貞昌恐怕需要稍微喘口氣,想一想蕭萬長與江丙坤的故事,將會發現,真正能「做實事」的竅門,其實不難,而且,根本不必動不動就衝上第一線,發怒也從來不是解決問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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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言論空間,知識分子 如何發揮作用?

上大學時正逢台灣學運風起雲湧的年代,某日民進黨發動遊行抗議,台大掀起罷課風潮,教授帶我們走出教室,到廣場圍坐討論言論自由議題。關心政治但從不曾被民進黨論述說服的我,疑惑地問:國民黨固然令人不滿,但我也不同意民進黨的說法,如何認同走上街頭的人?老師回答:你當然可以左右各打五十大板,保持冷漠,但作為知識分子,對於言論自由這樣的議題,應該要有更深切的關懷。因為上街頭的多是草根民眾,但真正享受言論自由的卻是你們這群讀書人。沒有言論空間,知識分子如何發揮作用?

十多年過去了,台灣的民主之路走得跌跌撞撞,制度千瘡百孔,前途曖昧不明,政客目光如豆,嘴臉醜陋異常,再加上經濟倒退,文化鎖國,我簡直想說,令人痛心的事情多,值得驕傲的部分少。但是,如果台灣社會有一樣成就,如果台灣民眾有少數共識,那就是言論空間已比當年開放許多(雖然當權者未曾放棄掌控媒體,雖然空間的擴大並不保證品質的提升),而言論自由作為一個概念,多數人也不認為還有再爭辯的必要(所以,超女來台卻不能開口一事,輿論同聲斥為荒謬)。

言論自由或許是西方價值,但並不妨害它成為台灣經驗最成功的部分

龍應台因大陸中青報《冰點》停刊事件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首先引發一窩蜂的台灣電子媒體以「龍應台痛批馬英九」的奇特觀點解讀此文,後來更在港台報章掀起一場論戰。

眾聲喧嘩中,有人覺得龍應台不該拿西方價值來衡量中國,有人覺得民族大義比個人價值認同重要得多(如陳映真),有人覺得龍以狹隘觀點全盤否定了中國在其他方面的進步(如蔡詩萍),還有人推斷,龍應台「裝扮成正在享受基本人權的高貴模樣」(石之瑜語),其實是為了討好台獨勢力。

加入這場論戰的主角不乏台灣知識界著名的作家、學者,想問的是:如果從支持《冰點》爭取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解讀龍文,它會是一篇複雜到需要你們以此大作文章的文章嗎?

言論自由或許是西方價值,但並不妨害它成為台灣經驗最成功的部分。而如果有人恰好覺得價值認同高於國家認同,他的個人選擇應該受到尊重,更與道德扯不上關係。而即使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陳映真語),這算哪門子人格污點?

龍應台只是再次證明 她是她自己

如果把這封公開信看成龍應台以實際行動聲援大陸媒體的作為,還會不會有所謂「失之簡化」的問題?龍文本為針對特定事件而發的批評,文字再怎麼尖銳,把它詮釋為對中國大陸的全盤否定,本身就是一種誤讀。至於討好台獨之說,龍應台又不是陳水扁,討好台獨所為何來?以她在對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思如何開拓廣大市場,卻選擇公開冒犯胡主席,這才是最令人費解的非理性舉動吧。

在我看來,龍應台只是再次證明她是她自己。從《野火集》到現在,台灣走了二十年,檯面上的人物,夠藍的,成了名嘴;夠綠的,作了高官。大多數民眾也不免在藍綠之間尋找定位。而在每一個爭議中盡知識分子言責的龍應台,到今天依然不藍不綠不左不右,其意識形態實在引人好奇。

觀察久了,發現那不過是一份對公民社會與民主程序的樂觀期許。只要決策過程由民眾充分參與,教科書該怎麼寫?西九龍要怎麼建?北京的胡同該不該拆?乃至於台灣未來是統是獨?都不必預設立場。而沒有言論自由的公民社會,當然是不可想像的。因此,龍應台以行動支持大陸媒體對言論空間的爭取,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不令人意外,但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大部分人可能都沒有這種勇氣,可是,你們的朋友龍應台這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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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論張徹那些男男死命相挺的武俠功夫片的話,我看的第一部同志電影應該是讓威廉赫特成為第一個以同志角色登上奧斯卡影帝的《蜘蛛女之吻》,那時候我還在讀高一。

