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5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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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一九一四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中國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縐紋裡,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十九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裡。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冷血」的張愛玲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裡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裡滿是蠕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後的「歡喜」: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霜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霜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霜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銳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彷彿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裡,全部都埋伏了。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裡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潛

 

1930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裡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

 

儀禮堂後面,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豔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著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著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後,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空閒,便沿梅舍後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一九三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裡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凌叔華、卞之琳、林徽音、蕭乾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裡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揉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三十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說,是港大的四年(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不吃「敵人麵粉」的陳寅恪

 

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麵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但憲兵往屋裡搬,

 

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在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一的六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歷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裡的「文藝復興人」:一九二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一九一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讀書。一九一四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一九一八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後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

 

 

一九二五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一九四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在四一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飢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裡寫成。

 

 

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宣傳共產」的蕭伯納

 

在一九三三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七十七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蕭氏說,在大學裡,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

 

這時候,或許有人會說,龍應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個英國殖民地,對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熟悉。

 

 

但是我還有另一個發現。我發現在一九三三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七十七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一般坊間的紀錄說,蕭伯納不願意正式演講,只是與學生閒聊,閒聊中,蕭氏說,在大學裡,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酖酖「我們聽到、學到的東西,許多是不正確的,要引我們入歧途的。在學校必須學,不學畢不了業,但要會忘記,要將學到的東西忘記。」

 

 

可是,我又發現,

 

 

這時,我才將蕭伯納港大之行和魯迅的文章連了起來。魯迅因為蕭氏的港大演說而讚頌蕭伯納「偉大」:

 

 

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蕭伯納是一九二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作品、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的介入,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思潮,是英語世界裡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又瞭解多少呢?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來港大之後,做了種種發現,但是最大的發現還在於:人們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經包容過、孕育過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孫中山算是港大畢業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樂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測孫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廣為人知,還是一個政治的尺度在衡量價值。大政治家,人們記得;大文學家,大歷史家,大思想家,沒人知道。沒人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們太不在乎人文的價值?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菁英,譬如律

 

 

可是,就以政治、律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酖酖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沉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瞭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一九五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懼共而有心推動的「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只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他的診斷多麼精確。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今天的演講,看見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都全程在場,看見校友們對港大的前途如此關切,我分外覺得感動。當外面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兩個建議

 

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歷史做一次澈底的研究調查,讓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歷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著皮箱」到達校園的十九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壤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面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而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裡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像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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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葬禮愈搞愈大,人愈聚愈多,其實是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他們有過的「最好的時光」。這是一場完結篇,大家都擠上舞台,重溫演技,自怨自艾。夏成了唯一的反派,一個偉大藝人之死的替罪羔羊

 

 

有天我接到王偉忠電話,他說夏要回來,問我可否安排他公司兩人去下機處接她。他說不是要躲記者,只是要夏下機時不要單一人,有個照應。

 

 

我忙沒幫成,王偉忠只好用最笨的方法,派兩個人飛到日本去接她回來。結果還是發生「你們是不是爹生娘養的?」風波。

 

 

其間我給了王偉忠信,信如下:「我認為夏沒錯。你們演藝界致祭可,但無功,棄母棄家,通姦鬱悶而死,有如柯林頓為陸文斯基自殺,希拉成了勵志向上的典範,不荒謬?媒體大報,更可笑,也可見人民水準低,有票房也。」

 

 

茱麗葉因為沒有殉情,就被罵成了「佛地魔

 

從電視上看,在機楊、在記者會,我不喜歡夏的樣子。但我喜不喜歡,不重要,我只管她戲演得好不好。問題是喜歡她,一個六十歲的男人找一個十六歲的女人,或許惺惺相惜,怎麼說成好像都是倪多委屈呢?家家有本難念經,倪提什麼「她(倪妻)主內,妳主外」,也像「兩岸中」一樣,各自表述罷了。

 

 

就算夏壞,也是自找的,有人說:「上得山多必遇虎。」

 

 

何況夏哪裡壞?最後打了三個鐘頭的電話給她,她累極睡著了,醒來見二十多通來電,再打去已無回應了。夏一直哭:「我為什麼要睡那午睡?」眾演員也陪著哭臉,我看了有點難過,但更好笑。妳不能永遠不睡,今天哄住了哪保他明天不去尋死?