    當時同志電影少之又少,難得像《墨利斯的情人》挾文學與得獎之名得以上院線,多年後我才發現,在戲院看的版本竟然整整少了十分鐘,而且是關鍵的十分鐘,原來只因為兩名男主角這場戲沒把衣服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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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你,我怎樣能讓自己每個骨節之間有寬廣的空隙,充滿柔嫩的膠原蛋白,能像貓一樣,可以縱身有各種姿態?

我的生活一團糟,每天身心俱疲躺在床上,眼睛閉著,心卻醒著,好不容易睡著了,卻夢到和同事開會。雖然偶爾也有好夢,夢到自己準備去旅行,要去參加行前說明會,卻怎麼也到不了那個地方,總算到了,前面卻橫阻著一道牆,連階梯都沒有,但我知道你在裡面,你在演講,你在跟眾人敘述我們的旅程,我努力翻牆去參加你的旅行說明會,好不容易爬上牆頭,牆裡還有一道牆,我一驚,夢醒了。

醒後,疲乏極了,如爬了一夜山。

每天起床後,匆匆上班;每天回家都已過凌晨,匆匆上床。

上班上床,就是一天。

這個世界其實是電視新聞台形塑的

今晨,我睡了兩小時就被吵醒,原來我的貓溜了進來,牠先是在桌上曬太陽,發現自己在陽光下的影子,牠跟自己的影子玩起獵捕的遊戲,影子跟牠做著一模一樣的動作,牠們相互跳抓撕咬,折騰半小時,最後發現都是徒勞,牠頹然臥下,最後呼嚕睡去,而我也要起床了。

一起床,就打開電視,看那些新聞台,是我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的開始,而新聞台這家那家幾乎都是同一家的新聞,甚至可以在一樣的時段,播出一樣的新聞,打出雷同的標題,呈現相似的畫面。這家打出獨家,沒有幾分鐘,其他台都打出一樣的跑馬燈,管這獨家是不是真的,先把跑馬燈打上去,破那家的獨家,萬一錯了,反正大家一起錯,也不是只有我家獨家錯,曾參殺人,三人成虎,二十四小時新聞台全天候重播,就算錯了也是對。

這個世界其實是我們電視新聞台形塑的。

我的貓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牠常在院子裡跳向半空撲著灰蝶,在客廳裡煞有介事像追老鼠一樣的追著一坨塵網,自信滿滿,理直氣壯。

你要唯恐天下不亂,你要把音調拉高,他的遙控器才會停下來

而我,我們每天一隻眼睛追新聞,一隻眼睛盯收視率,能衝破百分之一就狂喜,多數時候都只有零點幾,像前陣子火紅的韓劇《大長今》及《浪漫滿屋》都衝破六,對我們這種二十四小時新聞台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親愛的,你知道,我當過幾個月新聞主播,壓力大到我常去廁所吐。有時,新聞不怎樣,收視率莫名其妙的高起來。有時,新聞很好,但收視率卻低得讓人血壓高。一位電視台主管常對主播耳提面命,主播主播,主播除了一張臉,賣的就是聲音,聲音不可以沒情沒緒,一副世界和平的樣子,世界和平就沒有新聞,觀眾就會睡覺,你要唯恐天下不亂,你要把音調拉高,讓人家一聽聲音就以為發生什麼恐怖攻擊,你要吸引他的耳朵,他的遙控器才會停下來。

不僅聲音要讓人驚悚,表情也要讓人驚悚。螢幕上的跑馬燈,直的橫的黃的藍的紅的,統統不夠看,火災只有現場大火還不夠,跑馬燈的標題上也要有一團會滾會動會跳的火,像哪吒的風火輪;颱風天,螢幕上二十四小時轉著一個暴風圈,連續兩星期下不來;若是什麼山難出動直昇機,標題上一定要放一架小飛機飛來飛去;政壇上兩個人相互開砲,他們兩個人中間照例要放一把火,這才能熊熊的把火氣表達得淋漓盡致。我曾聽一位主管說,下回誰和誰開砲,真的給它放一架砲上去。

看新聞和看卡通,原來是一樣的,傳播學者懂嗎?

親愛的你,當我才聽那位主管那樣說,第二天就看到一家新聞台,在呂秀蓮和陳水扁為了一句「吃人夠夠」鬧僵時,兩人出席同一場合,那家新聞台這回不是放火、不是放砲,而是在他們兩人中間放三根冰棒。

你不要笑,原來大家智慧差不多,只看誰的行動力比較強。你也不要不信邪,每次新聞台一用這些小圖案小特效,收視率就飆起來,看新聞和看卡通,原來是一樣的,傳播學者懂嗎?

年初,台灣的哈佛校友會製造了幾句名言:

--有什麼執政黨,就有什麼在野黨。

--有什麼政治人,就有什麼企業人。

傳播界還可以再加一句:

--有什麼政治卡通,就有什麼新聞卡通。

一位同事覺得自己這個新聞主播很像綜藝節目主持人,乾脆請調去跑娛樂新聞

我一位同事覺得自己這個新聞主播很像綜藝節目主持人,乾脆請調去跑娛樂新聞,每天做的事,就是把麥克風堵到藝人嘴前,她每天唯一戒慎恐懼的是,小心不要撞到他們的牙。八卦媒體的攝影記者則是蹲在地上,有些還趴在地上,照相機的鏡頭低還要更低,唯恐不能把那些底層的部分揭得更清楚,而那些女藝人,她們難道不知穿那麼短的裙子,坐下來一定會曝光嗎?她們難道不知穿黑色熱褲時,不要穿白色底褲嗎?還是,她們就是知道,所以才這樣穿,因為這樣的照片才能做得大大的。而攝影記者除了喜歡由下往上拍,也喜歡從上往下拍,鏡頭吊得高高的,拍到乳溝不夠看,拍到乳暈才叫贏。

有次,一個不是走乳溝路線的實力派歌手,幫一家運動服飾代言,她穿著細肩帶背心,一家八卦媒體一直拍不到他想要的角度,就叫那位女歌手彎腰,「再低一點,再低一點」,她剛開始還很配合,後來含著淚抖著聲音說:「你這樣,讓我很受傷。」

台灣的人是不是性壓抑過度,所以每天要靠報紙意淫?

每天影視版上的標題不是爆乳,就是激凸,還有炒飯,再不然就是討論月經不順。有一次,一個藝人出專輯,記者會內容居然是MV裡浴缸的紅水是不是她的大姨媽。我還曾在一家八卦報紙影視版上看到「升旗」兩字,編輯還唯恐讀者不懂,緊接著用括號註解:「陰莖勃起」,我像一個道學家,勃然而起,報紙掉到地上。

我一位旅居國外的朋友回來,充滿疑惑的問我:「台灣的人是不是性壓抑過度,所以每天要靠報紙意淫?還是全得了性饑渴症?」

當四個毫無才藝的大胸脯女人出來,以她們的罩杯尺寸組成一個團體站在螢光幕前,站上各大報的影視版面,我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在我吃百憂解時,這四個女人成為去年底中南部選舉場子火紅的站台明星。

一位媒體記者說,這四個女人,對台灣的娛樂業貢獻卓著,她們的胸脯讓許多人免於得憂鬱症,也讓我們的綜藝節目除了口水多了看頭。去年底三合一選舉,一位攝影記者拍完台上那四個女人後有感而發,行政院應該頒發感謝狀給她們,如果不是她們,選舉熱得起來嗎?那些候選人端出的牛肉,有她們露出的兩坨肉吸引人嗎?一位電視台主管曾狠狠的罵記者:你為什麼把那幾個女人三十秒的帶子剪成五秒?你有沒有新聞判斷?觀眾想看什麼,我們就要給他看什麼。我們是商業台,我們不是大愛台,不是好消息電視台。

親愛的,那句話怎麼說的酖酖我們是我們所吃的?什麼樣的觀眾,就有什麼樣的電視。或者,什麼樣的電視,就有什麼樣的觀眾?