 

 

天也有憂鬱症,醫生告訴他對憂鬱症的人不要講「懷疑的話,表面的話,敷衍的話,去死的話。」但很多人不知道對方患了憂鬱症,難免會有怨言,或累極躲開,何能怪旁邊的人。

 

 

最介意的,不管是愛還是恨,還是夏。這本來是個「偉大」的愛情故事,從羅密歐到羅丹好像都有這種情節,只是現在茱麗葉睡著了,羅密歐就自殺了。而茱麗葉竟因為沒有殉情,態度不老實,抗拒從嚴,就被罵成了「佛地魔」。

 

 

還有指責夏是第三者,破壞人家家庭。這種大義凜然在今天這種劈腿臉不紅的社會中,真令人笑掉大牙,好像去指責一個國民黨員沒有每天看《三民主義》一樣荒謬。

 

 

在倪夏事件上,台灣顯示了一種集體恐慌鬱的現象。這表現在對夏的厭惡和對倪敏然的哀思美化上。夏綜合了「大陸妹、二奶、江青」,還會唱平劇,簡直是個集中國形象大成的「白毛女」。她代表了中國鴨霸、傷害台灣人感情,不像台灣女人溫文婉約、愛家愛台,有事則暗傷飲泣,答應主內。大陸女人是從不掉淚、蠻橫嗆辣、沒有教養。

 

 

還有某娃去夏家送「台灣女人」光碟。

 

 

如果真可以這樣分,那我要娶、要狎玩,我找台灣女人,乖嘛;但我要做人,要我女兒做人,那要做大陸女人。這才是男女平等的普價值。

 

 

倪敏然成了梵谷,野祭巷哭,舉國同哀

 

本來應該女人同情夏,男人怕之,但在台灣似乎倒過來了。

 

 

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君玫那篇〈一個女巫的誕生與馴化〉,文極好,澈底批判了這種偽善。她說:「我看到了一個女人,在失去了一個在情緒上病態地依靠她的男人之後,如何一點一點被剝削、被追殺、被逼迫,一直到她的精神完全破產,至死方休。我們的社會,成功地把一個『女人』妖魔化,把她塑造出一個『女巫』,然後,更精采的是,還能成功地把她重新化成一個『女人』。

 

 

倪敏然呢?成了梵谷。愛國愛家,才華洋溢。一生為人提供歡樂,鞠躬盡瘁死了,野祭巷哭舉國同哀。他的家人都堅強活下去,兒子要做空軍,繼承遺志。余天說得最動人:「吊死他的那根繩子,把藝人們都緊緊的綁在一起。藝人們要更團結。」各大黨派政客也都來插花。早已被人遺忘的「饅頭包子」也回來了,許多家庭都團圓了,全國都團結了。

 

 

團結要怎樣呢?提高票價嗎?難道如《星際大戰》,有個黑色帝國在分化我們友愛的演藝大家庭?倪之死是憂鬱症,不是演藝界沒通過反分裂法。

 

 

單是個演員工會,還分兩個。死了,大家聚在一起,但原來使他們分開的原因還在,也不可能消失。

 

 

一個機制,不能靠死聚在一起,要靠生,要找出生路。

 

 

無獨有偶,台灣黑道也說要借蚊哥」的葬禮來團結。對付白道嗎?黑道的和解從來不能持久,否則《教父》哪會一直拍不完?

 

 

藝人們談團結,就像選美會小姐說要「世界和平」一樣,都是廢話。

 

 

中國近代史有名的場景,是毛澤東文革時在「九全大會」的講話。他說:「這次的大會,一定要開得好。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

 

 

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

 

有人說,那些為死痛哭自責的藝人,為什麼不在潦倒求援的時候拉他一把?這有點過,倪並沒那麼潦倒。懷的「蝴蝶效應」應不是有意設計的,它有更深的社會因素。即台灣整個演藝圈,早已把繩子吊在自己脖子上。這種藝人,都是從威權時代走過來的,還讀過軍校。他們原來是中國藝人,後來要改稱台灣藝人、本土藝人。國語不吃香了,老演員沒戲演,要不然到美國移民、到大陸住住,要不然在泛藍的場子裡盪盪,但台語本土的舞台也沒搭起來,也是空的。談起連續劇,大家談的都是大陸劇、韓劇,什麼《劉羅鍋》《大宅門》《大長今》,台灣連以前《晶晶》《保鑣》這種爛劇都沒有了,只剩插科打諢,政治模仿反諷劇。這些劇不是不好,但它只是社會新聞的反諷,就像每天的新聞一樣,看過就忘,水過無痕,沒有什麼藝術可以留下來。此所以倪敏然的《大宅,門都沒有》反是比較認真可看的,這也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這又有曲高和寡的問題。打開台灣電視,都是政治吵鬧、社會八卦,電影都是外國的。人一天的時間有限,可以撥出來看台灣本土表演藝術的時間實在不多。沒有市場,老演員沒飯吃,新演員也出不來了。大家都沒通告。