那些攤子,那些人的臉,讓我看到台北另一張臉

一位媒體高層曾在酒酣耳熱之際,捶著胸部說:「媒體不是沒有良心,只是良心會到處亂跑。」

後來,這句話又有好幾種變形:

--賠錢的媒體,沒有良心(被裁員的記者說的)。

--良心,會讓媒體賠錢(在正派媒體工作的記者說的)。

我一個同仁,為了作一則消費性的調查報導,潛入便當工廠當切菜女工,連手指都磨出水泡,破了。我曾和她去那個便當工廠附近探查環境,從鬧區彎進一條小街,蜿蜒而上,是個小丘陵,路旁都是小販,菜攤上堆著乾皺的青菜,還有一條條喊價兩三百元的西裝褲;肉攤旁就是理髮攤,每人一百元,順便賣豬油,一斤十元;地上賣魚,腥臭無比,小販吹噓說多麼新鮮;便當廠就在這條路上,門口停著一輛正要送貨進去的小車,裝著一大桶一大桶泡在血水裡的豬內臟。

這個地方就在信義區,台北最高級的住宅區,離天價豪宅信義之星不到十分鐘的車程,僅僅幾公里,天和地就這樣分開了。

親愛的,紐約布魯克林區和曼哈頓遠不遠?

那天,我們新聞沒作成。但,那些攤子,那些人的臉,讓我看到台北另一張臉。

我們在電視、在報紙,集體學習如何燒炭自殺

親愛的,寒流冷雨凍得我骨頭發疼,我每天偷零碎時間給你寫信,在鍵盤上敲敲停停,有時連一句話都要分好幾次才能寫完,但,我只有在這些喃喃自語裡,知道自己仍有呼吸,我在這些零零碎碎的喘息聲裡,知道我還在,我的心仍在跳。我渴望聽到你,看到你,但是,你在哪裡?

休假時,我去租了《企鵝寶貝》 DVD,這是一部南極紀錄片,以擬人化的手法記錄皇帝企鵝的生命傳承,那些世界最大的企鵝,白腹黑背,在地球最惡劣的絕地裡生存,每年到繁殖季節,牠們自各地趕回,排成縱隊,在冰原迤邐行走,綿延數公里,像披著黑衣在白雪裡疾行的苦行僧。

其中有一段,暴風雪來襲,零下四十度,風速兩百五十公里,牠們圍成一個圓,像羅馬軍團裡的龜殼陣,前胸貼後背,相依取暖,彎腰俯首,忍受風和雪打在身上,過程慘烈,牠們不動如山,那一幕簡直是宗教畫面。雪在牠們身上結成冰,牠們腳背上還承載著蛋,若倒下來,連蛋也要死,牠們眼觀鼻,鼻觀心,硬著頭皮,硬著背脊,撐著。

撐著。

我的貓兒不需要撐著,牠全身都是柔軟的,可以有各種姿態,追一坨塵網如追一隻老鼠,一如媒體,政治新聞和影劇新聞,謊言常常是頭條,政客和演員各在不同的版面演《台灣霹靂火》,而我們的觀眾躲到韓劇裡找自己的故事和人生。

親愛的,你在哪裡?當維多利亞的新聞飆上電子報的第一名時,當我在查證她的胸部到底是32F或34F時,我想念你。親愛的,當電視新聞在播國防部「黎明基金會」卻放上香港藝人「黎明」的照片時,我想念你。親愛的,當一家四口自盡,我們在電視、在報紙,集體學習如何燒炭自殺,我想念你。親愛的,當一個十歲女童在家被姦殺,媒體用示意圖讓大家看她如何下體赤裸,歹徒如何壓覆在她身上,你聽到我在呼喊你的名嗎?

親愛的,天地之大,而我在這樣一個小島,你在哪裡?親愛的,我是如此如此想念你,你在哪裡?

親愛的,你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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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坑塌了,有人陷在無邊的黑暗裡。

「睡覺吧!這樣可以多撐兩個小時。」

「不行睡,一覺下去就醒不來了。」

這之中,只有啞巴默默地掏出口袋裡的紙筆,沙沙地不知道寫些什麼東西。當大家還在爭吵時,啞巴已經將寫好的紙條細細摺疊好,放進胸前的口袋裡。

有人問啞巴:「喂,你寫了啥?」

有人替啞巴回答:「除了遺書,還能是啥?」

最後大家終於有了共識:「他奶奶的,這個死啞巴是對的,我們必須把最後的話寫下來!」

黑暗中,大家開始寫信,寫著寫著,突然有人問:「待會兒,誰躺最前面?」為了這個問題,大家又吵了起來。

三天後,人們從凌亂交疊的屍身判斷:意外來得太快,他們連一句話都來不及留下。至於啞巴身上為什麼會有遺書,人們始終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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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

最近發生的《冰點周刊》事件,是中國新聞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若干年來,大陸當局壓制輿論,整肅媒體,已經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冰點》事件是一次大爆發,表明有良知的中國人已經不甘於逆來順受,任人宰割。由共青團中央出面宣佈《冰點周刊》停刊整頓以後,公開站出來仗義直言、據理力爭的不但有李大同、盧躍剛等《冰點周刊》的當事人,也有李銳、朱厚澤、胡績偉等十三位中共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還有一批《冰點周刊》的作者和讀者。其中,臺灣作家龍應台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發表的文章,入情入理,擲地有聲,不但獲得了中國大陸公?的高度評價,同時獲得全球多數華人的熱烈讚譽,直接促進了事態本身的轉化。大陸當局礙於輿論壓力,只好倉促決定《冰點》有條件復刊。

在這個過程中,海內外的知識界本該同出一心,共促文明。然而,我們卻讀到陳映真先生的《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批評龍應台的文章輕率,並為大陸當局封殺輿論辯護,不能不讓人大跌眼鏡。

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發展中國家發展 是一種遁詞

陳映真先生是臺灣前輩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因言獲罪,繫獄多年,按理說,對言論自由的可貴和箝制輿論的可恥應當有深刻理解。但陳先生卻對龍女士希望中國當局順應世界潮流,開放言論管制的主旨視而不見。陳文一面批判壟斷資本主義,批判西方是假民主,假自由,真野蠻;另一方面,卻維護那些無視人權的專制國家的價值觀,為那些製造大屠殺和種族清洗的政權申辯。其理論既有傳統的共產主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原教旨批判,也有後現代的薩依德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看似振振有詞,離開了人權這個現代文明的基石談主權,談文化多樣性、不同價值觀,必然要誤入歧途。

現在有一種理論,說發展中國家不能發展的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讓這些國家發展,這是一種遁詞。當今世界,凡是尊重人權,重視教育,實行民主法治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不起來的。南北韓原來基礎相似,因為選擇的制度不一樣,現在已是天淵之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和聯合國推動的反殖民化行動,世界已基本上消除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幾乎所有原殖民地國家都獲得了民族獨立。獨立後的國家,有的拿了國際援助,卻發展不起來,其原因就是自己觀念落後,制度失調,內部不同族群矛盾不能化解,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以色列資源匱乏,卻在沙漠中獲得發展:許多產油國除了有錢,一無所能,公民社會建立不起來,婦女不能享受教育,不能享受政治權利。而同樣的世界經濟秩序,為什?東亞一些國家發展的很好,而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還不如殖民統治時期。近鄰緬甸就是一個典型。所以把自己不能發展的原因完全歸結為國際資本,不能成立。陳先生在當代國際政治問題上,用新舊左派觀點一味反美、反西方,失去了客觀尺度,按自己的情感需求來編排歷史和現代問題,但為中國當局打壓公民言論權辯護時,卻引用亨廷頓的理論,理證中國在人均GTP1000美元左右時,當局應採取高壓。這種邏輯,令人吃驚。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不論批判西方主流政治時多?尖銳,一旦涉及中國壓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無不持批評態度。像陳先生這樣公然認同當局高壓政策,實在少見。