 

 

社會民主了,以前吊在藝術脖子上的繩子說是拿開了,政府把繩子在影藝界腰上,想拉拔,但往往拉到虛的,拉力也沒方向。以前對的現在是錯的,現在對的是什麼又不知道。在一個極端分歧的社會,藝術不知要談什麼了。坎城影展中,對台灣電影有深刻瞭解的威尼斯影展主席就說:「你們還是些老導演,侯孝賢、楊德昌怎麼不見新人呢?」台灣的電影,包括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拍的都是吸毒、雜交、頹廢、虛無,年輕人都是行屍走肉的刻板印象。台灣真是那麼絕望嗎?頂上天邊的一朵雲真是那麼陰暗嗎?電影已經走入谷底,還要這樣走火入魔,還是沒有票房,真令人痛心。

 

 

反是紀錄片《無米樂》、《太平輪》、《南方澳海洋記事》還有看頭。它或許不是娛樂,但它看了至少使你有所得,會感動。

 

 

所以,的葬禮愈搞愈大,人愈聚愈多,其實是一個沒落的行業在懷念他們失去的那一代,他們有過的「最好的時光」。這是一場完結篇,大家都擠上舞台,重溫演技,自怨自艾。夏成了唯一的反派,一個偉大藝人之死的替罪羔羊。人人在這個布娃娃上插針,插得她滿臉豆花。許多人義憤填膺的說要求真相,其實是沉溺在假相裡。最後逼夏拿出了真相,結果只是更難堪,大家石頭也丟不下去,累了。

 

 

的葬禮,成了影劇界退除役官兵輔導會開的同學會。

 

 

倪之死,弄得那麼誇張失控,是這個社會共同的責任

 

這裡面比較冷靜的是製作人李典勇、王偉忠。老演員張帝的話也較公允。其他都是沒看劇本的即興演出。

 

 

大家都怪媒體瘋了,媒體也有苦衷。媒體的主管也不是出身檳榔攤,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或也討厭八卦,對追逐這種新聞感到不齒,但一停追,收視率就下降。什麼人玩什麼鳥,形成了贏者通吃的現象。編輯台上想,今天新聞哪條最熱門,就派主力部隊打。電視看報紙,報紙也看電視如何跟進,反覆衝殺,全民也帶動唱。就像《恐怖蠟像館》,盯上、謀殺、陳列,最後要禿鷹啃屍殆盡才完。誰也不敢退場,大家同景同節,轉來轉去都是一樣。誰想逃出這個大宅?門都沒有。如何打破這種循環?獨責媒體,高唱自律沒有用,要從整個制度來做設計,還要配合人的素質的提升。

 

 

所以,倪之死會弄得那麼誇張失控,是這個社會共同的責任。藝人在演戲,媒體和觀眾在大聲叫好。夏倒算無辜,他們反是最震驚的一方。兩個人愛得要死,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倪敏然寫過一篇文章,說他是「倪克阿」,可做他的讖語:「每一個人將修飾過的真相,渲染過的假象,全都造成一個理想的形象,經過金噴漆,上油打蠟,再隆重公諸於世,結果此人果然流芳百世。

 

 

藝人,真真假假的提供或者招供出了自己,萬一不幸有朝一日沒把真相和假象之間平衡好,就大大破壞了形象。

 

 

倪克阿說,藝人不死,只是雕琢。有人只在雕琢假面具。

 

 

倪克阿之死就是台灣的「歌聲魅影」,劇場裡的「佛地魔」都戴個面具,說盡了「懷疑、表面、敷衍、去死」的話,卻都是空話,沒什麼值得回憶的台詞。

 

 

倒楣的是那棵蓮霧樹,它是倪敏然最後牽掛,卻遭陪斬,陪葬的還有那一萬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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