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

陳先生強調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並不錯。龍應台也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不能回避的事實是,強力集團利用權力致富,形成的新的兩極分化。這正是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結果。媒體不能批評社會強勢集團,正是權力不受公民監督的表現。況且,如果不是毛澤東等領導人瞎指揮,使鉅額資金付之東流,中國的經濟早該起飛。何況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原始積累,中國農民付出了外界難以想像的巨大代價。連已故中國領導人葉劍英一九七九年國慶講話都承認比起中國人民付出的,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夠的。原因何在?就是社會完全失去言論表達的空間,當政者無須面對社會輿論,承擔的最低的道義責任。

陳先生可能在臺灣感受不強烈,在大陸的過來人都知道,沒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的民意的表達,就不會有文革路線的徹底破?,就不會有大量平反冤假錯案,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時的這些政治上的大舉措,都是以民意為基礎的。所以民意正常表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幸事。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沒有政治表決權,選舉權,再沒言論權,社會生活將會陷於怎樣的狀態。對讀過歐威爾《1984》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當政者順從了民意,懲治腐敗,把國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軌道,中國的社會矛盾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複雜尖銳。更何況自古中國人就有「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以言」的訓誡。

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 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

陳先生認為中青報《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新京報》等媒體,其言論傾向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更是令人錯愕!即使馬克思本人,也從來沒有否認過自由價值的可貴。難道自由只屬於資產階級,其他人都不要自由嗎?我看真真不要人民自由的是專制主義、獨裁主義。事實上,當今中國是既沒有社會主義的公平,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直接導致中國的市場經濟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陸新聞狀況多少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能夠關注農民工人等群體,並努力為之代言的,不是官方直接掌控的《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正是被陳先生視為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新京報》以及過去的《南方周末》等媒體。正是這些報刊,報道了當局故意隱瞞的個案,為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代言,才引起了當局的打壓報復。他們密切關注中國的維權問題、生態問題、愛滋病人的困境、農民子女的教育、學術界的腐敗、百姓看病致貧、上訪者的苦難, NGO的艱辛。大陸的工人、農民把這些報紙當作自己的代言人,陳先生卻說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以善意理解,也只能說他對中國大陸的情況太隔膜了。

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 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

至於袁偉時教授的文章,在當代中國絕非無的放矢。感情是感情,史實是史實,不能因為感情而改變史實,這是中國史學最應繼承的優良傳統。在對待傳教士的問題上,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有偏見的。最近,北京大學武際可教授的新著《近代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就講了明清以來不少傳教士在中國真誠傳播近代科學的故事。所以,對於傳教士不能以偏蓋全。傳教活動是一種文化交流。為什?達摩來中國傳佛教禪宗成為美談,玄藏去印度取經、鑒真去日本傳教,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亮點,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傳播近代科學、傳達外部世界的知識、幫助中國修曆法、辦學校,就是侵略?傳教士中真誠幫助中國人的為數不少。如上海傳教士步惠廉在抗日戰爭中重返中國上海幫助中國人,南京的貝拉修女在日軍大屠殺時,保護了數萬中國婦女免遭姦淫。

在今天,世界走向一個新的全球共同體的地球村時代,全面正確地認識歷史,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

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 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

何謂文明,何謂野蠻,本來不難判斷。但近些年來,有人用文明、文化的多樣性,故意把文明與野蠻之區別混淆了。所以,保護文化多樣性不能沒有底線。決不能以文化的多樣性,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基本原則。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運動,也是一種文化觀念,我們今天可以接受嗎?那些有違當代人類的公認價值觀的的宗教和思潮,那種非我即敵的不寬容的理念應該與時俱進,而不是以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口號下,讓普世價值去適應他們。至於歷史上,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用野蠻手段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這是全人類都應該反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各種立法,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準則。從根本上說,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國內政治矛盾可以找到和平的方法解決,在國際上也不可能衝擊現行世界文明進程。同樣,一個尊重人權的宗教和政黨在國內外社會生活中,也不可能對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造成困難。當今世界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包括許多國家的國內問題都與人權狀況有著直接關係。人權是否落實是檢驗一個國家文明還是野蠻的試金石。

在中國大陸,落實人權和憲法賦於的公民權是社會和諧轉型的根本之道。決不是陳先生說的一千美元左右就應該一味專制。印度現人均不足一千美元,國內民族宗教之多令人目眩,可從英國人走後,近六十年來,一直實行政治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並沒有成為大亂之國。事實上,拉美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有的早已越過人均一千美元,有的不足人均一千美元,但社會矛盾仍然尖銳,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專制政體下積累的矛盾。民主憲政才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而言論權和公民的其他權利正是社會公平和公正的起碼條件。不知陳先生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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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是自日本名導黑澤明以來最熱門的亞洲人

從《臥虎藏龍》到《斷背山》,Ang Lee這個名字成為好萊塢電影王國的新寵,也是一個異數,在奧斯卡漫長的七十八年歷史中,還沒有一位亞洲人,甚至外籍電影專業人士能如此受到重視。從去年十月以來,《斷背山》有如一股狂流席捲國際大小影展,特別是在相當自傲及保守的美國影壇,《斷背山》勢如破竹連獲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舊金山、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及導演獎項,接著屬於好萊塢最專業的組織如製片人協會、編劇協會、演員工會、導演協會也都不見外的連續頒獎給李安及《斷背山》,這也難怪喬治克隆尼在演員工會SAG的頒獎典禮上,相當酸溜溜的以髒話調侃李安,史帝芬史匹柏也報怨電影公司給李安較多的宣傳機會。事實上也是如此,李安可能是自日本國際名導黑澤明以來媒體最熱門的亞洲人。

當李安在六十三屆金球獎贏得最佳導演獎,從克林伊斯威特手中拿到獎盃的片刻,他的表情顯得有點激動,脫口說出:「我真不敢想像我會從這位大人物手中接到這個獎項,我的天呀!」想想看,克林伊斯威特從影五十多年,擔任導演的就有二十九部影片,也不過在奧斯卡拿過兩次最佳影片及最佳導演獎,其中一次是去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登峰造擊》(Million Dollar Baby),還有一次也是經典西部片一九九二年的《殺無赦》(Unforgiven)。對李安來說,他在美國影壇的經歷可說是新手上路,但是也表現了美國電影工業是多少年輕人尋找電影夢的起步之處!每年好萊塢製作上千部各類型的影片,多少電影從業人員在為全世界提供影像的視覺娛樂,而能搭上奧斯卡列車更是電影人夢寐以求的想望,據美國影藝學院統計,今年報名參加奧斯卡各獎項提名的共有三一一部影片,想想看要從三一一部影片中脫穎而出,入圍只有五個名額的不同獎項,是何等的困難,而能贏得最佳項目又是難上加難,於是我們可以在頒獎典禮上看到高潮迭起,人人有希望但又人人沒信心的精采畫面,這也是奧斯卡頒獎典禮相當吸引全球電視觀眾的重要原因。

奧斯卡評審制度的安全性及保密性滴水不漏

奧斯卡的評審制度是相當特殊而公平的,它不像金馬獎或歐洲三大影展的評審團制度,可能少數幾位評審委員就可改變部分得獎的結果,奧斯卡評審委員是由美國影藝學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所屬各專業學會會員直接參與投票,目前演藝學院共有十四個專業組織,包括演員、導演、藝術指導、攝影、音樂、剪輯、製片、編劇、音效、行政、公關、視覺效果、短片及動畫等專業組織,每個會員在自己所屬專業項目選出最佳入圍影片及編導演或技術人員。今年參與投票的會員共有五七九八人,其中評審人數最多的獎項是演員項目,共有一二六○人參與投票,可見競爭之激烈。奧斯卡投票期限自美西時間二月八日到二月二十八日截止,參與評審之會員可選擇在家觀賞入圍影片的DVD或持票券到住家附近的戲院觀賞,演藝學院在二十八日收到所有投票名單後,便密封交由會計公司作電腦統計作業,直到頒獎典禮前一小時才由保全人員送到頒獎現場,其安全性及保密性滴水不漏,這也是奧斯卡相當自傲之處。

不只如此,連奧斯卡小金人,這五十座由二十四克拉純金打造,重8又1/2磅、高13又1/2吋的獎座,二月分在紐約時代廣場展覽結束後,將由聯美航空專機運到好萊塢展覽,直到頒獎典禮前夕才由專人運到典禮現場,這些精緻細密的前置作業,都是為了打造一個完美而無任何缺失的頒獎典禮,讓全球五十餘個國家同步觀賞美國電影文化的驕傲。從一九二八年第一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到去年第七十七屆,美國影藝學院一共頒發了二五七八座小金人,讓小金人幾乎成為一座座象徵美國電影的最高榮譽,也是美國電影工業傲視全球的表徵。

今年入圍奧斯卡的各類型影片相當具話題性

但是似乎也有許多文化及知識菁英對好萊塢電影文化持保留態度,也對商業走向及大美國意識形態的文化侵略有所微詞,其實每年片產達千部的美國電影也在宣傳世界各地的地域文化,例如《藝伎回憶錄》,雖然在金球獎中章子怡未能如願獲獎,但該片卻得到奧斯卡六項提名,這部影片由名導勞伯馬歇爾執導,三位傑出華語女演員鞏利、楊紫瓊、章子怡合力演出,大師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及馬友友參與配樂,讓該片在世界各地引起相當大的迴響。

當今年金球獎將最佳外語片頒給巴勒斯坦影片《天堂此時》(Paradise Now),顯示好萊塢似乎還保有一些人道批判性;當美伊戰爭讓布希總統聲望大跌之時,也只有美國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自資拍攝反戰紀錄片《華氏911》,讓全世界反戰人士一吐心中之塊壘。

於是,當每年奧斯卡宣布入圍影片片單時,也表現出美國主流電影文化對國際事務,以及對國內政治、社會的觀點。特別是二○○五年,也就是第七十八屆奧斯卡的五部最佳影片入圍電影,代表了何種不同於以往的意義呢?據美國各大媒體的影評人表示,今年入圍奧斯卡的各類型影片是多年來水準較高而相當具話題性(topic film)的一年。

《慕尼黑》反省一九七二年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一場政治屠殺事件

最近幾年美國處於後美伊戰爭時代,美國民眾開始關懷世界及國內事務,也對政治人物的錯誤決策及人格污點感到失望。史帝芬史匹柏說:我們必須停止關心商業票房上的數字,因為作為電影人,我們必須對這個世界及人道主義有更多的貢獻。不錯,史匹柏選擇了《慕尼黑》(Munich)的題材,就是反省及批判發生在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一場政治屠殺事件,該次事件中有十一位以色列運動員被巴勒斯坦游擊隊殺手在大會宿舍槍殺,引起國際高度重視,並使得以巴關係瀕臨戰爭邊緣。為了忠實於歷史,史匹柏在九個中東及歐洲國家拍攝外景,重建電影場景,是一部具爆炸性話題的電影。

《柯波帝:冷血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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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這並不意味,這兩篇文章,不值得讀。

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辭語犀利,出手簡明俐落,繼續擅長引發話題,當然是篇好文章。

陳映真跟龍應台「商榷」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同樣延續他的「陳氏風格」,一貫的綿密辯證,長篇敘述;不嫌繁瑣的剖析資本主義民主腐敗歷史,在文采吸引力指數上,不免遜色。

陳映真吃虧的是,龍應台的觀點,能巧妙獲得來自東西方自由主義者,以及反中國,或反中共陣營的聯合掌聲。亦即,龍應台的發聲,占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擁有「政治正確性」優勢。反之,陳映真的觀點,雖可獲得華人世界造成《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書籍風行的部分支持,然而,畢竟因為「全球性左翼的退潮」,以及中國共產政權的「政治不正確性」,而難以獲致等價於龍應台得到的喝采。

在我看,無論贊同龍應台或陳映真,都不過是「再複製一場論戰熱」,於「中國問題」的思索,未必有意義。我的「有意義」是指,不再重複過往「理念之爭」,不再陷入「以個案推論全體」的粗糙論證,而是找出認識問題的新角度,然後定位「動態的中國」,提供新的改變它的方法。

藝術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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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說,現在的高雄市就像一名少女,還很年輕,有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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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很好玩,但不好看,」這是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對台北市所下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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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星際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在亞洲找尋設立動畫工作室的地點。許多城市向他提出誘人的條件,包括政府行政效率高、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成本低廉等,希望吸引這位電影大師的青睞。然而,盧卡斯卻選擇一般人不認為有創造力的城市——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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